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平：基层民主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与实现路径

第一篇：任中平：基层民主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与实现路径

任中平：基层民主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程中的地位作

用与实现路径

内容提要：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必须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平台，才能有效发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作用。基层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同时又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当前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各种路径中，大力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更具有基础地位和现实意义。而当前基层民主发展陷入治理性困境，亟待实现从民主选举向民主治理的路径转换，才能充分发挥其基础性制度平台的作用。

关键词：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基础工程实现路径

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近些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必须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平台，才能有效发挥党内民主示范和引导人民民主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表明基层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凸显了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强调“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并进一步指出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明确要求“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可见，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对于我国现阶段实现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的战略目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一、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动力系统中的原初动力

从社会动力学的视角考察我国改革以来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基层民主不仅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同时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动力系统中的原初动力。

第一，基层民主在我国政治改革中率先突破，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初动力。如果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从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开始。我们知道，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和组织格局的变化的必然结果。改革伊始，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便开始冲破了一元化的公社管理体制，从而使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利益自主性越来越强，传统管理体制难以为继，于是，村民自治便应运而生。从村民自治发生发展的实践情况可以看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来源，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产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农村社会结构形式的变化。村民自治正是适应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要求，从社会政治方面保证了村民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需要，农村治理模式的转换才得以实现。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改革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的结果。它的发生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巨大原生动力。[1]而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化和发展，有力促进了我国城乡基层民主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初动力。

第二，基层民主启动了党内民主进程，促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的衔接与互动。由于随着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的普遍推行，农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多年来实行村委会主任直接选举的成功经验，为公推直选村党支书提供了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在全国广大农村的全面推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得到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村委会成员特别是村主任通过公开、平等、竞争方式产生的面在不断扩大，从而增强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他们民主参与的能力，民主的要求和呼声日渐高涨。这就导致了同样是直接面对农民群众的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方式提出了挑战。因此，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方式也必须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进行相应的改革。于是，在山西、四川等一些地方，便开始了村党支部书记“两票制”的改革探索。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到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这一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村民自治对于党内基层民主的促进作用。可见，正是由于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倒逼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方式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从而启动了党内基层民主的发展进程。而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蓬勃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的合法性地位得到增强，反过来有力地带动了农村基层民主向纵深发展。这在近些年来各地基层民主发展的典型经验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主要有：河北青县模式、河南邓州模式、四川成都模式等等。例如，成都市在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中，通过“公推直选”、“党内会议开放”、“民主评议”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实践，在不断提高党内民主自身水平的基础上，又带动了“三会开放”、“三务公开”，有力地带动了基层民主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之间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第三，基层民主推动了国家政治民主，催生了基层群众自治与地方政权建设之间的联动效应。基层民主的发展不仅逐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主政治生态环境，而且它还催生了基层群众自治与地方政权建设之间的联动效应。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村级民主向上延伸从而直接推动了乡镇长直选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进而延伸到县级乃至于更高层次的民主改革，包括近年来中组部在一些地方开展了县委权力公开运行试点，有的省份还进行了地厅级行政领导公推公选的实践探索。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来源目前已经在发生变化，这种动力已经不是来自于地方政府自身，或者是从中央来的动员式要求，而是来自于社会的要求，社会的压力。这样一种改革的出现，虽然从表面上看，仍然是地方政府创新式的改革，但是从性质上看，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改革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的压力。这样一来，再出现的地方政府创新式改革已经和原来的有了根本性不同，这样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回应社会的需要，减少和社会的冲突，这是一种应对社会的压力而实行的改革。[2]

第四，基层民主使广大民众在实践中得到训练，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力军。胡锦涛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参与决定着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3]在我国广大城乡基层实行基层群众自治，这对于推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村民自治的积极倡导者彭真同志早在1987年就曾经指出：“农民群众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和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参政议政能力，逐步向上延伸，逐步扩大民主范围。”[4]正是通过近些年来我们广泛推行了基层群众的民主实践，从而有效地训练和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了他们的民主参与的能力和素养，使他们日益成长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对于实现我国民主政治顺利发展的基础条件来说，从上层看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从下层看则需要现代社会的良好发育。作为能够通过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来构建自身并协调自身行为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不但可以促进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积极沟通，而且可以达致制衡、抑制权力，提供公民维权等功能，使公民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有利于预防和消解各类社会冲突，促进公共秩序的良性发展。[5]

二、基层民主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程中的基础地位

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对于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还必须通过一定的具体路径才能真正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刻表明，必须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平台，才能有效发挥党内民主示范和引导人民民主的这种作用。从近些年来我国各地的实践经验来看，已逐步形成了以下几条可供选择的具体路径：

第一，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互动路径。基层群众自治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进程来看，正是由于广大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随之兴起的公推直选村党支部书记和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等党内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而随着党内基层民主的蓬勃兴起，又有力地带动了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互动路径。

第二，党内民主向人大民主的推进路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因而也是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平台。因此，充分发挥人大这一制度平台的优势，通过认真落实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效对接，达到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路径。[6]这是因为，作为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发挥先锋队的优势，积极主动地引导和带动全社会民主的发展，并且由于执政党的地位以及党员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中担任主要领导工作，掌握和支配着重要的社会资源，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必然会直接影响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7]

第三，党内民主向政协民主的扩大路径。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功能，必然有利于实现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作用。我国的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由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内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人民政协这种协商民主的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它作为沟通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8]

第四，党内民主向党际民主的延伸路径。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通过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实现党内民主转向党际民主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作用也不断增强，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各民主党派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组织不断发展，目前成员已有77万多人，反映和代表了各自所联系的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9]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党际民主提供了制度平台，所以，党际民主就成为沟通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为实现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而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总体上看，在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上述几条路径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为支撑的人大民主、政协民主和党际民主都属于国家民主和政党民主的范畴，而基层民主则属于社会民主的范畴。在国家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关系问题上，社会民主是基础，国家民主是关键。一方面，基层民主制度对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基层民主的发展作为坚实基础，就不可能建成国家民主的高楼大厦。因而，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又是基层民主能否深入发展的关键。正是由于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从而为基层社会民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强力主导和大力推进，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的迅速发展。所以说，以基层民主为基础和重点，以国家民主为保障和关键，相互之间适应配合，这是近些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蓬勃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10]而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这一发展进程，进一步实现党内民主对于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不仅要积极推动人大民主、政协民主和党际民主的发展，而且还需要下大力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因为这是实现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基础性制度平台，也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最为重要和切实可行的主要路径。具体地说，基层民主较之于其他几种民主渠道，就其广泛性、现实性和直接性而言，显然更具有其基础地位和现实意义：

首先，就参与主体而言，基层民主是大众民主。而人大民主、政协民主和党际民主都属于精英民主。徐勇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体系呈现出双层结构：一是上层民主。通常指国家形态的民主，主要由人大和政协制度为支撑，其功能是立法、咨询和协商。由于它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又称之为间接民主；又由于人民代表是由少数先进分子所组成，又可称其为精英民主。二是基层民主。通常指社会形态的民主，主要是群众自治和公民参与为支撑，其功能是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由于它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因此又称之为直接民主；又由于其行使者是全体具有公民资格的公民，又将其称之为大众民主。[11]因此，没有基层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如果基层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性工作，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而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实现党内民主对于人民民主的带动作用，具有最为广泛的影响力，具有最为广泛的实践意义。

其次，就利益关系而言，基层民主是草根民主。发展基层民主是调动和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措施。邓小平多次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基层民主所讨论决定的事项，都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能够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蔡定剑曾经提出：民主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要做政治参与。我们不要把民主说成这么虚的东西，老百姓他愿不愿意投票，愿不愿意参与一些公共事务，这跟他的利益有关系。他的利益决定他的行为，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让老百姓参加一个选举，而那个选举与他的利益没有什么意义，他就不会参加这样的选举。我们过去搞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农民积极吗？农民参与吗？过去十多年里，农村里面的民主搞起来了，选举最热闹的是农民。因此，老百姓要不要参加选举，是由经济的行为、利益的行为，还有选举的程序是否公正所决定的。[12]此话的确在理。由此看来，真正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民主是基层民主，它就是一种草根民主，直接扎根于民众切身利益的土壤之中，因而广大民众才有参与的积极性。其他民主尽管也很重要，但它离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对较远，尤其是现阶段我国广大群众在经济上刚刚解决温饱的条件下，老百姓更多关注的还是眼前现实的经济利益，所以，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实现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最具有现实性，是目前最为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最后，就参与方式而言，基层民主是直接民主。由于基层民主是直接民主，又是一种日常民主，可以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民主给他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最为明显。胡锦涛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依法保证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权机关、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入手。”[13]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广泛进行了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的试点探索，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这种公推直选就是由党内外民众公开推荐初步候选人，再由党领导的选举主持机构进行组织考察后确定正式候选人，最后是召开全乡镇党员大会由党员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乡镇党委班子成员。“公推直选”是在基层民主发展带来的外部压力下逐步生成的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它将过去那种难以直接体现民意的间接民主转换为能够真实表达党员和群众意愿的直接民主，在扩大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和真实性、确保广大党员民主权利的同时，又广泛吸纳党外民意，很好地实现了以党内民主引导和兼容人民民主，有效地推进了人民民主的发展。因此，这种选举模式已经逐步成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模式。[14]可见，基层民主最具直接性，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生命力和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最能有效地调动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三、当前基层民主所处的发展困境与路径转换

然而，由于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历来缺乏民主传统，而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同时，国家在急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基于对社会稳定的战略考量以及现有法律制度对基层民主发展空间的刚性约束，加之近些年来迅猛兴起的城市化浪潮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强烈冲击等等，以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必将导致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只能在曲折中缓慢前行。事实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后期的十多年间，村民自治在经历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凯歌行进之后，由于现有法律制度的瓶颈限制，从而使村级民主向乡镇民主的推进遭遇挫折，直选乡长成为“昙花一现”。与此同时，贯穿这一时期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民主选举，而随着村委会选举的逐步推开，选举过程中的种种乱象诸如贿选、宗族势力影响以及黑恶势力渗透等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城市化浪潮而引发的乡村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迁，诸如大量农村进城务工，农村资源流向城市，传统乡村文化的瓦解，致使村民自治实践遭遇一系列现实难题而陷入治理性困境。于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村民自治而兴起的选举热潮开始由基层社会民主而转向党内基层民主，而党内基层民主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蓬勃发展之后，近年来也开始陷入了发展瓶颈。各地广泛开展的公推直选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探索已历时十余年，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尽管也得到了来自高层的重视和鼓励，但只是停留于一般的书面肯定，并未提升到更高的制度层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刚性要求，也未形成一套具体的运行机制和配套制度，从而导致各地的一些试点长期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由于较长时期都缺乏来自于中央高层的制度要求和刚性约束，这就使各地试点的持续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近年来似乎也陷入一个停滞期，难以再继续深化下去，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迹象。因此，从各地试点的总体情形来看，近些年来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创新的着重点，同样也是在民主选举这个环节。由此可见，改革以来我们在推进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过程中，可以说首先都是从民主选举这一环节上开始启动的。因为只有在民主选举这一基础性环节上取得突破，才有可能进一步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后续环节上继续加以推进。应当说这一历史过程本身正好体现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民主选举的成果要得到巩固完善和深入发展，那么接下来就必须在民主化进程的后续环节上及时跟进和加大力度。这是因为，虽然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的前提条件，但选举并不是民主的唯一内容，也不能解决民主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我国著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最近指出：我国村民自治是一个选举驱动式的民主发展，路径是渐进式，以选举来突破，这是八十年代的设计。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选举民主还仅仅停留在村一级，乡镇选举昙花一现。同时，选举空转，从全国的样本看，选举的形式很严密，但与选举的成效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就是治理压倒选举。由于我国村民自治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由党政机构主导的动员路线，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绩效，所以得到相当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它进一步弱化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造成一种依附性社会，而依附性社会恰恰是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很难想像，一个没有自治或者自治力度弱的社会能够搞好民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例子，这种路线看起来是不符合长远利益的。[15]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也认为，民主政治不仅仅是要选人，更重要的是要选政策。领导人很重要，票决就是要选拔有能力的人。政策更为重要，候选人的政策意向和其执行能力极为关键。从理想层面来说，民主竞争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而非人的竞争。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结构，不仅仅是选举。如果仅仅侧重于选举，民主会导致无穷的负面问题。[16]可见，选举并不是政治生活的唯一的灵丹妙药，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因此，从近些年各地基层民主发展的实际经验来看，如果基层民主建设仅仅停留在选举环节，而在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后续环节上不能随之跟进，尤其是在民主监督这一重要环节上不能及时跟进和切实奏效，那么先前的民主选举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最终有可能沦为一种徒有其表的民主形式，而这样的民主选举终究是难以为继的。正因为如此，在笔者看来，为了充分发挥基层民主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程中的基础性制度平台作用，深化巩固基层民主已经取得的实践成效，真正形成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就迫切需要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实现一个战略性转换，即从注重民主选举而转向注重民主治理，特别是在决策和监督环节上加大民主改革的力度，而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和发展余地。只有在这些后续环节上把基层民主真正做好做实，才能使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逐步成长起来，为更高水平的民主制度创造社会条件；也才能充分发挥基层民主的基础性制度平台作用，更加有利于实现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持续发展。

注释：

[1]薛钰：试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建设的互动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李凡：中国基层民主的历史作用，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站

[16]郑永年：党内民主必须超越票决制度概念，《法治周末》2012年6月7日

第二篇：浅析社区党内民主与基层人民民主互动关系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则是整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作为政治民主发展的现实路径，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党那一世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与此同时，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基层人民民主的发展则与党内民主相互联系、互相推进。近年来，我国基层民主与基层党建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两者的统一性表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两者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共同的目标。两者的关联性表现在：党是民主政治体系的主导，人民是民主实践的主体；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政治前提，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两者的互动性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党员的政治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水平，党内民主生活状况决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程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对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随之加大，这将有效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两者互动的现实可能性

从理论上看，民主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即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目的是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共同安全和利益；更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公民关注、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随着现代社会政治日益回归日常社会生活，政治逐步趋向社会化，基层社会的民主实践日益表现为基层人民民主的发展，而这一民主形式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党内民主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民主，但其生命力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一方面，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途径。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都可以在不同的党员群体当中得到体现，通过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制度，可以使人民群众参与政策的决策、实施、反馈、监督过程，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最大程度的人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党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党员和民众政治生活的选择民主化作为推动政治民主的关键内容。

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实现，在基层社会也着重表现为一种生活上的民主选择。在日常生活中，人民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于日常生活中各种决定的自由而民主的协商、决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自主地处理与其生活相关的社会事务。在我国基层社会，发端于村民选举和自治，直至城市社区自治和参与，以及由此带来的极大的公众参与浪潮，都使得基层民主进程大大推进。而深深介入到这一实践的党组织，则面对环境的转变而迅速转型，在推进党内民主和党组织建设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基层民主的实践经验对党内民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层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推动作用深刻反映了当代基层社会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党内民主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方向，而人民民主则为党内民主提供了现实的空间和内在的推动力量。由此，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促进良性互动的对策与建议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阐述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强调指出，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明确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思路、重大原则和重要举措，拓展了党内民主渠道，创新了党内民主形式，丰富了党内民主内容，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以社区党内民主带动社区基层人民民主，确保社区基层人民民主健康发展。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要求。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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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论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摘要：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发展方向，它具有政府主导性、普遍性、所探讨的内容具体细微、多样性等特点，是民主协商的必然发展趋势。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起主导作用，但统一战线在助力基层协商民主虽然存在难题。在统一战线助力基层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提出三点建议：在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能动性上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在制度设计上搭建好平台。

关键词：统一战线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设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指明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方向。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它与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关联性，具有协商民主的诸多特质。在开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所有社会代表都是以对话、沟通、协商的方式来达成协议，取得共识，充分体现包容、协商与合作的精神。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这个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础。基层协商民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公民通过基层（主要包括城市社区、企业、农村）平台，在遵循特定的程序下，自由平等公开地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采用对话、商讨等方式来表达诉求、参与公共决策和具体细微的基层管理的活动。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扎根于普通公民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政府对基层协商具有主导性。我国社会传统十分认同政府优

势，不论是城市社区的民主协商、企业的民主协商，还是农村的民主协商，基层政府都是重要的组织者，而且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方案，也基本交由相关政府部门确认以获得合法性。第二，基层协商民主主体具有普遍性。基层协商民主的实施与运作主要是在基层平台进行，参与主体主要是城市社区居民、企业职工、农村村民等，他们没有身份的要求，普遍参与，共同协商是基层民主协商有别于其他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基层协商民主所探讨的内容具体细微。基层协商民主所探讨的内容都源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事情都十分琐碎，具体细微，正是这样“贴地气”民主协商渠道，使得老百姓各方面的诉求得到回应，困难得到解决，践行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四，基层协商民主参与的多样性。基层协商民主的出现就是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基层这个层面人民群众不但在决策前可以直接参与，决策中可以直接参与，决策后还可以直接参与，采取直接参与的方式表达看法提出意见，这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大众性的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一大优势。

协商民主在我国基层如火如荼的兴起与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精神文明日益丰富，维权意识和法治观念日渐增强，他们的民主诉求日渐强烈。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此外，党对民主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也都在一定程度呼唤和催生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更是对发展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提出了明确需求。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既是我党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民主诉求。

二、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主导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要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统一战线不仅具有重要的结构化功能、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功能，而且具有政治过程功能。所谓结构化功能就是党通过统一战线的组织载体而形成独特的政治结构，而这个结构的构件与发展本身就释放出政治结构功能，凝聚共识促进团结就是在根本原则、总体目标与全局规划上的一致性或认同性的达成。政治过程功能则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通过发挥统一战线特有的优势，而实现的意见整合与取向梳理。所有的这些功能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建立基

层协商民主，保证社会各方面意见、愿望及诉求集中及时的反映，通过深入的对话、沟通和谈论，平等协商，达成共识，最终做出符合实际、人民认可的科学决策，在保证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满足各个阶层，不同人权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进而使党的工作不脱离人民群众，达成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宗旨。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主动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建设，而且发展完善党派、基层政治生活平台的载体，同时也引导基层民众参与政治生活。

统一战线主动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作为党实现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略，统一战线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越来越得到我党的重视，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可替代，选举式民主与参与式民主制度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战线以其特有的优势发挥着主导的作用。统一战线以其强大的理论优势、制度优势和团队优势，不断的发展和丰富基层社会协商制度。

发展完善党派、基层政治生活平台载体，构件社会与政策问题议程形成体制。在基层层面，统一战线通过发挥单位部门、村居委会、小区及其他基层单位中党派、团体成员的专业化技术化的作用，建立组织化平台，从而使得基层协商民主拥有自己的载体。在这个载体上，社会问题、政策问题才能进入商讨的轨道，并且以此为契机，不断的扩大协商的领域范围和深度，让民众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的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统一战线发挥组织领导的功能，带领协商民主的群众建立起协商民主相应规则，并且在意见出现冲突时发挥统一战线权威性的功能，主导基层协商民主的有序开展。

三、统一战线主导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难题

随着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党的统一战线提出一系列新论断后，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充分认识到统战工作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基层党组织担心因基层协商民主的仓促发展而失控

基层协商民主的核心是自治，而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在意思自由表达的环境下，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些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本身就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并且在社会各个阶层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基层的事务往往通过这些人直接处理，效果好，效率高，并且基层工作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但是由于

我国基层社会组织发育非常滞后，行政化严重，基层组织管理的行政化与服务的社会化还没有清晰的边界划分，基层协商民主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一旦让他们参与宽范围、深层次的协商民主，有可能导致重大民生项目、重大政治决策在民主协商中失控，这样对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很多统战工作对于基层协商民主的接纳是持怀疑态度的。

（二）基层统战部门担心因参与基层协商民主而增加负担

从广大统战成员自身来看，大多数是某个方面的代表人士，通过统一战线的长期培养，都担任了领导职务。在现实生活中，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加上还要参加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其工作量几乎是满负荷运转。如果在社区还要参加基层协商民主事务，仅工作强度就成为制约基层协商民主的第一制约要素，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统战代表人士，经常是居住地与户口地不一致，即使有精力、有积极性，也很难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从人民群众中发现问题，也很难实质性的参与基层协商民主中来。

四、统一战线主导基层协商民主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基层协商民主是一个新的历史命题，需要每一个党的基层组织、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统战工作者去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困难总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而放弃。也正是因为这些困难，基层统战工作和基层协商民主才有突破口和着力点。只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把握好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的着力点，就能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广泛制度化发展。

（一）在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

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社区开展助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工作，就是要在基层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社区居民的意见，对助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认真研究、系统论证，取得理解，消除顾虑，达成共识，将统战工作助力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党委全面推行的社区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形成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不失时机稳步推进。与此同时，要处理好统战部门职能与其他部门职能的关系。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是社区社会治理有机组成部分，组织部门开展的基层组织建设、政法部门实施的网格化管理、民政部门推行的社会组织培育等工作，都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关键性工作，统战工作助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主要是利用统战思维、统战资源、统战手段发现培养代表人士、支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指导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是对网格化管理、社区自治所需要的基本组织单元和人才储备的有效补充。只要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大格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在合理的空间开展工作，利用自身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就能真正做到助力不越位。

（二）在组织能动性上，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参与者的积极性很重要，建立基层群众、组织和社区等利益相关方表达意见、提出诉求、协商讨论、形成共识的制度化平台，自始至终建立有一条与群众有效协商沟通的便捷渠道。从各地的实践看，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中常用的形式主要有民情恳谈会、民主沟通会、民主理财会、社区议事会等，这些组织的建立所需要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组织也包括各类兴趣活动组织的代表人士。统一战线应该牵头建立社会组织、全程参与协商民主，充分听取民意、化解民忧、解决民难，只有落到实处解决人民困难，人民的积极性才能被调动起来。同时基层协商民主是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合理的参与渠道不但不会增加统战的工作负担，反而会提高参政议政效率。在富有统战资源的社区，根据各个社区、村社统战资源的分布情况，完全可以引导统战代表人士就地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在统战资源匮乏的社区，可以引导统战代表人士根据自身政治安排、实职安排和社会安排的工作关联性，跨区域参与社会组织建设。让统战代表人士或者牵头建立，或者参与建立，或者只单纯从经费方面协助支持社团组织中的代表人士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带头参与社区自治。统战代表人士通过参与或者支持社会组织的建设，既可以为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社区群众受益、社会组织获利的方式实现多赢探索路径，还可以在资金、场地、人力等方面支持建立社会组织积累经验，对于整个社会组织的建设将会起到极强的主导作用。通过充分调动基层协商民主参与者的积极性，为发展基层协商民主营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在制度设计上，以搭建平台为主

统一战线在社会协商中能否发挥出主导作用，还取决于平台载体的开发与创建。从制度设计方面来考虑，统一战线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着力点应该表现为制度化的平台搭建，特别是社会协商工作团的建设和会商年会制度的建立。

社会协商工作团是统一战线进入社会协商事务领域的制度化设计。组成跨层级、跨领域的社协商工作团队，是促进社会协商有序发展、显现民主效能、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组织基础。在地方统战部设立社会协商事务协调中心各级各类党委、党工委负责统战工作的领导均与协调中心建立起联系机制，在基层

社会如社区的党务管理中设专人承接统一战线事务，并与协调中心一体化联动。社会协商工作团的建立，将使得社会协商事务纳入整体的社会治理的框架，从而克服其自发性、无序性缺陷。这也将是加强党对基层协商活动领导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机制。

创设会商年会制度。会商即以会议形式开展商量、协商活动。会商年会为的重要协商大会。它是在日常各种分散的、不拘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协商互动基础上，汇聚重要意见、梳理重要问题、形成重要议题、酝酿政策议程、整合社会的重要平台。协商年会应在每年“两会”召开之前，以街道社区为单位举行。各个年会结束后，会议成果集中汇总，经由统战部社会协商事务协调中心对所有问题分类梳理，并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如报告、专报、通讯等，分别送达决策机关和社会传播网络。这样制度化的设计将形成意见收集的系统，它所传达的是基层人民群众真正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形成有效的大数据，有助于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要完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制度，加强议事协商，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保证人民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 1。创设会商年会制度将是一项有重要实际意义的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它由基层群众来管理和运作，服务于基层群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将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1）.

第四篇：论协商民主在当今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协商民主在当今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 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实践，它具有协商主体的平等性、协商民主议题的公众性、协商民主程序的规范性、协商民主过程的公开性等特点。切实加强协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对更准确地把握协商民主理念、规律和特点，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文化建设和政治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键词] 协商民主；地位；作用

一、协商民主相关内容阐释

1、协商民主内涵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的新领域。协商民主理论源自并超越了自由民主和批评理论，它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在我国，协商民主指的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决策者通过协商形成决策并推动决策执行的政治活动。它是一种国家治理形式，可以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来运作，也可以是非规范的活动。

2、协商民主实质

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我国，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商民主与选举（票决）民主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始终要体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现代民主精神，并把它作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内容，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共同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协商形式：

协商民主对于欧美来讲，是正在讨论和研究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关注并提出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破解选举（票决）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的缺陷。

在我国，人们对协商民主是有悠久传统的。就以我们党来说，早在建国初期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人民政协中的政治协商，是一种初步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协商民主，是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和制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此外，协商民主可以有多种形式，不仅仅指的是政治协商会议里的协商，还有其他许多形式，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召开公共政策听证会，有的地方实行的民主恳谈会，都是协商民主的形式。

二、协商民主理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异军突起，在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推动下，协商民主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承认，成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步步紧逼下，人们发现：“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类型，它能够有效地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

协商民主理论认为，代议民主的上述要素已经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及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取代的。他们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并相信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表明自己对协商民主的支持态度，像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于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盖尔斯顿在自由多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形态的协商民主，即先是宽容，后是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共制度的合法性。盖尔斯顿明确指出：“就理论的困境来看，自由多元主义的困惑可能就在于他对公共机构的限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容许一些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显然是基于愚昧观念的野蛮行为，这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共机构的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可能会造成‘合法权力的多重源泉’，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公共机构的权力，从而引发一种危险的不确定性。然而，价值多元主义的政治意义，总是在个性的相异力量与共性的有组织化倾向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中表现出来的。”

瓦拉德斯给予多元协商民主以十分高的评价。他指出：“创造公平而持久的多元协商民主是十分必要的，以此来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互理解与合作，协商具有协调多元文化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少数群体政治、经济与文化自决的作用。”

哈贝马斯、泰勒将主体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在民主制度设计上的体现就是“协商民主”。哈贝马斯为民主发生作用设定了前提。他认为，“民主的过程只有在达到了公认的社会公正标准要求之后，才能消灭分裂的危险。实际上，这又把对民主的肯认寄托于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是“公认的社会公正标准要求”。在这里，哈贝马斯并没更多地提到权利，而是强调了认同的重要性，从而为民主的协商留下了空间。

哈贝马斯认真而详细地规定了协商民主的过程。哈贝马斯指出，在判断正义问题时，“我们努力寻求一种公平的解决办法，而这样的解决办法必须得到所有参与者（以及相关者）深思熟虑的赞同。只有在互相承认的对等条件下，通过非强调性的对话，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赞成。” 他认为，“商议和决策过程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话语和商讨的作用犹如一个过滤装置，只有那些有助于形成决策的话题和意见才能够通过‘筛选’。”

三、协商民主的地位与作用

1、协商民主的地位：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我国人民政协中的政治协商，是一种初步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协商民主，是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和制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就人民政协来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民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政协的政治协商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性渠道。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正因为有了人民政协这样一个专门实施政治协商的协商机构，才使得中国式的协商民主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第二，人民政协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载体，它的协商民主具有崇高的地位。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是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形式，它具有宪法地位和政策依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要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这为人民政协这个民主形式提供了最权威的宪法依据。

第三，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具有吸纳人民政治参与的独特优势。政协具有的广泛代表性、党派合作性和民主协商性特征符合协商民主的要求。通过政协的组织和民主平台，能反映不同的诉求，采集不同的意见，从而经过协商形成共识。

2、协商民主的作用：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尤其是政治建设改革的法宝

就人民政协来说，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包括党领导人大的制度、党领导政府的制度、党领导政协的制度、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党领导人民团体的制度等。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民政协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把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的代表都汇集在一起，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共商国是，体现出政协组织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第二，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是提高决策水平的重要环节，有利于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发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有利于发挥人民政协的界别特点，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有利于发挥人民政协的“人才库”、“智囊团”作用，为党政决策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第三，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促进利益和谐，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首先是作为党的一项执政能力提出来的。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报告指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多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第四，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有助于在实践中形成健康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包容、和谐、理解、对话、倾听和理性的民主氛围。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以博达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海纳百川而不拒细流，山容千峰而不舍寸土，为了充分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重要形式发挥好和运用好，努力营造了敢让人说话、能让人说话、鼓励人说话和欢迎人说话的团结民主、合作共事的气氛，使得那些非常规思维和非普遍的观点得以有序的发表，使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得以真实的反映，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和特殊愿望得以表达。它使得各种见解、观点和意见互相比较、相互补充、相互修正，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充分的协商和酝酿，在个性中求得共性，求同存异，最大程度上达成一致和共识，为执政党科学民主的决策提供科学有效地智力支持，从而形成一种包容、和谐的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1]参见近年李君如、房宁、金安平等人和相关网站的一些文章对协商民主问题的看法。

[2]陈家刚:《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学习时报,2004年7月1日。[3]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关于协商政治的概念》,靳希平译,引自中国学术城网。

[4]房宁:《协商民主是我国民方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人民日报》,2010年1月6日。

[5]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9页。

第五篇：论民主与法治在社区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论民主与法治在社区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周莹应用心理学 H21114045 手机号：*** “社区”是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最早是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一般认为：社区就是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基本构成要素有五个方面：(1)一定数量的人口。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是构成社区的首要因素，人口数量的多少、密度的大小、素质的高低等决定着社区的发展。(2)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社区的地域要素是社区各种地理条件的综合，是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自然条件。社区的地域要素不仅为社区成员提供活动场所，提供生产、生活和部分资源，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区的发展。(3)一定规模的社区设置。社区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人们的活动总是赖于一定的设施进行的。所以，一定规模的社区设施是构成社区的重要因素。(4)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积淀而成的，是许多社区相对独立、相互区别的一个主要标志。社区文化是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5)一定类型的社区组织。作为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社区是一个有组织有、有秩序的社区实体。每个社区都要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来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调解人际关系和民间纠纷，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保证社区生活的正常进行。

正因为社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社区管理的特性及其重要的意义。所谓社区管理，主要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了维持社区的正常秩序，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繁荣，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活动等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或行政管理活动。社区管理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在我国，社区管理的概念是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而提出来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社区发展运动正蓬勃兴起，上海、北京、石家庄等城市在探索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政府不再是社区管理的惟一主体，社会中介组织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居民的“社区人”属性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现行城市社区管理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如：政府部门特别是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经常性的“越位”问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错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自治性没能真正实现、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发展不规范、功能不健全，给有关部门的管理工作带来较大困难、社区管理工作者队伍薄弱，专业化程度较低、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我们如何解决？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组实例。

2012年10月下旬，深圳市新安街道海华社区被司法部、民政部确定为第五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海华社区的主要工作亮点一是以法治宣传为切入点，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二是以社区自治为导向，构建社区组织体系；三是以社区民主自治为重点，提升社区民主法治建设水平。通过创建活动，为海华社区构建了文明和谐的法治环境，社区干部的威信和作用进一步提高，社区治安和社风民风明显好转，社区秩序进一步稳定，黄赌毒现象实现了零记录。根据问卷调查，社区居民学法普及率超过了99.5%，居民对社区管理和建设的满意程度为99.2%。

作为南京市唯一个被选中的拟申报“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江宁区清修社区位于江宁区江宁街道，区域面积9.6平方公里，是南京市综合实力百强村之一。近年来，该村立足自身特点，创新思路，从多个层面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出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一是提升村民民主自治能力，将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法治建设相结合，不断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财务公开等管理制度，大力提升民主自治能力，促使村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二是开展多元化普法教育，根据本村的实际特点，将教育对象分为村干部、普通村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类别，利用村(社区)法律顾问等专业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三是不断加大法治建设投入，2011年以来，清修村为提高普法教育，推进法治创建活动，先后投入了70多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法制宣传软环境的建设，今年，该村又设法筹措社会资金2000万元用于综合服务办公楼的建造，打造以法律服务为品牌的多功能法律服务工作室，此外，该村还在积极筹建一个以市民法制广场为亮点的多功能市民广场，预计建成后占地面积可达到7000平方米。

从以上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形势下社区管理自治的新课题是加强社区民主法治建设。民主法治是相生相伴的整体概念。民主是法制产生的前提，为法治发挥作用提供源动力。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主发展提供正确的轨道。在我国，法治概念的提出由来已久。先秦时期，《晏子春秋·谏上九》提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其著作中提出“以法为本”、“以法为教”的主张，强调了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有关民主的概念，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在我国普及。现在我们所说的“民主”一词是个舶来词，它来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即demos（人民）和 kratia（统治或权威），意为“人民的政权”。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是民主法治在各个国家不断深化和实现的过程，民主法治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对任何国家来说，民主法治本身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它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而今，民主法治精神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已成为新形势下社区管理自治的新课题。那么，如何深化“民主法治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呢？认真落实“民主法治社区”创建的各项任务是关键。

首先，要加强基层基础制度建设，健全自治治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居（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居（村）民大会和居（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工作运行机制。依法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切实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和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加强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依法选举产生社区议事和监督委员会，对社区日常工作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督。通过“法律进社区”等活动，对基层在“民主法治社区”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指导、帮助制定居民公约和居（村）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为基层组织决定重大事项进行法律论证，确保创建工作的长期稳定和规范化、法制化运行。

其次，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法律素质。以宪法为核心，广泛开展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提高基层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各项事务的能力。进一步加强社区、镇（街）法制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指导规范镇（街）法制辅导站、社区（村）法制学校、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室等阵地和设施建设。开展社区法律志愿者活动，定期组织法治主题教育，开展对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和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

最后，要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加强镇（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及社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将社区的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治安巡逻、维护社会稳定、重点人员和特殊人群管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公安社区警务、消防安全等工作纳入社区管理范围。提高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尊重并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利，引导广大群众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民主与法治在社区管理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作用，建设民主法治社区的潮流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