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中国司法年度记忆之二：用制度理性防范冤假错案
用制度理性防范冤假错案
（2014-01-04）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声音
□ 漫画/高 岳
回顾一年来那些被舆论和司法重新打量的冤假错案,蕴含着制度理性和程序正义的闪烁光辉,重新燃起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延绵期许
□傅达林刘茹意
在一国的司法体制当中,司法机关对待冤假错案的态度可被视作一张法治的“试纸”,从中能够检测出一个时期的司法文明和法治发展水平。在经历过“亡者归来”、“真凶落网”等离奇错案的尴尬之后,进入2013年中国司法机关勇敢走出了这一困局。回顾一年来那些被舆论和司法重新打量的冤假错案,蕴含着制度理性和程序正义的闪烁光辉,重新燃起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延绵期许。
平冤行动史无前例
3月26日,法学科班出身的周强就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仅11天,浙江省高院经过再审,宣布因涉嫌2003年一起奸杀案被羁押近十年的张高平、张辉叔侄无罪。此后,一股强劲的纠正冤假错案的风暴席卷全国,这被舆论解读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周氏路径”,也被视为中国司法转向的开始。
4月25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羁押了12年的李怀亮,在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5月3日,因涉嫌制造福清市纪委爆炸案被羁押了近12年的陈科云、吴昌龙、杜捷生、谈敏华、谢清五人,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无罪释放；
7月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建阳等五人抢劫、盗窃案再审宣判,认定其在1995年抢劫并杀害两名出租车司机的事实不成立,撤销原来的一、二审判决；
8月13日,安徽蚌埠男子于英生被冤杀害妻子,入狱17年后无罪释放。
„„
5起冤案,14名当事人,分别发生在1995年至2003年之间,却因为种种“罪名”而度过了十年以上的冤狱生涯。在2013年,他们沉冤得洗,重获自由。
值得庆幸的是,司法机关对待错案的态度不再讳疾忌医,而是展现出有错必纠的良好姿态。与以往错案得以披露的离奇方式不同,2013年的一些冤假错案,是司法部门主动发现并纠正。例如安徽于英生案,真凶是在当事人被释放3个月后才找到的。这种通过司法正常程序,依据案件事实和证据重新认定错案并主动公开的做法,体现了纠错机制的正常功能。
与冤案平反一路相伴的还有不停的反思。综观以往冤假错案的发生逻辑,几乎都有一条“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疑罪从有——折衷量刑”的线索,程序上的非理性、实体上的形势迁就、量刑上的留有余地等,注定了错案漏网的可能。例如上述5起冤案,不同程度上都与当时“重犯罪打击,轻人权保护的刑事司法理念有关”,最突出的共性表现为案件侦破压力下的刑讯逼供。对此,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专门列出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被学界视为一大突破。而如何完善阻隔错案的程序机制,激活立法的原则性条款,发挥司法系统中应有的免疫力和纠错功能,成为中国司法责无旁贷的使命。
宁可错放不可错判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分析错案的原因总是能找到刑事执法理念上的缺憾,要防范冤假错案,首先必须完成程序正义理念的重塑。
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论断的重申,既是对法治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高度重视,更是对新时期司法发展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一种响应,“纠正冤假错案,既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也体现出了对人性、人权的尊重”。5月6日,主管刑事审判的最高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称,“审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表明了最高院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强决心,更预示着中国司法的理念再造。
司法作为事后的证明,无法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与事实相符。司法防止冤假错案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恪守疑罪从无的程序理性,只有那些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方可定罪,对于有疑点的案件则进行无罪化处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之言不失警示教育的作用,指向的恰是司法实践中急缺的核心理念。7月4日,周强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司法裁判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涉案的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重大冤假错案的纠正,要“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司法应当有如此的自信,同时也应当拥有更加健全有力的防范冤假错案件机制。
要做到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就必须将刑事司法回归到常态规律上来。以往,在破案压力下,司法机关往往降低证据标准,难以彻底贯彻疑罪从无。而冤假错案的形成与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河南李怀亮案中与受害人家属签订死刑保证书就是例证。还比如,在对张高平、张辉案的反思中,浙江高院就提到,命案发生后人心惶惶,上级会对这类案件进行督办,时有层层下达限期破案死命令的情况发生。时间紧、压力大,刑讯逼供于是应运而生。加之现实中存在“口供为王”的依赖,执法机关只重视对认罪口供的认定,而轻口供来源真实合法性的审查和无罪证据收集。
正是在错案的促动下,浙江公安在集体反思后得出两项结果:冤假错案终身追责,取消破案率排名。据称,浙江今后将取消全省打防控考核和综合考评,不再搞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等排名通报。11月,河南省公安厅也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工作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十项措施》,废除破案率等指标,从而将程序正义的理念浇铸成制度理性。
构筑起制度防火墙
从理念到机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这一年在纠正和防范错案上都用力明显,目的就是构筑制度防火墙。
8月中旬,中央政法委专门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这一统领性的指导性文件,布置了中国司法防错案的制度目标。
9月上旬,最高检下发《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对严格规范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程序、严格把好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关、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等提出明确要求。而此前6月5日,公安部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健全完善执法制度和办案标准,杜绝刑讯逼供,从源头上有效地防范冤假错案。
不难看出,制度与机制建设正成为司法纠错防错的根本,这一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更是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决定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健全错案防治机制作为重要内容,提出了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配套改革措施。而建立“谁审案,谁负责”的归责机制,意味着法官对自己办理的案件终身负责,这不仅直接在错案与司法行为之间建立起必然性联系,而且使得审判者对案件审理更加负责,从而减少错案的发生几率。
在防范错案的链条中,法院乃是最后一道关键的屏障,也是捍卫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底线。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贯彻如何,最终体现在审判当中。而刑事审判并不同于民事审判,可以“三七开”或是“四六开”。尤其是合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必须建立在“没有任何怀疑”的基础上。令人欣喜的是,在11月21日,最高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冤错案件工作机制的意见》,从司法理念、证据审查、审核监督等方面要求各级法院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办案。其第6条更是直接规定: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很明显,这是一种“百分之九十的有罪等于无罪”的疑罪从无,恰恰构成法定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也是我们历来强调慎杀原则的真谛,更是司法审判遵循程序理性避免错判错杀的根本。
一年来,在平反错案的反思中,如此密集地出台防止冤假错案的工作性意见,几乎覆盖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全部环节,为中国司法确立了一道阻隔错案的防火墙。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司法机关在强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同时,突出程序至上,突出保障人权,着力在侦查讯问、批捕起诉和法庭审判三大环节上加强机制建设,以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制度链条,真正将“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司法理念内化到每一个具体的执法和司法活动当中。
第二篇：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浅谈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冤假错案的防范
通过这几次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使我了解了新、旧刑法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各地频频爆出冤假错案，如：聂树斌、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氏叔侄案，它们使得许多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责，而有罪的人却逍遥法外。形式冤案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破坏的社会的安定和谐，更严重的是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信赖，冤假错案俨然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反思的沉重话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明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并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在加强对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监督及约束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针对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错案的司法人员,追究其相关违法责任。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旨在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廉政建设,加强办案人员责任,从而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为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由于其特定的目标和作用,必然就会有其相应的一些特点。我国如今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期间也滋生出很多司法腐败现象,如此就直接触及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影响了司法公正。由于近年来冤假错案持续发生,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合理运行的一些弊端也显现出来,甚至出现了背离其初衷的负面作用。考虑到提升司法队伍整体水平,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离不开制度保障,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现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断对其加以完善。制定错案责任追究的统一法典势在必行,为制度顺利运行提供法律依据和全面保障;应当转变以实体错案为标准的错误观念,树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错案责任追究理念;明确刑事错案的认定机构及错案责任追究机构;划定错案责任承担范围和追究程序;保障司法人员合法权利,建立审查听证和异议申诉程序。总之,就是要全面构建科学合理、公平有效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为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维护司法公正,重塑司法权威提供制度保障。刑事错案、冤案是多种复杂的原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这些冤案的发生有历史的原因，有现代科技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取证技术落后、自然规律的影响；有法律实体上的原因，如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的错误；有法律程序上的原因，如司法程序错误、诉讼机制不健全等等。
一、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
按照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是案件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是批捕、公诉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一起案件经过不同的诉讼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就公安机关来说,多年来形成的重打击犯罪分子,轻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观念很难一时消解。在很多基层公安单位,包括分局、县局、派出所、刑警队每年都有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包括打击处理数(刑拘数、逮捕数)、破案率,于是导致了抓人越多、破案率越高,就容易立功受奖。此外,还有“命案必破”等要求。同时,重口供,轻证据,搞刑讯逼供,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刑讯逼供,在一定阶段是一些公安机关的顽疾,屡禁不止,甚至致人重伤死亡,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内部分工过细,多头办案,加上一些民警业务素质不高,同时又缺少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也是造成冤假错案多发的原因之一。十几年来,公安机关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办案部门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刑侦部门办案外,还有国保、经侦、治安、交通、消防、禁毒、边防、缉私、网监等部门都有侦查权,都在办案。特别是1997年在公安机关改革过程中,公安机关取消了预审部门,直接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办案质量。
就检察机关来说,审查批捕、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本应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关,但有时会因为种种原因屈从于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的压力,更看重于什么批捕率、起诉率等指标,不该捕的捕了,不该诉的诉了,只起到了个“二传手”作用,这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就人民法院来说,不能完全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而是搞“有罪推定”,或者“疑罪从轻”,审判不独立,有时还会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一些明显的冤假错案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这同样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律师方面来说,也存在一些问题。1997年刑诉法修改后,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进一步加大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力度,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即可聘请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律师可以自由会见嫌疑人,无需经过办案单位同意,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律师会见需要经侦查机关许可。由于部分刑辩律师业务素质不高,加上“伪证罪”等罪名的影响,律师不敢调查取证,不敢作出无罪辩护或者向侦查机关提出无罪的意见,或者律师提出了无罪意见或者
做了无罪辩护,也不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采纳,使庭审走过场,辩护流于形式,导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二、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开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制度,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我认为,从制度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刑诉法确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该撤案的撤案,该放人的放人。检察机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不批捕、不起诉。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按无罪判处,不能搞疑罪从轻判处。司法机关应当追求法律上的正义,而不是事实上的正义。
二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上访闹事和地方维稳等压力,就枉法裁判；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难以确定的,一律按无罪判决。
三是修改刑诉法,建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权,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词。你有权聘请律师,审讯时可以有律师在场”。沉默权的实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促使司法机关彻底摒弃以口供为中心的取证原则,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从而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是进一步改革公安工作,恢复预审机构和预审工作制度。1997年公安部取消了各级公安预审机构和预审工作制度,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必须尽快纠正。预审机构恢复后,公安机关各警种办理的刑事案件,拘留、逮捕后一律移交预审机构办理,并由预审机构一个口对应检察机关的批捕和公诉部门,彻底改变目前公安机关存在的多警种办案,多口对接检察机关的混乱局面。通过预审制度,可以有效减少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是进一步发挥刑辩律师在刑诉中的作用。按照刑诉法规定,不论是在侦查阶段、批捕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律师都是辩护人身份。律师应当认真履行职责,搜集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证据,向办案机关提出法律意见书,并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或者有罪从轻辩护。要切实保障刑辩律师的合法权利,取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伪证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要充分听取刑辩律师的辩护意见,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六是进一步减少使用死刑,加快最终废除死刑的步伐。在大量的冤假错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冤杀。近年来,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大幅度减少了适用死刑的罪名,但总的来看,死刑的罪名仍然偏多,与国际接轨差距较大。建议尽快启动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罪名,并最终废除死刑。
因为总体而言，“警检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它们都代表着控方，整个侦查活动的目标也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并最终服务于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指控。但控辩双方与法院之间却应该形成一个完整、合理的诉讼结构，法院应该依法独立地进行裁判。而现在，人们几乎都看到了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辩方的“弱者”地位。因此，不断提高被告人及其辩护一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实际地位，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权威地行使刑事审判权，才是现今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当务之急。
第三篇：最高法：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错案
最高法：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错案
中新社北京5月6日电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6日在《人民法院报》发表题为《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署名文章。文章称，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文章称，一段时期以来，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
文章分析，现实情况是，受诉法院面临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应当说，现在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
文章同时指出，应当清醒认识到，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将会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冤假错案一旦坐实，法院几乎面临千夫所指，此时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
文章强调，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错案，现在制度规定应当说比较完善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同时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
文章指出，充分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共同防范冤假错案，及时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刑事审判要适应时代要求，注重司法全过程的公开，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个人隐私以及重大商业秘密，就应当及时主动公布真相，让人民群众用心中的那杆秤去衡量和评判。
文章称，充分依靠党的领导切实做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工作。对公检法三机关而言，加强配合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发挥制度优势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互相制约，任何形式的联合办案都有可能埋下冤假错案的祸根，必须要坚决摒弃，任何程度的迁就、照顾都有可能酿成大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必须坚决杜绝。(完)
第四篇：入世后中国知识产权法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入世后中国知识产权法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为了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世界知识产权规则接轨，入世前夕我国立法部门先后对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做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其目的十分明确，履行我国在加入WTO时，就知识产权问题作出的承诺。而在修改过的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在知识产权法上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因为一方面在于它与原有中国知识产权法中“重行政，轻司法”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于它的确立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战略和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相吻合。
一 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
与原有三部旧法相比，新修改不久的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
从法学基本理论上讲，司法审查与司法纠济基本同义。即对于权利受害方，无论其权利是受到相对个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侵害。还是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也不管这种侵害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只要权利人向司法机关请求或在特定情形下，司法机关依职权，对权利受害人给予补偿的一种保护途径。相对于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近代社会的私力救济而言，司法救济在性质上一种公救济，也是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司法审查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政府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代表性，法院对政府的命令、决定、裁决等抽象的和具体的行政行为都有权审查。根据宪法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和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审查政府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根据联邦法院判例审查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审查备受重视。因为首先它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之一。作为强势一方的国家和政府其行使职权时，难免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弱势方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权利必须受权利制约。而这种制约的最好体现是权利个体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向专门履行司法职能的司法机关起诉，请求制止权利的不正当使用。其次，在近现代的国家机构的构建中，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比，司法机关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使其能够真正行使自身的权力。而通过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控制，不失为一个提高自身地位、制约权力滥用、保障合法权利的有效途径。
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原有的三部知识产权法重行政保护，轻司法救济。作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显著特色——行政保护（执法），长期以来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中居于特殊地位。当然，这对于当时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言已经足够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执法的确立不失为一条经济、快速、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途径。因为在打击盗版、查处侵权假冒商品方面，行政执法拥有司法救济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行政执法也与中国当时不重视法治的社会大环境相适应。但总的来说，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有效手段——行政执法，在今后的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且WTO法律文件对知识产权的国击保护规定了行政复审与司法审查两种途径。表现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第二节“民事与行政程序救济”中仍肯定了通过行政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然而，纵观修改后的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我们仍然能够明显感觉出司法救济即司法
审查加强的趋势。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历程看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从相对松散的WIPO到1979年的东京回合谈判的“准司法模式”再到WTO中的TRIPS协议关于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这一切都表明了司法审查制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就国内而言，表现在：行政执法相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而言，具有下列特点：经济它省去了繁琐复杂的司法程序能够使广大知识产权权利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有效的保护；快速，它不必经历相对“漫长”的诉讼时段，只要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他人侵权并找出相应的证据然后向行政机关请求就可以快速制止侵权人的侵权，从而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利益；有效，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外行政手段相比司法保护而言，都是最有效的手段，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具有司法保护所“无可比拟”的优势。新修改过的三部知识产权法分别都确立了相应的司法审查。例如新《专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46条第2款、第55条也有同样规定。新《商标法》第4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46条、第49条、第50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新《著作权法》第55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些条款，明确表明了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既是我国入世后在知识产权法上与TRIPS协议相接轨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具体体现。
二 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确立的成因。司法审查制度在TRIPS协议中的重要地位。
司法审查（judical review）是WTO所规定的透明原则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TRIPS协议作为WTO系列法律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继承了GATT（1994）的许多基本原则，透明度原则即属其一。显然司法审查同样也是TRIPS协议中的重要原则之一。例如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第41条中（4）项规定了相应的司法审查条款。
“Parties to a proceeding shall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review of final administrativedecisions and of at least the legal aspects of initial judicial decisions on the merits of a case.”
（1）即“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以及至少对案件是非的初审司法判决的法律问题，诉讼当事人应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此条款明确规定，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和初审后的司法审判如果权利人认为不合法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司法机关必须接受。而而我国原有专利法第条第款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无效的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对于行政终局决定当事人一般不可以再有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修改后的新专利法第条第款明确规定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旧两法相关条款的截然不同明确反映了TRIPS协议中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影响，也体现了其在TRIPS协议中的重要地位。此不难发现司法审查尤其是对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在TRIPS协议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这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也有利于在知识产权贸易中贯彻执行透明度原则。司法审查制度是使TRIPS协议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保障。
当今世界主管世界知识产权事务的两大重要国际组织分别为：1970年建立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而WTO对知识产权事务的管理主要体现在TRIPS协议中从WIPO到世界知识产权领域出现了两足并立之势这种趋势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在于WTO中的协议对知识产权事务的规定具有约束性和较强的操作性与缺乏有力的保障机制的WIPO相比，TRIPS协议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极大地赋予了相关当事人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可诉权因为纵观法律其是否有效最根本在于其是否在社会中被执行和遵守。而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无疑成为法律作用得以最终实现的根本保证。从WIPO到WTO的分化演变`的事实更加体现了司法审查这一制度是使TRIPS协议在知识产权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力保障（因为一般国际条约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归根结底在于其先天缺乏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机制，如曾被人戏称为“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TRIPS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在国际上，体现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争端的防止与解决”中这主要是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其中明确规定对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不服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诉机构请求复审；在国内上体现在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中这主要集中在第节民事与行政程序及救济中和第一节总义务即第条第项。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详细的规定了各成员国对知识产权的诉权保护程序公正和司法救济协议对各成员国的国内司法审查的高标准要求是通过强化司法审查机制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控制和防止行政权力滥用而实现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协议的各项规则在各成员国内得到切实的执行与实施。也正是这样，TRIPS协议才受到了各成员国的信赖从而使协议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中成为了一条最重要的国际准则。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也是我国实现法治目标的要求和体现。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间贸易的主要组织WTO，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法治化的组织。作为法律文件之一的协议很显然也是高度法治化的产物素有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宪法之称的TRIPS协议其法治化表现一方面在于将知识产权的原则性要求规范化制度化另一个方面就体现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规定的行政机关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即TRIPS协议中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因为协议在各成员国具体体现，表现为由行政机关将协议的相关规定在国内首先适用，而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与控制，从而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有人曾将TRIPS协议中的司法审查制度称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法治化的要求与体现。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依法治国的征程中将司法审查机制引入中国有利于促进中国法治的进化，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
入世后的中国同时也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TRIPS协议中知识产权执法所要求的司法审查，可以从外部推动并促进中国社会向法治目标迈进因为作为成员国这个战略目标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法治水平，并将实质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司法救济一向是法律规定的终局性救济途径。而法治要求一切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和争端都可以提交法院审查或解决这也是法学理论中的“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的体现司法救济的范围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国法治水平的高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发达的程度和审查范围的大小，往往是其法治水平的重要杠杆，而法治水平发达的国家，其不将司法审查作为法律救济的终局手段，且司法审查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及这本身就是人类发治发展的必然成就和趋势。”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很容易看出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这既是与国内国外法治环境相适应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要求。
三 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上的确立对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实现我国的依法治国战略，提高我国法治水平。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法治环境促进我国法治化进程的进行。但真正实现司法审查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与完善归根结底在于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之所以在司法审查范围上对TRIPS协议各成员国作出广泛的承诺主要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法治程度的担心。他们希望其国民在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得到可靠有效的法律保障。而且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可以促进其增强与中国从事贸易的安全感。有利于在知识产权领域，充分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实现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有人认为在知识产权法上确立司法审查制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的发戴蒙德展因为TRIPS协议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出来的。例如：美国乔治顿大学法学院R-教授所说的，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所有WTO规则不仅在理念上是美国式的连措词都是每国式的虽然这种看法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经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种国际条约中，以利于实现其国家利益。）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更容易充分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进步与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
（1）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与控制，促使行政机关不敢随意滥用行政权力，从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这样有力于更大地激发起创造力。从而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充分发展；
（2）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营造良好的国内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环境，使发达国家机关权利人“放心大胆”来中国运用其知识产权这样一方面在客观上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随之技术的引进必将激发中国权利人的创造性。从而促进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总之，在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上引进并确立司法审查制。既是我国加入WTO，履行承诺做守义务的要求更是我国实现知识产权战略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必要手段。
第五篇：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三)：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
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2013年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多次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社会公众的焦虑和期盼，深深牵动着党和政府的心。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凸显出中央对环境治理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既是党和政府的紧迫任务，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
◎环境污染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十一五”以来，初步建成全国环境监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解决了2.15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但环境好转只是局部性的，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环境矛盾凸显，压力继续加大，形势十分严峻。
——空气持续恶化。目前，我国70%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雾霾天气频繁发生。全国酸雨污染仍然较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2.2%。此外，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光化学烟雾污染。现在，在一些城市，呼吸上新鲜空气已经成为一种奢求。
——水污染日益严重。我国当前70%江河湖泊被污染，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90%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一些主要城市及近郊地区地下水中，已检测出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有毒微量有机污染指标。
——重金属污染呈现高发态势。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化工污染成为重大污染源，镉、砷、铅、铬、汞等重金属污染严重，在对水体造成污染的同时，也成为土壤中长期存在的“毒瘤”。
环境恶化直接危害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在我国一些地方，污染事故频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有的地方已经出现“癌症村”。专家分析，肿瘤患者增加与环境日益恶化等因素有关。
环境污染大多难以恢复，有的破坏具有毁灭性。污染问题表面看是环境问题，但却是涉及社会稳定、民众福祉的重大问题。自1996年以来，我国在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下降情况下，因环境问题引发的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却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在上升。如果任由环境恶化趋势蔓延，很可能会积聚社会不满情绪，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环境恶化症结在哪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近10多年来，中央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力度不可谓不大。
各地党政部门对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表态也是坚决的。
然而，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大气污染靠风刮、江河污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染靠冲刷”的落后状态，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家的感受也越来越差。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上上下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为什么没有换来天蓝、地绿、水净，而是陷入越治越差的怪圈？
客观上讲，环境污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处于中期时，由于人口迅速膨胀、城市化进度加快、资源消耗大量增加，不可避免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要看到，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企业“下死手”，无疑会断了自己的“财路”。说到底，就是没有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二是环保部门不敢管、管不了，监管职能难以发挥。由于基层环保部门隶属地方政府，环保局长不得不听命于地方党政一把手。一些地方领导也常常以“挪位臵”、“摘帽子”等手段干扰环境执法，致使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即使一些环保局长敢于挺身而出、严格执法，但由于技术落后、手段缺乏等原因，这样的“小马”也难以“拉大车”。
三是污染企业违法成本低，手段隐蔽。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污染处罚标准偏低，导致许多企业宁愿罚款也不购买使用治污设备，即使买了也当成摆设。遇到执法检查时就“开机欢迎”，过后就“关机休息”。发生污染事件后，也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到底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碧水蓝天？二者能不能兼得，是对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走出一条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新路子。当前的关键，就是要抓住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尽快推出符合实际、管用有效的举措，让人们看到环境治理实实在在的成效。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为何说环境监管能力亟须突破
监管是环保工作的“千里眼”，肩负着生态“守护神”的重要使命。缺乏有力的监管，再好的法律、再严的政策也会落空。
这些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环保部组织编制发布了《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二五”规划》。我国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环境执法监督体系基本建立。但是由于环境保护涉及面比较广，全面加强监管也面临不少“瓶颈”，亟须突破。
理顺环保管理体制。针对环保监管体制不顺、职责不清的问题，不少专家建议推行环保系统垂直管理。这样做，有利于上级环保部门将管事与管人统一起来，使环保部门的监管“一竿子插到底”，增强了环保监管的权威性实效性。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污染无地界，环境治理不能靠一省一市“单打独斗”，而必须联手行动。应认真总结国内外的治理经验，在全国尽快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的区域大气、河流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加强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环境遥控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环境监控网和应急网络，实现环境在线监测自动化，提高环境监测水平。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健全业务培训机制，不断提高环保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
严格问责机制。应严格排查污染中的“人祸”因素，严格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扩大问责范围，将所有环境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管理中的失职渎职行为、所有承担环境保护之责的官员，都纳入追责范围。增加问责主体，不能只是由政府说了算，其他相关部门也要能够参与，同时鼓励民间环保组织作为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推动形成比较完备的环境法律法规框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各级环保部门应敢于拿起法律这个武器，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决不允许搞变通、打折扣，视法律法规为儿戏。把日常执法检查与环保专项行动结合起来，实施跨行政区执法合作和部门联动执法。健全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建立执法责任制。
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应尽快建立起配套完备的公益诉讼法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为开展公益诉讼提供依据。完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等制度，积极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健全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援助、进行司法救济，提供必要经费支持。
◎为何美丽中国需要美丽你我
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很多人心里都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有的人埋怨企业，有的人埋怨政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既是良好生态的享有者，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看一看下面的事实就不难发现，环境污染其实人人都有份儿。
先看看我们的居家生活。随着我们生活条件好转，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也日益增多，一方面满足了我们吃喝拉撒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据统计，全国2/3城市都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垃圾围城成为一种顽疾。这些堆积如山的垃圾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释放大量有害气体，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严重危害，被称为潜伏在城市里的巨
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用行动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恶化怎么扭转
型“炸弹”。
再看看我们的出行。现在很多人习惯出门就开私家车，觉得这样既方便又体面。殊不知方便舒适之处，也是污染加重之时。如果大家都能够做到少开车，多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可以大大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降低对空气的污染。
最后来看看在工作中造成的污染。很多办公场所，即使大白天光线充足，也依然灯火通明；下班后空调照转，电脑照开，耗电多少没人在意。除此之外，废旧纸张、废弃电脑等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众人拾柴火焰高。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同呼吸、共奋斗”，需要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能不能自觉做到垃圾分类、不随意丢弃？能不能少开一天车，自觉做到绿色出行？能不能实行无纸化办公，自觉做到少用一张纸？能不能出门关灯关空调，自觉做到少用一度电？……我们相信，每个人的一小步，都是迈向美丽中国的一大步。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