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杀一个人比漏杀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第一篇：错杀一个人比漏杀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错杀一个人比漏杀一个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高西宁律师为西安故意杀人案做无罪辩护

新闻回顾

据《华商报》报道：《西安西街4车酿惨祸 肇事车内女子遭割喉》“20日下午5时许，西安市区发生一起几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让人震惊的是，肇事车内有一名女子惨遭割喉，开车的男子手持匕首，脖子也在流血，该男子拒绝救助。派出所民警赶到后，这名男子又挥刀砍过去，后来民警强行将其抬下车送往医院。”

案件追踪

案件经西安市公安分局长达七个月的刑事侦察，经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现已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本院认为，被告人翟滨因感情纠纷，竟持刀行凶，致一人死亡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11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公告

翟滨涉嫌故意杀人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将于十日后，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中法庭开庭审理。

辩护律师

犯罪嫌疑人翟滨的父母在案发后即聘请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高西宁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翟滨的刑事辩护人。经过长达九个月的艰苦调查取证和追踪，高西宁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了他的《辩护词》。他指出：公诉机关指控翟滨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在控告翟滨涉嫌故意杀人罪的

罪的全部证据中，没有一件是能够证明翟滨故意杀人的直接证据，全部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且这些间接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所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始终未能排除受害人自杀这种可能性。在控告翟滨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由于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受害人被杀或自杀事件的确切的时间、地点，如果翟滨驾驶的车辆是由于受害人被杀或自杀时的行为动作导致车辆偏离车道发生撞车，那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很难成为独立的一罪。故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翟滨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现有证据无法锁定系翟滨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以及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达不到定罪所要求的确实、充分的程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法庭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具体理由如下：

一、起诉书所指控的赵莉颈部遭切割的时间、地点毫无证据支持，属于仅凭主观想象而编造。

赵莉是颈部遭到切割而导致死亡，那么，赵莉是什么时间在什么状态下遭到颈部切割？在什么地点遭到颈部切割？这对于查明赵莉颈部遭切割的真相至关重要,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然而，在西安市公安分局的《起诉意见书》中却是这样指控的：2012年3月20日“12时许”，翟滨联系赵莉出来谈事，“后”赵莉驾车载翟滨到郭回村吃葫芦鸡，“后”翟滨驾车“到一偏僻处”坐在车上谈事，“因未谈拢”，翟滨持刀割断赵莉颈部动脉，致赵莉死亡。“后”翟滨驾车“于当日下午五时许”由西向东返回西街至668部队门前以西约100米处。这就是本案侦察机关对赵莉颈部遭切割的时间、地点所提出的指控。从

察机关已经调取了翟滨驾车从郭回村至668部队门前的监控录像，该监控录像对于查明副驾驶位置上赵莉的状态、判定赵莉何时遭到割颈至关重要，而本案公诉人为什么不将如此重要的证据向法庭提交？事实上，对于杀人地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本案侦查人员、公诉人根本就不知道，更谈不上去勘验、侦察，《起诉书》关于杀人地点的指控，也完全是凭主观想象而编造的。控诉一个人故意杀人，求处一个人死刑，却连杀人的时间、地点都证明不了或不去证明，怎么能够证明就是这个人故意杀了人？

二、在本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侦察机关的负责人就违规向新闻媒体泄露毫无根据的所谓“案情”，为案件定调定性，不仅以先入为主的诱导方式误导了社会舆论，也不可避免的误导了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员和侦察人员，对其后证人的证言和侦察人员的办案以及鉴定人员的鉴定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巨大影响。

本案是2012年2月20日发生，第二天的下午，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就召开案情通报会，刑警大队副队长田红公开向记者通报说：“我们已经立案调查，初步判断，赵某的伤情是被伤害，翟某的伤情是自伤”。如前所述，为什么侦察人员对于杀人地点如此重要的杀人第一现场不去勘验、说不清楚？为什么对于目睹赵莉“微弱挣扎”的目击证人侦察人员不去调查、不去取证？为什么不将翟滨的行驶监控录像向法庭提交？为什么对赵莉袖子上的喷溅状血迹不去检验鉴定？为什么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等在未经调查前就直接认定该案系“赵莉被杀害案”？以及为什么其后的司法鉴定人员竟然以不具有唯一性的推测方式来进行定向性的法医病理司法鉴定，不能说与长安分局以先入为主的诱导方式进行事前定调、定性和误导没有关系。

边），赵莉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右边）。如果翟滨用右手卡住赵莉“右乳突区、右下颌角”，将赵莉向下按压，那么赵莉的右脸必然在上，整个脸部必然朝向车的右前门，其喷溅状血迹也必然射向车顶及右前门，但是，汽车的车顶及右前门分明没有赵莉的血迹，更没有喷溅状血迹。且这个体位左手根本就没办法下刀，因为，从上面下刀，上面的脖颈被自己卡住赵莉右嘴角和右耳的右手挡着；从下面下刀则无法下，且赵莉脖颈的割痕不在左边。如果翟滨用左手卡住刘璐“右乳突区、右下颌角”，这个动作是没办法向下按压的，只能向自己怀里按压，这样一来，赵莉的头部、上身只能向正驾驶一边倾斜，而且无法低头，其喷溅状血迹也就只能射到前挡风玻璃、车顶或车门，但这些部位根本就没有赵莉的血迹。

3、该鉴定书分析意见第3条说：“本例切创没有伴发试切创，与一般自伤特征不符”。也就是说，该意见认为人们在自杀的时候都要用刀先试切一下，如果不疼，才进行自杀。而赵莉没有试切，所以不是自杀。辩护人认为，这样的鉴定不但不具有唯一性和客观性,甚至连严肃性也没有，纯粹是在说笑话。

4、该鉴定书分析意见第4条说：“连帽外套帽子内侧及圆领羊毛衫损伤均系刀切形成，这些衣着损伤应与受害人遭受刀切时挣扎致体位变动有关”。同属对同一个客观事实的鉴定，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报告。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说：刘璐“衣着破损位置与右颈部创口两端位置吻合，为颈部切割创在衣服上的延伸”。都是对同一个客观事实的司法鉴定，两个鉴定结果互相打架，让我们相信哪一个意见为好？如果说，切割脖颈时切到了衣服，就说明被切割人体位有变动；如果体位不变动，静静地叫人切割，那就不会切割到衣服，辩护人认为，这样的鉴定，简直就是在说笑话。

验鉴定，因为本案侦查机关根本就不愿看到本案属自杀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

4、本案《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称：赵莉“右颈部创口后高前低，后深前浅，推断其切割方向应为由后上向前下”。西交大法医学司法鉴定称：“死者赵莉的血迹主要位于副驾驶位置底面及座椅面，完全符合受害人头部低位时遭受切割形成，这也与死者前衣襟下部的喷溅状血迹相吻合”。

上述司法检验鉴定报告，恰好印证了赵莉的死亡完全有可能是自杀。根据人体学原理，当一个人右手伸向自己的项背的时候，其必然不自觉的就低头。如果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赵莉是身躯前倾，其血迹当然就喷向“前衣襟”及“副驾驶位置底面”，而其它各处均无喷溅状血迹。

5、公安机关提取到的“遗书”和“致歉信”，翟滨自己说是用来威胁和吓唬赵莉逼其离婚的，也就是说，“遗书”和“致歉信”只是拿来给赵莉看的，并不能证明翟滨必然要自杀。

根据公安分局案发现场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第4页记录：汽车后排座位左侧的脚垫，有一“印有‘食品专用袋’字样的白色塑料袋，袋内有一次性餐盒装的肉块”。辩护人在会见翟滨时询问肉块的来源，翟滨回答：那是他们没吃完的鸡肉，是翟滨叫服务员打的包，上车时放在车后座的。没有人能够相信，一个即将自杀的人，还会把没有吃完的肉叫服务员打包而且带上。

根据公安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记载，从翟滨身上“直接提取”当日的“福利彩票七张”。没有人能够相信，一个即将自杀的人，还会去购买七张福利彩票。

6、从公安机关提取的大量翟滨和赵莉之间的QQ对话和翟滨发给赵

所导致的多个犯罪结果，更不应以数罪来定罪量刑。从郭回村到668部队门前约9公里，途径两个红灯。在长达9公里，途径两个红灯的路段里，翟滨红灯停，绿灯行，均能遵守交通规则，正常行驶？这些情况只要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监控录像，立即就可以查证落实。而且经鉴定证明，发生撞车时，翟滨所驾驶车辆的车速只有43码。事实上，侦察机关之所以拿出一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备用，是为了避免万一故意杀人罪不能确定而给侦察机关造成的被动局面和严重后果。

综上，辩护人认为，在控告翟滨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全部证据中，没有一件是能够证明翟海滨故意杀人的直接证据，全部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且这些间接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所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始终未能排除受害人自杀这种可能性。且由于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赵莉遭割颈时的地点是否与撞车重合，翟滨驾车的时速只有43码，故很难确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具备犯罪构成所必不可少的主观故意，致使本案所涉及的两罪均成了巨大的悬疑之罪。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疑罪之所以从无，是因为错杀一个人比漏杀一个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要严重得多，巨大得多。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年轻人，一个很好很好的孩子，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轻率，而再失去一个年轻人。因此，辩护人再次大声疾呼并提请法庭注意：本案始终未能排除受害人自杀这种可能性。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翟滨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现有证据无法锁定系翟滨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以及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达不到定罪所要求的确实、充分的程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法庭应当作出证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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