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人居适宜性评价及整治分区

第一篇：肖临骏：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人居适宜性评价及整治分区

研究背景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居住在一起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活动而聚集的定居场所[1，2]。由于中国长期对农村居民点的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和管控，因而引起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散乱、集聚能力差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目前进行居民点适宜性方面的评价案例较多，各学者运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不同的研究区进行了评价。如程文仕等[3]运用SPSS聚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西南山区丘陵区进行适宜性评价及分区优化研究；郭月婷等[4]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三峡库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孔雪松等[5]对平原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的整治进行了分区研究；李四高等[6]使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结合层次分析法，研究了土石山区人居环境适宜性分布规律及其评价体系；孟霖等[7]选取自然、社会、经济、政府和农户意愿5方面12个指标对江苏省徐州市农村居民点进行了整理适宜性评价；朱亮等[8]应用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的居民点数据结合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三峡典型区进行了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双文元等[9]利用AVC理论构建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体系，根据吸引力、生命力和承载力评价值和其适宜性综合值，对大同市南郊区居民点进行了适宜分区；张颖等[10]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进行农村居民点适宜性分区，为金牛湖街道未来居民点整理和村镇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对于河谷地区的农村居民点人居适宜性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结合研究区地形特点，综合运用分布指数法、GIS空间分析法和结构熵权法确定各影响因子的指标权重与量化标准，建立了伊犁河谷地区农村居名点人居适宜性评价体系，并引用引力模型计算城镇影响力，将其结合适宜性评价结果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进行初步整治分区，为新增居名点选址及移民安置提供了一定依据和借鉴。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2.1 研究区概况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此后称为“察县”）位于新疆西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辽阔的河谷盆地。地形东窄西宽，地势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地理位置介于东经80°30′00″-81°45′00″、北纬43°15′00″-43°57′30″之间，东邻巩留县，南与乌孙山分水岭与特克斯县、昭苏县接壤，北与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与伊犁河隔水相望，西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全县土地总面积364 041.95 hm2（不含兵团面积），辖2镇、11乡、5场、1军分区。2013年末全县地方常住人口16.73万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11.16万人，GDP达39.89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9.99亿元。根据察县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8 314.34 h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2.2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高达496.97 m2/人，远远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上限，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较大，因此选用该研究区为靶区进行探讨。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以农村居民点人居适宜性为研究对象，研究中用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察县1∶100 000土地利用现状图（2013年）、数字高程模型数据DEM、察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年）、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以及察县基本农田保护区图（2013年）等。

本研究首先将栅格图件扫描几何校正进行矢量化，然后将不同的矢量数据类型利用ArcGIS 9.3统一转为shp格式进而提取本研究所需的数据信息，主要信息包括面状农村居民点、建制镇及基本农田等面状要素、线状交通及水系要素以及地形高度、坡度数据等信息。研究方法

3.1 分布指数法

由于研究区地理因子特殊，而地理因子受面积影响较大，无法直接反应其对农村居名点分布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分布指数法[11]，计算公式为：

Qr=（SiA/Si）/（SA/S）（1）

式中，Qr为r类分布等级的分布指数；SiA为A因子在r类分布等级下农村居名点的面积；Si为察县农村居名点的面积；SA为A因子在r类分布等级下的总面积；S为察县行政区总面积。

当Qr=1时，表示A因子的r类分布等级在农村居民点与在全县分布的影响比重上相同；若Qr>1时，表示A因子对全县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影响比重较大，说明r类分布等级是农村居民点分布的优势影响因子，Qr越大，优势越显著；若Qr<1，说明r类分布等级是农村居民点分布的非优势影响因子。

3.2 结构熵权法

结构熵权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权重系数确定法，其结合特尔斐与模糊分析法确定“典型排序”，通过熵值计算和盲度分析，并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指标权重值。具体步骤如下：

1）应用特尔斐法确定“典型排序”。

2）对“典型排序”进行盲度分析。对“典型排序”进行定性与定量，隶属度函数为：

式中，？琢ij是指专家i对第j个指标的评价定性排序数，m=j+2为转化参量；bij为？琢ij的定量转化值，bij=μ（aij），计算隶属度矩阵B=（bij）k×n。

将k个专家对指标j的一致看法记为bj，称为评价认识度，记专家对因素j由认知产生的不确定性为认识盲度，记作Qj，Qj=|{[max（b1j，b2j，„，bkj）-bj]+[min（b1j，b2j，„，bkj）-bj]}/2|（4）

显然Qj≥0。定义全体k个专家对指标j的总体认识度为xj，则：

xj=bj（1-Qj），xj>0（5）

即得到全体专家对指标j的评价向量X=（x1，x2，„，xn）。

3）归一化处理。对xj=bj（1-Qj）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指标的权重，即得到指标集U={u1，u2，„，un}的权重集W={w1，w2，„，wn}。

3.3 人居适宜性评价

3.3.1 人居适宜性评价体系建立 农村居名点的分布与众多自然、社会和生态因素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居名点的整治规划是改善居民生活、生产的过程，受多种因子的制约和影响，要结合研究区未来规划模式与区位要求，按照因地制宜及效益兼并的原则，对影响农村居名点的各种限制及驱动因子进行评价。本研究根据察县农村居民点现状众因子的分布指数选取部分自然、社会和生态因子建立农村居民点人居适宜性评价体系。

1）自然因子。主要选取了地形、水系和土地利用类型。由于察县位于新疆西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辽阔的河谷盆地，地形分布复杂多变，且坡度较大的地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而地势比较平坦的土地可以减少建设的工程量与经济投入。察县不仅滨临伊犁河，而且其所位于的天山山麓地带县内有诸多冰川河流穿流，河流对居民点的建设不仅有关联性，也存在水体污染等限制性。从古至今居民点大多依水而建，邻近河流生产、生活方便快捷，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根据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居民点建设应该与河流保持距离。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影响到居民点整治规划的便利性和可行性，一般在原农村居民点上进行居民点整治投入低，且居民满意度高；而对于已经是城镇及其他建设用地或冰川水域等地类，若拆迁改造进行居民点建设则成本高，难以实现。

2）社会因子。主要选取道路和城镇极点缓冲区进行分析。交通的便利程度直接影响居民的生产和出行，进而影响到居民点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交通便捷度的衡量可以根据不同半径缓存区来分析，以划分不同的适应性等级，距离道路越近便捷度越高，其适应性越大。城镇极点的分析根据是选取特定的极点，根据这些极点利用缓冲区分析，研究不同等级极点在不同缓存距离内对居民点建设的影响分值大小。本研究选取已建成城镇、斑块面积大且位于众多基础村包围的居民点为中心村以及中心村周围的基础村三种级别的极点，根据对不同等级的极点设定不同的缓冲区半径，用于了解不同等级极点对居民点建设的影响度和适应性。

3）生态因子。选取那些对居民点整治具有限制性的因子。根据建设不破坏生态且保障基本农田不被占用的前提，本研究选取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区、人文景观保护区等生态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基本农田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特殊用地是不可建设区，故在基本农田中禁止居民点的布局建设。生态保护区是为保护生态环境而设立的禁止建设区，且在保护区周围一定区域内要保证其生态的原始性，不易就近建设居民点。人文景观保护区作为人类发展的瑰宝，应该传承下去，故居民点的建设也应该远离保护区，保证不破坏保护区的原始建设面貌。

3.3.2 指标量化方法 根据居民点人居适应性评价要求，需要将各指标因子划分为不同的适应性等级，并对其赋予不同的分值，本研究将分值等级分为1～5分，适应性等级随分值升高而上升。根据不同因子的适宜性分值划分单因子适宜性等级图。本研究在给不同因子赋值时，根据各因子分布指数并且结合相应的规程要求进行量化赋值。高程、坡度主要根据其分布指数高低进行赋值，将其分布指数大小划分为5个等级，分布指数越高赋值越高。适应性影响因子中城镇极点、道路、河流等的缓冲距离按照《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及相关研究[12-18]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进行赋值。考虑到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区的禁止建设性以及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转变为农村居名点的可行性与经济性，在对这些区域赋值时赋为空值。

在此基础上根据察县居民点分布现状，结合专家及相关部门的意见，运用结构熵权法确定不同等级指标权重与量化标准，见表1。

3.3.3 评价方法 本研究中人居适宜性主要采用多指标法通过累加各个因素的加权分值计算得出，其公式为：

式中，Rij为第ij个栅格人居适宜性的总分值； f（ij）r为第r个地理因子在第ij个栅格的分值；wr为第r个地理因子的相对权重，在ArcGIS当中对各单因子的分布图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察县人居综合适宜度图层，最后结合实际情况将察县分为最适宜区、高度适宜区、中度适宜区、低度适宜区、不适宜区5个分区，绘制出地理因子的分级表。

3.4 居民点整治分区方法

农村居民点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镇的影响，一般城镇经济通过带动区域居民收入的提高进而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点的发展，但一旦居民点受城镇影响因子超过一定限度，将会制约居民点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不断并入城镇区或停止不前。因此在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时，要先将受城镇影响大的居民点划出，列为城镇化区，不再进行居民点的整治迁并。本研究引入基于牛顿引力的负幂式引力模型，具体公式为：

式中，Iij为居民点j受到城镇i的影响引力；Mi、Mj分别为城镇i与居民点j的影响质量；G为经验系数，本研究取1；r为城镇i与居民点j的影响半径；b为距离摩擦系数，本研究取2。

根据有关研究表明[19]，质量M通常与聚落的规模、人口、收入有一定的联系。本研究选取城镇与居民点的建设用地规模、常住人口及经济收入为影响因子，通过熵权法结合有关专家意见确定质量影响因子的权重（表2）。影响半径取居民点与城镇最近距离，其中将距离值为0的“城中村”直接划分为城镇化区。

根据城镇影响引力计算结果与本次适宜性评价结果，将城镇影响引力值通过量化，运用空间叠加频率直方图统计分析，以频率突变点划分等级，将受城镇引力值最大等级的居民点划为城镇化区；将适宜性评价结果与城镇影响引力进行叠加，将位于最适宜区、高度适宜区且城镇影响引力相对较大的居民点划为可以进行迁村并点的中心内部改造区；将剩余的适宜性较低、城镇影响引力较小的零星居民点划为迁移并点区。结果与分析

4.1 人居适宜性评价分析

结合察县具体数据，将各个影响因子图层按等级分类标准进行重分类，运用栅格运算及叠加分析各个影响因子适宜性等级图，生成察县适宜性分布图，对适宜性图进行重分类，计算各个等级的居民点分布指数（图1）。由图1可以看出，察县农村居民点最适宜区和高度适宜区主要分布在察县南部靠近伊犁河较为平坦的地区，这里交通便利、河流密布并且距察县县城较近，利于居民点的建设，在察县北部分布有少量最适宜和高度适宜区域，主要是这些地方虽然地势较高，但冰川河流密布，利于居民的生活与生产；而中度适宜区主要分布于察县中部地势较为平缓的地区，这里主要地类为未利用草地等，且河流相对减少，对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有一定的限制；低度适宜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势陡峭的山区；不适宜建设区主要分布在伊犁河沿岸一些湿地滩涂等不利于建设的区域。运用分布指数法结合察县农村居民点分布现状计算出各个适宜性等级的居民点分布指数（表3），可以看出察县分布在最适宜区的居民点最多，其分布指数高达19.22，分布面积占整个县农村居民点的73.41%，但仍然有26.59%的居民点没有达到最适宜建设的条件，需要进行优化调整。

4.2 居民点整治分区分析

根据前述居民点整治分区方法，运用引力模型计算出城镇对居民点的影响引力，结合ArcGIS 9.3的图层重分类及叠加处理分析，得到察县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图（图2）。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化区主要集中在察县各乡镇已建成的城镇建设用地四周，其中纳达齐牛录乡、堆依齐牛录乡所占比重较大，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乡距离察县中心城区较近，受到城镇引力值较大；迁移并点区主要分布在察县北部地势较高的区域及南部沿伊犁河区域离散分布的居民点，建议这些离散的居民点以基础村为迁并中心，并根据就近原则进行迁村并点整理，统筹内部改造和城镇化区，提高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按乡镇情况来看，孙扎齐牛录乡、托博种羊场这些乡镇南部分布有大量草地，居民大多以放牧为主，故居民点分布较为零散，需要对规模较小且分散的居民点进行迁并整理，提高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率，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对于内部改造区的居民点需要发挥城镇集聚和中心村的牵引作用，兼顾迁并及内部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按乡镇情况来看，阔洪奇乡、扎库齐牛录乡需内部改造的居民点较多，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乡均位于中心城区东部，靠近伊犁河平坦的区域，居民点适宜性较高，中心城区可以影响带动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居民点的发展，因此这些居民点可作为重点发展区及用于迁并的中心区域。

结论

本研究从察县的自然、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对伊犁河谷农村居民点进行适宜性分析，综合运用分布指数法、GIS空间分析法和结构熵权法实现了对察县农村居民点人居适宜性评价分级。通过分布指数法对适宜性分级结果进行分布指数分析，并结合引力模型对察县已建成的农村居民点进行整治规划分区，得到如下结果：

1）地形起伏及多样性与居民点的人居适宜性具有高度相关性。邻大型水系发展的地区为保证生态环境的影响，要求距河流200 m以内为禁止建设区，高程和坡度不仅会造成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居民点的建设成本等要求也比较高，而且复杂的地形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进而一定程度制约了居民点集约。由于察县位于天山山麓，依伊犁河畔而居，其地型复杂多变，故本次自然因子的权重较社会与生态因子的权重大一些。

2）通过对适宜性分级结果进行分布指数分析，可知察县73.41%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最适宜区，19.04%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在高度适宜区，7.55%的居民点分布在中、低度适宜区，没有居民点分布在不适宜建设区。

3）城镇的建设与人居适宜性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居民点整理规划的布局和方向。居民点整治规划与城镇建设是一个时间同步、空间相连的相互作用，本研究依据城镇影响引力的大小及适宜性分区结果确定了居民点城镇化区、内部改造区和迁移并点区。

通过对察县农村居民点进行适宜性评价并且通过评价结果对察县初步整治分区，可以为察县未来居民点的整治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但居民点空间结构的复杂多变及其众多因子的相互影响会加大居民点适宜性与整治分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如何在居民点整治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不同村镇整治意愿，以加大整体整治力度，提高整治水平，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以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点的整治分区体系。

第二篇：肖临骏：如何看待“岭南无文化”的评价

惠能之学，引领着一个世俗主义的潮流；陈白沙之学，引领着一个个人主义的潮流；而康有为之学，则是引领着整个20世纪乌托邦与改良主义相纠结、相交胜的潮流。其实背后都有岭南易简之学作为它们的根本基础。

说岭南没有文化，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但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长久以来，来自北方的朋友多多少少内心都有一点“岭南无文化”的感觉。而一些南来的学者也曾留下“广东文化气氛不浓”的印象，比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上世纪20年代来中山大学任教，对这里的图书条件、研究气氛薄弱都有微词。胡适1935年在香港大学演讲，也说过“广东人不会办教育，谈不上文化”一类的话。你看，“岭南无文化”似乎也不能说言之无据。

我想，这既有一个历史记忆的残存问题，也是一个现实印象。首先，岭南是中华大地上相对后开发的地区，比起中原、齐鲁、江南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文化水土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不用怀疑。

再让我们回到今天讲座的这个地方。这里是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是广州“河南”（编者注：珠江以南、今海珠区一带）地区的煊赫所在，而且在“河南”还有许多豪华庄园，早已是一个很不错的区域了。但即使这样，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民间谚语：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怎么“大元帅府”这样的辉煌所在，都不能改变这个久远的评价呢？这就是历史记忆的顽固存在。其实，广州现在的商品房已经卖到南沙，几乎到海边了，要价都高达一两万元一平方米了，但“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的口号，还继续存在于老市民心里。这种现象，与“岭南无文化”的评价非常类似。因为广州发展的历史，正好与中国文化拓展进程一样：就是一个“东拓南进”的历史。

南方是个后发展区域，后发展就有它的文化特点，就有不同于先发展地区的劣势和优势。

南北文化的先后现象

广州的老城区是越秀区。而中华文明的“老城区”在哪？我们不妨看一下诗经地图，十五国国风包括什么？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等等。这主要包括了现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和湖北北部，这几个北方省。这就是中华文化的“老城区”。

而在这“老城区”里面，再加分析，还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以哪个地方为最高呢？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最向往的人物是周公旦，最向往的时期是西周前期，最向往的地方是宗周丰镐、成周雒邑即今天的西安、洛阳。孔子说的“周”，既是个朝代概念，也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化地位以西安洛阳为最高。第二位是宋国和鲁国，宋是商朝后裔的封地，鲁则是周公儿子的封地，这两国在诗经中是有颂而无风的，毕竟颂高于风，其文化地位几乎与周相当。其他国呢？是有风无颂也无雅，就算第三等了。

孔子的区域概念是怎样的呢？“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个天下有多大呢？大概不出诗经的十五国。他周游列国，足迹遍天下，但最远也只是到了楚国的边缘——河南南部，但没有走进湖南湖北。所以诗经里面没有楚风！楚国虽然大，但是它还未入当时的文化视野，楚国还被称为蛮荆，等于现在的人说我们广东人是南蛮，当时湖南湖北还是蛮；蛮荆也就是楚蛮。那么吴越呢？也没有吴风、越风。江南地区当时被称做“火耕水耨，地广人稀”，从文化角度来看，更没有入流。

到了战国，楚辞、吴讴、越吟，开始见诸文献了，楚辞更是由名家来创作的，至少在司马迁眼里，他更看得起楚文化，写了《屈原贾生列传》。东汉蔡文姬，已经开始写骚体的《胡笳十八拍》了，这时候，楚文化相当有地位了。

到三国时候，蜀国由北方人管理和开发，刘备是河北人，诸葛亮是河南人，关羽是山西人，都是“老城区”来的。吴国呢？吴国的势力主要还是武力强宗，文化上根基不厚。江南的文化真正上一个台阶，要到永嘉之乱之后。所谓衣冠南渡，文化人才、政治人物避乱来到江南。很多山东人过来提升吴越地区的文化，王羲之定居会稽，搞文人雅集，写了兰亭序，绍兴地区才有了文气嘛。到了南朝，江南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尊重，就像当年楚辞那样，吴讴、越吟开始进入文化人的视野，像鲍照等人，则开始仿吴歌来创作了。这都是中华文化进一步南拓的文化标志。

但是，即使到了盛唐，文化的重心和西汉仍没多大区别，关东地区仍然是首屈一指，不过这时多了一个江南地区而已。

广东还未入流。惠能被称为“岭南獦獠（编者注：古代称呼南方少数民族用语，向无确诂，潘重规先生以为即田猎渔捕之獠人，可参）”，张九龄则自称“岭海孤贱”，可想而知，当时岭南的文化地位还很低。尽管张九龄当上了宰相，而且还当得挺称职，挺有风度，但毕竟浅根弱植，和北方比起来，人家山西闻喜一条村已经出了59个宰相，我们广东整个省才出了一个张九龄。

张九龄一死就是安史之乱，关中地区开始衰落，整个经济命脉更加倚重江南地区。到了靖康之乱，正式形成了南北之间的优劣势的逆转。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的第一等地区。北方“老城区”不大行了，南方的江南地区成了新的“城市文化商务中心”。

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做过一些统计：在盛唐以前，宰相大多都出在黄河以北。但到宋代就不一样了，他又做了一个“南宋诗人表”，显示文学人才已经集中出在江浙地区。

再看明代的“进士表”，第一等的地方是江南地区，第二等是四川、安徽、江西、福建。到了清代，广东还只属于三等地区，仅比云南贵州好一些。按照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如果清朝有五百年历史，应该慢慢轮到我们广东，很可惜，到了1905年科举制叫停。时不我与，没有广东的份，自始至终，广东都没有当过状元科第的高产地，连二流地区也不算。

讲回到文学视野，其顺序是这样的：西周有十五国国风，战国开始有楚辞，南朝开始吴歌行时。粤讴呢，要到清代，才因招子庸的整理和传播，引起全国的注意。到了民国，才有胡适学着用粤语写诗，就像鲍照写吴歌那样，但迟了一千多年！

说广东没有文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处于最南端，也几乎就是最后的文化开发地。我这里谈的，主要是地区文化的总体水平来讲的，而不是就个别杰出作家来说的。

南北文化的长短问题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问题，文化的先后。现今有一个区域经济概念叫做“后发展优势”，那么，文化有没有后发展优势？有。后发展的文化少了一些历史包袱，更能看清旧文化的局限，更有批判性，更有突破能力。这就进入第二个话题，关于南北文化的长短问题。看发展先后，主要考察“面”；讲学术长短，就会更多考察“点”。

《世说新语》“文学篇”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讲的其实是文化的区域变化，并因此得出“南北文化不同论”的概括。对于我们理解此后一千多年的文化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

“文学篇”第一二节，说的是东汉马融和郑玄，作为儒家经学的第一个高峰，马融是陕西扶风人，郑玄是山东高密人，二人存在传承关系，有一个由西而东的趋势，即马融说的“大道东矣！”总之，他们代表着关中与山东这两个深厚的旧学区域。千百年来，说起高密，个个都肃然起敬，那不是因为今天的莫言，而是因为郑玄。郑玄家连婢女也是用诗经来作日常会话的。可想而知，当时北方大文化世族是多厉害。凡经注，郑玄几乎是一个字都不放过，都要做一大通的注解。

但到魏晋时，谈玄之风兴起，学术超出儒学的范围，兴趣更多在老庄，这是新的学风，这些谈玄的学者像何晏、钟会多是河南人，他们没有马融郑玄那么尊儒，也反对繁琐经注。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即放弃，这当然是横一尺而不是厚一尺，大概就是看了个开头，就说“了不异人意”！庄子这般高明，原来和我想的一样啊。对于先贤一点也不迷信，真有点“蛮子气”。

向秀注庄子，十分周密，但嵇康就质疑说：书也要注解的吗，这岂不是把我们看书的乐趣都败坏了？他的原话是“书讵复须注”？大有“六经注我”的气味。上面说到的庾子嵩是河南颍川人，嵇康是谯郡人，大体可以看出，这时河南与关中、河北、山东的学风已很不一样了。当然，那时的南北之分，与我们今日的南方北方概念并不一样。

这就是“南北文化不同论”的最早提示，因为此时已开始隐现南北文化的现实区别了。所以，在《世说》的文学篇里，紧接着这些南北学者的故事，来了个总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精通简要”；“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学问太多，很难概括；学问少，没有枝枝节节，简单反而更容易直指核心，更加容易得到要领。南方人的学问是比北方少，但识见反而比北方人好，这就点出了南北学问的区别，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次总结：北方是邃密之学，是尊儒的，是严密而繁富的，是结构的；南方

是易简之学，是尚玄的，是更简要而综括的，往往是解放的。

这南北学术，即北方邃密之学与南方易简之学的区别，这样一个二元化的文化概括，起源于东晋，但贯彻了此后一千多年。而且越往南越往后就越显出这种分别的鲜明性。

从南北宗的顿悟与渐参之争，心学与理学之争，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一直到“五四”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都几乎可追溯到这邃密之学与易简之学的矛盾。这种二元化的现象，与欧洲中世纪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二元化一样，千百年来，二元之间取长补短，互相批判，互相促进，互相补救，展现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场面。这二元之争，是“不可和之异同，亦不可无之异同”！如果没有了这一对矛盾，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没有了积累与反思、传承与出新的能力。

而岭南文化的最精粹之处正在于易简之学。也正是由于岭南杰出思想家的易简之学的鲜明性，使得《世说新语》那一个天才概括得以永不落空，不断地得到证明。的确，岭南文化对于全国的贡献，对于一千多年中华文化的贡献，也就在这易简之学。岭南出过三个真正影响中国历史的一流思想家，那就是惠能、陈白沙、康有为，这

岭南思想的易简特征

惠能是不识字的，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砍柴担水莫非妙道。佛学发展到晋唐时代已经是很细密的学问，已经贵族化、学术化，讲究慢慢参透，渐悟，但惠能带着一个南蛮的自信，强调直指本心，佛性无南北，在佛性面前，獦獠与高等文化人一律平等！所以说：“自得曹溪法，诸经更不看。”意思是自从悟到了惠能的曹溪之法，经书便不用看了。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的壮丽日出！陈白沙讲：“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他觉得，看很多书，学很多东西，不如自己静坐，好好思考。“道不明，虽日颂千言，博览群书，不害为末学”，陈白沙的意思是，如果你道理不明的话，博学是没有益处的，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再次凸现。康有为说：“日埋故书堆中，汨其灵明，不如绝学捐书，静坐养心，静里忽现天地万物与我一体，大放光明。”他亦是提倡静心悟道，扫除旧说，方可直抵孔子久被湮没的微言大义。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第三次凸现。大家看一下，岭南这三家最一致的地方是不是易简特征？太一致了！

而六祖惠能对后世的影响，实在不止是在佛教领域，对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都有极大影响。余英时认为他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突破，是思想解放的开端。整个中世纪之后，思想走向世俗化，走向平等化的大方向，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对此有很明确的论述。毛泽东也认为惠能是“中国哲学的大跃进”，也就是说，无论是左还是右，对这位和尚的评价，倒是非常一致。胡适与陈伯达都认为惠能神会一系相当于中国的马丁·路德，就是宗教解放的先驱。惠能之学成为此后易简之学的最重要源头。对此后的韩愈、程朱之学，尤其是陆王之学，都有巨大影响。

白沙之学则是阳明之学的先驱，熊赐履评说是“陆象山之后劲，王阳明之前矛”。程朱理学到了明代中叶，已经作为统治思想太久了，已经开始束缚人们的思想，需要来一次解放。我们后来所见明代中叶以后特有的工商皆本、个人解放的思潮与陈白沙、湛若水、王阳明的心学兴起有关系。这些倡导心学的人，学生的成分遍及士农工商，特别是商人，而不止于只是读书人。当时，白沙的弟子湛若水与王阳明同时，那时的学者不出于王门就出于湛门，可见影响之大。所以西方的汉学家们就认为，陈

白沙他们其实是在提倡一种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思想解放。我们读万历年间的《菜根谭》，居然发现有“不为君相所笼罩”之类的话，其实都与心学所解放出来的思想有关。

如果说惠能之学的主要内核是“不悟即佛是众生，一悟即众生是佛，万法即在自心”。陈白沙之学的主要内核则在“存诚”与“自得”四字上。

理解康有为

下面我重点讲康有为学术的主要内核。康有为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个人私德也多有可议。但作为一个思想家，我认为他至今还未得到真正的理解。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在学术上的底色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了后来二人的差异。梁启超是学海堂打的底子，学海堂是广东的最高学府，这里尽管标榜打破汉宋之别，但根柢还是汉学，属邃密之学。康有为的老师是朱次琦，明显偏于宋学，讲究先儒大道之本。到了康有为，就更近于陆王心学与禅学，易简特征就更为鲜明。他说自己的学问到了三十岁已大成，而自信“吾道一以贯之”了，不必再有进了。康有为还笑梁启超的学问有如上海先施公司的货物，应有尽有，但货如轮转，流质多变。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康有为三十岁前的学问已经定型。他有许多奇思妙想就产生于白云山上的摩星岭。梁启超后来回忆自己少年时，为什么会转向崇拜康有为，他说，他们原来是学海堂的高材生，经史之学、考证之学已有相当造诣，这时梁启超刚中了举人，考官对他欣赏极了，要把妹妹嫁给他，他应有多自信。正是这时，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讲，梁启超一听，如冷水浇背，如受电击，冲击非常之大，康有为最打动他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扫清章句之学，把学海堂那一套旧学一一反驳。康有为认为中国当时和今后的问题，根本不是章句之学、考据之学所能解决的，所谓的考证啊，古音韵啊，这类学问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他自己对于中国如何从“据乱之世”达至“大同之世”的思考，才真正通古今之变，得孔子的微言大义。

这一思考，集中体现在康有为对《礼运大同篇》的重新解读，他的解读是十分现代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几句讲什么？讲否定君权神授，要民主选举，选出贤者作为我们的标杆，给予能者以办事的权力，崇尚道德，讲求效率。“讲信修睦”是什么，是和平外交政策，不做以诡黠待人之事。记得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赠给日本方面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田中首相回赠中国的是“信为万事之本”，其实都不离“讲信修睦”四个字。“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是博爱主义。至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啊，不就是养老补贴、最低生活补贴吗？“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共享共有啊，是社会主义啊。“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劳工主义啊，每个人都成为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不劳动者不得食。康有为对“大同说”的发挥十分丰富，洋洋二百万言，一直讲到“安乐死”问题。

康有为通过对《礼运大同篇》的新发挥，赋予它新的内涵，使人们感觉古今一下子贯通了，这一古典思想得以闪现出现代的理想主义的光辉。当梁启超、陈千秋惊异于这种光辉时，且慢！康有为叫停了。他说：“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只能“以小康义救今世”，而断断不能以大同义行今世；“大同世界”是十分遥远的事，现在千万不可宣传！所以，在康有为生前，《大同书》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对康有为的“叫停”，梁启超至死都不能理解，那么好的思想，为什么说会引起天下大乱呢？

康有为最深刻的地方正在于此。他不单诠释了大同理想，还辅以“公羊三世说”来配套他的“大同说”。“三世说”以老旧的形式包裹着

极深刻的历史阶段论意识。不理解“三世说”，其实就不能讲“大同说”，这是有逻辑先后关系的，即要经过所谓的“据乱世”，再到“升平世”，然后再到“太平世”，才有“大同世界”。中国当时处于“据乱世”，先需要力争建设小康社会，到达类似于欧美的“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就远远未到，阶段不可超越，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可躐等”。康有为为什么思想上崇尚“大同说”，行动上却是个保皇派？道理就在阶段不可逾越，民主不可骤成。所以，他明确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一成功，必反过来实行专制，中国不会出华盛顿，也不会再出尧、舜，只会出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所以他宁愿拥护光绪皇帝，搞君主立宪。

梁启超是接受了康有为反对革命的学说，但梁启超一辈子也理解不了康有为说实行“大同说”会“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李泽厚也批评说，这主要归因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的软弱性。总之都不相信追求大同世界会搞出“洪水猛兽”。

但是，经过“大跃进”之后，我们才明白，康有为忧虑的深远。1948年时，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找不到通往大同的路；到了1958年“大跃进”，刘少奇大谈《大同书》，认为找到路了，那就是“公社化”！最奇怪的是，刘少奇一边让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公社试点，一边又在中央全会上印发章太炎的《驳康有为反革命书》，总之，“大跃进”是要实践康有为的大同说，又批判他的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的观点；这与康有为的本意刚好全反过来了，洪水猛兽真来了——一边虚报产量，一边忧虑粮食多了怎么办，大搞公共食堂，让人放量食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藏于己”，强硬来，结果酿成了极大的灾难，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人。我们侨乡广东，情况算好的，1959年至61年，非正常死亡80万人。

康有为最为忧虑的，结果都成为现实：军阀混战，蒋介石及其后来的独裁，以及“大跃进”的灾难！他几乎都预见到了。只有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彻底摆脱大跃进、“文革”的思路，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联系近六十年的历史，再细读康有为的这两句话：“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只能“以小康义救今世”，真是为之汗涔涔下，泪潸然下！因为这两句话，最终是由巨大的历史事实来作注脚的，是以几千万大跃进饿殍来注“洪水猛兽”这几个字，又以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就来注“以小康义救今世”这几个字。康有为的简明的断语，充满穿透力，这是多么的惊心动魄，而他又多么的孤独啊！

现在还有人因为“大跃进”的灾难而狠批儒家，狠批《大同书》，但忘记了康有为的“三世说”、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误解康有为啊！不但他的大弟子梁启超理解不了，几十年后的李泽厚也理解不了，今天的所谓自由派也理解不了，并对“大同说”深恶痛绝。我们批希特勒，又怎可以因此去追究尼采的“超人”说？何况康有为早有洪水猛兽的警告？

那怎么看大同说呢？它将永远是一个在野的思想，它是我们这个有缺陷的世界的美丽倒影，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对照。我对乌托邦思想始终有敬意，我们还记得前些天的新闻，仍在讲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境况堪忧。读起“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怎能不油然而生向往？

惠能之学，引领着一个世俗主义的潮流；陈白沙之学，引领着一个个人主义的潮流；而康有为之学，则是引领着整个20世纪乌托邦与改良主义相纠结、相交胜的潮流。其实背后都有岭南易简之学作为它们的根本基础。陆象山有句诗：“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易简功夫”为什么“终久大”？因为易简之学，不是用文献章句可以概括、可以推衍的，它是用历史的经验与血泪来作注脚，用我们的全部生命去感悟的。从这点上看，岭南的“无文化”，不是真的无文化，而是因为这里远离正统，远离主流，更少历史的包袱，容易摆脱成说旧见的影响，有时甚至不惜以一种“反智主义”的话语，以斩钉截铁的姿态，去打破知识障，从而开辟出一片新的文化疆土。

讲到最后，想起钱锺书在《谈艺录》序言说的：“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似乎是一种告诫，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并不是截然分为两橛的，南方之学往往是北方之学的儿子，它很多时候是从北方学术中提取出被忽略的部分，加以新的发挥，或者更尽致的发挥，从而转出新天！而南北之间，各有长短，邃密之学会流于琐碎，易简之学则容易流于空疏；邃密之学多有积累性贡献，易简之学则多突破性贡献。而岭南的易简之学在中华这个大文化体之内，是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力量而存在的，这种贡献是无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