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领扶贫贷款用于村务开支的行为定性

第一篇：冒领扶贫贷款用于村务开支的行为定性

冒领扶贫贷款用于村务开支的行为定性

[案情]1998年12月份，某村支部书记王某采取私刻本村90名群众私章。以群众养鸡、养鸭、养兔等名义，将县残联扶持该村残疾人贫困户的11万余元小额扶贫贷款从农行某储蓄所套出后，除其中的5万余元用于返还该村以往的老贷款外。余款用于村里的其它开支，但开支去向无法查清．且至今没有归还任何本金和利息。

本案争议罪名为骗取贷款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

[速解]本文认为，王某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首先．王某的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骗取贷款罪是指“采取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该罪名是《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罪名，其立法的用意是为了补救刑事司法中对贷款诈骗罪难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之缺陷的补救性立法。认定构成该罪需造成20万元重大损失，很显然本案不具备入罪标准。

其次，王某的行为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本罪的对象只能是专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的特定款物，而且必须具备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害这两个条件才构成犯罪。那么王某采取非法手段贷出的小额扶贫贷款属不属于扶贫款呢?根据1994年3月国务院制定发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1997年8月1日施行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国家扶贫资金是指中央为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支持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专项安排的资金。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专项贷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扶贫资金主要分为三类，既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因此，可以确切的说国家给予贴息的扶贫贷款属于扶贫款的一种。本案中，王某利用自己可以最先获取上级扶贫信息的职务便利，利用小额扶贫贷款属于信用贷款无须担保的优惠政策，采取私刻群众私章、冒用群众名义的欺骗手段，擅自将县残联本意拨给该村残疾贫困户用于脱贫致富的小额扶贫贷款贷出后，改变国家特定款物的用途，并导致贷款到期后本息全部不能归还，符合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构成要件和立案标准。如果王某的行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应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人民检察院[464400])

第二篇：临时信贷员冒名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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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信贷员冒名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2010-06-29 18:26:48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临时信贷员冒名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临时信贷员冒名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2)

一、基本案情

汪某，原系农业银行某营业所的临时信贷员（系临时工）。在2001年11月11至2003年6月19日 期间，汪某利用其担任某营业所临时信贷员职务之便，冒用多人名义贷款万元后潜逃至今。其归案后查证其挪用的资金被其借给他人使用。

二、分歧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汪某的行为构成何罪，存在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汪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理由是，汪某作为受国有企业委托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冒名贷款后潜逃，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第382、383条，应以贪污罪论。

第二种意见认为，汪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汪某可以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其理由是，尽管刑法分则条文对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两罪的主体范围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对贪污罪主体的特别规定只是起一个强调作用，其实质内容与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是一致的，并未超出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范围。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有三类：一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第二类人员实际涵盖了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员，因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中的一种，理当可以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汪某作为受国有企业委托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冒用他人名义贷款，归个人使用，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汪某的行为构不成挪用公款罪而是构成挪用资金罪。汪某不能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其理由是，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构成在主体要件上有区别，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对贪污罪以专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可以作为贪污罪的主体，而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对挪用公款罪却无类似的规定，按照刑法第

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三、评析意见

汪某是农业银行某营业所的临时信贷员，农业银行属国有企业，汪某是在国有企业中工作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汪某办理信贷业务的行为，属受国有银行的委托对银行资金进行的经营行为。关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即我国现行刑法382条第2款究竟是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如果说该条款属于注意规定，那么，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原本就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说该条款属于法律拟制，那么他们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属于刑法93条中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理由如下：

1、从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如果“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刑法就没有必要在382条第2款另设一款作特别规定，而直接适用第一款就可以了。如此，刑法382条第2款的规定就是多余的，这显然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2、“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包括“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从立法技术上来看，“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兜底条款，以便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根据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对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作补充规定或解释。但是由于其规定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导致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实践中难以把握。特别是当经济领域里犯罪活动猖獗，各种经济组织中的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现象不断发生时，实践中就出现过将非国有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认定的情况，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笔者认为，尽管这一条款原则抽象，但对

其的认定应当严格，不宜对这类人员作过多扩张解释。原因是：其一，“罪刑法定”主义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刑事法律是法律中最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刑罚的实施不仅关系到人的一般利益，而且关系到人的尊严、人格甚至生命，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理应严格。其二，我国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从现行刑法93条的规定来看，无论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之所以成为我国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由于其具有外在的身份性和内在的公务性。作为兜底条款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它与刑法93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必然具有着某种内在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要求“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必须具

第三篇：扶贫款“易容”成村集体资金 村干部违规收费用于村务支出

扶贫款“易容”成村集体资金 村干部违规收费用于村务支

出

原标题

扶贫款“易容”成村集体资金

“虽心有惋惜，但不可姑息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新街镇纪委书记的感慨源于该镇东沟门村3名村干部违纪被查处。

2016年2月，新街镇纪委收到陈仓区纪委下转的一封举报信。随后东沟门村党总支书记张金仓、村委会主任刘拴皂、会计袁金广3人的违纪行为暴露在聚光灯下。

经查，张金仓、刘拴皂、袁金广3人违规收取33户移民搬迁户“资料整理费”“照片打印费”等共计1.33万元；虚报滩涂治理土地面积235亩，套取粮食直补资金8万余元；将移民搬迁房屋违规出售获利2.17万元，以上共计11万余元违纪资金用于村务支出。刘拴皂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张金仓、袁金广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资金被追缴。

巧立名目违规收费

过去，东沟门村除一、二、三组群众居住在公路边外，其他六个组的群众居住在三面山坡上，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群众生产生活极其困难。

为响应宝鸡市突破西山战略，2009年，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向宝鸡市西山建委申请40户村民的移民搬迁资金补助。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村里没有集体资金来源，办公经费紧张，在争取项目及项目实施过程中，交通费、资料费等各项费用较多，村上无法解决。

“给谁办事谁交点钱也是应该的，更何况我们又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在村“两委”会上，刘拴皂建议向村民收取费用用于办事，其他村干部也表示同意。

2010年3月，补助资金到位后，村“两委”会以“资料整理费”“照片打印费”等为名，向25户搬迁户每户收取了500元的费用，向8户搬迁户每户收取了100元的费用，共收取1.33万元用于村上日常开支。

“你们开会时，就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吗？”记者向村里一名女干部发问，她的回答让记者大吃一惊：“我们的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很有能力，村里的大事小事他们都能处理得很好，所以他们决定的事情我们都认为是对的，况且这是经过集体讨论的，还有会议记录呢，谁也不会想到违纪呀。”

执纪人员感叹，村“两委”干部心中纪律意识淡漠，办事习惯依靠老经验、老做法，组织没有发现，群众没有举报就认为做得对，这为他们后来的接连违纪埋下了祸根。

漠视纪律一错再错

村“两委”干部第一次违规收费后，没有听到不同声音，又解决了村集体日常经费不足的问题，这让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随后，他们又把目光放到了本村整理后的滩涂地和国家政策资金上。

“235亩地就这么白白闲置可不行，怎么能给村集体带来更大的收益呢？”张金仓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他想到了国家粮食直补政策。

2011年的一天，张金仓、刘拴皂、袁金广组织召开村“两委”会议，研究决定将2009年整理、已于2010年承包出去用作培育树苗的235亩滩涂地，以在刘拴皂的粮补面积上增加120亩、在袁金广的粮补面积上增加115亩的手段套取粮食直补资金。从2011年至2015年，共套取粮食直补资金8万余元,全部用于村上日常开支。

不仅如此，他们还盯上了移民搬迁房屋。

2010年，宝鸡市西山建委同意了该村申请的40户村民移民搬迁。房屋统一建成后，由于1户村民不愿意搬迁，村“两委”为了及时兑付房屋建设工程款，通过召开移民搬迁户代表、群众代表及党员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将这户村民的搬迁房以1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外地人，并收取买房人其他费用0.67万元，共计12.67万元，村上支付建房款9.56万元和其他费用9400元，共计10.5万元，剩余2.17万元放到村委会账上。

给村里“赚钱”的机会他们都没有放过，如此一再违纪，让人瞠目结舌。如果没有被组织发现，及时拉一把，那他们将会在违纪的路上越走越远。为村民谋福利，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这不能成为欺上瞒下套取资金，在落实国家惠农政策中搞变通的借口和理由。纪律是硬约束，是刚性的，一旦违反必将受到严肃处理。

面对审查后悔不迭

张金仓、刘拴皂、袁金广有着近30年党龄，担任村干部最长的达38年、最短的也有12年。在任职期间，工作成绩突出，村集体曾先后获得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等国家及省市区多项荣誉，村干部个人也先后获得过多项荣誉，在村民中有很高的威望。

但由于长期躺在功劳簿上，他们3人思维逐渐固化，纪律之弦慢慢放松，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误思想，认为集体研究的事情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以致当他们的行为触碰了纪律红线时全然不知。

2016年2月，新街镇纪委收到陈仓区纪委下转的信访件后，及时上报镇党委。镇党委第一时间召开会议，组织人员对信访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初核调查，确认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随后执纪人员分别找到张金仓、刘拴皂、袁金广谈话。

起初他们3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规违纪，甚至还为他们的成绩沾沾自喜。

“我们都是为了村集体的利益，自己没贪没占，也没有装进自己腰包，咋会违纪？”执纪人员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他们3个人的回答如出一辙。”

执纪人员耐心对他们讲政策、讲纪律，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党纪，但后悔已晚。

执纪人员坦言，纪律意识淡漠，红线意识不强，在工作中，对党的群众纪律和工作纪律掌握不清、理解不透，村级议事规则不够规范，致使村级“小微权力”失去监督，让他们一错再错。

“由于自己文化程度低，平时又忙于工作，对国家的政策法规和党的纪律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给村集体抹黑了。”接到处分决定书时张金仓后悔不迭。（记者 王鹏）[责任编辑: 刘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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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临时信贷员冒名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汪某，原系农业银行某营业所的临时信贷员（系临时工）。在2001年11月11至2003年6月19日 期间，汪某利用其担任某营业所临时信贷员职务之便，冒用多人名义贷款35.3万元后潜逃至今。其归案后查证其挪用的资金被其借给他人使用。

二、分歧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汪某的行为构成何罪，存在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汪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理由是，汪某作为受国有企业委托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冒名贷款后潜逃，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第382、383条，应以贪污罪论。

第二种意见认为，汪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汪某可以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其理由是，尽管刑法分则条文对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两罪的主体范围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对贪污罪主体的特别规定只是起一个强调作用，其实质内容与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是一致的，并未超出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范围。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有三类：一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第二类人员实际涵盖了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员，因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中的一种，理当可以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汪某作为受国有企业委托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冒用他人名义贷款，归个人使用，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汪某的行为构不成挪用公款罪而是构成挪用资金罪。汪某不能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其理由是，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构成在主体要件上有区别，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对贪污罪以专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可以作为贪污罪的主体，而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对挪用公款罪却无类似的规定，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三、评析意见

汪某是农业银行某营业所的临时信贷员，农业银行属国有企业，汪某是在国有企业中工作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汪某办理信贷业务的行为，属受国有银行的委托对银行资金进行的经营行为。关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即我国现行刑法382条第2款究竟是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如果说该条款属于注意规定，那么，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原本就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说该条款属于法律拟制，那么他们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属于刑法93条中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理由如下：

1、从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如果“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刑法就没有必要在382条第2款另设一款作特别规定，而直接适用第一款就可以了。如此，刑法382条第2款的规定就是多余的，这显然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2、“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包括“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从立法技术上来看，“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兜底条款，以便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根据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对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作补充规定或解释。但是由于其规定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导致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实践中难以把握。特别是当经济领域里犯罪活动猖獗，各种经济组织中的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现象不断发生时，实践中就出现过将非国有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认定的情况，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笔者认为，尽管这一条款原则抽象，但对其的认定应当严格，不宜对这类人员作过多扩张解释。原因是：其一，“罪刑法定”主义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刑事法律是法律中最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刑罚的实施不仅关系到人的一般利益，而且关系到人的尊严、人格甚至生命，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理应严格。其二，我国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从现行刑法93条的规定来看，无论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之所以成为我国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由于其具有外在的身份性和内在的公务性。作为兜底条款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它与刑法93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必然具有着某种内在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要求“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必须具

有一定的外在身份和内在的“从事公务”，这样才能够保证法条规定的前后一致性与内在协同性，否则有违我国现行刑法的立法精神。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 “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依法从事公务。如果只理解为依法从事公务，则仅说明了行为公务活动的合法性，却忽视了其应有的外在身份性。与刑法93条所列的“国家工作人员”同其所在的国有单位

之间具有的隶属关系所不同的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的外在身份性不是表现为其成为某一国有单位的成员，而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被选举、被任命担任一定的职务，从事某项公共事务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工作。例如依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执行陪审职务的人民陪审员；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在全国各级仲裁机构执行仲裁职务的仲裁员；依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协助人民政府工作的村委会委员。这类人员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一样，其本质特征在于从事公务，但是其公务来源即“身份”来自于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或授权。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的管理权力来源于国有单位的委托，两者的性质是不相同的。故汪某属于受国有企业委托的人员，而非国家工作人员。汪某符合挪用资金罪的主体，而非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同时，汪某冒名贷款借给他人使用，其潜逃时并未携带款物，其主观方面侵吞这些钱的故意，而贪污罪要求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汪某的行为构不成贪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