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时政热点：纵论“棱镜门” 国际社会如何构建网络治理权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时政热点：纵论“棱镜门” 国际社会如何构建网络
治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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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棱镜门”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利用其互联网强势地位入侵他国电脑系统的行径正在遭到各国的声讨。不仅如此，类似事件很快被人们翻出：英国被爆2009年伦敦G20峰会期间，对外国政要电子邮件和、通话记录进行监控;消息称，印度政府为“保护国家安全”正打造着一个类似项目，预计监控范围覆盖国内9亿电话用户„„一连串的窃听事件让人似乎看到了网络安全的“军备竞赛”，也让全球互联网和通信领域正遭遇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
“棱镜门”之后，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构建互联网国际治理权和规则制定权，如何建立公开透明的体系?又该如何平衡网络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隐私?多位互联网和通信领域、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专家就此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棱镜门”本质上是一个全新生存空间的规则制定问题
新华网记者：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护国家安全和公民权益的问题，需要学术界和各方面积极研究。棱镜门事件的爆发成为促使美国谈判互联网安全规则的很好契机。同时一些专家指出，“棱镜门”带给中国建立网络强国的机遇。对此，您是如何看这一问题的?“棱镜门”对其他国家有什么警示呢?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网络空间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安: “棱镜门”带给中国建立网络强国的机遇。中国面临的威胁不光来自海上、空中，更来自网络，美国有人已经把围堵中国的“空海一体战”变成“空海网一体战”就是这个道理。为此，我们要树立综合安全观、全面安全观和网络国防观。“棱镜门”既是一个网络安全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其本质上是一个全新生存空间的规则制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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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中国一直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网络窃密”的指责。早在3月，北约就在美国网络空间司令部的指导下推出了一个试图作为世界网络战争法则的手册，也就是《塔林手册》，想抢先制定规则。“棱镜门”之前，中国处于被指责的被动局面，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就不要再说别国实施“网络窃密”了。
军事专家王长勤：对于其他国家，要认清美国的真面目，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因为，团结才有力量。这一点，中国已开了一个好头。2011年9月，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已经共同向联合国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中方呼吁国际社会以此为基础，制定网络空间的负责任国家行为准则，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对于中国，还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加紧研发和推广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安全技术手段，着力提高自身应对网络安全的能力等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网络安全很迫切，这是“坏事变好事”的开端。接下来，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干起来，把自己发展好、壮大好、保护好。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开盛：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需再次警醒的是美国在网络世界中的霸权与优越地位，这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也反映出，在应对网络安全时，不但需要制定共同的规范，网络霸权也是需要讨论并加以应对的紧迫议题。
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机遇就是唤醒了中国的危机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在网络安全方面失去的话语权。但网络世界需要的不是对抗。相对美国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其实都处于相对的弱势。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推进网络世界的共同国际治理，反对任何国家滥用信息优势、建立网络霸权。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唐志东:斯诺登就像一个揭穿了皇帝新衣的英雄。皇帝的新衣是一个早就已经存在的事实，网络安全问题其实是一个传统安全问题，美国的网上间谍战在实质上是传统间谍战的延伸。就互联网这一信息工具而言，自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网络安全就是一个专业人士领域内的传统议题，斯诺登事件的效应更多地是一种舆论效应，它把一个传统的专业议题变成了公众议题。
斯诺登所改变的是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公众舆论，它改变的第一个方面是把美国政府从道德制高点上拉了下来，美国政府摔的这一跤摔得灰头土脸，从此天下无圣人，在国际间的外交斗争中，它让美国政府失去了议题设置的制高点。
建立网络空间共同治理国际机制，使网络变成全球公地而非各国竞争的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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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遭受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方一直倡导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这是近年来中国和外交部门谈及网络问题时，经常讲出的一句话。棱镜门事件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这句话决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大实话。
未来，在构建互联网国际治理权和规则制定权上如何建立公开透明的体系? 李开盛：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消除网络霸权，网络是一个全球公地，要避免被美国私用与滥用。然后是建立共同规则，保证网络世界的正常秩序特别是公民权利、商业信息得到充分的保护。要实现这些目的，就应该建立一个共同治理的国际机制，使网络真正变成全球公地而非各国竞争的私地与新战场。
秦安：“棱镜门”在深层次上还显示：网络空间事关生产力、国防力和文化力，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大的“利益汇合点”。
首先，网络空间承载着先进的生产力。“棱镜门”折射出美国从软件系统到硬件设施完整的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网络空间铸就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网络经济对世界GDP贡献率逐年跃升，2010年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经济，有预计称，中国2015年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已成为网络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世界正以网络空间为纽带，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共同体”。
其次，网络空间蕴藏着新质国防力。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全新的作战领域，“棱镜门”折射出美国拥有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对整个世界的控制能力，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安全。网络空间悄无声息地穿越传统国界的限制，而且把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因此，不同于美国当年在广岛、长崎扔核弹，在伊朗释放“震网”病毒，不仅让德黑兰的1000多台离心机瘫痪，而且感染了大半个世界。网络攻击的波及面之大，危害性之深，可能让整个人类社会都承受恶果。
第三，网络空间催生出新的文化力。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社会生存的“第二类空间”，“棱镜门”折射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品质，事关人类社会的文明。网络空间不再是实体空间的附属品。它前所未有地拓展了人们生存的深度、宽度和广度，并承载了大量的私密信息，催生了网络文化，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乐园。
总之，“棱镜门”代表一个全新网络时代的到来，其生产、安全和文化态势的深刻变化，对人类社会提出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
制度设计者需找到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平衡方法
新华网记者：“棱镜”项目曝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9日辩护说：“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和100%便利。”去年，一部名为《疑犯追踪》的美剧展示了一个类似于高级“棱镜”的项目。一个天才设计出一部机器，它能够收集在美国国土上地 址：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万达广场7号写字楼32层 3 联系我们：http://ah.offcn.com/html/2012/07/17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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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几乎所有人的信息，对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后，机器能找出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人，甚至，它能发现生命受到威胁或者对别人生命构成威胁的人。这部美剧让许多人看了非常“惶恐”。
现阶段，您认为国际社会应如何平衡网络安全和公民信息隐私? 李开盛：安全与隐私需要平衡。但美国如此大规模的监控是否符合安全的需要，以及是否会被滥用等问题，仍然需要充分理由来解释。另外，即使监控项目被纳入美国法律管理的范畴，美国法律是否有权授权美国政府监控他国政府以及公民的隐私仍是个问题。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无论是从个人还是国家，都特别要注意隐私的保护。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娄耀雄：“棱镜门”让美国很尴尬。美国一向标榜自由，并将自己作为全球自由的楷模，该事件让人突然发觉在“楷模”那里，另一个空间的“自由”一直就被政府窥视着。它让人重新思考公民的个人自由和国家安全关系的利益平衡。
我认为，各国在面对这一问题时，需做好以下利益平衡：一方面，网络出现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问题，除用跟踪、窥视等方法外，政府几乎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公民的隐私权如何保护，没有隐私，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如何平衡?这的确是一道世界难题，必须给制度设计者一定时间找到利益平衡的方法。在现实社会，人类用了七百年时间才找到安全和自由的平衡，网络出现也不过几十年，网络上的个人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利益失衡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管是网络领域，还是现实领域，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始终是一对矛盾：国家窥视的多一点，管理成本就少一点，但公民就不舒服一点;如果不看着公民做什么，公民是舒服，但其他问题也来了。
普通人应提高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新华网记者：也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入侵中国多家主要电信公司，获取手机短信信息。要知道，中国的短信发送量1年会达到9000亿条，那么我们的手机短信还安全吗?“棱镜门事件”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IT行业专家、飞象网CEO项立刚：从理论层面上，没有绝对的信息安全。
在业内看来，中国通信系统能被美国侵入非常正常。虽然目前中国电信运营商们已有很强的网络管理，对相关数据也有备份，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很难做到万无一失，很多东西我们还是无法控制。因为从全球角度看，信息通信技术都是美国在引领，美国在世界范围进行窥探，搜集情报，都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也从另一方面要求，我们的电信产业在核心零部件上加快使用国产产品的步伐。
此外，我们用的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操作系统，所有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包括核心芯片都是从国外买进来的。在这里面它有没有留了后门，有没有留了其它的东西，我们都地 址：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万达广场7号写字楼32层 4 联系我们：http://ah.offcn.com/html/2012/07/17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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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知道。如果它要留了这些东西，它要攻击进来是很容易的，而且这些东西是我们暂时没有能力防的。
以美国思科为例，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有30%的利润来自于中国市场。据媒体报道，目前思科的网络设备广泛用于中国内地电信运营商的骨干网、金融、政府、铁路、民航、医疗等要害部门。思科，占据中国电信163骨干网70%以上、中国联通169骨干网80%以上的份额。对此我建议，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虽然我们的信息系统面临攻击的风险，但广大普通用户不用过于惊慌，我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大家在平时使用手机时也要提高警惕意识，隐私方面的信息，还是不要通过微信、短信这些方式去发送，特别重要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的手机号码、身份证号也不要轻易的利用短信或者普通的通讯手段去交流。(新华网记者 姜春媛 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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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8广东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新时代呼唤构建良好网络舆论生态
2018广东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新时代呼唤构建良好
网络舆论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和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作出全面部署。他特别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强调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这为我们推进新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网络舆论向上向好发展态势正在形成
接入国际互联网20多年来，我国正确处理网络安全和发展、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互联网建设和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近两年，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各级宣传和网信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4·19”重要讲话精神，各级各类网站积极履行网络管理主体责任，共同推动我国网络治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网络空间日渐清朗，网络舆论向上向好发展态势正在形成。
网络空间治理格局日渐完善。网络用得好就会是取之不尽的宝库，管不好就可能是潘多拉魔盒。围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建设网络良好生态，中央出台相关战略纲要、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基本确立起网络空间治理的“四梁八柱”。国家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先后颁布实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有关部门明确提出“重基本规范、重基础管理，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强化网站主体责任”的工作理念，制定网站落实主体责任、政府加强监管等制度，建立举报工作机制、网站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等，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主流媒体主力军作用得到发挥。网络舆论阵地，如果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就会对党在网上舆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形成挑战。主流媒体以导向引领、渠道拓展、流程再造、组织优化、体制机制改革为着力点，大力加强内容建设、推动媒体深度融合，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增强，网上“风向标”作用彰显。仅以人民日报社为例，其全媒体矩阵累计覆盖用户总数已达7.05亿，推出了“中国一点都不能少”“中国走进新时代”等现象级融媒体产品。针对网络传播平台多样化、传播内容多样性的实际，主流媒体坚持以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唱响时代主旋律，在引导网上舆论方面发挥了“定
音锤”作用。针对社会热点容易引发网上质疑和网下跟风的网络传播新特点，努力做到敢于亮剑、为民发声、引领舆论，主流媒体“压舱石”作用凸显。
党政机关成为网络生态建设重要主体。“群众在哪儿，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各地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走网上群众路线，积极主动利用互联网倾听民意、了解民情、接受监督、纾解舆情，有力推动党和政府决策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新开通网民留言办理工作的市县逐年增长，2016年较上年增长80%，2017年又增长50%。全国31个省区市开通网民留言办理工作，累计有59位省委书记和省长、2400多位市县一把手对网民留言做出公开回复。群众少跑腿，信息多跑路。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迅猛，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两微一端”政务账号总数已超过33.6万个。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践行网上群众路线，既提升了运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也为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醒认识网上舆论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习近平同志指出，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近两年网络舆论生态整体趋好，但要看到网上舆论主体多元化、传播平台多样化和舆论交锋复杂化等特点，网络生态的污染源尚未根除，还存在局部的正能量缺失、违法错误言论不时出现等问题。所有这些，都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风险隐患，网上舆论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个别极端表达激化网上舆论。网络是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最前沿。每遇热点问题和敏感时期，总有人歪曲历史、罔顾事实，在网上发表主观臆测的言论，强化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渲染情绪，博取眼球。而这些网络偏激言论，又往往容易被恶意炒作。一些表面上看似伸张正义的偏激情绪和言论，很快就会被那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进而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年，此类网络舆论事件虽未形成大气候，但潜在的有意带偏舆论的苗头依然存在。对于那些感性诉求超越客观事实影响公众意见的所谓“后真相”表达，对于那些试图推动舆论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特别是在事实真相还在调查过程中就想主导网络舆论的噪音杂音，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
网络水军逐利扰乱传播秩序。一个时期以来，各类商业资本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过程中出于逐利目的，利用网络技术打造成千上万“网络水军”，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网上舆论制造者。一些“网络水军”盲目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打击竞争对手，为操纵舆论不惜造谣生事、侵犯公民合法权利、违法犯罪，对网络正常传播秩序造成干扰破坏。仅2017年，在有关部门组织的打击“网络水军”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中，被破获的违法犯罪案件达40多起，涉案总金额上亿元，查获并关停涉嫌非法炒作的网络账号5000余个，关闭违法违规网站上万
个，涉及网上欺骗、恶意炒作信息数千万条。“网络水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危害之大也令人触目惊心。
网络平台为吸引流量大打“擦边球”。习近平同志指出，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这两年，管理部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网站发布明显违法内容的现象减少。但为提高流量和关注度，一些信息服务平台故意打“擦边球”，发布有违社会伦理、公序良俗的不良内容，传播像“儿童邪典片”这类毒害人们心灵的文化垃圾。而少数互联网企业则曲解“避风港原则”，借口“技术中立”推卸社会责任，默许甚至纵容低俗庸俗恶俗文化和毒化社会风气的不良信息在网上传播以获取利益。
舆论正能量亟须壮大。网上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我们不搞网络“清一色”，但必须让正能量成为主色调、占绝对优势，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要体现在质量上。两年来，主流媒体通过内容建设、渠道拓展、平台入驻触达更多网民，巩固扩大红色地带，大大压缩黑色地带，积极主动争取灰色地带。但网络空间极其宽广，仅微信公众号已超过2000万个且每天还以1万个左右在增长。主流媒体如何克服“高大上”内容传播与人们追求娱乐轻松这个矛盾，如何突破“网生代”与主流舆论疏离这个难点，切实抓好“新闻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让主流舆论通过网民自发传播延伸至更多网络新应用、新平台，让舆论正能量充盈网络空间，持续推动网络舆论生态形成良性循环，是亟须解决的严峻课题。
以更大力度推进新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建设
努力做好新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建设这篇大文章，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两个巩固”为目标，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中心，以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为着力点，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舆论引导和精神力量。
牢牢掌握网络舆论生态建设工作领导权。网络舆论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各级管理部门共同推进。目前我国有7亿多网民。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要主动关注网络舆论，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多从网上了解老百姓所思所想所求，利用政务新媒体做好解疑释惑等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实际工作，形成网上网下良性循环。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完善网络治理体系和工作机制，相关主管部门要把落实“两个所有”责任扛在肩上，对各类舆论主体、不同传播平台进行积极引导、科学施策，让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切实履行信息管理主体责任，与主流媒体良性互动、积极合作，共建良好网络舆论生态。
做大做强网络空间正能量。网上问题往往是现实问题、利益诉求的反映，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决定引导网络舆论的艰巨性。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面对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新形势，习近平同志强调“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主流媒体要为社会公共议题的理性认知提供有效的议程设置、话语框架、观点表达、案例解析，成为网上正面舆论的引领者;更好发挥媒体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各类群体之间的沟通对话，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让凝心聚力的正能量充盈网络空间，不断为网络舆论生态提供源头活水;大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让传统媒体内容优势与新兴媒体传播优势融为一体、合而为一，并以创新表达赢得受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引导网民积极参与、理性表达。建设良好网络舆论生态，既要依靠主力军主阵地打好“阵地战”，也要深入社交平台、移动应用程序等各种生态子系统中，依靠广大网民打好“特种战”。只有当网民能理性看待网上舆论时，他们才会自觉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成为网络舆论生态建设的强大力量。比如，针对网上“高级黑”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广大网民义愤填膺，用自己多种多样的方式表达正义感、传递正能量。有什么样的网络，就有什么样的青少年;有什么样的青少年，就有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大学生、中学生等“网生代”，对于网络可谓无人不会、无人不用。要切实教育和引导好我们的下一代，做到青少年在哪里、工作重点就在哪里。
聚天下网络英才而用之。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做好网络新闻舆论工作，需要一支忠诚度、稳定性较高的高、精、尖人才队伍。而网络领域工作时间、空间更具弹性，人员流动性较强，这对主流网络媒体队伍建设构成不小冲击。为此，要聚天下网络英才而用之，既继承优良传统，以责任留人，以感情留人，以事业留人;又敢于创新，采取特殊政策，建立适应网络舆论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以实际能力作为人才衡量标准，突出专业性、创新性、实用性。结合网络运作的特点，改革绩效考核，激发创新活力，有条件的可利用股权激励等手段解决人才骨干流失问题，为建设良好网络舆论生态打造一支忠诚可靠、专业敬业的人才队伍。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网董事长)《 人民日报 》(2018年04月19日 07 版)
第三篇：2018云南迪庆银行招聘考试时政热点：构建首都城市治理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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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云南迪庆银行招聘考试时政热点：构建首都城
市治理生态体系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时政模拟题、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构建首都城市治理生态体系。
作者：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沈体雁;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联盟政研室主任 张庭瑞
北京，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大国首都，肩负着现代化城市治理的特殊历史使命。构建和完善首都现代城市治理生态体系，通过科学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平台，推动城市管理向精治、共治、法治为基本特征的城市治理转型，是保障首都科学高质量运行、逐步形成良好城市治理生态、推进北京成为未来国际化强国首都的基础。
构建首都现代城市治理生态体系的背景
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将“推动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写入国家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城市管理”理念及运行模式存在的显著理论和实践弊端，倒逼“城市治理”在国内外不断兴起和发展。
国家政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要求，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以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导向，从精治、共治、法治、创新体制机制入手，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到2050年，全面形成具有首都特点、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的现代化超大城市治理体系。
国际发展的外在需求。通过对北京、首尔、东京、巴黎、伦敦等复合功能型首都进行比较发现，到2035年左右，各国均计划未来要保持本国首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做出具体部署。但北京在城市平等公正、居民获得感和愉悦幸福程度等人文关怀、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目标，还远没有达到这种认识高度。按照当前预期，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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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北京综合实力或将超过上述首都城市成为顶级的全球中心城市。因此，北京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设计落实，必须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谋划必须超前、超国际视野，大胆运用前沿科技手段，才能稳步形成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的城市治理生态体系。
首都建设的倒逼机制。过去10年，北京市GDP每增长100亿，带来2.8万人增量和1.8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增长。如果发展方式不变，按此趋势发展到2020年，要保证6%的增长率，还需增加272万人口、109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但这是不现实的。现行的以政府包揽型、劳动密集型、行政网格化为特点的城市管理模式，远远不能满足首都超大型城市善治的需要，甚至不堪重负。当前的城市管理模式存在管理主体单一即政府及公务人员主导、管理手段单一即基本依靠行政命令、管理客体宽泛即事事皆管却难尽其善等弊端。
建立健全首都现代城市治理生态体系制度框架
完善“三维”制度设计。第一维，“5+3”战略单元。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系统性战略组合。“五位一体”中文化、生态文明与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有效融合，能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也是体现首都魅力的关键。文化、生态文明总体布局融入首都城市“规、建、治”的制度设计，必须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为设计框架。文化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生态上“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超然脱俗”性，制度设计要更加鼓励文化纯粹性，以此为基础制定文化发展规划和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城市生态治理标准、具体治理手段和量罚措施，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对城市居民带来的直接影响和受益。
第二维，“主体、客体、手段”治理三要件。以政府为绝对主体的治理方式往往导致以政治的方式对待行政，产生一种“家长制作风”的政府理念。这种模式下的城市治理既有“市场失灵”问题，又有“政府失灵”现象。北京应顺应世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新要求，让各类非政府组织、基层组织和个人等传统的被管理者逐步走上城市治理舞台。在完全尊重其城市治理主体地位的同时，不断提升其参与性、协商性和合作性，使其成为治理主体力量和终极享受者。首都现代城市治理客体，简单讲就是“大城市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大量人口集聚。因此，“以人为本”应该是客体治理制度设计的基础。治理手段主要包括治理理念、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3个方面。从治理理念看，首都治理除应体现法治、精治、共治思想外，更多公职类考试信息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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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强调“德治”，即增强市民意识和市民素质，培养居民具有提升良好市民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从本质上解决政府与居民的城市治理博弈，重建社会信用和城市伦理。从表现形式看，除政府部门执法外，比较成熟的治理渠道还包括关键公众接触、民意调查、公众投诉或申诉、网络媒体、志愿者行动和开展城市治理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实现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搭建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有效渠道。从技术手段看，北京通过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一体”的智慧城管物联网系统，实现了执法相对精治的目标。但在高效服务执法、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实际操作方面，依然后劲不足。依靠知识图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的城市治理生态平台，将能更加智能化和专业化地满足发展需求、体现“众创共治”。
第三维，治理的重点痛点难点。北京城市治理的痛点难点主要集中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历史保护区等，这些区域也是首都城市治理的重点。一要结合个体特征，制定“个性化”和“外科手术式”的对策性政策，并着重体现耐心、细心、责任心。二要转变政府职能定位，更多发挥引导、帮扶和平台搭建功能。三要注重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尊重居民权利，发挥群众作用。四要注重保护和修缮历史文物，严格依照新总规改造升级可用建筑、清理违章建筑。五要通过补贴、免税、低息贷款、提供廉租房等方式保障居民租住权益，消减负面情绪。
突出两个重点片区。北京是一个市域概念，首都是一个功能概念，实现北京“市域”与首都“功能”的转变和区分，治理方面必须有体制机制保障。当前阶段，要更加突出首都核心区和首都副中心这两个重点片区。首都核心区治理目标是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疏解对象包括人口和功能，治理客体细分主要包括人口转移、人才吸引、经济文化转型、优化城市布局等。通过梳理世界城市治理尤其是疏解首都人口和功能的方法，首都核心区治理的整体框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要严控城市开发强度和发展边界，破除人口无序增长与低效供给扩张的自我循环;二要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提升城市服务保障能力;三要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增加城市绿色公共空间;四要积极满足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丰富高品质有效供给;五要坚决保护、修缮和再利用历史文化建筑、传统村落和传统文化等。同时，首都核心区还要在全球经济事务、科技创新、文化创意、高端服务等技术和智力密集型领域积极拓展转变，全面提升知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首都核心区要积极缩小与其他世界城市在社会服务、文化复兴、宜居环境等方面的差距，增强对全球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和容纳力;要通过财税等手段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增和都市型工业发展，从源头上减少对流动人口的就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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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央地关系”，是首都副中心健全法律法规与体制机制的首要任务。首都与地方治理的边界与内容要有法律法规的保障支撑，两级政府的管辖事权与空间管理范围要明确清晰。首都地区要通过设立跨行政区的专门机构来加强治理工作，统筹各项规划建设任务。
构建一套生态系统。为引导首都完成由网格化管理向全社会共同治理的生态化转型，必须建立一套大量公私机构和个人能够有效参与，并不断自我完善和进化的技术型“城市治理生态系统”。该系统要按照“一核多元、融合共治”原则，既满足精治法治共治的城市治理要求，又融入“德治”即重建社会信用和城市基本伦理的理念。
统筹推进首都现代城市治理生态体系建设
建立协同发展机制。成立跨行政区协调治理机构。具体负责北京市“规、建、治”相关部门数据信息等的一体化工作，政府职能与社会、市场和个人等主体的对接重建工作，以及社会相关组织的发现培育和引导发展工作，最终实现政府介入不断减少和社会参与不断增多。
选择代表区域开展试点。从辖区人口密度较大即治理情况复杂的区域、人口数量较多即治理量大的区域、土地面积较大即力量分配情况特殊的区域各选一个区开展试点，积累经验，完善方法，进而实现复制推广。
成立城市治理重点实验室。由政府与相关城市治理研究机构合作，联合北京市有关部门和企业资源，成立北京城市治理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致力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制度体系的理论研究，为我国城市特别是首都城市治理体系的转型发展和改革实践建言献策，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智库。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体制机制创新，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新时代城市治理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更能吸引国际城市治理人才来京发展，为北京、全国乃至世界的城市治理发展作出贡献。
编制首都城市治理标准。城市治理标准的编制内容庞杂、量大面宽、实施难度大，可一旦实现标准化，将有望获得城市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最大化。随着北京城市体量和功能的不断增加，城市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治理规模、治理分工、技术要求、协作共治等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必须通过制定和使用标准来保证治理要件在技术上的高度协调统一，从而推动未来首都和谐稳定运行，引导社会资源整合，维护社会公平，激活科技要素，推动开放创新，进而加速城市升级、治理进步、技术积累、创新扩散和产业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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