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的典型做法与启示

第一篇：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的典型做法与启示

一、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以色列等为代表的典型国家或地区，由于国家战略、国防工业基础、民用工业基础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由注重武器装备的“高性能、高质量”转变为注重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建设与体系建设，各国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也分别走上了各具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军民融合成为各国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最优发展路径”。美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军转民”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军民一体化阶段，通过军民融合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美国国防与国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俄罗斯为了改变前苏联的军事畸形发展状态，出台了《国防工业“军转民”法》，推动了军民结合战略的发展，提升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欧洲国家则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重新审视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策略，欧空局的成立标志着其“先民后军，以民促军”战略的确立，欧盟各国军工企业的能力不同，国防工业的发展经历与进度不同，但均选择了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军力发展受到限制，因此，采取了大力发展民间军事工业、成立军民一体化公司、军民一体化公司内优先发展民用技术、以民用带动军用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实现了国防工业的稳定发展。

二、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措施

虽然在发展路径选择上，美国和欧盟的“军民一体化”、俄罗斯的“先军后民”、以色列的“以军带民”和日本的“以军掩民”各具特点，但这些国家均选择了统筹协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这些国家推进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一）建立顶层管理机构和法律保障体系

军民深度融合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应由国家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典型国家推动军民融合的实际切合点多为总统助理（美国）或政府总理（俄罗斯、以色列），通过最高管理层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国家行为来推进。另外，各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军民融合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军民一体化政策条款》、《武装部队采购法》、《联邦采办条例》，俄罗斯的《国防订货法》，法国的《公共采购法》，以及英国的《国防科技创新战略》等。通过顶层管理和法律保障，典型国家能够统筹利用整个国家的科技资源和社会资源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服务。

（二）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带动军民融合式发展

典型国家在推动军民融合式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一直注重将军民两用科技计划作为主要着力点。在军民两用科技计划中，军方发挥主导作用，保障各项计划的顺利实施和成果的最大化利用。美国国防部的《技术再投资计划》、《两用技术应用计划》，俄罗斯的《两用技术计划》，以及法国的《航空计划》、《航天计划》都得到了军方的大力支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计算机的诞生和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互联网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以军民融合型企业作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创新主体

典型国家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方式，由“民技军用”逐渐扩大到民用标准规范、制造工艺、现代管理制度和手段等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融合，并将军民融合型企业作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创新主体。例如，美国波音公司既承担了防务业务也承担着商用飞机研发生产业务。这样，一方面，波音公司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保持和提高其航空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开发出新型防务机型，提高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

三、国外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成效与启示

以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以色列等为代表的典型国家或地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式发展取得的成效包括：一是节省了国防采办费用，缩短了武器装备研制交付周期。通过军用和民用标准规范、制作工艺的一体化建设，大幅提升了承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企业的规模经济，降低了装备研制、使用和维护费用；同时，通过采购货架产品和成熟的技术服务，大大提高了国防采办的效率，缩短了国防采办周期。二是提升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创新能力。通过军用和民用领域高新技术、产品和工艺的双向转移和流动，实现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相互促进发展，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民用高新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军事技术，通过推进民用领域高新技术和产品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转移，大大提升了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三是增强了国家综合竞争力。通过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避免了国家资源的重复配置，实现了军民双方的规模效益。一方面，通过提高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带动了军事威慑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军用先进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应用，提高了技术和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为产品走出去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篇：【三分钟了解军民融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案例分析

【三分钟了解军民融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案例分析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军民融合是系统工程，涉及国防和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也可能就在你我身边，也可能你就是参与者。但是，很多人对军民融合无认知、不了解，军地网将带大家从政策法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军队招投标、军工资质、退役军人双创、国防专利、产业园建设等方面走近军民融合，认识军民融合。

上期带大家了解了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的相关知识，本期介绍另一个军工资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军工资质篇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为了维护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秩序，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国家对列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实行许可管理。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适用范围广，军地网接到的咨询也比较多。最近办理该资质可以拿政府补贴以及申请条件等问题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民参军服务网军工资质辅导专家通过下面两个案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此类问题。希望对意向申请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有一定的帮助。

案例一

客户：我们公司是做ups电源的，公司成立十多年了。近几年民参军市场越来越火热，我们领导也很关注民参军市场，想参军却一直找不到方向。最近他听朋友说办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可以免税，让我赶紧了解一下。军地网专家：您的情况了解了。办理武器科研生产许可证确实是有免税的政策，但是申请该资质对企业的条件审核比较严格。

首先您要在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查询许可目录，确定您的产品是否在许可目录内，产品在内的才可以申请这个资质。一般只有军队专用的产品才有可能在这个目录内。请问，您的产品是军民两用的吧？

客户：是的，之前一直在民用市场销售。

军地网专家：产品是军民两用的企业是不符合办理这个资质办理条件的，无法办理该资质。如果贵公司想要参军的话建议办理B类的承制单位资格认证。

案例二

客户：我公司是做军队专用产品的，并且我们产品在许可目录内，目前打算办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我想了解一下办理这个资质还需要什么条件呢？军地网专家：办理这个资质首先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先取得相应的保密资格证书并通过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审查，再就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与从事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相适应的科研生产条件、技术和工艺、检验检测手段、专业技术人员等，需要满足的条件比较多，您可以去民参军服务网上进行对照查看。

客户：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办理下来了保密资质，并已经通过了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审查。您说的另外几个条件我们也是满足的，那么我们要去哪儿申请呢？

军地网专家：首先您要先弄清办理哪一类生产许可证，如果是申请第一类或同时申请第一类、第二类许可的，向国家国防科工局递交申请；如果是申请第二类许可的，向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递交申请。

客户:那我们如何确定自己应该申请哪一类许可？

军地网专家：根据《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规定，按照武器装备的重要程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分为第一类许可和第二类许可。其中，第一类是指武器装备的总体、关键分系统、核心配套产品科研生产许可；第二类是指武器装备的一般分系统及其他专用配套产品科研生产许可。

客户：明白了。我们应该是属于第二类。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认证一般多久可以申请下来呢？

军地网专家：一般需要10-12个月。

以上是客户咨询较多的几个问题，如果您还有军工四证的其他问题可以在线咨询我们的军地网客服，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后面还将带来其他资质的权威解读。

第三篇：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是打造网络空间军事力量的始作俑者。从2009年率先建立网络空间司令部，到2013年公开承认建有专司“进攻”任务的网络战部队，从2011、2015年国防部接连发布两份网络空间战略文件，到网络安全国防预算持续攀升，美国的网军建设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然而，这从来都不是美国国防部一家的单打独斗，军民融合始终是美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思路。可以说，美国网络空间力量发展的关键词是“融合”而非“建设”。借鉴美国在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吸取其教训与不足，走出有本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网络空间发展之路，将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现网络实力的飞速跃升。

持续发布战略文件实施顶层设计，“政府主导、体系统筹”是核心目标近年来，美国接连发布网络空间战略文件，强调将政府民事机构、军事力量、私营企业、学术精英以及普通民众等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实现多要素的体系融合，不仅指明了战略方向，而且列出了具体的规划与方案，成为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顶层设计。2001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第13231号行政令《信息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宣布建立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商务部长等组成的部委间机构，代表政府全面负责国家的信息安全工作，为军事与民事机构合作奠定了机制保证。2008年，小布什政府又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综合计划”提出12项举措，其中之一是基于国家安全局开发的技术、国土安全部与国防部配合实施“爱因斯坦3”项目，以有效防护联邦政府网络。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可信网络空间：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规划》，要求统筹运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等军事与民事部门下属研究力量，依据各自优势承担不同的研发项目，实现网络技术的新突破。2015年7月，奥巴马颁布关于高性能计算机的总统令，要求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作为领导机构，联合推进百万兆级超级计算机的研发进度。美国国防部对于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更是高度重视。2011年，美国国防部颁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列举了美国防部在网络空间的五大战略举措，其中之一是要与其他政府部门、机构及私营企业合作，打造全政府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内容包括与国土安全部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基于创新、开放和信任激励私营部门参与国防部网络空间安全行动。2012年7月，国防部发布《云计算战略》，明确提出打破军用与民用之间的界限，运用成熟的商业技术推动云计算在军队中的广泛运用。2015年4月，国防部发布新版《网络空间战略》，同样提出要加强与美国政府民事机构的协调，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信息共享、协调网络行动、分享经验教训；鉴于“国防部在构建网络、提供网络空间安全服务和研发先进能力等方面都依赖于私营部门”，未来需进一步加强与私营企业的密切合作。而且，与旧版文件在国防大学公布不同，新战略的发布地点选在网络企业汇聚的硅谷。国防部长卡特在演讲一开始便呼吁，商业界、民间和政府应建立“公开的伙伴关系”，包括重建五角大楼和奎地之间的“桥梁”，对借私企之力发展网络空间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应当看到，以发布战略文件的方式强调网络空间军民融合的重要性，不仅意在展示姿态，更是要确保政府在整合各类网络力量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网络安全政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互联网蓬勃兴起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将网络主导权由民间收归政府，期间触发了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在紧急情况下归私人公司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能否由政府接管、总统能否下令限制或者关闭被攻破的政府机构或网络的互联网通讯等问题上，政府与民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斯诺登不断曝料的监控丑闻，也使各网络企业亟欲与美国政府、军方“拉开距离”。以出台战略文件的方式引导和筹划军民融合，有助于军事与民事机构形成合力，逐渐削减民间特别是私营企业“自行其事”的空间。

不断推动军地合作确保机构协同，“资源共享、能者多责”是主要标准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延伸，各个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也相应地延伸到网络当中，导致相关部门越来越多，战略重心不明、工作职能重叠、缺乏协调配合等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以国家安全局和网络空间司令部为代表的军事机构，和以国土安全部为代表的民事机构，就谁应主导网络空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2009年，隶属白宫的网络空间办公室和隶属战略司令部的网络空间司令部相继成立后，美国基本确定了军民两分的基本模式，即在网络空间办公室协调下，国土安全部保护联邦机构网络即“.gov”的安全，网络空间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保护军事网络即“.mil”的安全。同时，相关部门首脑均摆出合作姿态，宣称将努力确保资源共享。时任美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网络空间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运用军事力量为民事机构提供支援，届时军事资源“将处于民事领导人控制之下，根据民事法律运用。”2010年10月，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领导人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正式的伙伴关系，互派支援小组进驻对方机构，以整合军政网络空间安全手段，互通有无、协调合作。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切割与合作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军地机构并未真正形成合力，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事情仍时有发生。例如，2009年10月和11月，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分别建立了旨在整合网络安全力量的新机构，彼此之间的职能严重重叠。“完美公民”项目旨在检测电力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及政府机构网络是否受到攻击，理应属国土安全部职责，实施上却由国家安全局负责。更有甚者，国防部组织的网络力量，曾出于安全考虑，奉命摧毁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旨在吸引“圣战者”的“密罐”网站，充分表明美政府上层缺乏协调，政策导向不清晰。军队与民事机构职责的重新理顺，是由2015年4月国防部新版《网络空间战略》确定的。文件称，国防部不仅要负责国防部网络的安全，还要保卫国土和国家利益免受后果严重的网络攻击。这就意味着，军事机构将在保护民用网络空间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民事机构的权力则相应缩减。而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技术资源的不对称。在美国，最先进技术通常首先在国防科技领域应用，网络空间与通信、电子侦察的密切关系，又使得以国家安全局为代表的军队情报机构，在网络空间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上具备了先天优势。兼任网络空间司令部司令的时任该局局长亚历山大曾在国会上表示，该局掌管本领域最强大的技术专业力量，包括密码、网络接入和语言学人才，拥有网络空间行动所需的所有要素。与之相比，国土安全部虽一度被赋予更大职权，但该部督察长理查德·斯奇诺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既缺少迫使其他联邦机构按其建议行事的权利，也缺少能够恰当执行任务的人员”。受此影响，虽然美国在传统上高度警惕军事力量在国内事务中的过度膨胀，但还是不得不依据“能者多责”标准，明确军地机构的主导地位，理顺协调关系。

高度关注公私合作善用民间力量，“需求牵引、利益驱动”是内在机理在美国，90％的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归私营部门所有和控制，核心网络技术与设备主要由以“八大金刚”为代表的网络私企掌控，大学和科研机构更是网络人才汇聚的巨大宝库。为充分利用这些民间的资源，美军采取了多方面措施。美军将多数网络装备的研发生产工作交由私营企业承担。华盛顿邮报“美国最高机密”调查显示，参与承担美国网络空间防务的私人承包商多达1930家，其中仅国防部总部就拥有291家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及雷声等老牌军工企业都有大规模的网络相关产品与服务线，并直接参与到与网络空间战相关工作当中。国防高级研究规划署的“X计划”和“国家网络靶场”项目等，都由多个私营企业分包。2015年，网络空间司令部发布信息征询书，在全源情报、网络作战、网络规划、网络演训等10余个领域公开招募承包商，以尽早完成构建133支网络任务部队。国防部长卡特也在2015年4月宣布“国防创新Ｘ部队”计划，表示将在硅谷设立办事机构，开发尖端突破性技术，实现国防部与私营企业的更高层级融合。美国军方还与私营企业合作，共同提升网络安全水平。2011年，国防部发起“国防工业基地网络导航”试点项目，为20个参与国防部网络运营的公司提供平台，使其能够及时获得网络安全情报信息，各公司则借助这些情报与专业力量，保护他们为国防部运转的网络。在90天试运行期内，该项目便成功阻止了数百起网络入侵行动。2012年5月，该项目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国防工业基地公司开放。2015年10月，国防部首席信息官下达有关该项目的新指令，对如何实现信息共享做出了更详尽的规定。据估计，目前已有近千家公司参与该项目。为加强协同，在组织开展“网络暴风”、“网络卫士”等网络演练时，大量民事机构、网络企业、学术界代表均与军队共同参与，以便通过实践共同发现网络威胁和网络漏洞，提高应急响应能力。网络空间作为人造环境，对人才的需求极其旺盛。美军不仅在军事院校开设网络课程，还积极到地方延揽人才。例如，国家安全局在多个大学开设网络课程，空军研究实验室网络空间行动部每年为大学生提供为期10周的培训，以培养更多的网络战人才。自1994年起，国防部就依据“企业职员项目”计划，每年派出15-20名军官到顶级商业公司工作约11个月时间，借用企业环境培养人才。2015年，国防部宣布将派驻时间增至2年，以确保这些军官能够在私营企业最大限度地汲取营养。在每年8月举行的“黑帽”大会上，国家安全局局长及高级官员经常亲临现场，甚至公开发表演讲，以招募民间高手入伍。新版《网络空间战略》还提出，国防部必须有能力从国内最好的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技术公司当中借用技术专家，让他们在国防部内发挥独特的工程设计与分析作用。其实，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军队与私营部门之间形成了关系密切的军工复合体，在网络空间同样如此。对于企业而言，与军事机构建立密切关系，使他们能够及时捕捉和准确把握军事需求，在庞大的网络产业订单中分得一杯羹。对于军队而言，私营企业运营方式灵活，可以绕开军事官僚机构固有的繁文缛节，技术装备研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在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的网络空间，这种优势更显重要。有统计表明，五角大楼开发新的计算机系统需要81个月时间，苹果手机开发则仅需24个月。显然，确保双方合作长期有效运行的，不仅是机制、法规方面的保障，更是共同需求与利益的驱动。美国网络空间军民融合存在诸多显著缺陷，负面效应发酵教训值得警惕当然，美国的网络空间军民融合并非无懈可击，仍有诸多明显的缺陷和难以克服的不足，负面效应一旦显现极有可能持续发酵。从机构整合角度看，美国在前期设定的军地机构职责划分频出问题，除资源上的不对称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顶层领导机构缺乏足够的权威。“网络沙皇”职位创建6年来，多位就任者的资质、能力都相当过硬，但却政绩平平，根源在于职权过低。按照授权，这一职务的领导人只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充当协调与顾问的角色，无法直接向总统汇报，也不能代表白宫直接掌管网络空间安全事务的实质权利。顶层机构权力有限，直接导致军、地机构争斗不断。虽然当前基本确定了军事部门为主导的网络防御模式，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担负防御任务的网络空间司令部同时兼负有网络进攻职能，更有可能在遭受网络攻击后实施报复性反击，或是在预期可能遭受网络攻击时就采取“预期自卫”行动，因判断错误或意外事件引发网络军事冲突的风险明显增大。而私营企业、军事机构等组成的军工复合体，虽然有助于以低成本提升美军网络战斗力，代价也是巨大的。企业在制定决策时，最主要的参考指标是经济利益而非国家需求。例如，他们不愿为提升网络安全开列大笔预算，也不愿为了降低安全风险而改变全球组装的生产供应模式，结果使美国不得不始终面对无法防范的“供应链风险”，即“某些软硬件有可能在国外生产时被所在国政府借机添加恶意代码”。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也指出，“国防部的许多关键功能和行动依赖于商用设施，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全球供应链，但国防部无权直接对其采取可有效降低风险的措施。”将网络装备技术研发分包给私营承包商，对美国而言还有另一重风险，就是大量政府与军队之外的人员将有机会接触到涉及网络核心机密的信息，但他们的“忠诚度”显然低于军人和长期供职于军事机构的文职人员，构成了所谓的“内部威胁者”。兰德公司知名网络专家马丁·利比奇在2009为美国空军撰写的研究报告《网络空间威慑与网络空间战》中指出，这些人技术娴熟、深受信任、了解内情，一旦发生问题将构成严重威胁。联想到2013年以来持续发酵的“棱镜门事件”，曾供职于国防项目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斯诺登，正是这种所谓的“内在威胁者”。客观而言，斯诺登揭露的大量材料显然有力地抑制了美国肆无忌惮的全球网络监控行径，但从美国自身角度看，其谋求网络空间霸权的行动因此遭受了严重的负面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8期）相关阅读：

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提升到战略高度，加强顶层统筹规划美国十分重视网络安全领域军民融合问题，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过发布网络安全战略、强化网络空间顶层领导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积极推进顶层谋划。1.发布网络安全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防部十分重视网络空间军民一体化发展，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将网络空间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行统筹考虑。早在小布什时期，美国颁布了《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明确要求由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22个军地部门共同负责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构建由国防部、司法部、商务部等预警系统组成的国家网络安全反应系统；加强执法、国安、国防等部门之间的协调，共同应对网络攻击威胁。2011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在五大战略倡议中，第三大战略倡议就是要求国防部与其他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共同合作，打造“政府一盘棋”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确立了基于大数据的信息网络安全战略，其国家创新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战略都以大数据为重要依托，要求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承担相应任务，共同推动美国大数据技术发展。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新版《网络空间战略》再次强调，“国防部历来从私人部门创新中获益良多，它将继续与私人部门展开紧密合作，借助商业化助力国防部网络安全新理念”。新版战略跨越了传统的“军民两分”界限，军事力量大量涌入民用关键基础设施，把私营机构运营的网络基础设施纳入到国防部保护的范畴，同时也提出加强与政府各部门间以及公私机构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等措施。2.强化网络空间顶层领导，构建军地网络国防统一体制“9·11”事件后，美国已建立由总统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办公室统筹协调，以国土安全部为中心，以国防部、商务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等机构为补充的网络信息安全组织体系，初步实现了军地密切合作。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发布了《网络空间评估政策》报告，要求加强网络空间领域的顶层领导。2010年5月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式启动，负责协调美军不同军种内部的网络指挥部门。同时规定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由一人领导，这种“双帽”机制延续至今，既保障网络司令部的网络安全，又向其提供情报支持，还与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开展了密切协作。与此同时，美国对军事和民事之间的领导体制问题进行统筹协调，积极构建网络国防的统一领导体制。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下设主管网络安全的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为网络事务协调官，负责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下，协助总统协调统筹网络安全事务。同时，将网络国防划分为三大领域：国土安全部负责国内网络安全的防御与应急反应、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等；国防部负责国外的军事网络作战、防御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进攻性网络作战；国家安全局支援国内与国外两方面网络作战的网络空间情报作战业务。这三大块业务由总统统一领导，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体制对涉及网络空间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进行决策和部署。3.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融合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美国出台的一系列网络安全战略，为网络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和遵循路径。例如，2011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国防部发布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从宏观视角对加强军地协调、公私合作提出了总体规划和战略保障。在具体的法律法规方面，为实现军地风险信息共享，众议院一再推动《网络情报共享与保护法案》的出台；1993年美国颁布《国防授权法》，明确提出了军事和民用工业基础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思路，推动了军民两用信息技术的研发；为健全完善信息技术军民通用标准，美国积极推动技术和标准研发的《网络安全研发法》的制定；在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和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不断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和《网络安全劳动力框架》等相关法律规则。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适应信息技术带来的新变革，美国对网络安全和军民融合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文件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和《美国国防部云计算战略》等，对于大数据条件下的网络空间军民融合起到了指导作用。

深化网络空间多领域公私合作，实现军民共建共享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私人部门在网络安全中的作用，并把强劲的公私合作关系当作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一项根本支柱。其网络安全产业实行的是公私合作、军民共建共享，这降低了公共成本、提高了运行效率，有助于美军建立和维持制网权。1.积极拓展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大力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美国私营企业掌控大部分网络基础设施，美军事行动对这些企业有很大依赖性，再加上网络空间的非对称性特点，美国军方无法依靠自身实力对网络实现绝对控制。因此，私营企业在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美积极拓展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军民共建信息基础设施。美国依托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采用租用地方网络和自建军用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军民共同打造坚固的网络空间，支撑国家和军队发展需求。从1978年到1994年美国建成了由24颗卫星构成的GPS导航信息系统。该系统在优先为军队的舰艇、飞机等武器平台提供导航定位信息服务，协助武器系统实现信息化条件下的精确打击的同时，也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民用信息导航服务。2001 年９月，美国开始建设军民兼容的第二代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全球信息栅格。该信息基础设施体系由军队自建和租借地方的各类通信与计算机系统组成，可为联合部队、盟国和非国防部用户同时提供系统接口。全球信息栅格80%采用的是民用技术和产品，商业公司承担了95%以上的传输业务。另一方面，多数网络安全防务和网络装备技术研发由私人企业承担。这些私人企业既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等传统军工企业，还包括赛克铁门和迈克菲等专业的网络公司，以及IBM、惠普、微软等信息产业巨头。IBM公司为美空军构建“云端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云计算技术对美空军9个指挥中心和100座军事基地网络基础设施进行整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其他分包商，为美国陆军提供地面网络通信和传输系统；惠普联合企业网络合作伙伴（包括AT&T、IBM、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公司）为美国海军主干网络安全和运行提供保障；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将包括“X计划”在内的多个网络领域研发合同授予雷神公司推动和负责。2.构建网络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军民信息和资源共享网络安全军民融合的关键是信息资源的共享。网络安全发展态势常常瞬息万变，信息监测、威胁预警、态势感知都需要实时有效的共享和交换机制，而军事和民用信息资源的互通共用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网络安全的全维度、全天候防御。由此，美国军方十分重视互联网企业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这种优势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需求相互结合，成为美军建立和维持制网权的主要依托。2015年奥巴马签署一份总统令，计划新建信息共享与分析组织，以实施私营企业和国家部门间的分类式信息共享。之后，美国成立了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实现国家情报总监、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司法部之间的信息分享。当前，美国军方授权一些重要的信息产业公司可以接触军方机密信息，这些公司也被纳入军事情报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军方通过法律手段、秘密监控和行政措施，使得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和电信企业成为情报合作的伙伴。国家安全局通过在这些企业的服务器中增设过滤器、在软件中预留后门，以及拥有破解加密信息的密钥来掌控网络空间流动的信息。例如，微软、谷歌、麦克菲等大型互联网技术公司根据承包合同要求，在公开其新发现的系统漏洞之前事先通知美国国家安全局，从而使后者可以利用这种优先知情权实施网络入侵。美国军方还通过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来促进自身网络行动能力的提高。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合作建设分析科学实验室(LAS)。该实验室主要通过汇集来自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的先进理念来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安全局的研究主任将担任领导来组织实验室的项目。美国国防部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外国信号情报和信息安全方面的挑战，从而使美国在情报处理领域更有优势。3.军民共建“网络靶场”，利用军演提升整体网络安全能力“国家网络靶场”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应国会要求组建，为美国防部模拟真实的网络攻防作战提供虚拟环境。该项目主要由私营企业负责建造和提供技术保障，军方投资并应用。第一阶段的概念初步设计由BAE系统、通用动力、诺斯罗普·格鲁曼、科学应用国际等7家公司承建，第二阶段建立并交付靶场原型机，分别由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仿真训练与支持分部负责。国家网络靶场是一种测试军民涉密与非涉密网络项目的国家资源，具有三个军民共用的特点：在行业领域，国家网络靶场涵盖政府、国防、金融、电信、工业等领域，以满足其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安全体系建设与科研试验需求；在任务领域，国家网络靶场通过顶层设计与体系建设，完成了军队和民用网络空间安全体系规划、测试评估、人才教育培养等任务；在应用领域，国家网络靶场可为军民各类用户提供一系列网络化联合应用，包括支撑国家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体系建设、自主可控软硬件安全性测试等。另外，美国十分重视网络演习中军民联合协作、多种力量运用等。例如，“网络风暴”演习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每两年组织一次的跨部门演习，每次演习，国防部、国家安全局等都作为核心部门参加，思科、微软等数十家企业也积极参与。此外，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以及一些私营公司还组织开展了“网络卫士”、“网络拂晓”等演习。通过这些军演，美国国防部检验了网络军民配合的实战效果，提高了军地在信息共享、态势感知程度和决策过程等方面的磨合。

依托社会资源共育人才，加强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与传统陆海空天作战领域不同，网路作战力量主体在民间，网络技术人才也主要来自民间。因此，美国通过地方招募、军地培养等方式，加强网络空间的力量建设及网络作战资源的军事集成。1.公开招募地方网络专业人才，入列美国网军队伍美国为了鼓励和吸引民间安全人才参与国家网络安全建设，专门拨出经费进行招募，将世界顶级电脑专家和“黑客”充实到军队，提升网络攻防能力。2002年，美国招募顶级电脑专家和黑客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黑客部队”——“网络战联合功能司令部”。美军网络司令部组建后，各军种也成立相应的机构并招募了大量民间人员，如美国空军网络司令部第24航空队由3339名军人、2975名文职人员、1364名承包商雇员等组成。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中20%为非军人。2012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斯·亚历山大参加了世界黑客大会DEFCON并做了主题演讲，号召民间黑客和安全公司与政府合作，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借助RSA、BlackHat和DEFCON等国际性安全会议大肆招募安全人才。美国防部还推出网络快速追踪计划，以签订商业合同的方式，让网络攻防技能出色的小企业和个人参与短期项目，从而将民间网络力量，特别是学生电脑奇才纳入网络人才队伍。2015年4月，美国防部表示，正在寻找新的途径，吸引技术人才到军队和国防部工作。这些途径包括在加利福尼亚硅谷等地进行招聘，以加强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网络力量等。另外，美国军事安全机构与网络安全公司等私人部门存在着公开、频繁和畅通的人员流动，这种“旋转门”机制把公共部门的网络安全需求与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源优势巧妙结合起来，成为美军网络人才重要来源。2.实施精英人才培养战略，军地共同培养网络人才美国在制定相应网络安全战略的同时，也制定并实施了全面的网络安全人才尤其是精英人才的培养战略，从2004年开始，美国国土安全部就与美国国安局（NSA）的“信息保障司”（IAD）合作实施了“国家学术精英中心”计划。2011年9月，美国土安全部和人力资源办公室牵头提出《网络安全人才队伍框架（草案）》，明确了网络安全专业领域的定义、任务及人员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对开展网络安全专业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014 年美国启动“国防部长公司研究员计划”，将15到20名国防部负责网络战的军官安排到科技公司工作一年，然后回到国防部工作，以提升军队网络能力。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将该计划培训时间的延长一年，变为两年制，一年在地方网络公司培训，一年在军队实习，通过军民合作，共同培养全面的网络战人才。美国还积极加强军民院校交流合作。美国国防部与国内近2000 所高等院校签订有军事科研合同，地方院校不仅承担了美军 60% 的基础研究项目和部分信息技术开发项目，还为美军培养储备了大批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人才。另外，从 2012 年起，美国防部采取奖学金资助的方式，将全美 145 所高校纳入到“网络战士”培养体系。可以看出，美国网络安全领域军民融合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典型案例，其统一的战略部署、完整的体制机制、成熟的公私合作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有助于我国加速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8期）

第四篇：国外铁路发展现代物流的典型举措与启示

国外铁路发展现代物流的典型举措与启示

由于受公路运输、产业结构变化等的影响，各发达国家铁路货运市场占有率呈下降趋势，为了稳定货源，提高市场占有率，发达国家铁路除体制改革外，大多把市场营销引入了铁路企业。但更多的是表现出物流化的趋势，从物流大系统的角度重新认识铁路，同时也带来了铁路货运业的新一轮发展。德国铁路现代物流的发展

1.1 货运公司结构调整

货运公司组织机构在2001年进行了调整：客户服务中心由财务部划归生产部，以增强客户服务中心与生产计划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将原来的市场部划分为装车运输和联合运输两个部门，以适应多式联运市场发展的需要。并随之又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撤消了企业发展部，将其发展战略、合作伙伴管理部门划归董事会主席直辖，物流服务部门划归装车运输部，以便更好地为该部门各市场单元提供物流运输方面的支持。同时，装车运输、联合运输部门中具体划分的市场单元都是一个独立的成本(利润)中心，对各自的收支盈亏情况都有考核。1.2 成立客户服务中心

货运公司根据物流学原理，利用先进的电子商务技术，创建了杜伊斯堡客户服务中心，2001年正式运作。客户服务中心内设客户服务、运力配置、数据处理、信息交换、商务、财务、人事等7个部门，直接同客户联系，为客户提供全程服务。客户服务中心的主要功能有：根据客户要求预订货车、列车，提供装载加固方面的咨询服务；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受理订单；为客户查询实时运输信息；接受客户投诉、货物损失理赔、运费结算，以及客户管理、联运管理、国际运输管理等。客户服务中心实行24小时全天候服务。

客户服务中心广泛采用先进的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技术，如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运单处理(EDV)和SAP管理软件等。客户服务中心事先把客户的基本情况输入计算机，方便客户办理货运业务，同时也减少了差错。货运公司目前约有7500个客户，与客户服务中心之间全部实现了电子数据交换，有40%的业务量通过EDI办理。2002年8月起开始实行电子运单，取消传真打印的运单。在跨境运输时，与周边国家货物列车信息已实现数据交换，不再需要在边境站根据运单人工输入数据。客户服务中心成立后，取消了原有的400多个货运办理网点，成为货运公司面向客户的惟一窗口，实现了由分散受理向集中受理的转变，使货运营销与货运生产分离，并且实行统一调配机车车辆，加速了机车车辆周转时间。

客户服务中心的建成，是对德国铁路货运体制进行的一次创新，这是德国乃至欧洲铁路的首次有益的尝试。1.3 制定新的运价体系

货运运价无政府指导价或保护价，完全由货运公司自行决定，按照运送货物的实际质量和运距来确定。质量为0.0l～75t，以t为单位依次分为66个质量等级；运距为50～l500km，共分为43个等级；小型货车最低按10t开始计价，大型货车最低按30t开始计价。德国铁路货运公司不办理零担运输，货物运价不分运价号，但对于需要用特殊方法运输的货物如长大、危险、易腐货物，要额外加收费用。对于高附加值货物，货运公司不办理保价运输服务，而是向保险公司投保，出现货损问题，首先向保险公司索赔，然后根据合同再向客户理赔。一般采用先运输、后付费的方式，统一由客户服务中心负责办理，与客户定期结算运费。

1.4 发展现代物流运作的实践

2001年铁路货运公司完成的周转量中，装车运输占79.3%、联合运输占20.7%。联合运输虽占比例不大，但发展很快，每年都有4%～5%的增长。公司对发展联合运输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联合运输部。2001年联运运量达3700万t，共计开行单元列车8.7万列，收入1.48亿欧元。由于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在发展国际联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德国铁路货运公司联运运量中，国际联运占60%以上，其中又以对意大利、奥地利等南欧国家运量最大。

由于联合运输是由公路、水路、铁路联合组织完成的运输，货运公司仅作为铁路运输服务提供者，有必要与其他运输公司合作，完成由竞争对手向合作伙伴的转化，共同组建联合运输代理公司，直接向客户提供联运服务。德国铁路货运公司拥有欧洲最大的联运代理公司Kombiverkehr 50%的所有权。通过这种运输代理形式，德国铁路货运公司建立了面向市场、面向客户的营销渠道，优化了整个运输生产过程，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目前德国铁路货运公司联合运输收入中67%来自于代理公司。通过联运代理公司的形式，对客户实现了货物运输一次全程报价，客户将货物交给代理公司后，代理公司将根据运输合同，组织联系各种交通工具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

物流化是德国铁路货运的发展趋势，每年铁路物流运输市场有2%～5%的增长。德国铁路货运公司的装车运输部，专门成立了物流运输服务部门，为公司提供物流运输支持。并通过合资、独资组建物流运输服务公司，公司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物流服务网络，从单一的铁路货运服务提供者向物流运输服务提供者转变，努力为客户提供物流运输的整体解决方案。快速货物列车的开行是整个物流运输链中重要的一环，德国铁路货运公司充分发挥铁路货运的优势，为生产企业和物流运输公司开行高质量的快速货物列车，最高速度为160km/h。目前快速货物列车尽管只占总货物列车数的5.5%，但发展趋势很快。此外，在物流仓储方面，也有成功的运作。位于鲁尔工业区的哈根卷钢物流仓储中心可以为附近的客户提供从运输、仓储到订购、配送的整个物流运输服务。该中心有一个现代化的卷钢仓库，面积有8500m，库容达6万t，可以储存1300个卷钢，库存全部实现计算机管理，能够满足客户对不同型号卷钢的订购要求，并且保证在收到信息后1小时内发货。法国铁路现代物流的发展

法国铁路全部是国家资本，法国铁路公司是惟一的铁路经营者，实行集中管理体制。遵循公用事业原则，国家对法国铁路公司在多方面有一定的法律限制。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和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需要，法国铁路公司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主要有既有线提速和公铁联运；大力开行18:00承运，8:00交付的夕发朝至货物列车，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所开展的公路铁路联运，提供全程一站式物流服务，整合铁路和公路两种的优势，经济、便捷地直接把货物送达客户指定的地点，是其货运的主要特点。为实现货物运输快捷化，法国铁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普遍提高了货物列车的运行速度。

法国铁路发展现代物流，主要表现在：

(1)邮政先驱。随着巴黎－里昂高速铁路的开通，法国邮政总局开行了高速邮政列车(邮政TGV)，其最高运行速度可达到270km/h；

(2)“160货物列车”的开行。“160货物列车”是世界上第一列以最高速度l60km/h运行的快速货物列车。根据运输计划，新开行的快速货物列车的运行等级优先于其他等级的列车，甚至包括夜间开行的旅客列车在内；

(3)“Sernam 200列车”的开行。是指运行速度预定为200km/h的包裹快件货物列车。1997年法国打破了高速铁路上只开行高速旅客列车的常规，第一次在高速铁路上开行营业性货物列车。3 美国铁路现代物流的发展

3.1 大力开发高附加值货物运输

目前，美国铁路在全国货物运输市场中所占份额为42%，但货运收入的份额只占9%；公路虽只有28%的份额，但收入却占到18%。美国铁路完成的货运周转量，1980年为14770亿tkm，到2002年上升为24250亿tkm，增长64%，但每吨公里的收入却从1.78美分下降到l.4美分。美国铁路货运公司的资本支出从1980年的32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57亿美元。美国铁路货运公司还需要将收入的18.8%用于投资，比起其他行业高出许多。因此美国业内人士认为，必须改变铁路主要承担低运价、大宗货物运输的局面，增加高附加值货物运输的份额。北美铁路协会(AAR)针对这种现实，提出除继续发挥铁路以重载、长途为优势的煤炭、矿石、木材、粮食大宗运输外，还要大力承揽高附加值货物运输的建议。目前，美国每年需要运输930万个标准集装箱，加上直达加拿大的货物共有约1100万箱。集装箱运输价值高，收入可观，是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运输市场。一列集装箱货物列车相当280辆公路卡车的运量，但由于分布零散，若要由铁路运输，必须通过物流系统精心组织。美国铁路通过各种货运代理公司，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提供门到门的服务，同时开行了快速直达列车，承担大量行包、鲜活易腐货物运输。3.2 由独立经营走向联合经营

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挥在国际物流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国内铁路公司迅速转变管理体制，由独立经营走向联合经营。1995年美国伯林顿北方铁路(BN)和圣太菲铁路(SF)合并，1996年联合铁路公司与南太洋公司(SP)合并，美国东部切西滨海铁路(SCx)、诺福克南方铁路(NS)与联合铁路公司合并，使芝加哥以西，南到墨西哥湾，西至太平洋沿岸27个州和加拿大两省的铁路联成一体，可以满足墨西哥、加拿大、美国等国发展自由贸易区的国际物流需要。3.3开发高效的信息系统

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P)将运营管理系统从运营管理型发展为面向市场和用户的管理和服务型信息系统，设立了用户服务中心，该中心将用户请求处理、运输计划安排、车辆调配、列车编组计划制定、列车运行路径选择等一系列运输技术问题的处理和决策集中于一体，通过中心与运输现场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能使用户在办理货物托运手续时即可得到到货日期等信息。伯林顿北方圣太菲铁路公司(B.NSF)于1997年开通实时运价信息系统，用户可以在网上查询2万多种运价组合，为网上交易打下了基础。目前，美国所有一级铁路公司都开通了网上服务，如车辆预约、货车特性信息、货车追踪、货运单据下载、运价查询、运费支付及查询合同信息等。3.4 发展联合运输

联合运输是美国铁路持续快速增长的产品，双层集装箱列车不到10年时间就扩展到了整个路网，联合运输起始运距由1100km降到900km左右。目前，联合运输收入已达到美国铁路运输总收入的17%左右。4 日本铁路现代物流的发展

日本铁路货运公司(JR)由于在90年代初不准从事公路运输服务，无法实现门到门的运输服务，货运量逐渐减少。出现了严重亏损后，加快了向现代物流领域的拓展。东京、札幌、木尾个谷等货物列车终点站均已发展成为所在区域的物流中心。在运输组织方面，日本铁路货运公司根据物流形态不同，开行了不同列车，以满足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其中开行的列车有：集装箱列车，装载汽油、石灰、水泥等的专用列车及混编列车。为适应货物需求的波动，运输计划具有灵活性，其计算机系统可根据基本计划和波动计划的信息将次日、第三日的运行列车、车辆运用等数据传达到各业务终端。为缩短货物在途时间，实行了列车编组状况下的集装箱装卸作业，开行整列直达货物列车和集装箱直达列车，列车的最高运行速度达到110km/h。在修建高速铁路的同时，对既有线也进行提速改造。1996年，窄轨铁路(1067mm)上的传统货物列车的最高运行速度达到130～160km/h，远期目标为200km/h。在主要物流节点，积极开展汽车代行服务，直接将货物送到用户的仓储设施中。另外还积极发展多式联运，例如与中国的中远集团合作承担日、中之间的海铁联运业务。加拿大多式联运及物流特点

5.1 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完善加拿大具有发达的运输网络，各类运输设施完善，运输能力充足，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运输体系，为多式联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在：

(1)各种运输方式间紧密衔接配合，如温哥华港有3个集装箱码头，港区内有完善的装卸设施和卡车进出通道，并可与铁路进行快速集装箱装卸。铁路内陆集装箱中转站是加拿大多式联运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2)全面推广国际标准，铁路、港口、公路及仓储运输设施及配货中心等基础设施都围绕国际集装箱运输标准，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标准化体系，实现了运输的高效快速作业需求；

(3)多式联运设施先进，管理科学。CN和CP铁路公司在主要城市都有设备先进、规划合理、高效率的中转站。如多伦多的CN铁路公司多式联运总站，占地面积80公顷，有8条2000英尺长的铁路线路，多台龙门起重机、正面吊、侧面吊和叉车，2台调车机车，集装箱的年吞吐量达7万箱，全部作业均采用计算机管理。

5.2 运输代理发展迅速

运输代理和物流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多式联运不可缺少的条件。加拿大多式联运企业，大都是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作为进出口货物的收货人、发货人，签发运输单证，履行运输合同，并收取运费及服务费等。其主要作用是为客户选择优质的运输服务和最经济的运输方式，代客户办理订舱、报关、报检、运输、仓储、包装、结算等业务，力争使客户的运输成本降到最低。如由太平洋铁路(CP)、东方海外(COOL)等运输公司发展起来的多式联运企业，运输市场形成相互穿插的竞争格局，为企业提供方便、快速的物流服务。5.3 发达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

电子信息交换系统(EDI)是加拿大多式联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式联运各环节中(包括海关、运输企业、进出口商、代理公司、港口等)，无论作为信息交换还是用于内部管理，EDI已成为内部信息传递和处理的主要工具，极大地提高了运输作业效率。目前加拿大海关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已实现与各有关单位的数据交换。各铁路公司之间及其与收发货人之间的信息交换，都是通过：EDI完成的。另外，物流配送中心与大型连锁店也全部采用计算机联网，每个连锁店的商品需求情况，配送中心能及时掌握并及时送货。启示与借鉴

(1)各国充分利用其发达的运输网络，完善的运输设施，充足的运输能力，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运输体系；

(2)创新货运管理制度和建立适合物流运作的经营机制。例如德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的创建，美国铁路企业间的合并等；

(3)积极拓展物流服务，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和延伸物流服务。铁路加强了与航空、公路之间的合作，充分整合了铁路、航空和公路的各种优势，同时采用企业联盟和货运代理等组织形式，为顾客提供门到门的服务；(4)努力实现货物运输快捷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货运列车高速化；简化货运办理手续，减少在途停车时间；

(5)注重信息技术在物流服务中的应用。如使用计算机系统制定行车计划；建立货物查询系统；电子商务系统等；

(6)突出客户需求导向。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铁路运输企业正在实现从订单接受者，到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转变。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物流服务。

第五篇：国外高等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典型经验与启示

国外高等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典型经验与启示

摘要：分析了国外农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在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总结了其中积累的丰富经验，集中探讨了农业发达国家在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提升农民科技素质、促进农业科研成果创新与推广、农业信息化建设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经验与启示，以期为中国高等教育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国外高等教育；新农村建设；科技支撑；经验与启示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科技进步与创新对农业的贡献率逐年增长，成为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总体水平相比，中国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重大成果少、转化率低、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滞后、投入总量偏低等问题。高等教育是科研领域的重要力量，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对新农村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方面的先进经验，找准切入点，解决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已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紧迫而又光荣的现实使命。

一、国外高等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典型经验(一)多元化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 1．以美国为代表的二元结构

美国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由独立建制的农业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农科院系组成。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这一骄人成绩与美国通过立法建立了大批“赠地学院”以及其优先发展高等农业教育的战略息息相关。1862年，《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的实施，保证了美国的每个州都至少有一所以农科为主的赠地学院。赠地学院以其灵活多样的模式，注重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主要向学生讲授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为农业发展需求服务。随后，在“威斯康星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的高等农业教育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农业技术人才，为促进美国农业科技的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以日本为代表的三元结构

日本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由设立农业相关院系的综合性大学、农科类大学和设有农业相关学科的短期大学组成。19世纪后半叶，为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农业教育初现端倪。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日本现已形成了层次分明、形式多样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①综合性大学中的农学、生物学、园艺学等学部。这类院校在日本共有53所(如北海道大学农学部)，是日本高等农业教育的主体。② 以农、农工或水产等命名的农科大学。这类院校共有7所(如带广畜大学)，在日本高等农业教育中所占比重较小。③ 有涉农学科的短期大学。这类院校共有23所(如富山县立大学短期大学部的农业技术学科)，也是日本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十分重视培养指导研究和普及新农业技术的领导人员、同农业相关的第二、三产业技术人员、开发有关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和农业生产资料新技术的研究人员。

(二)发达的农村职业教育和严格的资格认证制度 1．德国——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双轨制”农村职业教育

德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国，除了采取高度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外，更得益于其农业职业教育体制造就了大批具有较高科技素质和技能的农民。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制度是由国家立法、校企合作、企业为主的一种办学制度，强调的是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模式。德国对合格的职业农民要求非常高，农业就业者在正式上岗之前必须经过不少于3年的正规职业教育，上岗后还必须经过5年的生产实践并参加国家考试，合格后取得农业师傅资格，方有权利享受国家对农民实施的各项优惠补贴政策。德国对农民进行的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教学和农业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强化知识，培养农民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实际操作能力，其农业职业教育经费全部由各州政府负责。2．加拿大——规范化的绿色证书工程

加拿大政府历来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视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十分重视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加拿大于1975年正式启动了“绿色证书”培训工程，经过30多年的发展，探索出一整套适合农业发展所需的岗位规范标准和培训模式，在提高农业从业者科技素质，推进加拿大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绿证”工程的特点在于：以培养农民岗位能力为目标，对同一专业按照生产者、生产指导者和生产管理者的职业层次确定培训等级；根据各生产岗位所需要的不同能力确定了“岗位能力图表与岗位技能规范”，按照其要求对学员的培训内容、学习和考核工作进行统一规范；注重实践训练，通过农场培训、自学、农场外培训等环节，使学员“在做中学会做”；为了对培训结果和质量获得客观公正的评价，采取“培训与考核分离”的组织管理方式，规定每个考官不得主考自己培训的学员。明确的学习目标、灵活的教学方式、严格的考核制度无不体现出加拿大农民培训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三)农科教紧密结合的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体系 1．荷兰——“农科教”紧密结合

荷兰通过各大农业高校、农业咨询机构以及大量的农合组织之间的互相协作，实现了“农科教”的紧密结合。除高等农业院校、农业中专学校，荷兰的农业教育体系还包括独具特色的“农业创新和实践”培训中心，其范围不但覆盖全国，并且拓展到国际领域，主要任务包括农业技术转让、协助农业组织机构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多媒体教材的编写、劳务市场调查、农业学校教师的培训等。荷兰的农渔部在每个省都按专业设置2～7个地区咨询中心，集聚了一批学科专家和专职的推广人员，除负责科研和推广工作外，还肩负农民培训、政府政策传播等职能，并对农民的意见进行及时反馈，以便修订、完善咨询服务方案，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了进一步促进农科教的紧密结合，荷兰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成立了国家级的“国家农场发展委员会”和地区性的“省农场发展委员会”，作为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加工企业、农场主等多方面的协商和顾问机构。

2．美国——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 美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建立了以大学为中心和依托的大学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并使之成为国家农业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哈奇法案”(Hatch Act)规定，每个州或属地都要在赠地院校的农学院领导下成立一个农业试验站，以向农民示范该站的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获取和传播有价值的农业情报，并把它传授到民众中去。联邦政府为其提供进行农业科学试验的基金，用以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经过赠地学院促进教育大发展、设立大学实验基地开创农业科学研究、建立和完善县推广体系的3个重要阶段，基本形成了美国今天以大学为中心的农业推广体系。在这一套推广体系下，大学建立的农业推广中心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并在各县设有推广站(基地)，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科研和推广协作网。其中包括130多所农业大学、59个农业试验站、63所林学院、27所兽医学院及多数县级农业技术推广站。农学院的专家教授们除了负责教学和科研工作，还必须负责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

(四)发达的农业信息化建设和远程教育 1．印度——农业信息化建设

印度和中国都是农业大国，有着相似的农业发展历史，因此，印度在农业信息化发展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印度的农业信息网络系统由农业研究与教育子系统、农业研究管理子系统与国家科技文献与服务子系统组成，它将全国49个中心研究所和160个区域试验站、30个国家级研究中心、120个地区和222个子地区研究中心、28个农业大学、261个农场科学中心以及其他独立研究项目机构相连形成了一个有机体，实行统一的软硬件和标准的录入格式。建立了包括财务数据库、人事资源数据库、项目数据库、科研成果数据库、学科专题数据库、期刊数据库等在内的数据库系统。印度于1999年启动了知识信息计划，村民可以通过设在村镇中心路旁的信息中心享受各种服务，如原产地证书的提供以及最新的农产品价格信息等，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向地区高层管理人员反映诸如水泵发生故障、商人销售假种子等问题，7天之内必有答复。

2．澳大利亚——农业远程教育

远程教育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具有费用低、培训范围广、学习时间不受限制等优势，在发达国家的农业教育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地广人稀、人口分散的特点，自20世纪以来，远程教育在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中就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澳大利亚绝大多数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的人口稀少区，一般都通过远程教育传授农牧业职业教育课程，能够在任何需要的时刻，以最方便的方式为农户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很受欢迎。澳大利亚的大学和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都设有先进的远程教育网络教室，可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的优势开展远程教育。如查尔斯顿农业大学的学生就有近一半通过远程方式学习，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安排学习进度。

二、对中国高等教育科技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启示

1．建立高等教育服务农村社会的保障机制——加强立法、加大财政投入

世界上农业科技发达的国家(如美、日、英、法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过立法保障农业教育所必需的人力、财力、物力，不断完善农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农业从业者。美国可谓是世界上高等农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这与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法令密不可分，如1787年颁布的《西北部法令》、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1887年的《哈奇法案》、1890年的《第二个莫雷尔法案》、1914年的《史密斯一利弗法》、1929年的《乔治一里德法案》，这些法案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从萌芽到大发展。再如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方面，英国于1982年颁布的《农业培训局法》、法国于1960年颁布的《农业教育指导法案》、日本于1893年颁布的《技术补充学校法》等都为提升本国农民科技素质和职业技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立法保障之外，农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稳定的农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美国政府自1955年以来，每年都拨出大批研究经费以推动农业教育的发展，其投入经费以平均8％的速率逐年递增。韩国农业大学对本校大学生实行包括免费教育在内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在欧洲，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还可享受低息贷款、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

目前，中国有关农业教育的立法并不多，农业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增长缓慢。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中国发展高等农业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农业教育的立法工作，加大对农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为高等教育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和充足的经费来源。

2．根据新农村建设科技需求，培养实用人才——调整学科结构、加强实践教学

发达国家的很多高校特别是农业高校，都非常重视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科技需求，及时调整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法国的农业教育为了不断适应本国农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与调整学科结构，专业设置方面也越来越呈现出多科化、精细化的特质。目前，除了普通的农、林、牧学校外，还有诸如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森林维护、农业旅游等方面的专业学校。随着公众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高度关注，传统“农学院” 的内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农业高等教育正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方向发展。由于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业高校逐步从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导向自然与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向发展，并更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发达国家的学校还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学校农场或生产车间，组织学生进行实际生产劳动，定期安排学生去企业和个体农庄参观实习。不仅便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还便于促进学生毕业后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如日本的农业院校要求本科学生在离校前一年的时间内必须接受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训，而德国农业高校的学生则从一年级起就要参加农业实践活动。

与发达国家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不同，中国大多采取“重理论轻实践” 的教学模式，而且学科结构调整和专业设置方面也常常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高校，特别是农业高校应根据新农村建设的科技需求，适应与超越并举，特色与创新并重，不断调整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并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造就与时俱进、动手能力强的农业科技人才。

3．提升农民科技素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规范职业资格制度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旨在提高农民吸收现代科技的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以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韩国新村运动，其核心就是新村教育，政府通过加强立法，提供人力、财力保障，鼓励企业与职业学校进行合作，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的培训。英国政府促使各地的农校吸收大量的农民、农场工人、园艺工人参加学习。在促进农业生产方式更加科学化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能力层次，使其能顺利地向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为保证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发达国家多实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丹麦，一个农民能够养活27个人，其农业如此高效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建立了严格的证书制度，保证每个农民都具备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基本素质。按规定，丹麦的农民要获得“绿色证书”，除了具备3年以上从事农活的经历外，还要至少在2个以上农场工作过。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大多地区还存在投入不足、教学水平低下等问题，既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也无法满足非农生产的要求。“绿证”制度的实施才刚刚起步，还很不规范，再加上农村经济发展不均衡、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与国外的“绿证”制度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断完善中国“绿色证书”制度，是促进中国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

4．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创新与推广——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完善农业推广体系

在世界各国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学、研结合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早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农协就提出了以发展农业为宗旨的产、学、管、研一体化举措，即通过农民、学校、政府以及科研机构的通力合作，使农业成为自主、自立、持续发展的经济部门。英国政府也通过组建全国性的教学公司来组织和协调农业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教育。农业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制度，实行教学、科研与技术推广相结合，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建立起了以大学为依托，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推广体系，并使其成为促进美国农业发展的开发中心。如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本来是一个农业较为落后的州，而威斯康星大学通过函授、讲座等形式对农民进行奶牛养殖技术的培训与推广，并且委派大批教师担任州政府的农业顾问，从而使威斯康星州一跃成为全美的牛奶之乡。

中国各省市都基本建有农业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科研院所等，以及大量农业技术推广基层组织，现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加强高校、地方、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合作，不断完善中国的农业推广体系。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强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工作，对促进中国农业科研成果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5．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提供信息服务、发展远程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的农业和农民培训已进入了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阶段。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探求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国家，其农业信息化程度高于工业。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中心网络系统是1975年由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创建的AGNET联机网络，可提供200多个不同用途的农业软件。美国农场主通过家中的电话、电视、计算机，就可以十分方便地获取各种农业信息，并且可以共享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加拿大的农业推广机构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电脑信息网络，通过卫星传送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相连，入网农户可以随时获得10min之前的国际农产品市场最新信息，农业推广机构与农户之间还建立了电子邮件专递系统，迅速传递农业技术资料。韩国农村地区的计算机普及率较高，这就为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对农民进行培训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如采用先进的便携式摄像机和无线通讯设备进行田间演示教学、利用因特网会议系统召开农业技术讨论会、开设计算机农场管理课程、通过电子邮件系统推广新技术等。

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虽然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由于农业网络信息化发展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与未来发展的需求相比也还存在较大差距，远程教育尚未发挥出其巨大潜力。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中国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其人才、技术优势，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构建功能强大的农村信息化和远程教育平台，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科技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