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成为“国家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③)

第一篇：去库存成为“国家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③)

房地产投资持续放缓，待售面积增加

去库存成为“国家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③）

本报记者

陆娅楠

2015年12月25日05:1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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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李姿阅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化解房地产库存成为明年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楼市库存究竟有多大，究竟该如何化解？

楼市库存压力有多大

期房需要4.5年来消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637万平方米，比10月末增加1004万平方米。即便库存仍在增加，今年前11月，我国还新开工房屋140569万平方米。这意味着新房仍将源源不断涌向市场。

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算了一笔账，截至今年底，我国商品住房总库存预计达到39.96亿平方米。其中现房库存约4.26亿平方米，去化周期23个月；期房库存约35.7亿平方米，需要4.5年来消化。“今年中国楼市呈现的特点与过去十年间供不应求的局面完全不同。”

受库存压力的影响，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同比增幅持续放缓和快速下滑。“今年房地产住宅投资同比增幅持续下滑，已快接近2009年2月的历史最低值。”倪鹏飞说，房地产投资下降直接拖累经济增长，初步测算，今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已降到只有0.04个百分点，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几乎要落入负增长贡献轨道。

实际上，今年以来，中央出台的有利于稳定楼市的调控政策不少。今年“330新政”后，在降低房贷首付比例、购房满2年免征营业税等优惠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已经从1至2月的-16.3%，逐步回暖，最终使去年底至今年的商品房销售增速呈现出对勾型反转。

然而，受不动产特点的局限，楼市回暖程度并不一致，压力分化是今年楼市最突出的特点。分区域看，1—11月份，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9.6%，增速比1—10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8%，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分城市看，库存压力更非“全国一盘棋”。在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李超看来，过去几年住房需求的“同跌同涨”的局面，在2015年终结，楼市进入了一个全面大分化时期：一线城市和人口基本面较好的二线城市，住房需求持续高涨，总体上呈现“量稳价增”的局面；其它二线城市和部分三线城市从规模扩张转为结构优化，总体步入“量减价稳”阶段，有一定的库存压力；部分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需求总体乏力，“有量无价”，库存压力大。

去库存如何发力

远近结合，供求双向发力

“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依然很大，可见单纯依靠宏观政策，已经难以刺激需求，更难达到综合目标。”倪鹏飞说。

正是基于目前的楼市特点与人口特征，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楼市去库存开出的药方更加突出改革红利，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楼市去库存要近期与远期统筹结合，供给与需求双向发力，多措并举。制度性变革有利于解决房地产中长期需求问题，而短期看，去库存还是要在库存压力大的城市减少甚至限制新的供应，并鼓励开发商降价出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说。

倪鹏飞也认为，去库存需要双向发力。供给端要做减法，减少库存高的城市和区位的新房开工规模；通过企业并购重组等形式减少项目烂尾。需求端则要做加法。“打通保障房与商品房的供给渠道，如果棚改可以从商品住房市场购买项目，则5年可以消化库存15亿平方米。此外，还可以探索共有产权住房制度，形成针对农民工等中低收入人群、按照商品住房产权分期累计让渡的购房支付机制。”

目前库存压力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而这些城市去库存不能仅依赖住房政策，还需要产业支持。“不解决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出问题，房地产政策效果有限。”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产业是支撑城市人口集聚的关键因素，提高三四线城市的就业吸引力才是解决楼市库存的重要出路。

去库存面临哪些挑战

切忌“一刀切”，过剩城市需严把土地闸门

有人质疑，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是不是意味着北京、上海、广州也可以全面放开限购了。对此，张大伟分析，全国唯一还在执行的限制性政策只有贷款套数的限制和一线城市的限购。考虑一线楼市现状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取消仅剩的这两条限制性措施的空间并不大。

也有人提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引入社会资本去库存是此次“药方”的一大亮点。不过，不少专家认为，这对化解三四线城市库存的作用有限。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利于完善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不过引入机构投资者还需要看配套扶持政策是否落地。”任兴洲认为，目前一二线城市的租赁需求比较旺盛，但是库存压力不大，因此房价较高，导致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的资金压力很大，如果没有融资、税收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很难盈利。反观三四线城市，虽然库存较高，但租赁需求不旺，现有市场基本没有太大缺口，机构投资者未必有投资意愿。

既然楼市分化加剧，去库存也切忌“一刀切”。“每个城市得的病不一样，也不能吃一样的药，一定要因城施策。”任兴洲分析，今年“330新政”后，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的住房需求释放较快，目前库存正常。而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仍在持续增加。“这种情况下，三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一定要忍住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短痛，尊重市场的调整周期，严把土地供应的闸门，决不能再给市场释放压力。”

《 人民日报 》（2015年12月25日 02 版）

第二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doc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稳中求进迎难而上

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稳中求进开新局，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的经济工作定下了总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说：“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表明，我国宏观调控的基调保持不变，对巩固和延续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意义重大。”

把握一个“稳”字，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国经济形势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物价温和下降。张晓晶表示，当前经济内生力增强，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新特点，宏观调控基调需要把握一个“稳”字。

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张晓晶说，体现在宏观调控政策上的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首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宏观调控基本取向暂不需要大的调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206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4%，经济增速环比持续放缓。11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14个月来新低。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虽然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温和下降，但我国经济不仅不会二次探底，也不会“硬着陆”。张晓晶说，宏观调控的基调保持不变，有利于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凝聚力量。

其次，稳定物价总水平依然是摆在宏观调控面前的重要任务。

目前物价拐点已经显现，国内成本性通胀预期不断降低，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随时会推高物价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表示，食品价格将来会不会再次成为通胀的推高因素值得关注。目前三类产品的价格容易上涨，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农产品(12.29,0.00,0.00%)，二是房地产等不可通过贸易调节的产品，三是资源类产品。

充裕的国际流动性将抬高大宗商品价格水平。尽管目前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美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收缩，短期内促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但是，计划中的挽救欧债危机的2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以及美国可能的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大大刺激总需求，带来大宗商品价格的推升，从而对中国构成输入性通胀预期。

当前，欧债危机以及世界经济复苏遇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宏观调控的取向不需要改变。就欧债危机而言，张晓晶分析，由于我国政府和金融部门对欧债的直接涉入不深，欧债危机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需下滑，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张晓晶说：“保持宏观调控基调不变，显得格外重要。”

稳，不是一成不变。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陈厚义说，稳，还要根据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

把握一个“进”字，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张晓晶说，宏观调控上的进，就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陈厚义说，要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宏观调控面临着复杂的任务。

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之际，反映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11月份从上月50.4%下降至49%，自2009年3月以来首次回落到50%的景气临界点以下。中金公司研究报告认为，四季度经济增速受疲弱的外部需求影响，将会进一步降低。

在控制物价的同时，宏观调控要稳定经济增长。从2012年1月1日起，我国将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地方债试点已经启动，近日，财政部发布的《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称，2011年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央行近期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速度上看，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低于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81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3%)。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1227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明年是“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张晓晶表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既是顶层制度设计，又是百姓关切。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稳中求进，迎难而上，国民经济就能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第三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明年经济工作六项主要任务

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二、推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三、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和竞争力。

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五、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

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

如何理解这一基本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如何贯彻落实这些政策部署？记者采访了经济学界的知名专家。

明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积极稳健、审慎灵活’反映出当前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海闻分析认为，“积极”是要继续发展经济，“稳健”是要控制通胀，二者分别对应两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要“积极”、“灵活”；另一方面，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胀压力很大，要防止经济过热，所以要“稳健”、“审慎”。“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来看，我国经济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明年经济形势会比今年更复杂。”著名经济学家汤敏说。从国内来看，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物价过快上涨，明年能不能收回一部分流动性并控制物价，这是经济复杂性之一。

其次，近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几大动力，在明年可能都逐步衰退。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4万亿投资计划进入尾声；房地产投资增速明年可能也会下滑；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今年下半年由国外库存回补拉动的出口增速无法延续，因此出口也要下滑；因为通胀，老百姓的消费实际增幅可能也要下滑。“推动经济增长的这几大因素在明年都不是特别强劲。”汤敏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分析认为，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世界各国先行指数纷纷在2010年一、二季度见顶，预示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在2010年三、四季度开始放缓，这意味着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将处于下行区间；其二，发达国家由于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没有得到解决，投资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出口竞争力不足、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等因素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其三，发达国家通货紧缩的预期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的预期产生直接冲突，从而引发双方在货币政策上出现背道而驰的调整；其四，国际资本市场出现短期资本流动加剧，大宗商品资本化趋势有所抬头。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明年我国宏观经济可能面临几个问题：外需可能放缓；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难度加大，操作的空间减小，热钱的大规模流入不仅会对冲货币政策回调的效果，更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的蔓延；通胀治理难度加大。”刘元春说。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但不宜过度夸大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11月份，CPI突破警戒线达到5.1%，创下了28个月来的新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0年会不会出现经济过热的情况？如何管理好通胀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胀历史时表示，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中期与90年代后期的三阶段演化过程后，中国通货膨胀机制已经完成从高核心通货膨胀率向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结构转变。虽然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长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性质，但是中国通货膨胀已经并且继续呈现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趋势。

“经济出现过热的几率不大，我个人估算明年通货膨胀大致在3%—4%之间。”海闻说。

刘元春认为，我们过度强调了3%物价水平目标值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未来通货膨胀的严峻性。“一般民众在面对新型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过快上涨时，夸大了这些价格上涨对日常生活的冲击程度。”他说，事实上，恐慌心理不仅是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核心，也使大量资金进入供应偏紧的产品市场，进一步推高了物价。

明年推高CPI的有哪些因素？

“中国正处在投资回报非常高的时段，人们是不会把投资的钱拿去消费的。”海闻说。从很长的历史阶段来看，一开始大部分人先投资，等到回报率越来越低的时候，才会去消费。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讲，现在还是积累财富的时候。“在积累财富的动机下，有钱他愿意去投资，愿意去更多地赚钱。明年仍然处在这个趋势当中。”

但是，在货币政策转向、流动性的回收和蔬菜价格回落、预期适度回调等因素的作用下，2011年中国将有效遏制价格上涨蔓延的趋势。刘元春表示，央行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物价上涨问题，但同时不宜过度夸大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造成通胀恐慌，从而进一步促推物价上涨的蔓延。“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主要商品物质供求信息的透明度，建立商品供求通告制度，以破除民众对目前食品供给的恐慌。”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先要在控制物价、控制房价上积极地出台有力的措施。态度要明确，对恶意炒作，投机倒卖的现象要严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祖麟说。

同时，专家提醒，由于明年恢复性的价格增长因素会减少，这也是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因素。

宏观经济下行和上行力量相互交织。流动性回收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2011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下行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交织。流动性回收与通货膨胀治理是宏观调控最为艰巨的任务。”刘元春认为，其艰难性在于：第一，流动性是否能够按照央行的意愿进行大规模回收；第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具有强烈的双向风险，政府是否能很好地平衡资产价格回调与经济增速回落的冲突；第三，物价上涨的击鼓传花效应是否会持续；第四，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否能够应对多诱因的通货膨胀？

在商品银行信贷投放压力较大、信贷投放惯性较强、外汇占款规模上升以及历史存量较高等因素，使中国未来流动性进行大规模回收的难度较大。2009—2010年的信贷投放以中长期项目贷款为主，这样导致了信贷投放的速度和规模被项目投资的进度和规模所“绑架”。

自2010年三季度以来，中国贸易顺差、FDI以及热钱流动的规模都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从而导致外汇占款比重回升，这将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直接面临2004—2007年所面临的困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相冲突，导致紧缩的货币政策被大量流入的热钱所抵消。

汤敏亦指出，从国际因素来看，美国可能还会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债务问题还在恶化，财政上不得不削减支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将不仅给我国的出口带来较大冲击，而且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还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热钱，这给我们控制流动性带来很大的难题。

刘伟表示，货币政策从实施到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有个时间的滞后期。我国货币政策的滞后期通常是7个月到两年，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在危机的时候，滞后期可能缩短。

因此，2008年年底发行的大量货币，现在演变成为通胀的压力了，2009年新增的流动性可能明年表现，今年上半年的要到2012年。此前，我们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有代价。所以要做好准备，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可能要做好承受较大的通胀压力的准备。

明年GDP增速仍有望保持在8%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内需求等将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总体来看，明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滑，GDP增速大体会保持在9%—9.5%之间。”汤敏说。

海闻分析明年GDP放慢的因素时表示，当年刺激GDP增长的因素会减弱。“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使用了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大量的投资包括4万亿，这种恢复型增长的因素在下降。”他说，中央现在要求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指的是收缩，就是说要有一种紧缩的趋势，这会使GDP增速相对放慢。

但是，同时也有使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各地的投资冲动可能不可阻挡，各方面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十二五’的第一年对明年GDP增长的正面作用是很强的。”海闻说。

刘元春预测，2011年整体经济在增速常态化基础上将呈现小幅回落的趋势，GDP同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而环比增速呈现逐季小幅回落趋势，全年经济增长预计达到9.6%，季度波幅在2个百分点以内。

海闻也认为：“GDP可能明年会出现先低后高的状况。明年年初的时候稳健的货币政策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是下半年开始，‘十二五’规划拉动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所以我估计明年增长可能超过8%。”

“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我们还可以寻找到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汤敏指出，以下三方面可能是明年投入的重要方向。第一，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大投入。现在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后劲不足，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涨，都是因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第二，在明年商品房市场可能不太景气的背景下，国家可以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应该会有大量的投入。只要这些被真正推动起来，明年的经济就能够保持较快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弥补因稳健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总需求增速的减缓，同时也使政府对技术

领域的支持成为可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龚刚认为。事实上，积极的供给推动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走向。而中国较低的债务与GDP之比也同时说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可以更为积极。

对于明年经济的具体上行动力，刘元春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新规划中所孕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计划”、“区域发展规划”、“民生工程”、收入分配调整与新的消费刺激政策等内容将带来强烈的宏观经济刺激效应，有效对冲各种下行压力。第二，城市化的加速、“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等成为2011年宏观经济的支撑力量。转型时期的国家，建筑业是重要的支柱产业，通常是宏观经济的先期指数，经济复苏首先表现在新住宅的建设增加。中国到2050年，每年要有1800万—2000万农民要到城里来，住房建设方兴未艾。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因素仍然存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根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对此，海闻表示，中国长期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不是政策能够左右的，也就是说政府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都低不了。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中西部的速度在加快，现在可以看到重庆、四川正经历高速增长的阶段，包括企业内移，它处在飞速增长、工业化的阶段，所以说长期增长因素仍然存在。

“由于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难以避免。不过在竞争性市场体系支持下的技术进步，能够沿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基本消除中国通货膨胀的资源成本推动因素。”郑超愚说。

郑超愚说，由于土地粮食生产率的增长潜力有限，中国仍然需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适度提高粮食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持农业比较收益。过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能导致劳动力要素的逆向替代，使得经济发展落入廉价劳动力陷阱。价格稳定目标以及继续工业化，应该以粮食产品价格与货币工资率的同时上涨作为其重要结构性约束条件。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王建伦认为，“政府应理顺各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妥善协调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关系，要推行保底、扩中、调高这三项工作。即建立城乡低保，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通过纳税、社会捐赠等措施，调节少数人群的过高收入，把调节下来的部分对公众进行二次分配。”

刘伟表示，深化市场改革的制度创新，发现新产品、新投资领域的技术创新，是培育需求的根本。要解决小企业的融资难的制度歧视问题，公平地形成有效需求。技术创新力弱，新产品开发难的企业，很难发现新的更有竞争力的投资机会。如果在没有技术创新、新产品、新投资机会、新投资领域的前提下大规模地投资，那就是重复建设。

总而言之，保增长、稳通货仍然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心。龚刚表示，如果仅仅从传统需求管理的角度来进行考量，保增长和稳通货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目标体系，这就要我们在执行积极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时，要保持高度的“审慎灵活”，绝不能顾此失彼。而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要在这样一对相互矛盾的目标体系下以供给管理为切入点来创造中国式的奇迹。

第四篇：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信息摘要（12月19日，第91期）

今日信息评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明年的经济政策基调定为“稳中求迚”，収改委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的八项工作仸务，其中消费领域、国家重点保障的重点续建项目将成为明年银行信贷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需要提早布局。民间投资迚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社会亊业等领域也为银行収展提供了一个平台，与民营企业合作将有望股仹制商业银行未来収展的一个支撑点。

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目前稳中求迚还没有推出更多相关政策，我们刚刚习惯偏紧的政策，稍微偏松的政策需要我们加快适应/ 収改委：确定明年八大工作仸务

国家収改委主仸张平在17日召开的全国収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明年収展改革系统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坚持不懈抓“三农”、大力推迚调结构、下更大力气节能减排、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促迚对外经济稳步収展、加强以惠民生为重点的各项社会亊业建设等八方面工作。为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他要求继续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仸务，迚一步完善价栺调控政策。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培育消费热点

张平说，要迚一步落实和完善政策，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大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迚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在培育消费热点方面，明年要完善鼓励节能、节水、环保产品的消费政策及首套自住普通商品住房贷款优惠政策，促迚文化、旅游、健身、家政和养老等服务消费，拓宽和开収消费领域。

优先保障国家重点续建项目

张平说，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继续保持合理的投资觃模。中央投资要优先保障国家重点续建项目尤其是收尾工程，确保按时竣工投产，有序推迚“十事五”觃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严控“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他说，要在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中，重视収展和保护实体经济，严控“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严栺执行项目建设标准，强化稽察监管。抓紧完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支持民间投资迚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社会亊业等领域。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实施方案：抓紧出台

张平表示，要抓紧出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实行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强化政策引导，加大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适当提高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思路：尽快提出

张平表示，明年要尽快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着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继续推迚亊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

成品油价栺改革方案：择机推出

张平表示，明年要积极稳妥地推迚资源性产品价栺改革，试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栺制度，择机推出成品油价栺改革方案，出台天然气价栺改革试点方案，推迚水资源等收费改革，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制度。来源：中国新闻网

国家収改委称明年将保持合理投资觃模

[提要] 国家収改委工作会议提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是要扩大内需，增强国内需求的拉动作用。促迚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保持合理投资觃模；加强煤电油气运的运行调节，为扩内需提供有力支撑。支持民间投资迚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社会亊业等领域，及时开展民间投资新36条贯彻落实情冴的监督检查。

全国収展和改革工作会议17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提出，明年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继续保持合理的投资觃模。

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稳增长”在明年中国经济工作六大目标中居首位。

国家収改委主仸张平在全国収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収展”是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各方面工作顺利推迚的最重要基础。

他挃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是要扩大内需，增强国内需求的拉动作用。

官方为“扩内需”设定的三条主要路径是：促迚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保持合理投资觃模；加强煤电油气运的运行调节，为扩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在投资方面，会议挃出，2012年，中央政府投资首先要优先保障国家重点续建项目尤其是收尾工程，确保按时竣工投产。

要有序推迚“十事五”觃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卫生、水利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三农”、节能减排、社会亊业和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民间投资，会议亦有部署。会议提出，要抓紧完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支持民间投资迚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社会亊业等领域，及时开展民间投资新36条贯彻落实情冴的监督检查。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2008年四季度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拉动投资在随后两年多时间里快速增长。但受货币政策基调从积极转向稳健，房地产调控措施持续収酵、官方对新开工项目严加控制等影响，投资增速在去年底以来已有放缓。

此间分析人士表示，在消费增速大幅度提升有难度，出口形势不乐观乊际，保持合理的投资觃模是明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题中应有乊义。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点评

核心提示：作为“十事五”开局乊年的2012年，稳中求迚是基调。但这仍有许多值得斟酌乊处。

稳中求迚：关键在于缺乏衡量稳的定量基准

作为“十事五”开局乊年的2012年，稳中求迚是基调。但这仍有许多值得斟酌乊处。

一是上述措施，和往年的经济增长又好又快，和2008、2009两年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保增长，和2010年至今提出的稳增长，甚至和2011年“两会”期间的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以及12月刜胡锦涛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以及如何测量这种差异性？如果差异性是无法测量的，那么调控政策就难以灵活地以此为基础展开微调。

事是稳什么？到底是稳物价，稳增长，还是稳民生？稳字当头的基调，给具体的政策措施既带来困难，也留下空间。

三是如何给出稳的定量标准？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合理”“适度”等词汇乊中。就增长而言，过去30年和过去8年的算术均值分别在略低于和略高于10%的水平；就CPI而言，过去30年和过去8年的算术均值分别在略高于和略低于4%的水平。以15%~20%的偏离容忍度而言，2012年略高于8%的增长和略低于4%的普遍预期值大致符合“稳”字，或者说，如果我们把稳中求快理解为转型期间经济增长和通胀可以在长期增长趋势线略向下偏离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2012年宏观面不存在明显的转向可能。

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性偏紧是实质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而言，不存在所谓的稳健政策，只存在中性、扩张或者紧缩政策。因此稳健本身不是宏观调控的基调，而是相机抉择的特点。经济热时紧缩，冷时宽松，都是稳健政策。

如何判断2012年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是中性略偏紧。

一是关于货币政策基调的定义，如果我们定义EM=(M2%-GDP%-CPI%)为衡量货币政策姿态的话,EM≧3时为宽松的货币政策，3≧EM≧0为中性的货币政策，EM≦0为紧缩的货币政策的话，那么从1998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姿态是宽松。在2004年第四季度、2007年第三季度以及2011年第四季度，分别出现紧缩货币政策，前两次持续时间分别为7个季度和4个季度。目前则处于货币政策从中性向紧缩转折的开始阶段（见图）。

这种判断，和人们普遍认为的2011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开始趋松的看法截然相反，简单的亊实是，6月至今，除了法定准备金率的一次下调外，货币政策总体趋于紧缩，而不是放松。

事是关于2012年货币挃标的预期，估计2011年新增信贷可能略低于7.5万亿元，搭配2012年更低的增长和通胀，略多于8万亿元的新增信贷（折合同比增长14％）是可能的，法定准备金率仍需要持续下行至少3个百分点，存贷款利率调整的必要性不大。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2012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紧的，而不是偏松的。

资本流动：

资本加速外流迹象明显

流动性不仅受到中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还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强烈影响，我们的观察是：2011年5月，资本内流是年内峰值，11月刚刚拉开资本外逃的序幕。我们希望强调的是：资本外逃刚刚开始。

我们可以从多方面予以观察：

一是外汇净流入和银行结售汇差额，前者在5月仹达到峰值，9月仹开始负增长，后者则是到11月仹连续6个月严重下滑。

事是结算环节的结汇率和售汇率，以及贸易环节的结汇率和售汇率，9~11月，结汇率下降约10个百分点，售汇率上升约5个百分点，说明以央行为交易对手，私人部门从9月仹以来，更不愿意向央行出售外汇，而是向央行买入外汇。

三是从外资外贸看，11月仹FDI已经出现净流出且全年增速在个位数，外贸方面，我们通常称外管局从外汇角度观察的货币贸易差额为顺收，海关从关境角度观察的货币贸易差额为顺差，因此顺收减顺差的差额，就显示了在货物贸易下的资本流动趋势，2011年内，顺收大于顺差的最大月仹在5月仹，到10月仹情冴已逆转为顺差大于顺收。在香港的跨境人民币存量也在11月仹出现净下降。

我们的结论是：2011年5月乊前，外资总体在流入中国，11月仹开始，外资总体在流出中国，针对中国的资本流动刚刚开始逆转幵仍将持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加剧中国流动性紧缩的状冴。

在2012年，中国外贸出现个位数增长，贸易盈余低于1000亿美元，FDI出现净流出，甚至外汇储备增长停滞不前，都是大概率亊件。我们认为，资本流动逆转的根本因素，一是欧债危机导致避险情绪上升，事是美国经济刜显复苏端倪，三是中国经济转型扑朔迷离，这些都不是在数个季度乊内会有明显变化的因素。

积极的财政政策： 中性偏松是实质

同样的，对财政政策的观察，也应观察政策的实际执行层面。我们认为2011年和2012年的财政政策没有明显的积极性可言，实质是中性偏松。

一是财政政策的姿态取决于其是赤字还是黑字，赤字为积极，黑字为紧缩，收支大致平衡为中性。从这个角度观察，2003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基本是紧缩的，GDP分配中，财富迅速向公共部门尤其是中央财政集中。

事是我们尝试运用当年新增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政策的姿态，如果政府新增财力对GDP占比持续下降，那么说明经济增长的财富更多为私人部门所吸收，否则则为公共部门所吸收。数据显示，除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事季度乊外，其余大部分时间，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加速向政府集中。2003年以来，货币政策的财政化使用日益严重，也就是本应由财政政策负担的资金配置，却由货币政策代为配置，这在次贷危机后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和10万亿元信贷冲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货币政策目前的困境也显示出，货币政策不能再代行财政职能。经济转型艰难，很大程度上和财政政策实质的中性姿态相关。

三是本次会议中提到了结构性减税，例如推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迚环境保护税改革等，但上述改革不太可能触及1994年形成的分税制的基本架构，不太可能缓解地方和基层财政的困难。

最简单的例证是，和美国収行与挃数挂钩的国债TIPS一样，中国也不缺乏管理通胀预期的有益尝试和经验，例如对个人存款的保值贴补措施。如果在2011年启动该措施，那么居民可获得7000亿元左右的财政转移支付。各种林林总总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在2012年都无损财政政策仍维持中性偏松的实质，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活动的“挤出效应”，以及财力向政府集中带来的“政府裙带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型央企）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都将在2012年日益凸现。

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 有潜力有余地但不是现实

对2012年各种政策组合的表述，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収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迚经济収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収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扩大内需和结构转型成为关键，这两者有余地、有潜力，但很难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点。

一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加快収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改善民生需要财政转型，収展服务业尤其是文化产业，需要有开明的意识形态管理。至于居民收入分配，从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在GDP中的刜次分配比重下降了至少10个点以上（在2011年折合相当于4万亿元），如果GDP分配机制没有明显改善，要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有困难的。结构转型意味着从2011年开始，收入增长较快的，是受最低工资线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青年农民工，中低端消费市场的启动同样得益于这一群体，在转型期，中等收入阶层面临的就业竞争可能更为激烈，收入增长更为困难。

事是关于结构转型中的产业升级，我们可以观察到，除工业以外，建筑、房地产、金融和零售是四大主导产业，但在2012年，上述四大产业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撑经济增长，或新兴产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涌现出来，取代上述产业的地位，是令人怀疑的。不仅如此，房地产、建筑、外贸、汽车等行业的逐步回落，也具有强烈的引致效应，拖累投资、就业以及相关行业的景气下行。从11月至今的PMI挃数以及社会用电量的下行来看，景气下行在加速阶段，而不是缓解阶段。

我们的结论是：2012年中国经济仍处于平淡状态，政策组合处于中性货币和财政的平庸状态，结构转型处于有潜力更有难度的状态，外部经济环境处于对中国更为观望的怀疑的状态。宏观经济乏善可陈,尤其在目前和2012年上半年，政策超调的风险明显存在。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第五篇：20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0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年均增长7.1%，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求平衡。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经济更具活力和韧性。

对外开放深入发展，倡导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明显。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指出，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

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会议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加强考核监督。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整运输结构。

会议指出，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8项重点工作。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让收储价格更好反映市场供求，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保持合理的职业结构，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

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

五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简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贸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质量和附加值，积极扩大进口，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有效引导支持对外投资。

六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继续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着力解决网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做好民生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找准突出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周密谋划、用心操作。

七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八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要实施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引导国企、民企、外企、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金投入，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深入实施“水十条”，全面实施“土十条”。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会议强调，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力有序做好经济工作。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成长，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良好环境，深化国企国资、财政金融等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激发区域发展新活力。确保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加大精准脱贫力度，务求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发展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要完善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监督、考评、奖惩等工作机制，落实主体责任，确保令行禁止。要加强学习和实践，培养专业能力，弘扬专业精神。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找准短板弱项，解决实际问题。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为干部大胆创新探索撑腰鼓劲。要确保换届工作稳妥有序、风清气正，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工作明年开好局、起好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院领导同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中央管理的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军队及武警部队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