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部分地区可推行公车装GPS遏制腐败

第一篇：时事政治：部分地区可推行公车装GPS遏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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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部分地区可推行公车装GPS遏制腐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中纪委办公厅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公车治理的建议时，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此外，在全国实行公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

公车私用浪费惊人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的建议》，针对老百姓反映较多的公车腐败问题提出了“公车统一标识”“强化监督”“加大惩戒力度”“推进公车改革”等具体建议。

近期，中纪委对上述建议进行了答复。答复中称，中央从2011年4月起开展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成立了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14个单位参加的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已处理违规车辆19.96万辆。

同时，中纪委也在答复中承认：由于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的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车私用等问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依然存在，其危害巨大：从经济角度来说，公车私用浪费触目惊心;从干部成长角度来说，公车私用滋生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

推行GPS定位制度

中纪委称，下一步，将督促各地区各部门严格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严格购置和运行经费预算管理，实行公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严格实施使用登记和公示、配备更新及使用情况统计报告等制度。

此外，中纪委称，将探索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制度，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中纪委同时表示，将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加大惩戒力度，对顶风违纪等典型案件，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并加大公开通报和曝光力度。

此外，中纪委将总结一些地方公务用车改革的做法和经验，认真进行研究论证，制定出台有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科学制定改革方案，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稳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而从源头上治理“车轮上的腐败”。

>>现状

装GPS一辆车年省5000元

据统计，广东、甘肃、湖南、四川等省份已建立了公务用车GPS定位制度。

广州市从2011年起开始试点公车加装GPS。据广州市纪委公布的数据，按每年每车减少5000公里节省5000元计算，全市已安装GPS的8491辆车每年节省费用约合计人民币4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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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2005年起，宁夏、湖北、江苏、山东、云南、新疆等十多个省份已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不少省份对公务车标识的外观、张贴位置等进行了统一规定，并要求所有公务用车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

多数省份规定把标识贴在公务车前后挡风玻璃上，标识多采用黄、红、蓝等颜色，较为醒目，除“公务车”字样外，还多印有公务车单位名称、举报电话、廉政标语等。广东省惠州市则直接把公务车相关信息及举报电话“喷”在车上。

>>质疑

GPS投入和产出是否划算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政务学院副院长倪星说，近些年来，我国的公车改革主要有两种模式。2004年以前主要采取的模式是：取消公车，改为货币补贴。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一劳永逸，但也带来相关问题：

很多人质疑公车补贴变成个人待遇了，另外一方面很多地方的“车补”标准很高，导致老百姓的意见很大。

针对以上弊端，近几年中国开始推行第二种新模式，即公车统一标识，加装GPS模式。这种模式回避了“车补”带来的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以广州为例，近万辆公务用车装GPS设备的费用，加上设备维修等费用，这些费用累积在一起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因此要考虑是否造成“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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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时事政治：治理“公车腐败”减少数量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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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治理“公车腐败”减少数量是根本

经公开拍卖等方式的改革，柳州柳南区不仅节约了大量财政资金，还去除了公车的特权，不失为治理“公车腐败”的好办法。

公车数量庞大，不仅让财政资金难堪重负，还频发“车轮腐败”现象，群众反映强烈。不难发现，由于公车问题广受诟病，很多地方加强了监督和管理，节假日“封车”、安装G PS定位，采取“统一标识、统一停放、统一加油、统一维修”等，但公车私用、违规乱停乱放、酒后开车和交通肇事等现象仍时有发生。除此之外，公车每年油耗、维修、保险等运行费用，加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不仅如此，一些公务用车自恃“官车”身份，视交通违法为无物，开“霸道车”“霸王车”现象屡见不鲜。湖南省某单位一公务用车近期就被曝违章高达67次。这些行为，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疏远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实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变“公车公用”为“私车公用公补”，对公车运行费用进行“总量控制，按公务量大小对公务人员进行补贴，不仅摆脱了对公车进行“过程管理”存在的诸多麻烦，改变了单位为交通违法行为“兜底”的现状，还有效地去除了附着在公车上的某种特权，解决了公车管理长久以来存在的管理体制不顺、主体不明、责任不清等问题，从而达到节约财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抵制不正之风、提升机关效能的效果。

解决公车问题，完善和强化各种监督管理固然是方法之一，但改革公车制度，减少公务用车数量，变“公车公用”为“私车公用公补”或许才是治本之道。然而，推进公车制度改革，一直“雷声大雨点小”，相关部门应破除特权思想，在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中，充分论证、制定科学合理的公车改革方案，推进这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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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俞可平·只有通过政改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人民日报-俞可平：只有通过政改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2012年11月22日

本报评论部：我们时代最需要凝聚什么样的共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优先排列顺序。作为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治理的政治学者，您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俞可平：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共识，这个问题非常好，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交流。我认为，首先是改革共识。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挑战，任何否定改革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但还需认识到，改革需要向纵深推进，更加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本报评论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把公平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一个重点。俞可平：我对此也很高兴。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更好实现公平正义，使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之路。

第二个共识，是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当然，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并未定型，还有许多挑战，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第三个共识，关于社会稳定。对处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稳定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稳定观，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努力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推进民主法治，扩大参与权利，既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增进共识，从善于倾听不同声音、协调各方利益开始

本报评论部：当下中国，价值观日趋多元，不同的声音、个性的表达丰富多样。有人说，多元乃繁荣之本，也有人说，多元会影响社会团结，进而影响一些改革举措。您的看法呢？俞可平：观点多元甚至分歧冲突，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很正常，正确加以引导，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更好变革的动力。

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迅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同时，利益分化也随之出现。他们各有自己的价值观，也需要有参与的渠道，从各自的角度影响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无权垄断真理，而应当更多倾听各种不同的社会声音。

本报评论部：去年，我们撰写的评论部文章里就提出一个观点，面对不同声音、不同心态，不仅要有包容心态，还要善于倾听沉没的声音。只有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团结，才能更好推动改革。

俞可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和群体的正当诉求还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同一个重大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看法。

因此，应该着力于畅通利益表达机制，让不同的声音有合法的表达渠道。要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只有在不同声音碰撞、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社会共识。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缩小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

而也使社会共识最大化。

民主与法治需要进一步推进。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合法的制度管道，使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都有权利和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公正地体现各个不同群体的利益。而法治则保证各个不同群体和个人在追求不同利益时有规可循，不致因利益冲突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也因此，政策的制定应当更加突出公共利益。特别是掌握权力的各级决策者，一定要把增加公共利益作为其首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且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做保障。

警惕极端思潮、僵化教条破坏社会共识

本报评论部：观察影响共识凝聚的原因，既有转型期价值多元带来的纷扰，也有贫富差距过大、公信力下降等原因。从您的观察研究看，当前应从哪里突破才有力、有效？

俞可平：前面说到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健全，是一个突破口。另外，还要解决好诚信问题。当下我国社会诚信流失严重，首先体现在政府的公信力，一些部门和地区陷入了“塔西陀困境”：无论你做什么，甚至做得很好，民众也不会信任。其次是社会信任严重缺失，典型的是“仇富”现象。

没有信任，就没有共识。在重建社会公信力方面，党和政府要起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来增强社会诚信。扩大竞争性选举范围、推进协商民主、增强政治透明度、提高民主决策水平、清除腐败特权、严格依法行政，这些都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本报评论部：从社会文化思潮的角度看，我们当前需要树立什么样的思维、思想，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团结？

俞可平：从全社会来讲，要形成崇尚理性的社会风气，阻止极端思潮和极端势力的蔓延。极端情绪是社会共识的天敌，而极端情绪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容易产生和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平等主义等，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的影响，它们是社会共识的最大障碍。必须从制度上阻止极端思维影响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从领导干部来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前我们的思想解放还不够彻底，僵化教条依然严重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一些人，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还自觉不自觉地用陈旧过时的理念来分析观察。对一些新的观念或做法，有些人不问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否有利于社会政治的进步，而首先看本本、讲教条。他们忘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

本报记者吴焰李强采访整理

【微调查·网民如何看“共识”】

改革仍是最强音

针对凝聚社会共识这一话题，11月2日—11月9日，本报评论部与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起网络投票，吸引超过5800人次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共识、共同体意识和稳定意识，是网民认为最需凝聚的三大共识。而就如何推进共识，网民普遍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最有效的措施。

对阻碍共识形成的原因，网民对官德不修、权力寻租，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政府公信力降低的反应最为强烈。

尽管当前价值多元、观念多样甚至观点冲突的现象愈演愈烈，但网民普遍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经阶段，不必大惊小怪，观点从一面到千面，从一元到多元代表了社会进步，正是这样才带来了繁荣，激发了活力。

微言录

@中国易太极：除了经济、政治上的推动之外，文化的力量不可或缺。

@邻斌：真正建立起一个人民信任的政府不是仅凭口号，而要靠勤廉的实绩。@何日舍轻舟：社会原来就是多元，现在不是进步的事，是正本清源。

@无名居里无名士：不同的社会阶层、教育环境、人生经历，决定了人们具有不同立场、情感和认识，多元化不可逆转，应该寻求诚信、守法等最基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