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

第一篇：三农问题

80后、90后农民普遍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意愿和技能

开春，在田间地头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妇女、老人在挥汗劳作，儿童在旁边玩耍，或者时不时地帮点忙。

这种画面衬托出的是中国农村的现实，青壮年劳力集体出逃，他们逃离了农村，奔向城市里的工厂，过着打工生活。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只好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杂牌军”来承担，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离土地越来越远，并且普遍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与技能。这一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其中，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联谊会理事会会长师昌绪为代表的15位两院院士联名向中央决策层提交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尤为令人瞩目。这15位两院院士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愿种地的境地。

这也是近日在江苏召开的全国现代职业农民教育战略研讨会的中心议题。

无人种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新生代农民弃农现象日趋突出，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据统计，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已下降到38.1%，占乡村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到63.4%，农业从业人员数量锐减、老龄化趋势严重，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格局正在加剧。

在中西部的一些农村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他们既不懂现代农业技术，又因年龄过大而无力耕作，使得更多的土地被荒废。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结果更加显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截至2006年年末，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20岁以下的占5.3%，21～30岁的占14.9%，50岁以上的占32.5%。在一些工业化、城镇化先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以浙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例，50岁以上的占到53%，30岁以下的仅占6%。

在校读书的“90后”，即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将农民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在外找工作或经商的80后、90后也大部分不愿意回到农村务农。

从动态方面来看，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我国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将会超过50%。

束怀瑞、汪懋华、沈允钢等院士说，依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确定，45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所占比重超过农业劳动力15%时就可称之为劳动力的老年型结构。对照这个标准，“谁来种地”、“靠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问题实在令人担忧。

来自农业部、中国农业大学、武汉大学的专家认为，我国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农业生产缺乏稳定的后继劳动力队伍，已成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严重隐患，未来10～20年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甚至可能给世界带来影响。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沈其韩、陈文新、於崇文等院士说，党中央对“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历来十分重视，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有目共睹，但是实践证明，“三农”问题非常复杂。除了认识与思想上的保证之外，还要建立真抓实干的长效机制，把“三农”问题纳入法制化轨道。

种一年地，不如外出打工一个月，农村留不住青壮年劳动力移迁的脚步。郑哲敏、俞鸿儒、郭慕孙、翟光明等院士认为，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尤其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西欧国家在“二战”后，因工业高速发展，城乡差距一度迅速拉大。但这些国家相继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农业经营者须获得与其他职业的就业者同等的经济收入。日本更是汲取了西欧国家的经验，在工业经济腾飞之初，即1961年就及时制订以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实现务农劳动者和其他行业劳动者收入均衡为目标的《农业基本法》，并大力发展乡村工业等。

早在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大体相当于我国高中毕业程度；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或中等专业农校毕业，且每年还有20%左右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学校接受继续教育。

可据统计，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所占比重高达95%，高中占4.1%，大专及以上仅占0.2%，农业技能人才的严重不足将对新农村建设带来严重后果。梁思礼、黄祖洽、童志鹏、戴元本等院士认为，国家在继续大力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应高度关注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问题。

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农民一直没被当做城里人来善待。农村的水利、垃圾、用电、上网、医疗等问题几乎没有人管。国家急需偿还过去对“三农”教育的历史欠债，建立一种农民补偿教育机制，培养职业农民或种植、养殖专业户。

两院院士建议，首先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一批优秀的职业农民。把农村职业技能教育纳入国家总体教育规划，健全职业教育培养网络，对未能进入高一级学校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免费提供包括科学种田、养殖与现代农业等内容的职业技能教育，并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证书。

其次要大力推动回乡创业，鼓励一批高素质人才返乡建设新农村。可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设立青年农民创业基金，对普通高中或职业中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经营并达到一定规模，对返乡创业的职业农民可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此外，要制定和完善大中专院校尤其是涉农院校毕业生投身现代农业的建设，探索制定吸引城市青年从事农业的优惠扶持政策，采取保留城市户籍，提供社会保障等待遇，吸引他们成为现代职业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要加速土地流转，大力培育发展种养大户，造就一大批职业农民。来自吉林省的调查显示，规模在20～30亩、30～70亩的玉米种植大户，每户平均净收入分别为1.2万元和2.3万元，基本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收入相当，这部分人成为职业农民后不会轻易离开农村。

第四是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比如，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加职业农民科技培训补助资金规模，扩大政策覆盖面，创新培训形式，对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每年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等，对具有资格的职业农民给予补贴，可把现行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向职业农民倾斜，促使职业农民有能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

“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将来谁来种地，谁来守住我们的‘米袋子’与‘菜篮子’等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将影响中国走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局面。”两院院士说。本报记者 李剑平

第二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2013-07-06 11:09 热心网友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切实解决好。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继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的实施意见，认真兑现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和购买农机给予一定比例投入等政策，补助资金要足额及时到位，绝不能滞留或挪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升，群众反映强烈，经委、物价、工商等部门要尽快采取措施，调控平抑。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坚持以省内基本自求平衡为目标，按照保护耕地、增加投入、调整结构、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思路，安排好明年的粮食生产，确保面积不减少，单产、总产增加。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要大力培育经营实体和龙头加工企业，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广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和农户联结的模式，发展农牧产品深度加工，发挥规模效益。

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前要针对大宗农产品运销困难的问题，积极组织引导运销大户和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渠道开拓市场、寻找销路。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我省农村贫困人口量大面宽，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努力实现今年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使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要加快调整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支柱产业，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移民。总结推广整村、整乡推进的经验，强化责任制。完善扶贫投入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切实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开展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引导、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工作。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五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要集中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坚持兴修梯田，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实施“六小”工程和农民住房改造。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和“三北”四期工程，巩固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成果，推进退牧还草试点工程。要完善健全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投资效益。要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优势产业和重点产品，抓好项目的论证、建设和储备工作。

第三篇：关于三农问题

三农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一、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放松法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二、农村问题

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今社会的飞

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三、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参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

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

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

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

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

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四、三农问题的根源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产业的天然弱质性

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生产资料的弱质性

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三)劳动主体的弱质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

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四)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

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五)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

五、如何解决

三农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网上键入“三农问题”搜索，有简体中文网站和网页17000项，三农问题研究已十分深入。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地域广，东西跨越5个时区，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差别大，东、中、西部经济条件悬殊，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最优方案，靠一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所有问题。这里，笔者提供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农村地区的一揽子改革思路。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党的16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社会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规律。任何人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现，谁能阻挡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经济规律（比较效益）在起作用，与台商到大陆投资原理一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首先，取消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变“要不要给你城市户口”为“我愿不愿”登记为城市户口，把权力交给人民自决。同时，把户口与身份证（变更登记身份证以旧换新）、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一律称雇员（公务员本质也是雇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其次，社会组织分成四大类，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含党、政、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政府只管军事和行政单位的收与支，全额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定员定编；事业和企业单位全权交由市场调节，事业单位财政补贴法制化。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2013年是劳动力最高峰为10亿，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来，就业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成昆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与目前的限制门槛有本质区别），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目前民工进城打工的负面影响是政府没有做好引导、诱导、指导这三项工作造成的，待国民取下“有色眼镜”看农民工、政府做好“三导”工作，农民变市民不是一件难事。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红头文件”形式来规范。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包括上述规划、“三导”工作，以及取消壁垒和普遍国民待遇等，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二)农村地区一揽子改革的思路。

就是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长、珠三角洲、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辖县，只管城区和近郊区。国家设立中央、市（州）、县三级财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级行政区划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中央直辖市州一级（州是指地域大且没有中心城市的地区，以及为实行民族自治而专设的一级行政建制）。从而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城市工业现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级行政区划，从经济发展实体来看，既有城市、农村，地域又大了，从经济发展区划来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级机构运行50多年，机构太庞大，改革起来难度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把省级机构的权力一分为二：规划、协调与司法权、农村管理权给大行政区；城市经济运行与管理权交给市。有利于新型市场经济制度设计，节约经费用于发展城市建设。其三，省级作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与国家职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固，也不利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明确。其四，农村管理的实体应为县一级，农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区、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两级管理，以市为主。市县两类地方政府，一个管城市，一个管农村，职责明确，经济发展主体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标的实现。其五，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已形成三个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平原具备建特大城市的品质，农业发达），省建制已成掣肘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现实，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撤销县级市建制，恢复县建制，精简县级（含城市郊区）财政供养人员（含垂直系统），撤销乡镇建制，取消农业税。其理由有：其一，彻底斩断向农民乱收费的根源，庞大的乡镇级机构，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没有存在的意义。其二，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都是“皇权不下县”，乡镇级设立政府机构，势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宪法明确规定村民自治，自治单位何需政府事无巨细全权管理？其四，乡镇机构是由区公所演变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设立区公所即是上层建筑恢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其五，农业税已经征收5000年，农业产业已成为弱质产业，美欧都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我们对农业不补反征，特产税只能按实际外销金额据实征收，取消农业税，以利于养育农业，发展、引导非粮产业。其六，县级市经济规模小，城市规模小，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非是一个大一点的县城，市建制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倒不如把县城经济作为一个城乡结合点，带动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来经营运作。

3、选派大批青年（含优秀大学毕业生）干部，长驻村、镇帮助农村奔小康，长期与农民“三同”，不达小康不归队。其理由有：其一，整体小康目标，农村是难点和重点，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诱导和指导，很难突破。其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弱质状态，没有党的强有力领导，现状难以改变。其三，农村产业调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论指导，势必造成浪费和土地抛荒。其四，农民素质的弱质性与朴素的爱党、爱国情结，呼唤着党和政府的代表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干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底层，在实践中摔打，培养出新一代的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深知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的社会中坚。其五，乡镇机构的撤销，农村党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必要培养锻炼出一批农村新生领导力量。其六，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必然在实践产生，全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任何模式必须适应客观需要[1]。

(三)金融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

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六、农村改革三步走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们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我们建立起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我们开辟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途径；从2006年开始。进入到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三步改革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失时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是历史关节点上巩固改革发展成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首要任务。

七、其它信息

【三农】元《事林广纪》载：三农为“山农、泽农、平地农”。这里的山农当指猎户，泽农指渔夫，平地农才是现在所指的农民之意。

第四篇：三农问题

本地区解决“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的情况调查

【摘要】文章探讨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等三农问题的实质与解决策略,分析指出三农问题源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提出了通过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针对盘石镇禾梨坪村在解决三农问题时的特殊矛盾和形势,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非农化;禾梨坪村;对策

20世纪80年代初发源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其成功经验为世界所瞩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三农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改革、稳定和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关乎全局的问题,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近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开出了许多。可是,每一个单项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或是利益关系难以协调,或是财政无力支撑,或是制度不配套。时至今日,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纵观二十多年的农业改革,它所取得的成果只是低水平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尽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并没有改变农业的脆弱地位,农业市场化的进程并不顺利。我国农业还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一家一户几亩地,生产规模狭小;很多地方的农民还使用着相当原始的劳动工具,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总体上呈现小农经济的格局。

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给农业向市场农业的转变,就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的机制。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农业三大基本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劳动力往往因流动不畅而响到配置效率的优化,进而影响到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首先,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资源之一,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是以使用权细分的方式分散到2亿多农户中去的。在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替代、土地产权模糊等制度性缺陷没有得到矫正的情势下,农地流转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田制”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均田制下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其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面积过于细小,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其次,资本作为龙头生产要素,其流向直接影响到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水平。小农户生产格局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农业的利润率普遍不高,更没有走上与其它产业平等竞争的轨道。正因为如此,资金就必然地难以进入农业生产,因为资金至少要追求社会平均利润。分析银行资本、政府财政资金和农民自有资本对农业的投入时,我们发现农业资本投入形势不容乐观。银行在商业化改革后所持有的金融资本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往往不愿为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审查监督成本高、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政府政策性资金总量原本不多,相对于2亿多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来说更是杯水车薪,况且通过有关部门下达的支农资金往往被转化为部门收益,最后进入农业生产的就很少了;农民的自有资金先天不足,在扣除基本生活费用,交缴了各种税费、提留与摊派,以及支付日益高涨的教育和医疗等必需开支后,可用于农业的投入就微乎其微了,这就导致了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撑条件日益弱化。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是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因素。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就业选择权的问题。专家估计,[1]中国农村目前有农业劳动力约5亿人,农业耕地约19.5亿亩,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致只需要1亿劳动力,加上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业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我国农村还有3.5亿个剩余劳动力。这其中有1.2亿常年外出打工,余下的2.3亿,则滞留在土地上,处于隐蔽性失

业状态。农业劳动力转移不畅,除了国家宏观就业形势的压力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由于历史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对市民和农民实行以户籍制度为界线的双重待遇标准,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尽管这些情况近来有所改善,但是户籍制度所隐含的就业、子女就学、住房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道路上竖起了一道道的门槛。

农民一词就其本义来讲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一种职业界定。然而在当今却演变成为与“城市人”相对应的身份界定,而且这种身份是世袭的。一个农民身份的人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被称为“农民工”,自己创业当老板叫“农民企业家”。这里“工”和“企业家”指职业,而“农民”则是无法抹去的身份标志。户籍制度其实就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现代版本。应当逐渐完成“农民”从身份称谓向职业称谓的过渡,即“农民”不再是针对部分国民的局限性身份,而成为一个可供自由选择的普通职业之一。改革户籍制度,落实对农民的国民待遇,逐步破除限制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必要前提。

小农经济格局对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农业基本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已经形成了障碍。可以说,三农问题既是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忽视农业的城市偏向型发展模式的结果,更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后者是现代意义上三农问题的根源。

二、“三化”破解三农难题三农问题

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涵盖了收入、消费、就业等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化解三农问题,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局限,在更宏观的背景中探讨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人数多,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农民收入问题是由中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仅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条件制约了农民增收,更是因为农外就业的渠道不畅与就业环境壁垒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减少农民,降低农民的农业就业比重是必然的选择。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早在十几年前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没出路![2]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人多地少的状况,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现代化水平。否则,农民收入就不可能持续增加,农业规模经营就寸步难行,其发展空间就很难扩大。因此,必须着眼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我们认为“三化”即: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经济发展进程中农业份额下降是公认的经济规律,这已被经济理论研究和世界经济史所证明。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劳动力相对减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另外,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和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下降。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产生的需求刺激,在农业中比其他产业要小。因此,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呈下降趋势。当然,农业份额的下降并不等于农业基础地位的下降,农业作为国民经的基础产业的地位仍不可替代的,农业发展的未来必然是“大产业,小行业”。

世界各国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确凿的证据,向人们展示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农业份额下降普遍趋势。[3]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1870年～1980年的农业发展时序数据显示:在此100多年间,美国的农业产值份额由49%降为2%,日本由63%降为3.6%。今日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2%,以供应发达的城市工业社会,而且还大量出口。农业人口的活水平也接近城市了。日本农业人口也只有5%左右。

相比之下,今日中国农业人口超过60%,农业就业重仍高达50%,且绝大多数停留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阶段,要完成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要走的路还很长。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经过了较长时间才完成的,例如英国花了近百年,美国用了七八十年,日本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才使本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问题积累时间长,既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国内三农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客观上决定了三农问题在短期内将无法彻底解决,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进。

从目前来看,一要大力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化路线,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国家还要在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大规模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二要从制度上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在义务教育、迁徙自由、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使用、社会保障、民主参与等方面取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降低农民非农化的制度门槛。三要有步骤地开展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土地权属范围,保障土地产权所有者长期的剩余索取权,培育农村土地市场,逐步形成产权明晰、流转有序的现代农地制度。四要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交通、电力、邮电、讯等严重落后的局面,尤其要把医疗卫生和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统一的公共品管理范围,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必需的硬件支撑。五要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要在政策、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予以倾斜,为更广泛的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

三、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对策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东西跨度大,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尽管各地在宏观的三农问题上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矛盾,但又要应对各自不同的具体问题,所以就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统一解决方案。

西部地区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着比中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形势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差,资源匮乏。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高寒阴湿区面积大,耕地质量较低,大部分农区分布在边远地区,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二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普遍较低,农民增收渠道有限,收入水平更低。2003年统计资料表明,[4]甘肃、宁夏、新疆、青海、陕西、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等西部九个省区,农民收入在1500元～2110元之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49(上接第39页)是因为这几年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已经习惯投资效益罢了。那么既然投资效果等同于投资效益,而投资效率是包含了投资效益,因而,投资效率这一概念集也应该包括了投资效果。

(一)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的许多城市是资源型城市和重化工业城市,长期以来对农村的联系和辐射作用不强,二元结构极其明显。首先,城市要鼓励和发展为农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企业,尤其要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和培育以西部名、优、稀、特农产品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仓储保鲜和运销服务企业,大幅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业产业升级,更多地吸纳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其次,要有计划地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形成合理的城市梯度。改变过去大城市一枝独秀,中小城市发育不良,广大农村衰落凋敝的境况。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立起城乡平等、和谐协调的发展关系。

(二)推进具有西部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大趋势对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西部地区更应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和优惠政策,瞄准市场需求,参与市场竞争,多形式、多途径地实现农产品增值,培育区域性支柱产业。西部地区在牧业、林果、薯类、烟草、糖料、棉花、中草药、花卉、杂粮等特色农产品优势明显,应尽快使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产品优势。尤其要发挥

西部地区土地资源充裕,光能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资源多样化明显,环境污染少等

区位特征和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三)提高西部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与应用水平,激发“后发优势”

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所占的贡献率约为60%～80%,我国只有40%左右,西部地区就更低了。[5]加快西部农业的发展,除了增加农业要素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示范与推广。特别是可以借鉴和利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际上的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和成功经验,发挥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农村合作组织和民间科研机构直接参加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在技术产品的选择上,不要盲目贪大求洋,一味追求“高精尖”技术,而应根据西部农业的实际情况和农民技术及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主要以“傻瓜化”和实用技术为主。(四)加强教育投入,开发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三农问题较全国其它地区突出,除了自然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异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村人口的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落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普及、推广和应用,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制约着农民从农外获取收入的机会与途径,更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因此,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改变农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义务的现状,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小康具有长远意义。(五)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是化解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西部农区兼具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不但要提供农产品,还要提供保护江河水源、控制水土流失、防治沙尘暴等“生态服务产品”。但是生态服务产品的提供者并不是其全部价值的受益者,存在着“外部经济效果”。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生态位势较低的发达地区支付享受绿色生态的酬金,从而使西部地区的生态保育的成本得到合理的补偿,实现西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西部三农问题的早日解决。

【参考文献】

[1]李从国.“三农”:思危再思危[J].瞭望,2003,(32).[2]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反思[J].科学决策,2001,(1).[3]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2004.[5]王金存.新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走势展望[J].宏观经济研究,2001,(6).

第五篇：三农问题

关于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心得体会

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收入问题。应千方百计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只有促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才能缩小，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

政府要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完善农业价格支持制度，保持主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使农民从政策优惠中增加利益，给予有效的补贴，使农民增产增收，并确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

要搞好主要农产品市场调控，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质量安全水平，还应把农业结构调整作为投资重点，优化农产品结构，大力发展名、优、特、新品种，提高优质产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应努力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应满足《农业法》“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推动农村改革创新，加快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体系，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党在农村实行的税费改革政策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要大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重点，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完成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强水利特别是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电网改造、饮水安全、农村道路等建设。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对广大农民而言，提高素质是进一步增加收入的关键。中央及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使一部分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还应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切实需要，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强化乡村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培育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走农业企业化道路，解决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解决好农村融资难问题，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可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完善农业经营体制，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集约化方向发展，鼓励农户运用现代科技和物质装备，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综合所有能够并有效的方法或措施，三农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得认识到它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这并不意味着立即会得到效果，要珍惜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毕竟制约因素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的落实三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