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矛盾的症结及其出路 再谈意识形态之争是无谓的冲突
中美矛盾的症结及其出路 ——再谈意识形态之争是无谓的冲突
中美矛盾的症结及其出路——再谈意识形态之争是无谓的冲突
刘立群(2016年7月22日晚微信群讲课)内容提要：中美矛盾体现在许多方面，归根结底是两大方面:利益方面和观念方面。利益矛盾是浅层次的矛盾，深层次的矛盾在于观念方面即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甚至对立。解决的出路在于寻找共同点，尤其是应当创造出观念方面的共同点，即通过学术理论创新打开各自的思路、提升各自的境界，同时淡化各自原有的意识形态。1，解题：中美矛盾显而易见，世界瞩目，中美关系对我们中国来说最为重要，也最为特殊、最为敏感。中美矛盾体现在许多方面，过去说中美之间最大矛盾点是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现在则是南海问题。但从理论上说归根结底是两大方面:利益方面和观念方面。利益矛盾是浅层次的矛盾，如果仅仅是利益矛盾，能比较容易找到解决办法。观念矛盾则是深层次矛盾，解决的难度最大，是中美矛盾的根子和症结所在。我这次讲课不去讲具体的矛盾甚至冲突，而主要讲深层次的、或者说是最深层次的矛盾，即意识形态方面、思想方面的差异和矛盾，所以学术性和理论性很强，比较抽象，没有趣味性。我在20年前即1996年写了“无谓的冲突——历史的进步与大国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文（收入我的书《德国思想与文化》，也放在博客“刘立群北外”的“国际问题”栏目中）。从现在角度看，该文的主要观点依然可取。我的思考涉及到哲学，是深层次的，对比中美苏三国对内对外战略决策得失。此文基本观点：苏联对内对外都犯下一系列大错，最后导致解体；中国对内犯下大错，尤其是“文革”，对外没犯大错，对内大错通过改革开放基本纠正；美国对内没犯大错，对外则犯大错，思想方面主要原因是太肤浅。苏联和中国思想虽比美国深刻，但却是有严重缺陷的深刻并导致其犯大错。2，进一步展开讨论：1996年距离冷战结束不久，人们对世界的未来普遍十分乐观。现在冷战结束已26年，但似乎又形成新冷战。从整体来看，中、美、俄、欧盟四大国际力量目前矛盾明显上升，确切地说，美欧战后以来始终是“铁杆”盟友，欧盟也已扩大到中东欧，另一方昔日的盟友中俄现在又重新接近（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俨然形成某种新的东西方对立，有人直接说现在是“新冷战”。有人甚至认为双方迟早要大打一场，甚至认为随时可能开打。我很不认同这种观点。各方问题的根子依然在思想上。目前俄罗斯虽然比过去有一定改进，但是在对内和对外方面依然都犯有一定错误；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有进步也有退步；美国在对外方面依然犯有错误。美国在冷战期间打输了越南战争，最后却兵不血刃打赢了冷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对内对外决策的重大失误，既使得自己解体，也使得东方集团或阵营解体，现在昔日盟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都加入欧盟和北约，反过来成为俄罗斯的对头。任何国家之间都会有利益矛盾，中美之间除了有利益矛盾之外，观念方面的矛盾十分突出。一般来说，在利益方面既有矛盾也有共同点，而在观念方面中美之间的共同点似乎不多。迄今中美矛盾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之争即仍是东西方矛盾。过去美苏之争也主要是意识形态之争，今日美俄之间的矛盾则主要是利益矛盾。美国无疑更看重意识形态矛盾即与中国的差异和矛盾，所以才有“战略东移、重返亚太”。截至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中苏之间是“铁杆”盟友，这主要是建立在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目前的中俄关系则没有昔日那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所以和美欧之间有共同价值观即共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同。3，美国希望全世界都变成它那样的国家，中国也希望全世界最终变成中国这样的国家。这就是意识形态差异和矛盾，可以称为“终极目标”之争，两国的终极目标很不相同，对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定位很不同，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举例来说:1，中国有所谓“国企”，美国没有“国企”，而且认为中国的“国企”破坏了全球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公平竞争，这是美国甩开中国搞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主要原因之一；2，中国主流媒体都属于政府，美国法律则禁止政府办报纸、办电台电视台，接近政府的“美国之音”严格规定只许对国外而不许对国内播放，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政府不许对美国百姓有舆论导向，不允许利用公权力对美国百姓施加影响。在中国则正相反。这类差异还可以列举很多。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即观念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包括政治体制方面。美国主流对马列学说即共产主义学说十分惧怕并坚决反对，其原因主要是：美国主流十分担忧和惧怕马列学说中反对市场经济、缺少个人权利等内容在全世界普及，也惧怕无神论等主张，因为直到今天美国大多数人依然相信存在上帝，90年代时达90%以上（参阅刘澎著《当代美国宗教》等）。在美国人看来，搞监听、无人机袭击、“斩首行动”等固然不大光彩，不过这是“小恶”，而做这些事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而恐怖组织研发核武器及化学武器、搞恐怖袭击则是大恶，他们是用小恶来对付大恶，因此是“正义的”。美国鹰派认为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上棘手问题是效率最高、代价较少的方法，而且美国自身有此实力，因此倾向于使用武力，“以暴易暴、以恶制恶”，而不知其后果极为恶劣，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起到不光彩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也沦为某种奉行“丛林法则”的恶势力。美国鹰派的政策不仅使全世界陷入更大混乱，而且给自己树立更多敌人，实际上也损害了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利益。例如，1997年当选的伊朗温和派哈塔米总统致力于改革，同时向西方释放出和解讯号，但由于美国9-11之后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从东西两面威胁伊朗的国家安全，并用邪恶轴心这样的字眼攻讦伊朗，哈塔米的和解政策在伊朗国内渐渐不受欢迎，受到保守派抨击，与西方和解进程在2005年内贾德当选之后中止，直至2013年温和派重新上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犯错误的原因很多和它思想肤浅有关。美国的优势在于相信“常识”，现在的劣势也在于只相信“常识”，可以说是“成也常识、败也常识”，对世界和全球化的复杂性及多样性认识得不深刻、不彻底、不系统，对很多事情不理解甚至不了解。常识和经验确实很重要、必不可少，但是常识和经验不等于科学知识，而且有可能给人以误导。（请参阅博客“刘立群北外”中“无谓的冲突”、“中美对立的另类解读”等文）4，中国的极左派及“鹰派”同样是思想简单、偏激，在他们看来，美国（以及西方）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中国所做的一切、特别是毛时代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打压中国、欺骗中国，甚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上了美国的圈套、中了美国的阴谋。这些人的视野过于狭隘，观点过于简单和偏激，从知识角度看也是过于无知甚至愚昧。他们没有看到，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向美国开放和学习很多方面，尤其是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大量知识和具体做法、经验，中国人民整体就不可能迅速致富，而中国贪腐严重主要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应当简单归咎于美国或西方搞所谓“和平演变”。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过大，而贸易顺差过大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价格过低，这依然主要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必须逐步提高劳动力价格即劳动者收入（包括劳保和社保水平）。批评美国的错误和盲目反美完全不是一回事。任何国家的缺点、任何政府的错误都应当去揭露和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盲目反美、反西方则是愚昧和无知的表现，也是对世界和全球化的复杂性及多样性认识不深刻、有很大片面性和误区的表现。在极左思潮看来，“姓社姓资”不可调和、你死我活，最终必定要诉诸武力、彻底战胜所谓“敌人”。这也是昔日苏联穷兵黩武的主要原因。现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主张“姓社姓资”也相互矛盾：“姓社姓资”是南辕北辙、互不相让和相容，怎么能有“共同的命运”？从最近几十年来看，中国极左派占上风、马列意识形态调子高的时候，美国对华就比较反感，中美关系就不大好；中国意识形态调子不高而强调改革开放时，美国对华态度就较好，比如在80年代。如果双方互信程度比较高，在遇到利益矛盾和纠纷就比较容易互谅互让；但如果双方互信程度不高甚至很低，就很难做到互谅互让。提升中美互信和意识形态因素有很大关系。5，要突破对美国及整个西方的根本认识，就必须突破“资本主义论”，即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甚至是“拯救资本主义”。按照马列观点推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能有两种：或者是所谓“剥削关系”，或者是“无剥削关系”，有“剥削关系”是所谓“阶级社会”，无“剥削关系”是“无阶级社会”。我认为这种两分法的观点显然失于简单、片面。依照马列观点，彻底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便没有“剥削关系”，其“生产关系”极为简单且无变化。不过这在实际上不可能持续，也完全违背常识。在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所谓“生产关系”即经济领域的活动和制度必然愈来愈复杂，用“剥削”与“非剥削”二分过于简单。此外，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远非只在于纯经济方面，所以这种思考出发点就有很大缺陷。（请参阅博客“刘立群北外”的“经济理论”栏目中“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等文）发达国家现代市场经济发达的突出表现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普遍追求品牌效应、产品和品牌生命力长久、通过研发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和性价比等。中国目前几乎正相反，民营企业发展障碍很多，民营企业家缺少荣誉感和长远抱负，很多不得不多少依靠政府或官僚家族，尤其是在军工领域民营企业不能涉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达国家民营企业家“好大喜功”，事业心很强，根据市场客观需求做决策、谋发展，要做大做强；中国则更多是政府、官员好大喜功，不是完全根据市场需求做决策，甚至把市场经济还是当作“资本主义因素”。依照马列学说的表述，“民营企业家”其实就是“资本家”、是“资产阶级”，就应当被打倒、消灭，因为他们只知“剥削工人阶级”，不过目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不得不允许“资本家”存在，在未来“高级阶段”就不应再存在。这个逻辑目前在中国或明或暗被普遍接受。其实是很大误区并有很大危害性，使得人们不敢积聚财产，怕未来被“共产”。6，重点推荐和介绍一本书：葛守昆著《由个人到世界的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年，作者曾为江苏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作者自序”：“关于资本剥削问题，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外经济学中，仍然是个尚未彻底回答的问题，是经济学的‘悬案’和‘冤案’，···我在本书中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劳动是个统一体，不可能只有资本，没有劳动；也不可能只有劳动，没有资本。···所谓资本主义，只是强调了资本的重要性，并非是对市场经济的准确表达，也不能概括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内涵，对这些国家最准确的认识，应该定义为‘市场经济’更为科学。更进一步，如果所谓‘资本主义’不再存在，那么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同样不存在。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几个世纪的误会，说明近几百年来的思想家、理论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很不彻底。（第9页）···本书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在这个体系框架内解析相关的重要经济矛盾和问题，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第19页）”此书分为四篇：个人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家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实际上是四个层次，涵盖了全部经济活动。第四篇“世界经济学”：“···马克思最后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个理论，为他的《资本论》和其他经济论著消灭市场经济、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埋下了伏笔。但在后来社会发展中，从实践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所有者与雇佣工人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经济利益主体，他们都是劳动者，虽然有利益上的矛盾，（第140页），但并非完全是阶级对立关系、剥削关系，不可调和。世界比较公认的，就是市场经济几百年来，资本所有者与工人的利益关系在不断改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经占到70%左右，资本的收入只在20%左右。···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而且在发展趋势上，全球市场经济的国家是越来越多，目前世界上既没有优越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也看不出什么时候市场经济会在世界上消失。（第141页）···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国家含义会逐渐模糊和淡化，新的建立在国家之上的世界性国家将渐露端倪、趋于清晰。（第185页）”此书层次清晰，有较大理论深度，视野较为开阔，基本观点与我相近，我基本认同。不过也有不同意见：1，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学科之一，不可能与其他学科截然分开，其体系和框架也不可能是封闭的，所以每个学科的体系都只有相对的意义。2，应当把“资本家”即投资者与企业家区分开，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即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也是受聘者、雇员。此书对金融在全球化中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以及如何加强监管等论述不多，对经济活动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认识得不够充分，更多是讲产品的供求关系等。总的来说，此书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相当前沿，有一系列重要突破，还有一些可取内容这里未及介绍，例如关于经济危机可以避免的论述。7，中国和西方都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不过含义其实有很大差别：西方主流用这个词实际上是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认为它是永远存在的，西方普遍不认为所谓“资本主义”会消亡以及要由“公有制+计划经济”来取代；而以马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则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它迟早要消亡、要由“公有制+计划经济”来取代。两者的观点对“资本主义”一词的理解相差极大。我认为“资本主义”一词完全可以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词来代替。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诞生几百年，经历了不少曲折，未来也还需要不少改革，但是其基本架构会永远存在下去，即商品货币关系都必然永远存在，因为它基本上是合理的经济体制，它的不足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不断解决，包括实现社会公平、保护地球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等。而所谓“公有制+计划经济”、取消商品货币则是很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所以不可能真正普遍实施。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真正计算成本和收益，个人及政府所有的企业没有利己的动力，所以也极少有出于私利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例如企业排污损害民众利益需要赔偿，由于是政府出钱，所以不必偷偷排放。不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也没有任何创新的动力。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情况下，个人和企业都有利己的动机，有创新的动力，但同时有可能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这只有靠加强法制建设和职业道德来进行管理和约束，而主要不是靠政府的行政管理。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同时还必须是道德经济、良心经济，每个企业家和每个员工都必须满足职业道德要求，都必须有良心。现代市场经济肯定比计划经济要复杂得多得多，而且注定要无限发展，这正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很“烧脑”，而在计划经济中人类智慧则是停滞的、不发展的、弱智的。8，迄今认为“公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即“国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反之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实际上汉语中“国有”一词是多义词。例如中国目前有“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和20余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不良资产，这里的“国有”是指中央政府直属；所谓“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则是指地方政府所有。在中国，大银行都是“国有”即中央政府所有，大企业也都是“国有”即中央政府所有，等于是一家人、“一个娘的孩子”，在贷款等方面后者往往获得前者的“照顾”，而不论后者经济效益如何。从竞争角度看这显然不公平，不是扶优而是扶差甚至扶劣，必然造成中国经济整体经济效率不高、竞争力不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出现很多浪费，这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是浪费人民的宝贵财富。在民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则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认为“国有企业”存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志，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科学的。《新华月报》2016年2月号第3期“中国私营企业主调查”：“超过七成（73.6%）的被访者同意‘各种所有制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难以实现’，其中，同意的35.5%，较同意的38.1%”。（第122页）这个数字说明民营企业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虽强调“市场主体要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到。原因就在于出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国企-民企”之分。只有民营企业才是真正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家只能是民营企业家。必须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才能真正焕发企业家自主创业和创新的活力。9，现在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以此为目标。我在“所有制决定论错在哪里？”（见博客“刘立群北外”）一文中指出：“事实已经证明，所谓‘以公有制为主’并非必然导致共同富裕，‘以私有制为主’也并非必然导致收入悬殊。计划经济时搞‘一大二公’，但出现的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因为其基本点存在很大缺陷，而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分配公平程度在全世界相比之下是做得最好的（尽管也存在一些弊端并仍需不断改革调整），主要是全盘的制度设计较为合理，包括通过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多方面制度规定严格限制收入悬殊，抽肥补瘦，达到共同富裕。以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或‘剥削制度’的标志或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或其基础，认为要想消灭‘经济剥削’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种划分及观点均失于简单化。”关于共同富裕，我认为：1，共同富裕只能是相对而言，不可能、也不应当达到绝对的“共同富裕”；2，认为只有“公有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误区；3，马列学说只看到经济权力过大会造成贫富悬殊，而没有看到政治权力过大同样会造成贫富悬殊，而“公有制为主”即政府所有制为主正是造成政治权力过大的关键因素；4，目前全世界在共同富裕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北欧国家，西欧国家普遍也不错，它们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把发展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结合得很好。由于马列彻底否定市场经济，所以依照马列学说不可能做到发展经济和共同富裕二者兼顾，而是或者是自相矛盾，或者是只能达到共同贫穷，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那样。依照中国目前半心半意搞市场经济的路子，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好共同富裕问题，所以必须首先突破保守僵化的思想，同时在政策即制度安排上做出较大调整，逐步取消所谓“国企”（通过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政府及“国企”应当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政府不应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既要靠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力量，也要发挥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政府无疑可以并且必须拥有资产，也可以干预经济，问题在于不应认为只有政府拥有资产才能实现社会公平即所谓“公有制”、是“公有财产”。政府拥有财产与实现社会公平并没有必然联系。常说“政府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这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需要大量具体举措，把政府财政收支所有细节尽可能公开透明，同时需要各级人大来审批和监督，需要全体人民共同监督。我国现在比过去有一定进步，但是还有较大差距，有些收支不大公平，包括冗官过多、特权较多、不公平支出较多、企业税负过重等等。10，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财产私有、土地依法私有及“生产资料私有”也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不过收入差距过大则不是正常状态，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乃至世界性问题。进入近代、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都采取一系列制度性举措缓解贫富悬殊问题，主要在发达国家成效较为明显，不过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远未解决，甚至有所恶化。需要世界各国对此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尽可能采取多种手段联手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的大问题，需要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制度创新，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举个具体例子：美国金融市场最发达、最活跃，美国监管部门对其监管相对宽松，加之美元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因此其吸纳全球资金能力最强，推动美国企业以及消费者都大量借贷，政府也大量举债，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占全世界军事支出的一半）。全球资金过度流向美国，美国因此获益很大，这对世界各国来说显然不公平。对此不仅应尽快考虑征收金融交易税即“托宾税”（美国经济学家托宾于1972年最先提出），而且应考虑对美元发行过多征税，以遏制美联储即美国中央银行滥发货币。美国目前虽在联合国缴会费最多（占联合国会费22.%，约4.4亿美元），但这远不足以抵消它过度发行美元获取的额外收入。美国的金融市场一方面为本国提供服务，同时也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务，不过首先为本国服务，同时为美国提供税收。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应较快启动替代性的超主权货币来作为全球贸易货币和储备货币。此外，石油等自然资源理应属于地球人类，而不应仅属于产油国，对于开采石油、尤其是油价过高时获利过度也理应征税，用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等最需要的地方。这些都属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和新内容。但首先需要学术界进行研究并做出大胆理论创新和政策建议。11，我认为关于解决中美矛盾的最终出路应当是：中国要逐步淡化现行意识形态、不再强调以马列为主导，应当把发展目标定为“建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美国就会逐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类似于美国对俄罗斯不再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那样。与此同时美国人的思想也必须做较大改变，必须接受很多新思想、新观念，放弃自己肤浅和简单化的思维。学术界应当吸取马列学说和其他各种理论学说中有价值、可取的内容，同时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全世界、首先是重要国家理应逐步接受尽可能全面而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必须是学术界先行即学术界进行充分的、开放式的研究和交流。国与国之间谁也别想压倒谁、征服谁，谁也不要寄希望于其他国家衰败甚至垮台。中国、俄国、美国、欧盟各自都有一大堆棘手的自身问题需要解决，都需要进行许多改革，都不应再相互拆台，更不应把纳税人的宝贵贡献用于极为昂贵的军备竞赛、制造全球紧张局势。在观念方面的矛盾缓解直至基本解决之后，在利益方面肯定永远存在矛盾甚至冲突，除了经贸投资等矛盾之外，还包括涉及领土和领海、深海资源开发、北极地区等等的矛盾甚至冲突，不过总的来说要比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关键是能够建立起较为充分的相互信任。中美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不应当拿自己的优点和对方的缺点去比。这里的优点主要指比较公平与合理的制度方面，缺点主要指不大公平和合理的制度方面。各家都不是十全十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应打肿脸充胖子、不愿承认自己的短处和错误，而应当实事求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能够对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好处。发达国家目前是两个三权分立：一是立法、行政、司法，二是司法领域的公、检、法。这样可以相互制约，尽可能减少出现较多和较大社会不公正问题。中国由于实行“一元化领导”，这两方面三权分立都很弱，尤其是没有实行司法独立，所以无论在司法的公正与合理还是在立法和行政的公正与合理方面都存在较多问题，包括贪腐严重和冤假错案较多，还需要做很多制度性改革。这两种三权分立都是近代以来首先在西方国家诞生的，目前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因为它们基本上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12，过去人们对“理想国”做了不少研究和设想，不过许多设想已经被事实证明不可行，是空想，甚至是有害的空想，现在需要在全球化的现实和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未来可行的、科学的理想世界，而不是再研究“理想国家”（参阅笔者博客“刘立群北外”中“人类的根本永久性利益在于成立世界联邦政府”等文）。现在讲“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等。其实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在于要彻底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站在时代最前沿，才能引领本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只有全世界都安全了，每个国家才能真正安全。只有使指导思想完全正确、制度更加公平和合理，才能使自己国家和全世界都实现长久的安全和和平，长治久安。现在谈“中华民族复兴”。最关键的复兴也是在于要彻底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站在时代最前沿，才能引领本国人民并且引领世界。而阻挡理论创新就是阻挡民族复兴。在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现代市场经济中，应当强化最广义科学（尤其是最广义科学理论）的作用、专业知识的作用、企业的作用、民众组织（即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技术手段的作用，而应淡化个人（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的作用、政党的作用、宗教的作用。前一类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后一类则理应逐渐成为历史陈迹。不少人习惯说“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其实应当说“任何经验性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而人类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并不限于经验性理论，还包括非经验性理论即思辨性理论，这主要是哲学理论，它与时代的关联度不大，可以超越于不同时代（请参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一书及博客“刘立群北外”中“哲学创新”等栏目）。最后我再次强调：完全科学的哲学理论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对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有最重要的指导意义。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讨论和提问。（2016年7月12—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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