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经济发展范文合集

第一篇：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经济发展

【摘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为各个国家所认识，所有国家都已经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自己参与全球经济技术竞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提上了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已成为能否克服短期技术困境、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立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经济增长，一、知识产权保护的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新的国际贸易体制，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带来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传统的国内智力成果保护领域走向知识产权贸易的国际市场。进入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使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知识产权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即使是有形商品的贸易中技术含量也在迅速增加，这使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内在联系。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所有WTO成员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协议之一。这个协议的通过，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中国，由于作为商品经济产物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时间较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思想和意识。在有了知识产权制度所形成的激励机制以后，又由于经济落后导致研发力量不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后劲，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的矛盾便一直困扰着中国。

本文在阅读了大量相关的著作，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来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和负面影响，从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随着中国在国际创新体系中地位的改变，我们的认识应该突破传统研究结论的局限，要看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收益。

（一）促进国内研究与开发投资和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一项最基本的职能是激励技术创新，对于中国也不例外。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起到激励技术创新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其技术创新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正向的关系。

发达国家之所以拥有非常高的技术创新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和其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分不开的，因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激励企业从事更多的研究与开发投资。而中国由于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比较松弛，从而使企业缺乏研究与开发投资。

大量的数据可以表明，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研究与开发投资是不足的，中国亦不例外。因为厂商的研究与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决策，而这种决策又是在知识产权制度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起到激励本国企业从事更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从而最终起到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

（二）促进中国的技术扩散

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技术扩散，这也是历史上发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加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两种类型的技术扩散：一种是通过市场化技术转移的方式发生的由发达国家向中国的技术扩散；另一种是发生在国家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

加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之所以可以促进发达国家向中国市场化的技术转移发生，是因为如果发达国家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或技术许可等交易的话，则发达国家的专利技术受到该国家企业模仿的概率就较小，发达国家企业经济利益受到的侵害就较小，发达国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或技术许可等交易的收益就会比较高，从而会激励更多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方式把其技术转移到该国家来，也就是促进了发达国家向该国家的技术扩散。

提高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能促进国内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这是因为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方面会激励企业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也会激励技术创新者为其创新申请专利等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不是以商业或技术秘密的形式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发生在国内内部的技术扩散，只不过这种扩散是从一种发明到另一种发明的扩散，是一种观点到观点的扩散，而不是单纯的属于同一种技术的扩散。

（三）促进技术密集部门的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向中国企业技术转移的数量，而且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向中国技术转移的质量。当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发达国家倾向于投资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部门或产业；而当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时，发达国家倾向于投资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部门或产业。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不同的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度是不相同的。一般来说，软件、医药、化工、电子设备等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更为敏感，而在一些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诸如食品产业、零售企业就对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较低。对于那种知识产权敏感度高，且其技术容易被模仿复制的高技术密集产业，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如果发达国家在当地的这些产业投资，就会担心其经济利益容易受到本地企业的侵害，因此会影响其投资的积极性。而对于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由于其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敏感，即使当地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很弱，也不会对其经济利益有多大影响，因此也就不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积极性。

因此，在一个经济技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太低，发达国家出于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担忧，就会降低在中国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产业进行投资的水平，而较多地在技术密集程度低的产业进行投资，显然，这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

三、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我们发现，由于国内创新水平低、市场规模狭小且缺乏竞争力等原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如果以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标准，会给本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有：

（一）降低国家的福利水平，加剧国际收入的转移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表现为持续加强的态势，这种加强会对国际收入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

由于在技术水平上和创新能力上发达国家具有显著优势，使它们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主要所有者和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出口国。而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对国外技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中主要处于技术进口国的地位。因此，对中国而言，发达国家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这必然会降低短期福利水平，这种福利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力度的加大将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在本国的有效覆盖面，使许多原本免费使用的国外技术置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内，当技术原来的使用量很大时，这种福利损失是非常大的。其次，对已经受保护的专利技术而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专利的价值。

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短期福利是不利的，由于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因而这种收入转移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

（二）加大制度建设和管理成本

由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标准存在差距，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大量的制度建设、实施和管理成本。

由于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规模主要与当地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法制建设程度和司法效率相关，而与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构成严格的正比关系，因此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更难以承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实施成本。

（三）提高技术产品的价格水平

我们知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了创新企业的短期垄断地位，提升了专有技术产品的市场价格，增加了企业的预期利润；而同时伴随的是短期消费者福利的恶化。由于中国是技术净进口国，是专利技术的消费者，因而是价格上涨的主要受害者。

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价格问题的焦点在于制药业与电子信息业，因为它关系到过多的生命和健康状况，关系到国家工业信息化的持续发展。许多实证研究证明药品的价格对专利保护有较强的敏感性，但同时专利保护的改善也可能促使更多的跨国企业研制针对中国特有疾病的药品，并促进本地企业研发和创新。

（四）增加社会就业和企业转型的压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最直接的效应是导致社会经济中的模仿率下降，因此当政府实施更严格的商标和版权法时，侵权和盗版行业必然会被削弱甚至关闭。而现实中中国在大量的非授权产品的复制和销售行为，它们雇佣了相当一部分社会劳动力，有的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因此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侵权和模仿业的转型，及相关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经济中的原有模仿行为的繁荣程度。如果在实施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之前，盗版与侵权的活动比较盛行，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势必会对这些行为造成很大的冲击，从而引起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收入转移、制度建设和管理成本、产品价格上涨、社会就业和企业转型力，中国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忽视的。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实施成本，避免潜在的社会冲击，中国政府应当实施有效措施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四、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尽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给中国带来诸如上述列举的一系列好处，但中国在世界科技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决定了在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同化上，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一）与发展中国家结成利益同盟

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对抗中应该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结成利益同盟，用一致的立场和观点同发达国家抗衡，从而维护和提高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与发达国家就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问题进行谈判时，必须把焦点放在“南北”双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上来。

（二）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知识产权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

对于中国来说，在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过程中，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需要借鉴各国经验，加强与全国科技、经济、贸易、文化等各领域的政府政策的衔接，制定和实施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知识产权信息战略、知识产权人才战略、知识产权教育战略、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促进战略、知识产权反垄断战略等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能力的综合战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宏观策略的统一协调性，提高政府和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加强本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创新

中国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向发达国家争取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要认识到科技的驱动作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的能力，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的技术上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中国的技术创新存在两条路径，分别是自主创新和经由技术引进的创新。从事自主技术创新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储备和较强的研发能力，而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的条件。

同时还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本国的产业对外国的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扩大本国的技术知识存量，加强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以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实现国内产业的发展升级。经由引进的技术创新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复制和效仿等手段，直接将外国的产品设计等技术知识运用于本国的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中；另一种则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渠道间接学习其中的隐含知识，扩大本国的知识存量进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毫无疑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国家企业的竞争力是这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决定部分。因此，必须加强本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创新。

（四）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灵活条款，建立知识产权反垄断策略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40条允许各成员国独立制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竞争性法律制度，以限制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为中国建立反垄断策略提供国际法依据。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建立了反垄断法律制度，并且制定了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法规，认为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一样，不可以创立垄断地位。同时还提出了对各种许可证协议进行的方法，特别还对各种限制竞争的条款提出了分析方法以及应当对它们采取的基本态度。

对于中国来说，建立完善的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关键在于要以保障自由竞争为目的，而不是单纯针对本国或地方企业的利益采取一些狭隘的做法。加强非歧视的和公开的市场竞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既有利于防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本国的市场，又有利于自己民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地发展壮大。

五、结 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加强，不仅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也会给中国带来收益。本文对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了概括的阐述，这对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有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为此，中国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导向，采取更加积极开放的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

第二篇：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班级：国贸071姓名：艾志鹏学号：070206129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知识经济的浪潮即“专利发明、商业秘密、不断更新的计算机程序等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开始起到关键作用。“一批尚未走完工业经济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当代必须以无形资产的积累（其中主要指‘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促进有形资产的积累，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的自主和开发需要对创新成果予以保护，否则，便不会激励人们投入到“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创新中去，亦无法维系有序的社会秩序。这在知识经济下表现为知识产品的保护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即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当今法治社会，首先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而后是切实保障法律中的规范能在实践中切实的得以落实。这是每一个国情不同、知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至于知识产权保护采取何种具体的方式，理应由每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掌握，但在经济一体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可能性已被大大压缩了。这一问题转变成了在符合国际准则的前提下，谋求本国的知识产权的发展与保护。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形成的，TRIPS亦是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产物。就中国的法制传统和文化底涵而言，缺乏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自主产生的土壤。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然“一个社会单位或国家的法律发展也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孤立的存在于世，而且更是因为它自身需要外部的营养。”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唯有融入国际社会，才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要了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就需要深刻的把握中国的现有国情。

一、中国的国情：

1．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众多，负担沉重，相当一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底子较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

存在相当差距。同时，我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差距较大，沿海地区发展迅速，西部地区贫穷落后。

2．中国是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的各项对比数据表明，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的500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在规模、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方面，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仍有较大差距。这也给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疑问，制定怎样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才能与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带动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1、法律改革时间和空间的极度压缩

在时间方面虽然TRIPS在实施方面，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各有5年的过渡期（最不发达国家为11年），但这种缓和，只是为了发展中国落实TRIPS提供了某种可能，而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与TRIPS相契合提供条件。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为达到国际社会的要求，必然要承受某种牺牲。空间方面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主权意志受到限制，发达国家通过经济上的“贸易准则”等手段，政治上的“民主化”政策的推动，使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受到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如“民主政治、人权原则、引进市场制度”的影响，立法的自主空间受到压缩，很难完全按照本国国情设计自己的发展方向。

2、知识产权保护水准过高，扼制了我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事实证明，谁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能力越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谁就越有利。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2年9月公布了题为《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的长篇报告，对TRIPS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了详实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如此强烈的反对TRIPS协议？其根源在于TRIPS协议强迫所有国家，不论穷国还是富国，都必须给予新药至少20年的专利保护，因此延误了发展中国家健康服务机构生产穷人们所依赖的廉价代用药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入世后发展中国家的窘境。知识产权保护既会获得收益，又需付出代价，同时应当更加重视使知识产权政策与各发展中国家国情相适应。

3、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与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实施疲软

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我国实行行政和司法双轨制的执法体制。但在实践中，其推行却障碍重重。分析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一旦有暴利的诱惑，很容易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公正廉洁等政治素养及法律业务水平上都有待提高。③在执法中，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仍然存在，不利于建立统一国际大市场的要求。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

1．立法应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土化创新

立法一方面要考虑本国民族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也就是核心因素，即利益的衡量问题。而利益衡量的更深层次的因素仍受制于国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认为法律应更多的回应社会的需要。那么应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从何着手？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

① 首先，知识产权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工具，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大的利益。②其次，为了利于技术传播，应将人体、动物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植物和动物、计算机程序和商业方法，以及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排除在可能受到专利保护的主题之外；同样为了利于技术传播，发展中国家应当规定尽可能多的专利权例外情况。

③发展中国家应当采用严格的新颖性和工业应用性标准（高于发达国家目前所采用的标准），采用严格的公开要求，避免批准保护范围过宽的权利要求，以促进技术的传播和应用。

④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在其版权法中维持或采用对教育、科研、图书馆使用的广泛免责，赋予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用户以“合理使用”权，以利于文化传播、教育的发展，等等。

2．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应围绕中国国情制定。首先，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性开拓性的重要发明创造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模仿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模仿一吸收一改进创新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模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鼓励技术创新，加强具有本国特色的技术改进保护制度，如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保护；其次，应建立本国技术创新体系。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言，真正核心的技术是买不到的。唯有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方能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趋势中占据优据；第三，疏通本国的创新技术的实施渠道，促进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3．增强本国公民特别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极力推动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借此构筑和维护本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因此也抬高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门槛，构成了国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并利用知识产权壁垒打压中国企业的发展。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创新活动缺乏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导向，各领域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力度与科学性显著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率偏低等问题。所以，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作为规划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活动方能切实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4．加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是鼓励创新的前提和保障，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固然TRIPS制定的初衷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保护知识产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中国加入WTO的目的，就是要以外在的开放的市场经济规则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经过不断的努力，当中国的知识产权创新成果一定会随着市场体制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在质和量上逐步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在克服一定的困难后，必将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所以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第1页，2、易继明、李辉凤：《论著作权犯罪与刑罚的价值取向》，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3期

3、刘剑文主编：《WTO与中国法律改革》，西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30页

4、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5、唐安邦主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前沿问题与WTO知识产权协议》，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120页

6、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7、徐明华、包海波等著：《知识产权强国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90页

8、《自主创新要与知识产权管理有机结合》载《中国知识产权报》8月24日第一版

第三篇：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正 文]

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中，创新（Innovation）和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的话题格外引起学者们和宏观管理的决策者们的关注。那么什么是创新？其内涵和外延是怎

样的，创新和知识产权二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关系？

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桥梁，通过对创新者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进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注：刘春田在“创新：知识产权和中国现代化论坛”的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和飞利浦公司主办，2005年6月。）该论述将创新和知识产权设定为二者，即创新设定为前提，知识产权制度设定为保护创新进而促进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手段。在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中，创新是形成知识产权作为权利存在的重要基础，应运而生的知识产权制度又反过来成为鼓励创新的重要保障。也有学者认为：创新的概念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认为创新本身指引入或者产生某种新事物，并且造成变化。同时认为创新分为三种类型：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和制度创新。（注：成思危：“经济大讲堂”，http：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13/content_3613140_2.htm，2005年10月13日。）在其论述中，知识产权是包含在制度创新里面的，知识产权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在这里，创新为宏观概念或上位概念，而知识产权在其演进的过程中被吸收。事实上，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对创新概念切入的角度不同，比如对其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的思考。决策者们更进一步认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加强和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注：江泽民在国务院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注：温家宝视察海尔、海信、青岛啤酒等大型企业集团时的讲话，2004年6月。）。这些表述说明决策者们将创新作为一个内核，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分属于创新的不同环节。追求这个内核，实际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探寻，或是探寻促进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内生力并追

求今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决策者们的话题已远在法学研究之上。

在众多的学说面前，本文仅尝试性地对创新的发展脉络以及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进行描述并论述创新的最初发展环节：小传统知识的存在以及社会对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忽略。

一、创新概念动态过程的尝试性描述

提到创新，人们习惯于将技术和创新连结在一起。事实上技术创新只是创新概念所涵盖的层面之一。对于创新的概念讨论，往往是不同的词语和创新的连结，比如思想创新、科学创新等等。学者们也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视角明确了多种创新的定义，比如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认为，创新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中取得的那些对人类社会进步及人的发展具有长远而巨大的促进与加速作用的一类杰出成果。创新在本体上是一个系统的发展与结构的优化过程。（注：陈玉和：“创新的概念、创新的发生与创新教育模式”，载《煤炭高等教育》2001年3月，第69页。）创新在经济学上的含义，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

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因此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就是指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的经济发展过程。（注：林晶：“创新概念进入科学哲学论域的认识论意义”，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这些概括有其意义，但是我们仍然试图将创新和其前缀分开，从创新的本义入手。

在本质上，创新实际上指两个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二是指创造性、新意等。（注：引自《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198页。）在这两个含义中，前者倾向于宏观上的指代，暗含着精神，更具有抽象意义，后者则指向具象化的实物，往往和具体事物的评价指数结合在一起。当讨论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时，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前一个层面的含义，即当今中国需要的多种层面、多种意义上的创新以及如何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鼓励创新。对于后者，由于可以用现有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加以涵盖，比如著作权要求的独创性、专利权要求的创造性等，因此，本文不作重点讨论。着眼于第一个含义，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即宏观意义上的创新，创新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动态的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产生精神上的蓝图和意愿，其次着手实施这种意愿，并多次完善直至得到成果，最后当整个成果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形成社会现象时，制度随之诞生，对这种新产生的社会普遍现象予以规范调整，并从中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则，建立对违反制度行为的相应处罚措施。对这个动态的过程加以分析，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动态结合。结合创新概念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对已存在的创新的定义进行梳理。

创新的概念最早由熊彼特（J.A.Schumpter）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由于他在提出这个概念时主要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并对技术和经济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概念又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的始祖。（注：刘庆有、卜琳华、邹卫东：“论企业技术创新的概念、原则和模式”，载《科技与管理》1999年第1期，第60页。）这也是导致人们提到创新时最先思考技术创新的原因之一。因此，对技术创新的概念论述颇丰。1962年伊偌思（J.L.Enos）指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以及技术创新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课题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注：欧阳建平、曹志平：“技术创新定义综述及定义方法”，载《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2月，第350页。）英国学者弗里曼认为创新包括与新产品（或改良产品）的销售或新工艺（或改良工艺）、新设备的第一次商业性应用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管理以及商业活动。美国学者缪尔塞认为技术创新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认为技术创新是将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引入市场。我国学者傅定骥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我国政府的官方定义认为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注：缪沾：“关于技术创新概念的研

究”，载《云南科技管理》2001年第5期，第23页。）

从上面多种定义不难看出，学者们在研究创新的概念时往往将创新的动态过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混合在一起进行侧重点不同的诠释，把所有层次的创新都以技术创新的概念来统称。仅就单纯的技术创新层面的定义来看，英国学者弗里曼和我国政府的官方定义较为合适。而美国学者缪尔塞的定义最符合本文对于创新的动态完成过程的思考。本文认为，创新是知识创新在实践中技术手段的实现并最终形成社会制度的动态全过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创新活动发生、发展直至完成的重要环节，是创新定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三者的动态结合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创新。在探讨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时，必须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创新作用与知识产权上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从知识创新到最终形成知识产权制度的全过程。如果将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来理解，知识创新是使知识产权权利存在的基础。如果将知识产权作为一个制度来理解，那么应该说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就是人类的知识创新。而科学创新、管理创新等分属各个领域，和知识产权并不发生法

学意义上的联系。

二、知识创新的两个系统

在创新的三个层面中，知识创新是创新的最重要的层面，是“智慧之火”，是水之源，木之本。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有学者认为首次出现的知识创新词语组合是十多年前Entovation International公司注册的商标“知识创新”——Knowledge Innovation.（注：马驰等：“也谈„知识创新‟”，载《华东科技》1998年第9期，第23页。）知识创新的首次结合出现在知识产权的视野里，似乎预示着知识创新对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呼唤。通常认为，将知识创新进行完整定义的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者Debra M.Amidon于1993年提出的见解，他认为知识创新是：通过创造、演进、交流和应用，将新的思想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和服务，以取得企业经营成功、国家经济振兴和社会全面繁荣。1997年，该学者在其专著《面向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认识的觉醒》中将知识创新上升

为知识创新战略。（注：见注释（11）。）

在知识创新中，各类知识均不同程度存在着更新和完善，以及从无到有、去粗取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正是这种知识创新特有的前进过程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及创新，知识创新并不以其主体的社会层次为划分标准。但是，在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完成制度创新动态全过程的时候，制度这一上层建筑的抽象系统却人为地按照知识创新主体的社会层次的不同对知识创新的完成区别对待。因此有学者也称来自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群的知识所形成的文化分别为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下层文化）。

本文采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edfield）在《乡民社会与文化》（1956年）中的提法，将这些来自于不同社会层次的知识划分为大传统知识（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知识（little tradition），分别代表着知识中制度化的正统品格、民间化的民众品格。（注：范军：“中国文学的菩萨世界”，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4月20日。）在多层社会结构中，从知识创新到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最终完成，必须包含大传统知识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小传统知识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习惯于将大传统知识视为知识，对大传统知识进行的知识创新视为创新。因此，对大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以及大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均已在我国多个领域发展完善。对小传统知识，由于其所具有的民众品格，在我国既有的文化中，存在着财

产权利个体归属指向的先天困难或者这种指向易被人们忽略。因此这部分知识，尽管其价值性得到社会的认同，但因其财产所有权主体不明确、知识价值性难以量化等诸多原因，以及长期以来在生活中被人们普遍使用的社会现状，因此被漠视为自然的和共有的。这类知识的形成和创新最后融入社会常识和社会习俗，往往处于自然传播和无偿使用的习惯之中。对小传统知识认识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其制度保护两个层面的欠缺，即对小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和对小传统知识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本文笔者的思路是思考知识创新的保护应当同时思索两种知识体系的保护，即已形成制度化的知识的创新保护和具有民间品格的非制度化的知识的创新保护。

事实上，小传统知识恰恰是最活跃和最能体现我国民众文化特色的知识。作为小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之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它把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纳入到文化的视野中并提出了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强调：一向不被视为知识的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用于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均应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注：“编者按”，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4月27日。）这种概念对于推动将小传统知识，即具有民众品格知识的创新和知识成果纳入到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实现两个知识传统和知识结构的保护一体化和保护标准整合，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具有小传统知识创新能力的我国民众极具激励作用。对小传统知识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知识概念的创新，对知识创新的认知把小传统的知识创新纳入视阈，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制

度体系构建方面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小传统知识创新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思考

首先，小传统知识创新在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意义。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本质上说，只有智力成果体现了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存在发生经济关系的可能，才有在知识

产权制度框架内对其讨论的必要。

在我国以往的知识环境中，生产的方式和制度的设定决定了我国两个系统的知识所产生的价值转换是有限的，消极承认和消极保护私权导致不易确立由知识带来的权利，并阻碍了由权利带来的经济上的巨量升值。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尽管很丰富，人们只认为其是生活的点缀或对生活的一点点改进，同时由于这些改进所附属载体的传播，知识创新极易被利用，因而民间不存在对于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引发的价值思考。对于大传统知识，我国传统的上层社会由于和生产的相对脱离因而形成了重道德轻技艺的价值观念，如君子言义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直接与物质利益相联系的知识创新不仅没有得到承认，反而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排斥。在早期的社会主流意识之下，大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不仅更多地关注于文史哲等形而上的层面，较少产生与直接生产相关的知识。建国后，小传统知识情况依旧，在远离法学家视野的角落里自生自灭。对大传统知识的认知则不断地发生改变，所欠缺的是社会对大传统知识知识创新主体的经济利益思考，往往以精神鼓励作为替代。无论哪种情况，两类知识的知识创新在共享和无偿传播过程中并不涉及过多利益，客观地说，在传播能量有限的忽略私权的社会中，两类知识在创新上的传播无形提高了全民族的生产技

能，有利于社会生产知识和生活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制度没有被构建，在没有形成鼓励并保护知识创新的制度创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忽视知识创新的财产

价值，特别是忽视小传统知识的财产价值。

自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私权保护的制度创新为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物质利益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简单的财富积累在知识创新后变成了呈几何级数的跳跃式发展。知识创新作为生产发展的原动力正式进入了社会大众的视野。一项小传统知识的开发，比如传统工艺的开发会带动出口，创造数倍的经济效益。而一项传统工艺成为专利也会给工艺持有人带来滚滚财富。同样，一个口头流传的民间笑话经过加工之后成为小品制成光碟，改成动画，形成了文化产业，同时创造了无可估量的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对于发展成熟的大传统知识，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被提高到保护中华

民族民族知识财富的高度，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法理意义得以成立。

其次，当下对于小传统知识认识的转变。我国于2004年由文化部正式提出保护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这本身就是一个知识观念上的创新。事实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小传统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列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仅仅是一个起步。并且，这一政策的着眼点在于“遗产”，即已经完成的知识创新。严格地说，这种保护仅仅是针对以往知识的创新而不是对当下和未来小传统知识的确认和创新保护。这种从国家立场出发的政府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下并没有体现该知识的自身价值和财产意义，因而严格意义上说，上述启动的工程只是文化意义的保护而不是知识产权制度意义上的保护。因此，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的动态完成过程这一立场来说，本文着重强调的是对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以及最终形成保护小传统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如前所述，一方面小传统知识由于其知识创造的方式不易形成飞跃，另一方面，实现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完成之后在技术创新层面上容易实现。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制度加以保护，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极易在短期内为公众知晓，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常识，不能直接为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人带来经济利益。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未对小传统知识创新形成共识，小传统知识在知识创新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门类存在争议，甚至小传统知识应否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支持仍在学术探讨之中，这些都不利于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也对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出挑战，更是造成我国小传统知识财富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

总之，关于知识创新流程的认知和两个系统的知识创新问题，是一个令人思索的话题，在论述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时，这个话题应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某些方面来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正因为如此，本文的思考显然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完善，如果说，提出问题的本身具有意义，那么本文的意义也许仅限于此，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理论的完善将是未来研究的目标。在此，谨以此文欢迎知识产权界的同仁不吝给予

支持、诘难和辩驳，使之丰富与完善。

第四篇：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为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总体部署，有效推动2011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按照“完善制度、加强执法、突出专项、推进协调、强化宣传、规范管理”的指导方针，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制定、修订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专利、商标、版权法律法规和规章

（1）做好修改《专利代理条例》工作。

（2）修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3）研究制定《职务技术成果条例》和《职务发明人流动中利益共享办法》。

（4）做好《商标法》修改工作，加快立法进程，启动《商标法实施条例》修改的调研工作。

（5）积极推进《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的修改工作。

（6）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立法进度。

（7）制定《教科书法定许可付酬办法》，推动《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修订。

2．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

（8）继续推进《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立法协调工作。

（9）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工作，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立法可行性。

（10）推进《对外贸易法》中“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配套规章制定工作，协调起草《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指南》。

（11）加快《中医药法》的立法进程，继续做好《中医药法》立法的沟通协调工作，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

（12）完成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的修订工作。

（13）完善《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暂行）》。

（14）研究制定并发布林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批规则。

（15）做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工作，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完成后，着手配套实施细则的起草、调研工作。

（16）组织开展《国防专利条例》修订工作，制定国防知识产权相关规章。

3．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17）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试行由知识产权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

（18）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9）制定《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完成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司法保护调研，起草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

（21）适时起草关于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判标准和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指导性意见。

（22）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若干问题的意见》。

（23）继续修改并适时下发实行《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及《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若干意见》等劳动法律配套规章，完善有关竞业限制等商业秘密保护政策。

（24）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施行，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传承机制建设政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类保护规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管理办法》、《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政策或指导性文件。

（25）出台《版权行政执法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版权行政执法体制，支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开展版权执法工作。

（二）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

1．开展专项行动

（26）全面贯彻落实《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组织协调专项行动开展，推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长效机制建设。

（27）大力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2011年按期完成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配合财政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做好经费保障和软件资产管理，构建使用正版软件、抵制盗版软件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大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外资、民营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做好30家企业软件资产管理试点工作。

（28）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的专项行动，加强对互联网站的主动监管，加大对网络侵权案件打击力度，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盗版影视作品、软件下载服务以及运营网络游戏私服、外挂等侵权犯罪活动，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网络版权行政保护的常态化机制。

（29）继续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亮剑”专项行动，强化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确保全国专项行动整体推进。

（30）按照《关于做好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律师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组织引导律师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

（31）组织全国农业行政部门实施《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冒伪劣种子专项行动方案》，曝光一批侵权假冒企业，灭活处理一批假冒伪劣授权品种种子。

（32）组织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继续深入开展整治互联网、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专项行动。

（33）结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深入开展中央企业知识产权自查自纠活动，并指导中央企业制定相应知识产权应急预案。

（34）根据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要求，在全国海关范围内积极推进和部署，继续保持打击进出口侵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对侵权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不断完善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配合机制，对进出口侵权商品的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

（35）提高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效，重点查处侵犯涉外商标和驰名商标的违法行为，切实扼制恶意商标抢注行为，严厉查处违法印制商标标识及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的行为。

（36）推进和落实打击生产领域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各项工作，集中整治一批重点地区，并积极探索建立打击假冒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工作机制，大力推进“12365”举报处置指挥系统建设，继续深入推进“打击假冒，保护名优”工作。

（37）组织“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重点地区查缴盗版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对重点案件进行挂牌督办，限时办结。

（38）组织开展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依法查处无证无签生产经营林木种苗、新品种侵权和假冒等违法行为，依法保护育种者权益。

（39）组织落实《知识产权系统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坚决打击反复、群体、恶意侵权及假冒专利行为，加大接受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力度，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强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加强部门间区域间执法协作，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调配合，切实做好执法检查与督导工作。

（40）依法积极配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厉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充分发挥惩罚和震慑犯罪功能。

（41）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及时予以批捕和起诉，对重大、有影响的案件加强督办。

2．加强日常执法

（42）组织编写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指导手册，帮助一线执法人员正确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规范受案、办案工作。

（43）加强DNA等执法鉴定技术研究，制定主要作物的DNA指纹图谱鉴定规程，支持建立有资质的品种鉴定机构，完善品种权执法鉴定体系。

（44）积极开展计算机预装盗版软件的市场治理，集中加强对计算机生产企业的源头治理，加大对软件等重点产品的市场监管力度。

（45）推动建立版权争议调解机制，基本形成司法和行政有机衔接的版权争议民事调解机制。

（46）组织制定发布《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47）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深入开展“5?26”执法推进工程和全国专利保护重点联系基地工作。

（48）组织全国法院开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题活动，召开“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公开座谈会”。

（49）做好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打击地理标志侵权假冒行为。

3．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工作

（50）继续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试点工作。

（51）有效完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制度，进一步扩大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的范围，完善已指定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

（52）实施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基层基础建设“三五工程”，选择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五个基层法院作为首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层示范法院，选择五个中院作为首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五所重点高校作为首批中国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

（53）开展“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依法严肃查办行政执法部门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徇私舞弊等行为，及时予以监督纠正。

（54）进一步推动“两法衔接”工作，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机制。

（三）发展知识产权服务

（55）组织制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分类规范、准入条件、执业规则等知识产权登记管理相关文件。

（56）就律师从事专利、商标代理业务的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为律师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创造条件，推动律师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规范性文件出台。

（57）研究制定《律师从事专利业务指引》、《律师从事商标业务指引》等指导性业务操作指南，帮助全国律师开展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业务。

（58）吸纳更多的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为实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服务，支持农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以农业知识产权为纽带开展相关服务活动，指导种业知识产权联盟开展种业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和维权救助工作。

（59）继续做好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规划的落实工作，完善植物新品种测试机构功能和区域布局，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植物新品种测试体系。

（60）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发布企业知识产权海外预警和指导信息，通过编写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报告、发布行业专利技术分析报告、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训、继续在境外知名展会上设立“中国参展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站”等多种方式健全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机制，指导和协助我国企业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重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推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中心试点。

（61）定期开展中美337调查交流，积极组织对337调查的立法修订进行评议，表达我国内产业、企业关注，加强对重大案件企业的应诉指导，同时对在337调查中取得胜诉的企业，努力协调各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

（62）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化建设，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建设方案，制定全国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标准体系，统筹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初步建立起提供公众服务的数据库群。

（63）充分发挥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和版权中介机构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其市场行为，支持其依法开展业务活动，为其发展创造条件。

（64）创新版权公共服务形式，增强版权公共服务能力，提高作品登记和著作权合同登记备案的质量和数量。

（65）重点建设和完善林业植物新品种、与林业有关的专利、地理标志等内容的林业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库，进一步完善林业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平台和重点出口林产品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启动“中国林业知识产权网”，支持组建多种形式的保护联盟，为林业植物新品种的创造、保护与运用提供服务。

（66）稳步落实《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岸在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品种等领域的合作。

（四）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

（67）鼓励地方和学校利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规定的可自主支配的课时，组织开展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活动，指导思想品德课教材编写组根据课程标准关于知识产权内容的教育要求，修订教材。

（68）继续推进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知识产权方向班研究生培养工作。

（69）加大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人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力度，开展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进一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70）进一步加强公务员知识产权培训，加大指导和监督力度，继续将知识产权培训纳入各类培训，提高公务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71）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启动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落实补助经费，制定管理细则、出台扶持政策，研究制定对学艺者、继承者的助学、奖学等激励措施。

（72）加强版权培训工作，开展领导干部、执法人员、著作权人、版权相关企业经营者版权培训，培养版权专业人才。

（73）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任务分工方案要求，做好落实“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织工作，出台具体措施和办法。

（五）推进知识产权宣传和文化建设

（74）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宣传报道，及时报道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展成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道专项行动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例，曝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营造保护知识产权、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

（75）结合国际舆论关注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宣传，充分报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日益改善，展示我国政府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使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全面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76）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辟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专版、专栏，对公安机关打击涉及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工作情况等进行专题宣传，提升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为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77）通过《2011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对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部署，根据“六五”普法的要求，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

（78）指导种业知识产权联盟成员向全国种业发出诚信守法倡议书，结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立50周年，编制植物新品种保护宣传册，举办第五届全国农业知识产权论坛。

（79）继续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和企业境外参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充分利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等平台，做好知识产权信息发布与宣传工作。

（80）发挥广播影视大众媒体优势，组织协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积极开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中的经验成果。

（81）组织编写发布《2010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和《2010年全国及地方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择要》。

（82）组织开展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志愿者相关工作。

（83）评选并发布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0）》，开通“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

（84）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深入普及地理标志保护知识，提高社会对地理标志工作的认知水平。

（六）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

（85）继续配合开展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利用高层交往、双边和多边场合与重点国家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86）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的国际谈判，对《名古屋议定书》进行深入研究，为做好我国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做好后备工作。

（87）积极参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相关会议和活动，加强中荷、中德、中日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做好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工作，有效开展东亚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交流与合作。

（88）完善与美、欧、日、俄、巴西、瑞士等国的对话与知识产权工作组机制，牵头开展中欧、中瑞（士）地理标志双边合作协定的谈判工作，增进双边经贸关系，推进建立中美知识产权合作项目，与欧方探讨建立新一期中欧知识产权合作项目。

（89）推动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宣传周活动。

（90）牵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知识产权专家组会议，积极参与各项知识产权议题的谈判，开展知识产权信息交流。

（91）协调参与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议题的谈判，做好已实施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章节或条款的落实工作。

（92）举办药品数据保护制度国际研讨会，深入探讨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相关制度的实施策略。

（93）继续派员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会议，继续跟踪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会议，马德里法律发展工作组会议等的进展情况，积极利用国际规则充分维护我国的商标权益。

（94）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广联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广播组织权利公约》的制定。

（95）做好中美商贸联委会有关版权的后续工作，召开中美网络版权会议，进一步落实“中美版权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实施计划，推进和落实中英版权谅解备忘录2010—2011年工作计划，落实中日和中韩版权合作备忘录框架下相关工作，积极参与中澳、中秘、中哥自由贸易区谈判和中巴、中俄经贸分委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等相关工作。

（96）牵头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发展议程、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保护、专利合作条约改革等议题的国际谈判与磋商，持续推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平衡发展。

（97）深化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日本、韩国、巴西、澳大利亚、蒙古等国的双边专利合作与交流，落实双边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98）深入落实中国与东盟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拓展合作领域，举办“中国—东盟知识产权研讨会”。

（99）进一步加强、拓展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区域组织的合作，力争开拓与非洲大国知识产权机构新的双边关系。

（100）继续深化地理标志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争取实现与地理标志主要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保护国内外地理标志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第五篇：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为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全面加强2011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安排，联席会议28家成员单位共同制定了《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日前，该计划正式印发实施。

《行动计划》按照“完善制度、加强执法、突出专项、推进协调、强化宣传、规范管理”的指导方针，结合实际和各相关部门职能，从制定及修订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发展知识产权服务、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知识产权宣传和文化建设以及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等6个方面提出100项具体措施，并明确了牵头和参与部门。整个计划层次分明，内容充实，重点突出，针对性强，对我国2011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全文）

为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总体部署，有效推动2011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按照“完善制度、加强执法、突出专项、推进协调、强化宣传、规范管理”的指导方针，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制定、修订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1．专利、商标、版权法律法规和规章

（1）做好修改《专利代理条例》工作。

（2）修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3）研究制定《职务技术成果条例》和《职务发明人流动中利益共享办法》。

（4）做好《商标法》修改工作，加快立法进程，启动《商标法实施条例》修改的调研工作。

（5）积极推进《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的修改工作。

（6）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立法进度。

（7）制定《教科书法定许可付酬办法》，推动《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修订。

2．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

（8）继续推进《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立法协调工作。

（9）开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工作，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立法可行性。

（10）推进《对外贸易法》中“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配套规章制定工作，协调起草《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指南》。

（11）加快《中医药法》的立法进程，继续做好《中医药法》立法的沟通协调工作，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

（12）完成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的修订工作。

（13）完善《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暂行）》。

（14）研究制定并发布林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批规则。

（15）做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工作，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完成后，着手配套实施细则的起草、调研工作。

（16）组织开展《国防专利条例》修订工作，制定国防知识产权相关规章。3．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17）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试行由知识产权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

（18）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9）制定《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完成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司法保护调研，起草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

（21）适时起草关于专利、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判标准和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指导性意见。

（22）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若干问题的意见》。

（23）继续修改并适时下发实行《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及《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若干意见》等劳动法律配套规章，完善有关竞业限制等商业秘密保护政策。

（24）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施行，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扶持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传承机制建设政策》、《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类保护规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管理办法》、《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政策或指导性文件。

（25）出台《版权行政执法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版权行政执法体制，支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开展版权执法工作。

（二）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

1．开展专项行动

（26）全面贯彻落实《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组织协调专项行动开展，推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长效机制建设。

（27）大力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2011年按期完成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配合财政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做好经费保障和软件资产管理，构建使用正版软件、抵制盗版软件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大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外资、民营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做好30家企业软件资产管理试点工作。

（28）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的专项行动，加强对互联网站的主动监管，加大对网络侵权案件打击力度，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盗版影视作品、软件下载服务以及运营网络游戏私服、外挂等侵权犯罪活动，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网络版权行政保护的常态化机制。

（29）继续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亮剑”专项行动，强化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确保全国专项行动整体推进。

（30）按照《关于做好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律师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组织引导律师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

（31）组织全国农业行政部门实施《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冒伪劣种子专项行动方案》，曝光一批侵权假冒企业，灭活处理一批假冒伪劣授权品种种子。

（32）组织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继续深入开展整治互联网、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专项行动。

（33）结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深入开展中央企业知识产权自查自纠活动，并指导中央企业制定相应知识产权应急预案。

（34）根据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要求，在全国海关范围内积极推进和部署，继续保持打击进出口侵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对侵权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不断完善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配合机制，对进出口侵权商品的违法行为实施精准打击。

（35）提高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效，重点查处侵犯涉外商标和驰名商标的违法行为，切实扼制恶意商标抢注行为，严厉查处违法印制商标标识及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的行为。

（36）推进和落实打击生产领域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各项工作，集中整治一批重点地区，并积极探索建立打击假冒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工作机制，大力推进“12365”举报处置指挥系统建设，继续深入推进“打击假冒，保护名优”工作。

（37）组织“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重点地区查缴盗版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对重点案件进行挂牌督办，限时办结。

（38）组织开展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劣林木种苗、依法查处无证无签生产经营林木种苗、新品种侵权和假冒等违法行为，依法保护育种者权益。

（39）组织落实《知识产权系统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坚决打击反复、群体、恶意侵权及假冒专利行为，加大接受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力度，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强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加强部门间区域间执法协作，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调配合，切实做好执法检查与督导工作。

（40）依法积极配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厉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充分发挥惩罚和震慑犯罪功能。

（41）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及时予以批捕和起诉，对重大、有影响的案件加强督办。2．加强日常执法

（42）组织编写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指导手册，帮助一线执法人员正确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规范受案、办案工作。

（43）加强DNA等执法鉴定技术研究，制定主要作物的DNA指纹图谱鉴定规程，支持建立有资质的品种鉴定机构，完善品种权执法鉴定体系。

（44）积极开展计算机预装盗版软件的市场治理，集中加强对计算机生产企业的源头治理，加大对软件等重点产品的市场监管力度。

（45）推动建立版权争议调解机制，基本形成司法和行政有机衔接的版权争议民事调解机制。

（46）组织制定发布《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

（47）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深入开展“5?26”执法推进工程和全国专利保护重点联系基地工作。

（48）组织全国法院开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题活动，召开“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公开座谈会”。

（49）做好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打击地理标志侵权假冒行为。

3．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工作

（50）继续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试点工作。

（51）有效完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制度，进一步扩大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的范围，完善已指定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

（52）实施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基层基础建设“三五工程”，选择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五个基层法院作为首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层示范法院，选择五个中院作为首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五所重点高校作为首批中国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基地。

（53）开展“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活动”，依法严肃查办行政执法部门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徇私舞弊等行为，及时予以监督纠正。

（54）进一步推动“两法衔接”工作，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机制。

（三）发展知识产权服务

（55）组织制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分类规范、准入条件、执业规则等知识产权登记管理相关文件。

（56）就律师从事专利、商标代理业务的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为律师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创造条件，推动律师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规范性文件出台。

（57）研究制定《律师从事专利业务指引》、《律师从事商标业务指引》等指导性业务操作指南，帮助全国律师开展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业务。

（58）吸纳更多的知识产权中介组织为实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服务，支持农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以农业知识产权为纽带开展相关服务活动，指导种业知识产权联盟开展种业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和维权救助工作。

（59）继续做好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规划的落实工作，完善植物新品种测试机构功能和区域布局，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植物新品种测试体系。

（60）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发布企业知识产权海外预警和指导信息，通过编写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报告、发布行业专利技术分析报告、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培训、继续在境外知名展会上设立“中国参展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站”等多种

方式健全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机制，指导和协助我国企业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的重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推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中心试点。

（61）定期开展中美337调查交流，积极组织对337调查的立法修订进行评议，表达我国内产业、企业关注，加强对重大案件企业的应诉指导，同时对在337调查中取得胜诉的企业，努力协调各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

（62）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化建设，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建设方案，制定全国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标准体系，统筹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初步建立起提供公众服务的数据库群。

（63）充分发挥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和版权中介机构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其市场行为，支持其依法开展业务活动，为其发展创造条件。

（64）创新版权公共服务形式，增强版权公共服务能力，提高作品登记和著作权合同登记备案的质量和数量。

（65）重点建设和完善林业植物新品种、与林业有关的专利、地理标志等内容的林业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库，进一步完善林业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平台和重点出口林产品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启动“中国林业知识产权网”，支持组建多种形式的保护联盟，为林业植物新品种的创造、保护与运用提供服务。

（66）稳步落实《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岸在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品种等领域的合作。

（四）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

（67）鼓励地方和学校利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规定的可自主支配的课时，组织开展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活动，指导思想品德课教材编写组根据课程标准关于知识产权内容的教育要求，修订教材。

（68）继续推进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知识产权方向班研究生培养工作。

（69）加大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人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力度，开展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进一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70）进一步加强公务员知识产权培训，加大指导和监督力度，继续将知识产权培训纳入各类培训，提高公务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71）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启动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落实补助经费，制定管理细则、出台扶持政策，研究制定对学艺者、继承者的助学、奖学等激励措施。

（72）加强版权培训工作，开展领导干部、执法人员、著作权人、版权相关企业经营者版权培训，培养版权专业人才。

（73）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任务分工方案要求，做好落实“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织工作，出台具体措施和办法。

（五）推进知识产权宣传和文化建设

（74）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宣传报道，及时报道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展成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道专项行动查处的一

批典型案例，曝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营造保护知识产权、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

（75）结合国际舆论关注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知识产权对外宣传，充分报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日益改善，展示我国政府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使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全面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76）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辟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专版、专栏，对公安机关打击涉及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工作情况等进行专题宣传，提升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为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77）通过《2011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对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部署，根据“六五”普法的要求，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

（78）指导种业知识产权联盟成员向全国种业发出诚信守法倡议书，结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立50周年，编制植物新品种保护宣传册，举办第五届全国农业知识产权论坛。

（79）继续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和企业境外参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充分利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等平台，做好知识产权信息发布与宣传工作。

（80）发挥广播影视大众媒体优势，组织协调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积极开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中的经验成果。

（81）组织编写发布《2010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和《2010年全国及地方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择要》。

（82）组织开展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志愿者相关工作。

（83）评选并发布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0）》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2010）》，开通“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

（84）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深入普及地理标志保护知识，提高社会对地理标志工作的认知水平。

（六）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

（85）继续配合开展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利用高层交往、双边和多边场合与重点国家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86）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关“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的国际谈判，对《名古屋议定书》进行深入研究，为做好我国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做好后备工作。

（87）积极参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相关会议和活动，加强中荷、中德、中日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做好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工作，有效开展东亚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交流与合作。

（88）完善与美、欧、日、俄、巴西、瑞士等国的对话与知识产权工作组机制，牵头开展中欧、中瑞（士）地理标志双边合作协定的谈判工作，增进双边经贸关系，推进建立中美知识产权合作项目，与欧方探讨建立新一期中欧知识产权合作项目。

（89）推动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宣传周活动。

（90）牵头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知识产权专家组会议，积极参与各项知识产权议题的谈判，开展知识产权信息交流。

（91）协调参与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议题的谈判，做好已实施自贸协定中知识产权章节或条款的落实工作。

（92）举办药品数据保护制度国际研讨会，深入探讨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相关制度的实施策略。

（93）继续派员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会议，继续跟踪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会议，马德里法律发展工作组会议等的进展情况，积极利用国际规则充分维护我国的商标权益。

（94）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广联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广播组织权利公约》的制定。

（95）做好中美商贸联委会有关版权的后续工作，召开中美网络版权会议，进一步落实“中美版权战略合作备忘录”的实施计划，推进和落实中英版权谅解备忘录2010—2011年工作计划，落实中日和中韩版权合作备忘录框架下相关工作，积极参与中澳、中秘、中哥自由贸易区谈判和中巴、中俄经贸分委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等相关工作。

（96）牵头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发展议程、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保护、专利合作条约改革等议题的国际谈判与磋商，持续推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平衡发展。

（97）深化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日本、韩国、巴西、澳大利亚、蒙古等国的双边专利合作与交流，落实双边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98）深入落实中国与东盟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拓展合作领域，举办“中国—东盟知识产权研讨会”。

（99）进一步加强、拓展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区域组织的合作，力争开拓与非洲大国知识产权机构新的双边关系。

（100）继续深化地理标志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争取实现与地理标志主要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保护国内外地理标志权利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