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常态,不能为官不为大全

第一篇：面对新常态,不能为官不为大全

面对新常态，不能为官不为

“为官不为”今年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总结2014年工作时对“懒政”问题直言不讳：“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目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

古人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政府官员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即便是在古代封建社会，也是一项基本的政治伦理要求，是立身之本、从政之要，更不要说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和社会，能够容忍官员拿着人民的钱，却不为人民办事。每一个官员都应该牢记，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所以要时刻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做一名敢担当、能负重、有作为的官员。

众所周知，“为官不为”在中国是个老大难问题。有的官员把自己当老爷，没有当上官时还能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一旦做了官，就认为该享受了，不但不做事，而且还要耍威风，忘了责任意识。尤其是感觉自己晋升无望时，就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堕落成碌碌无为的懒官、庸官。有的官员将手里的权力当成寻租的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刻意不为，民众千急万急，他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说白了，就是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劣习，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自己牟取私利的资源和工具。有的官员奉行“无事就是本事”，害怕多做多错，只做太平官，看摊守业，求稳怕乱，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如此尸位素餐，既误时误事，为民众所不齿，而且有的甚至已经构成渎职犯罪，不能单纯地将其视作“不为”。

“为官不为”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针对性。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经济体制改革提速与经济下行相伴，行政体制改革提速与强力反腐相伴，无论经济调控还是行政治理都已进入了“新常态”，一些官员面对“新常态”，表现出了无奈的“不为”和有意的“不为”。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大包大揽的情况必须进行改变，一些官员不与时俱进，不主动适应，在岸上观望，以“没办过”“不会做”来为自己的懒惰作挡箭牌。在行政新常态下，有的官员错误地将简政放权理解为什么事都推给市场，当起甩手掌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该办的事不办，该担的责任不担，贻误了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被动局面。

而中央反“四风”、改作风、高压反腐更是让一些官员找到了“为官不为”的新借口：“官不聊生”，有什么干劲？“规矩太多”，有什么搞头？“动辄得咎”，何苦甩开膀子干？对中央禁令采取软抵抗，留恋过去的乱作为，容易发财的旧时光，对“新常态”嘴上不说，心里抗拒，消极应对，敷衍塞责，做样子，走形式。其结果是人员不管，工作不做，经济上不去，社会不和谐。

这说明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已经习惯了胡搞乱为，习惯了有钱就做事，为钱多做事，不该做的也揽过来做，不该拿的钱也拿。现在稍加规范，一些官员就不适应了，背底下有怨气、有怨恨了，但是又不敢公开反对，更舍不得辞职走人，于是就采取了“为官不为”的软抵抗方式。

然而一个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很大一部分要依靠政府工作人员用心办事，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很大一部分官员对中央采取“为官不为”的软抵抗，懈怠无为，一者人民群众难以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二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整个社会的运行发展必定堪忧。

第二篇：新常态不是“为官不为”的挡箭牌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有些干部却把新常态当做“为官不为”的挡箭牌。如何看待“为官不为”对经济增长、深化改革的影响？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要求下，如何根治“为官不为”、深化作风建设，让干部既廉又勤，干净干事？今天的新华网2015年全国两会《新华访谈》与您讨论备受各界关注的 “为官不为”现象。

访谈嘉宾：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宋立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王满传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高波

新华网特约评论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陈芳

新常态下慢不得 贻误时机担不起

主持人：去年GDP增长数字是7.4%。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但我们发现，当前有的人对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出现了泛化和偏颇的倾向，有的人认为经济下行就是新常态。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新常态和速度的关系？

宋立：2014年我们取得7.4%的成绩确实来之不易。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和我们差不多的缓慢下行趋势。中国取得7.4%的成绩，应该说比其他主要国家都要高得多，而且我们的总量很大。另外，当前处在动力机制转换过程中，速度会有些减缓。

由高速增长转入到中高速，这并不意味着新常态下速度就会一路下行，每年比上年降低，这是不成立的。速度这个东西要辩证地看。进入新常态最重要的是去掉过去的那种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不要速度。因为经济增长和就业、财政收入、人民生活水平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就业，就没有财政收入，企业没有效益，大家的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

主持人：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既然经济下行，“为官不为”似乎也有理由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某其政，该办的事不办。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会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它与经济增长是否有关联？

陈芳：全球经济普遍复苏乏力，不少国家都面临下行压力，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发展好比长跑竞赛。在世界舞 台上，各国都是长跑者，既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也要拼耐力。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来说，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还是第一要务，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要用 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难题。产业要从中低端到中高端迈进，也要靠广大干部率先作为，不断攻艰克难、爬坡过坎。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官员慢作为、不作为，就会贻误发展的好时机，长期下去就会让中国经济降速甚至失速，这样的代价我们承受不起。

主持人：对于“为官不为”，李克强总理在2月9日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 作会议上已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政策措施，启动了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有效但还不够理想。去年投资完成率总体上达到 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这种状况是多年来少有的。这反 映了什么样的问题？

陈芳：刚才列举的数字多少还是让人意外的，虽然只是个别领域工程重大投资出现的问题，但还是反映了当前一些干部的精神状态和作风行为上存在问题。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争项目、拉投资不惜代价，甚至“跑部钱进”，而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常态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一 方面是有些干部拖拖拉拉，对新常态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对引领新常态的工作能力跟不上。新常态不惟GDP，一些地方和干部就开始走极端，认为既然不考核 GDP，工作积极性就下降了。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尤其是在基层，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也屡屡发生。不作为，不能成为新常态下的干部作风常态。

主持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重要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官不为，会对经济社会大局产生什么影响？

宋立：过去30年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干部队伍。在当前阶段，我们要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如果这时候干部不作为，影响是比较大的。

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我们处于动力机制转换过程中，原有动力减弱了，新的动力能不能形成。如果这个时候不作为，那很可能导致新的动 力不会形成，就可能出现“换档失速”。一旦失速，影响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如果不保持中高速，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的说，我们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可能会受影响；远的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难以实现。为了保证换档不失速，各级干部要有好的作为。

深化改革等不得 否则易走回头路

主持人：2015年是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不少改革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期，如果“为官不为”，会对改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满传：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依赖于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来落实，需要各级公务员用创新的精神，更加投入地工作，把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如果各级政府官员或者说少数人不主动作为或者敷衍了事，改革措施很难落实到位。

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有两个影响，一个是对改革的进度产生影响，让老百姓对改革产生置疑，影响整个改革的氛围；另一方面，改革落实不下去、产生不了效果，相关其他方面就可能出问题，改革就会走回头路。

陈芳：庸懒慢，是不少官员习以为常的小毛病、小问题。但正是因为一些官员的不作为，导致很多改革推进中 出现“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等问题。2015年，全国多地发生了出租车暂停运营事件，讨论半天还是离不开出租车“份钱”。其实这些年来两会中不少提案议案都对此有所涉及，有关部门也花了一些 力气去研究。但“份钱”这个堡垒并没被攻破。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用智慧破深水区难题、啃下硬骨头，更是等不得、慢不得。民生无小事，遇到了难题该绕着走还是迎难而上，恰恰就是衡量干部作风的标准。

主持人：一些人认为，政府搞放权，很多事就可以推给市场了，这是否意味着就可以一放了之？“简政”和“不干事”有什么区别？

王满传：从改革角度来说，减政的目的一是要把过去政府越权乱伸的手缩回来，把市场的权力、社会的权力放给他；二是提高效率，简化程序、加快进度。对于政府来说，该承担的事必须承担。

不干事，是说该干的事不干，该担的责任不担。简政放权从某种角度讲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对做事方式和做事的质量要求更高了。所以说，改革不是靠喊口号，领导干部必须有更大的历史担当。

作风建设虚不得，“官娇”不能是常态

主持人：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这样的新常态对干部执政理念提出了新要求。为什么一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症？这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官员心态？

高波：过去很长时间里，有的领导干部手伸得太长，利益输送的网编得太密；有的干部患上了权力依赖症、责任软骨病；有的干部比的不是谁会干事，而是谁会“做人”。那么随着政风反腐高压越来越强，社会上出现了“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的论调。用我的话说，就是一种“官娇”，撒娇。

我们国家进入到经济新常态，广大执政团队当中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应该进入到作风新状态，政治新生态，反腐新常态中。如果为官不为，就是尸位素餐，拿了国家的俸禄不干事。就好比我们坐飞机了，突然飞行员说我很不爽，大撒把了，那一飞机人的生命和安危谁来负责？

陈芳：去年以来，为官不为的“太平官”在多地受到处理。这也引起很多人讨论，难道干部不贪不腐也会被问 责吗？现在看来，在新常态下，碌碌无为的干部不好混了。“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讲当官为了谁的问题。为官不造福一方，而是先想着出了事 谁来担责，没有“油水”的事是不是就不管，这还是利益观除了问题。以前觉得贪污受贿才是腐败，新形势下，庸懒慢也是腐败。当官就要守土有责，为官不为就不 要做官。

主持人：总书记提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为官不为，会对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什么危害？如何做到让干部既廉又勤，干净干事？

高波：正如领导同志强调，新常态下干部应该更加既勤又廉，干净干事，也包括我们所谓的忠诚、干净、担当。这些要求和素质实际上是更高的标准。党纪严于国法，越往后执纪的标准会越来越高。

作风建设也是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讲？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我们的党风、政风、行风直接影响社风、民风，它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代表着我们的 组织效率、组织文化，决定着我们的价值趋向。因此，它不仅仅只具有作风本身的意义，用领导人的话来讲，“作风是一张名片”，它对于整体改革航船的方向，对 于利益格局的调整都有实体性意义。

在新常态下，除了经济指标外，还有幸福指数，公平正义等等重要的衡量标准。不管是为官者还是围观者，其实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干事？干得怎么样。所以能否实现这些要求，和党风政风息息相关。

我想起巴非特先生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谁在游泳”。在执纪越来越严的过程中，懒政、怠政者就会“见光死”。

治理“不为”拖不得，精神面貌新状态

主持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 态。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始终把现代化建设使命扛在肩上，始终把群众冷暖忧乐放在心头。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 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 光、坚决追究责任。那么，我们刚才讨论了“为官不为”的原因和危害。接下来，如何治理？怎样问责？

王满传：“为官不为”的现象已经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接下来一年，我认为，首先要让地方政 府、各部门官员知道新形势下对他的要求是什么，新形势下到底该怎么为。一是列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对官员要有明确要求，承担责任。二是调整领 导干部考核体系，对官员提出要求。

宋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出台了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方法。其中减少了经济发展类指标的比重，增加了人民生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指标。

高波：我们说不唯GDP，不是不要GDP，接下来是考虑怎么去填补GDP之外的空白地带。有两方面很重要，一个是改革。依法治国，依规治党进入到新常态，是不是有法治GDP、作风GDP呢？我们要对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二是要监督，包括问责。王岐山书记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再不作为的话就要算算账了”，从战略重点上，前一段时间可能主要突出治理的是乱作为，但不等于纵容 不作为。所以再接下来，我想考核方式也应该增加一些新元素，比如能不能把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更加开放和多元，不要变成少数人来评价少数人，让我们党员群 众，让我们的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能够做实。包括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手段，对政情、政绩有更多监测手段。在这个基础上，拿起问责手段。

中央纪委有关领导在公开访谈中也谈到，2015年将是问责年，对于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的干部，现在也要算账了。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

主持人：除了严肃问责外，还有什么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官员做事的“动力源”呢？

王满传：要解决官员认识中有作为的动力在哪儿这个问题，调动他的积极性，也要分析为什么一些干部尤其是 基层公务员没有积极性心态，是不是与待遇有关？是否与目前的干部人事制度有关？我到基层调研发现，一些县提拔干部是按照年龄划线，50岁提不到副处就晋升 无望，提前退居二线了，而在县这一层，四五十岁正是干事的时候。没希望自然就喝茶打牌去了。干部人事制度中央明确要改革，要采取新的措施。

另外，对于怎么样创新，在简政放权之后不再审核后在怎么样创新和提高能力方面要采取措施，不但只拿鞭子，也要有胡萝卜，要扶上马，用综合措施应对问题。

陈芳：身在岗位就该有作为，这既是依法履职的要求，也符合反腐倡廉的规定。解决干部工作的动力源问题，就是要让有为干部有位，要形成这样一种良性激励机制。我们看到，中组部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这是很好的考核导向。另外，对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和 财政供养人员调资，不断激励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也是从待遇留人的角度给踏实干事的干部给予更好保障。对于公务员和广大干部而言，要让他们也能够体会到为 民做事的职业尊严。

主持人： 好，感谢几位嘉宾今天跟我们谈了这么多的话题。新常态的概念不能被无限泛化，不能偏颇认识。新常态下官员不但不能不作为，反而要奋发有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一句话，新常态不能成为官员“为官不为”的挡箭牌，而要成为更加有为的新起点。感谢各位网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访谈，感谢各位嘉宾的作客。再见。

第三篇：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

刘云山：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4月20日在沈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出席并讲 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坚持从严从实要求，把每个环节的工作做扎实做到位，确保教育 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上，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11个省市党委负责同志和所属市县委书记代表，以及中央第二巡回 督导组组长先后发言，大家认为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局良好，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扎实推进，一些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但进展还不平衡，存在重视不够、大而化 之、走形式赶进度等问题，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强化工作措施，把活动切实抓紧抓好。

刘云山在讲话中说，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教育是前提，必须始终摆在突出位置，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中央确定的必 读书目，以先进典型为镜，触及思想灵魂、加强党性修养。“四风”问题各级各层都有，关键是要积极主动找、联系实际找，找出来的问题要具体化、像自己。专题 民主生活会是一个关键步骤，要出以公心、开门见山、敢于交锋，克服和避免“怕”的思想、“绕”的现象、“空”的问题，多一点“辣味”，确保开出质量和水平。

刘云山说，第二批活动同群众关系更直接，更需要开门搞活动，要真开门、开大门、全过程开门，畅通群众参与的渠道，鼓励群众讲真心话、提真意见，各个环节都让群众来评判、来监督。要坚持从严督导、从严把关，突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督导，突出对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重点 环节的督导，督到关键处、导在点子上。

刘云山说，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地促进改革发展，要把开展活动与推动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开 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觉，增强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增强一心为 民的公仆情怀，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刘云山强调，搞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各省区市党委要对组织协调、活动推进负总责，一把手要亲自过问、具体指导，不当“甩手掌柜”。市、县领导 干部是第二批活动的重点对象，又是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必须发挥好受教育和抓活动两个主体作用，既带头参加活动，为党员干部树标杆、作示范，又切实履行好引 领者、组织者的责任。

赵乐际主持会议，赵洪祝出席会议。

第四篇：为官不为

为官不为”者当让位于贤

2014-07-16 09:34 求是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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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不为，是作风整顿的一块硬骨头。在作风建设持续推进、成果不断制度化的当下，少数干部感慨为官不易，以“要求严了”“规矩多了”为借口，滋生了“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心态。反四风、改作风，就要反对庸官、懒官、太平官，就要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为了做事才当官，而不是为了当官才做事，更不能为了保官不做事。“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古代一位普通官员的话，话虽简单，但却是为官者应铭刻在心的。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味人民服务，衡量一个好干部的标准就是要看在他执政期间，能否为百姓谋福利，百姓能否安康。若不能做到这几点，哪怕他才高八斗，都不是个称职的干部，人们都不会拥护的。这就是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福”字就意味着应该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

我们要警惕，以“为官不易”为由，为“为官不为”寻找借口。从表象上看，这些官员是“平庸主义”、“好好先生”，奉行所谓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本质上讲，是缺少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事实上，“为官不为”本身就是四风的突出表现。抓工作只重表面、不切实际的“虚为”，就是形式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给群众办事，遇到难题就“不为”，正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庸懒松散，不思进取，遇到事情就“拖为”，做事拈轻怕重，安于现状，满足于现状，没有新目标，就是更是享乐主义；占着位子却不作为，导致资源浪费、机遇流失、矛盾激化，岂不是更为严重的奢靡之风？

能干事、敢担当、有作为，这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从政之要，也是评判一个干部境界高低的标尺。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应该负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否则，啥也不能，为啥选你？啥也不干，要你干啥？为官者就应该敢于担当，并时刻保持清正廉洁。敢于担当就是敢于干事，清正廉洁就是不要出事，两者虽然看似有一定矛盾，但其实是统一于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之中的。只要干部信念坚定、心底无私、一心为民、两袖清风，完全能够做到问题面前敢上前、原则面前不动摇，既敢干事、干成事，又不会出事。当然，敢于担当，需要干部加强学习修养，注重实践锻炼，增强担当本领。

当然，倡导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也离不开好环境和好的制度保障，要形成一种让“为官尽责”者升得了迁、让“为官不为”者过不了关的好机制。一方面，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为勇于改革的干部打气。应该树立这样的导向：有为才有位，而不是有资历就有位，甚至是不出错就有位；不能做事越多风险越大，让不干事的人安安稳稳。只有对该作为不作为的干部严肃惩处，对群众不满意的干部坚决撤换，使庸官难过“上岗关”、懒官难过“考核关”、太平官难过“群众关”，让今天的“为官不为”，成为明天的“为官不易”，才能激励更多想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干部大显身手，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为官诚然不易，但其实并不是官不好当了，而是贪官不好贪了，庸官不好混了，坏官不好受了。既然做了官，就要锐意进取、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如果觉得不堪重负、难以胜任，就不要勉强自己，应主动让位于贤。为官不为，要你何用？

第五篇：申论时评：新常态下更不容“为官不为”

申论时评：新常态下更不容“为官不为”

在经济换挡转型期，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需要在地方落地。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只会贻误改革发展时机，这其实是另一种权力滥用。

不仅是乱作为的公职人员要紧张了。在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干部放出狠话，“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此，报告提出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在统揽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这么多笔墨说“为官不为”问题，应该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过去，官员乱作为受关注较多，但懒政怠政现象也不鲜见，只不过相比之下，乱作为和严重腐败现象表现更突出一些。

在经济换挡升级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新常态下，官员腐败更多被查处，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一些患上权力依赖症、或者只会“做人”不擅干事的官员，突然感到各种不适应。比如，反腐越来越严，就不敢放开手脚干事了；考核不唯GDP了，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为官不易、做多错多等论调。不管是矫情，还是真的能力不足，这种现象都值得警惕。

习近平说：“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实际上，不贪腐不滥权只是为官做人的底线；为官一任，“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基本要求；而“为官不为”则是失职渎职，其危害甚至不亚于腐败。

尤其在经济换挡转型期，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需要在地方落地实施，这些都需要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切实履职，创造性开展工作。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只会贻误改革发展时机，这其实是另一种权力滥用。

为此，报告给治理为官不为开出了药方，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二是加强监督问责。新常态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要求，政府要晒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权力要接受监督制约。对干部的考核，虽然减少了GDP的比重，但在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等方面，应有新的考核标准和办法。考评的导向和标准明确后，就要严格监督和问责，用中央纪委主要领导的话说，“再不作为的话就要算算账了”.我们看到，变化已经在发生。中央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经出台，一些地方还专门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一批干部因“为官不为”被问责。这些措施再加上公务员薪酬改革和奖惩机制的良性激励，保证公务员有正常的晋升通道和职业尊严，如此，再不作为就真的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