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康：《卫聚贤与良渚文化的发现》

第一篇：杨永康：《卫聚贤与良渚文化的发现》

卫聚贤与良渚文化的发现

内容提要：说起良渚文化的发现者，学术界往往归功于施昕更和何天行二位先生。全面考察卫聚贤在江南地区新石器文化考古活动中的地位及影响，可以发现施昕更和何天行是狭义的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卫聚贤才是广义的良渚文化的发现者。他领导的江南地区考古活动直接促成了良渚遗址的发现；他发起和组织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有力的推动了江南新石器文化的研究；他最早认定江南地区存在新石器文化，并且认为江南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卫聚贤 良渚文化 吴越史地研究会 施昕更 何天行

说起良渚文化的发现者，学术界往往提及施昕更和何天行二位先生。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为良渚文化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长期被学术界所遗忘，这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卫聚贤先生。卫聚贤，字怀彬，山西万泉（今万荣县）县人，号“卫大法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李济，他著述庞杂，交游广泛，曾经是民国学术界的风云人物。1上个世纪世纪三十年代，学术界对江南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泰伯奔吴的水平上，认为江南的历史文化源于中原，江南没有自己的本土文化。卫聚贤倡导的江南新石器文化考古活动打破了这一认识，他首先提出江南地区存在新石器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卫聚贤发现江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过程也就是良渚文化逐渐被发现的过程。

一

卫聚贤在江南地区的考古活动直接促成了良渚遗址的发现。卫聚贤最早在江南地区发现新石器遗址并予以认定，并且一直持续参与和关注江南地区的新石器考古活动。1930年，卫聚贤在发掘南京栖霞山六朝墓葬时无意发现了陶片和石斧，卫聚贤认为是新石器遗址，同行的暨南大学教授张凤根据《史记》之《吴世家》、《越世家》的说法，认为江浙在石器时代尚无人类，不同意他的看法。卫聚贤又请李四光到遗址考察，李四光也以为江南地区不应该有石器。卫聚贤又请李济来考察，李济认为证据太少，不足以证明。卫聚贤花了三个月时间又找到两处遗址，发现一些石器和大量陶片。卫聚贤在其所编《中国考古小史中》将南京栖霞山列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35年，卫聚贤与其弟子金祖同两次去江苏武进奄城遗址访古，得到了很多几何形花纹陶片，不同的的花纹有五十多种，卫聚贤据此认为奄城遗址为史前新石器遗址，他的学生陈志良作了一篇《奄城访古记》。1935年9月至1936年3月间，卫聚贤与金祖同曾三次到上海金山戚家墩访古，发现大批几何形花纹陶器，他们认为戚家墩是新石器时代遗址，金祖同写了《金山访古记》以记其事。1936年3月，卫聚贤、张乃骥、金祖同等人到苏州石湖访古，发现石斧一件，若干几何形花纹陶器。2

1936年5月，卫聚贤在杭州古荡的考古试掘活动直接促成了良渚遗址的发现。卫聚贤发现杭州古荡遗址事出偶然。在此之前，卫聚贤虽然考察过很多遗址，发现了很多陶片，却 1关于卫聚贤生平事迹的研究可以参见傅振伦：《怀念卫大法师》，《沧桑》1993年第1期；卫月望：《卫聚贤传略》，收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散木：《一位传奇的史学家卫聚贤》，《文史月刊》2004年2期；《话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卫聚贤》，《文史杂志》2004年3期。2参见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很少发现石器。5月24日，卫聚贤到杭州古玩店，发现店中有石器陈列，古玩商人说是古荡建筑公墓掘出的。卫聚贤与杭州友人周泳先一同到古荡公墓，从工人手中收购了大批的石器。回到上海之后，将事情经过发表在《时事新报》上。5月31日，“我应杭州青年会讲演之约，与金祖同、乐嗣炳先生同去，并与西湖博物馆商定合作，故同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及文化部主任胡行之先生，与其职员施昕更、刘清香、王维黾先生等，雇了十二个工人，于公墓内试掘了三个坑，公墓外试掘了一个坑，共得到石器六件，陶片三块。”1这次试掘确定了古荡有新石器。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双方合作出版了《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

施昕更就是受到卫聚贤发掘古荡遗址的启发发现了良渚遗址。卫聚贤曾说：“我与西湖博物馆合作试掘古荡时，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作工作，施先生是研究地质的，在审定所得石器属于何种石质时，他忆想到在他家乡也看到过这种东西，次日他赶快回去，果然搜集了石镰刀一，石刀一，石斧一，即《古荡试掘报告》中图三十二至三十四。”2令人吃惊的是，在《古荡试掘报告》中竟然出现了良渚遗址的石器！这是当时考古发掘报告不够规范造成的，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卫聚贤对施昕更的影响之大。古荡试掘结束后，施昕更又曾多次返回杭县良渚试掘，结果发现了良渚遗址。卫聚贤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他于二十五年十一月又到杭县去搜集，除得到大量石器外，又得到大批几何形花纹陶器破片。他在棋盘坟附近，看见乡人在一个池子抽水灌地，池中水快抽干了，池岸旁露出陶片甚多，其中有黑陶器一二片，当时他未注意，后看了中央研究院城子崖报告书，他以杭县的黑陶与城子崖当有关系，故于十二月间两次探访，第一次共得黑陶器百余件，第二次得到较完整的陶尊陶鼎等，并有刻纹及符号文字的发现。他将在杭县第二区试探的结果，于二十六年三月作了一篇《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发表于《古代文化》及《吴越文化论丛》中。”3

另一位良渚遗址的发现者何天行，与卫聚贤也有很深的渊源。卫聚贤与何天行同属财政系统，卫聚贤时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任职，何天行时在浙江财政厅工作，二人交往已久。“同时何天行先生他也是杭县人，他在五年前在上海听我讲考古学这一门课程，感到兴趣，”4“听到施昕更在杭县良渚发现了黑陶后，他也去搜集过一次，他搜集的结果，有三件可注意的事，一为石钺，一为黑陶文字，一为卵石。他作了一篇报告，名为《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5石兴邦、毛昭晰、吴汝祚三位先生都认为何天行发现良渚文化的时间是在1935年，早于施昕更的1936年，6这种说法恐怕有误。何天行在《报告》中说：“去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因在当地调查地质时（施先生原住良渚）见有黑陶遗址，引起注意，前后经几次试探，并掘获黑陶极多„„遗址发现后，作者即至当地查考，黑陶遗址以良渚镇为主，而7长明桥次之。”何天行明确指出，自己是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之后才去当地调查的。结合8卫聚贤的说法，何天行考察良渚遗址的时间应该在施昕更之后，而非1935年。

无论是施昕更还是何天行，都认为卫聚贤试掘古荡遗址对他们影响很大。施昕更谈及良渚遗址的发现时曾说：“二十五年五月，杭州方面，因为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经卫聚贤氏倡导之后，引起考古界热切的注意，同时卫先生到杭州来，与西湖博物馆商酌试掘的事，在五月三十一日，试掘举行，昕更由馆方命令参加工作，而我向来未参加过考古工作。12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3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4卫聚贤：《中国东南沿海发现史前文化遗址的探讨》，《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5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6参见石兴邦：《何天行先生的行述》，《史前研究》2000年；毛昭晰：《关于良渚遗址的发现》；吴汝祚：《再谈良渚遗址的发现是在1935年》，毛、吴二文均收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7何天行编：《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一1937年。8参见张炳火、蒋卫东：《也谈良渚文化的发现人》，收入《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不过对于考古工作一向具着兴趣的，所以近年来在浙省各地调查地质时也同时注意到古代文化地层的研究，不过馆方叫我参加的原意，也是要我记载地层的，试掘不过短短的一天工夫，而我当时见到已搜集的实物，似乎很熟悉，在我故乡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是一种长方形有圆孔的石斧居多，或者称它石铲，以前我也认为是玉器并行的东西，所以不去注意它，但是，其他的石锛、石镞等，我则未曾在浙江境内见到过，第二天，我就急急的回到故乡去（杭县第二区）搜集。除了铲以外，意外的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如石戈、石镰、石镞、石凿、石庖丁等等。”1施昕更说法与卫聚贤的说法一致，良渚遗址的发现与古荡遗址的发掘有着密切的联系，卫聚贤对古荡遗址的发掘直接促成了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这一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938年施昕更著《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出版，此书由卫聚贤校对，并作《校后记》附于书后，卫聚贤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黑陶遗址大加赞赏。施昕更对卫聚贤也一直心存感念，在此书《序言》中，他说：“卫聚贤先生在研究上的鼓励，这种热情，铭感非浅。”2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对于良渚遗址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何天行对卫聚贤在江南的考古活动评价极高，他说：“近年来，国内考古界有一令人注意的倾向：即从向所重视在中国北部考古的目标，而逐渐兼顾到江南的古文化，尤其是在前所认为文化后起的两广与吴越，竟先后发现了史前的石器时代，这是很可注意的。最初，民国十九年春，南京栖霞山发掘六朝时古墓，同时发现石器时代遗址三处。但因当时遗物不多，不曾引起外界的注意，嗣后广东香港，与广西武鸣县，及浙江吴兴、嘉兴等处，也叠有发现„„前年五月杭州市政府在古荡建立公墓，工人于无意中发现石器遗址，结果由卫聚贤先生与西湖博物馆前往踏查，并发表试掘报告。（可无须赘述）。于是江南有石器时代的遗址，已渐成为一般所认定了。接着便有去年杭县第二区良渚镇所发现的石器遗址与黑陶文化。”3何天行行认为江南石器时代的发现与卫聚贤的考古活动分不开，南京栖霞山遗址是江南最早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则使江南存在石器时代成为共识。良渚遗址的发现是这一系列考古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最后附录卫聚贤《中国最古的文字已发现》一文，该文点出了何天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黑陶上有刻纹的文字，系何天行先生在杭县良渚发现的。”重温良渚遗址的发现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施昕更还是何天行身边总有一个重要的身影，他就是卫聚贤。

杭州古荡遗址发掘的影响不止于此。沪江大学的慎微之看到古荡遗址的报道后，在湖州钱山漾搜集了大量石器和陶片，卫聚贤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审定名称，说明用途。慎微之后来写了一篇《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的文章发表在《吴越文化论丛》中。1937年6月，吴越史地研究会在嘉兴开分会，卫聚贤、陈志良等人到双桥，在双桥汽车站站北作试掘，共掘两坑，发现了一些石器、黑陶以及几何纹陶器。又在当地收购了一批石铲及玉璧，后来陈志良写了篇《双桥访古记》发表在《古代文化》上。

总之，卫聚贤在江南地区的新石器考古活动促成了良渚遗址的发现。卫聚贤主持试掘古荡遗址的考古活动，在江南新石器考古史上意义重大。钱山漾遗址、良渚遗址、双桥遗址正是在卫聚贤发现古荡遗址的激励下才得以发现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古荡遗址、钱山漾遗址、良渚遗址、双桥遗址均属于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圈，卫聚贤虽然不是良渚遗址最早的发现者，却是良渚文化最早的发现者。

二

1施昕更：《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收入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2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出版1937年。3何天行编：《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一1937年。卫聚贤发起和领导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有力的推动了江南新石器文化的研究。1936年2月，卫聚贤、吴稚晖、叶恭绰等人发起组织吴越史地研究会，同年8月吴越史地研究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蔡元培为挂名会长，卫聚贤是研究会实际的主持人。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研究会停止活动，各会员疏散转移，在内地从事抗战活动，研究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事实上，从发起时间算起，吴越史地研究会只正常运行了一年半左右。

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研究江南石器遗址。卫聚贤曾说：“我们在江南发现了很多石器时代遗址，但是自觉仍不能决定江南石器的年代，于是有组织团体，俾共同研究之必要。”研究会下设三个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出版委员会、调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相互分工，相互合作，共同促进江南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吴越史地研究会存在时间虽短，却为江南新石器文化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吴越史地研究会推动了江南新石器遗址的不断发现，为江南新石器文化最终定性提供了证据。研究会特设调查委员会，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更多的石器遗址。调查委员会规模庞大，参与者众多，会员之间互通有无，十分有利于信息交流。如前所述，古荡遗址、钱山漾遗址、良渚遗址、双桥遗址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在发现之前均有石器陶器出土，但都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直到研究会成立之后，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试掘之后，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遗址的试掘都是以吴越史地研究会的名义进行的，他们的发现者或试掘者，卫聚贤、金祖同、陈志良、董聿茂、胡行之、施昕更、何天行、慎微之等人都是吴越史地研究会的会员。研究会的影响力不仅限于江浙地区，1937年5月福建武平县发现石器陶器遗址，林惠祥、雷泽光等人到实地考察并写了调查报告。研究会有组织有目的的调查和试掘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江南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随着大量遗址的发现江南地区存在新石器文化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其次，吴越史地研究会聚集了一批学者从事江南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形成了江南新石器文化研究的阵地。吴越史地研究会聚集了大批政界、学界名流，如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于右任、张继、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周佛海、马叙伦、李济、柳诒征、董作宾、朱希祖、梁思永、缪凤林、陈训慈、王献唐、何炳松等人均在研究会任职，这些政学名流未必真正参与研究会的活动，但是他们的关心与支持毫无疑问壮大了研究会的声势。另外，卫聚贤周围团结了一批知名学者，如吕思勉、金祖同、陈志良、孔君诒、蒋玄佁、施昕更、何天行、慎微之、罗香林、胡朴安、胡行之、张凤等人，他们才是江南新石器文化的真正研究者。研究会初创之际没有自己的刊物，会员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古代文化”专栏上。该专栏由吴越文化研究会主编，每周一期，每期约六千字，自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创刊至同年八月八一三战事停刊，共计二十一期十二万字，发表论文五十余篇。1937年6月，在研究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出版委员会在《江苏研究》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上创办“吴越文化专号”，荟萃会员们的重要研究成果。1937年7月，研究会与《江苏研究》合作将“吴越文化专号”编辑出版，名为《吴越文化论丛》，是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五种。除了发表论文，研究会还出版了四种访古调查报告或考古试掘报告。陈志良所著《奄城访古记》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金祖同所著《金山访古记》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二种；浙江西湖博物馆与吴越史地研究会合编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三种；何天行所著《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四种。这四个报告奠定了江南存在新石器时代说的基础。“八一三”之后，研究会活动陷入停顿，卫聚贤在上海创办《说文月刊》，坚持对江南新石器文化的关注，继续刊发江南新石器文化 1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及解散之始末，可参见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另可参见蒋廷峰：《吴越史地研究会初探》，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2009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论文，直到1939年底离开上海转移至重庆。总之，以卫聚贤为中心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是江南石器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组织。

最后，吴越史地研究会举办了很多展览会、讲演会，促进了江南新石器文化的宣传。为了让普通大众意识到江南存在新石器文化，进而引起人们发现的兴趣，卫聚贤十分重视对江南新石器文化的宣传工作，每次考古遗址发掘后，必然伴随着展览会和讲演会。研究会发起之初，卫聚贤就在上海文庙大成殿举办了“奄城金山古物陶片展览会”，两天时间参观者超过五千人。研究会正式成立之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古物展览，规模更大。讲演会加展览会是卫聚贤宣传江南新石器文化经常采用的模式，实物的直观刺激可以让演讲会的效果更大地发挥出来。杭州古荡遗址发掘之后，卫聚贤应邀在杭州青年会演讲，考虑到杭州研究金石的人很多，但对石器多未注意，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亲自携带石器陶片在演讲会上陈列，并供人参观。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研究会在上海青年会举办学术演讲，杭州古荡、杭县良渚、湖州钱山漾的石器陶片都在现场陈列，胡朴安、吕思勉、慎微之、张凤、卫聚贤等五人现场作报告，演讲会社会反响很大。此外，当时的各大报纸也十分关注研究会的活动，予以持续的报道，进一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因为卫聚贤十分注意向民众宣扬考古知识，有学者认为他是早期公众考古的先行者，1笔者同意这种说法。在吴越史地研究会全方位的宣传之下，江南地区存有新石器文化逐渐成为一般人的共识。

张炳火、蒋卫东曾这样评价卫聚贤：“作为古荡遗址发掘的发起人，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总干事长卫聚贤先生在江浙地区远古文化遗址发现方面做出了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绩，由其主编的《吴越文化论丛》更是成为施昕更、何天行、慎微之等发表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阵地。”2二位先生所言极是。毫不夸张地说，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之后，卫聚贤是江南新石器文化研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卫聚贤不仅为吴越史地研究会奉献了大量的精力，还奉献了大量的财力。“吴越史地研究会系私人方面对于吴越古文化有兴趣的人，联合组织而成，既未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一切用费均是我个人拿出来的），当无所谓工作报告。”“就质的方面言：经费一文未有，会费一文也未收；报告书内图画插的相当的多，图也相当的大，也相当的清晰；报告书定价并不太高，不是以书定的价大，就提高它的价值。”3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活动经费是卫聚贤一人赞助的。卫聚贤以一己之力独立支撑着吴越史地研究会的运行，为江南石器文化研究倾尽了所有的热情。

三

卫聚贤是江南石器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最早认定江南地区存在石器文化，将江南文化的源流拉长了几千年。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江浙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地之一，对江南石器文化的性质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建国以后良渚文化遗址的陆续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卫聚贤的观点。

早在1930年，卫聚贤就在南京栖霞山六朝考古活动中发现了石器和陶片，据此他首先提出江南存在着石器文化。刚开始他的发现和观点并没有得到考古界的重视，当时的著名考古专家大多持反对意见。卫聚贤的学生金祖同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述：“民国十九年卫聚贤先生在南京发掘三国古墓发现有石器而所得到的答语是：地质学家李四光说：‘江南不应有石器。’人类学家李济之说：‘物证太少，不足以证明。’考古家张天方说：‘这是汉代前后的东西。’这因为他们视卫聚贤先生也如一般人之视北堤氏以为他是梦想家幻想家而已，他们 12参见刘斌、张婷：《把名字写在水上：卫聚贤》，《大众考古》2015年5期。张炳火、蒋卫东：《也谈良渚文化的发现人》，收入《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3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388-389页。把中国上古文化遗址最多扩大到黄河以南安徽一带而已，脑海或须还有江浙那时还不过一片

1汪洋大海的观念，没有人类的遗物。”

即便是后来古荡、良渚遗址也出土了石器，学术界对此仍旧有较大的争议。古荡遗址的发掘者之一胡行之就认为：“浙江出土石器，数量虽已不少，但因其形式美，与玉器的关系

2密切，只可看作是石铜并用石器之产物，不能遽定为新石器时代之文化品。”他推断这些石器产生的年代在周末。同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会员的刘之远也认为，杭州地区新石器时期还是海滨，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据此他进一步推论：“浙江出土的石器，只可认作殉葬物。绝对不能作浙江古远文化的证据。或作为石器之末期，为金石并用石器，倘可能解，若定作

3浙江古远文化，以此为新石器时代之石器，恐怕九泉下的人们，还要在那里发笑吧！”面对其他学者的嘲笑与责难，卫聚贤一一批驳了他们的观点，坚持浙江发现的石器应该属于新石4器时代。

关于江南新石器文化的性质，当时的考古界普遍认为与龙山文化属于同一系统。1930-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黑陶文化”，良渚遗址的发现者施昕更将良渚遗址的黑陶与之联系起来，认为良渚文化属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的一支，由龙山文化传播而来。他的发掘报告得到了梁思永、董作宾、祁延霈、吴金鼎等人的指导，可见当时史语所的考古专家是认可施昕更的观点的。这种观点还是受传统的黄河中心论的影响，认为江南新石器文化源自中原地区。卫聚贤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观点。5他认为江南新石器文化源自于本土，形成时间很早。吴越民族是中国的基本民族，吴越文化是中国的基本文化。殷民族是吴越民族由江浙沿海岸线迁到河南形成的，与此同时吴越文化由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良渚黑陶上的符号是殷人甲骨文的前身。卫聚贤的一些具体观点仍需证实或讨论，但他发现江南石器文化不同于中原的认识无疑是超前的。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环太湖地区的石器遗址仍然被称作“龙山文化杭州湾区”、“浙江龙山文化”等，大多数的考古工作者还没有意识到“良渚文化”是一种发达的本位文化，这样的认识势必影响到相关的考古研究。后来随着更多遗址的发掘，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考古学界对良渚遗址的性质与特征才有了新的认识，不再认为它是龙山文化向江南地区传播的变种，而是发祥于太湖流域的一支土著文化，是由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演变而来。1959年，夏鼐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作了《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报告，正式命名“良渚文化”，明确提出“良渚文化”是区别于“龙山文化”的一个独立存在、发展的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6如今良渚文化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回过头来我们不能不惊叹于卫聚贤的先见之明。

卫聚贤勇于疑古，喜欢挑战传统观念，学术上主张以今日之我推翻昔日之我，立论大胆，故其学风不为严谨保守的学者所喜欢，在学术界颇受争议。经过一番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卫聚贤提出的“江南地区存在石器文化”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但是他所坚持的“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主流学者的认可。二十多年后“良渚文化”的正式命名，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正统的考古学家对这位考古学的“异端”是抱有偏见的。

曾经有人问卫聚贤：“您老先生是北方人，何以要考江南的古呢？”卫聚贤回答道：“江南有很古的古物，很悠久的历史，然而大家不注意，江南的人不努力。江南有石器，我最先 12殷尘：《学术人格》，《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816页。胡行之：《浙江果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乎》，收入《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89页。3刘之远：《石器的形成与地层的探讨》，收入《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93-294页。4参见卫聚贤：《浙江石器年代的讨论》，收入《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参见卫聚贤：《中国东南沿海发现史前文化遗址的探讨》，《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殷民族由江浙迁于河南》、《中国古文化由东南迁于黄河流域》，收入《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参见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59年12月26日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的发言》，《考古》1960年2期。发现，考古是我性之所喜，故为江南人代劳，因为个人力量有限，所以办了‘吴越史地研究会’，集中人才来研究。现在固然不负众望，发现了几处有价值的遗迹，石器与黑陶，最古

1的文字，因此证明江浙文化之远古，如能继续努力，将来的成就，为可限量。”后来的事实证明卫聚贤的观点和预言是正确的，江南的良渚文化已被公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全面梳理江南新石器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学术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施更昕和何天行是狭义的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卫聚贤则是广义的良渚文化的发现者，他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作为良渚文化的发现者和研究者，卫聚贤应该名垂民国学术史，这个山西人也应该被良渚文化所铭记。

1李丹：《考古家：鲁智深》，《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重庆说文月刊社1940年，832页。

第二篇：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公认的第一个高峰。当时中国境内的大多数原始文化中都出现了玉器，其中尤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多，数量大，制作精美，自成体系，影响深远。本文拟通过两个文化玉器的比较分析来发现它们各自的特点，从而加深对它们文化内涵的认识。这也正是本文与前人所做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比较分析的不同之处。

二、比较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年代为距今6500一5000年前，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石耜等为特征器物。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年代为距今5300—4200年前。以薄胎黑陶、贯耳器、耘田器等为特征器物。

（一）玉材

红山文化玉器所采用的玉材主要为蛇纹石等，即现在所说的岫玉。其玉材硬度为2.5－5.5，比重2.5—2.8，颜色较均匀，透明度较好。其产地就在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内，获取较为容易。

良渚文化玉器所采用的玉材主要为透闪石、阳起石等，玉材硬度为6—6.5，比重2.9－3.1，内部结构不均，目视可见毡状、簇状或捆状交结结构，透明度较差。其产地虽还未确定，但“就地取材”的可能性较大。

（二）玉器的种类

1、相似器物

珠、坠、管、串、环、玦、镯、璧、璜等；

锛、刀、斧、钺等；

龟、鸟、鱼等动物形玉像以及玉人像。

2、相异器物

红山文化

用具，匕形器、棒形器等；

装饰品，方圆形玉璧、玉勾形器、玉丫形器、玉臂饰、玉箍形器、双联璧、三联璧、玉虎、玉猪、玉熊、玉鸮、玉蚕等；

礼仪和宗教用玉，玉兽首、玉玦形器、勾云形佩、双兽首三孔玉器等。

良渚文化

用具，角形饰、带杆纺轮、带钩、柱形器、柄形器、锥形器等：

装饰品，牌饰、锥形器、四龙首镯、绞丝纹镯、玉海豚等；

礼仪用玉，锥形器、组佩、璧、豪华型钺等；

宗教用玉，琮、冠形饰、半圆形冠饰、锥形器、圭等。

（三）玉器的构成

有关两文化玉器构成的统计以曲石先生《中国玉器时代》一书所录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统计为基础，结果如下：

红山文化

用具占14％，装饰品占60％，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占26％。

良渚文化

用具占3％，装饰品占2l％，礼仪用玉占32％，宗教用玉占44％。

（四）纹饰

红山文化玉器以素面居多，在一些薄板状玉器如勾云形佩(图：14)，或有弯度的玉件如玉臂饰表面磨有瓦沟纹，工艺难度较高。

良渚文化玉器纹饰比较发达，其中以神人兽面纹(又称“神徽”)(图：15)为代表。它主要集中在琮、钺、冠形饰等器物上，其中以反山M12：98侧面的纹饰较为典型。此种纹饰的主题一直是广为争论的一个问题。李学勤先生在《神秘的古玉》一文提及“辽西红山文化龙形玦，如把龙的脸部平面展开，与良渚文化反山M12：98琮上的兽面非常近似。玦上表现的龙没有角，目系卵圆形，口中有獠牙，和较晚的龙有所不同。”如此惊人相似的产生有以下几种可能：

1、传播的结果。从两文化间巨大的时空差距来考虑，此种可能性极小，而且至今未发现能证明两者之间曾发生传播的证据。

2、写实。如果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是对同种动物的写实造型，那么在图案被进一步抽象、省略之前它们自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这一点与文化、时代无关。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内少数玉器上出现了刻划符号，如璧、琮、环、臂圈等。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5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

（五）玉器的制作与加工技术

红山文化的制玉技术是从查海－兴隆洼文化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查海－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均通体抛光，并且已出现单面钻成的小孔和两面对钻而成的长孔两种钻孔式样。红山文化时期，制玉技术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玉器加工时，工匠充分利用了岫玉硬度较低、透明度较好的自然属性，形成了注重玉材自然属性发挥的艺术风格。

良渚玉器所用的玉材硬度比岫玉高，因此玉器加工也需要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以石英砂等为介质的片状硬性物体带动的钻切割和线状柔性物体线切割的痕迹多有发现。有学者认为良渚玉工已掌握了从两面同时钻进的技术。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装饰艺术杰出成就的代表，如何在硬度如此之高的玉材上雕刻出如此精美的纹饰，至今仍众说纷纭，未有定论。良渚玉器另一个特点是组装、镶嵌技术发达。组装是把不同的玉部件，如杖端、提手等用榫卯贯穿等形式组装成一件器物；镶嵌是将很细小的无孔玉粒及一些圈足、提手之类的玉件用髹漆粘合等方式装饰在器物上。

（六）玉器的风格

红山文化玉器以装饰品为主；器形简约流畅；因材造型，动物形象等注重整体性和神似；总体风格浑厚、朴实、豪放，呈现一种与大自然相符合、统一的风貌。

良渚文化玉器中以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为主：器形规整，构图严谨。追求对称；花纹精细，且大量使用；总体风格威严、神秘、考究，体现礼制的威严与宗教的神秘。

（七）玉器出土的遗迹单位

红山文化中出土玉器的遗迹单位种类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类：

1．大中型墓葬与祭坛相结合的综合性遗址，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

2．墓葬，以凌源三官甸子墓地、胡头沟积石冢墓葬等为代表：

3．祭坛，以喀左东山嘴遗址等为代表；

4．遗址，以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等为代表。

良渚文化中出土玉器的遗址单位有以下几种：

1．大中型墓葬与祭坛结合的综合性遗址，以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等为代表。

2．墓葬，以反山基地、寺墩基地等为代表。

3．玉器加工作坊，以丁沙地遗址为代表。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玉器的分布比较广泛，遗址内玉器的出土较为平均。良渚文化玉器的分布则较为集中，大量玉器出土于重点遗址。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两文化的墓葬中都出现了玉殓葬现象。

红山文化的玉殓莽现象以牛河梁遗址群最为典型。在牛河梁遗址群4个地点发掘的6l座墓葬中，83．9％的有随葬品的墓只随葬玉器。在大中型墓葬中，规模较大的仅用玉器随葬，规模较小的却拥有包括玉器、陶器、石器在内的随葬品；小型墓葬中一般不见随葬品。随葬玉器的多少与墓的规模不成正比。如牛河梁遗址群第二地点ZlM21随葬的玉器多达20余件，为目前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墓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一座，但该墓位于冢的偏南一侧，不在冢的中心部位，墓葬的规模也远不及中心大墓。此外各墓中随葬的玉器以装饰品为主，数量较少，大部分可能就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随葬玉器组合常有变化，时有形制不同的器物出土。

第三篇：在安藤忠雄设计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有场关于诗和远方的摄影与书法展览

在安藤忠雄设计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有场关于诗和远方的摄影与书法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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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dlows James Horner广陵散

酒狂 熊云韵-广陵散

前言：相见时欢喜 文/张海龙

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书道如诗意，也要寻求李白这种“山人合一”的境界。《易经》曾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说的就是这种体察万物休戚与共的伟大时刻。而徐戎也曾放言：“我即书法，书法即我”，描述的是书法已然与其生命融为一体的至善至美。静且动，奇又憨，痴而灵——如此徐戎活得竟像个古人。他在本领，在于能随心而化，以慧驭神。“苏轼当年看过的山水我亦在观看”，仅此一种飞扬蹈厉，便将精神背景直接接通古代气场。念佛参禅，修心行善，从未间断。今天的庐主，放下生命中诸多过往，忆念着挑水劈柴、粗茶淡饭的清朴生活。静默时，他可数日不发一言禅定静修，孤抱自守；繁华后，他可数年沉潜，隐于山野，超尘脱俗。在徐戎看来，好的草书在处理字的轻重、粗细、斜正、疏密、枯润之间很有讲究，看似蜻蜓点水，其实大含功力：貌似辗转迂回，却能意韵相连；貌似时断时续，实乃一气呵成。徐戎说，最好的草书其实是一种欢喜境界。如张旭醉后呼叫狂走，随处落笔皆成书；如怀素自种芭蕉练字，百杯酒后始癫狂；如张芝书尽家中衣帛，学书池水尽墨染。而他今天的书写，正是对“愿望还能成为现实的古代”之一种致意与想念。这源自中国古人诗意生活的四十二重欢喜境界，是我对徐戎的郑重赠予。所有这些欢喜，又全都体现在良渚文化村的日常生活当中。

坐看云起，心有灵犀，自在天成。书法家介绍：

徐戎，良渚文化村村民。原姓夏，号静隐庐主，书法家、书画鉴藏家，浙江省美丽乡村经济文化研究院首席文化顾问，“我们读诗”联合发起人。出生于千岛湖仙居村一个古亭中，在中洲镇徐家村由祖母养大直到12岁。20岁时，皈依“不倒单”大师桂仑禅师。后又皈依于著名高僧敏公上师。曾任著名学者、政论家何新秘书和学术助手，编辑出版《孤独与挑战》并撰写前言，著有《云起时》、《静隐臻观》画册等6种。擅书画、设计、写作和禅修。平素喜居山林，喜静坐。书画师从启功、陆抑非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