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下

第一篇：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下

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

——来自重庆的经验实证（下）

姜松 吴卫红 曹峥林

 2012-04-25 11:02:43

来源：《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4期

（4）方差分解。一般说来，时间序列的预测的误差方差是自身扰动项和系统中其他变量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技术就是将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成系统中各个变量变动的贡献程度，通过比较不同变量对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率大小，就可以估算出各个变量的重要程度。

因此，本文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之上，运用方差分解技术对城乡统筹度的预测误差方差进行分解，以此来衡量财政支农、农业投资及农业贷款的冲击对城乡统筹度变动的相对重要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首先运用Dickey和Fuller（1981）、Phillips和Perron（1988）提出的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分别对数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对于非平稳序列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表2。由结果可知，CRDt、ACZt、AINt、ADKt等指标都是非平稳序列，在此，本文采用差分法对其进行变换，DCRDt、DACZt、DAINt、DADKt分别表示一阶差分。由表中的数据可知，经过处理的数据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说明变量已成为平稳序列。

由于要运用VAR模型进行分析，还必须确保VAR模型在整体上必须是平稳的，因此需要进一步验证VAR模型的特征根。由图2可以看出，CRDt、ACZt、AINt、ADKt等序列组成的VAR模型存在大于1的特征根，是一个非平稳系统。基于此，就需对CRDt、ACZt、AINt、ADKt等序列的协整关系做进一步检验。

（二）JJ协整检验

由表2可知，CRDt、ACZt、AINt、ADKt等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CRDt-I（1）、ACZt-I（1）、AINt-I（1）、ADKt-I（1）。因此，可利用JJ检验来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由于Johansen检验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一种多重检验方法，因此在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滞后期，本文运用E-VIEWS 6.0中的Lag Structure功能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LR、FPE、AIC、SC、HQ等五个统计量中我们可以确定CRDt、ACZt、AINt、ADKt等变量组成的VAR模型的滞后期为1。在此基础上，运用JJ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

由结果可知，在1985—2009年CRDt、ACZt、AINt、ADKt等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或者内在均衡机制。根据VAR模型可得均衡向量如下：

（12）式表明城乡统筹度（CRDt）、财政支农（ACZt）、农业投资（AINt）、农业贷款（ADKt）之间存在内在均衡机制，由于在协整回归时对各变量取对数形式，因此影响系数也即为弹性。所以由上式可知，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弹性为负，制约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化。这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农效应在1985—2009年期间，并没有发挥出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农业繁荣的效应，因而也对城乡统筹度成效并不显著。这也印证了：虽然财政收入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且增速达到年均38.74%，但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费用、农业科技费用、农业挖潜改造资金、农村社会救济费同庞大的财政资金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这也是为什么财政支农与统筹城乡发展呈负相关的原因。因此，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逐步实现财政支农由“外生化”向“内生化”转变，发挥财政支农效应，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而农业投资（AINt）、农业贷款（ADKt）等对城乡统筹度（CRDt）具有正向效应，且其弹性为0.047、0.026，即随着农业投资、农业贷款额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统筹度将增加0.047%、0.026%。

（三）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了不同结构冲击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JJ检验不能说明关系强度的缺陷。城乡统筹度（CRDt）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由结果可知，城乡统筹度（CRDt）自身的变动对其自身的贡献率一开始较为显著，但随着滞后期的不断增加，其贡献率逐步递减。财政支农（ACZt）、农业投资（AINt）对城乡统筹度（CRDt）的贡献率是一个逐步递增的过程，两者在滞后10期后达到最大，贡献率分别为14.6%、40.51%。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是递增趋势的结论，似乎与上面协整关系中提到的结论有点背道而驰，但其实不然。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更好地说明了重庆市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薄弱，绩效较差，限制了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效应发挥。而农业贷款对城乡统筹度的贡献率从滞后2期开始增长较快，从第5期开始始终维持在11.3%-11.8%，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农业贷款已转化为资本积累，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趋于稳定。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理论上讲，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对“三农”发展施以外力，形成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本积累，从而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证结果却表明，财政支农与城乡统筹发展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并没有起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并没有达到政策的预期效应。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发展效应是逐步增强的过程，这不但没有否认政策初衷，反而进一步印证了现阶段财政支农资金比例占有小、结构失衡制约财政支农资金效应发挥的这一既定事实。而农业投资、农业贷款等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农业投资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主要说明，随着重庆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业发展迅速，服务能力逐步增强，涉农贷款总量不断增加，为“三农”发展提供多层次、宽渠道、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金融支农效应，促进农业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助力城乡统筹发展力度较大。同时，重庆市金融机构积极适应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变化，不断加快金融服务创新，有力地支持了统筹城乡发展。如重庆市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及林权抵押融资为突破口而进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整合农业发展资金及补助资金，建立农业贷款风险基金池、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重点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积极推进村镇银行、民营担保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等。这些举措的实施无疑推进了农村的经济金融发展，使农业投资、农业贷款的效应不断增强，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二）政策建议

（1）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优化财政支农结构。针对现阶段重庆市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发展效应不显著问题，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增加财政支农规模，确保其与农业发展同步，逐步建立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将以往的“输血式”支农向“造血式”支农转变，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保护、农民变市民后的社会保障、针对农民变市民的廉租房规划建设、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培训等。在财政资金的空间布局上合理安排，加大对库区和“渝东南翼”等地贫困区县建设和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使城乡居民得到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逐步增强财政支农资金运作效率与绩效，以此扭转财政支农由于资金投入薄弱而对城乡统筹度的负向效应，不断助力城乡统筹发展。

（2）继续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实现农业内生化崛起。由于农业投资对城乡统筹度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因此应不断加大农业投资力度，扭转长期以来依靠“三农”发展积累搞“两化”的发展路径，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不断加大对农民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民专业技术技能，不断减少技术采用成本，加快新型农民培育进程。同时，加大对农业科研投资力度，推动农业知识成果转化，形成“产研学”一条龙，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内生化崛起，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此外，还应不断创新农业投融资体制模式，以保证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3）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要进一步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贷资金支持，培育农村金融竞争主体，完善金融竞争机制，化解农村资金“真空”困境，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在社会效益目标优先、保本微利的原则下，建立信贷资产质量保障机制，做好信贷评审，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探索参股信用联社，通过金融工具，扩大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规范和发展村镇银行，化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拓展资金来源渠道，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可靠资金支持。

第二篇：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上

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

——来自重庆的经验实证（上）

姜松 吴卫红 曹峥林

 2012-04-25 11:11:53

来源：《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4期

摘 要：在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GCA）对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财政支农、农业投资、农业贷款等与城乡统筹度间存在协整关系，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效应为负，农业投资、农业贷款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为正。进一步方差分解表明，城乡统筹度自身的变动对其自身的贡献率一开始较为显著，但随着滞后期限的增加而逐步递减。财政支农、农业投资对城乡统筹度的贡献率是一个逐步递增的过程。

关键词：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城乡统筹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不断推进，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进步，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但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发展体制、制度、观念等原因，城乡教育、卫生、医疗、经济、文化等差异逐步扩大，农业还比较脆弱，农村还比较落后，农民还比较贫苦，“三农”问题成为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等协调发展的瓶颈，严重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使农村发展资金匮乏、农民生产、生活积极性严重受损，农民增收难且进度缓慢，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农民“市民化”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如何突破“瓶颈”及“二元制”结构的“藩篱”，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十二五”时期一项重大课题。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空间结构于一体，“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区域差异、城乡发展差异、贫富差异表现尤为明显，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突出，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城乡要素流动及制度创新仍然困难重重。“十一五”时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但城乡发展差异逐渐扩大，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如不能完美解决，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重庆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加快制度创新力度，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将迎来经济社会提速发展，小康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重要机遇期。这对于重庆市缩小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均衡，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缩小城乡差距，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是关键，财政支农政策、农村金融发展是化解“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助农增收的两把利剑，是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推动力，是化解农业风险、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外力保障，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不可或缺、不可放松的战略措施。基于此，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是否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如何？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应该如何进行政策选择与创新，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本文将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收集重庆相关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对重庆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度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开创了“二元”经济理论研究先河。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一文中系统论述了劳动力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这一过程将“沉淀”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排挤”干净，直至出现城乡间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此外，H Fei和G Ranis、Michael P Todaro、Dale Nicholas Kaldor等也都阐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改变“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以理论为指导，学者根据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乡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提出了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Mahabub Hossain、Mehmet A Ulubasoglu和Buly A Cardak、Marguerite Berger等都认为教育、培训支出等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主张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John Kerr、William C Sullivan等认为城乡协调发展中应关注环境改善、提高环境效益和审美。KarenMacours等以新贫困数据调查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假设来分析东欧、苏联等23个转轨国家的城乡差异在时间维度的变化，提出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NormanVLoayza等运用两部门模型分析了贫困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认为建筑业和制造业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贡献最大。国外学者关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指导与逻辑起点，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

国内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韩俊、钟甫宁认为从长远来看，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陈锡文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建立五大机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基本途径。林凌认为，成渝地区城乡统筹试验区，应克服体制和政策障碍，妥善解决农民就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转变为市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应在金融领域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朱允卫、黄祖辉认为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李银星、杨印生采用DEMATEL法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综合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响度，有针对性地把握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重点和难点。宋洪远等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差别演变的过程及其形成原因，提出了统筹城乡关系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可见，国内学者关于城乡统筹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但主要基于宏观层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定性研究，虽有学者提出从资金方面进行突破，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都基于定性研究，并没有从实证视角对其发生机理等辅以佐证，且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定性分析方面一般采用城乡收入差异作为衡量指标，由于城乡统筹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势必有失偏颇。因此，本文将采用新的指标体系，对城乡统筹度进行度量，并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其中的影响机理进行探析，从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视角提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设计、变量说明及相关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计

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如何？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技术进步处于中性，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处于最优配置状态。基于此，引入生产函数分析框架：

（1）式中，t表示年份，CRDt表示t年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LARt表示t年的劳动力要素投入，CAPt表示t年的资本要素投入。为了全面分析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本文借鉴温涛的处理方法，对劳动力要素投入施加限制变量，则有：

（3）式中，表示资金要素投入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系数。本文中的资金要素来源涉及财政、金融两个维度，并用财政支农资金、农业投资以及农业贷款三个指标来表示。因此，模型可进一步演化为：

（4）式中，ACZt、AINt、ADKt分别表示t年的财政支农、农业投资状况、农业贷款状况等。进一步，（3）式可进一步转化为：

为了让模型更加简单明了，我们分别用β

1、β

2、β3来表示财政支农、农业投资、农业贷款等对城乡统筹的弹性，并添加截距项β0，则（5）简化为：

差分表示的仅是变量前后期的差值，所以，CRDt与ACZt、AINt、ADKt滞后变量之间同样存在稳定关系。同时，ACZt、AINt、ADKt等指标对于统筹城乡的影响往往存在一定滞后期。基于此，为了进一步分析资金投入各变量对统筹城乡的影响，特设立VAR模型并予以实证分析，并对相关数据给予说明：

（二）变量说明

（1）城乡统筹发展指标：国内相关学者在对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时大多采用以收入反映城乡差距和以消费反映的城乡差距两个方面来表示。由于城乡统筹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因此，若用这两方面指标来表示，难免有失偏颇。为了全面反映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文中首先按照AHP分析法的步骤，建立指标体系，并计算各指标权重（见表1）。同时，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GCA）对1985—2009年重庆市城乡统筹度进行综合测量。

（2）财政支农指标：按照重庆市统计年鉴的相关口径要求，本文将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费用、农业挖掘改造资金、农村社会救济等的和作为财政支农资金，并用其与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财政支农水平（ACZt）。

（3）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农业投资水平（AINt），用农业贷款与人民币年末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ADKt）。

（三）数据来源

文中所涉及所有指标数据均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历年）、各区县相关年限统计公报材料及各区县统计机构官方网站，且在分析中，根据需要对相关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各指标变动趋势如图1。

（四）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GCA）对重庆市1985—2009年城乡统筹度进行综合测度，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考察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度之间的关系。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极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为了避免这一现象，本文首先综合运用ADF、PP检验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若为非平稳序列，则通过差分法将其变为平稳序列，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对VAR系统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根据LR、FPE、AIC、SC、HQ等五个统计量综合确定VAR模型滞后项，且在各序列同阶单整的基础之上，运用JJ检验对各序列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最后进行方差分解，以此来反映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强度。

（1）AHP与GCA。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由Thomas L.Saaty开发的一种分析方法，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方面的运用极为广泛。运用此法应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建立层次模型，并按照各指标关系进行层级划分。其次，对处在同一层级的各元素相对于上一层级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确定其重要性。再次，根据计算出来的重要性倍数，计算各指标对评价系统的综合权重，并进行排序。GCA（Grey comprehensive analysis），即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分析系统中各元素之间关联度、相似程度的方法，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似序列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应遵从以下步骤：首先，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方法是“0-1”置换法，转化公式为：

（8）式中，t表示时间，k表示指标位序，min表示序列中最小值，max表示序列中最大值。然后，构建最优指标集。最优指标集是各时间序列的最优值组成的集合，并以此为基础，将1985-2009年各指标作为比较数列，分别求出第i年的第k个最优指标的关联系数。计算公式见（9）式。

（9）式中，C*k表示最优指标集，Ctk表示t年的k个指标集，min表示序列中最小值，max表示序列中最大值，其中，0＜ρ＜1，本文中将ρ取0.5。

（10）式中，CRDt表示t年的城乡统筹度，Wk表示根据AHP方法计算出来的指标权重，δkt表示第t年的第k个最优指标的关联系数。

（2）数据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非常重要，且关于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也非常多，常见的主要有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检验、Phillips和Perron（1988）提出PP检验、DFGLS（DF test with GLS demanding）检验、KPSS（Kwiatkowski-Phillips-Schmidt-Shin）检验、ERS点最优（Elloit，Rothenberg and Stock point optimal）检验、NP（Ng-Perron）检验等。本文主要采用ADF检验、PP检验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并对非平稳序列采用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序列。

（3）协整检验。经济理论指出，某些变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若受到系统外冲击，变量会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重新回到均衡状态，但许多变量是非平稳的，如果它们是一阶或者高阶单整的，它们的线性组合也可能是平稳的。因此，为了检验城乡统筹度、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等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否存在长期平稳关系，本文运用Johansen（1988）、Jselius（1990）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通常称为JJ检验。

第三篇：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和发展

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金融产品创新

——江西新余案例分析

2009年以来，江西省被确定为全国9个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的省份之一；与此同时，该省的新余市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试点城市。为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提供参考建议，笔者对新余市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模式的实施效应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模式

在城乡统筹试点工作开展之初，新余市就以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三个集中”为动力，着力加快建设“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的战略布局。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上，实施特色贷款新模式。结合当地的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基地)+农户”、“龙头企业+担保公司+财政+农产”、“龙头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政府+农产”等模式，全力支持该市农业产业化发展快速。据调查，2009年新余市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3家涉农金融机构投放信贷资金34.58亿元，对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大力扶持；2010年1～6月份，该市3家涉农金融机构累计投放贷款11.68亿元。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实施非经营性固定资产贷款模式。针对新余市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农的基础性、公益性未来无项目经营直接收益的非经营性项目建设多、资金需求大的特征，2009年，新余市农发行出台了非经营性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流程及其管理办法，着力解决政府财政部门投资建设，但因投资暂时未到位，需要信贷资金垫支而发放的贷款。2009年以来，新余市农业发展银行累计投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13.5亿元；2010年1～6月份，投放各类涉农基础设施项目贷款6.5亿元。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上，实施普惠型金融服务模式。针对一些农民工在东部沿海地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术之后返乡创业贷款较难的现状，新余市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相继推出了“金穗惠农卡”、“农民工创业贷款”等新产品。这些涉农金融产品创新坚持普惠原则，利率上浮幅度较小，受到农户的普遍欢迎。

主要障碍与解决办法

从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实践看，一些金融机构绝大部分县域分支机构往往以常规业务要求来管理、考核创新业务，由于常规业务信贷审批权过于集中，并实行严格的新增贷款责任追究制度，将信贷风险与信贷人员的利益挂钩，在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却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使信贷人员重视风险规避，金融产品创新举步维艰。

从外因看，农村社会信用意识相对淡薄，司法执行效率低下，同时农村担保体系不健全，专业担保机构较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工作的开展。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涉农金融机构产品创新除需改革自身创新机制外，还有赖于农地金融法规的健全和政府财税政策的协力扶持。一是以完善法规为抓手，健全农地金融制度运行新机制。推动立法机关明确界定农村宅基地及其房产进行贷款抵押的法律效力，尽快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农村房产、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排除阻力。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健全金融产品的供给新机制，使产品创新更有针对性，不断提升各类市场主体的融资效率。三是以财税扶持为杠杆，健全金融产品创新的配套新机制。比如，税务部门应实施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门应健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支农创新奖励机制等。在此基础上，还应健全多种形式的担保基金，促使担保公司高效运作；发展农业保险，健全产业投资发展基金等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创新背景

为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新余市以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三个集中”为动力，着力加快建设“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的战略布局。

第四篇：城乡统筹发展

关于社会管理的思维创新与路径

社会管理与群众利益有着内在的相关性，要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与群众的关系。“党建统领、社会协同”其内在的机理是处理好预算跟服务的关系，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四大要素问题在于其结构关系，新时期的党群关系要处理好党委与公众的关系、党委与政府的关系，在加强社会管理中，党的各级组织要贯彻群众路线，客服官僚主义，发挥统领和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要矫正各级权力的滥用，防止社会过渡分化，新时期的社会管理要重视公众参与的新特点，正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包括参与政府动员与维护群众利益方面的功能，通过培育自主性的社会组织，整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加强社会自治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具有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急剧的社会转型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此，在多元的社会治理格局中，需要培育社会力量，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和谐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路径上，一方面需要在观念上进行创新，在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另一方面需要了解社会需求，加强社会管理的主题能力建设。同时，需要在组织、体制、机制上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保障。

改善党群关系与社会管理创新密切关联，当前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规范、价值变迁在进一步催促社会管理加速，时空压缩使得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300年的发展，在正面发展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诸多社会矛盾等负面效应。当单个或是局部是正确的要素合成后可能是错误的结果，合成腐败即是一类，当前各地贫乏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集体无意识的多重叠加，因此需要加以重视研究，通过改善新时期党群关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第五篇：统筹城乡发展

申论热点：统筹城乡发展

【背景链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农业农村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衡量城乡统筹发展的成效，关键要看农业基础是否不断加强，国民收入分配是否真正向农村倾斜，公共事业发展的重点是否切实向农村倾斜，改善民生的举措是否更多惠及农民。归根结底，要看立足点是否真正放在加强“三农”上。决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决不能借统筹城乡之名削弱农业农村、损害农民利益。

【标准表述】

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农业基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在关键环节上花气力、下功夫。

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信号不能变、支持不能减。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调动农民务农种粮和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农产品市场调控，保持价格合理水平。

不断增强农业发展支撑能力。抓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

加快改善农村民生。将政府的公共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聚集，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加快解决农村发展最急需、农民要求最迫切的饮水、用电、教育、医疗等问题，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更加注重城乡联动、协调推进，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作为城乡改革联动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