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汤涛
长期以来，中共党内监督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探讨大多着眼于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而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问题却鲜见专文论析。事实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监督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今天，加强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问题的研究，系统考察其历史沿革，深入探究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把握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规律，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党内监督的新思路，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党内监督问题。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7～418页。】作为一个严格遵循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即忠实地秉承并发扬了这一政治传统。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在党内监督问题上也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步建立起一套较具自身特色的党内监督机制。以党内监督权的归属为线索，这一体制的建立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1年至1927年）：党内监督权由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
中共创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问题。这一点，明确反映在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这一纲领共有十五条规定〖HTK〗（现存十四条，第十一条遗漏）〖HTSS〗，其中，直接涉及“监督”字样的就有两条，即：“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中共一大这种对自身行为严格监督的高度自觉性，为此后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不仅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一大党纲却通篇贯彻着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的精神，并在最初意义上规定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集体领导制度以及党员候补期制度等方面的制度。这两方面内容，前者是中共党内监督必须时刻遵循的基本原则，后者诸项则又俱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并为这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基本途径和制度依据。其后，中共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以及三大和四大通过的历次党章修正案又对这些规定进一步加以补充与完善，这些都为党内监督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尽管由于组织初创，党员人数尚少，以及对设立专门机构未给予充分注意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一大到五大前夕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为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所直接行使，但党内的监督工作仍然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而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效。
（二）第二阶段（1927年至1928年）：党内监督权由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较为独立完整地行使
大革命兴起后，随着中共组织规模的空前扩大，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多，以及政治角色由一个单纯的在野党到“半公开的半政府党”【《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历史沿革 所发生的转换，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开始在中共党内时有出现。对此，中共中央高度警觉，并提出了严厉批评：“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为克服这些不良现象，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颁布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份专门的反腐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并开始考虑成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间，中共五大召开，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又进一步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中共的自身建设及党纪党法的权威有了相应机构作为保证。《决案》还简要阐明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它与党委会基本平行的关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63页。】这些规定一方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另一方面则又有效维护了监察机关的权威。
中共五大的召开和《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共初步确立了一套以两委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
（三）第三阶段（1928年至1945年）：党内监督权逐渐复归各级党委会
中共五大前后所确立的党内监督模式很快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发生了深刻变化。1927年底，面对空前艰难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发布第26号通告指出：“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底秘密工作的地位”，“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加以正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萧石同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至今未能行使执权”。因此，“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158页。】基于这些考虑，再加上深受当时联共（布）建党模式的影响，中共六大撤消了这一机构，代之以审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相比，审查委员会虽然仍是由“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从权力来源意义上仍然和党委会相对平行，但职能规定却大为缩小，仅限于“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76页。】等诸项较为具体的事务。而党内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纪律监察权，则重新为各级党委会所掌握【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关于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76页。】。这就意味着中共五大前后所确定，并已在实践中略具雏形的监督机制虽然还保留着“两委基本平行”的形式，但其内容显然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192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成立之日第一次会议起开始实行审查工作。但是，由于职能规定得过于狭窄，这一机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而对于纪律监督问题，中央虽然规定可以“成立特别委员会”，但因其并非常设机构，作用也是不能尽如人意。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有意于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复设监察委员会。几经酝酿，1933年9月17日，中央发布通告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级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其职能在于：“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通告明确指出：“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须报告中央批准执行，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之权属于同级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464页。】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一机构拥有较为广泛的权力。但和以前的监察委员会本质上不同的是，其权力来源并非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它只是党委会下属的一个工作部门，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
决议通过后，中央苏区各省、县委，都从1933年冬起纷纷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又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此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和各级地方监察委员会根据有关章程对党员实施奖惩，致力于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与之相反，审查委员会的作用却更为弱化【甚至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正式选出中央党务委员会后，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是否仍然存在都成为学者争论的问题。王健英即明确提出（这）“是个没查清的问题”（参见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这个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新史料的发掘和学者的进一步探讨。但是，这一问题竟然能够成为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时中央审查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著，发挥的作用亦属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党务（监察）委员会逐渐开始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即相当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决定》指出：“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得设监察委员会。”其职权包括：监察党的机关和党员的工作、审查各机关的帐目、对违法违纪党员处分、审查并决定所有要求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者之党籍、监察党员破坏革命道德的行为等五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其职责范围显然已经包含了曾属于审查委员会的部分。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514页。】。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在实践中逐渐得以形成，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第四阶段（1945年至1949年）：党内监督权由各级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的机制得以确定和延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内监督机制建设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中共六大党章相比，新的党章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由本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修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把领导体制由监委接受于两委领导——监委和本级党委联席会议领导修改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92页。】新的党章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在于：“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可以看出，在七大之前已经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至此正式固定下来。中共七大之后，虽然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形势的迅〖JP2〗速发展，许多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党内监督工作还是多由各级党委直接承担，但是，这种基本格局从此确定下来，并延续到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主要特点
（一）受到联共（布）党内监督模式的深刻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曾经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在党内监督机制模式的选择上，中共受到了这一国际共产党组织以及在这一组织中起特殊重要作用的联共（布）的深刻影响。
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委会（或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上，中共与联共（布）都有一个从“两委基本平行”到“两委垂直管理”的演变过程。列宁去世之前，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俄共（布）基本上确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党内监督机制。其基本原则包括：监委的产生方式为“由党的代表大会，区域、边区、省和专区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向原选举机关报告工作”；职权范围是“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员会不得加以撤消，但须经党委员会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监委与同级党委若是“遇有不同意见时”，则“将问题提交联席会议。同本级党委员会不能取得协议时，将问题提交本级党的代表会议或上级监察委员会或党的代表大会解决”【《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56页。】。此外，为了切实保证监委的独立性，原则中还包括监委委员在任期内不得兼任负责的党政职务等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基本上吸纳了这些重大原则。遗憾的是，斯大林执掌最高权力后，逐渐颠覆了这些基本原则，最终确立了一套高度集权、生硬僵化、活力匮乏的党内监督机制。由于这套机制在战争等特殊年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性，而其弊端此时又未充分暴露出来，结果成为中共多方借鉴的目标，由此也就使得中共的党内监督模式具有了一定的苏式色彩。
此外，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事务的粗暴干涉也大大加剧了这种影响。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共进行党内制度规定时，常常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借助其高度强化的集权体制，把联共（布）的一些党建举措，甚至欧洲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党建举措照搬照抄到中共党内来。中共六大撤消了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做法，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如前所述，监察委员会设置不久，中共中央即出于种种考虑打算撤除这一机构。但是，当时并没有定论，而只是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158页。】。这一机构最终被撤除，正是直接源于共产国际的相关决定。1928年4月10日，共产国际方面将为中共六大起草的示范党章草案寄给中共中央时，曾附信详细解释了章程条目设置以及一些重要规定的来龙去脉，其中明确提出“反对中共设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在作出原因说明时，第一句话就是：“这是遵循共产国际组织局在审议类似问题时针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所作的决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6页。】或许，信的起草者是想以此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殊不知正暴露了共产国际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一贯具有的简单化和模式化倾向。
（二）把思想政治建设引入党内监督机制，特别注重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在民主革命时期，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共大量吸纳非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由此也就使得中共党内经常性地存在着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成了部分党员行动自由散漫、追求享乐甚至贪污腐化的重要思想源头。正如中共七大所指出的：“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而“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因此，中共高度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地位，注重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以从思想源头上去遏制这些不良现象。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中共创造出了延安整风运动这种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引入党内监督机制中来。中共中央多次指出：“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等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以后各级党委员会及支部大会须经常举行工作的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4页。】正是借助这一党内民主生活的有效实践方式，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党群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密切，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三）积极探索各种党内监督方式和途径，注意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
确定科学合理的监督方式和监督途径，是保持党内监督能够正常运转并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中共也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巡视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就是典型一例。
巡视制度很早就在中共党内萌芽了。中共二大党章曾经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这可以看做是对巡视制度较早的一种表述。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这一制度也逐渐成型。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72页。】其后，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省委和一些市、县委也先后实行了这一制度。
应该指出，建立巡视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检查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或政策出现了失误，那么这一制度也就必然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重大损失。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推行路线、方针政策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即使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之时这一制度的推行也并非对革命的发展全无助益。因其此时也还承担着考察地方工作情况、改进地方领导方式、纠正地方不良作风等方面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共在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之后，并没有简单地废止这一制度，而是进一步科学规定了巡视员的任职条件、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工作纪律等方面内容，使这一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比如，在巡视员制度形成之初，巡视员曾一度拥有巨大的权力，1931年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明确规定：“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在“在组织上，巡视员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任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22～226页）。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规定被废止。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确规定：“巡视员对于下级党委有意见时，应该向下级党委建议，由下级党委决定执行与否，巡视员没有决定与强制下级党委执行的权力。但在特殊情形之下由上级党委委托，授巡视员以此项特权者除外。”这就更为严格，也更为科学地界定了巡视员的权力范围。】，在党内监督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还在利用党内舆论监督、举报、案件检查等监督途径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党的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尤其是与行政监督相互配合、协同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前，就已经在许多地区取得了执政地位，建立了人民政权。由于在各级人民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多是中共党员，维护党纪和政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党内监督机构在行使监督职权时，常常和行政监督机关协同一致，密切合作，共同承担起维护党纪政纪的重要职责。
这一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1931年冬，苏维埃政府在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1934年1月后改称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并从1932年6月起选择“最有斗争历史和工作积极的老共产党员”任职【《红色中华》第22期，1932年6月9日。】，在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组建了工农检查委员部(委员会)。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成立了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在各种监督机构的密切配合下，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遏制，中共所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清正廉洁的政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虽然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政权中未再设独立的行政监察机构，而是由各级参议会兼负监察职责【直至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才设立了专门的行政监察机关——华北人民监察院。参见徐行、周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察机制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但是，各级人民政府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党员干部的严格监督。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多次严肃指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党员毫无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这更表示党所要求于党员的比起非党员的要严格得多。”【《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为了确保这一点，党和根据地政府在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厉行法制建设，收到了显著效果。
（五）高度注意党内各项党纪党规的制定与完善
党的章程、条例及各项制度是进行党内监督的依据。民主革命时期，尽管长期处于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但是中共并没有忽视这一工作。自中共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先后五次不同程度地对党章进行了修正，使党章在章节设置、内容表达等方面不断得以完善与发展。此外，中共还在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党组织的工作制度等方面，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条例和规定，有效地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还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党内监督法规，如：《中央巡视条例》（1931年5月1日中央通过，1932年3月12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保守党内秘密条例》（1937年5月20日）以及《中央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1940年12月16日）等等。这些法规都在相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规范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各项行为，为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法理依据。
三、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对当前党内监督机制建设的几点启示
在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之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确立起一套较具自身特色的党内监督机制。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历史环境，所面对的历史任务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说来，就是“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8页。】。与此相适应，中共党内监督机制建设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担负着新的任务，体现出新的特征。但是，深入考察中共党内监督机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沿革及其主要特点，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和保持自身先进性，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党内监督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重要手段，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矛盾，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必要途径，是维护全党团结，严明党纪党规，推动党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到攻坚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无论怎样强调加强党内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性，都毫不为过。
（二）要根据中国国情中共党情来进行自身建设，这是中共自身建设不断走向成功的一个基本规律。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共存在着明显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来自莫斯科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走了许多弯路。历史最终证明，在党的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多方借鉴别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从最终意义而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三）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党内监督机制建设道路上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比如：要科学设置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并充分发挥其特殊作用；要积极探索各种党内监督的方式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要非常注意党内规章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健全，使党纲党章、党内条例和各项专项规定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为党内监督提供必要的法理依据；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在开展党内监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使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尤其是与行政监督相互配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等等。这些在今天仍然并不过时。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创立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在今天的党内监督体系中仍然要继续发挥其作用，并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加以改进和加强。
（四）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长期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加上受到联共（布）建党模式的深刻影响，今天看来，中共在党内监督机制建设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其中，比较明显而对后来党的建设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党内监督机制所呈现出的过于突出的集中性和单向性。
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党的五大和六大之间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从属于各级党内执行机构，党内监督权往往由各级党委会（或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这就使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过度地集中于党委，尤其是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人头脑清醒，方向正确，作风民主，严格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推动并服从党的集体领导的话，那么这种体制的弊端可能尚不明显。但是，领导者如果不具备这些主观条件和素质，或者开始具备、但后来随着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而有所变更的话，则监督机构约束无力、甚至无从约束的不足就会立时显现出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时期，这种监督机制的弊端表现得最为充分，也最为集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长达4年左右的时间内，党内一切决策大权集中于极个别人手中，甚至连长征前夕筹划准备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样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也未经中央政治局充分讨论，而只是由极少数人加以决定，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页】。这不能不给党的事业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党内监督机制的高度集中性紧密相连，或者说互为表里的，是此机制所呈现出的单向性。这种体制侧重于自上而下地监察中共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的执行状况，而对自下而上地监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重大决策，以及地方各级党委会的决策则相对较为忽视。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这样做是相当必要的，事实证明，它对保持中央的权威和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中共已经成为执政党，其所处的环境和担负的历史任务都发生〖JP2〗了重大转变的情况下，则应该适时对这种党内监督机制加以改进，使党内监督不仅止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监督，还要包括自下而上的、全体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以及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此外，限于严峻的战争环境等种种主客观因素，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机制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薄弱和不足之处：如监督范围狭窄，监督的重点主要偏重于纪律监督；虽然高度重视，但相关法规建设仍不健全，相关制度建设也很不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中共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切实采取措施，大力加以改进和提高，使之能更好地履行自身所担负的各项职责。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中共在执政后，尤其是八大前后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一定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很快就被打断，从而直接导致了“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尤其是十年**期间，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践踏，党内专门监督机构也被彻底撤销，党的事业因此而蒙受了重大损失。
改革开放之后，在对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基础上，中共在党内监督问题上也成功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并逐渐确立了以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为重要特征的相对较为独立的纪检监督体系。实践证明，这对促进新时期党的自我净化、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现行的党内监督机制也逐渐显露出独立自主性不够、整体协调性不强以及程序规范性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监督主体的能动作用，大力加强立法执法工作，并进一步理顺党内专门监督机构与整个组织体系，以及组织体系中其他领导和职能部门之间的职权分工等方面的关系，使党内监督机制构建得更为科学合理，运作得更加和谐有效，从而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0）
第二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三篇：党内监督材料
党内监督工作经验交流材料
---奈曼旗纪委监察局
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党内监督作用，实现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是党的先进性和发挥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保证，是落实《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建设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关一个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一方面体现在从严要求自己，规范决策行为，自觉接受监督上，每年都将反腐倡廉理论知识、党纪政纪规章制度等作为旗委中心组、各级党校主体班次上学习的必修内容。
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并加强对党内监督工作的领导，从加强党的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常抓不懈。为使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坚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加强党内监督与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相结合。在近年来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学教活动中，着力强化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教育；二是加强党内监督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结合。认真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并结合奈曼实际制定了《奈曼旗深入落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意见》（奈党发
[2009]2号），实施“一状一书”落实责任制，保证制度到位、责任到人，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三是加强党内监督与宣传贯彻《廉政准则》结合起来，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质询、罢免和撤换、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重点加强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尤其要把《廉政准则》强调的“八个禁止、五十二个不准”作为监督检查重点，认真解决社会关切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各类违纪违法行为，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和廉政勤政建设。
二、强化意识，主动作为
当前，党内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在不断深入人心。领导干部自我监督和接受监督的意识、同级之间相互监督的意识、群众勇于监督的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过去有的同志讲，“防火防盗防纪委”，现在是各级党政班子研究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都主动征求纪检监察机关意见，请纪委帮助把关。同时为增强群众的监督意识，我旗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一是全面推行了“三公开”，既政务公开、办事公开和党务公开，方便了群众监督。二是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一方面在各苏木镇政府所在地和大镇城区人员聚集地设置信访举报箱，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和下访活动。三是不断加大办案惩处力度，通过强有力的治标推动标本兼治。
三、健全制度，注重成效
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的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一是认真执行并建立健全一系列专项监督制度。如严格执行《关于对小汽车购置更换实施审查备案的规定》、《党政主要负责人述职述廉制度》、继续执行《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认真执行《诫勉谈话制度》。根据奈曼旗实际制定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奈曼旗重大事项廉政约谈制度》、《嘎查村级重大事项三位一体民主决策制度》，此三项制度颁布实施以来，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二是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制定和实行了干部考察预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任前公示、任前廉政谈话、讨论干部事前征求纪委意见、会上实行票决等制度，增强了干部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坚持了民主生活会特别是指定内容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并将此制度延伸到苏木镇、旗直部门领导班子，收到较好效果。四是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党外监督制度也不断完善。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聘请了10名党风监督员和特邀监察员，不断探索和完善群众监督的条件和渠道。在财务监督方面，全面实行政府采购，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初步形成了一套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班子内部监督与群众监督、法律监督与民主监督相结合的机制。
第四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历史演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历史演变
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党中央负责全党党的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办事机关，在中央各部委中一直排序在前，充分表明了其重要性。笔者在《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书内，曾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届中央组织部与部长的变动，作过考证，但很分散。近期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史料进行考析，将自中央组织部设立至中共十八大后的实况，作一系统介绍，提供读者参考。
一、中共中央组织部最初的设立及其变动
1.中共一大至三大并未设立中央组织部。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由于全党只有50余名党员，5个地方党组织，选举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由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称“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大会”。这时在上海“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 7、29。担任主任的张国焘集中精力在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推进组织工会工作。当时党务、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主要由陈独秀直接负责，由李达协助与各地通信。即严格讲，张国焘的“组织主任”并非中央最早设立的组织部。中共召开二大制定出第一个党章，并未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工作部门，只规定“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即二大后，并未成立中央组织部。因当时仅有195名党员，5个地方区执委会，工作量有限。党务包括党的组织工作完全由委员长陈独秀“总理”、主管。1923年6月召开中共三大时，全国党员增至420人，地方组织亦增多，修改党章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仍规定“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三大制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执委员会“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委员长主持中央局与中央执委会议；“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会计在中央督查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1]p121-122即中央的党务，党的组织工作分别由秘书与会计分担，仍然没有专人负责。由上可以看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在建党初期，对党务组织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存在着重宣传、工运，忽视党自身建设的现象。
2.1924年5月中共四届扩大执委会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针对实行国共合作后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党内右倾思想日益发展、忽略党自身建设等问题，会上“中央局报告”，各区、地委报告，均把“组织”“党务”“党内组织”“本党情形”放在首位，表示了对党务的重视。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正确“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通过了相关决议。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强调“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在党务组织方面亦是如此”，提出“党的组织应当采取下列的形式及办法”，规定“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1]p197这是党中央最早也是第一次明确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并规定其组成与工作。此后由中共中央局委员、秘书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第一任部长。1924年11月1
日，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签发《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明确提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讲过。„„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明显的进步”。提出六点要求，如“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每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等。[1]p233、234从中看出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毛泽东，确实重视了抓党的组织工作和自身建设，陈独秀也认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认真纠正党不管党现象。
3.中共四大五大后的中央组织部。1925年1月召开中共四大，通过组织问题决议称，“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个能够普遍地传播党的印刷品之机关。”四大修改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分掌党务”[1]p308、310、313。毛泽东本来是当时中央组织部主管最合适人选，由于1924年12月因病回到长沙，未能出席四大，未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局委员5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并兼组织部主任。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称，“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他们相互之关系也要明确的规定。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1]p407。但事实上，由陈独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此后仍然没有专门做组织工作的干部和固定的办事地址。在全党迅速大发展的时期，中央组织部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正如后来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讲，“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2]p52。但1926年12月周恩来从广东秘密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此后曾多次会见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中央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并作指示。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选出中央委员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务委员。5月25日中央常委分工，张国焘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实际上他并未做什么具体工作。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1.从八七会议到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组织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镇压屠杀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八七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中央常委之下设立组织部等部、委、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李维汉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任秘书。19日又决定调湖南的陈佑魁来中央组织部任秘书，25日又改任叶文龙为组织部秘书，均未到职。9月23日，中央又决定改任罗亦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庄文恭任秘书。10月18
日因庄文恭未到职，又决定王若飞任组织部秘书，但王也未到职任事。[3]p58、59事实上1927年10月驻武汉的党中央组织部，并未能建立起固定组织，李维汉与罗亦农亦未能做组织工作。10月，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法租界，开始建立分散、秘密的地下工作机关。同年11月9、10两日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改组。为适应地下斗争的新形势，中央实行常委集权，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为常委会委员，决定取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在中央常委会之下设立中央组织局，其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军事科等。“为纯粹技术机关”，“科之主任无需执行委员兼任”。组织局主任先后罗亦农、周恩来，组织科科长汪泽楷。[4]p48、51 2.中共六大后的中央组织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对全党党员与地方组织分布、数量讲得很详细，似由担任组织科科长的汪泽楷所提供。六大修改党章规定，“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委员会，如组织部”，“各部或各委员会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并经过党委员会而实行自己的决议”[5]p37。7月20日，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六大扩大了中央组织部的职权，规定中央组织部具有制定组织工作政策的职能；可以对全党组织工作制定决议、经由中央发布实行，而非单纯执行和技术性工作；设立部务会议性质的“组织会议”，设部长和相当于副部长负责经常工作的秘书和组织科。据黄玠然（黄文容）称，“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间，我在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周恩来在负责中央组织部时，人少工作重，组织部只设有一个秘书和一个组织科。组织部的秘书先是余泽鸿，后是恽代英”[6]p6、8。“部里除了部长、秘书外，只有我和刘晋生（刘亚雄）、杨庆兰、彭砚耕等同志，总共不到十人。”“那时组织部的秘书是主持部里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部里的第二把手。”[7]p70据查1929年8月2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调罗登贤到中央工作，“作中央组织部部长”，“恽代英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8]。同年春，在上海举办了中央干部训练班，由周恩来主持，恽代英为班主任，余泽鸿为副主任。由中央组织部与宣传部协同组织进行，轮训各省委干部。同年冬，武胡景任中央组织部干事。[9]1930年2月，李立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12月，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铁铮（孔原）调任秘书。事实表明，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的加强、内部机构的设置科学合理规范、任务与职权的明确执行，并逐步成为中央机关中最重要的、工作效能较强的工作部门，是在中央常委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取得的。通过历史地审视，我们可以认为，周恩来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组织工作的实际奠基人。
3.中共六届四中和五中全会后的中央组织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康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兼中央组织部部长。2月，李竹声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0]p113，秘书仍是陈铁铮（孔原），干事有陈原道、何子述、杨子烈（女）等。3月28日，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常委会议。5月1日，中共中央听取组织部报告作出决议，决定“废除过去文件的指导方式，改用活的领导，必须建立完善的巡视制度„„来加强对于各级党部的领导”。同时制定《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的职权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11]p274-281。同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成立，李竹声被指定为政治局委员，仍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陈铁铮（孔原），干事有黄文杰、杨光华、林电岩等。1932年11月，陈铁铮（孔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1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委博古、张闻天、陈云等，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瑞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原临时中央组织部从部长、秘书到工作人员仍然留在上海，改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中共中央局组织部由原苏区中央局组织部改成，部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干事有邓颖超（女）、李维汉等。据李维汉称，“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但我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我只联系三个省委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是我，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同志，他们多数是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每一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张闻天提出，会议结论也由他作。重要问题博古也出席。”[12]p339-340此时，金维映（女）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4.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的中共中央组织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维汉担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机关各部门随军行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1月中旬，中央常委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3]p1746月初，陈云被党中央派往上海恢复党的白区组织和工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于8月19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分工时，张闻天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重要性发言，指出‘组织部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地方工作、白区工作、红军中的组织工作都归组织部管’。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组织部由张闻天兼管，李维汉为副。”
[10]p259-260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苏区。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0]p271李维汉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机构精简，只有一个部长和两个科：干部科和组织科。干部科长郭滴人，组织科长金维映，总共只有几个人。„„组织科主要是参与和帮助当地的工、农、商、学、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毕业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工作”。“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打通对外联系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离开了中央组织部。”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12]p377、378、381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苏区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博古，副部长为郭洪涛（1937年2月24日任命），秘书长为金维映（女），组织科科长为王观澜，干部科科长先后由乐少华、王鹤寿担任，地方科科长为刘锡五。随着环境稳定，迎接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到来，中央组织部的内部机构有了充实发展。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1.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央组织部。1937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刚从苏联回国到延安的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3]p214李富春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邓洁，秘书处处长武竟天，组织科科长王观澜，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地方科科长先后刘锡
五、王德，统计科科长聂鸿钧，机要交通科科长王林，机要秘书贾政，组织部干部训练班主任陈云兼、副主任王德、总支书记先后胡嘉宾和陈曾固。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规定：“中央各部得指导下级党委各该部门的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须经由书记处指导之。”
“中央各部所拟定之重要文件、大纲及工作条例等，须经书记处批准后才能有效。”[14]p708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文规定党中央各部可以向全党下级党委同一部门工作作决定发通知。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有陈云、王稼祥、李富春等。
2.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务职权机构的规定。从1940年起，中央组织部曾先后多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的决定和通知。例如，1940年发出《各根据地党委组织部的工作条例》，8月14日发出《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8月17日发出《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11月15日发出《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变的自首分子的规定》，12月发出《对叛变及填写出狱手绩者处理的办法》，12月26日发出《审查党员的补充指示》，等等。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以陈云、谭政、彭真、李富春、杨尚昆、叶剑英、陈正人为委员，以陈云为主任
同时决定李富春不再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中组部的业务范围的规定，其任务是：调查研究党内干部的状况，熟悉、管理、配备、培养、提拔干部，调查研究党周围的非党干部及研究对非党干部的政策，指导与检查全党执行中央对于党内党外的干部政策；其职权：发出带指导性的文件、电报，经中央同意派遣相当于省委及区委委员以上的干部，统一管理中央与各地党部的干部调剂，总政治部在干部工作的政策原则上接受中央组织部之领导；其内部机构设置是：干部科、秘书处、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处（七大前暂设在中组部）；其部务会议成员是：陈云、王鹤寿、乐少华、武竟天、陈伯村、陈坦，记录为贾政。”同年底，中央组织部认真进行精简机构，从五六十名干部减到13名干部，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据考证，在抗日相持阶段，中央组织部部长为陈云、副部长为李富春（1941年8月不再兼任），秘书处处长为武竟天、副处长为陈坦，组织科科长严朴，干部科科长先后为王鹤寿、杨尚奎、王鹤寿，地方科科长先后为王德、李华生，行政处处长栗再温。[15]p422 3.抗战后期中央组织部的变动。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陈云休养3个月，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管理，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管理中
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委等。委员为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书记为刘少奇，副书记为康生，秘书为杨尚昆。[16]p3441944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彭真代理。[13]p381此后，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处长为夏之栩（女），组织科科长为严朴，干部科科长为王鹤寿，地方科科长为李华生，行政处处长先后为袁克服、石新安。[15]p465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内部机构的充实健全，任务与职权的切实执行，比以往更好地发挥了中央组织工作的主管工作部门的应有作用，是同部长陈云的领导分不开的。
4.中共七大后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变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中共七大，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7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至10月，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真赴东北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946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但饶漱石并未到职，中央组织部仍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工作，秘书处处长先后为夏之栩（女）、贾震（1948年冬），干部处处长为安子文，副处长、代理处长廖志高，行政处处长王甫，干部材料研究室主任曹轶欧（女），材料室主任陶恒馥（女），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夏之栩兼。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撤出后，中央组织部机关人员带文件等，由安子文率领转移至晋西北解放区临县三交镇。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组织部归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不久途经太行区，转至晋察冀解放区首府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5月上旬随中央工委进驻平山县西柏坡村。经查，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二十箱（干部结论及表格）”，“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贺龙同志负责一切安全保障之责，暂时保存在贺龙同志处，以后听中央命令转移”。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转移到平山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撤销，彭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8月6日，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安子文作党组织情况的汇报，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说：“今后从中央起，要加强组织部的工作，组织部要设组织处、干部处，编教材，订制度，明确支部干什么。”
“要选择一批作风正派的干部送到华北局党校加以训练，毕业后作党务工作。”1949年3月25日，中央组织部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第五篇：共产党党内监督
单选题
1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根据是()。
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C、《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D、《中国共产党章程》
2《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制度。
A、民主集中
B、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C、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D、科学民主决策
3《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应当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保证决策科学、民主。
A、法律法规
B、议事规则
C、党的决定
D、行政规章
4《党内监督条例》规定，领导班子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应当针对自身存在的()方面的问题以及党员、群众、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下级党组织提出的意见，负责任地作出检查或说明，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A、民主作风
B、履行职责
C、廉洁自律
D、作风建设
5《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
A、县以上
B、市以上
C、省、直辖市以上
D、乡镇以上
6《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罢免或撤换要求应当以()提出，并有根据地陈述理由。
A、书面形式
B、法定形式
C、口头形式
D、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
7《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决定重要事项，应当进行()。
A、集体讨论
B、征求意见
C、表决
D、调查研究
8《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自觉接受监督。
A、重大事项
B、个人重大事项
C、重要情况
D、贯彻执行情况
9《党内监督条例》要求，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应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针对()确定。
A、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B、廉洁从政
C、反腐倡廉建设
D、从严治党、端正党风
10《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党内监督要与()监督相结合。
A、人民群众
B、各级领导
C、党外
D、舆论
单选参考答案：①D、②B、③B、④C、⑤A、⑥D、⑦C、⑧B、⑨A、⑩C
多选题
1下列属于党内监督重点内容的是：()
A、遵守党的章程和其它党内法规
B、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C、保障党员权利的情况
D、违反党纪的行为
2下列选项中，不符合《党内监督条例》关于询问和质询规定的有：()
A、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有权对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询问或质询。
B、质询人利用质询故意刁难、无理纠缠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追究责任。
C、询问必须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提出
D、询问人在对有关部门所作的说明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对同一问题提出质询。有关部门可酌情解释或答复。
3《党内监督条例》指出，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巡视组根据需要可以()。
A、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
B、列席所巡视地方的党组织的有关会议
C、查阅有关文件、资料
D、与有关人员谈话
4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要切实保证质量，领导班子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应当针对()，负责任地作出检查或说明，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A、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B、党员、群众、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提出的意见
C、自身存在的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
D、下级党组织提出的意见
5下列选项中，符合《党内监督条例》对信访处理的有关规定的是：()
A、各级党委、纪委通过信访处理，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及时研究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问题。
B、各级党委、纪委对重要信访事项的办理，应当督促检查，直至妥善处理。
C、凡向党组织检举党员或下级党组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以及党员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党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
D、党员署真实姓名检举的，应当视情况将处理结果告知该党员，听取其意见。
多选题参考答案：①ADC、②CD、③BCD、④BCD、⑤ABCD
判断题
1《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
2《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在决定重要事项时可以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或记名投票方式。()
3《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员可以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
4《党内监督条例》规定，按照议事规则应当由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一般应列入会议议程。()
5《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在届中和换届前半年在规定范围述职述廉一次。()
6《党内监督条例》提出，党员在对党的决议和政策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不予执行。()
7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特殊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8领导班子成员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
9《党内监督条例》提出，对领导干部进行任职谈话时，应当把思想认识、工作作风方面的要求和存在的问题作为重要内容。()
1010、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每年应参加一个以上下一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11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随意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12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开好民主生活会负责，并承担制定和落实领导班子整改措施的领导责任。()
13根据《党内监督条例》,党组织对于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事关全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情况不按时报告、请示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14根据《党内监督条例》规定，诫勉谈话由党委(党组)、纪委、党委组织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
15《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员、党组织对处理决定不服进行申诉，申诉期间，原处理决定暂停执行。()
判断题参考答案：⑴错、⑵对、⑶对、⑷错、⑸错、⑹错、⑺错、⑻对、⑼错、⑽对、⑾错、⑿对、⒀对、⒁对、⒂错。
简答题
1《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制定目的是什么?
参考答案：为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2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什么?
参考答案：党内监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3根据《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党内哪些工作必须经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参考答案：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励，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4根据《党内监督条例》，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对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及谈话要求有哪些?
参考答案：发现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等方面的苗头性问题，党委(党组)、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对该领导干部提出的诫勉要求和该领导干部的说明及表态，应当作书面记录，经本人核实后，由组织(人事)部门或纪律检查机关留存。
5党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和权利?
参考答案：(1)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2)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3)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4)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5)参加党组织开展的评议党员领导干部活动，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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