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冲突的协调机制

第一篇：浅论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冲突的协调机制

浅论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冲突的协调机制

摘要知识产权侵权的公力救济模式,在我国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特色。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的冲突分为显性冲突和隐性冲突两种。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解决双轨制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专门性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关键词双轨制冲突 行政保护 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

对于一般的民事权利而言,侵权救济的公力保护主要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而知识产权侵权的公力救济模式,在我国呈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特色。“双轨制”是指对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除了采取司法保护外,还采取行政保护的一种模式。“双轨制”保护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行政保护方式的出现。行政保护方式除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外,其在与司法保护相互作用、相互协调过程中又必然产生一些新的特点,这两方面的特点构成了“双轨制”保护模式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双轨制冲突现象

双轨制冲突是指在我国出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同时或先后介入同一案件时,对其中涉及到的权利有效性问题(或侵权是否成立)的认定出现结论不一致的现象。

知识产权本为私权利,国家公权力不应过多干预其取得与行使。一旦发生侵权纠纷,应由当事人协商或者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这表明著作权系采取自由取得制度。另外,国家在处理著作权侵权纠纷制度设计上也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思想。但由于专利权、商标权权利的取得与行使对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影响甚大,所以世界各国皆对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授予采取严格的申请审查批准制度,对其行使也加以严格的规范管理。以下仅以专利侵权纠纷为例说明各种冲突的情况:

根据《专利法》第三条第一款可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享有专利授予权,若被驳回专利申请,则申请人可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申请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若顺利申请,授予申请人专利权,则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向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宣告专利无效。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当事人如果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处理决定不服,皆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根据《专利法》第三条第二款可知,省级专利管理部门无专利授予权,其只能对专利侵权纠纷等案件进行处理,而对于这种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当然也可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由于其独特的机构设置,行政系统内部对于知识产权纠纷的处理已经颇为复杂。而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一旦出现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除了可以请求行政保护,即行政处理外,也可请求司法保护,即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律是利益的博弈,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根本是利益划分的问题。但行政人员和法官其所处地位不同,立场可能不同,利益划分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基于此,一旦出现多渠道的处理,就有可能出现处理结果不一致的冲突。

具体而言,权利的有效性认定和侵权行为的认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也就是说,只有认定权利的有效性,才可以认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所以说知识产权纠纷的实质就是权利的有效性问题。根据对专利机构设置的分析可知,国务院专利工作部门、专利复审委员会有权对权利的有效性进行认定,而省级专利工作部门则无权对权利的有效性进行认定,但却可以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也即可以对侵权行为是否成立进行认定,然后再作出别的行政处理。这样一来,不同机关处理的貌似不同,但实质同一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就有可能出现结论不一致的情况。

双轨制冲突并不是必然出现的,只是由于当事人同时选择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时才可能出现。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侵权行为认定结论与人民法院的认定结论不一致,这种情况属于双轨制冲突中的“显性冲突”。此外,当事人一旦选择请求司法保护,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时,无权对权利的有效性进行认定。但是,一旦人民法院作出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认定,实质上就等于对权利的有效性进行了认定。此时,如果行政机关对权利有效性的认定结论与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实质不一致,这种情况就属于双轨制冲突中的“隐性冲突”。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赋予了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权,则无疑会对双轨制的冲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行政保护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对于双轨制冲突问题的协调,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取消行政保护,采取“单轨制”保护模式。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在我国由来已久,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强调对专利、商标的行政管理,对专利权、商标权的保护也更多地体现在对侵犯专利权、商标权的侵权行为处理上。现阶段,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必将逐步退出市场,行政保护的功能也将被淡化。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统一、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并没有完全形成,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专利权,尤其是商标权侵权行为严重,而权利人的维权意识也比较薄弱,保留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对于及时制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维护权利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平、稳定的市场竞争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具体说来,行政保护相对于司法保护有以下优点:第一,司法保护是一种应请求的被动的保护,它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需要权利人主动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才会采取措施。行政保护则着眼于维护一种正常的知识产权行使的市场秩序,一旦发现有人侵权即以国家的名义令其改正,并给予相应的处罚,它是一种基于职权的主动出击的保护。第二,司法保护追求的目标是公正、合理,它有着比较完善的程序,但美中不足就是诉讼冗长、缺乏效率。行政保护虽然缺乏程序的保障,但却讲究效率,它的措施比较直接、迅速、有力,程序也相对简单。第三,司法保护的措施仅限于判令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它没有处以罚款的权力。因此从最终承担责任的大小来看,侵权人在司法保护中仅负赔偿的民事责任,并不涉及惩罚性内容。而行政保护的措施有责令停止侵权,责令赔偿损失和罚款等,且一经作出即付诸执行。所以说,行政保护措施的力度较之于司法保护更大。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可知,法律赋予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强大的职权正是为了快速、有效地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从而间接保护权利人的权益。这也说明了行政保护的确具有司法保护所没有的优点。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可行性分析

既然要保留行政保护,那就说明我们更应该立足于我国国情,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外国的做法,同时对其中的一些制度进行改良,以满足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处理的需要。

简单说来,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既指导全国的专利纠纷审判活动,也指导专利局的工作。专利纠纷诉讼先向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当事人对判决不服,不再向所在地的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而是一律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同样,对专利复审委员会裁决不服的当事人,也可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也就是说,美国采取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管辖专利侵权上诉案件和对专利复审委员会裁决不服上诉的案件的司法模式。笔者认为,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作为知识产权双轨制的统一管辖权主体是解决双轨制冲突的根本出路。借鉴美国的做法,我们也可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具体操作如下:

以现在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基础,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性的知识产权二审法院?D?D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可上诉到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对省级专利管理部门、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经过行政诉讼一审后也可上诉到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而对于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一审可由较大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对于而商标权侵权行为纠纷的案件第一审可由侵权行为地或侵权行为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对一审判决不服也上诉到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从而统一知识产权的授予和侵权行为纠纷案件审判的最终裁决权。当然,如果当事人对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选择有先后之分,则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裁决对后一种选择方式的处理具有既判力。著作权侵权行为纠纷的解决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双轨制冲突,但为了保证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完整与统一,著作权侵权行为纠纷也可比照上述制度加以解决。

由于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法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更容易处理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可以更快、更合理地作出判决。而对案件事实的深入理解和熟悉,有助于保持法院判决的一致性。基于法院判决具有一致性,诉讼当事人可以根据以往的判例预测判决结果,增强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同样,在调解过程中,由于专业法官熟悉特殊的法律领域,因而可以较早地表达非正式法律意见,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减少诉讼成本。此外,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可以不区分案件的性质,一并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也有利于权利人利益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能够解决双轨制冲突,即能够实现处理结果的唯一性,能够尽快使纠纷得到解决,从而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有利于法律的稳定,对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有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制度也贯彻了“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当然解决双轨制冲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首先要解决的是分权的问题。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必然会损害一部分行政权,另外也会剥夺一些地方法院的部分二审审判权。换言之,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可能会受到部分行政部门和地方法院的阻挠。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建立法制,推崇民主的国家,为了使公民的私权利能更好地取得与行使,牺牲某些部门的利益在所难免。因此,有必要对权力资源进行分配。

具体说来,必须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甚至修改《宪法》来明确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法律地位,赋予其作为知识产权二审法院应有的职权,明确其与其它普通法院的职能划分和协调。由于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不区分案件的性质,其内部并没有民庭、刑庭、行政庭之分,而是设立统一的审判庭对案件进行处理,所以有必要修改《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进行衔接,从而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具体内容可增加一条“知识产权第二审案件由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受理,其诉讼程序另行规定。”另外,为保证案件审理的质量,对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法官人才的选拔也应当有专门的规定。

参考文献

[1][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张树义.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D?D以行政裁决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3]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4]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第二篇：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建设

参考资料：博研轩职称论文网http://sclun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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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建设

《 人民论坛 》（2012年第8期）

【摘要】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软件因素有组织因素、体制因素、制度因素、机制因素和文化因素，而硬件因素主要是信息平台。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统筹协调能力，应该着力于重组优化组织与体制、完善制度机制、加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推进文化建设、建立考核评价制度等方面。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 统筹协调能力 组织机制优化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双轨运行、行政保护分类归属各行政部门、属地管辖条块分割等特点。同时，知识产权案件具有自身属性：各种类之间相互牵连，侵权行为与结果较为分散，群体性多发性反复性较强等。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的必要性，也凸显了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本文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贯彻落实、积极推进为背景，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影响因素

按照管理学理论，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问题的提出，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体之间还存在着行动目标的不一致性、行动方向的不一致性以及行动力度的非均衡性，在本质上将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果与效益。总体而言，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因素主要有软件因素与硬件因素。

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软件因素。组织因素。处理相同性质事务的协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协调，一种是人为协调。自然协调是主体基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与其他主体自然妥协的结果，而人为协调则是人工设计与构建的结果。知识产权保护是各级、各区域政府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主体有意识的行为，尽管存在一定的自然协调因素，但主要还是人为协调，需要人为地构建组织来统筹协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方针、政策、措施等事务。制度因素。制度可以使各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在共同规则制约下步调一致，协同作战。如果各主体所遵守的制度不统一、不协调甚至发生冲突，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就可能大打折扣。制度因素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期规划、计划、行动方案、地方性法规和科技政策、投融资政策、技术与产品进出口政策、教育政策等相关政策。

体制因素。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的体制因素，包括知识产权各种类归属哪些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管辖，分散或集中程度如何，跨区域统筹协调机构的级别、职能以及与其他知识产权保护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等，都对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影响甚大。

机制因素。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的机制因素，包括政府知识产权保护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保护部门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机制、司法保护机关之间的协作机制、跨区域的协作机制等等。具体内容涵盖知识产权情况通报、执法协作、应急联动、议事会商、沟通对话和新闻发布等。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以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中的文化因素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大局意识和沟通协作行为，也包括各保护主体内工作人员的理念、素质、工作习惯等。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这些文化因素对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影响往往更为深远。

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硬件因素。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硬件因素主要是交通、通讯、网络等物质条件，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可以有效弥补因信息不畅造成的保护屏障，尽量在各部门、各区域之间保证信息资源的一致性，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趋向最佳的统筹协调状态，促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现状分析

2000年，我国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就开始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问题。近几年来，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工作更是经历了组织机构逐渐建立，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但总体而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统筹协调能力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组织方面。中央和地方已初步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组织，但在国家层面，有些机构如全国整规办、保知办与知战办存在职能重叠，容易增加协调成本；而各地的统筹协调机构名称不同、职权与职能范围不同，则导致跨省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颇为不畅。制度方面。主要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统筹协调组织机构的内部运转制度不健全、不统一，会议的召集与决策程序、会议决议的执行及监督、会议决议执行效果的考评纠错等制度没有建立健全；二是各省市区跨区域统筹协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三是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全国性立法与地方性立法的统筹协调在更高层面上的备案审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体制方面。主要问题知识产权的管理、保护和协调体制不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采取的是多部门分别保护、一部门日常协调、临时机构总体统筹的体制。由于统筹协调的部门规格太低、职权太小，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往往较为薄弱。

机制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部门之间、行政与司法机关之间、跨区域之间建立了若干统筹协调机制，但还限于局部的省市和县区，各种统筹协调机制之间也还需要“统筹协调”。

文化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人们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文化氛围。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时间不长，还难以准确把握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协调，要在整个社会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更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的信息平台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信息的搜集、整理、上传、共享等功能还不完善，更不用说实现不同部门之间及时、全面地公开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了。

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建设的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建设意在及时处理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相应的机制保证和实施评估，改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统筹协调能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重组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组织与体制。首先，要在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主导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框架下，重组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机构；其次，区域性、各省市区的统筹协调机构应该统一名称、统一职能，以便在省际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强化统筹协调；再次，整合现有知识产权部门的职能，减少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成本，比如，将地理标志保护的三个部门（质监部门、农业部门、工商部门）、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两个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各自归并到一个部门。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的制度机制。其一，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构的议事规则、决议执行的保障措施等内部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的决策制度、执行制度、决议执行监督制度、决策与执行反馈制度。其二，协调统一统筹协调的外部制度，包括制定全国性的长期规划和执行层面的计划，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制度的审查与备案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报备制度等。其三，加强统筹协调的机制建设，总结中南六省区、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四个直辖市等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的经验，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区域间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机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建设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信息平台，支持建立各部门、各地方的信息子平台。一方面，要增加各部门、各区域网点设备，建设和更新知识产权数据库，逐步扩大知识产权信息搜索的支持范围。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信息服务系统，使相关人员能够及时、高效、便利、低成本地获取各类知识产权信息资源。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持续提升的重要动力源。应该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和宣传工作，使各部门各区域的党政领导干部、执法人员、管理人员和群众深刻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摒弃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落后观念，同时，要建设保护知识产权战略高层论坛等宣传平台和品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氛围。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考核评价制度。没有考核评价，就难以有效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的考核评价制度包括考核评价的主体、客体、指标体系、数据搜集与整理、数量模型以及考核评价效果等。当然，适当保持考核评价制度的开放性，有利于制度的修正完善。

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建设过程中，还应该特别强调三个问题：一是侧重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间的衔接与协调；二是侧重重大知识产权案件的督办与统筹协调；三是侧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指导检查和督导落实。

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关系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与方向能否一致、制度与行动能否协同、效果与效益能否实现，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影响因素和现实状况，我们尝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能力的建设问题，显然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第三篇：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摘要：知识产权领域存在法律冲突，源于一国对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认，而这种直接承认在目前看来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冲突也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

知识产权领域存不存在法律冲突？这对传统国际私法来讲并不是一个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获得承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被外国所承认和保护，因此在传统国际私法上，知识产权被认为与法律冲突无缘。但19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要求缔约国对其他缔约国的知识产权也通过内国法予以保护，从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有学者认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性保护必然导致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并从一些国家对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规定，推断出知识产权领域是存在法律冲突的。事实是否如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讨。

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国际性

知识产权是个人或组织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或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权。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另一类是著作权，亦称版权。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体财产权，具有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的特点，这也是知识产权与有体财产权的显著区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雏形，是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封建君主、封建国家通过特别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种特权。一定的敕令当时只可能在发出敕令的官员、君主或国家权力所及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就无效了。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特权也只能在相应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也就无效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即是对封建时代特权这一特性的保留。与此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一国出版的著作如果它具有商业价值，其他国家的出版商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复制销售，以便从中获利。为了尽可能多地牟取暴利，资本家当然最愿意“无偿”地利用外国的智力成果，因此，他们也就不愿意承认其他国创造者依其本国法而取得的对其智力成果的专有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承认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内国的效力，不仅不利于吸取外国文化、科技的新成果，而且也不利于内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和文化发展。所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各国都不愿承认根据外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当然也不会要求外国承认根据内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这样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便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得以强化。这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指的就是在一国境内依该国法律获得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境内有效和受到保护，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国家法律当然的承认和保护，当一知识产品跨越国界进入到另外一国而没有获得此国的知识产权时，该国就可以随意使用该知识产品而不负法律责任并不受知识产品来源国法律的约束。

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后，资本家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掠夺，他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希望在国外寻找商品（包括图书）销路、向国外输出技术及产品，以便获更大利润，而这一目标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障碍便是外国知识产权法对他们的知识产品并不进行保护，这样，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同垄断资本家扩张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种矛盾的发展结果便是一系列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保护知识产权条约的订立，如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乐尼公约》、1952年《世界版权公约》和1994年《TRIPS协议》。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由此得以某种方式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这里所谓的国际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在各个缔约国依各该缔约国的国内法取得知识产权，从而在这些国家都获得保护。

然而，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没有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地域性基础之上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进一步强化和确认知识产权地域性特征的作用，这可以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公约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独立性原则”中得到说明。如《伯尔尼公约》第5条就规 定，国民待遇是指“就享有本公约保护的作品而言，作者在作品起源国以外的本同盟成员国中享有各该国法律给予其国民的待遇”，独立性原则是指“享有和行使这些权利不论作品起源国是否存在保护，保护程度以及补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法律规定”。这两项原则要求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取得和保护方面，缔约国间应互相给予对方国家的公民和法人以同内国国民相同的待遇；而且各缔约国都是依据其内国法的规定来决定对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发明创造、商标和作品是否给予保护和给予怎样的保护。国民待遇原则是前提，独立性原则是一种具体安排，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对于外国的知识产权人同内国的国民一样，适用内国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上述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意义只是为一国国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国取得知识产权提供便利，创造条件或者说是为缔约各国相互保护对方国民的智力成果规定了义务，而各缔约国在履行这种义务、实施这种保护的时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发明创造者和作者由此而取得的知识产权仍然是各缔约国国内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国际知识产权”。简言之，根据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对符合其国内法规定条件的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智力成果给予知识产权，使之在内国得到保护，对于不符合内国法而在其他缔约国已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内国依然没有保护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存在着上述条约，外国的知识产权法在内国依然是没有法律效力，是不被承认的，内国只依照本国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条件对来自外国的智力成果决定是否给予保护，外国知识法在内国无域外效力，不能成为内国判断是否给予知识产权的根据。条约施加给缔约国的义务仅仅是承认和保护符合内国法规定的外国智力成果，而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内国对于即使符合内国法规定的外国智力成果也是可以不予承认和保护的。条约并没有施加给缔约国以义务，要求其必然承认和保护已在其他缔约国取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可见，其他缔约国的知识产权法在内国没有效力。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国际性是并行不悖的，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依然只在本国地域范围内有效，并不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而具有了域外效力。这恰恰与有的学者的观点相左，他们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一般都要求缔约国承认对方国家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使得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由可能转化为现实”

二、知识产权的国际性与法律冲突

法律冲突，是指在涉外民事关系中，由于其涉外因素导致有关国家的不同法律在效力上的抵触。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第一，在同一个涉外民事关系中,有关国家的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第二，一个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另一个国家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时出现在一个涉外民事关系中，便产生不同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的冲突；第三，涉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法律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领域究竟存不存在法律冲突，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条件来判断。对于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第一个条件的满足自不待言，关键是看后两个条件是否成立。

法律的域内效力，亦称属地效力，是指法律的空间效力，即国内立法对本国境内的所有人、物和行为有效。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国法律对于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适用。任何国家在制定法律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权确定自己的法律只具有域内效力或既具有域内效力，又具有域外效力，但这些域外效力只是一种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当内国承认外国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时，位于内国的外国人便要受内国法律的属地效力和该外国法律属人效力的双重约束，法律冲突便自此产生。当内国不承认外国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时，外国法即使规定了域外效力也只是一种虚拟的域外效力，位于内国的外国人便只受内国法的支配，法律冲突无从产生。

就知识产权领域来说，知识产权法的属人效力表现在根据一国知识产权法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在进入某外国 后是否还受到被该外国所承认的来自来源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如果智力成果来源国规定其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并且内国承认这种域外效力，那么法律冲突也就会随之产生。无疑，来源国可以规定其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这是其主权的正当行使。如我国《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事实上是说我国国民的作品无论在何国都受我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然而这只是一种虚拟的域外效力，外国有权决定是否承认这种域外效力，除非外国自动承认，便不会产生我国著作权法域外效力与该国知识产权法域内效力之间的冲突。然而依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即使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也没有施加给缔约国以义务要求其承认其他缔约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依然只在本国地域范围内有效，并不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而具有了现实的、被外国所承认的域外效力，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不会导致法律冲突，不会象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由国内保护发展为国际保护，逐步取得了在权利独立原则之下间接的域外效力，从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既然不存在法律冲突，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公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可以看作是统一指向法院地法的单边冲突规则”的观点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三、知识产权地域性突破与法律冲突

应该承认，知识产权领域是可能产生法律冲突的，关键条件在于一国承认外国知识产权立法在内国具有域外效力，亦即要求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限制，要求一国对待依外国法成立的知识产权犹如对待依外国法成立的物权、债权一样，予以自动承认和保护。这种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可以见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的法律中，表现为对知识产权适用来源国法律，即专利权应适用最初取得地法，商标权应适用最初登记地法，著作权应适用最初发表地法。例如，1961年修改和补充的《法国民法典》第2305条规定：“文化及艺 术产品由作品的首次发表地法规定”；1974年《阿根廷国际私法》（草案）第21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受作品首次发表国的法律支配。外国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期依照其原始国的规定，但不得超过阿根廷准许的期限。”该条还规定“外国国家赋予任何人的商标、厂商标牌、专利的专用权或其他产生于工业产权的权利，在阿根廷具有同样的效力，但要符合阿根廷共和国规定的条件。保护期不能超过阿根廷立法规定的期限”。对知识产权适用来源国法律的学说和立法可以保证知识产权在不同的国家有相同待遇，尊重和保护既得权利，让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有权决定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避免侵权人有机会选择知识产权的准据法，防止因各国法规定不同，给当事人造成利益损害。然而一国如在没有对等和互惠情况下单方面承认外国的知识产权在本国也能获得保护，将要大大增加本国的经济负担，并对本国科技文化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对世权，这种方法对其他保护此权的其他国家的相对人极为不利，他们难以查找到该权利的来源国或者为了利用某一知识产权而必须费力查找外国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将有关源于外国的知识产权的交易费用转嫁于内国人身上。此外，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将智力成果吸引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加剧精神产品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品的利用。最后，更重要的是，适用来源国法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体制所要求的“独立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以作品来源国法来解决著作权的法律冲突在实践中将难以实行”。因此，适用来源国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具有很大局限性，这就决定了这种做法不会被太多国家所接受，即使被接受也往往要采纳阿根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重叠适用内国的知识产权法。因此可以说，这种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无论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同时也就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的范围和程度的有限性。

另外一种对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予以承认从而突破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表现形式是一些国家关于知识产权适用保护国法的规定。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规定是否是对外国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承认都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所谓适用保护国法是指适用实施权利行为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法律，如某人在甲国依法取得了一项专利权，如果乙国有人使用了该项专利，专利权人可否在乙国请求法律保护，乙国的使用人是否构成了侵权行为，这些问题均依乙国法规定。如《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34条规定：“无形财产权的创立、内容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的法律”。笔者认为适用保护国法实际上是一种知识产权法属地主义的主张，因为它坚持实施权利行为和侵权行为受该行为发生地所在国家知识产权法的调整。而知识产权法地域性所指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只有属地效力，只能调整其所属国地域范围内的智力成果。反言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行为只受该行为地国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当然适用保护国法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冲突规范，它似乎隐含的一层意思是内国承认知识产权来源国法律的域外效力，并且也存在着保护国法律域内效力与来源国法律域外效力之间的冲突，但前者的效力优先。然而，适用保护国法也可以理解为不承认来源国法律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实施行为和侵权行为只受该行为发生地所在国家知识产权法的调整。不管如何理解，在效果上，适用保护国法都承认了知识产权法属地效力，而没有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另外，保护国法说来源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中有关“独立性原则”的规定，有的学者把公约中这种规定的内容概括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权利赋予国的法律”，即保护国法，因而认为这是属于冲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规范”。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如前所述，地域性的存在决定了法律冲突无从产生，公约所带来的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没有产生法律冲突，因而保护国法的提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冲突规范。总之，我们认为知识产权适用保护国法的规定与其说是知识产权的冲突规范，毋宁说是在变相地坚持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只是碍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国际化的大趋势，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灵活安排而已。

四、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与法律冲突

对于涉外民事纠纷的管辖权，各国一般均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以便在由本国法院审理时，尽可能保护本国及国民的利益。如英国在对“对人诉讼”中，只要被告身体出现在本国并可以送达传票，哪怕只是路过，英国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辖权。美国则采取了“长臂管辖原则”，只要被告在经济上与本国具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就将被视为在本国营业，本国即具有管辖权。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管辖权问题上，各国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除了保护依本国法产生的内国知识产权，一国法院很少受理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案件，即使被告的依据在本国或被告为本国人。大陆法系，更多的国家固守绝对地域性原则，由案件发生的国家专属管辖，几乎没有司法管辖权的合作。而在英美法系，对知识产权跨国案件虽基本沿用一般民事案件的处理方法，但更多地引用公共政策或不方便法院规则，限制对域外发生的案件的受理。在这种传统的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下，由于法院只受理依本国法产生的内国知识产权案件，法院也是就当然适用法院地法，根本不承认也不用考虑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效力，因此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

由于传统知识产权管辖制度很难适应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形势，变革传统制度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主要表现在要求扩大法院对涉外知识产权的管辖权，以便对外国知识产权纠纷实行有效的司法管辖。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等国也先后采纳了这种主张，即可以受理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所涉及的案件。例如，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就一在英国与荷兰的版权分别受到侵害的案件中，予以管辖并合并审理，创造了英国对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域外管辖的先河。在此案中，原告建筑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与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英国法院起诉，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的原告的请求，认为英国法院有权受理侵犯荷兰版权的案件，只要被告在英国有住所，最后法院对在荷兰的侵权行为适用了保护国法，即荷兰法。有的学者就此认为，“由于法院审理案件时适用了荷兰法，使得荷兰法具 有了域外效力，很明显，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的的确确是被打破了„„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创新致使法律冲突大量产生”。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不是导致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法院适用了外国法也不必然意味着法院地国承认了外国法的域外效力。正如案例所述，英国法院适用荷兰法是用来调整在荷兰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而不是用来荷兰法调整在英国领域内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英国法院采纳荷兰法恰恰是对荷兰法域内效力——即荷兰法约束本国领域内的一切人、物、行为的效力的承认，而不是对荷兰法域外效力的承认。如果说英国法院承认了荷兰法在英国的域外效力，那么英国法院就应该承认依荷兰法成立的知识产权在英国也必然受到保护，然而英国实际上只用本国法来判断一个发生在英国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所以，英国法院实际上实行的是保护国法的主张，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保护国法说事实上坚持的是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知识产权法的属地主义，它不构成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因而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认为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带来了法律冲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在该案中，英国法院确实是适用了保护国法这样一种规范，但这种规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冲突规范，因为冲突规范是在效力相互冲突的两个或几个法律体系中进行选择的规范。然而对于在荷兰发生的侵犯版权的案件，只有荷兰法可以支配，英国版权法不存在支配在荷兰发生的侵权行为的任何正当理由，英国与荷兰的版权法在此案中是不冲突的，或者说英国与荷兰知识产权法间的冲突，根据英美学者对法律冲突的理解，只是“法官头脑中的一个矛盾的反映，这个矛盾就是法官应该选择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这并不代表英国与荷兰法之间存在真实的、效力上的冲突。

总之，一国法院适用外国法处理涉外民事案件即意味着承认了外国法的域外效力，这在物权、债权家庭婚姻等民事领域是行得通的，但在知识产权领域却没有这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实乃由于知识产权存在严格属地性限制，其他民事权利则不存在这种地域性限制，各国对依一国法律产生的其他民事权利是普遍给予自动承认的，这符合“既得权”的思想。

五、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产权领域是存在法律冲突的，但这种法律冲突既不来源于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的国际性，也不来源于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它只源于一国对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认。这种直接承认要以牺牲承认国巨大经济利益为代价，并且与现行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制度相背，这就决定了无论是承认国的数量还是承认的范围和程度都是极其有限的，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领域内的法律冲突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就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现状而言，大多数国家尚未在立法中作出规定——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它们在司法实践中也仅仅实施内国的知识产权法，根本不考虑外国的知识产权法。尽管各国知识产权法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相互产生冲突的机会却并不多。

第四篇：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之我见

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看了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主要是从中国的很多商标被国外提前注册方面来讲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少林寺这个商标，在我们的意识里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少林寺当然是我们的商标啊，但是现在少林寺去国外表演的时候，却要面临与别国商量是否能用的尴尬，之前的端午被韩国抢先注册，甚至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四大名著也要被日本注册了，这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保护中国的商标，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近年来，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和很多人的不重视，致使国内一大批商标国外被抢注。还有，我国航天技术是强项,但在国内申请专利数仅几十项,国外来申请的有100多项。

在企业全球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往往被中国企业所忽视。近年来，不断有中国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案例发生，涉及食品、药品、电器、化工、等众多行业，这不仅给中国企业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其深层次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商业竞争无异于战争，而对于战争，古人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事实上，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商标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对于商标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致中和”、“同仁堂”等老字号在德国、日本等国被抢注，为了拿回商标，这些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又如海信“HISENSE”商标在欧洲被抢注，导致海信不得不放弃该商标，而在欧洲市场启用备用商标，这也使得海信遭受重创。因此，如果在市场策划上已经选定或者预备选定进入某些国家和区域，则最好再进入市场之前就开始进行商标注册工作。因为，商标注册往往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如果等进入市场之后再进行商标注册，很有可能错失良机，从而不能使商标得到很好的保护。不得不说，“产品未动，商标先行”的指引策略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知识产权是个人或集体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由于全球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不断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研究提出崭新的课题。而知识产权的概念是有关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因此，知识产权不但仍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我们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随着对它及其他问题的研究将不断澄清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指导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起来。

根据我国的现状，目前，我国应当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和措施:第一，尽快改变对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制定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措施。第二，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别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法律壁垒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出口,利用现有的有关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是较佳的途径。第三，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是签约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现有的有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由于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和形成的，因而侧重点是保护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进行技术垄断追求高额利润，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我国采用引进新技术，对整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利。第四，进一步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第五，要严格执法，使知识产权法发挥应有的效力。第五。特别是针对国外注册中国商标的问题，中国政府和有关的部门应该加强警惕，健全法律机制，避免类似的事件持续发生。这是中国人的损失，作为中国人，我们无不感到心痛。

我们都要行动起来，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都要加强这种意识，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五篇：知识产权专题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司法

保护专题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司法保护专题报

告－－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发展

（2004年5月20日）

各位代表：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法院系统知识产权法官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下面，我就自2000年上届大会以来的全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向大家作一个专题报告。

四年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对外贸易法等以及有关行政法规均进行了重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发布了一批新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应当说，一个符合世贸组织要求、基本能够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经建立，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重点已经转向法律的实施。党和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打击侵权，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全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包括司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执法的及时、有效和公平、公正。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工作基础相对比较扎实，成绩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充分发挥各项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依法受理和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案件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重要的财产权，不仅受到我国民事法律的保护，而且受到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的司法保护。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我国知识产权民事审判领域在不断拓宽。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覆盖了TRIPs协议规定的所有领域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发明、适用新型、外观设计）和植物新品种、商标、著作权和邻接权以及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地理标识等，也包含与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许多新类型案件，如计算机网络著作权、计算机网络域名、实用艺术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原产地名称、商标与企业名称的冲突、诉前临时措施以及确认不侵权诉讼等纠纷，当然也包括传统的调整知识产权横向流转关系的技术合同诉讼和对知识产权提供附加或兜底保护的不正当竞争诉讼。

从2000至2003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3，257件，其中专利案件7208件，著作权案件6397件，商标案件2508件，技术合同案件4982件，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等其他知识产权案件2162件；共审结22，340件。四年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237件。

这一时期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案件有许多特点。一是案件数量持续明显增长，2001年、2002年、2003年受理的一审案件分别同比增长8．62％、17．78％、12．61％，2003年受理的二审收案同比上升44．88％，升幅之大，表明入世和修法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已产生深刻影响。二是案件地区分布仍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这6省市的案件约占全国的一半。三是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案件比例高，接近80％；高额索赔侵权案件增多，裁判确定的赔偿数额有所提高，特别是适用法定赔偿办法的案件明显增加。四是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占有一定比例，2002年和2003年审结的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分别占1．98％和2．83％，还出现了不少中国企业状告外国公司或者外资企业的案件。五是案件专业性、技术性增强，事实复杂，证据繁多且认定难度较大，法律关系交叉多，法律适用难度增大，新类型案件多；知识产权授权和维持程序与侵权诉讼程序往往交错进行，合同诉讼与侵权诉讼、权属诉讼相互牵连，中止诉讼较多，审理周期较长。

六是当事人多涉及知名企业、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文化名人，案件社会影响大，越来越为媒体、舆论和国际所关注。

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的行政司法保护，主要是依法履行对涉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司法复审职能，支持正确的行政执法行为，纠正少数违法行政行为。从2000年至2003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专利行政案件760件，审结714件。在有单列司法统计的2002年和2003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商标行政案件93件，审结82件；受理版权行政案件33件，审结30件。整体看，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案件逐年上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新修改的专利法和商标法将所有专利和商标的授权和维持程序改为司法终局裁决以后，以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为被告的诉讼案件迅速增长，2003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专利复审和无效行政案件259件，受理商标评审和撤销行政案件66件。

人民法院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四年共审结知识产权刑事案件1，369件722人。主要集中在侵犯商标犯罪，占全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85％；其次是侵犯商业秘密罪，占8．6％；其他知识产权犯罪较少。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司法统计并不能准确反映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实际状况，其主要原因是实践中有大量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按照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非法经营罪来定罪处罚的，例如涉及著作权的犯罪就多以非法经营罪来处理。总体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还偏少，但上升较快；共同犯罪、单位犯罪较多；犯罪手段复杂，多属智能型犯罪；连续性犯罪和跨地区犯罪现象比较突出；判处刑期较短，多在三年以下，但并处罚金情况较多。

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在近年来有较大提高。许多案件的裁判成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优秀范例，并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产生了广泛、良好的社会效果，也为相应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提供了实践经验。如宁波市东方机芯总厂诉江阴金铃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发明专利侵仅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起适用“等同原则”判决的案件；广州国际华侨投资公司诉江苏长江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影片发行权许可合同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当事人关于“瞒一罚十”的约定有效；（美国）普罗克特和甘布尔公司诉上海晨铉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与（美国）杜邦公司诉北京国网信息有限公司计算机网络域名侵权案，人民法院将网络域名纠纷纳入民事诉讼范围，确立了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个案认定驰名商标，并据此分别认定了涉案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侵权行为；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诉乐清市大东方制衣有限公司、香港报喜鸟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不正当竞争案，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和公认商业道德的原则和商标法的规定，制止以注册企业名称和境外授权等方式规避侵权的行为；（丹麦）英特莱格公司诉可高（天津）玩具有限公司等侵犯实用艺术品著作权案，人民法院按照实用性、艺术性、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要求认定实用艺术作品并依法予以保护；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郭颂、中央电视台等侵犯著作权案，人民法院尝试对尚无法律明确、具体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保护；陈勇诉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等专利侵权案，双方因同一专利曾发生一系列纠纷，予盾长达八年之久，本案二审期间，在最高人民法院主持下，当事人于今年初达成一揽子解决所有争议的和解协议并即时执行，既注意依法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对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合理平衡，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加大司法解释工作力度。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

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了25件知识产权司法解释性文件，内容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计算机网络著作权、计算机网络域名、诉前临时措施、财产保全等许多方面，使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审判运作机制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了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体系。

一是对知识产权案件实行相对集中管辖和对部分案件的指定管辖。全国现有404个地方

中级法院和3135个基层法院，目前知识产权案件与一般民事案件相比相对较少。为保证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也为有利于培养专业法官、积累审判经验和强化工作指导，从2000年起，全国法院逐步对普通知识产权案件实行相对集中管辖，一般由中级以上法院负责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003年由中级以上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已经达到84．76％。根据专利纠纷案件的发展形势和有关法院的条件，自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增加指定了葫芦岛、景德镇、宁波、苏州、潍坊等5个中级法院审理专利纠纷案件，使全国具有专利纠纷案件管辖权的中级法院达到48个，布局基本合理。对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也基本参照专利纠纷案件的作法实行范围相对更小的指定管辖。

二是完善诉前临时措施制度。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都明确规定了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临时禁令）措施，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修订还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为正确适用法律规定的新措施，司法解释对申请人的资格、管辖和受理、证据提交、担保、裁定时限和内容、复议申请的审查、禁令解除、申请错误赔偿、禁令有效期和违反禁令的责任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对专利侵权案件中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予以补充，还明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的诉前禁令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了诉前财产保全制度。

三是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相关司法解释对计算机网络服务提供者、时事新闻传播报道者、报刊网络已发表作品转载者、出版者、计算机软件用户等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合理予以界定；规定了对权利人因侵权受损、侵权人因侵权获利或违法所得、参照许可费和定额赔偿等损害赔偿计算依据的具体计算方法和考虑因素，明确了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的范围，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也可以被计算在赔偿范围之内。四是完善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著作权司法解释明确了认定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证据范围和认定规则；对所谓的“陷阱”取证等证据取得方式的合法性予以澄清。有关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的发布实施，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明确了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解释了“新的证据”的含义，规范了举证时限问题，进一步明确诉讼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完善了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建立了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的诉讼辅助人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技术鉴定也纳入了人民法院统一司法鉴定制度范畴。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审判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则，如在（美国）伊莱利利公司诉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上诉案中明确：被告以自己商业秘密进行抗辩的证据也必须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五是对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予以规范。相关司法解释依法界定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对作为确定地域管辖依据的侵权行为地，作出了更有利于权利人行使诉权的明确解释。进一步规范了专利侵权案件中止诉讼问题，努力缩短审理周期。提出了一系列知识产权侵权判定原则和方法，合理界定权利范围，2001年的专利司法解释肯定了专利侵权判定中的等同原则，2002年商标司法解释规定了判断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具体方法。明确了人民法院个案认定驰名商标、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处理、连续侵权诉讼时效的计算、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的衔接等问题。还对知识产权法律的许多条文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解释。

除此之外，各级法院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审判方式改革，纷纷出台具体措施加强辖区内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强调公开开庭，充分发挥当事人在庭审中的控辩作用，弱化法院对当事人控辩活动的干预，同时正确行使法官释明权，引导庭审活动顺利进行；庭前证据交换从早期的随机性举行发展到目前的制度化运作；细化和强化庭审质证工作，进一步提高证据认定质量；探索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在推行审判长选任制的同时，强化合议庭和法官的职责。

三、健全知识产权审判组织，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

2000年前，全国有14个高级法院、30个中级法院和4个基层法院设有知识产权庭。通过自2000年起的法院系统机构改革，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得到了巩固和较大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正式设立独立建制的专责知识产权审判的民事审判第三庭。目前全国高级法院和省会市中级法院基本都建立了民三庭，还有许多其他中级法院和经各高级法院指定的个别基层法院也建立了民三庭。未建立民三庭的，也基本上由专门合议庭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在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专门审判组织的基础上，各级法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选配优秀人才充实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加强专业审判业务培训和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学习进修，培养了一批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法官。特别是一大批知识产权专业法官正在西部地区法院快速成长。最高人民法院还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官培训工作。这支队伍的基本特点是年纪较轻、学历较高、事业心强、热爱专业、勤于思考、善于研究。以北京和上海法院为例，平均年龄不到40岁，都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的占40％左右。

在回顾过去和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形势，知识产权审判任务将越来越重。

第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国际知识产权在关注规则建立的同时，更加关注执法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为国际社会关注，近期发生的一些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也已经表明入世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在严峻的国际挑战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如何处理好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将是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大考验。

第二，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和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不再是一般意义上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已经涉及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重大国家利益。鼓励发明创造和智力创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营造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体制环境，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通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竞争能力，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对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三，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仍有许多复杂、疑难的法律适用和诉讼制度建设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制定司法解释等予以明确和规范，特别是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法律规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为了解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庭室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了《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有关问题的报告》，对审判中存在的缺乏定罪量刑具体标准、已有定罪量刑标准过高、侵犯知识产权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的竞合、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把握以及一些概念的理解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正在抓紧起草《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关于专利侵权判定基准的司法解释稿，在进一步讨论、修改后，将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目前植物新品种审判和不正当竞争诉论中存在突出问题，也将适时提出指导性意见。

总之，站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起点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各级法

院和知识产权法官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践行“司法为民”思想，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努力把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再推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