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赌贪官的赌资与黑金

第一篇：豪赌贪官的赌资与黑金

本刊记者／赵晓秋 吴华立：“有偿批发”出入境证件还赌债 个人档案：昊华立，惠州市市委前常委，惠州市公安局前局长，保守估计在澳门赌场输掉1000万元，于2005年12月被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编者按】—— 据香港媒体2015年1月18日报道，由中国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负责的、清理澳门博彩业的一个监管计划正在提速。报道称，公安部展开的“猎狐”行动旨在促使已经逃往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回国，这证实了许多人长期以来的一种看法，即澳门赌场是内地资本外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分布于澳门各个赌场的贵宾厅是澳门博彩业主要收入来源之地。据一份澳门理工学院在2008年至2010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澳门赌场中的贵宾24.7%为中国地方政府高官，21.5%为国企领导干部。在中央政府的反腐风暴下，中央下决心整肃官员赌博现象，以遏制官赌蔓延之势。截至2014年9月，全国共整治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6122起，涉及7162人。人一旦染上赌瘾，就无法控制自己。在已公开的案例中，一些官员为偿还赌债和筹集赌资，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其中，惠州市公安局前局长吴华立、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前主任李树彪、湖北省外贸厅前办公室主任金鉴培就因为在澳门豪赌而被判处有期徒刑甚至死刑。而被他们输掉的上亿元的赌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盘点这些豪赌贪官的自毁经历，希望让一些目前还沉迷于赌博的官员能清醒，远离赌博，避免因“小赌”沦为大俞而触犯国法。2003年12月3日，香港警方与入境处人员联合展开名为“激流”的扫黄行动。令香港警方感到蹊跷的是，在被拘捕的110名来自内地、非法从事性交易的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是在广州省惠州市取得赴港签注的。但香港警方讯问持有惠州签证的女性时却发现她们不仅没有去过惠州，甚至有的人连惠州地处何方都回答不上来。香港警方据此顺藤摸瓜，联同入境处、海关等多个部门成立跨部门资料库，搜集持惠州证件的非法从业者在香港工作、居住、活动的具体资料，并在第一时间交予广东相关执法部门。很快，时任惠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吴华立引起广东省纪委的关注。2004年10月9日，吴华立因涉嫌赌博、违规签注和收受贿赂被免职。之后的调查显示，早在担任湛江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吴华立就已经成为澳门赌场的常客。据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年1月至2004年3月期间，吴华立多次在社会人员的陪同下赴澳门赌博，并因此欠下赌场人员巨额赌债。为了归还这些赌债，吴华立不得不向香港商人陈霜、郭玉明和惠州食品集团董事长李晓成等人借款。为了尽快还清债务，吴华立利用时任惠州市公安局局长的权力，开始了对各种出入境证件的“有偿批发”生意。据案卷材料显示：无业人员周贤云在这一非法利益链条中充当中间人。吴华立安排周贤云与惠州市公安局签证科科长邱金惠见面，并指示邱金惠在业务上给予关照。迫于局长的压力，邱金惠遂指示签证科民警为周贤云提供方便。周贤云按照吴华立最终决定的价格收取他人的高额办证费，扣除应交给公安局的正常费用后，剩下的钱由周贤云和吴华立按照“二八开”的比例分成，吴华立分得八成利润。从2004年2月开始，吴华立的堂弟吴华山代替了周贤云，开始负责帮人办证、收钱，并将收到的现金交给吴华立。而这些黑金的源头就是那些数以千计的、不合规定却需要在大陆和港澳之间往返的非法性交易者。据检察机关的指控显示：吴华立所得赃款全部用于归还因为赌博欠下的各种债务。案发后，侦察机关分别向吴华立和吴华山追缴赃款20万元和50万元。2005年12月，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分别判处吴华立、周贤云和吴华山有期徒刑12年、10年和6年。2005年6月1日，在吴华立被逮捕的第17天，他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悔过书。他在悔过书中写道：“我原是惠州市市委常委、惠州市公安局局长。2004年10月10日，我因涉嫌到澳门参与赌博活动，被省纪委双规„„反思起来，我就是忽略了政治理论学习，在思想上有了薄弱环节，使自己是非不分、党性不讲。特别是近两年，我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改造，总觉得业务过硬，学习放松一点儿不碍大事，不从主观上去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对社会上各方面的消极诱惑不去鉴别和抵制。如我在赌博上，就是对此没有正确认识，而是觉得这不碍大局，这种行为也不过是一种人性的基本体现，为此总觉得玩一玩不碍大事。可是，今天就是这玩一玩，把我的一切付之东流，我真是痛悔一生。” 李树彪：将1.1亿元公积金沦为个人赌资 个人档案：李树彪，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前主任，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动用1.1亿元住房公积金贷款到澳门豪赌，于2005年8月24日被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公款罪、挪用公款罪、赌博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4年1月28日，郴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一个情况反映——时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树彪在澳门多次赌博。接下来的调查让办案人员咂舌：2003年，李树彪出入珠海的拱北海关50余次，一般是当天走，次日回。但也有几天后才回的，最长的一次有9天。春节后，一直没有上班的李树彪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单位存款作质押担保，从市农业银行贷款700余万元，资金都流向广东珠海等地。被捕后，李树彪交代了自己的豪赌经历。2000年，在曾任郴州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助理巡视员张志的带领下，他开始到澳门赌博。第一次去澳门赌博他赢了100万元，第二次去他输了300万元。可惜，输钱的李树彪没有及时悬崖勒马，而是更加频繁地来往于郴州和澳门两地。他的赌注越下越大，所需要的本钱也越来越多，其收入已经不能支付庞大的赌资。当上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后不久，李树彪发现了公积金贷款中存在的漏洞。从1999年开始，李树彪利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的职权，骗取银行贷款用于做生意。自2000年迷恋上赌博后，李树彪向银行贷款的数额就直线上升。2002年，他第一次挪用公款30万元，第二次挪用公款90万元，第三次挪用公款200万元„„此后，一发而不可收。2003年是李树彪赴澳门赌博最疯狂的一年。从当年8月以后，负债累累的李树彪先后虚构了“郴州市信息市场管理办公室”、“湖南电力发展有限公司”等8个单位，并在广州市非法刻制了14枚单位公章，还以“陈文智”、“张春华”等假名字刻制数枚私章。在这段时间，李树彪通过这些手段获取了5667万元公款。除了150万元用于归还以前挪用的公款外，其余的5517万元全部被他拿去赌博了。李树彪每次去澳门赌博前，先用化名将钱从郴州汇到由广东人吴明丁、吴明光两兄弟经营的地下钱庄。吴氏兄弟取出现金兑换成港币，然后通过“水客”（专为旅客转运商品或现金出入境的人员）带到港澳，兑换成赌场筹码后再交还给李树彪。2002年4月至2004年1月，吴氏兄弟先后34次为李树彪非法兑换了共计1.0337亿元人民币的港币。李树彪在赌博中共输掉了8000万元。沉迷于澳门赌场不能自拔的李树彪在归案后甚至表示，案发前，他经常赢钱的某赌场同意借给他几千万元，他正计划着用那些钱翻身。他说，他已经基本掌握了赌博的秘诀，在赢钱时也曾经考虑过干脆辞了公职去澳门赌博。2005年8月24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树彪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李树彪犯有贪污公款罪、挪用公款罪与赌博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上缴国库。2010年3月25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湖南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树彪执行死刑。金鉴培：狂赌输掉2亿元公款 个人档案：金鉴培，湖北省外贸厅前办公室主任，在澳门赌场输掉2亿元。2001年5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违法所得全部赃款。头脑灵活、能言善辩的金鉴培是湖北外贸系统出了名的能人。他于1990年出任湖北省在香港的“窗口企业”宜丰公司总经理；1992年8月，被提拔为副厅级干部兼（香港）荆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香港）辉记国际有限公司副董事长。1995年夏天，宜丰公司下属分公司经理林燕平与金鉴培相约到澳门玩，接待者是一名风姿绰约、30多岁的澳门女人李佩君。见面后，李佩君塞给金鉴培3万港币，要他去赌场玩玩。当天，金鉴培赢了3000多元港币。渐渐地，金鉴培成了澳门赌场的常客，引起澳门赌界放码人的注意。在放码人的引诱下，金鉴培从赌场的普通厅走进“百家乐”赌厅，一夜便输掉37万港币。当放码人上门讨债时，金鉴培已无分文，不得不让宜丰公司财务部经理开出一张37万港币的支票给对方。1997年年底，金鉴培在澳门赌场碰到了绰号为“蹦牙驹”的黑社会老大尹国驹。当天，金鉴培跟随尹国驹进了澳门葡京赌场的万豪厅，输掉500万港币。一个星期后，他又去了万豪厅，输掉700万港币。随着赌注的不断增多，金鉴培的赌瘾也越来越大，被他输掉的公款也越来越多。从1997年年初到其案发的1998年8月初，金鉴培挪用公款进行了数十次赌博。他输光宜丰公司的钱后，又把手伸向其他公司。其间，金鉴培涉嫌挪用公款用于在澳门赌博44次，共计约1.334亿港元。在澳门疯狂赌博的同时，金鉴培又开辟了一种新的搏杀方式一一用公款炒作恒生期指。从1997年6月至12月，金鉴培共挪用公款用于个人炒恒生期指13笔，计5323万港币。期指炒作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反而亏损了两三千万港币。1999年1月13日，宜丰实业有限公司资不抵债数亿港币，宣布破产。为了弄清公司巨亏的真相，湖北省有关部门于1998年8月8日以“有业务要金鉴培回省谈判”为由，将他从香港召回湖北后隔离审查。经查，金鉴培利用职务之便，先后55次贪污、挪用公款18836.75万港币，计人民币1.9亿元之多。案发前，除归还4480万港币外，其他全部损失已无法追还。2001年5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金鉴培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违法所得全部赃款。2001年5月2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金鉴培被处决。（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南方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人民网、新华网）

第二篇：台湾黑金政治的起源与实质

台湾黑金政治的起源与实质

2013年11月11日

来源：人文与社会 2013年11月06日

作者：欧阳旻

按：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村民直选，很多有着较大经济利益的村长选举，例如大城市的郊区，或者有矿产的村子，都在走着黑金政治的道路，涉及的城中村改造的房地产项目和矿产项目发包都由黑道大哥出身的村长或者村委会主任控制，这些人同时也是人大代表。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扩大，相信情况会愈演愈烈。如何面对面对即将到来的黑金政治，下面的这篇文章讲述的台湾黑金政治的起源与实质对我们的思考有很好的帮助。

自九十年代实现民主化转型以来，台湾岛上基层的黑金政治一直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这个问题不仅让今天的台湾人倍感头痛，对于其它正在走向社会转型地区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借鉴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问题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台湾的社会结构和民风在世界各个国家及地区中，与中国大陆是最为接近的。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村民直选，正在就要不要进一步推动和扩大基层民主进行讨论之际，台湾民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绝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大陆学界对这个问题可以说误解颇多。有的人认为黑金政治是民主政治转型所必然会带来的后果，因之不赞成推动乡镇民主。但我们看到，台湾民主转型中出现的黑金政治问题其实并不是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的。在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化“第三波”过程中，虽说一般各个国家与地区原有的各种势力必然会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宗教、民族、或政党派别等，但是像台湾这样由赤裸裸的黑金当道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可见民主化转型并不见得必然就会导致黑金政治。特别是在社会结构与民情颇为接近的其他东亚国家与地区，在转型过程中也未必如此。比如南韩，它在这方面和中国是最为接近的了，而且它的民主化转型几乎和台湾同步，可是为什么韩国就没有出现那种台湾式的黑金政治？

有的人则把各种传统的宗族或其他势力与黑金势力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这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他们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当然，这也不全是大陆学界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台湾学界，在对黑金政治的问题上也是有一些争议的。显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决不那么简单，它和台湾自身的政治结构与外部环境都有关。本文就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台湾黑金政治的出现主要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国民党政权体制的特征及基层动员能力有关；二是与国民党政权在九十年代遭遇的政治挑战环境有关。

国民党党国体制与基层政治的特征

今天台湾的黑金问题，无论是其缘起和现状，都是和台湾的基层政治运作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说，不了解国民党政权下台湾基层政治的特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其黑金政治的起因。而国民党政权在战后曾长期统治台湾社会达半个世纪之久，任何想要探讨台湾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如果避开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问题，那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但是，这一问题却恰恰是最富争议性的，因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某些处境与其支配方式在全世界也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这就造成了对它定性的困难。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有美国学者仍然认为，“很难为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下适当的论断”，“这个政治系统的基本性质仍然难有定论。”1过去比较常见的界定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西方政治学概念所引入的“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论；二是由台湾本土反抗势力、特别是台独人士所倡的“外来政权”说。这些看法，作为探讨问题的社会科学概念来说，当然也并无不可。但是它们仍有其不全面的地方，后者带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眼镜，而前者则似乎抹煞了台湾政治独有的特性。特别是在涉及到台湾基层政治运作方面时，这些概念都难以提供有力的解释。

近年来一个渐为许多人接受的概念是由美籍学者郑敦义所提出的，他将民主化之前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界定为：“拟似列宁主义”或“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 system）。郑从如下方面指出了国民党准列宁主义体制的几个特征：2 1.成立跟国家官僚体系并行，且予以控制的自上而下的党机构；

2.由党透过其“政工系统”与军中党部来控制军队； 3.将国民党以外的党派予以外围化、无力化；

4.透过党分会（如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来控制社会团体；

5.党的组织和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

6.此外还有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相对应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这一组织。

从国民党政权的这一性质出发，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发现许多跟后来台湾政治转型时期相关的特征，其中当然也包括黑金问题。更重要的是，籍着这一视角，我们也可以看出国民党从大陆到台湾统治的历史连续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特性就可以解释所有问题，也不意味着“威权体制”和“外来政权”说就不符合事实了。笔者认为，应当在实际考察中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不过要理解其基层政治的特征，还得以其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发展作为主线。

国民党的前身乃是反清的会党组织，尽管后来有许多学生、军人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加入，但其组织运作方式与领导人的观念始终难脱旧时代的会党习气。从晚清到军阀时期，往往一遇重大挑战就内讧，无力与反革命势力对抗。孙中山在屡次革命失败以后对此也有过反思，“内部分子纷歧……致党魁有似于傀儡，党员有似于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通路人。”3但是孙中山虽经一再摸索，却始终未能为国民党找到一条适当的组织路向。但孙中山在后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这就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所提出的“联俄联共”的政策。过去对于国民党的这一转变，人们较多的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理解国民党革命方针的转变，而却很少注意它对国民党建党性质的重要影响。这或许有史料方面限制的缘故，不过自从苏联解体后，随着近年来俄国档案的解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已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苏俄在援助孙中山革命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将国民党按照自己的革命理念改造成为列宁主义政党的努力，这也是共产国际推动国共合作的重要原因。从解密档案看，苏共方面曾多次对派驻中国代表甚至孙中山本人的代表表达了对其革命路线的不满，批评国民党的纯军事路线而一再要求它转向以“政治工作”为主，并将此作为对国民党援助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苏俄顾问鲍罗廷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说服孙中山放弃了组织国民政府案，而通过了由鲍所主持的国民党“一大”党纲。“前者是孙一贯主张取法取法„先进的民主国家‟的制度，后者是鲍炮制列宁式的„革命民主‟。如果实行实行前者，则后来国民政府的政制，应是欧美式的议会民主；但是一全大会采取了后者，使国民党走上了„***‟之路。”4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党的组织、纪律、执行及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提高了其凝聚力与战斗力。对于国民党这次改变的影响，我们通过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曾任国民党党史会总干事一职的蒋永敬的评价可见一斑：5“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国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造。由于这次的改组，使国民党起死回生。”

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国民党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并不认同马列主义理念，苏俄方面虽尽了很大的努力，仍未能凑效，鲍罗廷也感叹，“美国精神在他（指孙中山）头脑中根深蒂固，想予以清除谈何容易！”6在孙中山的设想革命进程中，是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过程，以党领政的训政时期只是革命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加上由于孙中山在一年后就去世了，国民党随之发生派系之争，国民党的这次改造最后是以虎头蛇尾告终。在孙中山之后长期担任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对党的改造并没有更多兴趣，这里也可能有蒋氏被孙派往苏联考察期间的不愉快经历，使他对苏俄的东西抱有强烈的反感。7总之，经过改造后的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化程度是很低的，其身上仍然保留着浓重的会党习气。当然，也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本身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没有人真正熟悉列宁主义政党的运作方式。蒋介石本人的政治手腕仍然更像是一个旧式的会党领袖。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政党组织方式的落后性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国学者Eastman指出，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将政治理解为精英之间的竞争，而没有理解到在此之外，籍大众动员也可以构筑权力源泉，而毛泽东则理解这一点。8这一不同也体现了两党在列宁主义化程度上的差异，而蒋认识到这一点，则是以整个中国大陆的丢失作为代价的。失败后的蒋介石痛定思痛，进行了深刻反省，并着手进行了国民党的重新改造工作。9这次改造大大推进了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化，并真正建立了其党国体制。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太子”蒋经国。众所周知，蒋经国在年轻时曾有过长达十年的苏俄经历，并曾加入过苏共，期间他在苏联的党政军系统都有过历练，这一经历使得蒋经国非常熟悉列宁主义统治的运作方式。因此在普遍不脱旧式会党习气的国民党上层当中，蒋经国无疑是一个异数。日本学者若林正丈即指出，“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说，在当时的国民党里，几乎没有人比蒋经国更了解列宁主义统治机构中的权力组织的实际分配运作情形。拥有一个精通此务的长男，是战后败北的蒋介石的一大资产。”10

从1950年起国民党实施的改造计划的重要目标就是：“建立普遍深入群众的组织，使社会每个角落都有党的组织，以掌握大多数的群众，一方面可以因深入渗透而监控群众，一方面则籍此吸收群众成为支持政权的社会基础。”11伴随着这一改造，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在台湾迅速确立起来。到五十年代中，所有乡镇一级都设立了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同时也对各种社会团体进行了强有力的渗透，如在地方农会中，国民党员占有垄断性的优势。另外也在军队中第一次建立了总政治部和政工系统，这一体现了鲜明的列宁主义建军原则的机构的创建者不是别人，正是具有留苏经历的太子蒋经国。12这一改造过程并不只是党组织的整顿与改组，而是要贯彻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指导。其精神是“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党是政府和军队的灵魂，也是导演、引擎，而政府和军队不过是演员、车轮。13但是同时，也有几个内外因素阻止国民党彻底列宁主义化。一是国民党无法在意识形态上列宁主义化，诸如“民主宪政”、“地方自治”这些目标和原则都是由被尊为“国父”和“总理”的孙中山亲自制定的，国民党无法公开反对。另一个因素也许更重要，那就是美国的影响。战后国民党能在台湾苟延残存，全靠美国的支持，否则它是无法撑下去的。在冷战的背景之下，美国当然并不乐意见到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化，而同时为了能够获取美援，国民党自己也必然要有所节制。由于这些因素，因此即便是为了做样子，台湾仍在最低程度上维持着一定的基层选举形式。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台湾自光复以来所产生的独特的省籍矛盾，造成了从外部移入的国民党政权与当地民众缺乏互信基础，这就限制了国民党向下渗透的能力。这些是它和真正的列宁主义国家不同的地方，所以国民党党国体制只能称为“准列宁主义”式的。

类似的列宁主义体制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但是在此以外，全世界却只有台湾一例。14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拟似列宁主义”党国体制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了解台湾政治、特别是其基层政治的形态，就必须首先认识到它的这种独一无二性。

在这种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下，台湾基层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台湾学者吴乃德指出，国民党统治精英非常谨慎地运用体制内的侍从主义（clientelism以有限的派系政治为其表现）来进行统治，从而成功地把除了家族及民间宗教团体等原级性集团之外的社会，处于不易具有自主性之横向联结的“原子化”（atomized）状况之下。15严格说来，这种强化国家而将基层社会组织原子化的做法，其实乃是东亚社会传统的一贯现象。秦晖便指出，中华帝国存在着以国家“大共同体社会”进行一元化统治，而抑制地方“小共同体社会”的传统。与此相应的是，在一元化统治削弱的情况下，则往往会出现类似黑手党式的庄主或土皇帝。16在受到传统儒教帝国影响的东亚世界，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黑金现象赖以存在的传统之基础，而列宁主义体制则将这一特征大大深化了。

列宁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彻底穿透性，因此基层社会也是彻底原子化的，在这种情况下，类似黑金的现象无从产生。如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治安的良好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但是台湾国民党政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列宁主义政权，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它的社会穿透能力是有限的，基层社会的原子化加上党国穿透力的有限性，这就反而为种种灰色势力的活跃提供了土壤。而这些因素中，又以省籍矛盾所引致的为最主要，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国民党“外来政权”说，故我们在此需要专门论之。不过“外来政权”标签似乎意识形态的色彩太强，因此有学者主张以“移入政权”来加以描述。17本文也主张采用此概念。

国民党自1949年败退台湾后所实行的党的改造，严格的说，其实仅限于从大陆撤退来的外省人当中，而在台湾当地，虽名为改造，实则几乎是“从零开始”。但问题是自二二八事件以来，双方互信基础已失，国民党向社会基层的渗透已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积极在各地建设党部的同时，也进行了长期的规划，从而与各种地方势力处于复杂的博弈中。国民党控制台湾基层社会的第一步便是土地改革。在光复之前，台湾地方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家族势力，这是日治时代台湾社会精英的基础，同时它也表现出了与中华帝国时代的连续性。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的土地改革就不仅具有反思大陆之败的意义，也是摧垮旧的地方势力，并扩大自身社会基础之举。18此举无疑扩展了国民党在台湾本土的认同度，不过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不信任感不仅来自本省籍人，同样也来自国民党方面。这从国民党向地方渗透的不同模式上可以看出来。

国民党在地方的党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分为了特别党部和地区党部两种。前者建立于军队、国营单位、公立学校等当中，成员主要是外省人；而后者才是真正面向台湾本土基层社会的党部。这一区分也显示了国民党对待二者的不同态度。事实上，国民党的党员主要集中在特别党部这一块，后虽经长期发展，但直到1969年为止，特别党部的党员的比例一直超过60%，而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外省人。19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外省人在台湾总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十几，则这可以证明国民党在向本省人渗透的过程并不顺利。而国民党政权在外部因素制约下，不得不在地方上实行选举；如果它在基层的党务如此受限，那如何才能赢得选举呢？因应这一问题，出现了与既有地方派系结合的选举侍从主义。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资源，但是选举是以票数来论胜负，而宗族、地域等为基础的地方派系则拥有从基层民众获票之社会关系的资源，这就形成了前者控制、同时也依赖后者的关系。20不过必须深究的是，这种关系究竟何为主何为从？事实上我们看到，国民党采取这一模式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在现实层面是尽可能地压缩地方派系的空间。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严格禁止任何地方派系超出本地范围之外寻求发展，其力量一直被限制在县乡镇一级。21另外，对于这些所谓地方派系的凝聚力也不能估计太高。在本来就缺乏小共同体本位意识的东亚社会中，它们其实除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政治资源，而这种关系网络是从大陆移入的国民党政权一时还无法替代的，所以才会允许它们存在。但是这种力量并非无懈可击，国民党在一时还不能直接出马的情况下，经常采取“分而治之”、甚至主动扶植新派别的办法来控制它们。同时，地方派系由于不具有政治制度的设计权，所以只要国民党一改变游戏规则，如变更选举方式，重划选区等，都会给地方派系造成重大冲击。22这也说明这些所谓的地方派系其实也很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派”。因应此一特征，台湾在基层政府的架构上，也是由上级政府握有绝对的控制权，例如“乡镇的活动，几乎事事都需要取得许可，诸如乡镇计划、预算以及人事任免等，在在均须呈报县府核准。”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乡镇都是财源枯竭，甚至连发工资都困难。23这一资源分配格局使得基层对国民党政权有更大依赖性。

基于此可以认为，只要国民党的统治稳固，它迟早会试图拔掉这些不完全听话的地方派系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就是蒋经国从七十年代起推行的“本土化”政策。蒋经国自此时掌握实权后，倡言拔擢所谓“青年才俊”，而这些被台湾民众俗称为“吹台青”（会吹牛的台湾青年）的青年才俊主要是由国民党所逐渐培养起来的本省籍青年党工。在1972年国民党一次提名12名党工干部竞选县市长，结果全部都获得成功，取代了旧有的地方派系。这使得国民党大受鼓舞。24不料在此后的几年中，国民党这一替代政策进行得却不顺利。到八十年代后，党外势力日益活跃，最后以蒋经国在执政的最后阶段开放党禁、推行民主化转型而告终。为什么会这样？许多台湾学者都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地方派系强力反弹的结果。但是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更应充分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

国民党自败退台湾后，一直将其政权合法性奠基在所谓“光复大陆”、“反共复国”的宣传上。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它在外交战场上却节节败退。先是1971被逐出联合国，接着又是尼克松访华，这一事件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次学生示威，学生运动的出现，“象征着台湾的人民在政治议题上以从原来的被动转向参与取向。”25但是国民党政权无力扭转现实，其“邦交国”日渐减少，直到七十年代末，其总后台美国也抛弃了它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些事件使得国民党政权自我标榜的政治合法性几乎丧失殆尽，面对新生代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它必须另谋出路。同时，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标志着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大大减小，因此为了挽回困境，它“必须更卖力地向美国舆论推销„自由‟、„进步‟的形象。”26可以说，如果不是外部条件的压力，以列宁主义国家的动员力量，想要压制住那些地方派系决非什么难事，它的替代政策迟早可以取得成功。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太高估地方派系的实力，笔者坚持认为，其实际影响力是很有限的。我们可以倒因为果地来看，从民主化后黑金的盛行也可以看出，所谓地方派系在地方上的实际整合力并不大，台湾基层仍然是一个自我认同度较弱的社会。如果这些派系真有足够的地方整合力，那像黑道这种社会边缘群体就不可能如此活跃。

事实上，威权统治时代的台湾社会的原子化与共同体意识的不发达还表现在，这些“准派系”在那时就和黑金有染了。他们利用承包工程进行掠夺分赃，从事各种违法色情经营，甚至包娼包赌，无恶不作，这些“恶化地方政治体质的种种作为，却让国民党饱受批评，背尽了黑锅。”27这些事情都可以显示出，这些所谓的“地方派系”常常只是小圈子行为，和当地民众的情感利益是非常淡漠的。我们把他们称为“准地方派系”或许会更恰当一些。

因此，我们可以将准列宁主义体制下的台湾基层社会的特征表述为：准地方派系基础上的社会原子化。黑金现象的出现正是和上述社会特征，再加上党国的社会控制力减弱有关。当然，黑金现象还不完全等于“黑金政治”，从现象到“政治”这一飞跃，又的确是民主转型时代所大大深化的。下面就要对此予以考察。

台湾黑金政治的演化 如果单就威权统治弱化而导致黑社会势力的兴起、以及从事非法产业而言，其实也并非只在台湾出现，这可以说是转型时代的许多民主国家都出现的现象，如俄罗斯也是一个例子。甚至于有的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也仍存在着较严重的这种现象，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党；仅就这方面，台湾并非特例。但是台湾的黑金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仅仅是因为此，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台湾出现了黑、金、政客结合而为一体的现象，这是举世罕见的。这就是台湾独有的“黑金政治”，学者陈国霖有一段话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28“世界上的帮派份子，无论多么成功地渗透经济与政治部门，拥有多少财富与权势，依然得躲在暗处。他们和企业既有力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公开炫耀，以免他们之间关系瓦解。简言之，尽管上层社会与黑社会之间有连结，两个世界依然保持分离状态。两个世界的人也许共谋犯罪，或参与腐败的交易，但他们仍然属于各自的世界，他们不能假装是另一个世界。

然而，台湾的黑金正旨在性质上与世界其他地区帮派渗入企业和政治的问题不同，上层社会与黑社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将两个世界整合为一，并孕育出同时集帮派份子、企业家、政客于一身的三合一人物。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立法委员兼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召集人，可能是一位富有的企业家，并自称为某有力帮派的„精神领袖‟且被当局列为流氓。一位曾经因为被裁定流氓而入狱的县长，可能是一家大建筑公司或其他大企业的老板，且被选民认定为台湾最好的县长。台湾上层社会与黑社会的整合，造成一个道德混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客的言行举止和帮派份子没两样，而帮派份子的言谈举止也像政治人物一样。”

就此而言，台湾绝对是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种状况，已经不能再以一般的黑金现象视之，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现象了，因此应把它称为黑金政治，以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黑金现象区分之。台湾的黑金政治，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涉及面极广。在1996年，台湾当时的“法务部长”廖正豪指出，全台858名县市议员中，有286人具有黑道背景。廖正豪警告，这个问题不解决，台湾可能变成另一个西西里岛。29换而言之，全台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民代不是帮派份子就是有过犯罪记录者。然而廖正豪的估计还算保守的了，因为法务部长讲话所根据的乃是有案可察的事实，但是肯定还有许多没有公开拱上台面的。许多人的估计远比这要高，如有学者认为，这一比例超过一半。30可见这一现象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台湾黑金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黑道分子在政治上举止极为招摇，这也是举世罕见的。台湾媒体界作了这样的评论：“尽管有组织犯罪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可是连意大利的黑手党都宁愿在台面下把持政治，也不敢公开参与政治选举。然而，台湾黑道不论是在中央或是地方议会竟都成了大哥级人物，这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而言都是一种羞辱。”31台湾立法院的打架现象世界闻名，这里面当然少不了黑道人物的影响。例如有名的黑帮老大――“天道盟”精神领袖、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的罗福助就最有名的活跃人物之一，多次打伤别人。尤其是2001年3月，他在立法院殴伤女性立委李庆安一事最为轰动，因为过去打架都是男性立委之间的事，现在居然对一个弱女子如此大打出手，致使全台舆论为之哗然。为了平息众怒，立法院纪律委员会象征性给他以停权半年的处分。不料在此期间，因立法院中有人对他不恭，停权中的罗福助怒气冲冲地冲进立法院，咆哮公堂：“猫不在，老鼠就作怪”、“你们哪有本事叫我停权”、“我今天不来，你们还在吵”、“我罗福助是什么角色，你们不是不知道”、“二百多个立委，那个有我这样的气魄？”32其气焰之嚣张，真是令人咋舌。尤有甚者，这样一个过去被警方数度列为“严打”对象，并曾一度入狱的人物却在立法院内呼风唤雨，竟然还曾当上了立法院司法会议的召集人，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33面对这样的现象，人们有理由要问，黑金政治究竟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本文拟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主要是由政党或政客为了选举而操纵黑道组织参与政治；而后一阶段则是由黑道人物自己出马登上政治舞台。前一阶段延续得较长，从蒋经国时代直到现代都存在；而后一阶段则是九十年代才出现的现象，但在近些年有愈来愈多的趋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误解认为，台湾的黑金泛滥现象是民主化转型后出现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台湾学者赵永茂将黑道与政治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社会性帮会（1945-1960）；中期为经济型帮会（1961-1975）；然后就是现今的政治性帮会（1976-）。34可以看到，他将黑道发展为政治性帮会的阶段的起始点划在了蒋经国时期的1976年，而这一时期如前面所指出的，正是台湾国民党政权由于在内外合法性都遭遇危机，社会控制力不断减弱的阶段。由此可见，早在蒋经国时代后期，这一问题就已非常严重了，而并不是由民主化所引起的（具体例子下面会提到）。把黑金问题当作民主化所带来的后果，或作为反对实行民主的证据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民主化时期由于社会自由度的增大，这一现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另外由于人们有了言论自由，也能够将这一问题更充分地曝光。在此，需要将黑金政治的缘起作一更具体的追溯，以正本清源。

与台湾省籍矛盾相应的，在解严之前，台湾黑社会的组成、以及作为移入政权的国民党政府与本省的地方势力同黑道挂钩的模式也有所不同。比较简单的来说，就是台湾本省人的黑道组织多为地域性的，他们组织规模较小，其成员也是从所住区域附近招收的，而不愿招收不属于其社区的成员。35而外省人的黑社会组织却可以组成更大的帮派，这些帮派没有固定的地盘，从台湾各地都招收成员。而且有事实表明，这些外省帮派成立的最初也是和省籍矛盾有关，为了对抗台湾本地人的骚扰，一些外省子弟进行自助，并逐渐演变成帮派。36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和国民党政权本身的态度有没有关系呢？从种种间接的证据来看是有的。在威权时代的黑道组织是受到严格打压的，它们绝大多数都呈现地域性和原子化的特征，无法跨越地区，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够跨地发展的帮派却基本上都是外省帮派。而且在解严以前，台湾仅有的两个具有省级规模、且组织良好的帮派竹联帮和四海帮都是外省帮派37，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另外，据曾经担任过台湾第一大帮派竹联帮领袖的陈启礼自述，七十年代时他曾一度退出帮会，但是到1980年又复出担任帮主，因为有一些情治机关拜托他为国家“做一点事”：“如果（党外）政治人物或台湾独立人士要挑起暴动而且聚集地方流氓，我们可以事先得知，以便政府防范。就在这种环境下我发展了竹联帮，使它成为台湾第一大帮，实力凌驾任何其他的帮派。”38

陈启礼这次复出以后制造了轰动一时江南案。江南是美籍台湾作家，写了一本《蒋经国传》，因为了里面透露了对蒋氏父子不利的内幕，惹怒了国民党当局。但因为江南居住在美国，奈何不了他，所以派黑帮将他杀害。不料因为江南是美国公民，导致引发为一场国际事件，此事被曝光后，引起极大震动。39从陈启礼自述可以看到，国民党当局交给他的“任务”是防范本省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在外省人虽然居于统治地位，但却人数很少的情况下，这一模式显然可以认为是国民党利用黑道参与政治，压制本省人的贯常做法。

而本省人的黑道势力由于较为地方化、原子化的缘故，其参与政治的方式又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通过和那些所谓地方势力相结合，参与选举的做法来介入政治。在列宁主义党国统治较为稳固的时期，这一现象还比较罕见，但从七十年代后期起，伴随着威权国家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开始变得比较普遍。台湾学者指出：“在我们社会中，黑道势力开始快速膨胀，使民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从这个阶段起，开始有一些„金牛级‟的人物出来竞选公职。这些„金牛级‟人物除了本身的利益外，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理想而言。他们为了争取当选，往往一方面花费巨额金钱贿选买票，一方面和黑道势力挂钩，请各角头的弟兄们帮忙拉票，造成金钱和暴力污染选举的现象。”40

从这里可以看出，黑道参与地方政治的最主要形式就是拉票，这一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延续着。对于这一点，黑道人士自己也如是说，“如果不是因为选举，我实在想不出黑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让白道加以运用？”41地方上的这些人物为何如此热衷选举，以至于不惜和黑金挂钩。这主要还是因为有着巨大的利益在内，特别是在地方建设上，政府官员有着可观的回扣，这也是作为移入政权的国民党拉拢地方派系的重要手段。42这些现象同时也表明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事实，即台湾所谓地方派系的共同体意识其实是很低的，几乎完全是利益导向的，很少有想要真心服务本地的政治理想。这也是国民党准列宁主义政权对社会严密控制，造成社会基层原子化，而同时自身又在七十年末以后日益削弱所导致的。

前面业已提到了，国民党这一时期尝试了用本党所培养的“青年才俊”取代这些地方势力，以优化政治的努力。虽然这一努力进行得不尽人意，但作为政权掌控者的蒋经国仍有能力操控局面，假以足够时日，能够有所成或也未可知。或许蒋经国本人在晚年一手推动政治转型时，会有相关的考虑的。但是，由于这位政治强人的突然去世，这一切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了。强人离去之后的国民党，由于无人再有凌驾一切的威望和权力，已不可能称心地操控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型。而更重要的是，强人在去世之前已经开放了党禁，这就使得台湾进入了急剧转型的单行道。台湾在转型时代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实西方世界也并非全然没有遇到过，但是将这些问题在短期间内以突然性的姿态爆炸开来，其后果确实是破坏性的。黑金政治的极深入演化即是其最突出的表现。

由于强人猝逝而被拖入突然性巨变的国民党，在此时面临着内外的双重挑战。在内部是出现了派系之争，这些争端导致国民党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先后产生几次大分裂；而外部则有民进党这样新兴政党的民粹式挑战。在这种激烈的内外挑战之下，国民党居然能够实现由支配性政党到竞争性政党的转型，并在选举中站稳脚跟，这被许多人都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奇迹。43对比一下苏联、东欧各地，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在转型之后全都垮台，可知的确不简单。国民党在转型时代为了能够继续保住执政地位，可谓是绞尽了脑汁，甚至到了为得选票而不择手段的地步，黑金政治的出现即是其后果。不过如前面所指出的，以黑金来拉票是蒋经国时代业已存在的现象，并非李登辉时期的发明，不过在这一时期，黑金动员的广度与公开化程度都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当然，使用黑金来拉票毕竟属于下策，对政党形象肯定会造成长远的损害，而国民党动用这一手段委实也有其苦衷。

首先是国民党内出现的派系之争动摇了它旧的选票基础。在准列宁主义党国时代，“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国民党的组织原则。44但是随着解严和党禁开放，既然党外无党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加上最能使组织原则有效的强人已经去世，国民党自身的体制也无法不变化。在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派系之争，而初期的主要表现又为关于本土化路线的分歧。蒋经国时代的本土化路线，虽然在派系替代上并不成功，但是绝非全无成效。国民党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是外省人占压倒多数的政党，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本省人已经占据大多数了。45这样，随着蒋经国去世后第一位本省人总统李登辉的上台，本土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情节加上派系斗争，导致了九十年代初国民党内外省籍精英为主的“非主流派”的出走和新党的成立。新党分走了相当一部分外省人的选票，使得国民党过去经由特种党部所建立起来的的“铁票”基础出现了动摇。46 尽管外省支持者的忠诚度出现了一定的转移，国民党本土化的路线不可能改变，因为本省人的选票毕竟占了大多数。但是国民党在通过本土化路线来加强其动员能力的意图进行得并不顺利。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在推行本土化政策后，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化程度不降反升。47也就是说，它的政治集中动员能力不但没有提高，还下降了。这是为什么？这一问题正是由于台湾基层社会的原子化状况所造成的，是国民党过去的统治造成了这一问题，但是由于社会转型的突然来临，使得它没有充分时间来因应和调整。有一个具体现象是可以充分说明这点的。“解严后地方派系虽屡屡有串联动作，但主要运作范围仍在地方；国会内部虽有派系出身的议员组成次级团体，但规模和影响力都极有限。”48结果我们看到，国民党为自己过去的成功而尝到了现在的苦果。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国民党为了能继续握有权力，被迫向黑金靠拢。而像如竹联帮这样过去就和国民党有瓜葛的黑道组织，自然也就成为其竞选机器的一部分。另外国民党也可以利用其执政的资源优势来拉拢其他帮派，如前述罗福助就一直非常卖力地为国民党服务。在“胜选就是一切”的压力驱使下，只要这些人物能够认同国民党，而且有能力得以当选或帮助别人当选，国民党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位国民党总部的官员明确地这样说：“我们有自己的顾虑，我们也不想提名任何有黑道背景的人。然而假使我们提名一位形象清新却没有公众支持者的候选人，结果如何？那就是为何我们必须先评估这个人有无胜选的把握，先不去管他的犯罪记录。……我们知道如何去操作、如何去实行确保赢得各种地方选举的手法，所以才能继续在地方上保有强大的影响力。”49

这样说来，是否台湾黑金政治的出现就全是由国民党造成的呢？事实上，许多人都作如是观，这个问题也被公认为是让国民党最后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说法自然有其根据，如连当时作为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李登辉也为了选举而和黑道分子来往。50但是这种指责对于国民党并不完全公平。在这方面，我们也应当考虑其对手民进党的因素。民进党作为其组成一部分的是以前的地方派系，它们作为蒋经国本土替代政策的反对者而登场，被民进党所招徕。特别是曾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招降纳叛”的作法被公认为是他的拿手好戏。51这些地方势力前面业已指出了，它们中不少在蒋经国时代就已经和黑金有染，因此这些问题势必也会带入到民进党中来。而更重要的一面还是民进党行动上的的民粹主义性质，经常诉诸街头行动，这在最近几年已经为大家所非常熟悉。在最初时代，这种作法或许不失为一个对抗威权政府的手段，但是黑道卷入的问题从此也就不可避免。尽管民进党过去一再就黑金政治问题指责国民党，但是有许多事实都表明民进党自己也使用这种手法。一些学者指出，过去在竞选中，民进党经常动用黑道分子来骚扰对手的证见发表会、或造势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民进党行为的反应，国民党也被迫动用黑道分子来维持秩序。52 民进党与黑金的关系不仅基层有，高层也有，而且也相当公开。我们可以以陈水扁为例。陈过去当立法委员时，一次在立法院被罗福助诘问，你不是一样也接受我的钱财吗？结果陈水扁无言以对。另一个例子则是陈水扁当了“总统”之后的。在2003年松联帮前帮主王知强父亲的告别仪式上，以及另一位黑帮老大的丧父公祭中，都赫然见到陈水扁致赠的挽联，此外还有吕秀莲和行政院长游锡坤等人的。53由此也可见民进党卷入黑道的程度也很深。有学者甚至觉得，所谓黑金政治问题不过是民进党制造出来的竞选籍口，“基本上那是酸葡萄心理。在台湾，政治人物、商人及黑道份子都想在公共工程这块大饼中分一杯羹。2000年总统大选前，国民党和地方派系几乎瓜分所有的大饼，民进党连一小部块都抢不到，所以民进党就攻击国民党及地方派系是黑金政治的象征。假如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也会变得和国民党一样。事情就是这么简单。”54纵观民进当这几年来的表现，特别是2004年大选期间爆出的陈水扁夫人吴淑珍的经济丑闻，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考虑到国民党过去长期为执政党，所以它所负的责任可能还是要多一些。

在台湾选举中，尽管国、民两党在理念上针锋相对，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基层的拉票行为却又有高度的一致性。换言之，在基层拉票主要靠的是能不能找到好的桩脚，是关系、面子及利益等因素，而并不是候选人的政见。一位民进党县议员的助理解释，为什么候选人必须依赖桩脚买票：“候选人基本上得依赖桩脚赢得选举，假如你没有桩脚，一定不会当选。选民并不是喜欢特定候选人，而是给桩脚面子。”一位南台湾的资深记者也说，“票通常不是投给特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特定的桩脚。”55桩脚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但是其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在选前争夺桩脚就非常关键。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政治市场化的背景之下，投入选举的人数众多，绑桩者众，于是也带动价码节节上升。现在基层的工职竞选动辄就要几千万、甚至几亿，这样的价码已超出了传统派系所负担的能力。结果在饮鸩止渴的情况下，黑道势力被引入了桩脚脚动员系统。轻则要黑道去为绑桩或买票护航，重则人为制造进入选举买票市场的障碍，如请黑道势力以暴力方式阻绝其他候选人进入村庄邻里，使自己能够顺利地进行排他性的买票，以提高买票成功率。56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黑道人物或组织往往自己就是出色的桩脚。在九十年代初，这种情况就已经相当普遍。如在1993年彰化县长的竞选中，一位国民党的候选人因为一再遭到歹徒恐吓，被迫退出竞选。大家由此断定，“大哥不点头，政客也只得乖乖让路。”57

这些黑道势力最初被引入选举动员系统时，还是处于一种保驾护航的地位。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自己也逐渐熟悉了这种政治运作；而且由于担负拉票任务，使他们对自己的能量也开始有所了解。于是久而久之，黑道人物也学会了这一切，开始自己直接参与选举，担任公职。最初可能是其主人有了升迁机会，于是其留下来的位子就为黑道人物顺利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些公职本身也有着许多利益上的诱惑，黑道人物还可以借此而“漂白”自己。58受到这些诱惑，黑道人物、或者让自己的亲人纷纷参政，使得投入选战的黑道份子愈来愈多，层次也愈来愈高。从地方民代到立法委员，都出现了黑道人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再是黑道“保驾护航”，而直接就是黑道控制政治了。

黑道人物直接登上舞台虽然是比较晚的事，但迅速就显示出了其能量。在基层政治中他们的数量已经变得相当可观，在有的县（如嘉义）九成县议员都被认为是黑道。59而在另一个黑道政治严重的云林县，“一位云林人士自嘲说：天气一热，脱掉上衣，各民意机关一片„花衣服‟，有龙有凤，有玫瑰和忍字……有人问，云林的黑道势力为何会隐而不见，云林一位陈性地方人士说：„全部参政去了。‟”60他们有些人在地方上可以呼风唤雨，甚至让政府也无可奈何。例如曾担任台中县议长的颜清标，他本人及其家人都是公认的黑道人物。因为颜过去支持亲民党的宋楚瑜，在民进党上台后受到检控，被关押起来后又判了20年徒刑。他在狱中宣布参选2001年底的立委选举，尽管民进党竭力试图打压他，他照样高票当选。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颜当选的第二天，法务部长陈定南派人送了一幅“为民喉舌”的匾额给颜作为贺礼。民进党奈何不了他，最后还是将颜清标取保放了出来。61有很多江湖人物本人在竞选中甚至不需露脸，还有些在押的犯人由家人代选，都能轻松获得成功。62 陈国霖在对各县市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看法：“帮派成分已经接管了政治活动。”63当然，他说的是地方政治。至于“中央”一级，虽然也有黑道卷入，情况倒远没有那么严重。不过问题是，立法院的黑道比例虽小，但是影响却绝非地方人物可比。因为立法院作为立法机关，乃是制定法律的地方，现在居然也混入黑道，其后果更不容忽视。像罗福助那样的黑道人物一般是无党籍立委，但是在台湾朝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这些人人数虽不多，却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大作用，所以其影响也举足轻重。总之，种种情况都表明，台湾的黑金政治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非常惊人和世界罕见的。这样说绝非夸张。

黑金政治的实质与反思

如今台湾黑道人物在基层民代占据大半，这是否证明他们真的已经接管了政权呢？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确风光得很，有时候甚至政府也对他们无可奈何。然而实际上却并不全然如此。不少黑道人物参政的心路历程也能看出一些问题来，如曾任过高雄副议长之职的吴鹤松谈到自己参政的初衷，“没有当选议员前，我的弟弟不学好，交往了一些道上兄弟，惹出些事情后，就会找到民意代表出面关说。但是有的民意代表架子很大，竞选的时候好话说尽，当选之后却是气派十足爱理不理。……一些朋友说，既然我们经常要找议员说话，又要看他们的脸色，干吗不自己出来当民意代表？……我就是这种情形下出来竞选的。”64很多黑道政治人物都有过这样的例子。由此可见，尽管在政治上有某些利用价值，黑道人物还是很难完全改变其社会边缘角色的地位。黑金政治始终被主流媒体视为台湾政治的不幸或耻辱，而且各大政党在选举时也喜欢给对方贴上黑金的标签，借以打击对手。否则也就很难想象，这些竞选时好话说尽的民意代表在选上后却会对他们爱理不理。

自然也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政客为什么敢这样做，难道他们不怕黑道势力报复吗？在此想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首节已指出了台湾政权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准列宁主义性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过去的威权时代到今天的民进党政府，台湾政治体制的特性在转型过程中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这一点却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行政权的独大与缺乏制约性，而司法权却相对偏弱，但颇具讽刺性的是，这一体制并未随着民主转型而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如2004年大选期间发生的枪击事件，虽然疑点重重，但却很难进行公正的司法调查。虽然不能肯定此事是否为陈水扁本人所为，但从中透露出来的讯息是：即便有人真的这样做了，也无法得到正当调查。这显然也和台湾政治体制的缺失有关。

这一点在台湾的“扫黑”体制上也反映出来。台湾打击犯罪的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可以归结为：以“严打”为核心的反复的政治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政治运动，是因为它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特别表现为绕过正常司法程序、甚至不要证据就办案；还表现在经常定下各种硬性的指标，如必须抓获多少人等等，这也使得警察鼓励告密、甚至捕风捉影等行为。这些都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运动扩大化的现象。如蒋经国后期的“一清”专案运动，事后一高阶警官承认，在1984年底之前逮捕的嫌疑犯，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跟监及嵬证，但之后逮捕的上千名罪犯，则没有充分的时间或能力去嵬集他们的罪证。65这类现象并未随着台湾的民主转型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几乎每隔几年就来一次比较大的运动。如前述曾揭露黑道严重渗透台湾政治的法务部长廖正豪，为此而发动了一场“治平”专案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在打击犯罪方面也有成效，但是许多人也质疑廖是籍此作秀，是捞取个人声望的政客行为。有立委批评，他的政策基本上是以非法手段来打击所谓的罪犯，这如何使人心服？66民进党上台后也是如此，陈水扁高喊要严办一批人，这种不去嵬集证据、只搞政治运动的做法，同样引起了基层司法人员的极大反感。67在政治运动、硬性指标等的压力下，经常造成警察的滥捕行为，连罗福助这样的人也说：“台湾的乱源在哪里？大家都太功利了，为了邀功可以逼出十大枪击要犯，本来只是一个小案，后来却逼得这些人走向不归路，也制造了社会的不安。”68

在大陆，这种搞硬性指标的政治运动曾被认为是左倾的产物，不过从台湾的例子我们倒可以看到两岸政治文化的相似性，或许这其中有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源吧。但无论如何，这些现象都表明了，在台湾的政治架构中，行政力量是独大的，这一情况并未随着民主化和政党轮替而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反过来说，就是黑道力量尽管表面上非常喧嚣，但实质上他们仍是政治权力场中的弱势群体。很多现象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台湾的黑、金、政客相勾结的体制中，黑道势力虽然经常冲锋陷阵在第一线，但最后分赃时他们却得不到大头，反倒一旦出了问题，往往成为替死鬼。董念台是一位推动受刑人权益的出狱人，他说：“最令我感到憎恶的人，使那些曾经利用黑道分子，到最后又反过来指责他们的白道人物。这些白道人物靠黑道份子解决财务纷争、竞选和做一些肮脏的事，但当白道人物要为犯罪问题寻找替罪羊的时候，第一个指责的就是黑道人士。我认为对黑道严厉指责，对白道宽容以待，这样是不公平的。”69

一名台北市议员也有相近的看法，“事实上，黑道不是主要问题，反而那些财团才是问题。很多有钱的生意人利用帮派分子拓展生意……甚至想独占某些市场。当然，帮派分子可因为这些有势力的生意人合作而得到一些回报，但是一旦发生问题，帮派分子就会成为替死鬼。”70在政坛上如果遇到政府换届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如那位曾自诩“那个有我这样的气魄”的罗福助，过去一直是国民党的死忠派，但是在民进党上台后好日子就到头了。2001年警方准备提报罗为流氓，罗福助听到风声，吓得仓皇出逃香港，此后几个月不敢回台，其间还几次透过媒体公开喊冤。71 由此也可以看出黑道与政府的实力对比如何。

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黑道势力是权力场中的弱势群体，那为何今天台湾的黑金政治又会如此触目惊心呢？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政府的“选择性扫黑”上。换而言之，黑金政治猖獗的实质不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因为在过去这些年中，黑道势力与政商介入之深，使得政府不愿意牵一发而动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扫黑运动都是有选择性的，主要是针对不听自己话的那些黑道。由于台湾政党轮替的结果，政党间互相的攻击与揭发使得这些过去属于机密的问题更容易为人所知。如民进党上台后，法务部长陈定南就暴料，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国民党曾派人找竹联、四海等外省帮派助选，遭拒后（因为他们选择了新党），1997年就开始秋后算账，扫黑对象就扫定不肯帮忙的这些帮派。72民进党的例子除了罗福助，还有前述与宋楚瑜的关系密切的颜清标，后者虽然最后因证据不足而被假释，但是很明显，颜之所以能躲过这一劫，关键还是因为他选上了立委，假如他落选了，那这场牢狱恐怕坐定了。但是民进党在打击其所谓黑金政治时，得益最大的恐怕还是与它关系密切的势力，于是许多人开始批评民进党又制造了新的“白金政治”。73 正因为此，在台湾同样也有许多人认为黑金政治问题并不是台湾最严重的政治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黑金政治的发展，并渗入社会重要部门，白道和灰道（指身份模糊者）远比黑道占有更重要的角色。一位前新党立委这样说：“台湾的黑金政治并不如民众所想象的那样严重。……民众常说有黑道立委，但他们并不是立法院内最糟糕的人；其实，以其他立委，以〇〇〇为例（国民党籍立委，不被外界认为是黑社会分子），他才是大家公认最卑鄙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个流氓立委，或是比流氓更恶劣的人。事实上，那些正在毁灭台湾的人并不是黑道份子，而是贪污的官员、贪婪的商人和像李登辉那样的人。”74有着类似看法的人不少。甚至连在台湾政界深具“清流”形象，一向反对黑金政治不遗余力的李远哲也承认，台湾黑道份子的影响比不过白道，贪官污吏之害远甚于此，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原因。75 由此可见，台湾黑金政治的发展虽然确实令人不安，但是它的实际影响并不是最大的。在一个列宁主义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其过去的政治结构并不会随着民主转型而简单地消弱，台湾黑金政治的横行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台湾仍然是一个行政官僚主导型的社会。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在其它列宁主义式政权转型的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如俄罗斯的寡头，过去曾被认为是掌控着俄政坛，但是普京上台后，这些过去风云一时的人物逃亡的逃亡、下狱的下狱，很快便失势。而普京的重要权力基础公认是过去苏联时代的行政官僚、特别是安全部门的官员（这点当然和普京的个人经历有关）。76 但是前面也曾指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世界各国与地区中，没有一个能像台湾这样黑道份子走向政治前台，出现黑、金、政客三位一体的现象。这给台湾政坛带来的负面现象、特别是严重的政治暴力与流血事件是不容回避的。但是毕竟，在民主政治下政治人物的上台是经过选票遴选的，那些黑道出身的政客归根到底还是由台湾民众自己选出来的。这样说来，黑金政治的泛滥是否也意味着台湾民众素质低劣、不可救药呢？如果并非如此，那么黑道当政是否又意味着它并非一种绝对的恶，甚或其中也包含了某些合理的成分呢？这样的话，是否意味着人们现今对它的渲染在许多方面其实是过于夸大了？看来这个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在此需要对黑金政治的实质作某些定性。

台湾不少人将李登辉讥为“黑金教父”，他却为自己辩解说，“如果选民要选流氓，那政府也没有办法。”77这话虽然颇有些无赖，但至少也反映了一定的实情。不过问题是，为何选民非要选“流氓”，而不选大家心目中的“正派人士”？一般的看法是，这些人不仅有钱，还有暴力作为后盾，选民不敢不投给他们；民进党则经常把问题怪罪于国民党的人为操纵。这些应该也包含了一部分实情，但是否就全然如此呢？陈国霖在台湾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却并不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我们可看一下其中一些例子：78 一位嘉义的计程车司机谈到什么是“理想的”政治人物，“一位好的民意代表是，当我需要他帮忙时，他可以迅速地处理。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民意代表不会把我们的请求放在一边。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黑道兄弟。大部分的民意代表，尤其是黑道出身的民意代表都知道如何给予选民最好的„服务‟，也就是要对选民„好‟。”

一位熟悉地方政治的兄弟的看法：“那些当上民意代表的兄弟，都是些喜欢整天跑来跑去帮忙乡里的人。他们都是乐于服务老百姓的人。如果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出来选公职，哪怕是选最基层的民代，我想他都不会当选。因为他不会好好为他的选民服务，而且他也不懂得如何服务。”

一位嘉义的角头说：“不是仗着你有钱就能当选，如果你是下流卑鄙的兄弟，那也不会当选。”一位警察局的官员说：“大部分的黑道民代在做人方面是非常阿沙力的，而且非常好相处，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大哥。”

一位在台中的警官也有一致的看法：“在台湾西部沿岸一带……有许多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当然这些民代对于他们的选民都提供很好的服务。只要他们答应要帮忙的一定做得到。至于这些民代涉及包娼、包赌及围标等各类型的非法活动，大部分的选民是不在乎的。只要黑道政治人物帮助民众，人民一样会把票投给他们的。”

一位台大专门研究黑社会的学者如是说：“就地方民众而言，公平正义、身份地位和忠诚都非常重要，黑道民意代表也都花心思在这些价值上，因此会受到民众喜爱。黑道民意代表不会侵害他的选民，也不会在自己的选区内搞非法活动。事实上，他们反而积极无私地为选民的福祉战斗，特别是争取中央政府对地方建设的重视。”

一位刑事警官认为：“在台湾黑道分子是最值得信赖的仲裁者，如果有人和觉得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可以请角头帮忙主持正义。为了回报角头，居民自然会把票投给角头支持的候选人。在下一次竞选时，如果这些角头亲自参选，就算是没有贿选，这些居民也会把票投给角头。这些角头对他们的选民非常亲切和蔼，只有对外人才会粗暴无礼。这些角头会尽可能地做一些有益于社区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就算大家知道这些人是黑道分子，仍然会把票投给他们。”

一位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工这样说，“你不能用美国人或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地方政治。如果他们说话及行为像学者，那么铁定落选，这些低教育程度的民众是不会投票给他们的。假如他们不像农民劳工一般喝酒、嚼槟榔、满口三字经和脏话，是不会被认同的。他们可能在外面作了许多肮脏的事情，但是对他们的选民非常好。” 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如赵永茂指出，黑道经常以下几方面满足选民：

一、帮选民找工作；

二、调解仲裁世俗纠纷，例如当先生殴打妻子时，黑道民意代表会命令手下修理这个先生；

三、会帮助市井小民说情或托关系；

四、常会积极改善附近的街道及寺庙。79除了上述“优点”，黑道分子在用钱方面也很慷慨，且能将有限的金钱发挥最大效益。换言之，黑道政客虽然也花钱，但“他们花的金额绝对比那些职业性的政治人物来得底，而且花的方向也不会全部拿来买票。他们的钱大部分用在没有底线的应酬，以及整日为他们跑腿的拉票的小兄弟身上。另外还有一部分钱则投在公共建设上，哪条巷弄的公共设施损坏了，只要被候选大哥发现了，一定会在几天内花钱修好，这种作法很容易讨好选民。”80

由上面可以看出，那些黑道政客尽管也有其缺点，但他们同样也有能为地方选民接受的许多优点。在这方面，台湾选民绝对不是傻瓜，恰恰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这些黑道人物才会在选举中上台。当然，对这种“利益”的理解也体现出了很多中国特色，如人情、面子等因素。如云林县出身黑道的张荣味在1999年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县长，受到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党的联合夹击，尤其是民进党以反黑为宣传口号，对其攻击不遗余力，但张荣味还是当选了。失败后的民进党也不得不承认：“张荣味顺利当选县长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做人。因此有很多桩脚都愿意为他卖命、拉票，有些人甚至自掏腰包来帮张荣味竞选。例如某位云林商人到大陆投资失败、破产后返回台湾，他身边的朋友或亲人没有半个人愿意伸出援手，张荣味知道后立刻就拿三百万元出来资助他。假如张荣味一年可以赚三亿，那么他大概要花六亿，因为对他来说，成为政治人物的另一面就是意味着赔钱。”81

这样看来，黑道当政并非绝对的恶；相反，许多并非黑道的政客在做人方面往往还不如他们。如以前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由于拥有体制内的优势，往往官僚气十足，缺乏为民服务的意识。毫无疑问的，这些通过正规体制培养出来的官员文化层次要更高，行为举止也更符合主流社会的标准，但他们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关心民众利益。在民主政治下，民众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非动听的口号、或风度、学识这些外在的东西。黑道人物往往出身社会底层，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多机会理解底层民众的诉求，如果他们有为民众服务的意愿，那就更可能被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台湾地方民代黑道出身者能占据大半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党国体制人才培养的失败，也证明了台湾基层社会在准列宁主义统治下社会原子化、缺乏认同感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前面笔者一再强调，不应高估之前那些所谓地方派系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出身社会边缘的黑道人物能在政治上获得如此成功，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台湾基层社会有很深的原子化倾向。换而言之，在一个基层呈现“原子化”的社会，我们看到，一定程度上，这些黑道人物倒是扮演了某种整合的角色。通过选举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服务，他们也使得其选区内的民众获得了一种次级“共同体”的认同度。不过这种共同体感只是次级的，因为其并未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

如果将以上特征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的话，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些特征与台湾过去政权体制之间的关系。本文一开头就提到了台湾与韩国在转型期间的差异性问题，因此在最后还想就此问题也做一比较。不过考察一下两地过去的情况，还可以发现尽管同为威权统治的政权，但还是有所不同。台湾是由一个准列宁主义政党主导的党国体制，而韩国则大部分时间里为军人独裁，政府为官僚主导型。在基层政治方面，台湾自光复后，实行了大约四十年的基层选举；而韩国自建国以来，除了短暂的例外，几十年间一直没有任何地方选举，所有官员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虽然南韩宪法中也有地方自治的条款，但是军政权借口要等到统一之后才能实行，因此形同虚设。82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黑金政治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由民主选举引起的，那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与实行了四十年基层选举试验的台湾相比，几十年未有任何基层选举的南韩在突然启动民主化转型之后，将会落入更加糟糕的状况之中。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在转型过程中，台湾黑金政治的猖獗可谓举世罕见，而韩国反倒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可见用民主选举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因此有必要对两地的基层政治结构之特征作一比较。台湾的情况，前面已经阐述得比较清楚了，这里再看一下韩国的情况。

著名的韩国研究权威服部民夫将韩国政治结构的重要基础归纳为“人际关系网络”，而非政治理念。83这种网络关系的基础性社会集团乃是家族与宗族，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以婚姻为基础的次级血统联合。地缘是基础性社会集团的第二个延伸，而学缘（同窗关系）则是第三个延伸。服部民夫指出，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构成了从朝鲜王朝时代直到当代韩国政治的政治（社会）基本结构。84可以看出，这种网络关系具有典型的儒教国家的特征。这种政治结构在地方上构成了由若干精英人物为核心的士林政治，而在上层则形成为以此为基础的朋党政治。85应当说这不仅是韩国、也是一切儒教国家共有的政治结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政治转型之后，这种由若干精英人士为核心、人际网络关系为支配方式的地方政治特征不但没有变弱，反而有强化之嫌。86这一点正是它和台湾不同的地方。美国学者亨德森把朝鲜民族的特性概述为，种族的单一性和文化的同质性，而这样的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组成的，而个体与王权之间不存在中间团体。87本文前面业已指出，这其实是东亚儒教国家所共有的特征。不过如果我们将韩国与台湾的情况作一比较的话，又可以发现台湾的社会原子化程度要超过韩国，其现实表现就是黑金政治存在的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起因首先和两地威权政府统治的差异有关，在台湾，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是对基层社会具有高度穿透力的列宁主义党国体制。而韩国的军政府统治虽然也是非常独裁的，但是在对基层政治的影响上却不同。由于没有“党”这一因素的存在，军政府对民间社会的穿透只能通过对国家行政部门的掌握，以行政压制的手段来进行。88可以看出，军政府的压制性统治只是追求对民间社会的稳定控制，而并不追求对其进行改造。由于这一点，在现代韩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中，传统的精英主义形式得到了保留。亨德森指出韩国政治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是有力量的个体居于中心，而其他的机会主义个体则如同相互置换的分子，以漩涡的方式被中心吸纳或抛出。89这一点在今天还表现为韩国政党政治的不发达，所谓政党其实基本上是围绕某些特定的精英个人展开的，因此这些精英也常常根据需要重建新的政党。90 从实际运作来看，台湾的党国体制除了同样具备上述行政支配方式之外，还多了一层政党动员的支配形式，这种支配形式不仅是压制性的，而且还着眼于基层社会的改造，这是韩国所无的。正因为如此，儒教传统政治的特征在这一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下被严重削弱，当前台湾黑道人物占据了地方政治核心的现象可以视为其极端表象。这些黑道人物过去都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物，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某种成功主要并不是靠其威望或专业素质（事实上他们也无法获得这些资源），而是靠其丰富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及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但是即便如此，黑道在台湾政治中的所谓“协调”仍带有严重的暴力背景，这也是今日台湾政治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之一。

而且另一方面，虽然黑道政治人物有如前述对选民“很好”的事实，但这毕竟是建立在患有“政治冷漠症”的民众基础上的。一旦其他人对其有所批评，情况可能就不同了。如以曾担任过屏东县议长的郑太吉（国民党籍）为例，当地警察这样说：91“根本没有人胆敢向他挑战，假如民进党议员在议会中质询他，他只要向手下做个手势，他们就会将这位爱找碴的县议员拖倒议长办公室内毒打一顿。被打之后，这个议员回到议场就不会再说什么话了。”

郑手下还有两个臭名昭著的团体：“棒球队”和“白布鞋队”。前者由一群手持球棒的恶棍组成，专在选举期间用来对付其政敌和不友好的媒体；而后者则用于维持一些政治性场合的会场秩序。这也是台湾地方政坛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更为恶性的血案也不少见，尤其是1996年的桃园县长刘邦友惨遭灭门案，堪称最为重大的一起黑道政治事件，起因也和刘推动扫黑有关。92而韩国政坛中，关系政治与勾心斗角的朋党政治虽然也并非理想的政治形态，虽然也遭人批评，但是毕竟不像台湾那样出现暴力政治横行的恶劣倾向。就此而言，韩国比台湾的现状还算要好一些。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黑道人物绝不能看作台湾地方精英人物的代表，毋宁说在台湾的地方社会结构中，根本就没有具有普遍性的整合精英力量。黑金政治的泛滥本身就是台湾基层社会高度原子化的象征。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黑社会主要是依靠江湖义气之类的纽带来维系，但是在今天高度商业化的时代里，黑社会本身的共同体意识也发生了变化。陈国霖所做的实地调查表明，诸如忠贞、勇气、信任等传统帮派价值观业已式微，现在的台湾黑社会只重视金钱。过去，小弟尊重他们的大哥，而现在后者如果不能符合前者的金钱要求，就可能被杀害。93古人云，盗亦有道；而今天却是盗亦无道，这可能是比黑金政治当道本身还要更可怕的事情。

而在韩国的地方社会结构中，除了政治上精英人物外，宗教团体的影响也很活跃。如基督教公认在韩国近代的转型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韩国学者将宗教的社会作用总结为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社会变动等功能。而自1960年代以来，韩国基督教在社会整合和社会批判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立共同意识的社会整合方面，主要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教会履行了这一功能。“当时急速的经济开发引起人们精神价值的混乱及身心疲惫，而急速的城市化使得他们俩离开农村的共同体。教会发挥祭司功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安慰以及新的共同体。”94基督教在现代韩国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截止八十年代，新教徒人数已占韩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天主教徒人数则排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之后，列世界第四位。95宗教共同体居这样高的比例，对于韩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性无疑是由很大帮助的。而在台湾党国体制下，宗教共同体却无法得到这样的发展。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儒教共同体的发展。尽管中国是儒教的发源地，但是今天却是韩国被称为儒教的“活化石”。通过大量前往韩国旅游或采访的人的记述，我们已经对韩国儒教共同体的活动情况有所了解。96反倒是在中国，无论是海峡两岸这样的共同体都早不复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国民党还一直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的话，这的确令人汗颜。97 由上可以看出，与一般的威权统治相比，列宁主义式的党国体制对民间社会的穿透性要强有力得多。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两种体制何者更佳，党国体制在社会稳定性上要强得多，与多次发生军事政变的韩国相比，台湾在威权时代的政局过渡要平稳得多。但是到了政治转型时期，军事统治由于较多地保留过去的精英圈，反倒要更温和一些，而台湾的党国体制却要更为僵硬和缺乏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台湾党国体制过去的成功造就了它今日的困境。

结语

本文上面分析了台湾黑金政治的起源及其性质，并指出了它实际上是和台湾的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缺失有关。换而言之，台湾的党国体制既不是一般的威权体制，又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体制，这造成了它的基层社会既是原子化的，但又不能完全实现从国家到个人的垂直控制。而黑金政治正是从这种社会结构的断裂当中破土而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大陆的社会发展也有这方面的趋势。如若林正丈即指出，和以前相比较，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与台湾的“较有相似的可能性”。98而事实上由于过去比较彻底的列宁主义体制，今日的大陆农村社会结构无疑要更为原子化。如国内专门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就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已经原子化的村民的选举较台湾更容易受黑金势力的侵蚀。”99对于我们思考目前的基层选举改革的问题，这些无疑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

而且另一方面，黑道势力当政是否就必然比党国官僚当政更加糟糕呢？至少从台湾的事实来看的话，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尤其还要看到，列宁主义式国家的行政力量是远远大于其他社会集团的，黑金势力表面的兴盛并不代表它的实质力量。就如台湾的例子所显示的，政府如果真想处理他们的话，这些人甚至连招架之功都没有。黑金政治的泛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大到无人可以控制地方，而是恰恰是由于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与人为纵容的结果。就此而言，基层社会原子化只是出现黑金政治的必要条件；但其充分条件则为国家权力的包庇与纵容，在台湾表现为政党间民粹式的恶性斗争。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目前的黑金政治或许也可看作是走向一个更成熟的民主社会的过渡阶段。而台湾政府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它应该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参见《政府与台湾的经济发展》，载丁庭宇, 马康庄 主编，《台湾社会变迁的经验：一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台北：巨流，1986），页93。参见Cheng Tun-jen,‚Democratis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World Politics(1989),XLI-4.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有的地方也直接以‚列宁主义体制‛称之。蒋永敬，《国民党兴衰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页16-7。同上，页120。在整个过程中，鲍罗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说服技巧。该书第二章根据新材料，对孙与苏俄接触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重构。这些档案材料中国大陆也出了，收入中共中央党史硏究室第一硏究部 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1997）。同上，页114。同上，页121。鲍甚至在背后谩骂孙，‚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页127）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显示，蒋在苏期间，因蒙古独立问题而与共产党人发生严重冲突，双方差一点打起来。蒋回来后也大发牢骚，‚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参见同上书，页97-9。参见Lloyd E.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18.9 对此可参见宋春、于文藻 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第一章第二节。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赖香吟 译（台北：远流，1998），页35。龚宜君，《‚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改造后国民党政权社会基础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香，1998），页21。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洪金珠、许佩贤 译（台北：月旦，1994）页93；96；114。同上，页91。倪炎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德民主化历程》（台北：月旦，1995），页104。参见Wu Nai-teh,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Ph.D Thesis,Dept.of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Chicago,1987)。此处转引自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页41。参见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载其《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龚宜君，《‚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页24-6。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页112-3。龚宜君，《‚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页57；69。参见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第三章第二节之介绍。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2001），页180。同上，页177-8。董翔飞，《台湾省县市政府组织之研究》（台北：嘉新，1973），页126。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页184。吴文程，《台湾的民主转型：从权威型的党国体系到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台北：时英，1996），页100。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页193-5。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页180-1。当然，为了能够扩大基层的认受度，在初期国民党对这种行为也往往纵容之。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台北：商周，2004），页20-1。见〈廖正豪提出警讯：扫黑若不彻底，台湾将变西西里〉，载台湾《联合报》（1996年11月17日），页3。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117。31 ‚Mining for‘Black Gold’,‛Taipei Times(April 23,2000),p.9.32 见〈罗福助咆哮：猫不在老鼠就作怪〉，载台湾《中国时报》（2001年10月4日），页3。

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181-2。

参见赵永茂，〈台湾地方黑道之形成背景及其与选举之关系〉，载《理论与政策》第七卷第2期（1993），页20-34。

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30-1。

同上，页39-40。

参见同上，页39-52。

参见同上，页45。

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页207。

黄光国，〈斩断民代、情治人员和黑金的三角关系〉，载台湾《联合月刊》第41期（1984年12月），页23。

见〈议会龙头有角也有头？〉，载台湾《时报周刊》第880期（1995），页41-2。

对于这方面的具体运作的一个实例考察，可以参见周素卿、陈东升，〈基层选举下的地方政治与经济利益〉，载陈明通、郑永年 主编，《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台北：月旦，1998），页71-126。

参见朱云汉，〈从党国体制到支配性一党体制〉，载同上书，页270-3。

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页229。在此情况下，任何搞‚小组织‛的行为都会受到弹压。例如与李登辉同辈的本省籍干部林洋港，有着长期地方历练，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因为被蒋经国怀疑搞小组织，加以冷冻起来。反倒是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登辉，因为没有自己的班底，而受到蒋经国的不次拔擢。见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页169。

吴文程，《台湾的民主转型》，页150。在1983年时，本省人党员已占70%。

龚宜君，《‚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页223-5。

参见陈明通、林继文，〈台湾地方选举的起源与国家社会关系转变〉，载《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页26。

同上，页26-7。

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197。

参见王振寰，《谁统治台湾？》（台北：巨流，1996）。

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页245。

王金寿，〈国民党候选人买票机器的建立与运作：一九九三风芒县长选举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政治学刊》第2期（1997），页5。53 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240；334。

同上，页240-1。

参见同上，页210。

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页242。

李文邦，〈大哥不点头，政客也只得乖乖让路〉，载台湾《新新闻》第340期（1993），页74。

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页243。

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145-6。

蒋真华、葛树人，〈黑枪给台西政坛一个大教‚训‛〉，载台湾《时报周刊》第817期（1993），页43。

参见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130-1。

同上，页199。

同上，页235。

赵慕嵩，〈一清大哥看管警察的荷包：兄弟保驾，议堂分高下，有了选票，前科不计较〉，载台湾《时报周刊》第628期（1990），页48。

参见陈季芳，〈第二次撒网捕‚鲈鳗‛〉，载《时报周刊》第477期（1987），页42-3。

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266-7。

郭子弘，〈扫黑金，搞誓师，基层感冒〉，载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7月15日），页8。

邓至杰，〈焦点人物现身：立委罗福助说法：什么是黑道！〉，载《时报周刊》第988期（1996），页51。

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336。

参见同上，页113。

同上，页178。

参见〈陈定南开讲，掀帮派与政治黑幕〉，载台湾《世界日报》（2000年11月7日），A4。

参见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276。

同上，页335。

参见同上，页242-3；335-6。76 参见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C.Kuchins）主编，《俄罗斯在崛起吗？》，沈建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第三、四章。

见〈选流氓〉，载台湾《世界日报》（1999年6月27日），A6。

以上可以参见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199-207。

参见赵永茂，《台湾地方政治的变迁与特质》（台北：翰芦图书，1998）。

赵慕嵩〈黑色这条路，漂白有好处〉，载台湾《时报周刊》第838期（1994），页42。

参见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141-4。

参见毛寿龙 等编译，《新兴现代化国家行政改革研究》（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页264-9。

参见服部民夫，《韩国：人脉与政治文化》，李明峻 译（台北：月旦，1994），页27。

参见同上书之〈终章〉。

参见赵虎吉，《解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现代化与权威主义：韩国现代政治发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页32-4。

参见服部民夫，《韩国：人脉与政治文化》，页278。

参见George Henderson,Korea:Politics of Vertex(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倪炎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页131。

Henderson,Korea:Politics of Vertex,p.361.90 参见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186。

参见陈国霖，《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页163。

丹尼•罗伊（Denny Roy），《台湾政治史》，何振盛、杜嘉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页276。

参见同上，页61。

参见任成彬，〈关于基督教与韩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思考――以现代化过程为中心〉，洪军 译，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243；247。

参见张广智，〈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讨论中心〉，载《韩国研究论丛》第六辑，页210。

如可以参见方毓强，《发现韩国：一名中国记者的人文观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页60-73。

笔者2005年曾听过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的一次演讲，他认为当代在儒学发展方面做得最好的首推韩国、再次日本，然后依次是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可见，过去一直标榜继承与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在这方面其实连作了一百多年殖民地的香港都不如，这真是极具讽刺意味。98 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页43。

见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94。

第三篇：贪官与情妇

贪官与情妇

要说贪官与情妇本是天生一对，一个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一个用自己的身体来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表面上看起一个是披着“官服”的官人，一个是戴着“良家”的妇女，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嫖客与妓女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每回看到贪官落马，人们皆痛恨不已，但过后又能如何，对于我等小民来说，也不过是骂骂落马的贪官过过嘴瘾罢了，而现在在任的贪官，又有几人敢站出来揭发的呢？共产党的宗旨是让人民当家做主人，但现今我们看到的社会又是什么呢？人民真的能当家做主吗？

一直以来，在中国官场有这样一句话：“贪官倒了，情妇不倒”而更多的时候“情妇”反水，还是中国反腐的功臣，还可能被冠以“巾帼英雄”的称号，但事实上贪官之所以贪婪，很大的程度上是要满足情妇的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而一步步迈向深渊！

贪官倒了，情妇不倒，一直就是中国官场的怪现象之一，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其中的玄妙之处自然是很多的。要知道，做为贪官的情妇，她们往往是“精明”之人，她们并不会把自己压在一个贪官的身上，而放弃更多更大的贪官，她们便像吸血虫一样，当一个人的鲜血被吸的差不多的时候，很可能便在攀上另一高枝，继续发扬自身“妓女”的本色！因此，很多情妇在贪官倒下之后，她们一样还能在官场上挺立，原因她们已找到更大的贪官做为保护伞！为此，贪官们的公共情妇也就诞生了。

人们很多的时候，都认为“情妇”是弱者，那是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她们是女性，事实上，情妇的贪婪往往比贪官更甚，一些情妇为了能当某贪官的情妇，往往是抛夫弃子，与社会来说，破坏和谐，与家庭来说，毁夫害子，这样的人心是何其毒也！所以我们不要小瞧情妇的力量，一般肯当贪官的情妇的女人，她们往往会借用贪官的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如若，她们在官场，便会很快得到提拔，如若在商场，她们便很快成为富婆，这并非是她们的个人能力了得，完全是借用权力用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多的时候，民众对于这样的人是痛恨，但碍于对权力的畏惧，多数人忍了下来！这便是中国贪官与情妇相结合，在官场和商场屡屡成功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