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赵家棚抗日女干部的故事

第一篇：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赵家棚抗日女干部的故事

赵家棚抗日女干部的故事

刘厚中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陈少敏从河南竹沟南下鄂中，在安陆赵家棚建立起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第一个主力团队一—挺进团，随之就开辟建立起赵家棚抗日根据地。当年，一大批女青年抛开了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和温馨的家庭，先后来到赵家棚投奔抗日的队伍。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利益，贡献出了她们火红的青春岁月，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下面讲述的就是这样几位抗日女干部的故事。

默默奉献的石墨兰

1938年寒冬，寒风刺骨，草木萧条。座落在安（陆）应（山）边界的吉阳山，不时传来豺狼的嚎叫。一天，一对夫妻拖儿带女，挑着破旧行李卷，翻山越岭，来到赵家棚东面的张家冲。从此，男的每天挑着货郎担或游乡叫卖，或赶集兜售；女的就在住处张罗衣食，不大抛头露面。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要饭的乞丐遍地都是，人们对这两位不速之客，并不感到新鲜或疑惧。谁会晓得，这对患难夫妻，就是党组织秘密派往鄂中的汪立波和石墨兰同志。石墨兰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湖北黄安（今红安）人。黄麻起义时，她是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起义失败后与区赤卫队长汪立波相识并结为夫妻。1931年，汪立波参加攻打黄 安城，左腿负伤致残，由党组织安排，转移到大别山隐蔽活动。石墨兰与汪立波一起，住石洞，吃野果，冒着搜山被捕杀的危险，坚持斗争。几年后，她和丈夫离开大别山，到过许多地方，后又来到平汉铁路线上的应山县杨家寨。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武汉前，才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并就地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为党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作准备。在杨家寨、高家店、李家冲建立起党的组织后，相机来到了赵家棚，这时，安陆已被日寇占领。

一天，石墨兰的房东张世金见国民党区署将一个交不起枪款、马料的农民，绳索捆绑，不给饭吃，气得青筋直冒，跑进屋来还骂了几句，通过交谈，石墨兰从他口中了解到赵家棚也是土地革命的红色区域，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安陆县第二区区长兼第二游击支队长杨弼卿，收集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拼凑了十余人枪的地主武装，打着“抗日”和“保境安民”的旗号：抽丁派款，借机勒索。群众如陷水火，迫切希望共产党来领导抗日救国。石墨兰则对他讲了平型关大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成立，讲了共产党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张等；还说，大敌当前，应以民族利益为重，要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张世金听了又惊又喜，原来日夜盼望的共产党已经来到自己的眼前！他当即就对石墨兰表达了自己的抗日愿望。不久，经石墨兰和江立波介绍，张世金成为抗战时期赵家棚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张世金的妻子姓夏，温柔贤慧，心地善良，知道石墨兰夫妇都是做大事的人，主动负责掩护，保护他们的安全。

1939年春节快要到了，有钱人家都在忙年。石墨兰独自留在张家冲坚持活动，让汪立波回应山去，了解杨家寨、高家店、李家冲党组织活动情况，探听我军消息。此前。汪立波与黄安七里坪留守处干部郑重取得过联系，知道大别山的红军游击队己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留守的武装也已改编为新四军游击六大队。这次回来，汪立波在李家冲见到了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军领导人何耀榜，得知六大队在大队长罗厚福、政委熊作芳的带领下，己开赴平汉铁路东侧一线，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眼下，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根据地，同时与国民党地方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各方面的力量合作抗日。春节一过，汪立波就赶回赵家棚。当时，石墨兰正坐在地上，望着不满一岁的小争国和两岁的小金莲犯愁。由于缺粮，大人每天难得喝一餐稀粥，挤不出一滴奶水，两个孩子或奄奄—息，或傲傲待哺。她一看到汪立波安全返回，并且还带回许多好消息，就暂时忘掉了眼前的一切，同汪立波商量抗日的事。由于营养不良和突发疾病。不久，这两个孩子便先后夭折死去了。

张家祠堂是张氏家族唯一的公共场所，族间、村间协商公共事务，排解各种纠纷，开展娱乐活动等，都在这里举行。石墨兰在这里又了解到不少情况，结识了不少抗日先进群众。经过认真了解考察，她和汪立波又先后发展了张世哲、张继生、魏华堂、鲁赤川、艾毓德等二十余人入党，建立了赵家棚的第一个党的支部。与此同时，汪立波利用串乡之便，在赵家棚南熊家巷子，也发展了熊子万、熊子尧、王金保等二十余名党员，建立起另一个支部。1939年5月9日，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到达赵家棚。石墨兰和汪立波向他汇报了赵家棚国民党军政情况和我党组织活动基础，提出了新四军到达后我党开展地方工作的建议。李先念很兴奋，感谢他们夫妇俩不畏艰险，忍辱负重，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工作；要求他们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放开手脚，大胆工作，把赵家棚建成我党我军开展抗日活动的坚强阵地，并决定成立中共赵家棚区委，由汪立波任书记，领导应山南杨家寨，高家店、李家冲三个支部和安北张家冲、熊家巷子的两个支部，共计八十余名党员，暂属于中共应山县委。从此，汪立波逐渐公开了身份．但根据工作需要石墨兰仍以家庭妇女的面貌出现，协助汪立波工作，为建立赵家棚抗日根据地默默地作出了许多奉献。

会做群众工作的陆珍

为了建设巩固赵家棚抗日根据地，上级党组织抽调一批女青年组成宣传队，分赴集镇村湾宣传抗战，发动群众。随着工作的开展，她们有的在区乡担任了领导职务。宣传队员陆珍，是安应县孙厉区委宣传委员。她刚下去，不知道怎么做群众主作，群众见到她怯生生的，也不愿和她接近。一次她在会上讲“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一下子把妇女们吸引住了。妇女们围着她，七嘴八舌地问：“怎么叫妇女解放？”“男女怎么平等法？”这使她懂得，做群众工作必须从关心群众切身利益入手。于是她就用许多通俗易懂的事例告诉妇女们只有象男人那样参加生产、抗日，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争得同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她还说：“女人并不比男人差，象我们的陈少敏大姐，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骑马打仗，挥刀杀敌，日本鬼子听到她的名字都害怕呢？”说得大家连连点头称是。不久，许多妇女克服了封建意识和自卑心理，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当时边区打仗，部队常从赵家棚出发，打完仗后又回到赵家棚休整，补充兵源和给养。这么一来，赵家棚的支前任务就很大了。例如做军鞋，妇女们有时日夜干，难免有人叫苦。针对这种情况，陆珍与区委组织委员萧启商量决定，演一场戏给妇女们看看。陆珍主演《卖花生》。这是一出小戏，剧情大意是，一个从武汉逃出来的年青姑娘，衣服破烂，面黄肌瘦，手提竹篮，沿途叫卖花生，听说日寇侵占武汉后奸掳烧杀的惨痛情景。陆珍演得形象逼真，演着演着就哭了，不少人也暗自落泪。事后妇女们议论说，日本鬼子不赶走，我们怎么能好好地过日子？人家姑娘家（指陆珍）来这里工作，既吃苦又操心，还不是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从这以后，做军鞋没人叫苦了。好多姑娘、大嫂还专门找来好布做面料，甚至还在鞋底、鞋面上纳上一串花，用以表达对子弟兵的热爱。孙家店位于安陆、孝感的交界处，是个“两不管”的地方，封建迷信盛行。1943年，这里暴发了一种传染病，其势凶猛。陆珍为群众请医求药，日夜奔忙。有天，一个巫婆身着青衣，手舞燃烧着的黄表纸，煞有介事地在一个妇女面前念符咒、喷符水。那妇女抱着奄奄一息的病孩子，跪在地上，伤心地流着泪水。忽然，那巫婆伏在地上，一面乱打滚一面乱吼叫，说是正在灭鬼，与死神搏斗，陆珍气愤极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当面拆穿巫婆的骗局，教育围观的群众。她叫来几个积极分子，故意鸣锣大喊：“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那巫婆忙从地上爬起来，头也不回地逃走了，小孩反被那巫婆的丑行吓得惊哭不止，病情自然不会减除，最后，还是陆珍抱到医生那里去，这孩子的病才被治好。从此，那个巫婆再也不敢来这里暗中捣鬼了，群众的迷信思想也就破除了。久而久之，陆珍成了妇女们的知心人，妇女们都很喜欢她，爱护她。有次，陆珍病倒了。村里的两个姑娘就轮流着为她煎药、照料。房东刘婆

婆还特地杀了一只鸡熬成汤，硬是逼着她吃下去。还有一个妇女，将自家藏着舍不得吃的一小罐猪油取来，叫她吃饭时拌上一些，调调味口。陆珍眼含泪花，高低不受。刘婆婆代她收下，每餐替她盛饭时，先把猪油放进碗底，让她慢慢吃下，滋养身体。在妇女们精心照料下，陆珍终于恢复了健康，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去。

区委书记欧阳辉

1944年11月至12月，边区党委召开农救代表大会。会上，陈少敏赞扬安应县槎山乡是“多交公粮的模范”。她说：“槎山乡公粮应交1400多石，今年农救会领导交公粮，自动地多交出400多石。一个小乡由1400多石到了1900多石。交时生怕落后，三个钟头、六个钟头完成一个保的，到处非常普遍”。当时，在槎山乡分区委当书记的不是别人，正是年仅22岁的姑娘欧阳辉。

欧阳辉是湖北云梦人。1938年中学没读完，家乡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次年，她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到京山养马贩投奔了抗日队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强，不久就相继担任区妇女委员、区委书记、县委妇女部副部长、鄂中地委组织部科长等职。1942年8月，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应县成立时，被调来槎山工作。当时，安应地区正掀起兴修水利的“千塘百坝”运动。欧阳辉和其他同志一起带领全乡群众日夜苦干，在上级关怀和部队的保护与支援下，也就是在1943年春上，槎山的水利全部完工，县委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当时正值端午节，槎山的群众在欧阳辉等人地带领下对驻扎在左家独屋的二分区和鄂中地委机关进行慰问，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之间的关系。紧接着在1944年初，安应县委又根据边区党委、鄂中地委的统一部署，决定以槎山乡为试点，开展以发展生产和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组织人民大多数”运动。欧阳辉在全面领导运动开展的同时，还下到村办试点。宣传动员农户生产互助、成立换工组、变工队，调剂耕牛、农具、劳力的余缺，给军工烈属代耕等，有力的鼓舞了人们的生产热忱。妇女们在插秧或锄草时高兴地唱道：“独木不能长成林，蓬柴火焰放光明。快来参加变工队呀，团结起来呀一条心”。歌声此起彼伏，生产热火朝天。在胡龙先小组示范下，全槎山乡乃至全安应县，都实行了农业互助合作。车水抗旱“抢救黄谷”时，集中了160乘水车翻山车水，充分体现出组织起来了的力量。这一年，禾苗普遍长得很好。

秋收时，农秋干部与地主联合登田看课。过去单一地主看租，一般估产过高，农民负担过重。改为农救干部与地主一起协商议租，这样估产合理，互不吃亏。并且改麦租为谷租。过去地主收麦租，农民交租后，生活无保障，生产无资金。改为谷租后，农民一般没有麦荒之苦，还能得到部分生产资金。这样做，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待遇，又保护了地主的自身利益，两全其美。这年冬天，陈少敏大姐在边区农救代表大会上称赞过槎山乡是“多交公粮的模范”以后，欧阳辉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人们议论说：“女人只要有志气有能力，也能当模范”。

（赵苏清整理）

第二篇：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沸腾的赵家棚

沸腾的赵家棚

汪立波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陈少敏同志，遵照党中央指示，率领新四军抗日部队，挺进安陆县赵家棚，领导和指挥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为了适应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先后到达以后，又以极大的努力，领导我们开创了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陆）应（山）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我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从应山秘密来到安陆赵家棚的。

那时，继武汉刚刚失陷以后，安陆、应山等武汉外围县也很快被日寇侵占。由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日寇大举南进时，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纷纷沿大别山麓和长江两岸向西南溃退。望风而逃的大别山国民党溃兵，都由广水，经赵家棚，至三陂港西渡，逃往他们的“安全地带”。这些残兵败将，只顾自己逃命，官不管兵，兵不管官，能开小差的都开了小差，枪枝弹药丢的遍地都是。这种情形，不仅给沿途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一场浩劫，也给沿途地主武装的滋生造成了一个良机。

在这**之际，赵家棚一带的地主豪绅乘机蠢起。国民党二区区长杨弼卿，纠集附近的地主流氓，收拣枪枝，招兵买马。拉起了一支共有六个大队、近千人枪的全县最大的地主武装一一安陆县第二游击支队。这些家伙，各霸一方，敲榨勒索，吃喝嫖赌，甚至你争我夺。不断发生火并，把赵家棚的人民群众推入了苦海。

具有长期斗争光荣传统的赵家棚人民群众，不甘忍受这种阶级压迫和民族欺凌，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于是，我们首先在张家冲、熊家巷子秘密成立了抗日十入团；不久又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了党支部。广大人民群众回顾当年西进红军为赵家棚人民解除苦难的情景，都热切地期待着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重返赵家棚革命根据地。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李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抗日部队，胜利地到达了赵家棚。六月六日，陈少敏同志亦率部经四望山南下，到达赵家棚与李先念同志会合。李先念同志到达以后，即以“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司令李威”的署名，在赵家棚一带的大小集镇上张贴布告，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战宗旨，扩大政治影响。广大群众看了布告，兴奋得彻夜不眠，纷纷奔走相告：“再好了，再好了，我们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争相腾房让铺，筹粮筹款，迎接亲人新四军。从此，赵家棚一带的集镇乡村，打破了沉寂，重又欢腾起来了。

我和李先念同志该有多熟！一九二七年，我们都参加了黄麻起义；一九二九年，我们又一起开辟了陂安甫，他任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我任独立一营营长。由于开始我不知道李威就是李先念同志，所以直到在一次会议上，我们才得以幸福见面。那天，我在张家冲的孙家湾，正同应山县的几位干部谈话，李先念同志来了。他跟大家一一握手时，突然看到了我，惊喜地说：“汪立波，你还在呀，我以为你的坟上长了树哩！”顿时，我凝神注视着他：三十多岁，高瘦的个儿，长方形的脸，一对烔烔有神的大眼，一身土布灰色军服，腰间挂着一枝勃朗宁小手枪，绑腿、皮带扎的整整齐齐——对，是李先念同志。于是脱口喊道：“李司令，你好哇！”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两行热泪簌簌而下。

自从一九三二年十月，李先念同志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后：我因作战负伤，由组织安排，一直在白区坚持隐蔽活动。自此一别七年，李先念同志南征北战，戎马倥偬，这次见面，仍然一如当初，情同手足，怎么不叫我百感变集、万分激动呢？

李先念同志是来参加应山县委会议的。他将我介绍给应山县委书记马远清同志，安排我参加应山县委工作。这时，我汇报了赵家棚地区国民党军政情况和我们党的组织活动情况，提出了新四军到达后，地方党如何开展工作的建议。李先念同志听了，很高兴，鼓励我们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放开手脚，大胆工作，迅速把赵家棚建设成为我党我军进行抗日活动的坚强阵地。这次县委会议决定，成立赵家棚区委，由我兼任区委书记。

这次会议以后，我们就根据李先念同志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武装。安应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二）新四军抗日部队的出现，引起了当地地主武装的惊恐，使赵家棚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交化。

一方面，是地主武装的加紧集并。正当我新四军抗日部队向赵家棚挺进时，孝感县地主武装集团蒋少瑗部、应山县地主武装集团熊源泉部、安陆县杨弼卿第二大队杨雄欧部，在赵家棚南之安（陆）孝（感）接壤的白沙铺，借日“点验”部队，成立了反共游击纵队。企图乘我新四军立足未稳，形成对峙。

一方面，是地主武装集团的内部角斗加剧。杨弼卿迫于我军抗日旗帜鲜明，群众热烈拥护，同时其内部又有进步力量的配合，开始对我军挺进取合作态度。这却引起了杨雄欧的极大不满。杨雄欧仗着人多枪多，名义上受杨弼卿的指挥，实际上不听调遣，自成体系。他趁地主武装集团的集并之机，率部参加了反共游击纵队，脱离了杨弼卿的控制。

五月十二日，杨雄欧从白沙铺回到了赵家棚，将其三百号人马带到与应山毗邻的槎山脚下驻防，与熊源泉部三个支队连成一线，对赵家棚我军构成一种弧形包围；同时与南面的蒋少瑗部遥相呼应，对驻扎在杨新街一带的杨弼卿部形成一种钳制。不论哪方有事，他的部队便能进退自若，左右逢源。这种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

李先念同志仔细地考察了这几支地主武装的内部状况，决定以民族利益为重，召开赵家棚地区国共两党军政人员联席会议，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缓解地主武装集团对我军的压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战。

五月十五日，联席会议在赵家棚召开。参加会议的，除我方代表外，有赵家棚附近的安陆、应山、孝感国民党县区军政人员、开明绅士。我们真诚地期望这次会议的成功，对入会人员，一律以礼相待。

李先念同志首先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帝国主义者，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都在施展新的阴谋。日寇一方面将其主力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力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对蒋介石改取诱降政策，利用国民党来打共产党，实现‘以华制华’。英、美、法帝国主义者，为了对付欧洲加剧的紧张局势，也竭力劝蒋降日，企图以牺牲中国，实现对日妥协，保持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劝诱之下，蒋介石更加动摇，正在走着汪精卫的老路，并且把反共作为投降的准备步骤，蓄意制造反共磨擦。针对这种局面，他说：“大家试想，如果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岂不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今天，我们彼此初见，不知诸位是否有此同感？”

李先念同志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这时，经李先念同志这么一问，一些平时自恃高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对李先念同志的分析和见解，啧啧称赞，为之叹服。

李先念同志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日寇侵华的滔天罪行后指出，现在，日寇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兵力分散，军费负担很重，不但中国人民深恶痛绝，日本国内人民也坚决反对，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只要我们一切抗日党派、抗日军队、公正绅士及广大人民团结一致，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亲日派的投降阴谋，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说：“摆在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本军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来的。为此，我们愿意根据国共两党商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与友党友军平等相处，合作共事。请贵地各军不要产生怀疑和误会，并就团结抗战这一中心任务充分交换意见。”

李先念同志讲话结束时，全场热烈鼓掌。由于李先念同志正确地阐明了我党坚持抗战、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一些心有疑虑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逐渐缓和了敌对情绪，表示愿意与我军相互合作；有些顽固分子，态度矜持，但看到我党政策公正无私，无懈可击，也不得不作团结抗战的种种表示。尽管这些人发言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抗战的调子有高有低，但是，李先念同志仍然以极大的耐心，认真听取，平等商谈，并一再要与会人员认清大局，共同抗日，不要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当。

散会时，驻扎在赵家棚的我新四军战士还高唱了“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抗战有希望，两党团结，中国不会亡”的歌曲，来庆祝大会的圆满成功。

会后，李先念同志又分别接见了赵家棚地主武装支队长杨弼卿和大队长杨雄欧，对合作抗战的具体事宜进行协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这次会议，对于阻止赵家棚政治形势的逆转，意义极大。针对当时情况的变化，李先念同志又及时提醒我们说：“看来，国民党方面对我党我军的对立会暂时有所缓和，这对我军的立足和发展大有好处；但是，他们之间的内部斗争将越来越激烈，斗争分化的结果是有的人又要反共。”要求我们抓紧有利时机，做好各项工作，同时严密注视国民党军政内部的斗争动向，提高革命警惕。

（三）新四军抗日部队在赵家棚的立足，树立起了我党领导豫鄂边区人民实行武装抗日的旗帜，大大鼓舞了赵家棚人民群众的抗战热忱。我们便因势利导，大力发展抗日十人团的组织，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正当赵家棚抗战热潮方兴未艾、蓬勃兴起之时，五月十八日传来消息，杨弼卿将杨雄欧枪杀于杨新街。

赵家棚会议后，杨弼卿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同我军关系较为密切。杨雄欧对此更加不满。但慑于我党我军政治影响，与我军对峙开始松解，而把攻击的目标转向了杨弼卿。

为了调解两杨之间的矛盾，赵家棚权绅周遗直出面，邀集一些地方绅士，决定与杨雄欧一起，到杨新街与杨弼卿开展“和谈”。周遗直原来作过国民党郑州行署秘书长，后辞官回乡教书，在当地国民党军政人员中有较高的声望，是个老于世故的地头蛇。

五月十八门上午，杨雄欧、周遗直及一些地方绅士，骑马坐轿地来到了杨新街。杨弼卿对周遗直的热快心肠表示感激。设宴招待他们。

酒过数巡。周遗直说：“弼卿，雄欧来了，你们好好谈谈，应该以地方为重，重归旧好。”

杨弼卿笑了笑：“可以。欧兄大驾光临，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说。”

“不过一—”杨弼卿停了停，转而对杨雄欧说，“当初组织队伍，是你帮忙搞起来的，怎么我一上了楼，你就拖了梯呢？。

“是的。”杨雄欧极力辩解着，“当初我扶你上楼。算是我对你尽了一番力。现在你我都有了队伍，有了地盘，总不能老吃你的干饭嘛。眼下兵荒马乱，群雄四起，如果我们不见机 行事，巧妙周旋，那就无异于往别人的砧板上送肉。老弟，我就不得不和你分道扬镳喽！”说完，杨雄欧打着哈哈．摆出一副无奈我何的样子。

周遗直见他们话不投机，加上都喝得醉醺醺的，怕越谈越僵，连忙说：“休息一下，静一静。你们应该以地方为重，互相谅解。等会再谈吧！”

席散。杨弼卿将他们带到隔壁鸦片烟馆下榻。每个铺位面前，都摆好了烟具。杨弼卿一一给他们烧燃了烟泡。这些人早渴了烟瘾，都拼命地吸着。

杨弼卿出了烟馆门，碰见了他的独立中队长冯伯华。冯伯华是杨弼卿的得力干将，可就是人枪不多，对杨雄欧早就觊觎莫及，以至嫉恶如仇。

冯伯华说：“杨雄欧到处讲，解铃还得系铃人，新四军是你接来的，还得要你送走。你知道吗？”

杨弼卿听了，一惊：“怪得的，新四军来了他跑了，让我首当其冲；现在又要我送走，那不是让我去送死，好家伙！”

“你还犹豫什么？”冯伯华接着说，“世上无毒不丈夫，你不杀掉他，他就要杀掉你。将来人地两失，后悔都来不及哩！”

杨弼卿默默不语，沉思着是杀好还是不杀好。

“我已经布置好了，你快决定吧，失误时机，大祸就要临头！”冯伯华催逼着。

杨弼卿终于理清了混乱的思绪，稳了稳神，然后果断地命令道：“干掉！”说完，反剪着双手，扬长而去。

原来，杨弼卿、杨雄欧“和谈”之时，冯伯华已经作了安排：杨弼卿的两个勤务在街上酒馆“陪着“杨雄欧的两个勤务喝酒；独立中队三十多人包围了杨新街。他们都在等候命令。

冯伯华一声令下，杨弼卿的两个勤务干脆利索地缴了杨雄欧两个勤务的枪；接着，又飞快地跑进鸦片烟馆，以闪电般的动作，缴了杨雄欧的枪。

杨雄欧喝足了烧酒，抽足了大烟，正如醉如痴，鼾声如雷。当他听到声响，发觉有人掏枪，便立刻跳起来，伸手夺枪，但已经迟了。杨弼卿一个勤务的枪口早已对准了他的脑袋，只听得“叭！”的一声，子弹穿进了他的右眼，血柱喷起老高。杨雄欧挣扎着，嗥叫着，象门板一样地倒在了血地里。

突如其来的大乱，惊醒了正在酣睡的绅士们。周遗直失魂落魄，扒在地上，望着杨雄欧的死尸，母猪般地嚎哭着，数他最伤心。

杨雄欧是赵家棚的一个大害。因此杨雄欧被枪杀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就象掀掉了压在身上的石头一样，扬眉吐气。随着人民群众的迅速发动和斗争形势的日益复杂，我们首先在张家冲以抗日十人团为基础，建立了农民自卫队。从这时起，赵家棚的人民群众开始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四)赵家棚抗日浪潮越是高涨，地主武装集团内部的分化就越是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杨祖兴终因对杨弼卿消极抗日不满，毅然挣脱了国民党的羁绊，率部举行起义。

杨祖兴原来是第二大部的一个中队长。全县国民党武装的大小头领，都是地主豪绅，唯独他出身贫农。固有的阶级特质，驱使他从事实的鲜明对比中，选择自己的道路。

新四军到达赵家棚以后，就高举抗日义旗，狠狠打击日冠对赵家棚的反扑；十月十二日，在新街又一举歼灭了日寇一个联队。部队三战三捷，很快打开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与拥护。

但是，正当新四军与日寇浴血苦战之时，国民党却公然下令新四军“全部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座镇鄂中的国民党第三行政督察专员石毓灵，借口查究杨雄欧的案情，密派亲信孙保森来到杨新街。杨弼卿精熟官场内幕，为了求安，拿出一笔巨款，塞给了孙保森与石毓灵。孙保森见有利可图，两面讨好，不仅帮助石锍灵控制了杨弼卿，而且还帮助杨弼卿收编了杨雄欧的部队：冯伯华控制了第二大队，从而取代了杨雄欧的地位；而杨祖兴一个中队，却被缩编为胡超武独立中队四分队。后来，杨弼卿终于根据石毓灵的授意，破坏了与我党我军的合作，将其人马开到了河西三里店之龙王寺，与第一支队游文杰部、第三支队严叔端部，合编为国民兵团。疯狂进行反共活动。

杨祖兴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真正光明的前途。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强烈念头：起义！

一九四○年二月四日，杨祖兴找到他的七班班长刘大信和九班班长陈永安，秘密商议起义事宜，得到赞同；接着，即派刘大信秘密到达赵家棚，在张家冲党支部的帮助下，找到了纵队一团队的郑重等同志，转告了杨祖兴起义的要求。郑重同志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赞尝，热情地接待了刘大信。

二月七日是阴历除夕。杨弼卿以“保护群众过年”为名，命令所有部队加强警戒，通宵巡逻，对我新四军部队严加防范。杨祖兴决定抓住时机，连夜行动。

除夕的夜晚，天地漆黑，寒气逼人。杨祖兴和他的战士们穿冲过塝，巡逻了几个湾子。他看到，同样是过年，有钱人家是大鱼大肉，穷苦百姓连点亮的灯都没有，心里非常难受。巡逻到一个山洼，他决定向战士们动员，说：“兄弟们，富人过年，我们守夜，他们欢天喜地，我们挨冻受饿，怎么办？”杨祖兴分队的战士，跟他一样，都是贫苦人出身，早就盼望起义，一听这话，都高兴地说：“我们早想好了，你往哪里带，我们就往哪里走，就等你下命令！”起义的行动就这样决定下来。

杨祖兴立即将部队带回驻地胡家月塘，命令战士们烧火，让战士们把饭吃饱，把水喝足。

准备出发了。杨祖兴仔细地检查了每个战士的枪枝弹药，作了简短的讲话，就带领队伍，朝着灯火通明的赵家棚，大步前进。远近的山村，不时传出毕毕剥剥的炮竹声，人们正在虔诚地辞别旧岁，迎接新年；然而杨祖兴和他的战士们，却正以自己的伟大壮举，告别旧的世界，走向新的天地。过了一会，大概是被发觉了，胡超武带领部队追赶，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起义的部队正以飞快的速度，跑步进入了预定地点务丰店，接着在纵队一团队两个连队的接应下，又很快地开到了团部驻地汤家沟。起义宣告成功。

一团队团长罗厚福同志，热情地接见了全体战士，并为战士们放了假，发放生活物资，让战士们欢度春节。不久，起义部队被编入路东纵队第十八大队，杨祖兴同志被委任为大队长。

杨祖兴起义的成功，对国民党顽固派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赵家棚的人民群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月十五日，赵家棚成立了安北二区区委、安北二区抗日民主政府、安北抗日游击大队和安北二区抗敌动员委员会。我兼任大队长，负责在赵家棚农民自卫队的基础上，筹建安北抗日游击大队。广大人民群众在赵家棚隆重集会，欢庆解放，庆祝胜利，充满着无限喜悦。

（五）杨弼卿的反共面目暴露以后，即配合国民党“以武力解决”我新四军的叫嚣，集中全力，疯狂地向赵家棚发动进攻。

四月十九日，杨弼卿乘我新四军主力东进鄂东，赵家棚兵力空虚之机，与国民党一二五师在接官厅、会家寨一带抢粮行动相配合，亲自率领六百余人，窜入赵家棚大小鹤山一带，袭击我军后方机关，抢劫我军被服用品，并向当地群众强派大批款项。那天，应山县委书记王良、路东纵队夏世厚同志和我，都驻扎在安（陆）孝（感）交界的三王厉一带。杨祖兴正奉令率领大队战士，到大侯家湾取运军服。由于叛徒的告密，杨弼卿部迅速向三王厉一带运动。而我部得到情报后，己撤离了三王厉。当杨祖兴及其战士们挑着军服进入三王历时，突然遭到伏击。杨弼卿即将杨祖兴捉住，在三王厉之上厉湾杀害。杨祖兴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杨弼卿盘踞在龙王寺一带，与安陆地方土顽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屡次以白兆山为依托，充任日伪先导，破坏府河两岸我党地方工作，捕杀我方抗日人员，作恶多端，危害很大，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根据中央关于“坚决打退一切投降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回师西进，彻底消灭杨弼卿这股反革命势力，以巩固和扩大鄂中抗日根据地。

六月五日至八日，纵队主力奉令从路东回到了赵家棚。群众听说要打杨弼卿，都沸腾起来了。十一日正值端午节。为了部队过好节日，打好胜仗，九日至十日，抗敌动员委员会和部队驻地的双鹤乡的群众，都抬着扎有大红花的肥猪、大鱼、酒坛、鲜桃、蒜瓣、鸡蛋、包子和香烟、牙粉、鞋子、袜子、毛巾等物品，如潮水般地涌向部队，热烈慰劳指战员。各部队首长和战士，都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情迎接，感谢人民群众的支援，决心打胜这一仗。

六月十四日，李先念同志亲率平汉支队一、二团队及八团队，分路出发，向杨弼卿部发起猛攻，将其围困在龙王寺之穷人寨上。这天天气奇热，人人汗流夹背，呼吸阵阵急促。被围困在寨上的匪徒们口渴难忍，军心动摇，不时伸出头来探望我军动静。这时，我军开展政治攻势，平汉支队支队长周志坚同志到阵地前沿喊话，要他们停止抵抗，放下武器。结果，直到黄昏前，杨弼卿才被迫投降。一群群的俘虏，挑着枪枝和子弹箱，无精打采地走下寨来。一到我军驻地，那些俘虏把担子一放，争先恐后地跑到塘边，恨不得把头也插进水里，咕咕噜噜地喝起水来。

这一仗，共俘敌八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八挺，步枪四百五十余枝，其它军用物资一批。在这前后，游文杰部亦被歼灭；严叔端部亦放下武器，后加入我革命队伍。自此，整个安陆土顽武装全部瓦解。

白兆山战斗的重大胜利，使府河两岸连成一片。七月三日，全县人民代表在王义贞店之彭家祠堂，选举成立了安陆县行政委员会。安陆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巩固了边区党委和我军部队的活动阵地，打通了鄂中通往鄂东和襄西的道路，为我军的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推进，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六）杨弼卿垮台后，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光棍纷纷回到了赵家棚。他们老马不死，继续作恶：有的结成团伙，拦路抢劫，绑票勒索，杀人放火；有的冒充我军，制造谣言，资助敌人，扰乱民心。人民群众切齿痛恨。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根据地抗日秩序，边区党委决定，安北成立党的工委，直属鄂中地委领导，我任工委书记。在工委领导下，对这股由国民党顽固派蜕变出来的土匪势力，进行有力的打击。

安陆城有家姓池的，经不住日寇的敲榨盘剥，搬到了赵家棚根据地，住在石板滞。一天夜晚，他家一个男孩突然被土匪绑票失踪，全家人伤心落泪。我们决定首先侦破此案，震慑土匪，鼓舞群众。

侦察工作是由会家寨王四姐的赌场开始的。这家赌场开了茶馆、烟馆，往来人员很多，情况极为复杂。王四姐是青红帮的成员，初跟她打交道，要懂得那一套帮规帮话。因此，我们从上级请来了一个懂行的侦察员，另派安北大队参谋刘群辉配合，打入赌场，摸清情况。

土匪绑票是为了要钱。我们通知池家，在一批钢洋上做了暗记。几天后，土匪采用极其狡猾的手段，从池家取走了五百块钢洋。

一天夜晚，我们的侦察员照例到王四姐家准备打牌。一会儿，有个叫邬家艮的，有个叫邓庭付的，先后进屋，坐上位子，也要打牌。邬家艮家里本来很穷，原来并不打牌，今天突然要打牌，引起了王四姐的讥讽。

王四姐说：“在我这里玩钱的人都是些局气人喽：”意思是没有钱就不要来打牌。

邬家艮今非昔比，满不在乎地说：“我们都是玩钱的人，晓得么事叫局气人。”说着，伸手搜出一大把钢洋，搭在桌子上。

正在桌上洗牌的侦察员，发现了这些钢洋上的暗记，认定邬家艮、邓庭付可能都是土匪。情报送回了，侦察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邬家艮又溜进了王四姐的馆子，刘祥辉马上大摇大摆地跟了进去。

刘祥辉假装没有看见邬家艮的样子，对王四姐说：“我们的汪主任想做件皮袄，就是找不到一个好裁缝。”

王四姐信以为真，说：“刘付官，怎么没有好裁缝，邬师付就是的呀！”说着，她用手指着邬家艮。原来，邬家艮还是一个手艺比较齐全的裁缝哩。

刘祥辉故作惊讶：“哎呀，邬师付，你真会做皮袄，那就请你跟我们汪主任做一下吧，”

邬家艮听说跟我做皮袄，先是一怔，接着便说：“原来做过，现在恐怕做不好。”

刘群辉说：“我们汪主任说了的，贵人不贱用，跟他做皮袄，我一定替他买鱼肉招待你，你就不要客气了，”

邬家艮推不脱，赖不掉，只好回家拿了业司，就跟着刘祥辉来到了我的驻地小杨家湾。

一进门，刘祥辉就嚷开了：“汪主任，我请了个做皮袄的老师付，恐怕是几个县都找不到的哟，亏了我把他‘找到’了！”

我闻声出来，只见那个家伙个子料长，皮肤黝黑，显得十分拘谨，忙说：“邬师付，今天要你亲自上门跟我‘帮忙’来了！”

邬家艮见我对他“客客气气”，心情大概是平静了些，说：“汪主任，你为我们南奔北走，跟你帮忙是应该的，就怕你不随意呢：”说着，一双贼眼死盯着我，闪射着殷勤而又狡黠的 光芒。

我说：“随意，随意，一定‘随意’！”

我决定对这个家伙来个突然袭击。我走到他的而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猛地喝道：“邬家艮，姓池的小孩是不是你绑的票，”

邬家艮挨了当头一棒，一阵寒噤，但立刻镇定下来；“天哪，我是好人，怎么会做那种缺德的事？”

这时，我们安北大队的战士一齐拥了进来，朝着邬家艮，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怒吼：

“老实说，怎么不是你绑的票？”

“你打牌的钢洋是哪来的？”

“再不老实交待，小心你的狗命！”

邬家艮自知事情败露，低垂着头，连连说：“我承认，我承认！”

那天晚上，人们正在熟睡。邬家艮带着五个匪徒，悄悄地溜进了石板滞。邬家艮与姓池的还是亲戚，知道池家从城里来时，带了不少钢洋。邬家艮命令四个匪徒堵住池家后门的冲口，他和邓庭付就在前门放了几响土炮。池家惊醒后，知道是土匪来了，全家人慌慌忙忙，扒开后墙洞口，跑进了山冲。隐蔽的匪徒窜出丛林，抢过那个小孩，径直朝徐家冲跑去。现在，小孩正由那五个匪徒看守着。

我们决定，连夜由邬家艮引路，赶往徐家冲，抢救小孩，活捉土匪。

队伍沿着山冲静悄悄地前进。大约两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观音山半腰的杨家独屋门前。

邬家艮打着唿哨，举手敲门。我们的战士一拥而上。五个匪徒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都被五花大绑了。那个小孩“哇”地一声，扑倒在战士们的怀里，怪伤心地痛哭起来。

就这样，我们先后在会家寨、孙家店、白沙铺、双路口、德慧寺一带，依靠安北大队战士的勇敢机智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协助，连续破获了几起重大的土匪案件。根据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我们请示上级批准，对于一些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分别召开了公判大会，就地予以处决。

打这以后，赵家棚一带的土匪销声匿迹，社会秩序井然，几乎达到了路不拾金、夜不闭户的境界，人民群众生活安定，喜笑颜开。

（七）赵家棚抗日根据地，经过战火的考验，更加巩固和壮大，日益成为鄂中和豫鄂边区的铁壁后方。

正因为如此，敌人对赵家棚根据地更加仇恨，必欲去之而后快。一九四一年夏，正当我五师主力再次东进鄂东，巩固鄂东根据地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日寇，顿时沿平汉铁路沿线增设据点，屯集重乓，对我根据地实行野蛮的分割和封锁，切断了赵家棚生活和军用物资来源，企图迫使我根据地军民困守就范。

平汉铁路附近有个王家店。是赵家棚通往鄂东的必经之地。口寇侵占这里以后，扶持了一个维持会长叫王端阶。这个家伙为虎作伥，在铁路两侧挖了堑壕，设置了烽火台，日夜派人巡逻照守，夜晚如遇情况，巡路的伪军点燃干柴，广水、花园据点的日寇铁甲车倾刻就会赶到。以前我们吃盐，都是从王家店运进的，自从王端阶走马上任以后，日伪统制了食盐购销，我们的食盐供应就断绝了来源。有的群众偷运食盐，结果惨遭敌伪杀害。

李先念同志对打开这条通道十分重视。他去鄂东时路过赵家棚，专门听了我们的回报，并指示我们，一定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采取坚决措施，镇压王端阶，搞垮维持会，打破封锁线，保证我抗日根据地畅通无阻。同时为了应急，李先念同志还亲自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批食盐。

我们安北大队深入敌伪据点，打击敌人，并非头回，但是这次情况更复杂，困难更多。王家店车站驻有日寇一个小队，街上驻有伪军一个连，车站到街上是一片开阔地，离车站不远的磨山上，筑有日寇坚固碉堡，俯瞅着这片开阔地。进入这样的地带，如入狼窝。

我们召集安北大队手枪队和王家店武工队的同志，仔细地分析了情况，制订了战斗方案。

首先，我们通过社会关系，争取了一个伪军班长。他趁他们的连长王子清外出时，将我们给他的一封信和一枚炸弹，送到了王子清的床头。

王子清回后，见到信，拆开一看：

王子清：

本部日内将来王家店执行任务，请你自重。否则，将以随信带来之礼物，予以重偿，切记。

安北大队

看完信，翻开床头，一枚炸弹滚下床来，重重地砸在地上，王子清吓得魂不附体，冷汗直流。其次，我们选派了一位可靠的同志，接近王端阶，作为内应。王端阶曾经拐骗了我们的一批盐款，一直躲在孝感城里，不敢回来。恰巧，他的侄子要结婚，我们便借机派一位同志到孝感县城，以“请客”为名，引蛇出洞。

过了几天，我们得到情报，王端阶要回了。执行任务的安北大队一连连长冯德峰和手枪队的同志们作好了战斗准备。

那天，万里无云，烈日当空。路上，赶集的群众人来人往；田野里，农民们正在锄草浇禾。一切都显得很平静。

冯德峰身穿对襟大褂，手提菜篮，和几个化了装的手枪队员，随着赶集的人群，先后到了车站的一家茶馆。王家店武工队的同志，早已是这里的“茶客”。

一会儿，“呜一一”地一声长鸣，一列客车徐徐地驶进了王家店车站。

“你看，下车了，那个手持文明棍，头戴凉帽的，就是那个大烟鬼，”一个武工队员对着冯德峰耳语。

“不要慌：”冯德峰连忙制止，“等车上的人全下了，我们乘人多混进去，给他个冷不防！”

王端阶下了车，扫视了一下车站，然后抬起头来，旁若无人地大步走着。跟在后面扛皮箱的，就是我们的内应。

冯德峰和手枪队的同志，混在下车的人群中，尾随在王端 阶的后面走着。

到了街头，冯德峰干咳一声，扛皮箱的同志慢慢地与王端阶拉开了距离。到了下坡的地方，眼看就要进街，冯德峰见时机已到，双手掏出手枪，“叭：叭：叭！叭！”对准王端阶的 后背，左右开弓，一连几枪。王端阶手杖落地，帽子飞走，身子摇晃着，一头栽倒在路旁的泥沟里。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走狗，终于得到了应得的可耻下场。

枪声一响，附近锄草浇禾的“农民”，迅速地围了上来。原来他们都是武工队员，根据事先的布置，前来掩护手枪队撤退的。这时，冯德峰和手枪队的同志们，已经消失在人群之中。

南来北往的群众，顿时哄乱起来。日本鬼子张惶失措，发疯似地跑回碉堡，用机关枪、掷弹筒，毫无目的地乱放一通。伪军躲在屋里，根本不敢出来。街上的汉奸，日寇的军事区不准进，街上又有新四军捉拿，活象热锅的蚂蚁，走投无胳。而我们手枪队的同志，早已随着奔腾的人流，撤离了王家店。

这次战斗，打破了敌人对于根据地的封锁。王端阶死后，王家店再也没人敢当维持会长了。日寇失去了耳目，犹如瞎子聋子，只有龟缩在碉堡里，不敢轻易出来。王子清整日诚惶诚恐，更不敢胆大妄为。我们党的基层组织牢牢地控制了王家店。鄂中与鄂东的通道打开了，大批食盐源源不断地运进了赵家棚。我们在赵家棚主办了盐业合作社。根据地军民解除了无盐之苦，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随着斗争的节节胜利，一九四二年，赵家棚抗日根据地已扩展到广（水）应（山）坪（马坪）公路以南，安（陆）花（园）公路以北，平汉铁路以西，府河以东的大片地区，成为鄂中和豫鄂边区一大块巩固的根据地。这年夏天，陈少敏同志来赵家棚视察，她说：“在整个边区，安北有三多：一是钱多，二是粮多，三是兵多。”高度赞扬了赵家棚人民群众对革命所作的贡献。八月十四日，经边区党委批准，应南、孝北、安北合并，在赵家棚黄家柏树湾成立了安应县。从此，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应抗日根据地，象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巍然屹立在豫鄂边区抗敌斗争的前沿，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刘厚中记录整理）

第三篇：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过年

过

年

悦

之

1943年春节届临。尽管日军对赵家棚根据地虎视眈眈，可是，这里军民仍象太平年那样，家家户户办年货、杀年猪，为过春节而忙碌着。

刚从别处转移到河西杨驻扎的安应县大队官兵，一进村，就忙着为烈军工属写贴春联，担水、打柴。这些事儿做完后，才动手整理铺位。

县抗日指挥部指挥长汪立波住杨大伯家。警卫员小金在为他搭铺，他见用的是门板和板凳时，忙加制止，对小金说：“过春节，老百姓习惯在所有的门板上贴春联、门画；板凳，客人来了要坐，都不能占用。”

小金听后大不高兴。说：“我们一年到头钻树林，宿山沟野岭，还不是为老百姓，过春节借用一下他们的东西难道过分？”

“话不能这样讲呀！”汪指挥长给小金做思想工作，“人民子弟兵，要尊重民俗嘛！”

接着，他向小金介绍当地民俗：春节本是人们辛勤劳动一年之后休养生息的日子，可是，不知何时把它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似乎春节期间特别是大年三十夜，讲话、办事都关系来年吉凶、福祸。因此，每个家庭要求每个人讲吉庆话，办顺心事，图吉利的兆头。他们怕无知的小孩讲不吉利话，还要用红纸写“童言无忌”贴着哩。

小金听着听着，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了。汪指挥长继续开导说：“我们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在老百姓家里过春节，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灯不拨不亮。小金觉得汪指挥长讲的在理，忙把门板和板凳退给杨大伯。大伯说留着用不碍事，小金怎么也不肯。大伯无奈只好搬来凉床，端来小方桌和矮脚木椅。可是，小金只留下凉床。他找来土砖垒成“桌子”和“凳子”，分别铺上纸和稻草代替桌椅，还蛮实用呢！汪指挥长夸奖小金做得很对很好。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汪指挥长给全体官兵“约法三章”：“春节期间，不准住老百姓堂屋，不准占用老百姓必用的床位和家用具；不准接受吃请和礼品；讲吉庆话，多办好事。”官兵全体遵行。

除夕夜，河西杨出现了战时从未见过的军民联欢的喜人景象：军民聚集在村前稻场上扭秧歌，唱歌，打锣敲鼓，热闹非凡。

正当军民纵情联欢时，大队突然接到了紧急情报：安陆城、陈家巷、花园等据点敌伪军，可能于除夕从东南北三方偷袭根据地军民。汪指挥长、周克光副指挥长和李修宇参谋长立即把大队指挥员找来共同分析敌情，作应敌计划与准备工作。他们认为，敌怕夜战，估计不会出动。但兵不厌诈，不可不防。于是，决定分兵三路设伏防范。

汪指挥长率一个中队去接官厅防范陈家巷据点之敌。为不惊动村民，部队悄悄地离村出发。天漆黑。汪指挥长拖着他那在“黄麻起义”中负伤致残的腿走在队伍最前面。为让后面官兵不迷路、掉队，沿途撒些白纸碎片作标记。经过30多里急行军，到达距陈家巷敌据点只8里远的安应公路附近的张家院墙村望河山制高点埋伏下来。

此时，天公不作美，北风呼啸，滴水成团。满山松树被风吹得直“点头哈腰”的。一位战士诙谐地说：“这不，松树朋友在为我们拜年了！”大家一听都乐呵呵地笑了。寒气逼人，汪指挥长冻得直打哆嗦了。小金怕冻坏了他的腿，提出下山去找个地方避避风寒，可他不同意：“除夕，老百姓‘财门紧闭’，不能去冲闯人家。”小金只得打开棉被让他盖腿御寒。他边盖边对身边的战士们说：“来，多插进几条腿！人多热气高嘛！”

“出行”的鞭炮声在望河山下各村落噼哩啪啦地响起来了。这响声告诉人们：此时已是大年初一了。东方渐露鱼白。陈家巷方向未出现敌情。汪指挥长一跃而起，高兴地说：“看来敌人这些鼠辈最怕我们‘夜猫子’，算他们走运！”

于是，让官兵们就地活动身子，以解寒冷和疲劳之苦。

不一会，红日东升。汪指挥长命令中队长和连排班长带领战士继续在原地观察敌人动向，他和教导员、指导员、事务人员一起下山向村民团拜，祝贺新年。

村民对安应大队的到来感到特别高兴。当村民得知子弟兵为保护和爱护人民冒着严寒，通宵达旦在山上监视敌人，又不惊动百姓时，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家家户户打开财门，把汪指挥长他们拥进家里作客；众村民把热腾腾、香喷喷的茶水和饭菜，争相往山上送去慰劳子弟兵。

顿时，望河山上响起了阵阵歌声：

“新四军，老百姓，新四军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帮助新四军，咱们都是一家人„„”

第四篇：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一箭双雕

一 箭 双 雕

涂栖梧

1938年10月，孝感小河古镇沦陷，日本侵略军在镇南制高点马号场设立警备队，并拼凑“维持会”、“情报队”，充当其镇压中国人民的爪牙与耳目。日伪情报队长卢敦千和维持会长武凯安与日军警备队长阴山狼狈为奸，无恶不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1年夏，孝感县抗日民主政府为拯救人民，决定由军事科长汪立波负责，除掉卢、武两个汉奸走狗。

汪立波知道，卢敦干和武凯安没有鬼子和伪军的保护，平时从不敢到镇外面来，于是制定了一个里应外合“一箭双雕”的锄奸计划。

首先，通过我小河镇地下联络员田开寿串通不满日寇和汉奸暴行的伪情报队员田明舟为“内应”。然后指派游击队长黄少平为联络员负责传递情报，开展锄奸准备工作。

9月的一天，锄奸行动开始，汪立波率锄奸小分队和警卫连从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姚家山出发，来到小河镇东南与黄少平会合。

黄昏时分，锄奸小分队按既定的路线，三三两两混进火星堂苍子口栅栏门，潜入田开寿的饭馆里。夜幕降临，小河街上开始戒严。当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显得一片沉寂。这时，我锄奸队员陆续从饭馆出来，按照汪科长的布置，越过维持会，埋伏在通往鬼子“宣抚班”的街道两侧。

镇外，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带领小部队策应。汪立波带着警卫连战士直奔小河镇中街火石桥，由田明舟接应顺利地占领了大石桥敌伪碉堡，控制了进出小河 镇的要道。

这时，打麻将直到深夜的卢敦干回到南下街他的家里，刚刚上床不久，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不耐烦地问道：“谁呀？深更半夜的，搅得人心烦。”“是我！有紧急情况向你报告。”卢敦千听出是田明舟的声音，于是下床前来开门。只见田明舟神情十分紧急地告诉说：“发现新四军在镇外活动。”卢敦千一听有新四军，马上穿好衣服，吩咐老婆闩门，自己同田明舟一起由南向北急急往鬼子“宣抚班”走去。

当他们走到铲头街正准备折身向南上街往宣抚班走时，几条黑影从四面猛扑过来，还没等他叫出声来，颈脖子被一双大手死死卡住了，紧接着一条手巾塞进他的嘴里。卢敦千意识 到自己末日来临，双脚在地下乱踢乱蹬，死乞白赖，不肯向前走。我锄奸队的战士，只得硬拖着他向街北走去，快到火星堂苍子口时，卢敦千知道此处距离鬼子西门炮楼很近，便又拼命挣扎，企图逃脱惩处。恰在此时，一柄锋利的匕首刺进了他的胸膛，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并在他的尸体旁贴上布告，以警告其他汉奸。

汪科长带着锄奸队满怀胜利的喜悦凯旋的时候，一个战士在高兴之中不无遗憾地说：“刚才经过‘维持会’门前，队长如果让我们进去把汉奸维持会长武凯安捉出来一块结果了该 有多好哇！”此时，汪立波笑着解释说：“只捉卢敦千，不打维持会，是为了更有把握除掉卢敦千。因为维持会离鬼子西门碉堡很近，一有响动，不仅他们容易跑到鬼子那儿去，而且也会打草惊蛇，使卢敦千闻讯跑掉。这样还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今晚我们越过维持会去处死卢敦千，这自然会使多疑的鬼子怀疑维持会与我们有“私通”，必定会惩处他们。我们直接除掉情报队长卢敦千，让鬼子去惩处维持会长武凯安，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果然不出汪立波所料，卢敦千的死引起了鬼子对武凯安的怀疑，说他“私通新四军”。时过不久，鬼子便以“私通新四军”的罪名在孝感县城后湖边杀掉了武凯安。

第五篇：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驯虎记

驯“虎”记

杨

欣

这里讲述的是新四军第五师武工队驯“虎”的故事。

1944年，鄂中抗战形势一派大好，安陆据点日军在新四军面前屡吃败仗，且不说与新四军正面较量无能为力，就连下乡“打捞”也怕遭抗日民众的打击。在这种情势下，安陆城据点日军组建了一支“飞虎队”，由嗜血成性的伍长松村明志这只“虎”充任队长，昼伏夜出，偷袭城外抗日军民。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建“飞虎队”，五师师直武工队便组建了一支“打虎队”，由武工队长李忠福任队长，专找“虎”打。

李队长深入虎穴（敌据点）侦察敌情，摸清了“飞虎队”的虚实及活动规律后，决定采取以偷袭反偷袭的战术狠揍敌人。为了便于与敌对话。开展思想工作，请示师部调新四军 “日军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支部长森田博美等盟员来“打虎队”当队员兼翻译。

在腊尽春回的—天夜里，月朗星稀。“飞虎队”悄然出城企图偷袭城东抗日军民。当敌人刚越过安（陆）花（园）公路，进入毛家湾附近时，“打虎队”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周围“叭！叭！”李队长的手枪声发出了出击号令，众队员一齐开火扫射敌人，群敌经不起这意外的打击，纷纷溃逃，两名被击毙，右腿踝骨被子弹击成粉粹性骨折的伍长被生擒。“赶快送他到师军医院治疗！”李队长命令队员用担架抬送他。不料，虎头虎脑的伍长以死相拚，拒绝抬送。李队长下令强行将他抬走了。

在黄家棚子师军医院里，这只桀骜不驯的“虎”，拒绝进食和治伤，森田博美等盟员劝

解他也不听，成天大喊大叫：“大日本皇军是不怕死的！杀头、活埋，太君的等着！”弄得医生、护士、武工队员，就连森田博美等人也对他十分反感，都不肯接近他。

“这是一只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毒害的‘虎’，一定要指点迷津。让他省悟。”李队长决心驯服这只“虎”。

请森田博美等盟员向他反复宣传共产党对放下武器的日军不杀不辱的政策；请医生耐心劝他为他疗伤；请炊事不关己员按照日本入的饮良习惯制作供他食用的菜肴；李队长特地为他煨了一罐子母鸡汤„„。

一天、两天过去了，伍长“虎”性仍不泯灭。到第三天，他忽然一反常态，在病床上失声痛哭，并放开嗓门叫喊：“我要吃饭！我要治伤！我要参加反战同盟！”众人感到惊异。伍长为何突变？经森田博美与之交谈后。才弄清他转变的原因，除了新四军对战俘的友善态度、关怀备至的精神对他感染之外，再就是李队长专送给他的一篇日军反战同盟宣传材料《有岛少尉的自杀》帮他打开了反思之门，唤醒了良知。

有岛少慰在日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是蒙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而充当侵华杀手的。他是认清了自己的罪过欲悔过自新但又感到绝望而自杀的。伍长在日本爱知县农村也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他是在婚后不久进入侵华日军行列的。正当他随军入侵中国国土时，他的妻子给他送来了爱女出世的喜讯。为效忠天皇他亲手戮杀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同胞，焚毁了一户又一户民宅„„。此刻，他才认识到军国主义是祸及中国之源，他为自己充当杀手而忏悔，为他被俘后的死硬态度而惭愧，也为他难与爱妻爱女相聚而忧伤。但他不愿效法有岛走轻生之路，而要振作起来，与日军决裂，为正义而战！

松树明志这只“虎”终于被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