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申论备考：不必过分担忧官员“因反腐不作为”
2014河南招警考试申论备考：不必过分担忧官员“因反腐不作为”
2014河南招警考试招录人数1400名，公告于2014年8月27日公布，报名时间为8月29日至9月2日，打印准考证时间为9月16日至9月21日，考试时间为9月20日至21日。考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公安基础知识三科，每科满分均为100分。河南招警考试网为你提供2014河南招警考试最新信息，敬请期待。
很难证明有真正廉洁能干的官员，因为推进反腐而不敢干事了;相反，对那些洁身自好、敢担当、想干事的官员来说，反腐肃贪恰是一种有效的激励。
因为推进反腐，一些官员不作为怎么办?近日，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被如此问到。对此，王岐山坦承他也关注到这种现象，但他认为，与不作为相比，乱作为更亟待治理。
新一届中央反腐在力度和深度上前所未有，对社会风气形成巨大影响，对潜在的贪腐分子形成强大威慑，“不敢腐”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正在形成。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些过去不习惯被监督、受约束的官员，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排除有些人，以前敢干的事不干了，该管的事不管了，即有人所担忧的，因为反腐，有些官员不作为了，害怕“枪打出头鸟”，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应该承认，无所作为、不敢担当的“庸官”也的确存在，但很难说这些人是因迫于反腐压力才不作为的。并且，如王岐山所说，与不作为相比，违法乱纪的乱所为，为害更大，亟待治理。盘点那些落马官员，哪一个不是在位时用权无度、我行我素?贪腐为祸之烈，主要是因为权力不受约束，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这样的官员被查处严惩，不但深得民心，而且是对政治环境的净化。很难证明有真正廉洁能干的官员，因为推进反腐而不敢干事了;相反，对那些洁身自好、敢担当、想干事的官员来说，反腐肃贪恰是一种有效的激励。
而且，官员感受到反腐的压力，其实是好事。权力受到监督，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应是一种常态，官员应该适应在这种“新常态”下工作。当然，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密集打老虎拍苍蝇，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对于反腐倡廉来说，主要还是治标。但反腐是一个系统工程，治标和治本有时很难分割开来，治标同样很重要，且能为治本创造条件、赢得空间。
“反腐永远在路上”，王岐山透露，在治标的同时，治本实际上已在推进。在推进制度性建设中，除了中央八项规定的执行之外，公务员薪酬、报账制度等都在抓紧修改。治沉疴要用猛药，标本兼治才能治病强身。中央的反腐工作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密切相关，传递出“反腐治本”的鲜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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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论文
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老百姓对好官的真切期望。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态势走向了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政治态势走向了反腐败、讲规矩、履责任、重法治的新格局，为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新型动力机制，开创了新型活力源，赢得了国内民众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腐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腐高压的持续存在，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到基层、企业指导的少了，商难招了，资难引了，发展慢了，为官不为的现象日渐抬头。其中很大原因是部分官员患上了“反腐恐惧症”，例如：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全力以赴争项目，现在即使是上级给项目了，这些领导干部也想推掉，理由是现在“三公”经费规定严、审计严，如果跑项目，人情这个钱谁出、谁又敢出？出了事谁承担？还有的干部认为，多干事多出错，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干劲少了，担当小了，抓发展、促改革动力不足了。总之一句话，为官不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
官员不作为大大损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领导不信任，有抵触、反感情绪，既损害了执政基础，又助长了社会的不稳定；官员不作为将会贻误发展机遇，导致单位甚至地区长期发展缓慢，一些市、县以前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这两年不以GDP论英雄后，项目也不上了，外资也不引了，活也不干了，经济直线下滑；官员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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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良性生态，放任“为官不为”的现象不管，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和减弱。
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正在徐徐铺开，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指日可待，官员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身上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一官不为，直接后果是影响所在部门的工作，如果十官不为、百官不为、千官万官不为，传导开来，满盘的深化改革大局将陷入停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该从何谈起？想到这，忧心忡忡油然而生。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破又要立，要立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破的，一方面是那些一直存在的、比较顽固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还包括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临时性的体制机制安排。这些安排在改革过程中曾经起到过一些有益的作用，但现在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但很多官员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为官不为”。所以，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具挑战。
对于面对高压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环境而导致的“为官不为”现象，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坚决清除腐败毒瘤，净化执政生态环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开展的反腐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仍然必须坚持。全国这么大，在各层级、各部门仍然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现在中央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保持高压反腐力度，不光是要把过去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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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揭露出来，而且还要逐步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这个转变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
第二，稳妥解决历史问题，卸下包袱轻装前进。如前所述，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很多手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可能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除个别情况外，大部分问题都是在过去党风政纪不够严明的时期发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对不少官员形成困扰，也是他们工作畏手畏脚，不愿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卸包袱的过程。对于很多官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犯下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和甄别，对于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本人也充分认识的情况可以既往不咎。这样，可以大大加快清除腐败的进度，同时，也可以使不少存在各种问题的官员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梳理完善新规，形成稳定制度框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在严明党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和决定。有的规定、规则是从党纪的角度来呈现的，这是非常必要的，能够迅速遏制党风政纪的下滑。但我们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中不仅包括党员，还有其他各类非党员的工作人员。同时，政府工作方式与政党的工作方式还是有差别的。如何将党纪转化为能够规范整个公共部门的规则，还要有一个转化过程。这里面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转化过来的，也有很多需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作出调整。过去我们在政府管理方面还是比较粗放，漏洞比较多，不少自由裁量权掌握在个人手里，缺乏有效监管，给各种腐败留下了漏洞。现在，党中央逐步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党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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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将其推广到政府各个部门，进一步去健全和完善整个公共部门，这实际上就是在建设新的公共部门规制体系，有助于广大干部厘清创新与违法的边界，释放干事创业的动力。
社会舆论环境对官员不利，收入待遇偏低等问题导致官员“不想做”。新一届政府高压反腐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策略，既揭露出很多位高权重的高级党政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问题，也抓到了很多官位不高、但社会危害不小的底层小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这些案件和问题的揭露和一些社会媒体的不当渲染，也使得整体舆论环境对各级党政官员不利，伤害了绝大多数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应该制定适合的激励人才机制。其一是要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我国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很不合理，基本工资非常低，可变的绩效部分比例非常高。在此次中央八项规定严明纪律之前，各级地方政府也都采取了各种变通的方式来弥补薪酬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但其中也有利用这种不合理的薪酬制度为本部门或个人大幅提高收入的情况。在纪律严明的今天，原有的很多变通方式已经被堵住，但公务员薪酬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过程仍然比较迟缓，从而导致很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际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与其具备的能力和付出很不相称，也大大影响了很多党政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其二是高薪养廉的问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公务员加薪会遇到社会压力。但一旦出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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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的政府，社会压力会更大，使得政府和社会进入恶性互动。通过高薪养廉塑造有效政府，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就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第三是政府的人才问题。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因为高效政府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界竞争人才的问题。新加坡的官员高薪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人们经常讲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的竞争力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治理能力低下，主要是政府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有一个有效政府。
引用郑永年教授【1】的话，通过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但如果解决不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会降得更低，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大。可以说，改革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1】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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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部分官员因反腐对企业软拒绝
部分官员因反腐对企业软拒绝：不接电话不批文
件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6电（“中国网事”记者周慧敏 傅勇涛）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高官贪腐多“金主”，政商关系为何屡碰红线？
“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政商关系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与会嘉宾将矛头直指畸形的政商关系。
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打“虎”绝不手软的同时，拍“蝇”也毫不留情。不论是***、刘铁男、刘志军等高官，还是山西等地出现的“塌方式腐败”，都暴露了部分官员底线失守，频频与商人利益交换，触碰法律红线。例如，山西省2014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论坛嘉宾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
“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怡川深有感触地说，例如，市场挂牌招投标的问题，其实“潜规则”都定了，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围标”，不管哪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是那一家，这是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
论坛嘉宾《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说：“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另外，一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一位落马的海南厅级干部在悔过书中坦言，这些商人都是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富起来的，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最终走上不归路。
“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政商关系如何避免走极端？
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邢诒川说，现在官员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因为反腐高压，官僚不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现在“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一些企业家也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在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下，官员和企业家之间隔着无形的“玻璃门”，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要治理这个问题，政府应建立一套重新考核干部的制度。”保育钧说，当前公务员只进不出，工资待遇跟级别挂钩，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
他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从制度上预防不干事，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既有奖励又有处罚，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
“企业创造了很大的社会价值，政府为民办事应该也包括为企业办事。政府应该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下，大胆为民办事，大胆跟企业打交道。”邢诒川说。
依法行政、简政放权 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在不少论坛嘉宾看来，经济新常态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政府和企业在法治保障下，公开透明地打交道。
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说，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
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龙永图表示，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部分论坛嘉宾认为，全面推进大众创新的关键期，企业本身强化科技研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是政商关系新生态的基础。董明珠说，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途。
第四篇：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与破解对策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题 目姓 名学 号课程老师
硕士生课程论文
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和破解对策 夏贤慧 郑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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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与破
解对策
摘要：反腐风暴下，官员不作为成为政府的恶疾。要想找到病原，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从官员个人动机、组织激励、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静态、孤立的分析，得出的只能是教科书式的宏大的结论。官员不作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官员处在政府、社会、官员所构成三角关系网络中，不作为是官员在三角互动关系中做出的选择。因此，本文将在这三角互动关系的框架下，从需求-控制-支持的视角分析在当下转型时期的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并为破解这种反腐新常态提供应对之策。
关键字：反腐；官员不作为；需求-控制-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发起反腐风暴，一大批“老虎”与“苍蝇”纷纷下马，官员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官场风气好转，赢得社会正面回应。但是在反腐取得的成效的同时，官员不作为逐渐成为新常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官员消极行为，将会严重阻碍反腐的进程，挫伤政府严肃政绩、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决心，从而降低改革给百姓带来的红利。官员不作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不作为，二是与行政伦理相悖的消极不作为。①考虑到后者更难被察觉并已形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因而本文主要以与行政伦理不符的消极不作为为研究对象。官员不作为并不是近几年来才出现的问题，不能将反腐看成是官员不作为的主因，更不能将不作为等同于腐败，虽然两者存在一定内在联系，但是反腐风暴对官员不作为并没有形成制度诱因，其影响是不可持续的，因而笔者认为更应该从深层次挖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对官员不作为发生机制的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层面、利益层面、制度层面等静态、孤立的角度，缺乏对官员不作为行为的系统、动态的研究。②因此本文思路是在政府-官员-社会的三角关系框架下，运用需求-控制-支持理论③④，对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进行深度探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破解对策。
二、基于需求-控制-支持模式下的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分析
官员不作为通常是指官员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没有热情、工作缺乏责任心，主动性不强，在其位不谋其政，遇事被动应付或回避推诿的行为。本文之所以采用需求-控制-支持理论，是因为官员工作本身受需求—控制—支持的三重影响，政府、社会、官员三方对官员工作有着差异化的需求，对工作的控制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同时社会支持在这其中没有发挥正向作用。这就造成官员的需求-控制-支持的不平衡即官员正当需求得不到正面回应，而对政府官员的控制着力点的不合理使得官员在寻求正当需求不得时，只能通过制度外的渠道来满足其需求。当反腐风暴来临时，这些非法途径受到严格限制，官员只能采取合理的制度躲避机制，而社会对官员存在普遍的负面评价导致对其缺乏足够的支持从而加剧这种行为效应。为此，文章将从三者的行为互动中分析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
1.政府与官员的行为互动
一政府绩效评价过于控制程序，限制官员创造性需求。政府绩效评价过于控制程序表现为：政府在评价官员业绩时过于注重程序，要求官员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按照工作计划例行完成任务等，这就使得官员在行政事务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是否符合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和程序，对于具有创造性的改革调整由于担心不符合程序和规矩而缺乏积极性，为了是自己的行为符合绩效考核的的要求，官员只会中规中矩的负责例行的事物，缺乏创造性动力。新常态下的反腐更是一副催化剂，其带来的催化效应在于使得官员不愿冒险违反规定，哪怕是实际规定和程序并不合理，也不愿冒险改变。安徽省安庆市一位县长对记者坦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对基层干部的要求越来越严，过去工作计划七八张纸，现在厚达“几本书”，内容增加、过程细化、落实到人，时间节点具体到每个星期。”⑤过多规章制度和形式化的程序导致官员创造性需求得不到自由的施展，积极作为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呢？
二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未得到政府认可和重视。在我国的政治传统中，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其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就是服务于民，对于其经济需求，政府理所应当的认为官员是无私的。这种过度强调官员的公共性的思维理念，导致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未得到政府重视。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普遍的物质资源匮乏，官员体制内的身份给其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但是在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后，由于政府对官员的薪资设置水平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称，体制内的资源优 势并不能直接满足官员正当的经济需求，在体制内实现正当经济需求不得的情况下，官员就会铤而走险通过体制外的非法渠道谋求经济利益。随着反腐新常态的到来，这条非法渠道受到严格的监控，官员又不能在体制内实现经济需求，就会失去做事的积极性，转而变得不愿承担责任，工作应付了事。不少基层干部表示：“八项规定以前，一些公务人员和干部公款吃喝大手大脚，公车私用随随便便，公权私用有恃无恐，单位逢年过节发各种福利，但现在不行了，中央各种禁令一道接一道，地方实施办法也规定得很细，各种隐形福利没有了，权力寻租空间被大大压缩了，难免有不适应、不习惯甚至不想干事。”由此可见反腐风暴对于官员腐败有一定的威慑和抑制作用，但是反腐行动毕竟只能做到让官员不敢腐，对于官员不作为的内在动机没有考虑在内，因而也难以让政府重视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
2.社会与官员的行为互动
一官员基于控制职业风险而削弱积极作为的动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也会激增。由于我国法制还不健全，官员对社会的行为策略较多的是基于控制职业风险而极力大事化小，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而危及自身的职业前景。因而官员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出于回避矛盾甚至逃避责任的心理动机仅仅会做调解行为，不会积极去找出社会矛盾的根源并着力解决。中部省份的一位区县领导直言：“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重组，是得罪人的事情，与其冒着风险去干，不如什么也不干，做一个“太平官”来得实惠，虽然不干事少干事没什么业绩，但至少不会犯错误。”这种普遍的做个太平官的心态在行为上就会表现出不作为，这就会损害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进而造成社会对官员的普遍负面评价，在没有改变国家将社会稳定看成是政治目标的前提下，反过来只会加剧官员的消极作为。
二基于对官员的不信任导致社会支持力度不够。基于X理论，人们认为官员是恶的，需要对其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因而出于对官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受到较弱制约的担心，加上官员腐败渎职的行为屡见不鲜，近年来反腐风暴更是让大量腐败行为曝光在社会大众面前，对官员的不信任已然成为社会层面共同的情绪。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一方面会形成对腐败官员的巨大压力，对其行为有一定的遏制，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不信任也会挤压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缺乏社会足够的支持，官员在行政事务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障碍进而增加官员积极作为的社会风 险。不改变这种社会对不信任的情绪，官员不作为的土壤就会存在，也会降低反腐对官员行为正向改变的预期。
3.社会与政府的行为传导机制
社会与政府的行为互动会对官员形成传导机制，进而影响其行为，对官员不作为的影响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基于社会稳定政府对社会严加控制压缩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官员一般都有着造福一方的进取心。⑥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的矛盾突发期，社会稳定成为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因而就造成政府对社会利益的表达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法制化的解决途径。政府面对社会矛盾往往在控制矛盾、维持稳定的思路下采取政治式的方法。其结果是矛盾可能暂时得到压制或平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这种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官员在处理行政事务过程中往往受到双方行为的传导，抱着进取心的官员不得不按照政府控制式思维处理事务，其行动就显得束手束脚，因而官员的积极作为空间不可避免的被压缩。
二依赖政府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使得官员处于政府与社会的夹心地位。我国目前处于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过度的时期，经过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不再扮演全能型的角色。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尚不成熟，各种社会组织尚未发挥其表达社会利益的作用，可以说社会在各方面都还没有做好承接政府权力外放的准备⑦。社会利益的表达仍然维持在依赖政府操办的状态，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基本上限制在体制内—即民意的表达是否得到重视取决于官员素质和主动意识，至于其利益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是难以预期的，因而民众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基于这种对社会和民众不利的状态，民众往往会选择非理性的制度外渠道去表达利益，如经常见诸报道的群体性事件，这种将事情扩大化的做法似乎抓到政府官员的软肋，事情往往都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并得到处理。这种利益表达机制使得官员处于政府和社会的夹心，受到双方的压力，官员陷于被动的处境，因此官员为了维持这种压力的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避责任，消极面对。
三、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对策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官员不作为不是官员、社会、政府某一方的静态行为，而是在需求-控制-支持的框架下三方行为互动的结果。因此为了找出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对策，就必须在需求-控制-支持视角下分别找出对应方 法。
1.官员需求方面的对策
如果把官员看成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不作为就是官员在面对需求难以实现和职业风险增大时做出的理性选择。针对官员正当需求难以实现所造成的不作为，就需要在体制内渠道满足官员的正当需求。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正视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为此要调整我国官员收入结构长期保持基本工资远低于额外收入的不合理状态，增大基本工资的比例，减少各种不规范的补贴收入。这就在收入结构上保证官员能够积极投身本职工作，而不是向外寻租滋生腐败，这就减少了在反腐新常态下官员由于寻租不得而不作为的可能性⑧；另一方面在官员工作需求上，政府需要简政放权，以尽可能减少不合理程序和规章制度对官员的束缚，让官员获得与责任相称的权力，这不仅能够提高官员办事效率，而且将增大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满足其工作需求。因此政府需要做的不是极力限制官员的需求，而是在尊重并满足其正当需求的基础上赋予其积极作为的动力。
2.政府控制方面的对策
政府在对官员和社会控制方面均需要做出实质调整，首先在对官员的控制上，一方面应该调整不合理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官员不作为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绩效考核指标的不合理设置，如没有突出指标的弹性，缺乏对反映官员积极作为的激励指标的重视，这就造成在某种程度上官员积极作为和不作为一样的考核结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官员不作为的问责，仅仅突出党纪政纪的威慑作用并不可持续也不是法制化道路的应有之策，必须加大政府内部审计和司法对不作为官员的惩处力度，增加其不作为的成本，从而形成示范效应。其次在社会控制上，政府应该调整其对社会的管理思维，由强调控制转变为服务思维，社会稳定固然是发展的基础，但是一昧强调控制会让官员一切以社会稳定为先，而对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一根本目的却不管不顾，成为其不作为的借口。⑨因而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对于官员工作重心的转移-服务而不是控制也大有裨益。政府管理思维的转变为官员积极作为奠定了思想基础。
3.社会支持方面的对策
社会支持是官员积极作为的支撑，缺乏社会的信任，官员难有作为。为此，应该在两方面培育社会信任基础：第一是“加基”即培育社会组织-政府应该放 开步伐加大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税收等制度方面的改革力度，保持其独立性。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结果，象征着社会自治程度，也是政府和官员有效治理社会的渠道和帮手。在现阶段，官员不作为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缓慢，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官员行为几乎很难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制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官员不作为的放任。同时由于社会组织在公民表达利益功能上的缺失，常常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公众行为的失范⑩，从而可能增加对官员的不信任。培育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组织是对官员行为的制约和督促，更是增强社会信任的积极举措是；第二是“减负”，官员处在介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夹心层，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往往带来负面激励。因此对官员的减负就显得刻不容缓。减负是指降低官员的职业风险即减少社会风险直接向官员转化的可能性。除了培育社会组织能够为政府和官员分担职责和风险之外，政府要需要理清各部门官员的职责，做到权责分配合理，尤其是尤其是要遏制上级将责任和风险转移给下级的现象。可以说“减负”是使官员明确职责，而“加基”则是让官员不符合伦理行为得到限制，两者都是为了赢得社会支持。
四、结论
在反腐风暴取得一定程度上官员不敢腐的成绩下，官员不作为成为反腐进一步深化的拦路虎，是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治理官员不作为应该从需求-控制-支持模式中得到启发，让官员的经济和工作需求得到满足从而赋予其动力，通过将社会控制思维向社会服务转变并改革绩效考核方式为官员积极作为创造思想、组织条件，同时培育社会组织、简政放权让官员重新获得社会的信任。这样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将得到根本遏制，官场风气得到扭转。参考文献：
①叶敏.稳定焦虑、风险转嫁与官员不作为.[J]浙江社会科学，2015,4.②任中平.反腐高压下官员不作为困局的破解思路.[J]领带科学，2014,10.③蒋宁.工作压力模型述评.[J]现代管理科学,2007(11).④Wiss ME Acts of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o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s.M S Quarterly,1983,(7):2-89.⑤⑥汤嘉琛.新常态：反腐渐趋制度化和法制化.[J]中国社会保障，2014，（12）.⑦高军.维稳陷阱及其破解对策.[J]理论导刊，2011,11.⑧郑永年.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N]联合早报，2014,11,14.⑨喻可平.动态稳定与和谐社会.[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3).⑩韩志明：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社会效应和制度情境.[J]理论与改革，2010，(1).
第五篇：2015年海南省公务员申论备考必看：反腐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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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海南省公务员申论备考必看：反腐不停歇
海南华图整理 消息来源：人民网
【热点背景】
2015年3月15日、16日，中纪委接连公布三名“大老虎”落马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三人，皆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除此之外，今年两会期间也有河北省委原秘书长景春华、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两名“老虎”落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今日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认为，两会期间和之后密集“打虎”表明，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的2015年，“打虎拍蝇”的步伐不会停下来，反腐风暴会越刮越猛。
【热点解读】
一、打破“盛会不反腐”铁律 正风反腐将成“常态”
3月15日，距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结束不到一个小时，中纪委宣布仇和落马。当天的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评论称，这是给所有与会党员干部狠狠地敲响了一记警钟：谁胆敢冒头伸手，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你还在主席台，明天就可能沦为阶下囚。
据统计，进入2015年以来，已有杨卫泽、马建、陆武成、斯鑫良、许爱民、景春华、栗智、仇和、徐建
一、廖永远这10名省部级官员被查。两会开幕前夕，军方更一次性披露了14名军级以上干部被查情况。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指出，开会不忘反腐，表明中纪委压力不减、节奏不变，反腐工作是按照廉政建设规律展开的。
“有人说，反腐是不是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看到开年以来这么猛烈的态势，我感觉这样的议论可以停止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指出，从党政部国家公务员| 事业单位 | 村官 | 选调生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 | 信用社 | 乡镇公务员| 各省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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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中管企业到军队皆有人落马，这些都是腐败存量。反腐的基本态势就是继续清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反腐还有中长期的工作，已经打下来的“老虎”有可能会牵涉到后面更大的“老虎”。
中纪委网站17日刊登评论指出，两会期间和前后的反腐行动，“不仅打破了所谓的‘盛会不反腐’传言，更清晰地勾勒出正风反腐的‘常态’——踩着不变的步伐，将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二、央企成腐败重灾区 全覆盖巡视起效果
2015年首轮专项巡视，是十八大以来中纪委首次在一轮巡视中全部针对央企。许耀桐教授指出，目前反腐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可以说是腐败的重灾区。本次全覆盖巡视的展开已取得成效，更令人期待下一步巡视，会让腐败更没有藏身之处。
3月15日中纪委网站发布的评论《认识决定行动》中指出，“四风”泛滥、腐败蔓延，潜规则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落实到位。“管党治党要管到位、严到份。今年，要在巩固深化省一级落实‘两个责任’成果的基础上，把责任压到地市一级和国有企业。”
三、“治本”举措频频推出 2015反腐期待新动作
正风反腐是今年两会的热门议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将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同时加强监督问责，“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媒体评论指出，从口头强调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从惩治乱作为延伸到反对不作为，标志着反腐败正向纵深推进。
制度性举措是为遏制住腐败的增量。反腐败的全国态势已经形成，但要缩短反腐的时间，尽快取得较好的效果，必须尽快开辟央企为代表的第二战场。党政机关是反腐的主战场、权力的本源地，而央企是派生物。从央企入手进行制度反国家公务员| 事业单位 | 村官 | 选调生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 | 信用社 | 乡镇公务员| 各省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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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是因为央企相对独立，对推动权力机构改革比地方容易。同时，按照企业结构来进行反腐，能够提高央企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和能力。
许耀桐教授认为，2015年反腐，将在继续“治标”的同时更关注“治本”，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且扎紧、扎牢。今年中央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上或许将有一些基本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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