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第一篇：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关键词]遵义会议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我们党正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并依次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胜利。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

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一、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1934年秋天到来的时候，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更由于“左”倾军事路线领导者的瞎指挥，中央红军虽经顽强奋战，仍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最终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红色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从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在中央根据地时，虽然“左”倾路线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仍然嫌他碍手碍脚，企图调虎离山，将毛泽东送往苏联养病，以达到完全消除其在中央苏区影响的目的，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而作罢①。在长征前夕，博古（秦邦宪，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又曾考虑将毛泽东与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留在根据地，使中央趁机甩掉这个“包袱”。据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1]p1761934年10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了随中央机关转移的通知。病中的毛泽东坐着担架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外线作战极为被动。1934年12月初，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国民党军队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2]p487

湘江惨败，促使指战员们开始思考问题的症结。对此，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3]p4

看到红军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和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军事指挥者的不满情绪，毛泽东感觉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毛泽东认为，如果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那么红军将被搞个精光。如果自己再多沉默一天，就是对红军的不负责任。因此，毛泽东一改之前那种“清高、不合群”的姿态，决定找同志们好好地谈谈，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纠正“左”倾错误领导。

毛泽东首先把目标瞄向王稼祥和张闻天。王稼祥，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洛甫，即张闻天，1933年1月进入中央根据地，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与王明、博古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又是当时“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拥护者、执行者，眼看苏区丢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他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便开始真诚地进行反思。

据张闻天记述，长征开始以前，由于害怕毛泽东等人会串联起来反对他们，博古、李德等人曾打算把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才未分散，王稼祥、张闻天也因此得以和毛泽东一道随中央纵队行动。这样他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也就极大地方便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无意之中给了毛泽东发动群众、启发群众觉悟的机会，于是毛泽东便不辞辛苦，边行军边做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

巧合的是，当时毛泽东因病从长征一开始就坐着担架行军，而王稼祥也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未愈而坐担架。如此一来，他们同行同住，昼夜畅谈，思想认识上逐渐趋于一致。首先，毛泽东同他们谈得最多的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道理；其次，是谈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同他们的交流，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产生了只有推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念头。王稼祥首先提出占领遵义城之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主张。毛泽东深表赞同，并要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找了张闻天，张闻天也同意，并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4]。

王稼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恳切地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5]张闻天在回忆中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6]p69-70王稼祥、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和自己的亲身体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站到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对此，毛泽东念念不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7]p231周恩来也指出：“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8]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为了促使更多的人觉悟起来，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以尽快纠正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除了王稼祥、张闻天外，毛泽东又找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谈，找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和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军委以及军团的领导同志谈，谈的结果是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毛泽东。总之，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广大的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9]p113。因此，毛泽东发动群众，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二、毛泽东发动群众与“左”倾军事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促使毛泽东等人开始考虑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博古、李德等人面对湘江战役后的不利局面，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正是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必须公开站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迅速解决“左”倾错误领导和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为此，毛泽东与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力主放弃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因为如果继续按原定计划行军，到湘鄂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那无异于向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中央红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早已报告过王明与共产国际，所以博古、李德肯定会坚持原计划不变。这样，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了拨正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联合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与博古、李德展开了三个回合的博弈。

第一回合，毛泽东发动群众，在通道会议上拨正了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就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近20万军队，设置了三四道防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准备坚持原定计划，率领红军主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

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是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上，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极力反驳李德的意见。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泽东建议红军应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有机会适当休息，以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和支持。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红军西进贵州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毛泽东从此参加了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扭转危局的初步胜利。

第二回合，毛泽东争取多数，在黎平会议上做出了“西进”的战略决定。按照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中央红军连战连捷，于12月15日一举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团，占领了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0]p441-442聂荣臻后来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11]p137

有关黎平会议《决定》的产生，周恩来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曾这样讲过：“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度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12]p64

从以上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央不仅有了发言权，而且还参加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决策。因此，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主张所做出的《决定》，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这一胜利与毛泽东发动群众，争取多数人支持的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

黎平会议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政治局以决定形式正式否定了中央红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决定。之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以不可阻挡之势，连战连捷，打败了王家烈、侯之担所部4个团，并连克镇远、黄平、瓮安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振奋人心的胜利，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于1937年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被缴械，并速占黎平、黄平、镇远三镇，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捷，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13]p55-56

第三回合，政治局信赖和支持毛泽东，在猴场会议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4年12月底，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军事顾问李德忽然又过问起军事来。原来他一直主张逃跑，此时却提出在渡乌江前消灭国民党追击的两三个师。实际上，此时尾追在红军后面的国民党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纵队4个师正向新老黄平逼近。如果听信李德这个脱离战场实际的建议，中央主力红军就不可能渡过乌江，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5年1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10]p445-446这实际上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打破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一统天下[14]p35。这个规定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给取消了，开始恢复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的正常体制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准备会议”。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逐步争取和团结了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为顺利举行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依靠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拥护和支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城，并拥有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机会。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并由他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正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失利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敌强我弱等各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由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在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并全力举荐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今后的行动。周恩来的发言对与会人员的震动很大，对会议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点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毛泽东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的敌强我弱情况下红军和人民结合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李德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在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之后，毛泽东还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使与会的大部分同志心悦诚服。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王稼祥发言之后，张闻天、朱德等相继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批判，一致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今后红军的行动。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弄得丢失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15]p113-114！朱德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正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关键时刻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16]p65。

最后，经过3天的热烈讨论，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并做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2]p42。

会议最后形成并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大家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深刻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军事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圆满结束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后，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威信的行军中，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是总书记）。之后，当红军行军到贵州金沙县境内的苟坝村时，党中央又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组成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乎我军生死存亡的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权。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有效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的领导策略是分不开的。所以，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注释：

①新近披露的史料和研究表明，共产国际并不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一直在排斥毛泽东。事实上，除了反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创立的红色根据地还是非常欣赏和关注的。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临时中央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的如意算盘落空。

参考文献：

[1]伍修权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刘伯承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4]王稼祥.回忆毛泽东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J].红旗飘飘，1958（8）.[5]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N].人民日报，1979-12-27.[6]张闻天.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8]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与遵义会议[N].人民日报，1985-01-17.[9]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见：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2]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15]伍修权.往事苍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6]《回忆朱德》编辑组编.回忆朱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责任编辑张荣辉

第二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浅析庆阳革命先驱走群众路线成为当代人的典范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庆阳是甘肃革命老区，有着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以王孝锡、任鼎昌为代表的陇东革命先驱在传播红色火种、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发动群众，奏起了陕甘革命斗争的最强音，成为赤胆播火的先行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其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一、以人为本，情为民所系，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福祉。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坚持情为民所系，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期待和要求。陇东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如王自治生于1888年、保至善生于1893年、贺凤梧生于1895年、王孝锡生于1903年……他们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亲历了城市和乡村小生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没落的情景。而且这些有志青年都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穷，有的从事过劳动，知道稼穑之艰辛，他们从小同情劳苦大众，深知民间疾苦。王孝锡在平凉上学期间，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行为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悟，他曾在一次同学的集会上慷慨陈词：“一个没有知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要想救国救民，卫国安邦，首先就得用知识武装自己。要寻求真理才能谋求解放，要点燃自己，才能照亮别人。我要用知识来拯救民族危亡，造福穷苦大众。” 1925年夏，王孝锡借下乡收账之机，走遍四邻各村，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思想收获虽然很大，可外欠的账款却收回很少。包里的借据和契约被他化为灰烬，乡邻说王孝锡要账是“见帐齐勾，见约齐抽。”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谢子长是一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处处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有的同志说，子长是见面熟。连白军也说谢子长是个“擦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擦”红。他在负伤牺牲之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坚持利为民所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27年久旱无雨，赤地千里，灾荒年馑初露端倪。正当“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之际，宁县县长索呈祥，不顾民力凋弊，反而任意摊派捐税，搜刮民财，贪脏枉法，鱼肉乡里。王孝锡面对贪官的恶行，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领导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他们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广泛进行调查，归纳了索呈祥二十四条罪状，以“宁县绅民联合会”名义，写信向甘肃省政府等机关告状，并领导群众与反动政府开展斗争，逼迫当局撤去索呈祥的县长职务，并出资救济灾民。这次斗争的胜利，使革命群众更清楚的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培养了陇东人民向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掀起了陇东群众反对官僚、地主、劣绅的斗争浪潮。

驻防陇东的385旅旅长王维舟，与驻地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是亲民爱民、关心爱护群众的楷模。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挖“白板土”充饥,他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做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亲自给专员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建议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1942年的麦熟季节，王维舟听说离县城不远的一户老乡由于老婆正害病，顾不上收割麦子，他就和警卫班几名战士去帮忙。老乡激动地说：“还是八路军好”。后来，老乡强留战士们吃饭，被王维舟婉言谢绝了。正是因为王维舟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他的故事被庆阳人民广为传颂，被群众誉为“王善人”。毛主席还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二、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自建立所形成和坚持的工作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正确运用的典范，是对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成功与挫折的经验总结，是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法宝之一。习近平同志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作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要讲话，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注意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正确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

联系群众如鱼得水,脱离群众如水覆舟。陇东早期的革命先驱王孝锡就是一位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着想的光辉典范。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王孝锡以行医为掩护，从1927年冬到1928年夏，王孝锡先后深入到宁县、庆阳、合水、长武、旬邑、彬县等地农村，通过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接触，特别是与广大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患难相依、祸福与共。对社会、对农村，对现实、对民生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与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各阶级的政治立场、经济状况及革命态度做出深刻的剖析，形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与《农村调查及农村级分析（草案）》两篇文章。正因为王孝锡能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得他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以及对实行土地革命应施行的方针政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对地主、绅士的剖析：

“地主，其经济在这个社会上是占着最高地位。每年收入尽为不劳而获的地租……绅士阶级常取联合手段与之联结。无为利用，有可能时，对绅士起而代之，所以地主与绅士立于同等地位压迫贫农。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一样，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王孝锡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在分析了半耕农、佃户、雇工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存条件后，一针见血的指出：半耕农、佃户、雇工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无所有，饱受剥削与压迫，他们才是推翻封建帝国主义统治最牢靠的社会基础。从而使人们分清了敌我，明确了斗争方向，坚定了革命信心。

在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是实践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刘志丹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乡亲们都一直亲切的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常常坐下来和大家谈心，或者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满屋大笑。每到一地，刘志丹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水沟、每一个村庄，战士们都称他为 “活地图”。由于刘志丹平易近人，热爱群众，他在红军和人民群众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受战士们、人民群众的爱戴。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户贫苦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成为佳话。习仲勋在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期间，不避寒暑，走村串户，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当时流行于南梁一带的民歌唱到：“三月里来是春风，边区主席习仲勋，仲勋本是富平人，二十三岁逞英雄；打倒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翻了身。”毛泽东后来评价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并为其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在庆阳革命老区，面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崇高宗旨。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工作之余，常常走村串户，到农民中间去，一边拾粪一边与群众谈天说地，掌握群众思想动态，解除群众疾苦，深受陇东人们的爱戴。毛主席为他题词： “一刻也离不开群众”，还为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题词：“密切联系群众”。

三、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清廉”是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和保障，也是我们党的政德根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建设廉洁政治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进行了艰辛实践和不懈探索。早在1941年，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里就明确提出要“厉行廉洁政治”。194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把“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作为党的一条重要政策。” 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重申，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建设廉洁政治。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又把建设廉洁政治正式写进了工作报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号召和要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推动陇东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工作，各级领导还身体力行，成为廉政亲民的典范。1940年盛夏，华池县政府通讯员小张骑马去边区送信，踏坏了路边老孙家的大西瓜。孙老汉看到瓜被踩踏的稀啪烂，啥也没说就去拾掇踩坏的烂瓜。小张连连向大爷赔不是，孙老汉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走吧。”小张谢过老人家便回到政府驻地，也就把这事没给县长报告。李培福县长闻知此事，谆谆教导小张：“你知道吗？人民群众养育了我们，我们就得为人民群众着想，只要是人民群众的事，小事也是大事，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损坏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李县长领着小张来到了孙大爷的瓜地，拿出自己的津贴塞到孙老汉的手中：“这都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对小张教育和要求不够严格！”孙老汉再三推辞，硬是拗不过李县长，他紧紧地握住李县长的手说：“您真是我老汉一辈子见过最好的官哪！” 华池县长李培福“赔瓜”的故事，多年来在民间广为传颂，成就了一段革命史上的佳话。李培福以身作则，对党员干部言传身教的先进事迹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在其奖状上亲笔题写了“面向群众”，这是全国首位受毛主席题词表彰的县长。

透过庆阳革命先驱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一桩桩鲜活事例，映射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情怀，成为当代庆阳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探寻庆阳革命历史，使我们欣喜地看到：党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深入到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最近在全市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以早期革命先驱王孝锡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陇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今天我们学习他们、研究他们，必将使我们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

第三篇：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1981年，中央47号文件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大庆职工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封锁，那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在严重困难面前，那种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在生产建设中，那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四严”、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上，那种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同时指出，大庆油田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为我国工业生产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大庆精神的内涵时指出：“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可以说，正是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当年，大庆石油会战所洋溢的那种知难而进，不甘落后，决心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群体意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英雄模范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加拼命的英雄主义气概，集中展现了石油职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几十年来，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扎根于大庆油田，扎根于石油战线，鼓舞石油职工始终以祖国石油事业的振兴为己任，埋头苦干，锐意进取。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创业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实现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意志体现。当年，大庆石油职工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拼搏，干出了前人没有干出的业绩，创出了我国石油发展史上的高速度、高水平。大庆石油会战是一部艰难的创业史，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也是一部艰难的创业史。广大石油职工战天斗地，转战南北，以苦为乐，四海为家。从荒原到戈壁，从松辽盆地到渤海湾地区，从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到“生命禁区”的藏北高原，石油工人正是凭着那种艰苦创业精神，不断拓展石油工业发展新领域。

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科学求实就是尊重实践，蹲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年大电石油会战，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探索和掌握油田开发的客观规律，大搞科学试验和技术攻关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和严细认真的作风攻直下一道道难题，创造了世界石油发展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无论是会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职工始终不渝地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积极为国家做贡献。大庆油田从1976年至2002年，原油年产量5000万吨以上连续稳产27年。50年来，已累计生产原油20多亿吨，相当于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40％以上；累计上缴利税并承担原油价差1.6万多亿元。2000年以来连年位居我国纳税百强企业之首。

2006年4月《中国工业大奖调研报告》总结了大庆石油人新时期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践诺使命、勇挑重担的高度负责精神，自强不息、挑战极限的持续创新精神，尊重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务实精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团结协作精神。2008年7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蒋洁敏在延安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大庆精神是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是延安精神在石油工业发展历程中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传家宝和强大精神支柱。大庆精神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都是艰苦创业、埋头苦干，为民族的复兴、为国家的富强、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新时期，油田党委始终把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为神圣的历史责任，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强化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自觉站在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来培育；强化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企业文化核心和灵魂的认识，牢固确立其企业精神的地位；强化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企业发展不竭动力的认识，坚持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建队育人、锤炼作风，依靠坚持不懈地教育来灌输，依靠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来引领，依靠总结宣传先进典型来示范，依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来创新，依靠融入企业发展实践来展现，使干部职工在新的历史时期切实做到了“三个永不忘，三个永不丢”，即工作环境改善了，不忘会战作风，严细认真的传统永不丢；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忘“干打垒精神”，勤俭节约的传统永不丢；油田发展了，不忘艰苦创业的历程，为油拼搏的传统永不丢，并使其体现到新的发展实践中，就是把“爱国”情怀体现到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维护国家石油战略安全上；把“创业”激情体现到解放思想、奋发有为，一心一意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把“求实”态度体现到严细认真、精益求精，在各项具体工作中争创一流业绩上；把“奉献”精神体现到时刻以国家和企业利益为重，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上，从而使大庆精神不断得到传承与发展。

大庆精神的时代意义。50年来，大庆精神以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历史作用，证明她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宝贵精神财富。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大庆精神仍然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发扬大庆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年大庆石油职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奋图强，建成了世界一流的大油田，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无疑同样离不开爱国主义精神。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在今天，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爱国就要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上。只有自觉地把爱国主义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发扬大庆精神，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大庆油田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条主线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坚持一心一意抓生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油田也没有停过一天产。广大石油职工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信念，坚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的科学论断。可以说，大庆石油职工的这些认识，深刻反映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只有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发扬大庆精神，坚持艰苦创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大庆石油会战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展开的一次大会战。会战虽然过去了，但会战中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没有过时，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奋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要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加以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大力发扬大庆精神，坚持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知难而进、自强不息，就能战胜一切困难，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发扬大庆精神，依靠科技进步，努力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翻开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科技的作用。可以说，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也是大庆精神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发扬大庆精神，就是要瞄准世界先进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坚持科技工作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生产实际，尽快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发扬大庆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能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发扬大庆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培育“四有”社会主义公民。大庆会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一支甘愿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职工队伍。可以说，铁人精神就是这种崇高精神的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被江泽民同志称为“第二代铁人”的王启民就是这种无私奉献的典范。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更需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要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生活中按市场规律办事与为人民服务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重在事业，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带头奉献。发扬大庆精神，就是要像当年大庆石油会战时那样，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武装和教育人民，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

第四篇：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1）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名义上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小幅度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并且还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却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但大家对他的地位和权威的认识并非那么明确和固定。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委员何凯丰对毛泽东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土城失利，博古也曾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第二个例子是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主张去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唯有毛泽东不同意，他甚至提出，如果你们坚决要去打，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大家说，你要辞就辞，结果就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第三个例子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弓背”路的指挥方式，径直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换彭德怀来直接指挥。第四个例子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战略计划，决策层便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不赞成，原因是走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东征。东征战绩不错，后头形势发生变化，又回到了西边。从这四个例子看，在非常时期，在重大考验关头，领导层内部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个别人先于多数人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属不可避免，但从中也看出，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 1

真正树立起来，还需要一个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逐步认同和选择的过程。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到了延安，也没有平静下来。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便很闹了一阵子。他一回来，便提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作了专题报告，声称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还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这个情况时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王明一回国就“进攻”中央路线，底气依然来自在抗战问题上觉得自己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而且他的身份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得此职务者，只有王明。十二月会议事实上对王明的特殊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惟其如此，除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这个根本原则，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是让了步的（“别的问题我都承认”）。惟其如此，当时中央领导层普遍觉得王明的主张不可忽视、不好反对，多持赞成态度。周恩来在1943年的中央会议上，就谈过自己在王明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对王明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张闻天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到，自己对王明回国后宣传的那一套，一度有所“迷惑”，不够“清醒”。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虽然做了辩白，最终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服从了多数人意见，所以他说自己“是孤立的”。随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之势，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96年笔者在杭州采访江华时，江华也有过同样的回忆。

在不断的摩擦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1939年初，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住的蓝家坪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的地方开，虽然仍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决断。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完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依然没有对中央领导层进行正式调整。原因恐怕有两个，一是不调整也不影响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二是毛泽东或许觉得条件仍然没有完全成熟。

所谓没有完全成熟，就是说，当时中央领导层在对待“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认识上还不一致，特别是王明，还继续坚持他的主张。具体情况是，王明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将他1931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这说明他仍然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套“左”的东西。与此同时，关于中共中央抗战以来的政策路线，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已经充分阐述，但王明并没有心服。他在会后写的一首

2诗中说：“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又写一首《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的诗，说：“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1940年10月，王明在一首题为《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的诗中，称毛泽东主张的统一战线是“愿作汉奸缘底事，策同托派胡乱来”，并在诗下加注说：毛泽东搞的是“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1941年9月底10月初，王明还当面同毛泽东争论，提出中央的抗战路线和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都是错误的。毛泽东1943年11月谈到这场争论时说：“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

（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除了王明的因素，毛泽东还觉得整个中央领导层结构存在着问题，由此认为进行调整的时机没有成熟。还是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说道：“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忍耐了多少年”的“矛盾”，是指目前在中央起决策作用的“主要领导者”是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所排挤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己），但中央领导层的整体班子（“码头”），却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形成的，由此还有不甚协调的地方。为此，必须在领导层当中彻底弄清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从1941年9月起，开始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活动，这个活动随后在全党普遍展开。

经历逆境的毛泽东深知，要使党成熟，必须要靠思想理论建设。一到陕北，他就发愤地读书学习和写作，先是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类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著作，然后又在哲学方面发表《矛盾论》和《实践论》，军事战略上写出《论持久战》，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方法、对象以及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等等，在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著述，渐渐把中国革命的基本模样说得清晰起来。与此相应，通过整风学习运动，逐步弄清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来的路线是非，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也就逐步明确并在全党形成共识。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建树，对中央领导层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认识。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这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毛泽东是“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这年7月，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从事农村调查期间，也对身边的同志说道：“中国革命21年来最大收获和最大成果，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比毛泽东那一代资格更老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其回忆录里的分析大概是最精辟也最到位的了。他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1943年，终于水到渠成，在组织程序上巩固和确认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标志是这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说：“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两个“主席”职务的确定，标志着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在组织上、体制上最终巩固和完成。

也是在1943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进一步巩固和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第一件事，是共产国际解散。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翻译师哲把这封电报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通俗地说，头上没有了“太上皇”，无疑更有利于中共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也有利于中央领导层更权威地发挥对全党的凝聚作用。

第二件事，是中央其他领导人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说成是新军阀，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方面还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同时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候，中共必须强化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确立并高扬自己的思想旗帜。于是，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中还称毛泽东是“我党英明领袖”。第二天，刘少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样，毛泽东不仅成为政治领袖，也是全党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了。第三件事，是1943年9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总结历史经验，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思想认识上达成空前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领导层纷纷表态，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领袖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9月，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武汉时期（1938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

10月6日，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11月1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事实上，周恩来在8月2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发表了一个演说，其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这段话收入了《周恩来选集》。

11月下旬，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毛为中央局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12月，张闻天在其《反省笔记》中写道，从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给我思想上的转变帮助最大”，“我从党史上发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中国党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我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中央当权时所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党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同志心悦诚服的感觉，也是从此时发展起来的”。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自然也影响到王明。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期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他的意见。12月1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不管是诚心之举还是应付之辞，他在信中终究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历史的选择，由此尘埃落定。

如果还要说几句，上述过程，确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启示。一个领导团队同它的核心人物是共生同构的。领导团队什么时候形成，它的核心人物就什么时候产生；领导团队成熟到什么程度，其核心人物就成熟到什么程度；团体内部的思想认同和感情联系达到什么程度，核心人物和领导团队的关系就紧密到什么程度。结果是：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团队，就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核心人物；有什么样的核心人物，就干出什么样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