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联防队员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主体问题的复函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联防队员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主体问题的复函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90-09-26 【生效日期】1990-09-26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联防队员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主体问题的复函

（1990年9月2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你室函询，关于联防队员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犯罪主体的问题，经研究，基本同意你室意见。即：治安联防队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及基层组织聘用的联防队员不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不能成为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其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致人伤残的行为，不能以刑讯逼供罪论处。如果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应以故意伤害罪处罚。

附：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关于联防队员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主体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近，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我院请示：企业、事业单位及基层组织聘用的联防队员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

经研究，我们认为，治安联防队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及基层组织聘用的联防队员不属国家工作人员，其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致人伤残的行为，不构成刑讯逼供罪，应以故意伤害罪处罚。

以上意见，请你们提出意见，回复我室。

199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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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研究室是否属审判业务部门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研究室是否属审判业务部门的复函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４日法函［１９９５］６２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１９９５］１３４号《关于法院研究室是否属审判业务部门的请示》收悉。对此，最高法院法（研）发［１９９１］４５号文早已明确，现再重申如下：

调查研究是审判工作和法院其他各项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和各级领导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正确决策，指导工作，正确执行法律和政策，做好审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各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主要职责是：办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事务；参与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研究和修改；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起草司法解释或提出需要作出司法解释的建议。参加对疑难案件的研究、讨论；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调查研究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报送有关信息；预测趋势，总结经验、提高领导水平，及时有力地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研究室是一个综合性的审判业务部门，其人员属于审判业务人员。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的条件的，均应任命审判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90-10-12 【生效日期】1990-10-12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问题的复函

（1990年10月1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关于你室提出的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的问题，经研究，同意你室的意见。

附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的函

（1990年10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向我院请示：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的主体？对此，我们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村民小组长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罪的主体。现征求你室意见，请复。

附：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的请示

附二：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的请示报告

（甘检研〔1990〕第14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院接到武威分院《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犯罪主体》的请示报告后，对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能否视为 刑法第 八十三条所称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意见不一：

一种意见认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经选举或任命或受委托，并被聘用在国家机关、军队、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小组系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组长不能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罪的犯罪主体。

一种意见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十二条、第 十五条、第 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 一条规定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案标准规定〉中一些问题的说明》，村民小组长，是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选举产生，并在村民小组范围内履行公务，应视为 刑法第 八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故报复陷害罪的犯罪主体成立。

两种意见何种正确？请示高检院予以批复。

199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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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非法经营罪中“违法所得”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

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周加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有关部门就非法经营罪中“违法所得”认定问题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认为：

非法经营罪中的“违法所得”，应是指获利数额，即以行为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即非法经营数额），扣除其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合理支出部分后剩余的数额。

【解读】

一、问题由来

王某于2011年3月以某信息科技公司名义，以每月6700元的租金租用办公室，并聘请多人为业务员，在没有营业执照及证券业执业许可的情况下，在电视股评节目进行广告宣传吸收客户，由业务员以打电话方式与客户达成口头协议，非法向客户提供股票信息，向客户收取服务费。截至同年5月案发，共收取客户服务费10万元。在办案过程中，对于该案中的违法所得应如何认定，出现意见分歧。据此，有关部门就非法经营罪中“违法所得”认定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见。

二、主要争议问题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案中收取的10万元服务费只是销售股票信息咨询服务的收入，即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应当为其扣减经营场所租金、广告费等经营成本后所获得的利润。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案中收取的10万元服务费就是违法所得数额，不应扣减为了犯罪继续进行而支出的经营成本。主要理由是：

1．刑法中的“违法所得”，一般是指犯罪分子因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取得的全部财物，包括金钱和物品。在具体认定违法所得数额时，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予以认定：一是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的，应当依据司法解释予以认定。例如，《最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规定，“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获利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获利数额。二是立法、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应当对违法所得作广义上的理解，即不宜限制为获得数额，而是包含经营成本在内的所有违法所得数额。

2．立法、司法解释未对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为中的“违法所得”作限制性规定，因此，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收取的服务费应当全部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而且，如果要求扣减经营成本，不仅难以调查取证和正确计算违法所得的具俸数额，也影响办案效率，不利于及时有效地惩处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为。

三、研究意见及其理由

经认真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非法经营罪中的“违法所得”，是指获利数额，即以行为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即非法经营数额），扣除其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合理支出部分后剩余的数额。主要理由如下：

1．对非法经营罪中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我国司法、行政机关主张“获利说”原则。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规定，“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获利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也规定，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获利数额。而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二条也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违法所得的基本原则是：以当事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适当的合理支出，为违法所得。”当然，尽管我国适用“获利说”原则，但同时也有例外，即对一些社会危害大或违法成本难以计算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其销售收入为违法所得。但是，这种例外，应当有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而不是如第二种意见所言，如果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限制，就应当将全部销售收入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

2．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这两个概念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也对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别，明确规定，“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应予立案追诉。如将“违法所得数额”混同于“非法经营数额”，势必会引发认识混乱，并影响对相关案件的正确处理。尤其是在规定对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为中“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作了明确区分的情况下，仍以“如果要求扣减经营成本，不仅难以调查取证和正确计算违法所得的具体数额，也影响办案效率，不利于及时有效地惩处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为”为由，将非法经营数额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显然是不当的。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动教养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动教养问题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动教养问题的复函

1990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公安部法制司：

你司寄来的《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教问题的函》收阅。同意你司意见，即对被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凡符合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规定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

附：公安部法制司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教问题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近，陕西省公安厅劳教审批办公室向我司请示：在处理团伙犯罪案件中，常常出现从犯被劳动教养，而主犯却被检、法机关免予起诉、免除刑罚的情况，不利于对案犯的教育、改造，建议对免予起诉、免除刑罚的人员可以再予劳动教养的处理。

我们认为：团伙犯罪案件中被免予起诉、免除刑罚的人员，其行为往往对社会危害较大，虽不给予刑罚处罚，但并不等于不能适用其他处罚，对其中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

对此有何意见，望尽快函告我司。

1990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