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群体性事件被妖魔化 维稳压倒民众诉求

第一篇：称群体性事件被妖魔化 维稳压倒民众诉求

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今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

Q：《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汪玉凯：在国外，这样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我认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Q：这么说来，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凯：表面上二者有冲突，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于建嵘：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Q：那为何政府当前的维稳方式比较容易采取压迫式的手段？ 汪玉凯：是的。现在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过于强势，不是从政策上的疏导，而是以压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复杂化。现在网络的传播效应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问题放大。于建嵘：刚性稳定就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执政者惊慌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

Q：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

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当下中国需要“脱敏”

Q：摆脱“维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凯：首先要调整维稳的整体思路，不要认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维稳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调整来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利益表达，这样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达路径以外，通过制度建设均衡城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用二元政策，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第二篇：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

3月27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何挺主持召开市公安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认真抓好“五个落实”，全力维稳，竭诚为民，确保政治稳定、治安稳定和队伍稳定，不断提高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提高认识抓落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统一到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市委主要领导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以实际行动维护重庆改革发展大局稳定；全力维稳抓落实，坚持信访专案集中办理机制，结合“三访三评”深化“大走访”活动，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尽可能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阶段，坚决防止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竭诚为民抓落实，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把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作为检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进一步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以更新的面貌、更高的要求、更高的姿态服务于民；服务大局抓落实，不断提高统揽公安工作全局、服务重庆发展大局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继续推进实有人口管理立法工作，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依法惩处各类犯罪活动，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障；带好队伍抓落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抓好各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工作氛围，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务实意识，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努力开创重庆公安工作新局面。据重庆日报

第三篇：构建“大维稳”格局 积极应对群体性事件初探

构建“大维稳”格局 积极应对群体性事件初探

屏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雷涛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当前，我国处于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对敌斗争复杂的特殊时期，因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做好新时期维稳工作，必须着眼于当前形势，在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实际行动上，实现新的转变，并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明确任务、落实责任、齐抓共管、协调联动，构建大维稳格局。

一、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一）改革矛盾与群众现实生活困难交织，涉稳问题更趋利益化。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改革发展中所积累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必然引发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一旦涉及群众生活的现实利益与实际困难，极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心理甚至是对立情绪，导致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合理诉求与违法表达交织，涉稳问题更趋极端化。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聚众闹事方提出的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往往却采取违法的表达方式，一些挑头闹事者甚至采取伤人、堵路、毁物等极端方式激化矛盾，向党委政府施压。

（三）党务政务和警务交织，涉稳问题更趋突变化。许多涉及稳定的问题，产生的根源、解决的办法并不在公安机关，但是如果公安机关不积极关注，不主动介入，不协助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前处置、及时化解，非稳定问题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突变为稳定问题，给公安工作造成被动，增加了处置这类问题的警务成本。

（四）维稳手段的多元与警察职能单一交织，更趋复杂化。社会稳定是在多种利益格局的呼声、多元文化的融合、多方矛盾的对立、多种不和谐因素共振状态下的基本平衡，这就决定了维稳手段的相对复杂性。目前，大量的不稳定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殊呈现，因此无论这些不稳定因素的诉求是哪个方面, 在解决办法上都极具策略性，党委政府能够权衡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选择，而这些手段却是公安机关所不具备的，警察的职能仅局限于《人民警察法》所赋予的权限范围内。

二、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因素。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大量涌现。人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

（二）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所至。

（三）群众民主意识增强但法制观念淡薄是事件发生的文化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

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四）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因素。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常见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大类：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工程建设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利益纠葛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

三、对策和思考

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建立健全各项维稳工作机制，构建大维稳格局，是积极预防妥善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

（一）建立健全利益协商和保障机制。一方面，要密切联系群众。各有关职能部门在制定、出台改革措施时，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广开言路，扩大民主，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采纳群众的建议和要求，打牢落实基础。同时，要加强国情和政策教育，及时做好对群众的解释工作，使群众能够了解党和政府的决策内容和过程，争得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实施重大工作举措中，要切实考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和意愿，尽量统筹各个方面的利益，多为群众利益着想，多为群众办实事，维护好群众的正当权益，减少负面效应。

（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一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坚持定期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超前排查与专项排查相结合，对矛盾比较突出、尖锐的地区和单位，要集中时间和力量，切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在乡镇、街道和社区一级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委员会，在辖区单位和外来劳务人员集中的地方建立调解组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综合作用。对排查出来的各类矛盾纠纷，要认真进行分类和登记、统计，做到情况清、底数明，找出症结所在，寻求解决方法，严防矛盾纠纷积压，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二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分级调处的原则，层层落实调解工作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居（村）委会、企事业单位及工商、国土、建设、环保和综治、司法所、法庭、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在矛盾纠纷调处中的任务和工作职责，形成整体合力，防止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三要大力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工具，大力开展普法教育，提高群众的自我教育、约束、管理能力，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同时，要努力引导群众有矛盾主动找基层调解组织，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乃至法院，力争将多数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阶段。

（三）建立健全群众诉求和维权机制。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是消解公民不满和冲突意识的基本要件之一。若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党政领导接待制度、来信来访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都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群体性事件将会大大减少。信访部门作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倾听民声的主渠道之一，应在努力实现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防范、变群众上访为领导走访、变个别接访为联合接访“三个转变”上下工夫，力争将矛盾、苗头消化在升级中、激化前，为后期的处置工作争取时间。把领导走访制度推广至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并不断完善、规范。在群众上访较为集中的时段，如重大节假日和“两会”期间，可组织有关部门设立群众来访联合接待处；对群众上访较为集中的问题或地区，可组织下访团，开展专题接访、实地办公等，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同时，要组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开展各种形式的视察、考察、调研活动，察民情，解民意，倾听和反映群众的呼声，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和维权。

（四）建立健全重点工作平安创建机制。应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重点工作平安创建机制，协调重点工作涉及单位与公、检、法、司以及信访等部门定期联系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及周边治安环境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工作措施狠抓落实，充分发挥协调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公安机关要建立起纵到底、横到边，布局合理，触角广泛，覆盖社会面广的情报信息网络，并通过整合、研判和共享，实现公安工作与情报信息工作的良性互动，实现情报信息主导下的打防控一体化。要针对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凸现出来的各种问题，研究制定出应对方案和具体措施，提高民警的法制观念、执法水平、应对能力和综合素质，大量事实证明，群体性事件均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其中都有为首者和骨干，做好为首者的教育转化和监控工作是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环节。对极少数不听劝阻、别有用心、挑头起事、策划煽动，甚至蛊惑实施打、砸、抢行为的为首分子，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依法予以打击，以起到法制震慑、教育多数的效果。

（五）建立健全维稳工作责任倒查追究机制。可由纪检监察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出《维稳工作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对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的群体性事件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进行严格的责任倒查追究，对负有相关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定期对各部门和单位的综治维稳工作进行考核，并将各项综治维稳措施是否落实、治安防范效果是否明显、群众对社会治安是否满意作为对单位及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