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科学家故事

第一篇：两弹一星科学家故事

钱学森的故事

一、“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美国超音速之父冯·卡门告别，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论》送给了老师。冯·卡门翻看了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二、“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了祖国。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1947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的强国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1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远大规划。钱学森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项目。这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三、“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当年，美国司法部逮捕钱学森，说他是共产党员。美国《纽约时报》后来曾报道说：“在1950年—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逮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1955年9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停*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是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回到祖国而抗争；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家，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3年，力学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要求。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一天，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30年后，他还回忆到：“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

“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等书籍，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科学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四、“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他不仅担负着技术抓总的重任，而且经常身临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在进行“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期间，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全万无一失，他竭尽心力。导弹上的元器件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都可能影响导弹的安全和可*。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来，详细到晶体管、电位器、电容器、开关插座、螺钉螺帽等。这对需要思考诸多大事的技术统帅来说，是何其可贵。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100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钱学森现已94岁高龄，依然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今年3月29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这就是钱学森——一位人民科学家的忠诚。

姚桐斌

著名科学家姚桐斌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最早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打死的，是年仅46岁。他和赵九章被批斗致死后，周恩来总理要军管会开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名单报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上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所以，钱学森每每忆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段谈话引自国防科工委的《双星辉映 伉俪情深——钱学森和夫人的故事 》）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他是江苏无锡人，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当时迁移贵州的交通大学，１９４７年考取公费留学去了英国。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用了三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一年后又获得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开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从事研究和讲学工作。

１９５７年底，姚桐斌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回到祖国。聂荣臻得知后，通过国务院专家局点名要他到弹道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欣然同意。１９５８年１月，他应调去了一个仅有１２名青年科技人员和除了几张办公桌椅什么都没有的航天材料研究组。

１９５８年底，姚桐斌所在的材料研究组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室，他出任研究室主任。１９６０年，航天研究室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所，姚桐斌出任所长。在他的领导策划下，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所内共开展研究课题５００余项，其中半数为预先研究课题。这些课题的成果，有的很快就在当时研制的运载火箭型号研究中得到应用；许多成果还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居国内技术领先地位；其它的一些成果，有的转化为民品，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并忠诚于自己国家的科学家，最终却未能逃脱政治的漩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研究所便一片混乱，科研工作随之陷入无政府状态。姚桐斌对此深感痛心，却又无可奈何，便自己每天坚持上班，风雨无阻。他对部属们说：“等文化大革命过了以后，我们再大干一场！”

可还没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灾难便首先降落在他的头上

那是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这天，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左派”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王淦昌

王淦昌先生是一代物理学宗师、我国核物理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受奖的功勋科学家。1930年他由清华大学考取留学研究生，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

他到柏林不久，在柏林大学的一次物理研讨会上，著名科学家科斯特斯在报告中指出，玻特和他的学生贝克用放射性钋的α－粒子撞击铍核，发现了贯穿力很强的辐射，认为这是α－辐射。

王淦昌对此提出怀疑，两次建议导师迈特内改用云雾室实验后再作结论。但是这位来自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有23岁的“小不拉子，人家不理会”（王淦昌语）。

1932年2月，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采用云雾室和不同计数器进行了实验，证明这种贯穿辐射是中性粒子流，从而发现了中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中子的发现，是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关键一步，是近代物理史上一座里程碑。迈特内由于没有理会王淦昌的建议，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追悔莫及。

1933年12月，王淦昌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王淦昌准备回国。德国科学家劝他：“德国有世界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大师辈出，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留在德国一定能大展宏图。回到中国，哪里有你的研究基地呢？”王淦昌却说：“我是中国人，来德国求学，为的是报效祖国。”于是，他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来到当时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

周光召

周光召院士1929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周光召教授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中方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会长，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主席，国际粒子和场学会委员，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学会副主席，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兼理事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委员会委员；被聘兼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2000年亚洲基金会名誉顾问，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等职。

周光召教授在理论物理的各主要领域都有过杰出的创造性成果，使他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因其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于196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因在量子场论的研究中有重大突破，1987年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周光召教授还被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四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1993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1994年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他目前是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捷克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蒙古科学院、法语区工程师科学院、罗马尼亚科学院、韩国翰林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院士，是目前中国担任外籍院士头衔最多者。

第二篇：“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 王丹红专栏

饶毅 · 1 小时前

题图：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从左到右依次为赵九章、郭永怀、姚桐斌

作者按：

民族和个人的悲剧不是用来写诗的。

1968年6月-12月，半年内，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三位功勋科学家相继非正常死亡，带给家人无尽的灾难和伤痛！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悲剧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都不应该被忘记！

撰文 | 王丹红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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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最近我在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夫人李佩百年人生系列文章，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不少公开的报道中对郭永怀先生的介绍有一个事实错误。比如，2012年4月14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力学大师郭永怀》，有一句解说词：

“（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另外，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也说： “两弹一星功勋、空气动力学大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唯一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是最早被追认为烈士的。1968年10月，郭永怀（1909年4月14日—1968年12月5日）赴西北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准备，试验准备完成后于12月5日晨乘飞机返回北京，因飞机失事牺牲；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但是，郭永怀“牺牲”的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曾经在《知识分子》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独家解密 | 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作了尽可能的考察。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郭永怀并不是唯一的烈士。另外一位“烈士”很少被人提及，而且他的“烈士”称号来之不易。

►“两弹一星”勋章。来源：百度百科

1999年9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在23位受勋科学家中，有七位科学家是追授，其中两位烈士，除了郭永怀，还有一位是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是我国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事业的专家、创建者和领导人，1968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被暴徒打死。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在证书旁一栏详细写道：“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资料图）

在追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还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是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究竟物理学家，中国动力学气象创始人、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1968年10月26日深夜，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尽。

三位功勋科学家犹如昨日星辰，他们是牺牲者，我们应该铭记，同时不要忘了追问一句，发生这些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是受难者，这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

2.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书》

2003年3月20日，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演讲厅，我聆听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夫人彭洁清的演讲“航天情——我永远眷恋的桐斌”。

故事从那个从天而降的灾难时刻开始。1968年6月8日，如平常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彭洁清从北京西郊外国语学院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位于南郊的家，翘首期待着每周一次的家庭团聚：已经下午5点过了，丈夫应该回家了吧、女儿们正围着爸爸叽叽喳喳„„

►姚桐斌一家合影（资料图）

当她兴冲冲上登上三楼家门口时，门忽地打开了，保姆哭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三个惊恐的女儿跑出来抱着妈妈哭成一团，她看见了直挺挺躺在客厅沙发上的丈夫：白衬衫上血迹斑斑、灰色裤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保姆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6月8日，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发生万人大武斗，姚桐斌仍然照样去上班，中午回家午饭，刚拿起碗筷，“无产阶段革命派”的暴徒就踢开门冲进家中，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上来，打他的耳光、踩着他的眼镜骂道“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一个家伙歇斯底里地嗥叫着狠狠踢他的下身，两个暴徒举起手中的钢棍向他的头部猛击„„邻居将昏迷不省的他抬上楼，放到客厅沙发上，下午3时左右，他惨死家中！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黄土塘镇，童年时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支持上完小学，由于小学毕业成绩优异，校长说服其父同意他上中学，1933年，他成为黄土塘第一名中学生。1941年，他考入当时迁入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5年8月，他以总评成绩全校第一大学毕业，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年10月，他考取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政府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1947年10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1951年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在伦敦帝国学院矿校冶金系深造并兼任实习指导员，获帝国学院文凭。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的蒸蒸日上。

姚桐斌的妹妹姚素珠在纪念文章《两弹一星功臣我的二哥——姚桐斌》中写道： 我至今仍珍藏着一封他1951年底在瑞士一个山城旅店写给家里的信。二哥在信中流露了对家里情况的挂牵：“母亲的赡养，涌弟的休养，珠妹的升学，都是我戚戚于心的，我常因不能分担家庭的责任，不能安慰老年的母亲及帮助弟妹而梦魂不安„„ 在国外，也正需要适当的人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我决定接受此项使命。以后我的工作也许同我的本行稍为脱离，但只要我对祖国一样有贡献，或甚至能完成更为迫促的任务，我想我的心里是会永远感到快乐的。”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当时的使命是多么重要。

姚桐斌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指控他“破坏皇家法律”、“进行颠覆”，吊销他的护照，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开英国。1953年，在我国驻外使馆的指示下，他转移到西德亚亨工业大学，在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同时继续为党工作，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洁清1947年在南京一所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后，赴美国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曾在信托投资银行和“美国之音”工作。两人相识于一次留学生欢庆春节晚会。“那个晚上，桐斌再也没有请别的女生跳舞，我们一直共舞到曲终人散„„人生的结合真是奇幻！我们萍水相逢一见钟情，互吐衷肠，很快结为连理。我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却没想到他正值成年却被撒旦夺走了生命！” 往事历历在目，彭洁清已无力悲痛。

1957年9月，夫妇两人回国。1958年春节，聂荣臻元帅指名要姚桐斌到刚成立的导弹研究院工作，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研究所在南郊成立后，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七O三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他们的家也安置在南郊。

“我们家有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再加浴室和厨房。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客厅里的沙发、地毯、茶几、电话„..卫生间还有浴缸，令我十分满意。” 彭洁清回忆道。

1958年秋天，彭洁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文系教授英文。不久后，他们的大女儿在协和医院出生，因产后身体不好，她申请留职停薪在家休养。1963年，她调到位于西郊的外交学院分院工作，两个小女儿相继出生。1968年丈夫猝然离世，彭洁清痛不欲生！但为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发誓要顽强活下去：“杀夫之仇，不共戴天！苍天作证，我一定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她历尽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抚育三个女儿，并教她们英文；同时，百折不挠地为丈夫调查申诉！

周恩来总理在姚桐斌被害之时就命令某“无产阶级革命派”头头必须交出凶手：“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都找不到，我限期你们把凶手找出来，否则唯你们是问！”尽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将两名持钢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经中央批准，姚桐斌追悼会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的日子；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了《革命烈士》。

拿到《革命烈士》证书的彭洁清立刻复印了几份，给每个孩子一张，她说要“立此存照！”

从1983年春开始，在美国大学时代同学的帮助下，彭洁清先后将三位女儿送到美国留学。如今，三个女儿均在海外成家立业，她却一直定居北京，朋友问：为什么古稀之年不享清福，每年都往返奔波？

她说：“我从未感到孤寂，桐斌的爱一直充满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传桐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献出一生的科学家，我为他骄傲！桐斌魂系中华，我是如此地爱他恋他想他，我怎么离开他！我愿追随他，直到永远！”

3.赵九章：不知遗体在哪里火化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科源小区为高级科学家们新建了三幢特级住宅楼，郭永怀家住13楼，赵九章家住15楼，两家毗邻而居。1968年10月26日深夜，赵九章在中关村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蔡恒胜在《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一文中写道：

“我家住在（北京中关村）15楼211号，楼上是王淦昌伯伯，他家对面312号住的是赵九章家。1968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他被迫走向绝路，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1907年10月15日，赵九章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他立志学科学救国。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因家境日下，远赴杭州投奔姑妈家继续学业，1925年考进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他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的姨夫戴季陶将他保释出来，之后，他曾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文革”中的罪证。

1929年，22岁的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浙江参加学生运动时认识的女友吴岫霞也离开了上海青年会，到北京师范大学女中读书。►1965年赵九章、吴岫霞夫妇在颐和园观赏玉兰。来源：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网站

“爸妈结婚前几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女儿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清华，爸爸同学们的聚会郊游、妈妈是当然的来宾，胸前别着一个小条：‘赵来宾’，妈妈每次说到这里，就咯咯地笑„„妈妈年轻时性格活泼调皮，又爱玩，她说爸爸常管她念书，有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复习功课，妈说，有一次爸爸帮她在两个钟头里复习完了全部三角。”

1933年，赵九章大学毕业，留在清华当助教，吴岫霞也高中毕业，两人结婚，一年后女儿出生，“妈说，那时爸爸一个月90块钱，养家足足有余，还能请一位保姆帮助家务。”

1935年，通过庚款考试后，赵九章将妻女送回浙江老家，自己和蒋介石之养子蒋纬国（生父戴季陶）同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气象专业，这后来也成为他“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赵九章回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春天，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他带着家人从昆明来到重庆，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继竺可桢后承担起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工作，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从此，父亲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解放战争时，气象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选择留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发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旅行伴侣号”，这是人类迈向外层空间的新纪元；11月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国之后不久就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1958年1月，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科学界深受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科学家也积极倡导中国也要研制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1958年10月，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术负责人，赵九章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建议。1964年，我国地对地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1965年初，赵九章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建议书。

1965年9月，赵九章出任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院长，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研制工作、制订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但他永远望不到天空中的那颗中国星！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造反派赶出了办公室，之后是无休止的批判、批斗、游街、劳动！“在妈妈的世界里，爸爸是栋梁，我们的家是她温暖的窝。”赵燕曾写道，“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笑容从她脸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岁，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经过漫长痛苦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看见报上一个个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还杳无音信，她受不了这焦急的等待，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睡，情绪急躁，不住说话，眼睛发直，我们带她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 至今，赵九章的女儿不知父亲的遗体在哪里火化、灰烬不知飘向何方„„

4.郭永怀女儿：“写写我爸爸吧！”

1996年夏，45岁的郭芹在北京病重，好友边东子最后一次前去看望她——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她用一双诚恳的眼光望着我说：‘写写我爸爸吧！’”

1968年10月，郭永怀从北京启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仅17岁的独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到内蒙古农区当知识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

谈庆明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怀、李佩一家相识相知六十年。

他回忆说：“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后，打长途电话给他在力学所的秘书，询问李佩先生的处境，秘书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试验完成后，等不及和其他几位副院长一起乘坐大飞机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飞机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点见到李先生！”

当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电话，“（老郭）告诉我第二天就回北京，要我不着急。第二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可不见他回来，我想他可能是临时改变计划了吧，来不及告诉我。两天后，家里突然来了20多个人，我就知道出事了！” 多年后，李佩仍然不相信这是一次意外的飞机事故：“那天清晨，北京天气很好，怎么会出事故呢？”我曾经问她：“您怎么知道当天的天气很好？”她说：“因为老郭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电我第二天早晨飞机到北京，所以，我特别注意当天的天气。”

出事当天，郭芹还在内蒙古农村，她对此有不同的记忆。钱学森传记——《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1995年在美国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华裔作者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曾在美国采访郭芹，郭芹回忆父亲遇难的情形时说：“那是一个雨天，缺乏经验的驾驶员错误理解了导航员的指令，飞机撞到跑道上失火燃烧„„”

郭芹的记忆与她妈妈的不同。所以这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1968年12月5日是农历十月十六，满月，天气记录显示北京为晴天。飞机失事应该不是天气的原因。去机场接郭永怀的司机邵春贵是事发当日在现场辨认出郭永怀的人，也是他后来到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通知郭芹。但是当天李佩问他郭先生回来没有，他无法告知实情。在凤凰卫视2010年12月15日播放专题节目《我的中国心》中，邵春贵在接受采访时说：

“郭先生去世时她（李佩）还是挺激动的，挺难过的，一直是我拉着给跑（民航局询问失事原因），那时跑了好长时间，李佩当然也挺难过，哭过多少次，很难过的。”

但是，李佩至今不知道丈夫飞机失事的细节。2010年12月，92岁的她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但是对于这个飞机失事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失事，现在谁也闹不清楚，因为我就问了这民航局的局长，他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飞机故障，还是因为这个飞机驾驶员的问题。可是这次事情之后，周总理就给了他们民航局一个指示，让他们一定要培训驾驶员。”

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按规定烈士家属可享受优待。当有关方面问李佩和郭芹是否需要照顾，与彭洁清不一样，李佩当时拒绝任何照顾。结果是：她仍然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并在1970年，随科大南迁到了合肥，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郭芹也回到了她插队的农村。

多年后我问李佩为什么不将17岁的郭芹留在北京，她说；“我们不需要同情。”然而，如此坚强和自尊的李佩几年后在合肥被审查期间还曾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抢救了过来。

1971年，郭芹从农村病退回北京，李佩却远在合肥继续接受审查，孤苦伶仃的她想到了父母的挚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并拜访了钱家。然而，这次拜访令她深受打击。张纯如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当郭芹走进钱学森家时，穿着蓝色军队制服的蒋英，用一种藐视、甚至是愤愤不平的表情看着她，钱学森也批评了她的家庭，“从你母亲的口中获得信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如果在郭芹在爸爸牺牲的时候得到应有的照顾，她也许不会如此敏感和因未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帮助而感到失望。

李佩后来告诉我：“1996年春，蒋英来到我家，想问郭芹为什么要在张纯如的书中那样描述那次会见，但因为看见郭芹已经病很重了，就没有问了。” 郭永怀飞机失事牺牲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责成《人民日报》尽快向国内外发布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以免外界又认为他是被迫害身亡的。《人民日报》当即在12月13日发布了这一不幸消息。12月25日，在郭永怀追悼会上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他为“革命烈士”。

尽管周总理考虑得如此周到，没人会料到的是，当时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接受审查的力学家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从同事那里知道报纸上郭永怀去世的消息，他当即感到——“最了解他的人走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不存在了，他再没有希望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林鸿荪漂浮在怀柔基地的小湖湖面上。他年仅43岁。

林鸿荪是化学流体力学家，1960年代在研究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总体方案、燃烧、传热、低温技术和地面试车技术，以及在组织领导研制低空导弹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文革”中，林鸿荪、杨友鸾夫妇曾搬到李佩家住。林鸿荪逝世后，李佩还尽力安慰帮助住在家中的杨友鸾。

2002年，在清华大学办公室，86岁的林家翘先生回忆起他当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郭永怀去世消息的悲伤时刻：“当时我好震惊，好心痛啊！”林家翘、梁守瀛夫妇1972年回北京时首先要求见到李佩，这样一直在接受审查的李佩，才第一次被允许从合肥回到北京。

5.结束语

1999年9月18日，彭洁清、李佩等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江泽民主席亲自为“两弹一星”获得者佩带奖章。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获得“正名”，他们的名字从此被镌刻进这个国家的历史。

今天我写文章来纪念他们，不仅是为了让后人了解他们的功勋，而是为了让后人不遗忘他们的死因。纪念，不一定歌颂，没有比事实真相更能让人们铭记与反思。弗朗茨·卡夫卡有一句话可以时时让人们警醒：邪恶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恶（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参考文献略

第三篇：中国两弹一星科学家

中国两弹一星科学家

钱三强(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

钱骥(1917-1983)

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

姚桐斌(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赵九章(1907-1968)

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被文革暴徒残害之后自杀身亡。

邓稼先(1924-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王淦昌(1907-1998)

江苏省常熟县人，1907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彭桓武(1915-)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程开甲(1918-)

江苏省吴江市人，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是爱国海归，有无毛泽东中国都会有两弹一星！

黄纬禄(1916-)

安徽省芜湖市人，1916年生，男，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屠守锷(1917-)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7年生，男，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

钱学森(1911-2009)

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

周光召(1929-)

周光召院士1929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

杨嘉墀(1919-)

江苏省吴江县人，1919年生，男，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

陈能宽(1923-)

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男，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

陈芳允(1916-)

浙江省台州市人，1916年生，男，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

吴自良(1917-)

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

任新民(1915-)

安徽省宁国县人，1915年生，男，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

孙家栋(1929-)

辽宁省复县人，1929年生，男，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金制奖章，同年回国。

朱光亚(1924-)

湖北省武汉市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

王希季(1921-)

云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男，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

王大珩(1915-)

江苏省吴县市人，1915年生，男，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1948年回国

于敏(1926-)

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郭永怀(1909-1968)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

第四篇：科学家故事

牛顿三轶事

怀表成了鸡蛋

牛顿从事科学研究时非常专心，时常忘却生活中的小事。有一次，给牛顿做饭的老太太有事要出去，就把鸡蛋放在桌子上说：“先生！我出去买东西，请您自己煮个鸡蛋吃吧，水已经在烧了！”正在聚精会神地计算的牛顿，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老保姆回来以后问牛顿煮了鸡蛋没有，牛顿头也没抬地说：“煮了！”老太太掀开锅盖一看，惊呆了：锅里居然煮了一块怀表，鸡蛋却还在原地放着。原来牛顿忙于计算，胡乱把怀表扔到了锅里。

吹肥皂泡的疯老头

牛顿搬进一幢新楼以后，开始研究光线在薄面上是怎样反射的。他每天都在读书、思考。早上起床穿衣服，突然想到了研究中的问题，他就像被定身法定住了一样，呆住了，然后开始实验或工作，所以他时常穿错了袜子或者在夏天穿上秋天的衣服。“太阳光是最好的光源，肥皂泡是最理想的薄面，太阳光照到上面，它为什么会变得五颜六色呢？” 牛顿的脑子里翻江倒海了。他提着一桶肥皂水走到院子里，吹起了肥皂泡。你看，他那两只眼睛直盯着飘来飘去的肥皂泡，一个泡破了，接着又吹一个，从太阳一出来他就吹，一吹就是几个小时。邻居家的小孩子从楼窗上伸出头来，冲他叫：“疯老头！你一只脚没穿袜子！”邻居家的老太太摇着头：“老小，老小，老了倒成了孩子！”后来人们知道了这疯老头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员，他吹肥皂泡是在研究学问，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了。

实验室的酒肉

牛顿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实验室。他很少在两三点钟以前睡觉，有时整天整夜守在实验室里。为他做饭的保姆只好把饭菜放在外间屋的桌子上。有一次，牛顿的一位朋友来看他，在实验室外面等了他好久，肚子饿了就独自把桌上的烤鸡吃了，不辞而别。过了好长时间，牛顿的实验告一段落，他才觉出肚子咕咕在叫，赶快跑出来吃鸡。他看到盘子里啃剩下的鸡骨头，居然对助手说：“哈哈，我还以为我还没吃饭哩，原来已经吃过了呀！” 还有一回，一个好朋友请牛顿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议论科学问题。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牛顿站起来说：“对了，还有好酒呢，我去取来咱们一起喝。”说完就向实验室跑去，一去就不回来了。朋友追过去一看，牛顿又摆弄上他的实验了。原来牛顿在取酒的路上忽然想出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法，居然将取酒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牛顿的这种轶事岂止三件，它说明，牛顿酷爱科学，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正是因为牛顿有这种为科学献身的奋斗精神，他才能总结出牛顿三定律，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牛顿病逝以后，英国政府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了墓志铭，最后一段是：让人类欢呼/曾经存在过这样伟大的/一位人类之光。有道是：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都明亮了。” 或者说： “道法自然，久藏玄冥。天降牛顿，万物生明。”

爱因斯坦和罗盘的故事

爱因斯坦上学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温顺的小猫，静静地蜷伏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罗盘给儿子解闷。

爱因斯坦的小手捧着罗盘，只见罗盘中间那根针在轻轻地抖动，指着北边。他把盘子转过去，那根针并不听他的话，照旧指向北边。爱因斯坦又把罗盘捧在胸前，扭转身子，再猛扭过去，可那根针又回来了，还是指向北边。不管他怎样转动身子，那根细细的红色磁针就是顽强地指着北边。

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是什么东西使它总是指向北边呢？这根针的四周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力量推着它指向北边呢？爱因斯坦67岁时仍然为童年时的“罗盘经历”感慨万千。

他在《自述》中说：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他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会不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感到惊奇。

小小的罗盘，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规律行动的磁针，唤起了这位未来的科学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学的幼苗。

1953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在74岁生日宴会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收到一份书面的短信。信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据说你在5岁时由于一只指南针，12岁时由于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东西对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过影响吗？”

爱因斯坦看了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这些外界的影响对我的发展确是有重大影响的。”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回答似乎更饶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内心所发生的事情。当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针时，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影响，对许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实上决定一个人的特殊反应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设想各种或多或少能够说得通的理论，但是决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确，一个儿童的一次偶然经历和日后伟大的科学发现之间，大概怎幺推论，也难以找出让人心服的必然性联系。

第五篇：科学家故事

科学家牛顿的小故事

牛顿从事科学研究时非常专心，时常忘却生活中的小事。有一次，给牛顿做饭的保姆有事要出去，就把鸡蛋放在桌子上说：“先生！我出去买东西，请您自己煮个鸡蛋吃吧，水已经在烧了！”正在聚精会神计算的牛顿，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保姆回来以后问牛顿煮了鸡蛋没有，牛顿头也没抬地说：“煮了！”老太太掀开锅盖一看，惊呆了：锅里居然煮了一块怀表，鸡蛋却还在原地放着。原来牛顿忙于计算，胡乱把怀表扔到了锅里。

牛顿一人在家中的果园中，由于边走路边思考问题，无意间撞到园中的苹果树，这时一个苹果正好砸在牛顿的头上。牛顿突然从问题中醒悟过来，捡起了苹果，这时他又陷入一个问题：为什么苹果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飘上天空。最终牛顿提出一个最简单的现象产生的举世定律：万有引力。

一因多果的发散性思维游戏

带幼儿玩“如果„„将会„„”的游戏。比如你可以让宝宝想想：“如果世界上的花朵都是白色的，将会怎样？”“如果你会飞，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将是什么情形？”比如“小鱼在水里游，还有谁也在水里游？”“小鸟在天上飞，还有谁在天上飞？”

一物多变的发散性思维游戏

让幼儿把东西变换一下，他们会更喜欢去思考，如什么东西小点更好看、什么东西跑快点更有意思、什么东西大些能使人感到愉快等。也可以利用橡皮泥的可塑性让宝宝动手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

因为橡皮泥的还原性，爸爸妈妈尽可以放手让宝宝自由地发挥、大胆地创造。必要时给宝宝提供一些如牙签、羽毛等辅助性材料，让宝宝自己动脑筋：圆圆的泥块四周插上牙签就是太阳，插上羽毛就是小鸡。宝宝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会更积极地去创造，从而培养他的发散性思维。

一题多法的发散性思维游戏

启发孩子对一个问题做多种回答，锻炼他的发散性思维：比如：让孩子回答：“手帕有什么用？”“迷路以后怎么办？”“筷子的用途有哪些？”“水可以用来做什么？”设计一些具有多种解决方法的生活趣题，让孩子思考。如请他10秒钟内想出10种以上使热汤很快变冷的方法；设想如果在商店里走丢了，有多少种回家的办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