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稿整理

第一篇：文字稿整理

杨雯：民事诉讼法中执行难问题及对策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几年来，屡屡发生的权利人当街贱卖生效判决书现象，不仅反映了社会信用的缺失，而且反映了法律信用的严重缺失。“执行难”已成为一个严重侵蚀我国法制机体健康的顽疾，如不尽快去除，必将迟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

一、执行难表现

1999年中央11号文件将“执行难”概括为四句话，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

㈠被执行人难找 一些被执行人恶意躲债，东躲西藏，居无定所。或是当事人外出打工，常年不归，执行通知和执行传票无法送达，可供执行的财产难以查找，致使案件无法执行。

㈡执行财产难寻

一部分案件经调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一部分案件隐匿、转移财产查证不清，导致无法执行；还有一部分是本身属特困群体，社会救济对象，致使案件无法执行。如长治缝纫机厂等案件，还有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当事人既赔偿不了，又不能强制执行，仅依靠国家暂时的救助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

㈢协助执行人难求

一些依法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单位和个人不及时地履行其协助义务，如银行、一些部门、债务人所在单位或领导，对人民法院采取的查询、划拨、冻结财产证照、扣留、提取收益等执行措施而要求协助执行时，往往以内部规定和其他理由予以推脱，甚至百般阻挠，严重妨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

㈣应执行财产难动

主要是涉及基层政府的陈年老账，一方面由于后任不理前任事，新官不愿理旧帐；另一方面一些债务主体变更为乡镇政府，作为贫困地区的财政，难有支付能力。

二、执行难原因分析

二、当前法院“执行难”的原因

造成当前法院“执行难”原因既有案件数量持续增多、执行难度不断加大和执行环境的影响，又与法院执行机构运作不够有力、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有关，结合我市法院“执行难”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缺少诚信。不少当事人视生效判决为白纸一张，置生效的法律文书于不顾，对法院的传唤不理不睬，能拖则拖，能避则避，或是转移财产，制造没有履行能力的假象，欺骗、阻挠法院执行。有的被执行人一但被司法拘留，还觉得冤枉，认为自己一不偷、二不抢，没有羞耻感，导致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执行积案越积越多。

(二)、社会保障救助功能不足，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由于社会保障范围过窄，人数众多的广大农民基本被排在保障范围之外。一旦发生纠纷，不少当事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特别是对于部分申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是城市贫民、农民时，由于他们经济状况非常差，其本身没有赔偿能力，甚至有部分被执行人完全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客观上存在找财产困难，执行周期长的问题，造成此类案件长期无法执结，申请人多次上访得不到解决。

(三)司法权威弱化，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利不相对称。一是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面对涉及一些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利益的案件，被执行单位无视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拒不履行义务，甚至还有部门找领导、写条子，影响法院正常执行，致使执行人员产生畏难情绪，执行工作难以取得有效突破。法院成了社会的“出气筒”。二是相关执法机关工作衔接不畅，对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难于定罪立案。我国《刑法》规定了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此案侦查权在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普遍认为法院执行工作属于法院的内部事务，当事人即使反映，公安机关也以不介入民事争议为由不予立案，就是由法院移送立案也有很大困难，法院与公安机关的衔接不够畅通，几经周折，执行人员功夫没少下，但结果却是被执行人有恃无恐，加剧了执行难度。

(四)有法定协助义务的单位，不依法履行协助义务。法院在执行一些案件时，如需要金融、车管、国土、房产等部门的协助和配合，但有关部门没有尽到义务，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不予积极协助，甚至在利益驱动下与被执行人串通转移财产，严重影响法院执行工作，形成了案件“执行难”。又如法院在处置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时，需要报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而当法院通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报送材料时，往往要等待少则几个月，多则1-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致使法院不能按时执结案件，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使其对法院执行工作产生不满。

(五)执行手段与社会稳定产生冲突。一些有执行条件但长期不能执结的案件主要因为这些案件往往涉及国有企业、特困企业或群体纠纷，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法院为了维护稳定，在考虑执行措施时，不得不兼顾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难免诸多顾虑，担心将社会矛盾诱发为不稳定事件而归咎于法院。执行中表现为对有困难的被执行人多做思想教育工作，少用强制措施，致使依法执行变成了简单的重复讨帐，使案件久拖未决。

(六)法院执行力量不足，执行力量和执行装备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执行工作需要。以一个县级市为例全市法院每年有4200余件执行案件，只有执行人员96名，平均年龄在38岁，执行力量严重不足，为了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法院只能让部分法警、军转干部和工勤人员配合执行工作，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行队伍整体素质与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二是执行装备量少质差，办案经费不足。全市法院现有执行专用车辆27辆，由于执行经费的不足，多是使用多年、车况不佳的老旧车辆，执行警具也尚未配全，各法院还没有配置专门用于执行工作的照相、摄像等取证专用器材，在对付转移财产、抗拒执行、恶意逃债等行为时，快速反应跟不上，执行中缺乏威慑力。

㈠改革法院编制体制，减小地方行政对法院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执行难”的最大阻力还在于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因此，要破解“执行难”，首先就需要把法院从地方行政权的干预下解脱出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任免、司法经费等都在地方控制之下，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独立性从何谈起？”

2000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全国各地委托山东法院执行的案件，统一指定给济南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委托案件执结率由过去的７％提高到70％。济南铁路运输中院执行局局长王荣历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们是专门法院，人、财、物都不受地方政府的管理，而且案件是省高院指定的，这样在执行中，较少受到地方的干预。” 由此可见，摆脱了地方行政权干预，法院的“执行力”有着多么大的升值空间。要使法院不受地方行政权干预，就要从“人事、财政”等各方面去除地方行政权的影响。

为法院确立有效的抗干扰机制，排除地方行政机关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权应由最高法院掌握，司法经费由全国统筹。可将法院的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单列，同时最高法院通过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由地方各级法院上缴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由最高法院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的实际，统筹安排下拨费用给省高级法院，再由省高级法院直接下拨给各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管理体制方面，改变行政机关管理法院机构人员编制的作法，实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二级管理的方法，即由高级法院依据最高法院关于编制管理、人事管理的总体规定，对辖区内的各级法院进行具体的管理。㈡提高判决的公信力，增强法律判决的权威。

近些年不断被暴光的徇私舞弊和枉法裁判案件，都不断地降低着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有一句法律缄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危害胜过十次犯罪。因为一次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个不公正的裁判却污染了水源。” 判决没有被执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给法律“面子”，为什么被执行人敢于不给法律面子呢，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司法自身的问题。面子并不是靠别人给的，而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试想，对于一个“污染了水源”的法院，面子何来？所以，不断提高法官素质，减少误判错判的发生，进而牢固树立法律的权威，增强被执行人执行生效判决的自觉性，对于解决“执行难”还是十分必要的。

㈢还执行权于行政，利用国家强制力解决“执行难”。

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应当通过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把它从法院分离出去，由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管。

在现行司法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主要是进一步完善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执行工作机制。建议地方法院执行机构的人财物由省高级法院直管，下级法院协助；省院设总局，中院设分局，基层法院设支局，真正做到执行权的行使不受地方制约和干预。建立和完善以委托执行为主的工作机制，最高法院设立执行协作办公室，负责委托执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为跨省辖区的执行案件最终实现全部委托执行提供组织保障。还建议加快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步伐，对不履行裁判义务的当事人应规定一系列履行义务的强制法律措施。法律是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如没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法律就会得不到执行，而在我国法院生效判决执行的过程中，除了几个法警外，基本看不到“国家强制力”的影子。所以只要被执行人找几个人将厂门一锁，或找个老头老太的往法院的车下一躺，法院就没辙啦!

我们知道法律作为道德的最低底线，是很有必要被好好遵守的，所以，让生效的法律判决书效力及于该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尤为重要。执行问题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