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官

第一篇：时政 官

“刁民想象”的本质是“官本位”思维

中国青年报《女中学生被铐游街真相调查》一文，基本为我们系统还原了，3月30日贵州赫章县那个乡村小镇上“赶街队”与沿街商户特别是一位女中学生的对抗纷争。而在《推翻刁民想象》一文中，作者也回顾了此文出炉过程以及作者的心路历程。

其实，一般说来，这里的“刁民想象”可能和大众舆论的关系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紧密。虽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比如到底是“赶街队”粗暴执法，还是“刁民闹事”，在只有官方单方面的所谓说明材料面前，舆论确实会有所游移，乃至陷入短暂混乱。但是，之所以有这种短时间的认知不清，也是因为那份材料的预设引导。

好在，媒体的责任就是拨开这些纷扰迷雾，扫除一切人为设置的磕绊阻碍，寻根探源，直击真相。本文作者的实地走访探究，让我们看到了不容混淆的事实细节，也让“刁民说”土崩瓦解、无所遁形。比如，女孩袁饶(化名)到底是否被铐游街？比如，袁饶泼水到底是只泼到车轮，还是泼进车窗打湿了副乡长王梅的衣衫？比如，身材矮小的中学生袁饶怎么就会在材料中变得“个头较大”，并以此成为可以铐手游街的冠冕措辞？

这一切，都需要记者的现场核实，需要走访收集大量的证人证词，所有这些考证核准后的片段拼图，最后构成可信的证据链，让我们发现“刁民想象”简直有点像拙劣而故意的卸责推诿托词。“出现本次事件的原因，有组织预谋„„饶家就组织召开了秘密会议，布局如何对抗„„请明确公安机关严查，是否属于地方黑恶势力，是否有保护伞”。

这是5月27日的材料，而作为当事一方，既然全程参与了这次冲突处理，就知道所谓的“有组织有预谋”纯属无稽之谈，而所谓“黑恶势力”的指摘，更有些混淆事实。这样明显罔顾事实的上报材料，是如何出炉，又如何敢堂而皇之禀报上呈的呢？难道对于民意、对于事实，就没有一点敬畏之心么？

而至少到5月31日中青报“真相调查”一文见报，舆论已经发现前两天那个一度造成一定认知混乱的材料，不少地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比如关于“泼水”一节，这是整个事件的缘起，按照之前可乐乡上报材料的说法，“袁饶是故意端起水向车泼去，副乡长王梅被整个淋湿”，而且关于双方冲突，官方材料似乎也语焉不详，好像是袁家没来由地上来就对执法队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

而记者走访一圈，当时现场所有见证者，给出的回忆实录，都显示这样的指控未必站得住脚，而以常理度之，这更是毫无逻辑之事。从记者调查和官方材料事实的出入，且材料是关键事实上存在失实，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样的“刁民预设”逻辑，是怎么就见惯不惊地出现在上报上级和披露给媒体的“危机公关”材料中呢？

警力并非是为权力看家护院的。执法纠纷，派出所可以铐未成年人游街，明显知法犯法；“赶街队”可以无视乡镇集市就地就近惠民便民等特点，粗暴执法；且新农贸市场的建设和管理是否充分代表了公共利益，也未可知„„这些都指向基层权力运作的某些失范之处。而正是在这些暗缝里，某些代表官方的“刁民想象”会潜滋暗长，并成为某种惯性思维。

要推翻一两个特定新闻事件中的“刁民想象”很容易，只要记者采访扎实、事实清楚就可以了。而如果要从某些权力生态中，将这种遇事首先预设对立的“刁民”立场的冲动彻底祛除，或许还真是任重道远。

国务院八条金融新政释放转型升级新信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明确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加大向“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倾斜、助推消费升级和推动民间资本进入等八项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发出了银行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新信号。

一、盘活存量支持实体经济 【政策原文】

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按照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原则，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的信贷支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支持调整过剩产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新增授信。

【媒体解读】

此次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既不是“放水”，也不是“收紧”，而是合理保持货币总量，新华社发表文章指出，引导信贷资金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是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国证券报》文章则称，从会议的表述可以看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突出“稳”和“优”。

“稳”是指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总量保持合理。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陷入低迷，经济放缓速度明显快于预期，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旧突出，内生增长动力需增强。稳增长无疑是当前之事。

“优”则指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值得指出的是，其必须建立在货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时报》还认为，当前中国货币和信贷的总量与规模非常大，存量货币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足，效率不高，货币空转甚至是泡沫化的问题严重，不能一味靠信贷刺激来保持经济增长，必须通过改革优化信贷结构，充分发挥存量货币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不放松。

【专家分析】

专家认为，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这一表态释放了货币政策不放松的信号。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指出，当前货币运行效率已严重下降，货币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会议提出的“把稳健货币政策坚持住”暗示货币政策不放松的坚定取向，政策空间在于“发挥好”。

此外，会议对“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产业和领域，进行了强调和明确。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周景彤认为，此种说法，跟以往有所不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郭田勇表示，对于产能过剩行业，银行既要严格把控产能过剩引发的融资风险，也要支持帮助和促进产能过剩行业的经营转型和结构调整。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是银行未来信贷投放的重要方向，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

二、继续补强经济发展“短板” 【政策原文】

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倾斜。全年“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媒体解读】

我国提高经济发展包容性的重要内涵就是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对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进行倾斜支持。《金融时报》认为，“三农”由于行业的弱质性，目前还难以通过股票、债券等进行直接融资，而大量小微企业融资还只能依托于银行贷款甚至是民间融资。因此，银行对这两个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成效和质量。

《证券时报》也指出，金融机构包括信贷和非信贷资源的配置，要更加向事关全局的重大项目和战略新兴产业、小微企业、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项目倾斜。其中，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涉及民生，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则事关转型，信贷政策的选择最终还是落地到这些地方。

新华社文章称，此次明确提出“两个不低于”，有望进一步发挥信贷资金对“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推动效应。文章还认为，贷款难、贷款贵依然困扰着“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改善“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仍须继续发力。

三、支持企业“走出去”用活外储 【政策原文】

支持企业“走出去”。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推进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工作。

【媒体解读】

《中国证券报》文章指出，此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已成立委托贷款办公室，支持企业“走出去”。业内人士称，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外汇储备对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未起到太大作用。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则难以有效配置国际资产，这是我国的一大软肋，希望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能改变这种状况。《上海证券报》文章指出，从目前各地试点看，个人海外直投仍需不断尝试。据悉，央行此前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是：先贸易，后直接投资，再金融投资。

【专家分析】

温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健曾表示：“与其让这些资金游离于境外投资管理和统计之外，扰乱正常的外汇管理秩序，不如建立规范化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渠道。”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争取今年启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将在国务院批准的前提下“尽量先做一两笔看看”。

四、消费金融将成经济转型助推器 【政策原文】

助推消费升级。创新金融服务，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旅游等信贷需求，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

【媒体解读】

《证券日报》撰文指出，经济结构调整转型，预示消费将成为经济主流。消费金融的潜力还表现在人口增长及结构变化上，我国庞大的人口是支撑消费总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城镇化是消费金融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文章最后指出，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意味着消费金融的触角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将得以延伸。无论是新增消费金融公司还是业务范围的扩大，无疑都将有力促进消费的增长。而消费金融的增长，给涉及消费金融的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带来想象空间，这对A股市场无疑是个利好。

【专家分析】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在目前经济放缓情况下，考虑到当前经济面临复杂局面，结合中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要求，应继续加大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创新金融服务，推动消费升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大有可为。

政府加速“简政放权”

新华网北京6月21日电(王悦威)“开弓没有回头箭”，新一届政府正加速兑现其“本届政府任期内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承诺。

6月1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这是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第三次削减行政审批，此前共批准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在当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同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政府加速“简政放权”，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稳定当前经济增长、推动经济长远转型和释放就业创业创新活力都是一剂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最新公布的5月宏观经济数据可谓“好坏参半”，显示出当前经济运行在相对平稳中略显疲弱。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此外，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要想顺利“爬坡过坎”，完成转型升级，也当尊重市场，相信市场。

作为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和抓手，“简政放权”能够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政府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这不仅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

李克强总理此前强调，“稳增长、促发展，从根本而言是为了扩大就业”。今年以来，虽然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大学生等人群中问题突出。扩大就业仅靠大企业、国有单位是有限的，中小微企业应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但由于政府部门的资质资格要求多、认定多、考试多、证书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就业和创业。

加速“简政放权”，通过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继续清理不必要的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将有利于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营造公平的环境，对保持社会稳定，调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然，政府在加速“放权”的同时，还应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后，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同时还应创新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和优化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只有政府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才能使政府转变职能的成效不断显现。

机构改革不易，职能转变更难，要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社会和市场，还需坚定改革步伐，拿出更多“改革勇气”。当然，政府的职能转变，也不能只是政府“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期待市场的进一步参与，通过加速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共同释放中国的改革红利。

拓展基层干群的互信通道

基层干群关系是一个被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些年来，基层干部很委屈，说工作辛苦、工资不高责任大，常年在一线奔波，但无论在媒体报道中还是在百姓的街谈巷议中，基层干部负面形象多于正面形象；基层群众也抱怨，说自己的合理诉求没人理，办事不方便，没有关系不办事、没有钱不办事。干群之间彼此感受的巨大反差，折射出相互间认同度不高、互信不足。而互信不足是由社会转型时期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解决问题当然也需从多方面入手，从源头打开基层干部与群众相互信任的通道。

其实，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要求并不高，底线就是公道、公正。一是社会分配和保障制度要公正。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时代，如果仅仅因为个人能力因素导致收入分配有差异，社会绝大多数人心理还能够承受。但由于市场体制不完善，或者某些权与商结合、钻政策空子，甚至违规违法或不明不白致富而导致社会差距拉大，却是大多数人心理不能认同的。二是政府职能部门办事要公道、公正。很多地方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或服务大厅，不需要群众到各部门跑了，是好事儿。但集中到一起办公不等于真正实现了服务职能转换。在某些地方，群众包括中小企业主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依旧会受到拖拖拉拉、遇事相互推诿等影响，“关系”远近、是否有“好处”等依旧是决定办事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与公权力运作方式、管理体制、作风等问题交织在了一起。

要做到公道、公正，首先需要加大社会分配与保障制度的改革力度，特别是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就没有各阶层之间互信、公权力与民众之间互信的基础。基层工作离不开这一基础性保障。

其次，需要从上到下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厘清政府与社会关系，真正实现政府服务职能转换，把服务蕴含在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中，改变工作作风，主动服务群众。基层党组织功能转换，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重点。

再次，基层办事公开、透明、规范化，是保证办事公道公正的前提。否则，即使公职人员清白做事，群众依旧怀疑干部是否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有些地方村和乡镇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政务财务公开了，任何人都可以去乡镇查阅、质疑村级财务情况。但时至今日，有些地方仍处在愿意公开就公开，愿意公开什么事项就公开什么事项的状态。如果不能做到真正公开，仅仅是摆个样子，群众当然不服气。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亟须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互信离不开干实事，但光靠干事不沟通也未必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而协商对话是增强干群互信、经常性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协商对话的要义就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平等探寻共同利益，为共同利益彼此平衡，找到“交汇点”。比如，不同层级的政府职能部门与群众的定期协商对话；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话；党委政府与群众的协商对话；本地重大社会公共事务的协商对话，等等。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哪些事务由哪一级组织、部门与群众协商对话，需要有明确的机制。

最后须注意的是，基层所做事项，有一些是执行上级指示，而上级指示是否符合基层实际，则决定着群众的人心向背。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群众是认同的，但是，某些微观事务决策、具体决策，群众并不很满意或者不理解，有抵制情绪，而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强制推行，这往往成为群众对基层干部不满的又一因素。因此，决策过程多方征求群众意见，征求基层干部意见，是缓解社会矛盾、增强基层政权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第二篇：时政热点：对官赌现象应强化监督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时政热点：对官赌现象应强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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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看似普通的工作笔记本，前面简单地记了一些工作情况，后面却是一页又一页的“麻将秘籍”。笔记本的主人就是湖北武汉市新洲区政协原副主席张火金。2014年7月2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张火金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万元。(3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古人云：“天下之倾家者，莫过于赌;天下之败德者，莫过于赌。”这句话的确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以前有些人认为，赌博是一种游戏和爱好。他们认为对党员干部涉赌的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这只涉及“私德”。可透过此类案例，我们显然可以知道：“官场赌风”不仅危害党员干部的形象，更会滋生腐败问题，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党员干部混沌度日，长期遭人逼债，结局自是满盘皆输。他不仅输掉了钱财，输掉了前途，输掉了自尊，还输掉了亲情，输掉了人生，输掉了自由。可以说，不管从什么维度来看，这都是悲剧。

事实上，在我国，党纪严于国法，对于官赌现象，中央早有遏制措施。比如，早在2004年，中纪委、中组部就曾联合下发《关于严肃查处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的通知》。其中就明确规定:“对参与赌博活动的党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凡是参与赌博的领导干部，要一律予以免职”。然而，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基层，官员赌博在过去只有零星的被处理案例。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遏制地方“官赌”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基层官员热衷于赌博。有些官员出国赌博也已不是新鲜事，甚至有的官员赌博，一输就是上百万元人民币。党风影响民风，基层官员赌博的现象严重地破坏着基层社会的公序良俗。笔者以为，基层“官赌”现象的出现，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意识不强导致的，说到底还是权力缺乏监督造成的。一切官场乱象，说到底，无非是权力长袖乱舞。换言之，只有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监督”，“官赌”这场腐败戏，才能早日收场。所以，有关部门应该对此强化监督。原标题：时政热点：对官赌现象应强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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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单位时政热点：揭秘买官卖官潜规则,谁在买官,谁在卖官

单位时政热点：揭秘买官卖官潜规则，谁在买官，谁在卖

官

文章来源：安徽事业单位招聘http://www.xiexiebang.com/anhui/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本平14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直播“反腐三人谈：用好巡视这把剑”时透露，巡视组在巡视当中发现一些地方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的问题时有发生。比如，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多名市、县组织部长卖官鬻爵，有的涉案资金达数千万元。

据了解，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开展四轮巡视，涉及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家中央单位、6家中央企业和2所部属高校。巡视发现，有8个地方干部任用存在领导打招呼、拉票贿选、跑官要官、弄虚作假之风，有5个地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买官卖官问题。那么，买官卖官这些见不得光的交易究竟是怎样进行的? 谁在买官?谁在卖官? 案例：据检察机关指控，河南省安阳原市委书记张笑东从2003年到2013年，受贿单笔100万元以上的有9起，20万元以上的有20起，最大的一笔200万元，大部分在5万至10万元之间;牵涉人员多，共33人;犯罪类型集中，主要是买官卖官。在给张笑东行贿的33人中，28人来自党政机关，除两起为工作调动外，其余都是为工作升迁。

【潜规则】一名多年从事纪检工作的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买官者一般为三类人：第一类为“升职型”，即副职想转为正职或往上提一级。第二类为“平调型”，即从穷单位调到富单位，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调到发达地区。第三类为“入仕型”，即非政府等行政领域的想当官者或政府普通工作人员想进入领导层者。

这名干部说，卖官者一般为两类人：第一类是“一把手卖官”，主要是党政一把手，在干部人选上有决定权。第二类是“二三四把手等卖官”，主要是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组织部长或者能为买官者提供帮助的党政干部。

何时买官?何时卖官? 案例：据检方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在2006年6月至2008年8月利用其担任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巴彦淖尔市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为时任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石贵晋升为秘书长提供帮助;接受李石贵的请托，为其担任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提供帮助。

记者注意到，李石贵为牟取更高的官职，逢年过节不忘“孝敬”王素毅，23笔共计124万元的行贿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节日前后。从2006年至2011年，春节、端午、中秋三个节日，李石贵每个节日都会给王素毅送上2至3万元不等的“节日问候”，几乎从未落下。在王素毅45笔受贿中，除了一些几十万到百万元的大额款项，半数以上的受贿钱款是王素毅或其妻王志宏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前后收取，属于“细水长流”的“节日问候”。

【潜规则】陕西省一名曾经挂职基层的干部告诉记者，买官卖官的发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换届选举”时，即地方党委或政府换届时，干部交流提拔得多，一些买官者浑水摸鱼，伺机买官。另一个是“上任离任”时，即领导干部上任后会对领导干部进行调整，买官者自会前来投石问路。领导干部要离任时，着急处理一些遗留问题以免留下后患，卖官者会增多。

这名干部表示，买官卖官的易发时段一个是过年过节，买官者会带着重礼，登门拜访，以求有个一官半职，卖官者也坦然接受。另一个易发时段在特殊时间，如遇到领导干部生病住院、子女上学、婚丧嫁娶等等，买官者也会借机表现，以求得到提拔。

怎样买官?怎样卖官? 案例：今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原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被指任吕梁市委书记期间，当地一名老板多次为其提拔“运作和活动”，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当地官员在升迁过程中需要花钱“公关”时，民营企业就成为“提款机”。双方共同合作，以谋取更大利益。

【潜规则】一名反腐专家说，买官者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借钱买;二是贷款买;三是拉赞助买，即让一些民营企业大老板帮忙掏钱买官;四是挪用公款买。买官行为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放长线钓大鱼，隔一段时间会向领导进行表示，不达目的不罢休。二是雪中送炭，当领导干部家遭遇病灾，领导子女出国等，买官者便会慷慨解囊。三是猛烈攻击，短时期投入巨资进行买官。

这名专家说，卖官者也分为三种，一是暗示卖官，即在干部调整之前先放风，或者干部调整之后不任命，许多急于提拔的人赶忙送礼。二是半推半就，嘴上说不要，但实际却接收。第三是直接索取，即明码标价，某个官职多少钱，钱不到位就不予提拔等。

这名专家认为，“买官”之风助长了“卖官”之风。这种歪风邪气一旦形成，势必会出现“劣官驱逐良官”的现象。所以，若买官行为得不到严厉的惩处，卖官现象必然猖獗，买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第四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关注官二代挥刀砍人事件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关注官二代挥刀砍人事件一段“靖江一公务员持刀砍人”的视频近日在网上疯传。视频显示，8月10日19时50分，一名男子持刀将一长发女子推倒在地，随后挥刀猛砍连带脚踹。在女子躲进屋里后，行凶男子对着铁门连踹数脚，后又从旁边的栅栏向屋内猛刺，致使被砍女子头部、手部、腿部均有伤口，目前已经进行了手术。消息称，伤人者为江苏靖江市公安局陆胜民之子陆剑波，31岁，系共青团靖江市委公务员，正在当地一个乡镇挂职。（新京报8月13日）

又是一起令人震惊的公务员恶劣事件。只要看过视频的人，都会“毛骨悚然”。砍人男子就像“丧心病狂”的恶魔一般，疯狂施暴，乱砍、脚踹、吼叫„„，一系列“凶残行为”很难想象他居然是一名公务员，而且其父亲还是当地公安局的领导。作为公务员，特别是公安局领导之子，不但没有“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反而“举刀挥向手无寸铁的普通邻居”，行为如此恶劣，不得不让人“恨之入骨”。

前有“李刚之子”撞人逃逸，甩下“我爸是李刚”的“豪言壮语”，现有“公安局领导之子”挥刀砍人，留下凶残行为的“视频直播”。在笔者看来，砍人公务员的恶劣行径、嚣张气焰，比起“李刚之子”的行为，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自己本身就是一名公务员，伤害群众，知法犯法，必须受到法律的“厚待”。12日下午，靖江市公安局作出回应，公务员陆剑波因伤人事件已在派出所接受调查。

不过，类似“官二代”伤人事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为什么社会舆论的关注度还是如此之高？除伤人者“身份特殊”、“背景特殊”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往类似“特殊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有违司法公正的现象，让某些“特殊人物”在法律面前享受“特殊待遇”，无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致使处置结果总让广大民众“不敢恭维”，给社会舆论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从而使得类似事件再次出现时，社会舆论必将高度关注，聚焦点在于想看看：神圣的法律能否公正？某些“特殊人物”是否会凌驾于法律之上，享受“特殊照顾”。

砍人公务员手段十分残忍，场面十分血腥，明显已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唯有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站出来”，对砍人事件及时立案调查，步入正常司法程序，秉公办理，严肃处理，公开透明，防止“特殊身份”享受“特殊待遇”，才能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否则，广大群众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第五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满为患”何以总是有理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满为患”何以总是有理针对近日某网站关于“四川松潘总人口73188人竟然有1正16副县长”的言论,松潘县人民政府特作如下声明:松潘县人民政府实际占职数的领导为县长1名、副县长9名,属于在政策规定领导职数范围内配备。另外,言论提及的“16副县长”中包括4名挂职副县长不占县人民政府领导职数；1名副县长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局长兼任,不占县人民政府领导职数；1名正县级非领导职务,不属于松潘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10月28日《北京晨报》)。

按照当地声明的文意来看,他们很有那种“躺着也中枪”的冤枉感——实际占职数的领导为县长1名、副县长9名,是符合政策规定的,其他的副职,都是挂职的、兼任的。可是,就算按照当地的说法,一个区区7万多人的小县,难道需要配备9名副县长吗?已经有9名副县长“占位”了,那4名挂职的副县长还能分管什么具体工作?还能接受什么样的锻炼?再说了,虽然是挂职,但相应的待遇是一样也不能少的,秘书、司机当然少不了,还要配公车、给房子,当地的纳税人,会不会是“压力山大”?

这几年,被网友曝光“打麻将能开好几桌”、“官满为患”的地方实在是不少了:辽宁省铁岭市有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设有11名副市长；1名秘书长„„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埋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养不起”无疑是一种民生之痛。可是,每每有“官满为患”被曝光,涉事地政府总是有“十足”的理由,但是,再多的理由和说辞,都掩盖不了“官满为患”的现实。而“官满为患”的必然结果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你班子成员那么多,副职一大串,怎么合理正常分工呢?

7万多人的小县养得起16名副县长吗?答案是很清晰的。领导干部屡屡超编、可“官满为患”总是有理,无疑反映出在人事安排上的长官意志是多么“坚强”和民意是如此孱弱。所以,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先着力解决“官满为患”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