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补贴制度与政策选择上

第一篇：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补贴制度与政策选择上

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补贴制度与政策选择（上）

2012年07月20日 11:20 来源：《管理世界》2012年第1期 作者：程国强 朱满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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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补贴的制度变迁与政策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征税等方式汲取农业剩余，长期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原始资本积累；进入新世纪以来，制定实施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全面实现由农业剥夺政策向农业支持制度政策的转型，初步形成了新时期农业补贴的制度框架。

（一）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农业负保护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中，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总体而言，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基本政策取向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

新中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主要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如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收购品种、收购价格和收购计划分配数量将粮食交售给国家，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人口实行计划供应等。通过统购统销向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低价供应粮食，支持工业化建设。第二，对农业征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及工业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1950年全国农业各税收入19.1亿元，占总税收的39%；此后每年维持在30亿元左右，至1978年累计提供税收达821亿元。第三，对农资实施低价销售和亏损补贴。期间，农资销售价格不断降低，如化肥出厂价格降价总额达26亿元，农药销售价格降价总额达5.5亿元，农机产品降价幅度超过40%，农用柴油、薄膜也多次降价；逐步实施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农资价格补贴，支持发展农业生产（宋洪远，2000）。尽管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1950年2.7亿元增加到1978年150.7亿元，但这20多年间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仅有1577亿元（朱满德、程国强，2011a）。

1978年，我国实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改革，农业补贴有了新的变化：一是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先后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幅度、调整粮食统购为合同定购、调减合同定购数量、逐年提高合同定购价格，并将合同定购与平价化肥、柴油和预购资金挂钩。与1985年相比，1989年的籼稻、小麦、玉米合同定购价格分别提高了43.3%、14.2%、21.8%（程漱兰，1998）。二是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逐步增加。国家通过规定农业投入的比重和增幅、建立农业发展专项基金、扩大农业关键词：农业补贴，制度，价格支持，直接补贴 信贷支持等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和支农支出分别从1985年37.7亿元、101亿元增加至1990年66.7亿元、221.8亿元。三是农业税收持续增长。农业各税从1978年28.4亿元增长到1990年87.9亿元，年均增长10%。

综合而言，工业化起步阶段，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直接或间接地从农业部门抽取资源，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据有关专家测算，1952-1990年间，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净资金贡献达9530亿元。

（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农业取予平衡政策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政策逐步由歧视剥夺向支持补贴转型过渡，对农业的取予渐趋平衡。主要包括：第一，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施粮食保护价制度。如1990年建立“收购余粮、稳定生产、丰歉调剂、稳定市场”的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1993年采取保量放价政策并建立粮食风险基金；1997年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由于粮食连续丰收、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国有粮食企业购销价格倒挂，加上企业经营不善，亏损挂账严重。为此，粮棉油价格补贴从1990年267.6亿元迅速增加至2000年758.7亿元，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第二，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出台一系列向农业倾斜的支农惠农政策，当年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中，35%用于农林水利和生态工程建设。1998-2004年，农业部门累计利用国债项目资金达2596亿元，占国债长期建设资金的30%。第三，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农业各税从1991年90.7亿元增加至2003年871.8亿元，年均增长20.8%。根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农民缴纳的税费总额为1259.6亿元，人均承担141.4元，相当于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5%。

尽管这一阶段国家仍然通过征收农业税费等方式汲取农业资源，但财政用于农业的转移支付也快速增加，农业取予趋于平衡。

（三）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政策全面转型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做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实施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补贴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由此意味着我国农业政策的全面转型，其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价格支持成为补贴支持农业的基础性措施。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为保证粮食市场供应、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对稻谷和小麦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至今已多次启动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小麦更是连续5年实施最低收购价收购。特别是，自2008年起连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分别从2007年的每斤0.72元、0.69元、0.69元提高至2011年的0.95元、0.93元、0.93元，增长31.9%、34.8%、34.8%；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分别从每斤0.70元、0.72元、0.75元提高到1.02元、1.07元、1.28元，增长45.7%、48.6%、70.7%。2008年，针对部分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卖难”问题，在主产区对玉米、大豆、油菜籽等实施临时收储措施。近年对大豆和油菜籽的临时收储措施已建立常态化机制。

第二，对农民直接补贴逐步成为支持农业的重要方式。2002年，国家启动大豆良种补贴政策试点，目前补贴品种已扩大到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马铃薯、花生、青稞、生猪、奶牛等，其中水稻、小麦、玉米和棉花的良种补贴实现全面覆盖。2004年，为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建立农机具购置补贴，对农民购置先进适用的农机具给予补贴，并不断增加品种目录，加大补贴力度。同年，中央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为减轻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2006年中央出台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这四项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措施，成为现阶段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农业补贴总额大幅提高。上述四项直接补贴，从2002年1亿元、2004年145.2亿元，快速增长到2009年1274.5亿元，2010年财政预算安排的补贴资金达1344.9亿元。2007年开始实施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从21.5亿元增加到59.7亿元，2010年预算安排补贴资金103.2亿元（朱满德、程国强，2011a）。

第四，农民负担大幅减轻。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中央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并自2004年起，逐步降低直至取消农业税、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烟叶除外）和牧业税。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正式废除，标志着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1999年相比，取消农业税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达125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减负140元。

第五，对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持续增加。为调动地方政府抓好粮油生产的积极性、鼓励粮油产业发展，中央对粮食生产大县、油料生产大县、生猪调出大县、奶牛养殖大县实行奖励措施；中央财政加大水利骨干工程、田间工程、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体系、农技服务与农业病虫害防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等建设的支持。

二、农业补贴制度设计的目标与重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目前我国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经成熟，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从长期趋势看，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提升，农业补贴的能力不断增强，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力度，是今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政策选择（程国强，2011）。

（一）目标取向

但是，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仅大致相当于20世纪60年、70年代初的日本以及80年代末的韩国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农业现代化水平也与同时期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相对发达国家而言，目前我国农业补贴支持仍然较低。如2007-2009年，OECD国家的平均农业补贴率为22%，其中韩国达52%、日本47%、加拿大17%、欧盟23%，而我国只有9.1%。韩国、日本的农业支持总量相当于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4%，美国为36%，欧盟、加拿大分别为32%和26%，我国却只有13%（表1）（朱满德、程国强，2011b）。显然，现阶段我国尚不能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给农业以巨额补贴，更不具备全面、大规模补贴支持农业的能力。

因此，现阶段农业补贴制度设计，一方面，政策目标不宜过宽过泛，必须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与指向性，明确界定政策的核心目标与综合目标，集中力量解决目前农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另一方面，注重顶层设计，构建统筹协调、功能互补的政策框架，避免不同目标彼此冲突、互不兼容，尽可能降低政策操作成本，最大限度提高政策效能（程国强，2011）。

基于此，我们认为，现阶段农业补贴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主要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必须优先保障实施；综合目标则是确保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农业竞争力、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多功能等，须在实现核心目标的基础上，统筹兼顾（见图1）。

之所以界定如上所述的核心目标，一方面，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可逾越的历史任务，是保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战略需要。今后，耕地、淡水等农业资源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增强，种粮比较效益持续降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难度加大，促进粮食生产稳步发展、保障粮食供求平衡的任务更加艰巨。由于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等，农产品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越来越困难。对于我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而言，粮食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必须始终立足国内粮食基本自给，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本书编写组，2008）。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必须“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到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因此，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即“保供给”），依然是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农民增收困难，已经成为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到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本书编写组，2008）。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等。实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最大潜力在农村消费市场，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农民消费能力。因此，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更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增加农民收入”（即“促增收”），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任务。

保供给，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才能顺利推进，才可能有效解决农民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才有可能增强国家的补贴能力，提高农业补贴水平、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在农产品价格逐步上涨的情况下，保供给也可促进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促增收，是保供给的重要前提。只有农业经营收入的稳定增长，才可能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务农积极性，确保实现“保供给”目标。与此同时，农民收入增长，尤其是非农就业收入增长使得农业收入比重下降，将促进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部门、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形成集中规模化种植、商业化生产，进一步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

综合而言，“保供给、促增收”目标二位一体，互为基础、互为前提，是现阶段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农业补贴政策的核心目标。

（二）基本原则

按照“保供给、促增收”的政策目标，构建我国农业补贴的政策框架，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我国是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等问题将长期存在；农户数量大、经营规模小、农业比较效益低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建立和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循序渐进，建立稳步增长的农业补贴投入机制，促进补贴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第二，明确指向、突出重点。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把握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任务，注重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把有限的农业补贴政策资源集中使用到重点品种、重点地区和关键环节。

第三，市场导向、遵循规则。选择补贴政策措施，要以市场化导向，注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一般产品主要靠市场调节，重点产品应尽量减少市场干预和扭曲。要根据WTO规则和我国的承诺，确保补贴总量、支持结构和政策措施符合WTO规则要求。目前我国的“黄箱”补贴还有一定空间，应用好用足“黄箱”补贴措施。

第四，协调配套、提高效能。要注重整合支农政策，发挥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相互配套的政策合力与综合效能；统筹利用信贷、保险等机制，通过分工组合、功能互补，发挥政策的组合效应和规模效益；要注重协调国内补贴支持与进口保护措施，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三、现阶段农业补贴的重点领域

根据现阶段基本国情，设计农业补贴制度，要以保供给、促增收为目标，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指向性和有效性为导向，以补贴重点产品、重点地区和关键环节为核心，突出解决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矛盾和关键问题，全面提高政策的综合效能。因此，应重点补贴以下领域。

（一）重点补贴产品

纳入农业补贴支持范围的重点农产品，主要有如下三类。

一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主要包括作为口粮直接消费的小麦、水稻等粮食品种。对这些粮食品种的补贴支持，是确保粮食安全、实现保供给目标的关键措施。特别是，要根据水稻供需关系趋紧的新形势，在现有支持措施基础上，研究建立专门针对水稻的补贴支持新机制。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第二篇：浅谈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三农政策结课论文

浅谈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摘要：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具有十分特殊重要的作用。扩大国内需求，最大的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因此为保障民生，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和措施——农业补贴政策。

关键词：农业补贴、农业、农村、农民（一）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及实施背景

农业补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绿箱”政策。狭义的补贴，即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为改善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的幸福感，我国农业的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农业补贴是政府对农业支持与保护的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主要内容有：

1、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在2008年对早稻、中稻、晚稻和小麦每亩良种补贴10元、15元、15元和10元，以及对农民发放每亩最低不少于10元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上，2009年将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

2、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从2009年新粮上市起，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每市斤最低收购价比去年分别提高0.10元、0.11元、0.11元，达到0.87元、0.83元、0.83元。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也将作较大幅度提高。

3、大幅增加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在2008年中央安排40亿元资金，对水稻插秧机、水稻直播机补贴50％，深松机和旋耕施肥播种机补贴40％，农业机械单机补贴额上限为5万元的标准上，2009年中央安排100亿元资金，对购置农业机械补贴。

4、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继续实行保险补贴。水稻保险金额为每亩300元，保费为每亩15元，财政补贴12元，农户负担3元。小麦保险金额为每亩260元，保费为每亩10.4元，财政补贴8.32元，农户负担2.08元。玉米保险金额为每亩240元，保费为每亩12元，财政补贴9.6元，农户负担2.4元。棉花保险金额为每亩300元，保费为每亩15元，财政补贴12元，农户负担3元。油菜保险金额为每亩260元，保费为每亩10.4元，财政补贴8.32元，农户负担2.08元。

5、对能繁母猪和奶牛实际保险补贴。能繁母猪保险金额为每头1000元，保费为每头60元，财政补贴48元，养殖户负担12元。奶牛保险金额为每头6000元，保费为每头480元，财政补贴288元，养殖户负担192元。

6、对荷斯坦奶牛实施冻精补贴。每头按2剂冻精进行补贴，每剂冻精补贴15元。

7、增加农民户用沼气补贴。2009年，中央安排30亿元资金，用于农村户用沼气等项目建设。对每户补贴标准由去年的800元提高到1200元。

8、对退耕还林工程补助。坡耕地造林，一次性每亩补助种苗和造林费50元，当年验收合格后，每亩补助原粮300斤（从2003年开始折现金210元），现金20元；坡耕地造林补助年限：经济林补助5年，生态林补助8年。宜林荒地造林，一次性每亩补助种苗和造林费50元。

9、对长防林、兴林灭螺林工程补助。对实施长防林工程，每亩一次性补助100元；对实施兴林灭螺林工程，每亩一次性补助150元。

（二）中外农业补贴政策的对比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外农业补贴的比较

1.支持力度比较。1998年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方农业补贴占WTO农业补贴总额的89％，其中欧盟占44％、美国占24％、日本占21％。1996—1998年，我国“绿箱”、“黄箱”支出合计约为200亿美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 8.1 ％。2001年美国农业国内支持为970亿美元，相当于其农业总产值的50％。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约相当于欧盟的1／10，美国的1／4。美国新农业法计划在今后6年增加约1900亿美元的农业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2.支出结构比较。1996-1998年，中国国内支持总量中，“绿箱”占83％、“黄箱”仅占17％；1998年美国农业补贴中“绿箱”占82％、“黄箱”占 17％、“蓝箱”占1％；而1998年欧盟的“绿箱”仅占22％、“黄箱”占54％、“蓝箱”占24％；1998年日本“绿箱”占78％、“黄箱”占20％、“蓝箱”及其他占2％。中国的“黄箱” 支出比重均低于这些发达国家。3.支持重点比较。美国对农业支持既很全面，又突出重点，例如新农业法长达500多页，支持范围包括商品补贴、土壤保护、贸易、营养、信贷、农村发展、科研和推广、造林和森林管理、能源等十个方面，但重点是通过对主要农产品实行3层保护网，实行多种环境和资源保护补贴计划，增加国内食物援助，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等措施，来达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目的。欧盟的主要国 内支持措施是投资援助，占28.5％，重点支持农产品加工、包装和储藏中心建设，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土地整治、围栏等，支持农业现代化，如购买机器设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等，给予投资补贴和贷款贴息。中国的国内支持主要还停留在提供一般的政府服务上。

4.支持方式比较。美国农业支持以直接补贴为主，包括直接的收入补贴和投资补贴等。美国的保护价政策和五花八门的环境资源保护政策等，都是直接补贴农民，让农民得到实惠。中国的农业补贴主要是间接补贴。

5.出口补贴比较。美国主要采取有限的出口信贷计划，其成本高于凯恩斯集团，农产品一直保持一定的出口补贴。欧盟的出口补贴最多，原因是其农产品生产过剩，成本较高，无补贴难以维持竞争力。凯恩斯集团除加拿大外，几乎取消了出口补贴。我国加入WTO时承诺不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

6.运行机制比较。在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都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较少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法规对政策目标、预算安排、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均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构在授权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如美国，农业立法分为“永久立法”和“临时立法”，临时立法保证根据形势的需要对永久立法进行修订，其效力在执行期内生效；但在临时立法到期后，新的法案没有获得通过或没有及时作出修改，永久性立法将自动生效。这一机制保证了美国农业在国会内受到充分重视。但中国有关农业补贴的法规只是以政策或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没有有效的运行机制。

二、中国农业补贴存在的差距

1.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不断增大，但相对不足。初步统计，2001年，各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33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农林水气等领域）2600亿元。与WTO贸易规则规定国内支持相比，“绿箱”措施共11类，我国目前只使用了6类，还有5类没有启用。“黄箱”措施很少使用。

2.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首先是“绿箱”、“黄箱”措施配置不合理。1996-1998年，我国“绿箱”、“黄箱”支出合计约为200亿美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8.1％，其中，“绿箱”支出占83％，“黄箱”补贴占17％。从总量水平看，我国农业国内支持的空间还比较大，但目前WTO规则所允许的11类“绿箱”措施中只用了6类。“黄箱”措施空间尽管也比较大，但近年来，国家财政用于流通领域的补贴比重在上升。2001年，仅用于粮食流通领域的补贴就占当年农业财政支出的1％。其次是间接支持多，直接补贴少。我国农业支出以间接支持为主，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少。在2000年的农业支出中，间接的农业补贴支出1274亿元，占农业补贴支出的62％；直接补贴农民收入约200亿元，占农业总支出的10％；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项目补贴支出463亿元，约占农业补贴的22.5％。第三，支出结构不能适应国内外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因此农业补贴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增产。“九五”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尽管农业基础设施等投入比重有所增加，但以增产为主要目标的农业支出结构还没有根本性变化。以2000年为例，促进农业增产的生产、流通、事业费等支出为1123亿元，占54.5％。这种支出结构不能适应加入WTO后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

3.补贴农业的分类和范围不合WTO规则。我国农业补贴的分类和范围与WTO规则都有较大差别。我国现有农业支出是按支持对象和支出功能分类的，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等。WTO是按对农产品自由贸易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分类的，如“绿箱”、“黄箱”措施等。我国现行的农业财政支出主要是指支援农业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等支出，范围比较小，不能体现国民待遇原则。WTO农业国内支持的范围更广泛、更全面，不仅包括各种直接的农业财政支出，还包括了农产品流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码头、通讯、供电等投入，国内粮食援助，地区援助，农村环境保护等补贴。4.农业管理体制不适应WTO要求。从宏观层次看，目前我国农业管理体制是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基本上是农业部门管生产，商业部门管流通，外贸部门管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这种部门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生产与市场脱节、生产与消费脱节、农产品内外贸脱节，严重影响了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和农业的整体效率以及农产品的竞争力。从微观层次看，我国农民的组织化和一体化程度低，加之缺乏完善的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作为市场主体的农产品营销企业缺乏效率和竞争力。

5.农业补贴的法律不健全。近几年中国农业立法加快，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在内的10多部法律基本覆盖了农林水气等领域，但是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律法规尚未制定，只是体现在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缺乏前瞻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难以保障农业补贴的实施与到位。

三、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优化 1.改善中国政府农业补贴政策的取向。

一是支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

二是支持生态工程建设。包括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治理、水土流失治理、防沙治沙、森林防护体系建设等。

三是支持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法规等一系列措施缩小贫富差距。

四是提高农民收入。主要通过税费改革、清理不合理收费等减轻农民负担，通过直接补贴（退耕还林中粮食和现金补贴、良种推广补贴等）和间接补贴（粮食保护价等），增加农民收益。

五是进行农业灾害救助。主要是通过抗旱防汛、动植物疫情防治、农业税减免、灾民生活救济等，对受灾地区进行支持，帮助受灾农民恢复生产和生活。六是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文化、农村医疗卫生等，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2.建立与完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

目前我国已走出短缺经济的时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变长期采取的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建立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具体说，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政府利用倾斜政策加大财政、金融（特别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保险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农业科技开发投资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②扶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市场既关系到农产品价格的实现，又关系到农民能否获得正确的信息以指导生产。所以应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积极探索产销直挂、连销经营、配送中心等流通方式，规划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鼓励发展各种农产品行业协会，建立农产品信息网络，指导农业的生产和流通。③制定相关的政策扶植农业龙头企业。通过企业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联接，让企业根据市场的变化或通过组织市场，采取订单农业等方式，引导农民生产，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④建立健全农业收入的再分配机制。通过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调整不同地区、不同农产品生产者的收入差距，并防止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⑤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持体系。结合目前我国西部开发的战略，通过设立政府向农民提供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补贴，以及加大农村能源和生态农业示范过程的投资力度，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3.加快农村税赋制度改革。

我国一方面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被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指责为对农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农民除负担农业税外，还要负担三提五统和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社会负担等名目繁多的收费。与其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还不如将不合理的农业税费降下来，由财政负担，不要再让农民掏腰包，以免授人“农业补贴”之柄。为此，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建立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的合理税赋制度，取消现行带有缺陷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杂费，代之以田赋和农业税两部分。在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既保证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和乡村行政正常运转，又照顾到国家现有财政支出能力的同时，将人均税赋由现在的200多元减少到130元以下。农民在交完税赋以后，有权拒绝任何部门的征粮索款。这样，既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又能增加对农业的保护，还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4.加快农业补贴的法制化进程。

完善农业支持法律体系，当前要抓紧做好修改《农业法》和制定《农业补贴条例》工作。要在WTO规则框架下，着手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农业灾害救助条例》、《贫困地区援助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健全农业支持法律体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纠纷中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三）关于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补贴制度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经验不多，效果虽显著但不可自满，还需加以完善。

1、针对财政支农力度小的问题，可以逐年依据财政收入来增加对农业补助支出的倾斜度。

2、对各地方补贴标准和方法混乱问题，要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对于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的问题，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高。有政出多门向专业化部门转化，建立政府与农民间交流沟通的载体。完善直补效率和速效支出规模。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目标清晰。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大家感到需“补”、需“贴”的地方很多，因此在执行目前出台的少数农业补贴政策中，有意无意加入了过多的附着功能，使得补贴的目标混杂起来。同时实行直补办法后，农民拿到钱之后，也不清楚或者并不在意政府补贴的具体政策意向，从而使补贴的政策威力打了“折扣”。所以，为了使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出效力，从政策制定者这方面讲，应注意使各项补贴政策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从政策推行者这方面讲，应注意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宣传力度，使补贴政策信号能够迅速准确地传到千家万户。2.受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是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政府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在实施农业补贴过程中只能间接受益。但农民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基层实施国家补贴政策的“代理人”、“经营人”，总会有个别人自觉不自觉地“讨”农民的“便宜”，他们在事实上是“反”补贴的力量，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实质上损害着农业补贴。所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加大监督机制的建设，使“跑、冒、滴、漏”降低到最低限度。

3.整合统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功能齐备的农业补贴，必须设计出各类不同功效的补贴制度，对农业农民实施全面完整的保护。在实施补贴中，应注意区分各类补贴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让各类补贴配合使用，起到综合效用，也起到放大各单项补贴功效的作用。现在各项补贴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掌管，容易出现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努力整合各类补贴使之产生“共振”，当是我们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应有之义。

4.操作简便。多年实践证明，最可行的办法不一定是“好”政策，而是简便易行的政策。因为有些“好”政策实施成本过高，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好”政策偏于复杂，不易为基层准确把握，基层往往会简单化操作，使那些复杂的“好”政策产生出了“坏结果”。当然，很多简便易行的政策，缺点肯定不少、漏洞在所难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简便易行的好处是在执行中不容易走样，容易取得政策效应最大化的效果。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也必须朝“操作简便”的方向努力。

总的来说，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与实施的过程中去完善和发展。参考文献

[1]李仁峰．世界性农业补贴问题(上)[J]．世界农业，1989(4)[2]李仁峰．世界性农业补贴问题(下)[J]．世界农业，1989(5)[3]张汉麟．美国2002年农业法专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4]土凯圆，庞玉氟.WTO新一轮农业谈判主要议题和各方主要观点[J]．世界农业，2002(7)[5]曹芳，王怡．WTO框架下的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第三篇：中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是什么

中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是什么?

主要是粮食直补与种粮综合补贴政策~

1、增加农民种粮补贴。

在去年对早稻、中稻、晚稻和小麦每亩良种补贴10元、15元、15元和10元，以及对农民发放每亩最低不少于10元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上，今年将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

2、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从2009年新粮上市起，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每市斤最低收购价比去年分别提高0.10元、0.11元、0.11元，达到0.87元、0.83元、0.83元。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也将作较大幅度提高。

3、大幅增加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在去年中央安排40亿元资金，对水稻插秧机、水稻直播机补贴50%，深松机和旋耕施肥播种机补贴40%，农业机械单机补贴额上限为5万元的标准上，2009年中央安排100亿元资金，对购置农业机械补贴。

4、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继续实行保险补贴。

水稻保险金额为每亩300元，保费为每亩15元，财政补贴12元，农户负担3元。小麦保险金额为每亩260元，保费为每亩10.4元，财政补贴8.32元，农户负担2.08元。玉米保险金额为每亩240元，保费为每亩12元，财政补贴9.6元，农户负担2.4元。棉花保险金额为每亩300元，保费为每亩15元，财政补贴12元，农户负担3元。油菜保险金额为每亩260元，保费为每亩10.4元，财政补贴8.32元，农户负担2.08元。

5、对能繁母猪和奶牛实际保险补贴。

能繁母猪保险金额为每头1000元，保费为每头60元，财政补贴48元，养殖户负担12元。奶牛保险金额为每头6000元，保费为每头480元，财政补贴288元，养殖户负担192元。

6、引进奶牛补贴。

从省外购进或迁入我省集中饲养奶牛30头以上的，每头给予1000元补贴;从国外引进的高产奶牛，每头给予1500元补贴。

7、对荷斯坦奶牛实施冻精补贴。

每头按2剂冻精进行补贴，每剂冻精补贴15元。

8、增加农民户用沼气补贴。

2009年，中央安排30亿元资金，用于农村户用沼气等项目建设。对每户补贴标准由去年的800元提高到1200元。

9、对退耕还林工程补助。

坡耕地造林，一次性每亩补助种苗和造林费50元，当年验收合格后，每亩补助原粮300斤(从2003年开始折现金210元)，现金20元;坡耕地造林补助年限：经济林补助5年，生态林补助8年。宜林荒地造林，一次性每亩补助种苗和造林费50元。

10、对长防林兴林灭螺林工程补助。

对实施长防林工程，每亩一次性补助100元;对实施兴林灭螺林工程，每亩一次性补助150元。

第四篇：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３０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

中国农民对工业化的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３０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他们进而认为，在建国初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０％以上、现代工业还不到国民经济的１０％的基本国情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和包围之中，要打下工业化这一前无古人、震古烁今的宏伟基业，只能要求甚至强迫农民兄弟做出牺牲。这既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概言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工业化注定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必定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农民的职业化（多数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乡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期间，我国的农村人口翻了两番；乡村贫穷落后依旧，城乡差距拉大；农业生产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句话，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若以“三农”现代化而不是工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农民几十年的巨大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当时中国惟一的选择？

至少，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供奉＝工业化的新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奉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给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来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苏联剥夺农民太苦，我们不要效仿。但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使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完全落空。一方面，土改消灭了解放前商品粮的供应主体——地主阶级，同时，农民翻身得解放，人均粮食消费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使城市人口每年以数百万的速度递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在此情形下，国家被迫实施对粮食以后逐渐扩及到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这项政策要求农民除口粮外，一切剩余均须低价（有时甚至低于成本）交售给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国家还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为３０多年的统购统销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攫取，其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制度之健全在世界史上难有望其项背者。据经济学家计算，建国３０多年来，国家从农业获取的农业剩余竟达６０００多亿元，接近同期国家对工业的投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每年为国家提供的农业剩余２００多亿元，每个农业劳力人均达８０元。作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每年收入的近一半用于交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剩下的另一半支付社员的口粮。所以，据笔者的考察，生产队的分配名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口”分配。风调雨顺之年，不过２００多公斤口粮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贫穷。人民公社２５年，社员年均增加口粮１市斤，年均增加收入１块钱。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三靠”（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由于连年亏损，生产队欠国家的钱款，要由工分来均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员接受生产队长派活的前提条件是不记工分，社员请假却要记工分。山西保德县一个生产队１９７９年分红时，不仅没有分钱，还要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生产队８分钱，社员把这样的分配叫做“分黑”。到１９８０年，全国近７４％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１００元，近２亿农民终年食不果腹。

为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推行以统购统销、户籍、就业、教育等制度为支柱的城乡隔绝政策，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几十年来，几亿农民政治上无升迁的机会，经济上没有改善的可能，终年被牢牢地箍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默默劳作。

在工业建设依赖农业剩余的前提下，中国农业的缓慢增长，主要通过成倍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减不仅是农民贫穷、农村

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国这样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往往造成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和城乡的长期隔绝，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要侈谈什么现代化了。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多、为这个“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于这个巨大的代价是不是换来了工业化的初步实现（中国经过３０余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还在于这个巨大代价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因而也就没有全面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工业化其历史价值和真正意义何在？我们的结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前提之一，从本质上讲，是“三农”的现代化。脱离此点的现代化，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５０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１３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９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３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４０％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７％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７％的年均增长率。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近２０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８０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１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２万个小城镇，使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近２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８０年代中、９０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尚难预测。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７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７亩，５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５亩。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５０～１００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８亩。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８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尽头了吗？新世纪“三农”现代化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持久如初，制度效应递减的趋向日趋明显，农村经济制度短缺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支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谓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长期使用权。但目前的有关法令对“三权”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在实际过程中，“三权”交叉、“三权”主体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视承包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抗捐拒税（河南的一个行政村，村民集体抗税达数年之久，上级派县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亲任村委会主任，也被轰出）；村集体不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随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着村民把农民的承包地租让给村外的公司，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某些上级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滥占耕地，乱建所谓开发区等等，不一而足。地权不稳，投资预期自然不佳，土地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还有，家庭承包还造成了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家庭承包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均田制”，即以分配承包地的方式承认每一个村民的村落成员权。中央要求土地承包１５年甚至３０年不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地区为适应人口的随时增减，往往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有的地方甚至每年一调。另外，土地的质量、位置亦大有讲究，这在山区尤其如此，像豫西南地区就有“三山六坡一分川”的说法。人口的增减、土地的好坏等都是决定承包地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平均“地权”是承包地调整的惟一目标时，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就不可避免了。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贵州湄潭县一朱姓农户，７口人分得７份承包地，共计１２８块！如此分散的土地经营，怎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没有土地的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要实行土地的规模（集中）经营，被规模经营排斥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

第五篇：有机农业产业化与中国贫困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上、下)

有机农业产业化与中国贫困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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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4 上午 09:29:17)

摘要：本文对传统农业与有机农业的异同进行了讨论，在对我国贫困地区实行有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必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战略要点。

关键词：有机农业；产业化；贫困地区；战略

Organic Farming and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Poor Areas of China

Jian Xiaoying

(Chi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Abstract: Comparing the organic farming syste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 currently practised in the poor area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 in these

areas for developing organic farming system in an industialization manner was identified

and discussed.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organic farming in Chinese poor areas, the

strategic options were outlined.Key words: Organic Farming System;Industrialization;Poor Areas;Stretegy

1.传统农业与有机农业

在对中国贫困地区落后原因的分析中，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将农业技术水平低作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促进贫困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常常作为扶贫及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事实上，大部分贫困地区及处于贫困状况下的农户仍然沿用着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运用现代农业技术改造传统的任务十分艰巨。

中国传统农业具有资源在较封闭的社区内循环的特性，表现在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极强，尤其是要求土地及光、热、水等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协调性。在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中，采用当地品种及施用农家肥，而很少依赖外来物质，尤其是化肥和农药的投入。然而，在扶贫的战略中，大多数贫困地区均尝试过在“绿色革命”思潮下所形成的技术转移模式，即以高产的杂交优良品种为突破口，改变原来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由此而使大量无机化肥和农药的应用成为必然。

对技术转移模式的评价，人们通常从经济学和技术学的视角，指出其一系列的弊端。现代农业技术的成功应用是建立在一定投入基础之上的，因此，仅仅是那些有相应经济基础的农村“富人”能够真正从中受益，而对那些“穷人”而言，缺少投入，不能获得按技术要求所需要的物质。同时，他们缺乏参加培训的机会，对技术的掌握程度不够，不能按技术要点在时间和空间上予以准确地操作。因此，即使“富人”和“穷人”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应用相同的新技术，其效益亦会相差悬殊，进而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为此，人们开始更广泛地探讨如何使现代农业技术更好地适应于“穷人”的途径和措施。

近来，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对建立在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农业生产体系提出了挑战，将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置于极端的限制中。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健康问题的广泛重视，也促使人们将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定位在无公害、无污染的农副产品的生产上，并制定出相应的技术、质量标准。有机食品概念下的有机农业便是这一趋势的必然反映。不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的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尽管在产量上有所下降，但其效益却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为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通常会高出非有机农产品价格的2-3倍。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市场上，有机食品均处于不断迅速扩张的势态。

当然，有机食品并非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在化肥和农药未发明前，人类农业生产的食品均可称为100%的有机食品，尤其是那些可以通过采集和狩猎的食物。如果我们以农业生态系统中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含量）为变量对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系统进行考察时，我们会发现，现代农业愈发达的地区愈远离有机食品的质量要求，而农业生产水平愈低，愈是处于传统农业生产状态，则其农产品愈能归入到有机食品的概念下。对此，贫困地区的人们会引以自

豪，他们可以骄傲地对客人说餐桌上所有的食物均是“绿色食品”。然而，尽管如此，其贫困状态依旧。由于贫困地区受其封闭和落后等禀赋的限制，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目标是自给自足、满足农民自身对食物的需求。

因此，尽管贫困地区的农产品能达到有机食品的标准，但大部分是在不进入市场的条件下为农户所消费掉，仅有少部分在当地小规模市场上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这一点应为城市消费者所羡慕。如果按有机食品的价格计算农户收入，显然，农户的人均收入应相应地提高2-3倍。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粮食净产量和当地价格计算，许多农户尚不能用自身的农产品满足其对食品的基本需求。传统农业条件下农户对农产品消费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能生产什么便消费什么，同市场相脱离，当然也就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得其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除自然资源外的其他资源。而另一方面，在城市市场上，对有机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中国有机农业发展刚刚起步，在较发达的地区，受化肥和农药污染的程度较重，因此，在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和相应的激励与补偿机制的情况下，有机农业的发展会较在贫困地区更加困难。由此可见，在贫困地区发展有机农业具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

有机农业产业化与中国贫困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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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4 上午 09:31:44)

2.贫困地区有机农业产业化的优势与不足

从前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机农业的生产环境同传统农业是没有区别的，而且，在理论渊源上有机农业与传统农业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有机农业毕竟不是传统农业，表现在其生产目标、生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最重要的是，有机农业是一种全开放型的、以市场为导向、以对利润的不断追求和实现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在技能和智能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户均具备了进行有机农业生产的条件，但有机农业与传统农业本质性的区别，不在其农产品生产这以环节，更重要的是有机农业是建立在生产同经营有效结合，由经营主导生产的理念基础上的。显然，传统农业下的农户缺乏与有机农业所需要的经营能力，而且要将这些分散的小农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亦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贫困地区从事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有机食品生产并不难，但要将有机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实现有机农业的商品价值，并将弱势的传统农业改造成强势的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有机农业，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

贫困地区将有机农业产业化作为其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具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是有未受化肥和农药污染或污染较轻的生态环境区位优势；其次，具有充分的劳动力优势，因为有机农业是以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密集为条件的；第三，有机农业的生产技术特点与传统农业相近，尤其是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因而能较快地或仅用较少的技术培训投入便能为大部分农民所了解和掌握。但严格来讲，在贫困地区进行有机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存在着严重的资源错位的缺陷，使良好的生产环境不能同市场相关联，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有机食品，但却不能形成规模。从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缺少规模，便失去了其进一步开发的经济价值。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农业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而对社会资源的考虑和调动不足。实际上，有机食品能为企业和商家带来较高的利润时，便会在当地成为一个外来投资的热点。在许多贫困地区，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农产品种类。有机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将会有效地带动贫困地区有关加工、包装、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发展这些产业所需要的资金和其他资源，不仅仅来自政府部门，更多地会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有效地调动社会扶贫资源通过利益原则向贫困地区倾斜，并在有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同当地的优势资源相结合。许多成功的非农企业开始投资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或基地，其在贫困地区同有机农业相关联，将会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从而不断吸引外来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在开放的条件下，呈现出从经济效益低的地区和产业向经济效益高的地区和产业流动的基本规律。

3.有机农业产业化的战略要点

有机农业产业化为贫困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契机，但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克服诸方面的不足，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认真地研究并制定出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首先，需要消除的是概念和认识上的某些误区，如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物轻人”、“重

硬件投入轻软件建设”以及“急功近利”、对发展缺乏长远的考虑和严格科学的规划。如果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带有农业经济典型的特征，那么，有机农业则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两者之间存在诸多本质性的差异，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信息在农业活动中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成为主导农业生产经营的决定性力量。

其次，将有机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制定出一系列促进有机农业运行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有利于外地资源，包括人才、技术、资金、物质等能顺利地进入，并有效地同当地资源结合。为此，需要加大开放的步伐，出台优惠的政策，提高招商引资的力度。

第三，逐步改革传统农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将传统农业下的农民从农业生产者的角色改造成农业产业的经营者。为此，需要加大对农民和当地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除了常规的农业生产技术外，更重要的是有关农业经营技术、市场营销技术、组织管理技术以及农业创新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实践表明，贫困地区只有采取创新战略，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形成发达地区所没有的模式，否则，按发达地区的经验亦步亦趋，只能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对贫困地区现行状况的彻底改革，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等。

第四，以市场为导向，以对利润的追求为重要的目标，同时保证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根据利益原则，建立全开放型的有机农业产业化运行的网络。根据我国农业产业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有机农业产业化也同样面临者如何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有机关联在一起，即实现农业生产和农业服务及市场等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整合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设计和运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基本模式，如何建立有机农业的龙头企业，如何建立有机农业产业化基地以及如何建立农民围绕有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应组织。

第五，有机农业产业化必须纳入到农业社会化运行的整体框架中，因此，有机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同科研部门、相关企业、政府部门、民间组织等以一定的利益机制而缔结的良好合作关系之上的，加强贫困地区同外界，尤其是有机食品消费者集中的大中城市间的交流，包括人流、信息流、能流和物流等。

第六，有机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运行是以产品质量标准化、生产技术规范化、操作运行程序化、组织管理模式化等为前提的，这便要求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支持体系，包括质量检测体系、环境检测与控制体系、信息与市场预测系统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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