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郭山村酒旗风,杏花消息雨声中——中国杏文化的发展历程

第一篇：水郭山村酒旗风,杏花消息雨声中——中国杏文化的发展历程

水郭山村酒旗风，杏花消息雨声中

——中国杏文化的发展历程

程 杰

从江南到塞北，从果实到鲜花，从寒食节的粥香，到杏花村的酒暖，从农家望杏的耕种及时，到长安杏园的春风得意，杏在传统文化里的身影，可谓是乡土中国的逶迤画卷、千古文人的心路阡陌。时至今日，杏花依然摇曳在水郭山村的酒旗里，守候在清明时节的江南春雨中……

我国是世界杏资源最大、最古老的起源中心，杏与桃、李一样，是我国最家常的果树，分布极其广泛，有着悠久的种植和利用的历史。杏的果肉可以鲜食，果仁又是重要的药材，木材质量也好，具着丰富的经济价值。杏又是花、果兼利型植物，鲜花的观赏价值比较鲜明，历来广受民众喜爱。因此与我们民族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对我们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所贡献，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迹，产生了深厚的人文意义。我们这里沿着历史的大致足迹，对杏既杏花这一自然生物在我国文化中的丰富姿影和深厚意义做一个粗略的巡礼和研味。

栽培起源：四月，囿见有杏

1992年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了夏代的杏核，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杏”字。先秦至秦汉之际的《礼记》、《管子》、《山海经》等文献多次记载了杏的分布和食用情况。其中《礼记·夏小正》主要反映夏朝的历法节令，有“正月，梅、杏、柂桃则华„„四月，囿有见杏”的花信和果期，指明杏是园囿之物，可见杏在我国明确的园艺栽培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各类上古典籍均将桃、李、杏并提，也反映了人们对杏之生物和园艺特征的清晰认识。到了汉晋时期，《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篇》已将杏与桃、李、枣、栗一起并称“五果”，杏成了我国最重要的果树品种之一。

分布：从“北土春来气未和，梅花开少杏花多”到“杏花春雨江南”

杏为落叶大乔木，适应性较强，耐旱，耐寒，耐瘠薄，各类土壤均能生长，与桃、李、枣一样，在我国的分布极为广泛。如今一般认为杏的分布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栽培较少。但在我国古代方志中，南方各省区极少有明确不宜杏的记载。即便如古人认为“杏花绝产”的福建，所属州县仍有不少产杏的信息，如明弘治《八闽通志》记载福州府、建宁府、邵武府、福宁州土产中都有杏。广东也称无杏，但顺治《阳山县志》、康熙《龙门县志》、同治《连州志》都记载当时或曾经产杏。广西、贵州、云南多属山区、高原，杏的分布更为普遍。杏极不耐涝渍，花期也不耐25℃以上的高温，在温润、干燥的黄河流域生长最为适宜，因此在淮河、秦岭以北分布尤为普遍，生长也较良好。与梅树不耐低温，主要分布在南方，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古人即有“南梅北杏”之说，明徐有贞《次韵酬孙孟吉见寄之作》“北土春来气未和，梅花开少杏花多”的诗句，所说即是这种情景。这一区域特色，使杏在我国社会、文化重心偏倚北方的周秦、汉唐时期，即奠定了较为重要的园艺和文化地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迹。

而另一方面，杏在南方的分布也是普遍的，至少在江淮、江南地区以及西南的川、渝地区是极为常见的。三国时董奉治病救人，约以治好后种杏五株为报，年复一年，治愈者种下的树形成大片杏林，此事就发生在江西庐山。到了中唐以后，随着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 1 和社会人口、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地区的杏花风景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杏与江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唐代诗人杜牧《寓言》“何事明朝独惆怅，杏花时节在江南”，北宋诗人寇准《江南春》“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都是较早歌咏江南杏花风景的诗句。到了元明时期，杏花已以成了人们心目中江南地区的经典风物，江南地区的杏花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传诵，其势头逐渐盖过北方。元人虞集著名的诗句“杏花春雨江南”广为流传，脍炙人口，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感觉。人们观赏态度上的这种“趋炎附势”，有着宋元以来社会形势、区域格局、审美感觉和文化心理上的复杂因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杏之生物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普遍性。除热带和亚热带南部地区即今闽、粤、桂、琼四省生长不蕃外，在我国从塞外至江南，从西部高原到东部沿海，杏都是较为常见的果树。

实用价值：切近民生日用的生活气息和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发展态势

杏的经济价值极为丰富，在我国人民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齐民要求》说“杏实大而甜”，颜色正黄或红，可以鲜食。早在先秦，《礼记》即将杏与枣、栗、榛、柿、瓜、桃、李、梅等一起列为宴享和祭祀的食品。汉以来有了杏脯、蜜渍青杏等制作加工方法。杏不仅鲜食，还可捣烂果肉，薄涂在布帛上晒干，制作“杏油”、“杏麨”等干粮，掺入谷物面粉中食用。杏之鲜果不耐饯造，收获后难以贮存，这种果肉晒制干粮的方法，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杏仁也是杏的可食部分，主要用于入药。杏仁入药大约起于秦汉，《神农本草经》记载“杏核，味甘温，生川谷，治咳逆上气”。中医认为，杏仁味苦辛，性温，有小毒，入肺、大肠经，是治疗外感风寒、咳嗽气喘、痰吐不利、胸闷不舒、肠燥便秘等症的要药。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麻黄汤、青龙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等经典古方都以杏仁为主药，用量较大，一般都数十颗，多至一斤。两千多年来，发挥的医疗作用不难想见。

以杏仁碾磨、粉碎为粥，始见于西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即有杏仁研细煮粥一法，稍后《齐民要术》称：“杏子仁，可以为粥。多收卖者，可以供纸墨之直也。”可见当时食用已较普遍。杏酪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谓酪，即俗说的浆，类似于今天的豆浆一类。《齐民要术》中有详细的“煮杏酪粥法”，最初可能是寒食节令食品，因杏、麦家常多有，实际也应是民间常用的粥食。杏叶也可食用，是救荒之物，可炸食充饥。

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虽然杏被列入“五果”之一，但自古种植规模有限，明清以前未见有大面积种植的记载，也未形成知名的产区。《诗经》涉及植物近150种，但未见有杏。这都可能与杏之品种驯化、改良较为缓慢有关，古籍中很少称赞杏果是美味佳果，而医家关于杏“味酸，不可多食，伤筋骨”（唐慎微《证类本草》）的说法却深入人心。在人们心目中，杏远不是上佳食品，而是救荒疗饥，应急活命之物。杏实的这种平实、朴素乃至有几分粗劣、低贱的品质，使其远离富贵、奢华的氛围，包含着更多平民大众的实用意义，相关的历史和文化也都呈现着切近民生日用的生活气息和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发展态势。

杏树木材坚韧，纹理紧密。上古时就是流行的取火用材。《西京杂记》记载“文杏，材有文彩”一种，是建造宫殿的良材，唐代诗人王维辋川别业中有名叫“文杏馆”的建筑。野杏的材质更为坚硬，清人查慎行《人海记》记载：“山中有野杏树，枝干多被野烧所焚，其根坚韧，入土不烂，有花纹而香，以为笔架及小香几，玲珑可爱。”清朝宫庭多用野杏蟠屈老根制作器具，极富工艺价值。

人文意义：由果实向花色转变，由高雅向卑俗跌落

先秦至汉唐，人们对杏的关注更多在果实和木材，相应的文化意义主要围绕树木，尤其是果实展开的。这符合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人们总是先关注实用价值，然后才是审美及其他。比较著名的有这样三段掌故：

一是《庄子·渔父》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杏坛本指缁帷中的高地，到北宋时，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根据《庄子》这段故事，在大殿前特修一讲坛，“环植以杏”，名为“杏坛”。从此杏坛之名逐步显要起来，成了儒家圣尊、儒师讲坛的一个标志。

二是晋葛洪《神仙传》记载，庐山有位董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后世医家“率以董仙杏林为美谈，亦有以为称号者”（元胡天游《傲轩吟稿》）。杏林成了治病救人，妙手回春之医家的象征或行业代称。

三是南朝任昉《述异记》，南海有杏园洲，多杏树，人传为神仙种杏处。汉时曾有人舟行遇风，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前一条故事中的董奉，不仅医术高明，后世也进一步塑造成隐居山林，修炼得道，长生不老的仙人。杏也就与仙人羽士相联系，唐人说到神仙道士居处，多以桃、杏作标志，如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何处深春好，春深羽客家。芝田绕舍色，杏树满山花”。

这些早期故事涉及的都是杏树、杏林和杏果，相应的象征则是儒者、仙家、隐士，还有医家，都是身份高雅、道义鲜明、地位重要的人格形象，属于比较高雅的角色，这与宋以后杏花多被视为乡土、凡俗之物大异其趣。杏的文化形象与桃一样，在唐宋之间明显有一个由果实向花色，由高雅向卑俗转变、跌落的过程。这是我们把握杏的人文意义时，要特别注意的。

文学、艺术中的杏花：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杏花在我们文化中出现时间较早，前引《夏小正》中即有杏花物候的信息。虽然说的是花，但关注的仍是实用之义。真正从审美的意义上关注杏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

首先出现在园林中。《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上林苑中植有文杏、蓬莱杏，可能仍主要意在赏果。晋潘岳《闲居赋》描写自己的庄园环境：“竹木蓊郁，灵果参差。„„梅杏郁棣之属，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这是文人私园植杏之始，着眼已在鲜花。唐长安曲江有杏园，杏宋徽宗艮岳有杏岫一景。南宋向子諲芗林别墅有“文杏坞”一景，杨万里故园“三三径”一景中植有杏花，可见杏花已是公私园林常用花卉。其中有一些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元时燕京（今北京）上东门外董宇定植杏千株，号杏花园，文人多携酒往游，题咏颇丰。元明之际，苏州雍熙寺后范周居所范家园杏花比较有名，成了当地春游之首选胜地。明正统间大学士杨荣宅第杏园、清乾隆中山西大同西郊王家园杏花也为文人所看重，春末良辰多携酒往游。杏的著名产地不如梅、桃等果树常见，三国时魏郡（今河北魏县、元城一带）以产“好杏”著称，今河北省仍是我国产杏大省。明清时陕西神木杏花滩、山东宁阳杏岭，尤其是北京西郊香山有大片连绵杏林，都是当地著名的风景旅游资源。

关于园林种植方式，元《居家必用》称“杏宜近人家栽，亦不可密”，明王世懋《学圃杂疏》说“杏花无奇，多种成林则佳”，文震亨《长物志》认为杏与桃都宜于成片种植，宜于远望，观赏要及时，“杏花差不耐久，开时多值风雨，仅可作片时玩”。这些品说，包含了园艺种植和风景观赏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文学作品中杏花的出现要稍迟些。第一首描写杏花的专题作品是南北朝诗人庾信的《杏花》诗，这比桃、梅、荷的专题咏物诗出现都要迟。唐朝长安新科进士放榜后例行杏园宴会，成了当时一大盛事，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大大提升了杏花的知名度，促进了文学描写的兴趣，此后相关作品才逐步多起来。唐代诗人韦庄《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是最为欢快的春游召唤。北宋诗人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则是对初开之景最为生动简练的勾勒。相传杜牧所作《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是最富田园风情的节令歌吟。王安石《北陂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花 3 影妖饶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是最为坚定的品格寄托。而南宋诗人陈与义《临江仙》“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则可以说是最为潇洒的情趣写照。类似的名篇佳句不胜枚举，构成了我们民族杏花审美的生动情景和经典话语。

杏花入画的脚步比较正常，中晚唐花鸟画兴起，杏花就是其中的大宗题材。仅就宋人《宣和画谱》所载，五代徐熙有《折枝红杏图》、《折枝繁杏图》、《牡丹杏花图》，北宋赵昌有《杏花图》、《绯杏图》，吴元瑜有《杏花锦鸠图》、《松梢杏花图》等。透过这些画题，不难感受到杏花受欢迎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杏花花头繁密、花色浓艳，当时便与牡丹、芍药、海棠一起视为“富贵”之象。这在花鸟画中形成传统，《繁杏图》、《红杏图》之类花鸟工笔着色图，多有荣华富贵的寓意。当然也有其它的取材和立意，如宋以来流行的《杏坛图》、宋徽宗《杏花村图》、赵孟頫《杏花书屋图》、明谢环《杏园雅集图》、唐寅《杏花仙馆图》之类，题材上多属人物画，立意则更多主流文人的高雅情趣。杏花题材的乐曲，著名者有《杏花天》、《青杏儿》（也作《青杏子》），顾名思义，前者最初当是歌唱春天，后者或描写青杏，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美感情趣：色香、神韵、风姿、节令

上述是文学艺术中杏花题材发生、发展的大致历史，总结人们相关的认识和情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色香之美

杏花花期虽短，颜色却有所变化。明王象晋《群芳谱》说：“未开色纯红，开时色白微带红，至落则纯白矣。”花蕾初绽时呈红色，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叶绍翁《游园不值》“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说的都是初开景象。红杏初绽，大片杏林，如火如荼，人们多以“红霞”喻之。而逶迤开放中，同一树花开有先后，颜色也就有红有白，大片林景中红白夹杂，绚丽斑烂，人们常形容为“碎锦”。杏花微开半吐之时，花色介于红白之间、淡注胭脂之色，是花色娇柔，最富魅力的阶段。杨万里《郡圃杏花》“绝怜欲白仍红处，政是微开半吐时”，“海棠秾丽梅花淡，匹似渠侬别样奇”，即盛赞这种绝妙韵味。到了开阑将落时，杏花又变成一片纯白，古人多喻为雪花。欧阳修《镇阳残杏》“残芳烂漫看更好，皓若春雪团枝繁”，说的即是。杏花这种由红趋淡，姣容三变的过程包含着丰富的观赏性，在三春花卉中是比较少见的。杏花不以香气取胜，只有淡淡浅香，古人多以“清香”称之，香虽清淡，但种杏成林，尤其是漫山盛开时香气则十分浓烈的。明清时，北京西郊香山杏花盛极一时，花季满山香气流溢，明人即有香山得名杏花之香的说法。

（二）神韵之美

所谓神韵，是指花之整体或某些方面体现的整体特征和个性风格。人们描写杏花，最常称的首先是一个“繁”字。“繁杏”与“夭桃”、“寒梅”、“幽兰”相提并论，广为人知。现代科学观察，杏花败育不实的比率较高，因而杏树开花偏多，枝条上多是复花芽，常是一个叶芽与一至三个花芽并生，盛开时较为繁密。其次是“艳”，杏初开时纯红，继而转淡，加之花朵繁密，因而整体上也便显出华艳的品色。宋人姚伯声“花品三十客”之说，“桃为妖客”，杏则称“艳客”。这一说法影响颇大，在后世几成杏花定评。杏花还经常被称为“俗”，显然这是一个贬义。宋以来，梅、兰、竹、菊、水仙等越来越受尊崇，被推为君子“比德”之象、高雅花品，而传统的桃、杏、李等艳丽之品都作了垫脚石，视为反面。桃花受贬最深，常以“妖”“浮”称之，李花被视为寒酸粗陋，而杏花则集中定位在“俗”上。何以如此？除了花卉品鉴上的重“德”轻“色”外，还应该与杏花的颜色、香气和花期都偏于平庸无奇，种植又十分普遍有关。因此说，“俗”并不完全是一个消极的评价，从反面也折射出杏花一些家常朴实、平易近人的特有风韵。

（三）风姿之美

所谓风姿，是指特定生长环境、场景氛围中呈现的特殊姿态。古人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独到的观赏经验，其中有两种发现值得注意：

一是雨后。杏花开放，正值清明时节，雨水渐多，所谓“杏花消息雨声中”（宋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风吹雨打，对于鲜花来说，不免有煞风景之虞，杏花自然不可避免，但人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是，雨水对杏花的催发作用。元人王恽《春夜独坐》“长记东墙微雨后，一枝红艳杏花娇”，张雨《雨中》“卷帘芳草短，看雨杏花肥”，明胡奎《春词》“江城五更雨，催得杏花开”，都看到了春雨沐浴滋润之后杏花丰腴色鲜的独特情形，这在花卉世界是极为少见的。

二是墙头。唐代诗人吴融《杏花》“最含情处出墙头”，最早言及，此后许多文人都聚焦此景，写出了不少名篇佳句。这一景致有着杏花生长的生活基础。杏多见庭园种植，株体又较高大，春来花开，墙头招摇的现象就容易出现，而梅、桃一类枝干矮散树种，很少有这样的情形。从视觉效果说，高墙微露一枝红杏，也易勾引视线，撩拨人心，因而成了文人墨客最喜爱的取景。其作用也是以少胜多，以有限见无限，给人墙内春色烂漫，深院关锁不住的感觉与联想。陆游《马上作》“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以及广为人知的叶绍翁“满园春色关不住”云云，可以说把这种情趣发挥到了极致。墙头红杏还潜含着苏轼《蝶恋花》词所说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戏剧性情境，在后来的才子佳人戏剧、小说中，这种“墙头马上”包含的禁锢（高墙）与诱惑（红花）、多情与无情的戏剧性冲突成了流行的情节元素，而“红墙出墙”也转化为形容妇人外遇的流行俗语，这都进一步渲染了墙头红杏这一景象强烈的感染力。

（四）节令之美

所谓节令之美，是说与杏花花期连带的节候、风俗之美，主要由杏花的花期决定。关于杏花的花期，古人并无统一的说法，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由南而北从立春至谷雨渐次开放，绵延时间较长。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说“三月杏花盛”，是黄河流域洛阳一线的情形，这正是寒食、清明节前后，而在江南地区时间则要早一些，一般惊蛰、春分盛开，而始花则在雨水前后。《四民月令》这一古老说法影响极大，从唐代以来，杏花都紧紧地与寒食、清明相联系，即便是南方文人言及杏花，也多认其为寒食、清明时节的风景。清明前后是三春季节最美好的时令，有着最宜人的气候与风光，又有着丰富、浓郁的节俗风情。作为这一时节的主打花信，杏花也就带上这一节令美好的感觉。

首先是气候。“不寒不暖杏花天”（宋吴泳《郫县春日吟》），“惠风和畅杏花天”（明谢迁《雪湖过我缔姻辱诗见贶依韵奉答》），“最好是杏花开候，春暖江天。傍水村山郭，做弄轻妍”（清吴栻《满庭芳》），无论气候温度，还是自然风光都是极其美好宜人的。这其中也多春雨，是一种如烟如雾、温润如酥的绵绵细雨，“淡烟疏雨杏花天”（宋徐鹿卿《与同年赵簿同事泮宫感而赋诗》）“半醉半醒寒食酒，欲晴欲雨杏花天”（宋方岳《次韵徐宰集珠溪》），“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宋释志南），都是一派春雨绵绵、物色温柔、温馨迷人的美感。

其次是节俗。寒食、清明是比较重要的节气，杏花适当其时，也便与其丰富的节气民俗相联系。唐柳中庸《评事翁寄赐饧粥走笔为答》“粥香饧白杏花天”，李商隐《寒食戏赠》“杏花香麦粥，柳絮伴秋千”，元散曲“人醉杏花天，仕女戏秋千”，清乾隆帝《三月》“清明时节杏花天，柳岸轻垂漠漠烟。最是春闺识风景，翆翘红袖蹴秋千”。家家食麦粥，佳人荡秋千，这都是寒食、清明的风物礼俗，给杏花平添了无穷的情趣。

乡土气息，民俗风情

杏花不仅映带寒食、清明节气的习俗风情，由于其广泛的种植和家常、朴实的形象，还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洋溢着更多民间生活的风韵。

前引《夏小正》“正月，梅、杏、柂桃则华”，这是关于三春物候的最早记录。两汉《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则有了“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轻土之田”，“三月，昏参夕，杏花盛，桑椹赤，可种大豆”的农事常识，都是乡土社会代代相传的耕种经验。到了南朝徐陵文中，浓缩为“望杏敦耕，瞻蒲劝穑”的警言，成了后世官署春日劝农文告中最流行的告示。杏花被视为仲春时节的主要物候，是普天之下春耕春种的信号。唐储光羲《田家即事》“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说得十分亲切。虽然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望杏耕种的说法未必率土皆准，但杏花时节总是土膏润泽，春耕播种的大好时机。这一古老的农事经验，是杏花这一意象在我国这样以农立国的社会文化里最为闪亮的意义。杏花也因此成了乡土民俗、农耕生产和田园生活的一个经典符号。

杏花的乡土意味还体现在“杏花村”这一经典意象上。这一名称有实指、虚指之不同。据爱如生《中国方志库初集》检索统计，津、冀、晋、辽、吉、黑、沪、苏、浙、皖、闽、赣、鲁、豫、湘、粤、桂、黔、滇、陕、甘、台等22省市的方志中有“杏花村”的字眼430条，其中山西、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等11省市出现频率较高。这一数据虽然有不少相互重复的现象，但所指多是实实在在的村名和园林。更多的是虚指，即杏花盛开的村庄。我们的文学中，从唐代开始就多这方面的描写，如许浑《下第归蒲城墅居》“薄烟杨柳路，微雨杏花村”，宋以后这一意象出现频率更高。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晚唐杜牧的《清明》诗。此诗不见于杜牧集，是否为杜牧所作，值得怀疑。南宋中期编成的《锦绣万花谷》只称是“唐《清明》诗”，并未明确作者，有可能出于宋人。不管时代属唐属宋、作者是杜非杜，这个由清明、春雨、行人、杏花和村酒构成的诗歌境界，浓缩了这个节气自然风景、乡村生活和旅人心理的全部感受，富有十足的情韵。被南宋刘克庄等人冠上作者杜牧，编入通俗版的《千家诗》后，就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人们的心里，成了乡土社会及其淳朴民风的一个代表符号和经典象征。近年，这一村名被人们强行拽出诗歌，不少地方企图据为己有，竞言杜牧所说非其莫属。这显然带着地方经济、文化利益的狭隘动机，但这一现象本身就充分反映了这一诗性村名的文化活力。

人们对杏花的喜爱不仅表现在杏花村上，还有杏花那十分醒豁的吉祥、喜庆寓意。唐朝长安杏园宴会是专为新科进士举行的，因此杏在当时就被视为春风“及第花”，此后一直被人们奉为科举功名的幸运之花。“杏”名谐音“幸”，是得天独厚的吉祥彩头。古人绘画、赋诗，“红杏一枝”总是极为讨喜的题目。杏花鲜红、繁艳的形象，与牡丹、海棠、桃花一起被视为“富贵”之象，成了陶瓷、服饰等工艺装饰中流行的题材。杏花与梅花、桃花一样，又是万物复苏、三阳开泰、春来花开的典型象征，是乡村年画最乐于表现的内容。这些丰富的民间、民俗取象，寓意简明直白，备受广大民众喜爱。杏花可以说是乡土色彩和民俗意味最为浓重的花卉，赢得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当代杏产业与杏花旅游文化：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景象

杏树从古代种到现代，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形势全面改善，水果种植业迅猛发展。杏的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布局也逐步形成。这其中1978年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和2003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计划相继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三北”地区大多属于温带半干旱性气候，年平均降水偏少、平均气温偏低，许多地方有严重的荒漠化现象，而杏树耐旱、耐寒、耐瘠薄、抗风沙，在这些地区有着鲜明的适生优势，因而被选为“三北”地区经济林建设的主要树种，种植规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辽宁西部起，经京冀北部、内蒙南部、山西中北部到陕西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直至新疆西南部，在这绵延数千公里的沿线，各地群策群力，积极规划种植，不断拓展规模，俨然形成了一个连绵的经济林带，构成了我国杏种植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景象。

杏树的适生区与我国“三北”地区贫困带基本重合，杏的种植，尤其是仁用杏的种植，投资小，收效快，易管理，产量稳，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是三北民众脱贫致富，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被当地民众形容为“不吃草的羊，不占地的粮”。与此相联系，“三北”地区杏果的加工业，尤其是仁用杏的产品开发也突飞猛进，形成了较为稳健的产业链，给当地经济增添了不少活力。杏树适宜山地种植，可以充分利用山地资源，节约优质土地。杏同时又是十分优良的生态树种，根系发达，树大叶茂，抗风固沙能力强，对干旱、荒漠山地的植被恢复和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显著。近三十多年“三北”地区杏产业的兴旺发展，可以说既治穷富民，又治荒绿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本世纪以来，随着民生状况的普遍改善，人们的风光旅游需求不断增强。广大杏产区适应这一社会生活新趋势，眼光不只局限于果实，开始关注杏花的观光旅游价值，着力开发利用，发展第三产业。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杏花节，吸引游客，宣传本地产品。出现最早的是河北巨鹿县杏节，创始于1992年，属于果实促销活动，今称红杏商务节。2002年开始的北京平谷北寨红杏节，性质相同，也主要是宣传果实。而北京海淀区凤凰岭风景区2001年开始举办杏花节，北京延庆和济南长清2002年开始举办杏花节，则完全是着眼于杏花的旅游资源。它们或属公园与政府规划开发的旅游风景区、生态保护区，或处大城之郊，因而能得风气之先，利用种植资源，开办这类旅游推介性质的节庆活动。如今北京延庆、济南长清、河北赞皇、河北蔚县、山西大同县、山西阳高、陕西泾阳、新疆英吉沙、新疆伊犁等产地杏花节都办得有声有色，名动遐迩。从“果”到“花”，从生产到观赏，从经济到文化，是这类自然植物和人类种植业资源价值生发的基本规律。近二十多年来，从杏果节到杏花节的转型发展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如今各杏产区乡镇和旅游部门积极规划、组织杏花节几乎形成了一个普遍风气，推动了乡村旅游业或农业观光业的兴起，显示了传统杏产业新的发展生机。同时其广泛的群众参与性，也有效地活跃了社会气氛，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展现出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这种亦“花”亦“果”，多方面蓬勃发展的势头是我国杏产业令人鼓舞的情景，也是其更加美好的前景所在。

（原载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主办、娄晓琪主编《文明》杂志2015年第4期，第36－51页，有13幅配图。责任编辑：刘丽萍；版式：傅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