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大法学院胡教授论述：注册制时代的审批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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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学院胡教授论述：注册制时代的审批制度改革
减少证券监管行政审批，实行注册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淡化事前把关，实现监管的重心后移，将新股发审权下放到证券交易所，逐步向注册制过渡。我国证券市场的注册制必须立足国情，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保持监管资源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均衡配置：在事前准入环节，除了强调“以信息披露为中心”，还须辅以独立性及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合规要求和风险底线门槛；事中要实行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各地方监管局三点一线的监管；事后须加强监管执法，制定和完善市场化退市机制、证券欺诈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和代表人诉讼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改革指导思想。针对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决定》指出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此为指导，国务院相继提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国六条”和《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九条”)，就积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培育私募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并继续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提出了指导意见。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新国九条”要求依法规范证券期货监管权力运行，减少审批、核准、备案事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监管能力和透明度，支持市场自律组织履行职能。
目前，全国人大已将《证券法》的修订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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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银行等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行政许可内容，也应适当地从增加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有效刺激市场活力的角度予以关注和爱护。同时，作为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平台，根据对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倾向性选择和具体行业，证券交易所的判断和操作能力应该获得相应的尊重和指导。此外，根据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与时俱进开放程度的期待，在对待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和投资机构的行政许可上，应该具备更大的灵活性。
当然，其中最根本的还是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许多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做法有相当值得借鉴和“移植”。譬如，允许将发审权下放到证券交易所，增加中介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职责对拟上市公司进行选择和实质审核；证监会在监管证券交易所和中介机构的同时，通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控来实现监管，等等。必须注意的是，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与此相关，在强化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的同时，应该多方位强化投资者导向的信息披露质量，落实淡化对持续营业能力的价值判断，从而完善定价约束机制。要想达此目标，合理的建议是先一定程度地下放再融资核准权，随后逐步实现IPO核准权的下放。此种改革应当以进一步减少行政管制为宗旨，健全股票发行与上市制度为基础，减少发行定价中的非市场因素，逐步实现市场化发行，进而衔接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总之，减少证券监管行政审批，实行注册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淡化事前把关，实现监管的重心后移，目的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证券市场改革不能全盘照抄美国法上的注册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保持监管资源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均衡配置：在事前准入环节，除了强调“以信息披露为中心”，还须辅以独立性及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合规要求和风险底线门槛；事中要实行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各地方监管局三点一线的监管；事后须加强监管执法，制定和完善市场化退市机制、证券欺诈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和代表人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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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大法学院冯教授论述：立法权下放,谁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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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学院冯教授论述：立法权下放，谁来监督？
“如果说《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立法法》就是‘助产法’，是一个‘助产士’，它帮助母亲生出很多健康活泼的孩子。”9月17日，在中国法学会组织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立法研讨会上，冯教授形象地说。
为了适应立法工作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久前，这位“助产士”迎来“手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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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地方立法权的“放”，甚至可以扩大到县。
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舒国滢则担心，扩权，可能会给法律的统一性带来冲击。“我们国家现在多头立法、多部门立法的问题还没解决好，一旦把权力下放，会带来什么问题，需要做好评估。”
此外，舒国滢还提出另一个担心：扩权，会不会形成地方法律保护主义？
“地方可能会通过立法的方式，扩充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特有权利，这个也要思考清楚。” 舒国滢说，放到什么层次，是个大问题，绝不是简单的放。
问题法律谁有权提起撤销？
那么，是否有办法防止地方法律保护主义的形成？不少专家提出，可以通过加强立法监督的途径来解决。
“如果立法监督不完善的话，依法立法，防止立法的本位主义，防止地方保护主义，防止立法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比较美好的想象。”封丽霞说。
令封丽霞感到遗憾的是，此次修改中，虽然有强化备案审查相关的阐述，但还是没有专门的立法监督机构，对立法进行比较专业的、全方位的制约。
此外，她认为，立法的民主参与、公开，也可以做得更实一些。
虽然修正案中对立法听证做了比较细致的描述，但封丽霞认为，还应该进行制度化的设计。另外，她认为，立法提案权的主体也可以适当扩大范围。“比如一定数量的普通公民，如10万、20万的公民，共同提出一个议案，是不是就可以有提案的权利？”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彭伶则提出，如何撤销一些不合适的立法，也要有更细致的规定。“很多地方规章，都是在具体案件中发现有问题。谁有权来提起撤销？公民个人可不可以？这些都需要解释清楚。”
彭伶认为，立法的撤销还应该设定时间限。“如果没有期限，也许等到撤销的时候，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公民个人的权益也已经受到了损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轶提出，为了督促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积极行使职权，他们在常委会讨论法律制定修改时的发言，包括人大代表讨论的发言，都应该公布。“只要没有涉及到国家机密、个人隐私，都应该公布，供大家查阅，或者在相关的媒体上予以报道。” 王轶认为，这也有利于督促常委和人大代表，在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制定时，踊跃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行政立法权和人大立法权应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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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方立法权扩容外，严格控制授权立法，也被视作是此次立法法草案的另一亮点。但研讨会上，不少专家认为，权限划分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立法法》也被称为‘小宪法’，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完成立法体制的构建，而立法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立法权限的划分。”封丽霞说，由于立法权限的划分不是很清晰，导致很多立法的混乱。而此次修改中，人大和行政机关的权限仍然没有划分清楚。
“行政立法权的膨胀和人大立法权的弱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象。”封丽霞认为，要充分发挥人大民主立法，并明确界定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
“《立法法》修改要解决哪些重点问题？是立法的质量问题，还是立法权限不清的问题？是程序不细的问题，还是技术不高的问题？或者是监督、撤销等等这些不可操作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林认为，修改必须先明确指导思想，才能防止出现没有轻重缓急、主次之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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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人大法学院刘教授论述股权纠纷中如何确认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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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学院刘教授论述股权纠纷中如何
确认股东资格
近年来，争夺股权的现象较为普遍，在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尤甚。股东身份长期真假不分，必然阻碍公司正常经营，增加股东行权成本，挫伤投资热情。
裁判机构面对林林总总的证据，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当将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
依《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包括八类。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并非仅限于书证，更非简单地局限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资料。
股权保护水平是检验一国公司法治是否成熟、公正的试金石。而保护股权的首要前提是确认股东资格，明辨谁是公司股东。
股东资格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窝里斗陋习以及“共苦容易同甘难”的社会现象的存在，我国近年来争股夺权的现象较为普遍，在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尤甚。股东身份长期真假不分、扑朔迷离，必然阻碍公司正常经营，增加股东行权成本，挫伤投资热情。因此，如何认定股东资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主张股东资格的证据五花八门，既有实际出资证明，也有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等。
裁判机构面对林林总总的证据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当将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依《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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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后，尽快请求公司将自己的姓名或名称载入公司的股东名册，并请求公司及时前往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实现源泉证据、推定证据与对抗证据的三位一体。
隐名股东受到法律保护
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是显名股东。但在现实生活中，常有投资者实际缴纳全部出资，但将
第四篇：人大法学院冯教授关于让律师更好地成为法治国家建设者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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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学院冯教授关于让律师更好地成为法治国家建设者的论述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提供了法规支撑，这在我国律师事业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规定》甫一出台，就受到广大律师和社会舆论的普遍好评。
这一承载着广大律师强烈愿望和由衷期盼的新规，全文共49条，含金量颇高。它凸显“规范整合”，对分散在律师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各部委规章中有关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进行了系统化整合，调整事项涉及律师会见、阅卷、取证、庭审辩护等方方面面，称得上是一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大宪章”。它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律师执业中存在较多、广大律师反应强烈的“老三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和“新三难”（发问难、质证难、辩论难）问题。它体现“创新精神”，总结了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既提出了总体要求，又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保障措施，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贯穿到律师执业活动的全过程，在不少方面比以往有较大的突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它注重“机制依托”，提供了律师执业的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明确了侵犯律师执业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切实保障了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等职业权利，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服务秩序奠定了重要基础。
众所周知，律师职业同法官、检察官一样，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法治国家的建设者。纵观中外法治发展史，律师制度和现代法治相伴而生，在依法维护公民与团体权益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人权保障水平的高低，体现着一个国家法治文明水平的高低，诚可谓“法治兴则律师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律师制度得到了恢复和迅速发展。据统计，1979年末，全国仅有律师212人。截至2014年底，全国执业律师的总人数已经增长到27.1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24.4万多人，兼职律师1万多人，公职律师6800多人，公司律师2300多人，法律援助律师5900多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力量，广大律师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了引人瞩目的作用，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实现着他们作为法律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追求。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相对缺乏现代法治传统，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状况很不平衡，一些地方不尊重律师、侵犯律师权利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个别司法机关、执法单位存在着随意限制和剥夺律师执业权利的问题。这些问题和不足，不仅制约着律师业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着我国法治的实现。
此项《规定》的出台，是落实和推进四中全会决定的标志性举措，将有利于积极发挥律师在推进科学立法、保障公正司法、促进依法行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律师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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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增速助力，人们从中亦可清晰地聆听到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而有力的脚步声。
展望未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捍卫社会公平正义，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我们不能期望一纸文件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制度设计再好，还需要实践的检验，《规定》出台后，更重要的是落到实处，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注意配套措施的跟进，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切实打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的“最后一公里”，使广大律师在执业中切身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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