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近年的反腐规定

第一篇：中央近年的反腐规定

2012年12月4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反腐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9月3日，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

10月31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

2013年11月22日中央纪委下发《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

12月19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

2013年12月23日中央纪委、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

2013年12月25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

12月27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务实节俭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3年12月27日中央纪委下发《关于加强监督执纪问责 确保务实节俭过节的通知》

12月29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二篇：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回顾

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回顾

综观近年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共同特点都是不断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和连续的同时，适当进行调整。

●1996年定调1997年：稳中求进

●1997年定调1998年：继续稳中求进

●1998年定调1999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1999年定调2000年：突出抓好国有企业改革 ●2000年定调2001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2001年定调2002年：扩大内需

●2002年定调2003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

●2003年定调2004年：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 ●2004年定调2005年：巩固宏观调控成果

●2005年定调2006年：继续搞好宏观调控

●2006年定调2007年：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定调2008年：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

●2008年定调2009年：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东方早报)

第三篇：近年相关福利新闻及规定摘录

近年相关福利新闻及规定摘录

20131128

超标发福利 扣村干2成工资 大朗镇加强村一级财务监督管理.............................................................2 部分重点国企超标发工资福利上亿元.........................................................................................................3 武汉整改审计查出问题:红会超标福利 扣工资追回..................................................................................4 全市2012年审计报告查出的问题已整改45个超标发的福利逐月从工资中扣除.................................5 民生发展：警惕“高福利陷阱”.................................................................................................................6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解析.................................................................................................9

超标发福利 扣村干2成工资 大朗镇加强村一级财务监督管理

南方都市报2009年4月2日

本报讯（记者 王有毅）记者近日从东莞市财政局获悉，大朗镇出台规定，规范各社区（村）福利分配。超标准发福利，要扣村干2成工资。

大朗镇认为，各村各社区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前分配”。要求各社区（村）制订福利分配方案，不得将借入款项、资产处置收入及土地转让收入用于福利分配，不得随意为村（居）民负担应由个人承担的税费。对不超过原福利分配标准的，经社区（村）集体讨论制订的福利分配方案，要送镇财政分局和会计核算中心审查，经镇驻村领导及分管财政领导审批，再提交股东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方可执行；对超过原标准的，除经过上述程序外，还必须报镇政府审批，再提交股东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方可执行。

最严厉的是，对违反规定分配福利的村（社区）干部将扣减薪水。对擅自提高标准的或巧立名目发放福利以及擅自决定承担应由村（居）民个人承担的各种税费的，扣减社区（村）干部报酬20%，社区（村）、村（居）民小组要作书面检讨，并在全镇通报。同时还要对该社区（村）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部分重点国企超标发工资福利上亿元

重庆晚报 2009年7月22日

部分市级国有重点企业去年超标发放工资、福利，金额高达亿元。昨日，市政府《关于2008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提请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审计报告显示，2008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总体情况较好，但存在个别部门、单位预算支出不严格，财务核算不合规等。

报告透露，在审计部分市级国有重点企业时发现，工资及福利性支出不规范，存在工资发放总额超标、多计提职工福利性基金等问题，涉及金额上亿元，还存在少缴税金现象。

此外，部分市级部门预算支出不严格，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用于弥补行政经费3000多万元，2000多万购置未实行集中采购，基本建设超概算上亿元。财务核算不合规，私存私放或设立账外账上千万元，决策不当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000多万元，并违规收费200多万元。

据了解，此次审计高度关注我市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五个重庆”建设、库区“三农”、民生社保、生态环保等重大领域，重点审计了13个市级部门预算执行情况，江津区、永川区等8个区县财政决算情况，主城九区危旧房改造等14个专项情况，重庆至长沙公路水江至界石段、嘉华大桥等29个重点建设项目情况，以及市能投集团、市交旅集团等6个市级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

为配合市内环外移收费改革，市审计局对79公里内环高速公路的投资及经营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揭示了资产损益核算不真实，资产管理不规范，部分资产被占用、权属不明、账实不符等问题。

目前，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别进行了处理。经初步统计，已上缴财政资金7.5亿元，减少财政拨款2.7亿元，归还原渠道资金6.3亿元，调账处理13.3亿元。

武汉整改审计查出问题:红会超标福利 扣工资追回

武汉晨报 2013年11月27日

本报讯(记者朱凯)2012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披露，市红十字会因超标发放福利补贴被查，整改时按照每人每月500元扣工资。

昨天上午，受市长唐良智委托，市政府秘书长郭胜伟向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报告了2012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2012审计报告中反映查出的各类问题50个，已整改45个，正在整改的3个；审计移送的14起经济案件线索，有4起司法机关已判决或已立案调查，已批捕9人，其中1人已判刑；4起主管部门已查处；6起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和主管部门正在查处。

报告还披露，市红十字会在项目经费中超标准发放的各种福利补贴，已从2013年9月起按每人每月500元逐月从工资中扣除

全市2012年审计报告查出的问题已整改45个超标发的福利逐月从工资中扣除

武汉晚报2013-11-27 昨天的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上，市政府秘书长郭胜伟报告了2012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截止目前，审计报告中查出的50个各类问题，已整改45个，3个正在整改，2个正在研究落实之中。

审计移送的14起经济案件线索，4起司法机关已判决或已立案调查，已批捕9人，其中1人已判刑；4起主管部门已查处；6起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和主管部门正在查处。

会议费中“夹带”发奖金已收回奖金4.94万元针对“三公”经费支出超预算控制数的问题，政府各单位已采取相应措施，或对“三公”经费定期进行公示，或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严格管理，确保今后“三公”经费支出在预算控制数内。

对无预算列支出国考察费用42.18万元的问题，所涉单位已制定措施，从严控制出国出境。对在会议费中列支奖金和纪念品的问题，已收回奖金4.94万元。

市红会超标发福利已逐月从工资中扣除市红十字会对在项目经费中超标准发放的各种福利补贴，已从2013年9月起按每人每月500元逐月从工资中扣除。

一处级干部因贪污获刑市科技局对2006－2010年所有立项且到期未验收的项目进行清理，加强项目验收管理。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单位和个人，列入黑名单，不再具有申报资格。今年8月，市科技局一正处级干部因受贿罪和贪污罪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

民生发展：警惕“高福利陷阱”

光明日报2013-06-22 民生调查 我国民生发展正处于从民生保障向民生改善的过渡期，依然面临“低福利、低消费”的困局。民生不等于福利，盲目追求超前福利，则会“欲速则不达”。消解民生隐忧，开拓民生发展新路，应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制衡”的行动框架。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2013年中国各地区民生质量指数前十位一览表中国民生发展指数是测度中国的发展和民生状况的一个指数。测算中国民生发展指数的一级指标主要包括三大类，即民生质量指数、公共服务指数和社会管理指数。民生质量指数反映当前民生发展的状态和水平；公共服务指数体现政府保障和促进民生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进度；社会管理指数反映政府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发展社会事业的水平和进度。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撰写的《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对新城市化过程中的民生隐忧进行了新的总结。

面对现实，我国的民生发展依然面临“低福利、低消费”的困局，而提高福利水平，中国是否要走西欧“从摇篮到坟墓”的大政府、高福利模式？在消解民生隐忧，开拓民生发展新路的过程中，应构建怎样的民生行动框架，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欧债危机：“高福利”之下的民生困境

一个时期以来，发酵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了持续恶化的倾向。今年5月以来，这场“债务风暴”因法国大选、希腊大选和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再次蔓延。

不难看出，欧债危机是一系列长期性、制度性缺陷以及外界客观冲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欧盟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统一，救助措施不及时、不到位等。

“然而，透过民生视角研究发现，欧洲国家普遍推行的高福利分配模式和高标准社会保障体系，造成长期国家财政赤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换句话说，希腊等国之所以会由于财政负担过重而深陷债务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过高的福利政策和老龄化问题。”《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说。

欧债危机的蔓延又加剧了民生困境。“这是因为，社会福利保障具有刚性特征，上调容易下调难，一旦在经济增长减缓或产业结构调整时遇到财政支出水平上升的压力，极易引发局部甚至全社会动荡。”唐任伍说。

唐任伍分析，在欧洲，各国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30%，有的国家，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将近50%。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体系能够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财政不堪重负，当政府为了维持高福利而不断举债时，这种高福利模式就可能酿成主权债务危机。

解决民生问题是世界各国施政的核心，它事关民心向背、国家稳定、社会发展。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一定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实际，循序渐进。

从理论层面来看，民生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民生保障阶段、民生改善阶段和民生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人的不同需求：民生保障阶段对应马斯洛需求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次，也就是解决生理和安全需求；民生改善阶段，主要解决马斯洛需求中的第三、第四层次，即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民生发展阶段，主要解决马斯洛需求中的最高层次，即人的自我实现需求。“目前，我国民生发展处于从民生保障向民生改善过渡的时期。”唐任伍认为。专家指出，目前，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来看，福利水平较低，谈不上“高福利”，但前车之鉴不可掉以轻心。

“福利赶超”：再分配目标不能与增长脱节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0.4的警戒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指出，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紧迫性（见上表）。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时期。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否要发展福利主义，追求超前福利？从历史视角来看，拉美发展过程中“福利赶超”模式带来的教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二战后，拉美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此后却陷入了低工资、低产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尖锐。为摆脱困境，拉美国家选择了“福利赶超政策”，最终使得拉美落入了“增长陷阱”，“拉美化”一度成为概括这一地区贫富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难以缓解等种种发展困境的代名词。

以巴西为例，数据显示，1970－1994年，巴西每年GDP的40.21%用于政府支出，其中三分之一用于社会保障及其他福利支出。而与这么高的社会支出相对应的，是这个时期财政赤字水平达到GDP的8.08%，超过拉美平均赤字水平的3倍。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指出，在拉美各国，福利政策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试图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补贴政策，学习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正是这种“福利赶超”，导致了财政赤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增长停滞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使经济掉入“陷阱”。

樊纲分析说，“福利赶超”的核心是再分配。但当再分配目标与增长脱节，特别是发展战略、宏观政策以及市场机制因再分配目标而发生扭曲，从而不利于就业创造和初次分配的时候，再分配目标不但难以实现，反而更加恶化了。

“生活富裕、社会平等、少有教育、老有所养，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好的东西。”樊纲指出，“但是人们往往会忘记，这些是发展的目标与结果。”在一个社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还很低，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东西，反倒可能使发展的进程陷于停滞，最终反而实现不了这些目标，或者推迟实现这些目标。中国过去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拉美国家的“停滞”的十年也证明了这一点。

“民生不等于福利，”唐任伍也表示，“盲目追求超前福利，则会‘欲速则不达’。” 多元制衡：走渐进式改善民生之路

“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是我们应当从拉美民生发展中汲取的教训。”樊纲指出，拉美“福利赶超”模式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那就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社会保障水平为何要与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晶分析说，首先，快速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会增加劳动成本。而劳动成本的上升，一方面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也会削弱国际竞争力、影响产业的梯度转移，二者都不利于中国的长期增长。其次，过快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会增加财政负担。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面临财力的限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高福利。

“事实上，考虑到中国大量的综合负债以及未来老龄化问题，财政方面是有隐忧的。因此，要调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的共同力量，形成个人、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共同负担社会性支出的格局。”张晓晶说。

由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当前，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即政府应该调整支出结构，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均等化的服务。这种呼声在当前阶段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目前，我国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民生发展水平很低，弥补历史欠账迫在眉睫。但专家提醒，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要重视政府责任的限度及“政府失灵”问题。

未来，我国民生发展应该遵循怎样的模式？湖北省政策研究室主任赵凌云认为，要构建政府主导、国民共建共享的民生社会模式。《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也指出，未来消解民生隐忧，开拓民生发展新路，应当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制衡”的行动框架。

“所谓多元制衡就是除了政府主导外，还应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自主调节作用，在制约政府权力的同时紧密合作，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等多元参与的民生发展格局。”唐任伍说。

唐任伍认为，政府要通过政策鼓励或资金扶持等方式，激发社会和市场活力，促成他们与政府广泛制衡和合作，共同应对民生发展中的问题。

“打造民生工程既是社会政策，但也应尊重市场机制。要防止因过度保障而带来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部分高福利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经济增长迟缓就是前车之鉴。实际上，寻求福利增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实际上也是在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平衡。”樊纲说。

社会福利发展要“量入为出”

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周鸿军：过多依靠国家福利，并不利于培养拼搏精神，而中国眼下最需要这种精神。社会福利的发展是逐步完善的，应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步伐协调一致，并且有一定的滞后性。欧美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关注。这些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5万美元左右时，进入“高福利陷阱”。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是违背了最简单的法则：量入为出。因各类免费福利大餐太多、太高，压垮了财政，入不敷出，寅吃卯粮。面对这些教训，我们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做清醒的分析，在我们还没有落入陷阱前，应该提前考虑如何跨越陷阱。

提高福利不能简单学欧洲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丁远：中国的福利过低，应该提高福利。但是提高福利的手段不能简单向欧洲学习，应该藏富于民，鼓励百姓自己去投资。欧债危机与高福利有关，但是高福利并非一定导致危机。欧洲的根本问题在于高福利是由政府主导，这是制度形成初期就确定的模式，现在转向很困难。前车已覆，后当改辙，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应逐步建立民间化、市场化的福利制度。

中国急需“补欠账”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德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测算，欧洲国家占据全球薪酬最高国家“前三甲”，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寅吃卯粮、无力负担高福利的弊端，欧洲可能因此进入“去福利化”进程。但这不能否定高福利制度本身的积极意义。欧洲之所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则是受益于其福利制度。相比之下，现阶段的中国需要探讨的并非高福利是否可行，而是如何补上历史欠账，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保制度错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解析

新华网2013年7月12日

从8月1日起施行 违规发补贴 领导要担责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监察部网站12日发布了《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规定明确，有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的单位，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的个人，应当承担纪律责任，本规定从2013年8月1日起施行。

□规定

超标发补贴 领导要受处分

规定明确，超过规定标准、范围发放津贴补贴的；在实施职务消费和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并发放补贴后，继续开支相关职务消费和福利费用的；违反规定发放加班费、值班费和未休年休假补贴的；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以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贴补贴的；违反规定使用工会会费、福利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发放津贴补贴的；借重大活动筹备或者节日庆祝之机，变相向职工普遍发放现金、有价证券或者与活动无关的实物等行为，将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处罚

情节严重者 降级或者撤职

按照规定，以发放津贴补贴的形式，变相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使用“小金库”款项发放津贴补贴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规定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务影响，违反规定在其他单位领取津贴补贴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发放津贴补贴的，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并以发放津贴补贴的形式合伙私分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分。

小资料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由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计署共同颁布，自2013年8月1日起施行。规定解释说，本规定所称津贴补贴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和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离退休人员补贴、改革性补贴以及奖金、实物、有价证券等。

第四篇：中央苏区大搞反腐廉政建设

中央苏区大搞反腐廉政建设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此前后，中央苏区所属省、县、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伟大尝试。当时不仅在政权的组织建设、民主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廉政建设方面也有所建树。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是围绕着支援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来开展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贪污浪费的现象，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目的是“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节省经济充裕战费。保证一切任务正确的执行，使各苏维埃成为更坚强而有力的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充分的执行一切的战争任务”。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自1933年下半年就开始准备发动一场反腐败的斗争，来彻底清算不良现象，搞好廉政建设。为了造成一股强大的群众舆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特地在1933年12月5日发表社论，号召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起来，同贪污浪费、官僚腐败作无情的斗争。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央政府正式发布训令：要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区、县、省及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开展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惩腐肃贪运动；苏维埃各级监察机关要密切配合群众，发挥监察部门的作用，搞好检举控告贪污受贿、堕落腐败分子的工作。毛泽东也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于是，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惩腐肃贪运动在中央苏区展开了。

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发动群众和不廉洁行为开展斗争

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不廉洁行为。1932年3月初，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指出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后方的同志，除了积极领导群众去参加革命战争，建立巩固的后方外，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这个时候，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为了克服这些行为，“我们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

建立控告局，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是当时保证政府廉洁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监督和防止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官僚腐化，加强工农检察工作，设立各级控告局，规定突击队的组织与工作”。通过设立控告局，受理群众的举报；通过组织突击队，及时查清群众检举揭发的问题。

为加强对群众检举运动的领导，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发布第二号训令，要求各级工农检察部都要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由工农检察部长任委员会主任，由职工会、雇农工会、军事、少共等部门派人参加。训令还对检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及需求作了指示。随着群众检举运动的深入，中央又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指导。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部下达《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总结前段开展群众检举运动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分析贪污浪费的特点，对今后进一步开展检举运动提出了要求。同年4月又发出《继续开展检举运动》的训令，指出“检举运动是广大群众斗争的行动，我们不仅动员自己的通讯员突击队来参加，揭发一切坏现象与坏分子来帮助检举的进行”，而且要“采用一切方法来鼓励和吸收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依靠该机关党的领导与帮助，这样才能使检举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检举，许多贪污案件被揭露出来。“这一检举活动，发动了中央一级的工作人员，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特别是各级机关的工农通讯员，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数的贪污案件是由于通讯员的通讯而检举，更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中央互济会财务部长谢开松的贪污案，就“是由本会通讯员的报告与该会主任的控告”而被揭露出来的。运动开始，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收到群众的控告信，说中央印刷厂、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三个厂的会计科长都有贪污腐化行为。但监察机关派人去查账时，查了几次也查不出来。后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监察人员发动群众，在三个工厂分别组织了轻骑队、突击队，吸收他们参加审查委员会工作。经过仔细检查，最后终于查出了三个会计科长的贪污罪行，1934年2月11日和17日两天，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将杨其兹、凌全香、路克勤这三个犯贪污罪的会计科长移交苏维埃法庭依法制裁。

2.从领导抓起，从中央机关抓起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反贪污斗争，从中央到省、县、区、乡都普遍地开展了。但首先从领导抓起，从中央一级抓起这个指导思想，在当时是十分明确的。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结论》一文中明确提到：“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执行中央十九号训令中，首先进行中央各机关的检举贪污运动，在发动本会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开展了反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同年3月底，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团总结了中央机关反贪污斗争的成绩。“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劳动、土地之部„„被检举的分子，计会计与科长10个，管理科长及科员8个，总务处长3个„„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中央机关作了榜样，便带动了基层的反贪污斗争。瑞金县的贪污案、雩都县的挪用公款经商营私案，都相继被揭露出来。

3.加强舆论监督、运用新闻工具推动廉政建设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工具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红色中华》报辟有“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红板”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板”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披露那些贪污浪费案件，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红色中华》还引导干部群众把反贪污浪费斗争与开展节约运动结合起来，1934年3月，该报在中央苏区发起节省80万元资金运动，得到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团体的热烈响应。少共中央局全体工作人员当时就作出三条决定：一是全体工作人员每天节约二两半米；二是胡耀邦、张爱萍等外籍的同志提出今年不发热天衣服；三是李才莲等本地的同志从家里自带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些措施，对于伸张正气，抑制邪气，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4.抓好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防止贪污浪费现象的滋生

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中央苏区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给贪污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党和政府在总结这一教训后，开始注意在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的同时，抓好制度建设。在当时的情况下，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1）统一财政，克服各级苏维埃政府自收自用，各自为政的现象。（2）统一会计制度。1932年12月16日中央财政委员会发布“统一会计制度”的第十二号训令，针对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统一会计制度的五条规定。（3）建立巡视制度与检查工作制度，检查地方苏维埃的工作，消灭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有些制度，虽然“尚未很好的建立起来”，但总的说来，对促进政府廉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1932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又发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文件。文件对如何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提出六点意见：（1）要提起对于贪污浪费的警觉性；（2）贪污与浪费常常不能分开；（3）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4）要注意许多机关里的贪污浪费；（5）要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发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法令从严治罪；（6）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案件。

随着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深入，一些贪污浪费的案件被揭露出来。为了严惩贪污浪费行为，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对上述犯罪者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没之公款。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对于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上述法律、法规、条例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5.中央领导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依法严惩贪污分子

中央苏区在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中，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当时一些重大案件，如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贪污腐化案，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所主任左祥云的贪污案，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案，雩都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经商案，都是中央直接进行查处的。

1932年5月9日下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枪毙的第一个贪官———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蜕化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他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4天后，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临时最高法庭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当日，即5月9日，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另一典型案件是对反革命分子、贪污犯左祥云的处理。左祥云曾任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他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走左犯。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惯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立即组织工作队专案调查，在查实左祥云上述罪行的同时，也查清了徐毅的问题。徐毅除放走左祥云外，还放走其他两名罪犯，从中索贿金戒指两枚，且官僚习气严重，生活腐化，浪费公款数千元。左、徐捉拿归案后，苏维埃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立即召开群众公审大会，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院根据苏区法律判处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徐毅6年徒刑，并追回所有贪污受贿之财物。

1934年2月18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加紧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的评论，指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而官僚主义者“给贪污分子以良好机会”。因此要杜绝贪污浪费现象，必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根据第二十六号训令，另外一些贪污犯被判处死刑，如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折计大洋2000元；雩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这两个罪犯经公审后均被处决。一些公职人员或因贪污，或因浪费，或因官僚主义，受到监禁、撤职、严重警告等处分。在中央机关，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会计科长和会计10人、管理科长及科员8人、财政处长3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贪污公款累计大洋2053.66元，还有棉花135公斤，金戒指4个。这些“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1人，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当时虽然对一些案件的处理存在着扩大化或偏重的倾向，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是正确的，对加强中央苏区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地方上的贪污浪费分子，中央也毫不手软。193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在《红色中华》发表《检举雩都县营私贪污官僚》一文，宣布雩都县挖出重大贪污案犯。3月29日，项英副主席发表《雩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全县共查出贪污案件23起，经过审理，撤销了刘洪清雩都县委书记及中央委员职务，撤销了熊仙壁雩都县苏维埃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职务。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专门发出处理命令（中字第十五号），“熊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在项英主持的宣判大会上，将贪污首犯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刘天浩等人当场枪决。同月25日，苏维埃最高法院判处熊仙壁监禁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此案在中央苏区影响极大，是当时牵涉面最大、判刑最重、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

中央的决心和采取的果断措施，有力地震慑打击了腐化堕落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密切了党、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摘自《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王关兴、陈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第五篇：八项规定反腐演讲

反腐始于治奢

让反腐败成为公共意识的最大公约数

贪生腐，奢至败。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的演讲题目是反腐始于治奢。

违民意者失民心。古今中外，清廉勤俭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最低要求，但也是第一期盼。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作风”是毛泽东同志1939提出来的。而与之相对的所谓“西安作风”，是指当时国民党的官僚习气和奢靡之风。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到重庆和延安等地慰劳抗战军民。在重庆，蒋介石耗费大量钱财摆宴席，用价值800美元的山珍海味招待他；而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和番茄请他吃饭。对比重庆和延安的精神面貌、党风政风，陈嘉庚不禁感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初期，曾负责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和接收的中共代表之一戎子和同志，有一次同当时国民党的将军傅作义会晤时，傅对他说：“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

”戎子和当时断然回敬：“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30年、40年，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会腐化”。傅作义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60多年过去了，如今治腐已经成为我党需要面对的一大

我 1 难题。有人戏言，改革开放一座座高楼大厦立起来了，一个个官员倒下去了。奢靡腐败之风猛于洪水，它腐蚀人的灵魂，衰退人的意志，助长炫耀攀比之风，滋长拜金主义、浮躁情绪，危害社会风气。当前反腐败形势严峻不能不发人深省，不得不引起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警醒。面对众多官员前“腐”后继的现象，我们更多的是认为我们的体制有问题，预防腐败保障清廉的机制还不完善。然而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设计是十全十美的，解决腐败问题，抑奢崇俭是关键之举。小平同志曾感慨：“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反腐工作，履职伊始便出台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随后又出台一系列治奢举措，一时全党全国上下重拳出击，打老虎拍苍蝇，狠刹奢靡浪费之风，以雷霆之势惩处了一批腐败份子，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一片掌声。

然而，我们要看到，腐败是世界性难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有毒副产品。经历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利益诉求多元，社会矛盾多发，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敌对势力伺机反扑。作为一名党员民警，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高度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不断继承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与群众一块 2 苦、一块干、一块过，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才能在全党、全社会兴起清廉之风，从而更好地凝聚党心、民心、军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