论汶川地震报道的经验与启示[5篇材料]

第一篇：论汶川地震报道的经验与启示

“5.12”汶川大地震,以其震级之高,破坏性之大将会在中华民族灾难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然而在地震发生后,灾区群众的消极情绪很快便得以缓解,并迅速转化为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积极行动,这其中新闻媒体可谓功不可殁!事实证明,这次我国新闻媒体的震灾报道获得了巨大成功。正如李长春同志所指出,“汶川大地震以来,新闻单位和广大新闻工作者坚决贯彻中央决策,统一部署,迅速行动,及时、准确、权威、生动、丰富地宣传报道抗震救灾斗争,唱响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主旋律,掌握了社会舆论的主导权,积极影响了国际舆论,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1]汶川地震报道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报道及时、信息透明、事实准确是制胜法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新闻媒体果断快速地做出反应,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真实准确地报道新闻,从而成功地把握了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迅速地组织起了举国上下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强大舆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局面。因此可以说,“报道及时、信息透明、事实准确”是这次震灾报道的制胜法宝。5月12日14:45,即在大地震发生17分钟后,在当时对震中、震级和损失情况尚不知晓和把握的情况下,新华网便开始滚动发布震灾消息。紧接着,各大网站也在第一时间转发此条新闻。新华社播发的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比法新社早6分钟,比美联社早8分钟。第一张地震图片也由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后迅速发出。而地处灾区的成都广播交通台在14:55就已进入直播状态。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32分钟后即15时,在新闻频道口播第一条新闻;15:02插播“突发事件”片头,并播报了汶川地震的消息;15时20分, 打破原有节目安排,推出汶川地震直播;22时,新闻频道和第一套综合频道并机直播“抗震救灾”特别节目,滚动播出抗震救灾有关消息和工作进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时起在“中国之声”中推出特别节目《汶川紧急救援》,反映和报道灾情与救灾工作。地震发生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派出多路记者,排除各种困难进入灾区,发回第一手信息。最多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派往前线的记者超过150名;新华社超过100名记者,而在一周时间内,记者们播发的稿件达4600多条。而四川当地的媒体更是倾所有之力投入震灾报道,及时、充分、全面、准确地反映和报道灾情。这次我国新闻媒体能够对如此巨大的地震灾害迅速做出反应,并且抢在第一时间及时公开震情信息,准确提供震灾情况,充分报道事实真相。比照1976年的唐山地震报道,当时新闻媒体只报救灾而不报灾情的做法,此次汶川地震无论是在报道理念,还是在新闻实践上应当说都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170

新闻与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总第208期这次汶川地震由于震级高,危害大,波及面广,一开始灾区民众的焦虑与消极情绪明显,所以当时的舆论环境十分复杂。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引导,社会舆论就可能转向消极方面,各种负面的东西就会迅速传播蔓延。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我们的新闻媒体不封锁消息,不回避灾难,不推卸责任,而是在第一时间对灾情作出如实反映,并不断跟进作深入报道。媒体及时发布最新信息,提供最新的死亡人数、失踪人数等情况,报道最新的援救行动。这些多渠道、全方位、透明、准确的的信息传播和新闻报道,使得群众在较短时间内对地震情况有了总体了解,从而止住了可能蔓延的谣言。特别是灾区的群众通过媒体能够及时了解灾情信息,充分把握灾区情况,因而稳定了情绪。同时,也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新闻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的作用并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这就为新闻媒体实施有效的舆论引导奠定了基础。有人说,这次汶川地震,“真实跑在了谣言的前面”,媒体成了群众消除恐慌的“定心丸”。这些比喻不但形象,而且准确。也正因为报道的及时、信息的透明和事实的准确,新闻媒体牢牢地把握住了舆论先机,赢得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同时,也有助于政府借助舆论的支持,迅速、有效地控制灾区局面,顺利地实施抗震救灾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震灾报道中,以往善于借机炒作的一些西方媒体难得显得很平静。究其原因,同我国新闻媒体及时、充分的报道有着密切关系。正是由于我们报道的及时与充分,信息的公开与透明,灾情信息与灾区真相完全公之于世,使得某些西方媒体失去了寻觅“缝隙”的机会和进行炒作的由头。而为了及时报道震灾情况,许多境外媒体不得不大量采用我国媒体的报道。据统计,在5月12日～16日的短短三天时间内,共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中央电视台有关节目信号。文字报道则大量采用新华社的新闻稿件。这不但有助于震灾信息传播的准确与规范,而且也有助于震灾报道议题的集中和统一,从而也提升了我国媒体报道的影响力。事实证明,新闻报道,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一定要“先声夺人”,要靠“先发制人”来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这不但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而且是舆论引导的普遍规律。

二、报道客观、评论公正、感情真挚是取信前提这次汶川地震,新闻媒体力求做到报道客观,评论公正,而且媒体和记者与灾区群众心灵相通,感情相系,这是新闻媒体取信于民进而获得报道成功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客观”,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一种有效手段。新闻报道只有做到客观,才更加真实可信,才更具说服力量。

“内容客观”,是指新闻报道的事实应当是现实发生和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测和任意想象的,更不是无中生有和凭空捏造的。这次震灾报道,我国媒体通过大量真实、客观的报道,向人们展现和揭示了灾区发生的那一桩桩、一件件事情的真实情景———倒塌的房屋,垮溃的堤坝,塌陷的道路,以及在废墟下等待救援的幸存者,奋不顾身救人的解放军官兵和普通群

众......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不但感受灾害,认识灾害,并最终战胜灾害。新闻报道要做到“客观”,首先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和报道新闻,特别是要用一种平常心正确看待和处理负面新闻。以往面对灾害性事件,一些媒体的报道总要想办法回避其中的消极因素,以增强舆论引导的效果。事实上,消极因素并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有时回避反而会因为它的客观存在而引起更多的非议,甚至可能会激化矛盾,导致一些群众出现非理性行为,从而不利于帮助群众理智、客观地看待存在的问题。这次震灾报道,新闻媒体在做好正面报道的同时,也适时地报道了一些负面信息。像《那些倒塌的校舍:水泥空心预制板功过》、《四川灾区破获一批趁灾抢劫盗窃案件》、《中学教师地震时率先跑出称绝不会先牺牲自我》等等。这些报道所反映的问题都是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的、负面的事情,虽然不是主流却是客观存在的,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的事情。及时地反映和揭露这些问题,不但不会影响整个抗震救灾工作,反而能使群众感到新闻媒体是敢于正视矛盾,敢于揭露问题的,从而增强对媒体的信任度,也更有利于引导社会舆论。在这次震灾报道中,新闻媒体非常注意对地震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和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公正的评论,在感性与理性的把握上可谓恰到好处。新闻媒体在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味地报道和渲染悲情和泪水,也没有过多地说教该如何面对天灾,而是抓住群众关注的问题进行细致的思想疏导和心理抚慰。无数群众被媒体亲切得体的报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和评论所感动,自觉自愿地投入到抗震救灾的行列之中。这次突如其来的、破坏性极大的地震带给灾区人民的肉体痛苦和心灵创伤是巨大的,震灾现场的场面惨不忍睹,遇难者需要掩埋、受伤者需要治疗、幸存者需要安抚,整个灾区在痛苦中呻吟。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需要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需要他们密切关注灾区群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状况,把党和政府、全社会以及全国人民的关爱及时地传达给灾区群众;需要他们用自己的爱心去抚慰灾民,去激励群众。而也正是新闻工作者在笔下、镜头里和实际行动中所表达出来的真挚感情,打动了灾区群众和全国亿万民众的心,唤起了全民族的真情大爱。在灾难报道中,新闻媒体要通过自己的报道和记者的言行,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人的崇高与尊严;要唤醒人类的良知与道德;要彰显人性善良的共性。这次震灾报道,我们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这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涌现出许多感人的典型事迹。在震灾报道中,看着那些埋在瓦砾之下等待救援的群众,看着那些顽强地与死神抗争的一个个生命,我们的记者哭了,主持人哭了;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令人感动!许多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播报和主持节目时眼圈发红,声音哽咽,这在中国电

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在全国哀悼日当天的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康辉的那段慷慨激昂的话语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公元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为了数万个在瞬间集体陨灭的生命,华夏山河呜咽,神州大地悲泣,悲伤的泪水,汇流成河。这无尽的悲怆,这一声声汽笛,这长鸣的警报,是我们对所有逝去同胞不舍的呼唤,是我们对所有遇难亲人不忍的告别,是整个民族无限的痛楚和创伤,更是共和国对汶川特大地震所有遇难者最后的庄严敬礼!”地处灾区的四川卫视在震灾报道中成为一面旗帜,其电视节目被海内外许多媒体选用,收视率不断攀升。特别是《四川新闻》主持人宁远更是成了闻名的新闻人物。通过他主持的节目,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新闻工作者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浓浓真情。她在播报节目的过程中,真正将自己“融入”其中,倾注全部身心去传播新闻,去评述事件,其真实情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情,始终与灾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四川电视台得到了群众的真心爱戴。观众用“向四川台致敬,我爱你们”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客观的报道,公正的评论,真挚的情感,换来的是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这是汶川地震报道的又一成功之道。

三、政府支持、制度保障、社会配合是成功基石这次汶川地震报道的成功,首先有赖于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抗震救灾的正确决策有力领导。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迅即作出抗震救灾的决策和部署,以温家宝总理为总指挥的指挥部随即成立并立即在灾区一线投入工作,对整个抗震救灾过程进行全面部署和有效领导,提出了包括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在内的一系列工作要求。温总理在事件发生后两个小时便飞赴灾区,亲临指挥,他那挺拔的身影、坚定的语气和真挚的爱心不但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而且形成了强有力的一线领导,这对于新闻媒体紧跟中央部署,有效引导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灾区所在地的各级政府,在这次地震灾害中对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都给与了全力支持,尽可能地为新闻媒体提供现有条件下能够提供的各种采访报道条件,保障新闻媒体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报道任务。从及时、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向媒体提供准确信息,到为媒体提供进入灾区采访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人员配合、生活保障等条件,中央和各级政府,特别是灾区所在地的政府可以说都做到了尽心尽力。联系到在以往的一些突发事件中,一些政府部门与单位以种种借口和“理由”封锁消息,阻挠采访,甚至砸毁采访器材,对记者施以暴力等做法,可以说这次汶川地震报道,新闻媒体在自然环境最艰险、最恶劣、最困难的条件下却获得了相对最宽松、最充足、最自由的采访条件。有人说,过去是一些政府部门千方百计阻挠记者采访,而这次是政府部门主动要求和配合记者采访,这是新闻媒体难得遇到的情况。另外,制度保障也是这次地震报道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近年来党和政府通过的一系列法令法规和规章条例,对加强和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做出了明确规定。如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8年5月1日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这些法令法规和规章条例都为各级政府处理突发172事件和实行信息公开提供了法律蓝本和制度要求。这些法令法规和规章条例中的一些涉及媒体采访报道的内容,为新闻媒体搞好震灾报道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例如在地震前11天,即5月1日刚刚开始正式生效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明确规定,要重点公开“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以及“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同时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2]这个条例去年便已获得通过并公开颁布,政府、民众和媒体都进入了正式实施前的准备阶段,特别是在年初的抗击冰雪灾害中,政府和民众都有了一次实际的体验和感受,所以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后,有这一条例的规制,各级政府对媒体报道都给以了积极的配合与支持地震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第一时间发布灾情信息,此后,国务院新闻办和四川省政府新闻办每天都举行新闻发布会或情况介绍会,通报最新灾情。民政部、国家地震局、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卫生部等十余个相关中央部委办的负责人及有关专家相继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通报情况,发布信息,中组部、四川省的负责人也走进了新闻发布厅。一些重大新闻与信息,像震灾中的伤亡人数、损失数额等都统一发布,而且及时提供精确到个位的准确数字,这就为媒体对灾情信息进行真实、客观、充分、全面的报道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类权威信息,通过媒体及时、准确的发布,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知情需要,消解了群众的恐慌情绪,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认可与好评,从而为我国新闻媒体地震报道赢得了好的声誉和影响。总之,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政府实行的新闻开放政策,为地震报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这次汶川地震报道的成功,还得益于全社会的积极配合,这使得新闻媒体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后盾,从而能够顺利地完成报道任务。汶川地震的震波震动了大半个亚洲,灾情牵动着全国亿万群众的心,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下至基层普通群众,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灾情,牵挂着受灾的群众,瞬时间全社会就展开了一场动人心魄的抗震救灾斗争。十多万解放军、武警、公安、消防官兵排除各种困难奋力挺进灾区,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各省区市医疗救护队伍急速赶往灾区,全力救治伤员;各地组织的抢险救援队伍带着物资、设备支援灾区抢修受损设施;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及社会各界组织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民众自发组织的志愿者队伍活跃在抗震救灾的现场。“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援助灾区群众”,成了全国民众的共同心声和行动指向。在这样一种全社会服务灾区的强大舆论氛围和行动热潮中,媒体和记者作为灾情信息的提供者、灾民心声的反映者、灾区情况的报道者自然得到了社会与公众的关注和支持记者们在灾区采访,时时都会感受到这种来自社会的关注和支持。送记者进灾区采访而拒绝收费的出租车司机;不顾个人安危为记者采访带路的灾区群众;自愿为记者提供新闻报道服务的志愿者,等等。全社会的广泛支持给新闻媒体创造了难得的工作氛围和采访条件,使得震灾报道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总之,这次汶川地震报道的成功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全社会和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同时也离不开全国新闻媒体自身的顽强奋斗和通力合作。可以说,全国各级、各类媒体(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也无论是机关报刊、台,还是都市类媒体和新兴媒体)的顽强奋斗和通力合作,也是这场抗震救灾报道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虽然这次震灾报道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教训,但总体看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可以作为我国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一个历史性的成功范例。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这次抗震救灾报道的经验,并将其作为一种财富,这对于我国新闻媒体今后深化改革,进一步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特别是做好突发事件和灾害性事件的报 道,提升新闻宣传水平和舆论引导能力将是一种有益的镜鉴。

第二篇：5.12汶川地震灾害启示

“5.12”汶川地震灾害启示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与样子地块交界的龙门山地区。本世纪以来，龙门山地区中小地震非常活跃，是西部地区中小地震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大多数以4级以下的地震为主，6级以上的强地震比较少。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前，该地区共记载到4.7级以上地震27次；5级~6.5级地震5次。没有7级以上地震记载，其中，映秀-北川段也没有6级以上地震记载。

中国位于欧亚板块内部，中国的西部地区受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影响，而中国的东部地区受太平洋板块插入与推挤的影响，因而强地震活动频繁，地震灾害严重。

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巨大能量是在一个巨大破裂面上释放的。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破裂首先在汶川县映秀镇附近地下15km左右深处开始，并主要以3.1km的平均速度向北东方向扩展，经过100s左右的时间，破裂终止于山西省宁强县的龙神庙附近。破裂长度达330km，地震震级为8级。震源的破裂过程可明显的分为相互连贯的若干个破裂事件，各子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停顿，每个子事件相当于一个7级多的事件。映秀镇到汉旺镇之间的子事件震级最大，约7.6级左右；而青川附近的子事件震级较小，约7.2级左右。总体震级机制为逆冲兼右旋走滑，南部以逆冲为主，北部以走滑为主。

“5.12”特大的证发生后，截止到6月20日，在地震破裂附近共发生2级以上余震约1.2万次，4级以上地震220个，折合能量约7.6639*1021焦耳，相当于一个6.8级地震。余震区面积17840km，余震带长度约330km，平均宽度52km。涉及13个县，余震分布长度与震源机制反演得到的破裂长度大致相当，表明余震主要发生在主震得破裂面上。根据地震精定位的结果，余震震源深度主要在20km以内。

综合震源机制反演，地表断裂调查和余震定位结果，“5.12”特大地震的震源体可以形象得表示为一个长330km，宽52km，深20km的巨大长方体。南段为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北端为陕西省宁强县龙神庙镇。其中南段为“粉碎性骨折”，且破裂出露地表，北端破裂隐于地表之下。

对于8级特大地震，作为破裂初始点的震中位置和震源深度不具有灾害，地震构造意义。

地震灾害取决于地震破坏左右的强烈程度和构造物的抗震能力。“5.12”汶川特大地震是该地区罕见的地震事件地震破坏作用十分强烈。

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本次地震死亡人数的90%以上，位于地震烈度IX度以上的狭长区域内。大致位于龙门山中央断裂和前山断裂附近的狭长条带内，以龙门山前山断裂附近为甚。而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龙门山前山断裂和中央断裂的一些乡镇，这些小镇位于极震区，地面运动强烈。小镇多位于河漫滩等不利场地，且房屋建筑多采用预制板结构，抗震性能不好。这种结构一旦垮塌，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同时，小镇人口密集，往往达到数千人到数万人。这些小镇主要包括：映秀，漩口，虹口，红白。小鱼洞，汉旺等。

震区的县城除了北川外，破坏程度一般相对较好。处理受灾严重的汶川，北川，绵竹，青川，茂县，安县，平武，都江堰，澎湖重灾县外，本次地震还波及数省，其中陇南和陕西地区遭受了较大的损失，陇南半高山区的农民破坏非常严重。同时，坍塌，滑坡和泥石流成灾也是这次地震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汶川地震所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分布区，涉及到3个省的84个县市，面积达84万km。次生地质灾害除了引起耕地，林地破坏外，还会直接伤人，摧毁建筑物，桥梁，通讯与电力塔，掩埋公里。据不完全统计，致人死亡超过30人的崩塌，滑坡就有17个，北川县约有5000人死于坍塌与滑坡。目前失踪人数仍有18000人，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死亡，且死于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非常大，滑坡还造成了数量众多的堰塞湖，对河流下游造成巨大威胁，处理堰塞湖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5.12汶川特大地震在高烈度区造成巨大灾害的机理可以归纳为：地震引起超摄防水准的强烈地震地面振动，未加设防的巨大地震地表为错和未加设方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城市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抗震性能较差的建筑物，小城镇房屋建设能力差且建筑物垮塌易造成人员伤亡，农村房屋抗震性能极差。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交通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主要震害包括:桥梁，涵洞破坏和路基破坏，由于严重的坍塌，滑坡，泥石流，地震烈度IX以上地区的各类公路遭到了摧毁，总里程达到数千公里，许多公路几乎全部被滑坡掩埋。交通系统的损失达到百亿元，由于交通系统破坏量大，面广，加上龙门地区山区交通本身连通性不好，震后大部分地区交通中断。震后应急救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的制约。5.12汶川特大地震造成了1万多座水库不同程度的震损，其中以岷江流域的水利工程遭受的破坏最大。紫坪铺水库和沙排水库是大型水库，均位于地震强度IX以上区域，但地震只造成坝体的轻微破坏，地震后没有发生垮坝。水利工程地震灾害包括：坝体震害，发电厂房震害，引水和泄水工程和其他附属设施震害。

“5.12”汶川特大地震造成了1400万房间损毁，大约近9万人失踪和死亡，30多万人受伤，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悲痛，给国家造成巨大创伤。为提高国家防震减灾能力，提高国家地震安全水平，应该吸取这次地震血的教训。

防震减灾管理有待加强，抗震设防标准有待明确，防震减灾意识有待提高，防震减灾基础有待打牢。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们如何珍爱生命，有效应对类似的自然灾害？善于紧急避险才能保障生命，危急时刻保持生命求援线通畅，公共建筑物的抗震设防标准有待提高，个人也应当有一定的应急储备，保险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城市应该有相应的紧急避难所。

通过此次大地震，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的抗震技术并不比别人差多少，甚至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各自先进的抗震防震技术都有应用。对于大多数建筑物而言，严格按照有关规范去实施，就能达到一定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目的。重要的是我们抗震防灾政策需要做些调整，需要制定出保护人民群众财产的措施，需要对学校类建筑物提高认识及抗震等级，需要鼓励一部分城市的一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做适当提高抗震标准的房子。哪怕是强制要求高价房提高这方面的标准，也会利于关键时刻减少受灾的人群。

题目：“5.12”汶川地震灾害启示 专业：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2班 学号：2014040364 姓名：胡光棋

第三篇：地方媒体汶川地震报道思考

地方媒体汶川地震报道思考

摘要：报纸流派是指办报思想与办报风格的不同类型。北京、上海、广州作为国内报业最为集中的三大城市，这三地的报纸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色。本文尝试对京、沪、穗三地报纸在汶川地震这一突发重大事件后所发表的评论做具体分析，从评论主题与评论表达两个方面入手，展现三地报纸不同的地域特色。

关键词：评论、地域特色、汶川地震

重大新闻事件向来是新闻评论聚焦的对象，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报纸风格迥异，历来有京派、海派、粤派之分。对于汶川地震这一重大事件，其评论也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笔者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抽取党报、都市报各一家，对其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内发表的评论做一番扫描，分析三地报纸评论地域特色。

一、三地报纸总体评论风格比较

北京地区选取的党报是人民日报，都市报是北京青年报。出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身为首都新闻宣传的需要，北京地区报纸评论注重权威性和思想性，非常关注舆论导向，主要特点为稳重大气，政治性强。5月13日，人民日报在《人民时评》栏目第一时间发表评论《灾难中凝聚沉着的力量》，标题庄严肃穆，及时传递“汶川和各地的震情以及党和政府沉着应对”这一讯息，告诉全国人民“我们信息共享，我们相互温暖，我们无所畏惧”，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接下来几日刊登的评论员文章《紧急行动起来》、《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打通生命之路 伤亡减到最低》等等，是号召也是指示，向全国人民传递中央的声音。北京青年报是典型的京派报纸，虽为都市报但是同样积极传达导向性的声音，如5月13日刊登的《齐心协力 共度难关》，5月31日刊登的《多管齐下确保廉洁救灾》等。

上海地区选取的党报是文汇报，都市报是新民晚报。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对于政治就不像北京地区那么敏感。上海地区报纸的评论更多传递的是一种对灾区的人文关怀和脉脉温情，表达希望为灾区做点什么的强烈愿望。文汇报和新民晚报都是创刊七十周年以上的老牌报纸，深深扎根于吴侬软语环绕的上海，这种温情的特色也就表现地特别明显。文汇报6月12日刊登的《对口支援是责任更是考验》，6月16日刊登的《让守望相助在对口支援中升华》，新民晚报5月21日刊登的《让电波送上心灵的慰藉》，5月22日刊登的《拭干眼泪、集聚伟力》等都集中体现了这些特点。

广州地区选取的党报是广州日报，都市报是南方都市报。广州的报纸向来以透明度、开放度高而著称。广州地区的报纸评论敢说，会说，高度关注抗震救灾进程，论题关于人权，关乎民生，关乎一切公共政策。如广州日报5月26日刊发的《削减办公经费做法应全国推行》，5月27日刊发的《“核销呆账”不如

核定“个人破产”》，南方都市报5月22日刊发的《“地震湖”溃决的历史警示》，5月30日刊发的《赈灾物资供求秩序有待强化》等，都是对抗震救灾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积极关注。其实就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而言，二者党报与都市报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这也是在广州这个开放的城市所特有的现象。

二、三地报纸评论主题比较

论题是一篇评论最为关键的部分。下面就从三地报纸选择评论主题的侧重点来分析其地域特色。

1、京派报纸：着眼大局

京派报纸的评论主题特点表现为一个“大”字，关注大局势、大背景、大动向的评论占了大多数。

5月13日到5月31日，人民日报共刊发人民时评、评论员文章等有关汶川地震的评论45篇，平均每天刊登这一主题评论1.6篇。这样的评论数量（相比于人民日报较少的版面）远在上海、广州两地报纸之上。在这45篇评论中，像《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坚决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这样从大角度号召、指示型的评论有26篇，占到了57%。它们大多以祈使句为题，庄重大气，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告诉读者我们当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形势是怎样的，下一步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其中一篇《奥林匹克精神与我们同在》更是三地报纸中唯一一篇将抗震救灾与奥运会联系起来作为主题的评论，体现了其宏观的思维。人民日报的评论主题大多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因为它关注的是思想性的、导向性的议题，正确的方向只有一个，错误的方向却有很多。如何引导人民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偏离，这是它的主要任务所在。

北京青年报在5月14日至23日推出了十篇汶川地震系列评论，篇幅、版面位置相似，都以黑框框出。这十篇系列评论均从大处着眼，主题为人性、生命、公民成长等大主题。有些论述的是当前的状态，如《开放的中国赢得世界的尊敬》、《人的生命是总理和人民共同的焦点》；有些论述的是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如《攻坚时刻更需要耐心的坚持》。这些评论同样都将导向性放在了第一位。

2、海派报纸：救灾第一

救灾、支援„„这些是海派报纸地震主题评论中的关键词，政治背景被隐去了许多，他们的主题更多的是人文关怀与情感共鸣。与京派报纸的“刚性”的政治主题相比，海派报纸的主题“柔情”了许多。

文汇报的《文汇时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从5月15日到6月17日共刊登了17篇文汇时评，其中以人性为主题的6篇，救灾支援为主题的5篇，民族精神为主题的4篇，以上三个主题占到了94%的比例。只从关键词上看，这些主题京派报纸也有，但是当人民日报说的是《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时，文汇报说的是

《人性光芒照亮了我们彼此》，主题的温情特点由此可见。

新民晚报的评论主题同样具有海派温情的特点，但是更注重细节、从小处出发，比如《识别死难者身份体现生命尊严》、《想起了那句差点被改掉的国歌歌词》等。其中“为灾区做点什么”这样的主题尤其多，甚至在5月16日直接刊登了《我们还能为汶川做些什么》。还有部分评论刊登在《我们怎样当公民》专栏中，讨论抗震救灾中的公民意识。由此可以看出，海派报纸评论主题更多是从“我们”出发，而非京派报纸的“大局”出发。

3、粤派报纸：积极进谏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的言论一向比较自由，广州的报纸也向来以辛辣敢言而著称。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粤派报纸担任了“观察员”的角色，把进程中的现象、事件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评论议题。广州地区报纸敏锐注视机制的运行、政策的落实，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更注重评论的实际意义。这成为了粤派报纸这一时期评论主题的一大特色。

南方都市报向来重视言论，有专门的言论板块，它的社论板块真正实现了一个报纸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立场、思考和表达，极富前瞻性和预见性。比如针对捐款提出《善款不打水漂需要保障机制》，针对灾后的其他灾害提出《“地震湖”决堤的历史警示》，对灾区重建提出《以司法救济重建灾区秩序和规则》，《赈灾物资供求秩序有待重建》，甚至有些主题具体到《地震废墟旁复课合适吗？》。这些都是随着抗震救灾进程一步步提出的。

广州日报也有大量的以意见和建议为主题的评论，很多主题视角独特，关注到了其他媒体没有留心的领域，如《削减办公经费的做法应向全国推行》、《勿让赈灾“另类言辞”成八卦》、《“核销呆账”不如核定“个人破产”》、《地震博物馆还是缓建为宜》、《异地安置受灾群众就业也是一种救灾》等等。

4、具体案例

以“心理救灾”这一主题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三地报纸评论主题的差异。人民日报在5月16日刊发了《呼唤“心理救灾”》，第一个将心理救灾这一事件提上了议程，然后在6月6日倡导《心理援助还需社会参与》，号召全社会参与到心理援助中来。5月27日新民晚报刊登了《心理救援切不可再带来心理伤害》，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心理救灾加以评论。南方都市报则在5月27日发表《调查震区校舍质量也是积极心理干预》，提出了心理救灾的一个创新思路。

又如“善款”这一主题。人民日报5月29日发表《阳光赈灾，善款善用》，5月31日发表《管好用好救灾款物》，从大局上加以论述对善款该如何使用。南方都市报5月22日刊发的《善款不打水漂需要保障机制》则明确对善款使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新民晚报上，我们看不到对善款使用的讨论，只有《低调的爱更可贵》、《捐款：2元不少 20万不多》、《从一位上海市民捐房救灾说

起》等评论都是倡导对灾区积极捐款捐物的。

三、三地报纸评论表达比较

除评论主题外，三地报纸评论的行文方式也突出地体现京派、海派、粤派报纸的地域特色。下面同样以“心理救灾”这一主题的评论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1、京派报纸：论证严谨、严肃厚重

京派报纸讲究论证的层次，着力追求深刻、大气，但也因此显得非常四平八稳，创新性不强。如人民日报评论《心理救援还需社会参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了心理危机干预医疗总队深入灾区这一情况，提出心理救援是这次抗震救灾的亮点；第二层次论述心理救援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将个体心理危机的心理援助，转向更宏观社会层面的参与；第三层次，应对灾后社会心理危机的治本之举的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援助已在多方位稳步推进。基本按照“背景介绍——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总结问题”的格局一步步论述。在这篇评论中，除了第一段“卫生部发言人近日介绍，一支由30多名心理专家，近200名心理干预治疗师组成的心理危机干预医疗总队已深入到灾区一线，对灾区群众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治疗”是叙述之外，剩下通篇都是论证，完全没有描述性语句。同时，京派报纸在用词方面非常讲究，从不使用任何花哨的字眼，用官方的语句营造严肃厚重的氛围。如本篇中的“它（社会心理危机）既为原生灾害，如果处置不当，又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理应被纳入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范围。”用词准确，言简意赅，这样的用语在京派报纸中非常常见。

2、海派报纸：文字细腻、富于感情

海派报纸的评论不似京派报纸一般一开始就从高处展望，而是从小处着手，对某一点展开仔细的评述，文字细腻感人。如《心理救援切不可再带来心理伤害》这一篇评论，只从“某些心理辅导过程中缺乏耐心和爱心”出发，用大段的篇幅记述了几次给灾民再次带来伤害的“心理辅导”，有许多形象的描写，如“（心理援助队）只将问卷收齐，就匆匆离开”、“看着手表不停催促”、“她当即将这页纸撕下，满足地夹到自己本子里，扔下伤心的小男孩匆匆离开”等等。与京派报纸一贯严肃的脸孔相比，海派报纸常在评论中富含评论者的情感，比如本篇评论把对所谓“救援队”的强烈不满和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非常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还有些所谓的心理辅导专家，缺乏爱心和耐心。他们总是出现在媒体关注得最多的幸存者周围。”——很犀利，很直接，一语道破。

“他们不是悄悄地走进灾民们的帐篷，弯下腰、蹲下来，握一握在苦痛中煎熬者的双手，而是举着救援队旗，从一个灾民安置点赶赴另一个安置点。”——强烈的对比反映强烈的不满。

“信任才能给这些因灾难而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同事和朋友的人们以

归属感和安全感，而归属感恰恰是那些在灾难的阴影中艰难跋涉的人们迫切需要的。不要用冰冷的话语，去刺激夜夜做恶梦的孩子，不要总试图让他们回忆起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的惊惧，请用手握住他们的手，用心感受他们曾经的慌张、恐惧、哀伤，他们需要宣泄，更需我们用真诚的心牵引他们走出灾难。”——几乎是可以用以配乐诗朗诵的语句，融理于情，令人动容。

3、粤派报纸：直抵内核、观点新颖粤派报纸评论“从不平地起楼，总是因事而发，却让人如上层楼，直抵新闻内核，厘清新闻意义，感受新闻温度。”① 粤派报纸评论常见的论述方式是层层递进，由表及里，读来异常解渴。《调查震区校舍质量也是积极心理干预》开篇就是对震区中小学整体倒塌事件的介绍。粤派报纸评论中的叙事，不同于京派报纸的抽象概括与海派报纸的感性描述，表现出了简洁明快但又内容丰富的特点，短短两段的内容囊括了倒塌事件本身、遇难学生家长观点、德阳市政府举措、绵阳市政府态度、民众态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紧接着文章犀利地提出“把灾难的后遗症仅仅视为个体化的心理修复和矫正，则将严重低估灾难对社会的冲击。”在集体心理危机问题上，“没有什么比政府更有效的全民心理医生。”在接下来的层次中进一步提出“政府要当好这个心理医生，远非易事”，列举了方方面面的困难，最后亮出观点：“灾后的心理干预，由此见出不仅仅是个体救治的过程，还是一个集体救治的社会过程。除了媒体宣传爱心和感动，民众也确实需要各级政府改善行政，以合宜的方式当好全体国民的心理医生。”一层层剥开剖析，深入新闻事件的核心，而将调查校舍质量与心理干预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更是其他两地媒体不曾提到的。

粤派报纸是走向大众化的报纸，逐步走下话语“神坛”，它的评论新鲜、灵活、富有活力，没有政论的生硬话语，但有政论的严肃，没有散文的形象话语，但不失散文的灵动。

京、沪、穗三地报纸评论地域特点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自然、人种遗传方面的原因。但是评论的地域特色只是从大范围考量的一个概念，本文概括的所谓京派庄重、海派细腻、粤派创新的特色也只是相对而言，并不能一一套用在每一家报纸和每一篇评论上。比如每一地的党报和都市报因为定位不同，评论的风格也会有差异，也不排除一向以敢言著称的粤派报纸在哀悼日当天发表一篇深情寄托哀思的社论。实际上每家报纸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风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报纸评论的地域特色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文化的积淀，它溶于报纸的血脉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沈兴耕：《论中国报纸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身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王武录：《导向与贴近的统一，对上与对下的统一——试谈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的特点》，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3]米博华：《厚重的风格 朴素的美感——今日谈、人民论坛获奖感言》，新闻战线，2001年第11期。

[4]倪文尖：《论“海派”话语及其对于上海的理解》，华东示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5]刘静怡：《人民日报五大系列评论解析》，青年记者，2003年第2期。

[6]张天蔚：《“大量时代的参照”——北京青年报“今日社评”的运作体会》，新闻实践，2002年第10期。

[7]赵凯、陆柳：《党报舆论监督的创新——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栏目分析》，新闻战线，2007年第10期。

[8]钱勤发：《新闻时评的另一种形式——新民晚报“新民随笔”评析》，新闻记者，2007年第12期。

[9]马少华：《时评的历史与规范》，新闻大学，2002年秋。

[10]赫牧寰：《地方报纸新闻评论的视角选择》，传媒观察，2007年第8期。

[11]庄森：《时代的热言——论南方都市报的新闻评论》，广东技术示范学院院报，2007年第11期。

[12]孙姝：《“京派”、“海派”的源流探悉》，湖北经济学院院报，2008年1月

第四篇：汶川地震与社会工作

三 汶川地震与社会工作

工作的起步和发展2008年汶川“5·12”地震之后，因为我有幸参与灾后重建的工作，得到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的邀请参加了一个关于社会工作与灾害介入的研讨会，其间与社工前辈Lena Dominelli有过深入的交流。当她听到我们在四川灾区的工作时，觉得非常感动并称赞我们的工作富有创意。她一直坚信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工作，只有文化特定（culture specific）的社会工作。反观我们这三载走过的路，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特定脉络下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吗？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映秀社工站在过去三年 里，摸索出一些在现有的局限空间里社会工作可以有所作为的经验。灾后三年，我们与灾区民众同行，总结出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步骤、所承担的功能和角 色，本文既为总结，也为更进一步的探索打好基础。

（一）扎根社区，仔细聆听

2008年四川“5·12”地震的突然降临，让社会工作专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如何应对灾害几乎不在社工的考虑范围。作为一支专业的社工队伍，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灾区，是因着当时对口援建——广州援建映秀的时机，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在映秀的长期作战。

映秀镇，这个昔日汶川重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通往九寨沟、卧龙等旅游点的必经之地，地震前素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大门之称。全镇面积 11512平方公里，人口12万余，辖7个行政村，31个村民小组，汉、藏、羌、回等兄弟民族交错居住。地震后，繁荣景象不再，12万多人的映秀镇 只剩下3000多人，整个映秀镇几乎家家丧亲，户户悲痛，家家户户面临着家庭的破碎和邻里的离散。对映秀更大的打击来自那些死亡者的年龄和身份：因为校舍 是倒塌破坏最迅速、最严重的建筑物，所以整个映秀镇的学龄儿童几乎全部在此地震中丧生。映秀的一所包含小学、中学编制的学校，全校473名学生中有322 人遇难，46名教师中有26人丧生，在教师宿舍中的大部分家属也都离开了人间。这对全镇人的心理重创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全镇居民面临家园被毁、生计全无 的局面。这也是我们这支社工团队进入映秀时必须面对的。面对这样的沉重局面，在本土经验发展中尚属年轻的社工，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在问自己，当地政 府和民众也在问我们。中国社会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要为自己重新定位，无法完全依赖于国外、港台的经验，谁也无法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在实际的处境 中和工作中建立起自己专业的角色和定位。

记得一位社工界的老前辈曾经说过，“社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团队凭借着过去十年在云南做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知道我们无论做什 么，第一步都必须走进人群中，用我们的行动告诉大家也告诉自己，社工是什么，可以做什么。只有扎根社区，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民众的状况，我们的行动才能回应 他们的需求。所以来到映秀镇后，我们首先去做的就是想尽办法了解社区，建立关系。当我们有机会拿到一份学校统计的遇难学生家庭名单时，我们就通过这份名单 主动进行家访，深入了解遇难学生的家庭背景、受灾状况、受助情况、社会交往状况等，及时掌握家长们的情绪反应和精神状态，通过家访评估和小组讨论，我们确 定了7户丧亲家庭作为广州社工站的服务对象。与此同时，我们主动走进板房学校，与幸存的老师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链接复课资源等），做一

些力 所能及的工作（统计报表等）。当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后，老师们主动上门与我们倾谈，通过仔细聆听和有效地回应，老师们得到了有力的心理支持。

我们不断走村串寨，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与当地民众逐步建立了信任关系，他们开始说：“广州社工是来帮助我们的。”与服务对象接触的初始阶 段，我们主要从拉家常开始，自然而然地进入丧亲的话题，开展心理支持。一般以2~3天的间隔作为一个访谈周期，当我们与服务对象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后，他们 一般都会主动向我们倾诉心里话，由此开启了心灵对话的窗口。

（二）理论视角的选取

要扎根社区，准备长期作战，需要一种理论的视角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当时团队内部也有许多争论，因为社会工作本身就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它们之间有 很大的差异性。在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取向：医疗取向和社会发展取向，这其实也代表了中国大陆现今社会工作的两大阵营。灾后社区的实际状况却告诉我们，医 疗取向的社会工作行不通。

王增勇（2001b）对主流社会工作将“灾民”问题个人化和心理治疗化模式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他在反思台湾的救灾经验时就写道：从社会工作的观 点，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心理复健观点是不足的，因为灾后生活重建的问题是个人、小区、社会结构等层面交互而形成的，绝非单一个人层面的问题，因此只在个人层 次进行介入不足以解决问题。例如，许多灾民的自杀倾向是房屋贷款、生活需求与工作难寻等多重因素构成的强大经济压力所造成的，单独对灾民进行心理调适，而 不在就业市场上进行政策倡导，是无法有效解决灾民经济问题的。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价值以弱势关怀为依归，个案工作、小区工作、政策倡导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主 要工作方法。在介入9·21灾后心理复健工作中，社工专业的社会关怀取向驱使社工专业在政策上放弃个案式的介入，而以结构性问题导向的小区工作为主。这并 不是说，社工专业在灾后不从事个案工作，而是社工专业意识到只从个案工作切入在政治上将导致案主问题去政治化的危险性。事实上，透过生活重建中心普及化的 设立，生活重建中心的社工员已经站在所有生活重建政策（包括“卫生署”的心理复健、自杀防治、长期照护个案管理）的基层执行位置。过度强调个人心理调适反 而造成弱势案主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被“个人化”与“去政治化”。例如，9·21地震后助人专业最常提及的灾民病症是个人所发生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 Syndromes，简称PTSD），所强调的都是个人症状，所提出的解决方法都是个人心理调适。这种个人取向的政策假设也反映在生活重建政策上，将“灾 民”依照个人生命财产损失程度，定义为全、半倒户，而忽略了因地震失去社会支持系统、工作机会的弱势族群。从进入灾区开始，我们看到的事实也印证了王增勇 的看法。我们发现，传统的个案式心理咨询的介入方法并不适合灾区，甚至可能给灾区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我们看到一个个的心理咨询队进入灾区，带来一沓沓的 问卷，对灾区的民众进行心理测试，让民众以为这些专家会为他们带来帮助。可是，一遍一遍问卷的填写，一个个伤心故事的述说，灾民却仅仅是案例而已，他们的 需求得不到回应，故事讲完之后专家没有了下文，灾民得不到真正的帮助。专家把灾区变成试验品后也一一离开，于是灾区传来一句经典的口号：“防灾、防火、防 心理咨询”。

我们选取了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而其中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和资产建立(assets building)的实务理论正是我们坚持采用的。当前，西方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转向是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建设。社区发展实

践非常强调资产和能力建设的方法（Kretzman ＆ Mcknight, 1993）。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社会福利学院的研究认为，资产建立（assets building）是以“增强为本”的实务模式为基础，旨在发现及重新肯定个人能力、天赋、智慧、求生技能及志向,以及社区的共同财产和资源。西北大学资 产建立社区学院的研究也认为，与资产及能力建设相吻合的是尝试探求资源及培养社区不同的关系（Kretzman ＆ Mcknight，1993）。而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社会发展中心的Michael Sherraden教授的资产建设研究团队也将资产建设作为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口的发展策略，以协助这些群体发展累积资产和积蓄的机制并树立生活的信心（Sherraden,1991；Guo et al, 2008）。斯诺认为，社区资产包括本地居民的技艺，地区居民组织的权力，公营、私营、非营利机构的资源及当地的物资和经济条件。资产建立模式的核心前设 是每个人都具有能力、潜质和天赋等，关键是要发掘并抓住这些资源，开列出社区及个人能力清单（capacity inventory）（Snow, 2001）。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背后是一种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其反对将服务对象问题化，认为问题的标签对服务对象具有蚕食效应，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就改变了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 对他们的看法。长远来看，这些变化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没有自信心）（Saleebey，2004）。相反，优势视角强调社区发展应该重视 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Saleebey明确提出，“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飞跃。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意味着：作为社工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 控制。”Saleebey也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发挥案主的优势方面做得还不够：“优势视角的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案主、他们的 环境和他们的现状，不再只是专注于问题，而是把眼光投向可能性。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改变的种子。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动员案主 的力量（禀赋、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Saleebey，2004）。

优势视角的基本假设是社区和它的周围环境可能隐藏着某种内在的资源，社会工作者应该认真欣赏和发掘社区的内部资源、资产和能力。社区资源的发掘 是依赖于信任、关怀和负责任的关系的建立，所以，社会工作者要注意构筑或重塑自己与居民以及正式的居民组织之间的关系。同时，以优势和资产为本的取向可以 激发案主和社会工作者的乐观情绪、希望和动机（Saleebey，2004）。因此，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 慧、知识等）；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那些为面包、工作和住房而抗争的人是具有抗逆力和资源的，即便在痛苦之中，他们也期望取得成就）；我们要与案主合作，最好地服务于案主，注意到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Saleebey，2004）。

在灾难发生后的社区里，我们深感优势视角的重要性，因为它把我们的目光从破坏、悲伤、失望、缺乏等负面的状况转向了希望。有盼望，我们就能忍 耐；有忍耐，我们就能陪伴被灾难重创的社区，有韧力地走下去。在灾区我们随处可以拍到很悲惨的画面，也可以记录下十分感人的场景，就如张和清所说：“这完 全视看问题的角度而定。”（张和清等，2008：1~9）如果我们以缺乏视角看映秀，看到的一定是天崩地裂、江河破碎、一穷二白、没有希望，而优势视角给 予我们的却是希望。我们无法忘记在震后第一时间就开始挖地、种菜、喂猪开展生产自救的农民；更忘不了村民们不等不靠，在自家废墟上搭建简易棚屋的场景；那 些丧亲的映秀母亲，化悲痛为力量，将自己的哀思通过刺绣儿童画释放出来„„我们之所以要扮演能力促进者的角色，致力于发育更多像“映秀母亲”这样生产自救的小组，就是坚信只要看到一缕阳光而不是周遭的黑暗，大家就有可能看到太阳。我们还要善于从民众潜藏的资源和智慧中发掘力量，从他们面对困境时的抗争精神（抗逆力）中看到重建的希望。所以，我们也坚信社工在灾难当中，不是病理化灾区的民众，对他们造成再度伤害，而是应该把希望带到灾区，致力于提升灾区民众 的能力和创造力，以优势视角和能力建设的理念介入灾后重建。

故此，我们为灾害社会工作定下了以下工作原则：①细心聆听、了解社区，然后扎根社区（板房安置区或村庄），以人（当地民众）为本，社工与“灾 民”同行，通过激发民众自身的优势——资源、能力、创造力、抗逆力、自力更生精神等，开展社会工作。②尊重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强调外来 社会工作者扮演促进者、协调者、支持者、同行者、共同成长的角色定位。③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对社会公正、灾区民众个体差异及特殊需求、政治（干群关系 等）、道德（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和经验等）等具有足够的敏感和反省力，要有长期介入的耐心。④强调弱势优先的原则，之所以定下这个原则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即便是映秀这样的“明星灾区”也会因为资源分配中忽视了差异性的存在，导致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的现实。

（三）超越心理咨询，创建另类心理安抚

以上对于理论视角的选择，不代表我们觉得社工专业在灾后不从事个案工作，而是应该用另类的方式，结合当地文化的特殊处境，来思考如何安抚灾区民 众的心理。跳出个人化的思考，我们必须理解造成个人困扰的社会结构原因，采取整合的介入方法。譬如在灾区，我们了解到灾民有自杀的倾向并不是单纯的心理调 适问题，还与政府的就业政策、房屋贷款、就业和生计压力等紧密相关。灾民的心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解决心理问题也要解决生计问题等。基于此，我们尝试了 不同的方式，最后在陪伴丧亲妇女的过程中，我们发育了“映秀母亲”刺绣小组，创造性地把哀伤辅导、心理支持、组织发育、生计建设等社会工作方法融为一体，从优势视角和能力建设的理念出发，来促进妇女主体性及能力的提升。因此，“映秀母亲”项目既是心理支持项目，也是生计支持项目。

在“映秀母亲”刺绣小组发育之前，一进灾区，我们不得不回应灾区民众和学校师生的丧亲和情绪创伤。但选取什么样的方法介入，我们也有很大的争 议。在四川，我们就看到

主流社工把“灾民”问题化和医疗化所造成的伤害，前车之鉴，让我们十分小心谨慎，不敢以“专家”自居。挨家挨户实地调研之后，我们 采取了独创性的社区心理支持的方法：为了防止社工将百姓丧亲的负面情绪个人化或心理学化，我们在个案工作中放弃了心理治疗和心理辅导的模式，倡导社区心理 陪伴和支持——从社区层面疏导个人情绪，关注社区支持网络的重建。

从个体情绪支持方面而言，我们摆脱了传统个案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渠道接触（或评估）需要心理支持的社区民众和幸存师生。与我们亲密接触的丧亲家庭和幸存师生主要来自政府转介、社工外展（通过社区访问建立专业关系）和服务对象主动求助（具体方法见附录一）。我们相信丧亲者的情绪问题不只是个人心理问题，还与社会关系缺失息息相关。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许多人在震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惊恐和焦 虑情绪，他们无法静心。有的人晚上无法安然入睡，总觉得又要地震；有的人觉得身体不适，经常手发抖，去医院检查并未发现问题；有的人震后开始喝酒，他们觉 得酒后才会舒服一些；有的人每次发生余震都惊恐万状，随时感到地震了；等等。这些负面的心理反应，在映秀普遍存在。我们认为，大多数劫后余生的映秀人都应 该掌握一些互动放松的方法，于是，在个案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运用小组工作（团体）的方式促使丧亲者放松心情。为此，我们设计了一系列放松性的团康活动，让 小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放松。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小组成员在团康活动中相互认识，重建社区层面的互助关系。

（四）资源链接，捍卫社会公正

社会发展的理论取向也让我们看到宏观的结构性问题：地震让所有人的生计归零，但从灾后重建的那一刻起，社会不平等也开始在灾区出现。作为一个捍 卫公平正义的专业，脚跟要在灾区站稳，我们必须让政府和民众看到我们专业背后的价值和理念。当我们在灾区看到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时，如果我们无法影响权力 的运作和改变制度，则必须运用其他的策略为弱势群体扮演资源链接者的角色。Zakours（1996）就极力倡导社工救灾应该开发资源和关怀弱势群体。我 们依凭弱势优先的朴素理念尽量将外部可用的资源链接过来，积极回应被生计困扰的民众。

当我们挨家挨户走访社区民众时，我们发现，尽管映秀镇人口按照不同方案基本得到安置，但被安置的个体差异性很大。当政府单纯按照财产损失程度或 一些整齐划一的标准来定义什么叫受灾群众、他们该享受何种援助标准时，往往会忽视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一些弱势村、弱势族群或弱势者的特殊需求被忽视了，这 样的援助本身反而制造出新的社会不公平。在映秀的两个月里，我们见证了无论是谁，震前财富的多寡，一场地震毫无分别地摧毁了一切，所有人几乎无一幸免地变 得一穷二白。但从抗震救灾中的物资分配，到板房重建中的劳动机会，再到生活安置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平等现象。例如，有的村的村民很快住进了新建的板房，而有的村的村民却依然栖居在临时帐篷里；有人在重建的第一时间就变成了承包老板，获利匪浅，而许多村民还没有分到板房，一直在救灾帐篷和自建棚屋里煎 熬„„这些不平等现象已经影响到国家前期抗震救灾的成效和认授性。各级政府及援建方应该更多地关注受灾最重的边缘人群的需要，尤其是在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方 面，应多向底层民众倾斜，以调整震前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状况。

我们从第一次赴川至今，始终扮演着资源链接者的角色，致力于将最宝贵的资源链接到最需要的人群中，以维护社会公平（详见附录一）。我们也试图参 与板房区社区服务工作，开展灾后重建的调研工作，希望为各级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但能力促进者、社区心理支持者、社会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定位是社工必须坚守 的，因为这与我们所秉持的理念和原则是一致的。

（五）生计重建与社区永续发展

物资的捐助只能解决民众当下的急需，心理的安抚并不能解决民众长远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意识到中国人心理的安稳跟有一个永久的“家”和“生计”密切相关，故在心理陪伴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与民众一起计划和打造他们未来的生活，重塑丧亲家庭重建家园的信心。2008年8月初，映秀镇大部分民众都搬进了板房，震后的动荡生活开始回复平静，但丧亲家庭面对生活的巨变本能地对未来生活感到迷茫和无所适 从。我们主动引导他们设想自己3~5年后的生活景象，促使他们思考未来的新生活。有的丧亲家庭希望继续从事震前的工作，有的家庭希望尝试新的可能性。震后 50多天，我们利用当地妇女的特长，发育出一个“映秀母亲”刺绣小组，小组主要成员都是丧亲妇女。小组的成立让她们既可以常常有机会聚在一起做刺绣、谈心 里话、在心理上相互支持，又能在做刺绣的过程中转移注意力，把心思放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来，还可以通过刺绣寄托她们对亲人的思念，释放她们的哀伤。而我们社 工，既可以扮演能力促进者的角色，把妇女们组织起来，发挥她们刺绣的优势，制作出精美的手工艺品，又能够发挥资源链接者的作用，帮她们到外面寻找潜在的销 售市场。这样，刺绣不但能成为一个团体疗伤行动，还可以发展成为生计项目。

灾区的工作让我们团队得到很大的成长，我们开始懂得如何在一个项目中渗入多重意义。“映秀母亲”的项目蕴涵了多重的意义,除了以上所言的具有心 理支持和治疗的效果外，我们还希望通过发育妇女刺绣小组来凝聚集体的力量，让妇女们形成一个合作的组织，一起面对未来的生计和推动社区的发展。另外，我们 也希望通过刺绣小组来保护当地羌族文化。从组织发育、发动生产、收购，到广州慈善义卖会，再到最后的合作经济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培力和合作意识的提 升是我们工作的重点，经过不断磨合，妇女小组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第五篇：汶川地震与民族精神

汶川地震与民族精神

2008年5月21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三天，烟台大学数千学子聚集在东门外海边，点燃手中蜡烛，高呼“四川雄起，中国加油”沉痛悼念本次在汶川大地震罹难的同胞，并为灾区人民祈福。现场气氛令人动容。灾难来临，考验了中国人民，洗礼了一个民族。从当代中国青年学子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是一个民族表现于民族文化中卓越的伟大的精神，是民族文化中较抽象较深层的部分，是民族优秀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息繁衍、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天灾人祸、饱受内忧外患，而始终屹立于世界东方不倒，靠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民族危亡时刻，总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总能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儿女，总能众志成城，克服难关。5.12汶川地震震动了半个亚洲，震撼了整个世界。几千年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又一次面对自然的残酷考验。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立即展开抗震救灾工作。温家宝总理几个小时内飞赴灾区第一线，指挥救援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出动11万人的救援部队。政府的高效率以及信息的透明化，特别是国务院设立全国哀悼日，国旗首次为平民而降。令人倍感欣慰。全国各族人民第一时间采取各种形式支援灾区，哀悼罹难者。所涌现出的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让人感动。大灾有大爱，我们与四川同胞同在。人们纷纷慷慨解囊，踊跃献血。有的地方因为献血者排起长队人数过多而造成交通堵塞；有街头乞丐把自己一天所乞讨的钱捐了出来；因灾区阴雨连绵，空气能见度低，伞兵为抢时间奔赴第一线，写好遗书后冒险跳伞…… 等等事迹无不震撼着每一个人，更加坚定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共度难关的决心。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本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所体现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让世界肃然起敬，正如俄新社文章所写的那样，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被打垮的！危难关头，中华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维系人心与感召人心的重要作用。此时此刻，全中华民族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不分信仰，不分政见，只有一个信念：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地震消息传到台湾，对岸的同胞立刻行动起来，捐款捐物，并立即派遣搜救队与医疗队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表现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平时浮躁不安的社会在地震发生后变得异常沉静，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中国青年好像一夜之间成熟了许多，知道去分担灾区人民痛苦与承担社会责任，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同时，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不要等到大难来临时才想到紧紧拥抱、相互取暖。正如某社论所言：只有平时爱了，平时尊重和珍惜生命了，平时关爱彼此了，平时远离了那许多贪婪、仇恨、嫉妒、内耗、争斗、尔虞我诈和疯狂的争名夺利了，灾难和伤害才会大大减少。想象一下北川中学等建筑的豆腐渣工程，何等的令人寒心。在日本，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都是最抗震、最坚固的，一般都是震后避难的地方所在，而我们？总之，希望我们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弘扬民族精神，接受灾难教训，让中华民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