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为农民工讨薪保驾护航

第一篇：九江为农民工讨薪保驾护航

九江：

为农民工讨薪保驾护航

文/图 壹周首席记者 张会

隆冬来临，年关将近，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劳资纠纷进入高发期，农民工讨薪难再次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对于辛苦工作一年，却拿不到应得工资的农民工兄弟来说，成功讨薪成为了他们新年最大的愿望。

为了实现农民工讨薪愿望，自2011年11月29日起，我市15个部门组成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开展为期50天的联合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行动。截止2012年1月17日，全市共处理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423件，清欠农民工工资标的额2024万元，为4885名农民工实现了讨薪梦。

组建清欠办为农民工“给力”讨薪

1月17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四，也是南方的传统节日——小年。这一天，赣北大地凄风冷雨，寒气逼人。而在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4楼多功能厅内，几十名农民工代表的心里却暖意融融，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原来，九江市联合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兑现大会暨新闻发布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在市中院的中心会场一次性兑现29件案件的标的款149.199万元，全市各地的清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亦在各地同时举行了兑现大会。

在兑现大会现场，记者采访到了面色黝黑，身体壮硕的农民工姚公财。年近50岁的姚公财来自浙江义乌，3年前他与10来个老乡一起来到九江县某纺织厂打工，不曾想打工所应得的12万元多元工资，纺织厂一直拖着不肯支付，一拖就被拖了两年。

为了讨薪，他们一边在九江工作，一边想尽各种办法与纺织厂联系讨薪，但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2011年9月，四处无门的他找到九江县清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的帮助下，历经三个多月的协商，2012年1月17日，在兑现大会现场，他终于拿到了被拖欠的19000多元工资。

拿着追讨来的工钱，姚公财非常激动，他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赠送给帮助他追讨工资的九江县人民法院，并连声向工作人员道谢：“谢谢你们帮助我讨回了工资，谢谢！”

姚公财告诉记者，为了讨薪，他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工资终于讨回来了，今年也可以安心回家过个好年了。”说完之后，姚公财行色匆匆，因为他还要赶到火车站，购买回家的火车票。

据九江市清欠办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处处长周敏介绍，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九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市自2008年开始就成立了由市政法委、纪委、宣传部、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总工会、妇联、信访局、人保局、建设局、广电局、公安局、九江日报社等单位组成的联合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大力开展联合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专项行动。

在专项行动集中实施阶段，各部门统一调配力量，进行集中清理，对正在调查的和新受理的欠薪案件加大力度、从快调查处理；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执行条件的案件，通过法院建立的“绿色通道”，立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清欠办成立以来，我市农民工讨薪案件正在逐年减少。”周敏说。

据记者了解，在2011年的专项活动中，为了扩大清欠范围，加强清欠力度，市清欠办还将市委市政法信访局、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两个部门邀请进来，清欠力量由原来的13个部门，拓展到现在的15个部门。

层层转包仍是工资被拖欠主因

农民工刘建生是九江都昌县人，2011年9月，他与同乡的8个人一起组建了一个泥瓦工小组，来到九江市一建筑工地打工。在这之前，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为谁干活，只是与一个姓刘的包工头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诺干完活后工资一次性结清。

2011年12月8日，当他们干完了所有的活找到包工头要求结账时，包工头以工程款还未结算为由给他们打了一张欠条，之后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找到了也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推卸，工资却迟迟未付。

讨薪无门之下，2012年1月11日，他们一行找到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监察部门，由于可以找到当事人，因此在当天劳动局即出面组织双方召开了一次协调会，终于解决了他们的讨薪问题。

在2012年1月17日举行的兑现大会现场，刘建生拿着讨来的6000多元血汗钱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天是农历小年，我下午还要赶回家里，一家6口还等着我拿到钱后办年货。”

刘建生一行的遭遇并不是个案，而他们无疑是幸运的。据周敏介绍，在近年来清欠办受理的案件中，发生在建筑行业，特别是因工程款拖欠、层层转包、工程质量进度纠纷而引发的工资拖欠占到了所有案件的90%。因此层层转包仍是造成农民工工资拖欠的主要原因。

“除了因层层转包造成的讨薪难之外，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也是造成讨薪难的一大原因，很多农民工在劳动工程中根本没有意识到要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甚至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都不保留证据，这就给我们讨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周敏说。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拖欠工资违法成本低，欠薪问题的制度规定、司法救济程序复杂、过程较长、成本较高，制度化保障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等也是造成农民工讨薪难的原因。

“尽管今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是具体操作细则还没有出台。由于针对的是“恶意欠薪”，因此对于解决经营困难企业发生的欠薪作用甚微。”周敏告诉记者。

破解讨薪难题：亟待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

近年来，尽管我市各有关部门加大了保障企业工资支付工作力度，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在拖欠农民工高发的建设领域，亟需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让农民工资有制度保障。

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2005年，九江市就建立起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规定每一项建设工程在项目招标确定施工单位后，建设单位和中标的建筑企业应及时足额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确保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按期兑现。

然而，在2008年时，为减轻企业负担，我市曾出台文件，取消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建立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多解决农民工讨薪难题的好处不言而喻，工程建设单位在建设之初就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无论工程是否出现层层转包的现象，只要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就可以直接从保障金扣付，这样既能有效地防止因层层拨付产生工资拖欠的问题，又为行政部门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监管手段。”周敏说。

据了解，最近相关部门也正在拟定文件建议恢复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规定今后每一项建设工程在项目招标确定施工单位后，建设单位和中标的建筑企业应及时足额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确保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按期兑现。

记者手记：每到年底，民工讨薪就是一个热切的话题，这里面的心酸与无助是我们很多人无法体会到的，他们家有老母，娃娃上学，甚至有病弱老残，全指望着一个坚强的臂膀在年底把温暖带回家，这就是农民工兄弟在年底那个幸福的回家“过年梦”。作为城市的建设者，作为城市最底层的支撑者，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繁华却有序运作的城市，城市的发展是农民工兄弟一砖一瓦砌起来的。离过年回家还有几天，让我们各级政府和社会都积极行动起来，在最后的时刻为农民工兄弟铺好回家过年的路，用温暖和呵护送我们农民工兄弟一程路。让每一个在外艰辛劳碌了一年的农民工兄弟都能安安稳稳带着收获的喜悦回家过年，也让那些在家里守护了一年的老人和孩子们都能迎接一份欣喜，等来他们期盼已久的幸福。

第二篇：农民工讨薪（精选）

年年岁岁花相似 农民工讨薪怪圈何时破？

导语：

1月19日，一位少女为父讨薪，从高楼跳下身亡的消息成为社会焦点，再度将农民工讨薪这一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尖浪口。其实，每到年底，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就会集中见诸报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用这句话来形容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问题的现象并不为过。农民工讨薪问题，这是一个历久弥新并且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话题。

然而，早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但转眼十余年过去，相关部门治理讨薪工作力度也年年喊，农民工讨薪问题仍不见缓解，极端讨薪事件年年有，悲剧也在不断重演。何时，农民工才能走出年年讨薪的怪圈，阻挡悲剧的蔓延？

01农民工讨薪问题产生的根源

每到年底，伴随着春运的热闹，另外一种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开始上演--农民工讨薪。讨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称“拖欠工资”。这一名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聚集的建筑业、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他行业的欠薪行为已得到很大改观。然而，建筑业的欠薪依然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成为欠薪的重灾区。对此，当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当前社会普遍研究结论

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前社会的普遍结论有三种：

一是，农民工自身权益意识不高。

根据统计，在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农民工群体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它们分别是：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2、没有签订工资标准协议；

3、不掌握包工头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4、工资条上没有包工头确认签字。

而上述这些又恰恰是农民工在日后维权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农民工通过正常途径讨薪的难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吊诡的是，调查显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头，更上游的大鱼们依然逍遥于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似乎开发商和建筑商们特别容易玩“躲猫猫”，把责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强硬的国字号开发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恶意欠薪”的标准很难界定，造成“恶意欠薪”入罪执行不畅，给欠薪行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间。

三是，建筑业独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与现象，即：总承包-分包-转包-再转包，最后将施工项目直接转包给包工头个人。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这种转包、分包的现象，导致的是债权关系的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这层层转包中，始终处于“生物链”最底端的农民工，则被各种复杂的债权关系“推来推去”，致使讨薪维权无从着手，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基于以上三种研究结论，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关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即便这样，仍旧不能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

一份研究报告大胆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与公益组织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报告》认为，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农民工资拖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到地产资本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真正意识到地产商从拿地到销售整个流程都涉入层层的资金卷入与垫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据以上图表显示（截图），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资金垫付，商品房、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

而被人诟病为建筑业潜规则的“层层转包”，与之相伴的则是资金垫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层层分包及由此产生的层层资金垫付，这中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来缓解资金紧张，二来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单位在法律意义上变得模糊不清，从而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

其结果是，当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逃避责任。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的比例也仅为18.1%。

假使《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关于“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观点是确凿无疑，那么，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铲除权力寻租与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资金从上到下的层层垫付。

02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与技能水平不足

在讨论农民工讨薪问题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强与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当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力小工，这类农民工流动性极大，他们没技术，只能靠卖力气吃饭，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工程队也不会不重视他们，他们几乎不可能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有活就召之即来，没活就奔赴下一个地方。由于这种流动性极强的特点，加上建筑行业特殊的薪酬特点，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得很大。

而与之相反的是，高级技术工种或是有某项技能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一般在几个固定的工程队之间流动，劳动关系比较固定，议价能力也相对更强。一般来说，他们签上合法 的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现欠薪问题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中仅有3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高级技工、管理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此类劳动者的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过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养人才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014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农民工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难，反映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是解决“技工荒”的重要途径。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这种局面。2014年6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缺乏技能是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而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03先知先觉：建筑企业应当主动作为

孙中山曾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将人群分为三大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主张先知先觉唤醒后知后觉，从而带动不知不觉。以此类推，建筑企业也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后知后觉者当属在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下被动作为的企业，不知不觉者则为枉顾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企业，而先知先觉者则在遵守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情况下，主动有所作为，主动革除种种弊端的企业。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主动有所作为，也许在短期内会给企业的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消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负面影响，不仅能够树立行业典范，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能够招徕更多的技术人才，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建筑企业主动有所作为该从何处着手？

一是，绕过劳务分包，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工调2013》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调研情况显示，全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7.4%，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业用工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包工头利润空间在下降，生存愈来愈艰难；建筑业劳务制度越来越没有价值可言, 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已成为阻碍建筑业劳资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业应直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让建筑业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规范的轨道。

二是，建立稳定薪酬制度。根据调查显示,“依照约定，全额结算”或是“年底结清”或是“工程结束结算”这样的薪酬制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比例远远高于“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能减少用工短期化所产生的诸多劳资纠纷。

三是，简化建筑施工管理。这样可以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直接对应总包施工企业，劳动关系更加明晰；而总包施工企业也通过去除劳务分包、包工头等层层“剥皮”的环节，不仅简化了施工管理，而且总包施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让渡一部分利润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施工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会长期跟随项目部施工，工程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

四是，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根据前文所述，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同时，高级技工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业不仅应该只有压力，更应该有改变这种情形的动力，主动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官方网站中装新网于2014年特别制定了职业教育平台建设战略规划，提供覆盖建筑装饰全行业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项目，拟为行业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设计师、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装饰行业的人才困境。

结语：诚然，要打破农民工年年讨薪的怪圈，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国家法规政策的指导，也需要建筑企业的主动作为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劳有所得、社会和谐、年末农民工讨薪不再是新闻，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编辑手记：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一个个血淋淋教训的出现才能促使社会的改变与进步。

问题：您认为企业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需要主动作为吗？ 需要vs不需要

第三篇：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逐年增多，有的甚至引发为严重的社会治安案件，电视报纸经常报道的农民工“跳楼讨薪”、“绑架老板讨薪”、“暴力讨薪”以及农民工为了讨薪而被包工头打死打伤等不仅危害了社会安定，也对政府形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尽管如此，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非常复杂，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杜绝。2005年我们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的问题，李正洪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记录片：李正洪1997年来到北京，凭着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这里。很多同乡也跟着他来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个建筑项目，按照协议，工程完工后付清劳务。但工程结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个工人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总计18万多元。为了拿回工钱，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帮着他们要回这笔钱。开始了讨薪之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农民工败诉，原因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劳务关系。李正洪，及其工友们，他们是不懂法，不知道劳动关系建立需要合同。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败述，在被告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就做了这样的结论，被告根本不需要陈述就可以赢得官司。谁来保护弱势群体？？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实践中发现，上述解决途径存在一些问题：

1、解决渠道虽然多，但程序繁琐且周期长；

2、相关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工作衔接不够顺畅，造成农民工多方求助，实体权利很难及时得到实现；

3、没有统一的协调、联动处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工作，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且容易错过解决纠纷的最佳时机；

4、缺乏对农民工讨薪的有效法律指导和帮助，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懂得怎样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讨薪难上加难。

建议：

1、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新的《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

2、工在遇到工资拖欠时，应该注意相关证据。收集单位拖欠工资的证据，如签订有劳动合同应携带合同，没有签订合同，应该寻找证人证明自己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外，考勤表、临时工作证、工地出入证、工资欠条等也是有效的证据。

3、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议扩大司法救助的范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4、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向农民工传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知识，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法律知识欠缺是农民工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用法，发生纠纷以后才能比较理性地行事。

第四篇：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讨薪“在路上”！！

由于国家房地产调控力度的加大跟坚决，今年的楼市“寒意”阵阵。年关将至，民工忙活一年的薪资是否可以正常收到，成为近来人们关心的话题。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都要列入“黑名单”，“这话不能空讲，如果今年欠薪严重，或者老板跑路的，一定要记录在案，不仅建设主管部门要掌握，还要及时传递给招投标中心，让他今年欠薪明年就别再想进入建筑市场！”昨天下午，合肥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工作会议要求，“要让意欲欠薪者害怕”。

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卢仕仁说，今年农民工欠薪发生的概率可能明显加大，工程项目开工多、竣工少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已经出现老板出逃的情况，伴随而来的农民工欠薪的情况可能会是历年中最难解决的一年。

为应对今年的新形势，目前，合肥市城乡建委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在建项目以项目部为单位建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组，要求工程款只要支付到30%，就必须把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等等，强化对农民工讨薪的支持。

第五篇：为农民工讨薪小故事

为农民工讨薪小故事

---心系农民工，真情暖人间 2011年12月8日的清晨农民工xxx为讨薪爬上15米高的塔吊。xxx县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队获知情况后火速赶赴现场。经向其工友了解，侯中华系河南省林州市xx镇xx村人，今年25岁，去年结了婚，前几个月媳妇刚刚给生了个儿子。今年6月初来到xx县在xx镇苗旺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工地找到一份工作。几个月后，包工头焦某又在当地一家煤矿承揽了一份修建锅炉房的工程，xxx于是跟随包工头来到矿上开始了他的修建锅炉房的新工作。春节将至，大雪之后天气大寒修建锅炉房的工程也完工了，但xxx和他的工友们却怎么也找不到包工头焦某了。在xxx和工友们四处寻找了3天后，只打听到包工头焦某回老家了，自己和工友6人共6千余元的工资任然无处着落。眼看工钱讨要无望，万般无奈侯中华愤而爬上了塔吊，用了他在电视上学来的最后一招。见此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队队长温xx毫不犹豫地冲上消防升降云梯，在离地15米高空作起了侯中华的思想工作，他对侯中华说，“遇到困难，你该先找政府。你要相信政府，欠你的工资，我保证帮你要到手。你先下来，我保证让他们把钱送来。小伙子，你这么年轻，不要做傻事，拿到钱家里父母、老婆孩子还等你回家过年呢。”也许是劳动监察队温队长的保证让无望甚至绝望的xxx看到了希望；也许是话语中提到了家乡盼望他回家过年的父母妻儿；更或者是数九寒天苦等多日后，终于出现了能为也愿为他伸张正义的人。侯中华浑身颤抖双目通红，话语凝噎地同意了温队长先下塔吊后要工资的建议。

因为在刺骨的寒风中待的时间有些长了，xxx手脚麻木身体僵冷，温队长要他不要急慢慢挪动，待他接近升降云梯后，温队长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搀扶上了云梯台，还找了件大衣给他披上。

两个小时后，xxx和他的工友们都领上工钱并坐上了回家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