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开审判之再探讨(梅启勇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开审判之再探讨(梅启勇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开审判之再探讨

梅启勇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果说构建和谐社会[1] 正在成为当前我国的时代主题，那么民主法治则是和谐社会的第一篇章。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利益平衡调节器，对和谐社会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公正司法，一心为民，通过一次次生动的司法活动，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向社会昭示公正，逐步获取民众对法治和司法的信仰，让民众把司法作为定纷止争、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自觉选择。笔者以为，虽然关于公开审判问题的研究不是热点也不是难点，但从提高民众的诉讼常识、法律知识，进而提高法律信仰之角度，对公开审判再研究再探讨依然有必要。

一、公开审判原则的基本概述

（一）理论渊源

公开审判[2]，这一重要的法治原则是由18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法学家切萨雷•贝卡利亚提出的。贝卡利亚在猛烈抨击封建社会拷问、秘密审判等制度，极力倡导对刑事制度进行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改革时，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3]

将贝卡利亚这一光辉思想最早用立法形式表达出来的，是美国国会于1791年12月15日批准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这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享有：由犯罪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理”[4]。到19世纪，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相继实行了这一原则。如法国1793年《宪法》第94条、1795年《宪法》第208条、1848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民议会通过的《基本权宣言》与1849年3月的《帝国宪法》也规定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的审判公开原则。日本宪法规定了司法公开原则，特别是涉及宪法第3章所规定的保障国民基本人权问题的案件，一般必须公开审判。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也贯彻了此项原则。司法公开原则，在经过了100年左右的时间，逐渐被各国所接受。但是人类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横行时恣意践踏了审判公开的原则，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审判公开原则引起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1948年12月10日第3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1966年12月16日通过了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1款再次明确规定了司法公开这一原则，并且，该款还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判决均应公开宣布，即“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者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或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者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的监护权问题的婚姻争端。”[5] 《欧洲人权公约》也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获得依法设 1 立的独立、公正的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公平、公开的审理。判决应当公开宣判。”

（二）公开审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至上权威的基础，是司法永恒的主题。它是指审判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它是由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结合，一般公正与个别公正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特点的。[6] 公开审判作为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这意味着“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

在现代社会，公开是权力的必要属性和基本要求。没有公开性，权力就没有权威性，其特定性就难以明确，强制性就难以体现。公开能使权力下放的行使具有可预测性。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审判权，其行为当然也需要公开。且公开性越高，法治就越健全。

公开审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可以引起社会民众对国国家法律的认同，进而产生信赖感；可以引导民众自觉自愿服从法律，以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从而树立法律权威。没有公开审判，司法公正则是一句空话。纵观中外，许多冤案都是在秘密审判下产生的。毫无疑问，对案件不公开审判，民众必然怀疑司法的公正性。

二、公开审判原则在我国的实践

（一）公开审判原则在我国的初步发展

新中国的审判公开原则主要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16条规定：“审判必须公开，尚有秘密关系时，可用秘密审判的方式，在宣布判决时仍应公开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司法公开原则被宪法和诉讼法所确立。1950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第36条第1款规定，“起诉的刑事民事案件应经言词审理者，应定期传唤诉讼人、证人及其他与诉讼有关之人，公开审理。”第37条又规定，“公开审理时，一般的人均可到场旁听。但有关国家秘密案件，不公开之。因有关公共利益或涉及个人隐私生活，不宜公开者，亦不公开之。审理不公开时，应将不公开的理由宣布”。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确立了公开审判原则。此后，除“七五”宪法以外，“七八”宪法、“八二”宪法、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都确立了公开审判的原则。

（二）审判实践中审判不公开的表现

尽管我国的宪法和法律确立了审判公开原则，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长期以来，此项原则尚没有真正贯彻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公开审理案件，在庭审三日之前未能及时进行庭审公告，或者虽已公告，但由于法庭面积较小，无法容纳旁听人员，或者由于旁听手续繁琐而不能随意旁听而没有公开审判。其实际回避了审判活动的社会监督作用，使公开审判完全流于形式；

2、由于习惯作法的作怪，庭审公开流于形式。在长期的庭审实践中，我国已习惯“四步曲”作法了：第一步，在审阅原、被告的起诉状和答辩状后，在不开庭的情况下，分别同当事人谈话，询问了原告又询问被告，一次没有谈清还要再谈。法官找当事人谈，当事人也上门找当法官谈；第二步，同当事人谈话后，法官开始调查取证，四处奔波；第三步，经过谈话和调查，法官自我感觉有了主张，开始对当事人分别做工作，进行调解，劝了原告又劝被告，有时，压了原告又压被告，甚至与当事人争吵起来。当然，调解与第一阶段的谈话一样，不上法庭，均在办公室进行；第四步，如果调解不成，就进入 2 开庭审判，而此时的审判只不过是把法官早已形成的处理意见或者上级的意见加以宣判[7]。这样，公开举证、质证，只能是空谈或只是流于形式；

3、该公开宣告的判决也不公开宣告；

4、第二审案件很少公开审理。虽然《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同时又规定：“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实事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的，也可以迳行判决、裁定。”因此，承办法官常常通过阅卷和找当事人谈话后就进行裁判，而不开庭审判；

5、判决不说明理由，即判决理由不公开；

6、缺乏实质性公开，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如实践中“先定后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

三、改进我国公开审判之再探讨

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但由于这些法律规定都较简单，使得审判公开的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仅被理解为两项：一是对群众公开，除了合议庭评议秘密进行外，允许群众旁听案件的审理和宣告判决；二是对社会公开，允许新闻记者报道开庭审判的情况，将案情公诸于众[8]。笔者以为，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以及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就现在的实际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作探讨。

(一)提高对公开审判原则重要意义的认识。认识是实践的先导，认识高，则实践好。对公开审判这一现代法治原则的重要性认识，要从站在构建和谐社会、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法官是正义的化身，法官的职责不在于审理了多少个案件，而在于多大层面上向社会向民众宣示了公平正义，公平公正公开审理每一件案件，及时向社会向民众昭示正义，正是法官职责之所在，也是公开审判原则的目的之所在。由于法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一些法官喜欢在办公室审案，不愿公开审判，原因即在于“怕出丑”、“怕露馅”。所以一方面要提高认识，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官司法能力即驾驭庭审、判断证据、制作裁判文书等能力的提高。

（二）健全各种制度，确保公开审判的具体落实。法律是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用法律为社会为民众解决一个个纠纷、化解一个个矛盾，有必要让老百姓知晓法律之“游戏规则”，过公开审判就能够让老百姓知道怎样进行诉讼，提高效率，减少诉累，故公开审判要贯穿整个审判实践，要在立案、庭审、宣判、执行等环节做到公开透明。在立案环节，要严格按照诉讼法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明明白白告知当事人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经审查，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也应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其中对受理与否的理由立案法官应当向当事人书面说明，对于不属于法院主管的，也要做好解释说明与沟通工作；庭审公开，即指庭审活动“阳光”进行，均应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不得“暗箱操作”，但审判实务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比如目前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就还没有公开；执行公开的内容很丰富，对执行法官来讲，主要是要耐心接待当事人，及时将执行工作情况向当事人公开说明白。

（三）裁判文书必须公开。公开仅仅做到法庭审理过程公开和裁判结论的公开，是难以达到司法公正的要求的。这是因为，审理过程的公开只是让社会公众了解双方争议的展开、证据的提出、双方的辩论等具体环节；裁判结论的公开也只是使社会公众得知法院最后解决争端的意见。但在公开审理过程与裁判结论的形式之间，裁判结论形成的过程、理由和根据 3 却没有公开。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法官在文书中尽可能详尽阐述本案的理由，以获得当事人及社会的认同，彻底解决纠纷；同时，裁判的理由公开化，也使法官的自由心证暴露在“阳光”下，为公众所知所感，有利于形成司法权的社会制约机制。“判决书和裁定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它不仅应当在结论上体现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而且应当通过透彻的说理使当事人知道、理解该裁判为什么是公正的”。这意味着通过裁判书的公开，使社会公众能够对文书的质量作出评论，才有利于保证各个地区的有同法院对事实大体相同的案件作出大体相同的裁判，从而保证法律可预见性的实现和统一遵守。

（四）对当前公开审判的几点思考。关于调解是否公开的问题。调查表明，愿意接受调解的人，一般更倾向于问题的解决，但当事人是否愿意公开调解,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刀切”.笔者以为,调解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进行的,调解人在调解过程中不具有任何强制力,无须以公开来防范权力的滥用。因为调解中的一些信息,当事人不愿将之公开,故需要调解人保密;关于简易程序是否公开的问题。简易程序在法律设置上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省略了某些步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对当事人诉讼不公的危险，因此对简易程序更应强调公开;关于案件分配是否公开问题。提高公开透明度，重要的是由谁来审理案件，因此案件分配是否公开也很重要。目前案件分配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由庭长决定；二是实行轮换制，根据法官名单轮换审理；三是由电脑抽签决定。三种方法相比较,笔者以为,第三种方法较公正些;关于刑事二审公开审判应注意的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有司法解释,但实际中有些问题难以操作。比如高院到各中级法院甚至在犯罪地开庭,按法律规定高院可在本院张贴开庭公告,实践中一些上诉审法院就是这样做的。笔者以为,这样的庭审公开不彻底，庭审的法制教育太有限,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未充分发挥,根源在于庭审公告的形式没有考量社会的实际需求,所以有必要就刑事二审庭审公告扩大化。

四、公开审判应有度

尽管公开审判原则被现代各国的宪法或法律所确定，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但是公开审判并不是越公开越好，也就是说公开应当有度[9]，因为，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公开审判反而不利于司法公正效率价值的实现，甚至不利于纠纷的圆满解决，从下列几方面可以看到公开审判的负面作用：

1、公开审判可能造成被告人羞耻心的过度损害。人皆有羞耻之心，犯罪人也不例外。公开审判，使被告人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其不光彩的行为也广为人知，这容易损害被告人的自尊心，使其自感无脸见人，于是破罐破摔，其结果是不利于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2、公开审判可能会妨碍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健康发展。未成年人身心处于发育阶段，审判公开容易造成其与社会的对应，形成反社会心理或封闭隔膜心理，不利于其心理的健康成长。

3、公开审判可能引发犯罪传习。公开审判，使犯罪的过程、方法的细节被公开，可能会使潜在的犯罪人学到新的犯罪方法，并诱发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仿效被告人去实施犯罪。

4、公开审判可能造成国家秘密外泄，损害国家利益。某些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不加选择地一律公开，将会造成国家重大利益遭受损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5、公开审判可能泄露商业秘密，对当事人一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诉讼过程中涉及 4 的某些商业利益，一旦泄露，会给受益于这些商业秘密的经济实体或者个人带来经济损失，为了保护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不能不考虑对审判公开的范围加以适当限制。

6、公开审判可能损害当事人的隐私权，甚至损害公序良俗。隐私是有关个人的信息，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保障公民的隐私权是法律的一项重要承诺。一旦披露,可能会给该信息所涉及的人造成名誉、经济利益等损害或者造成不便。审判公开，导致当事人的隐私被曝光，从而对该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当事人隐私中的有关性的丑闻的细节，如果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不仅对当事人极具杀伤力，而且有可能损害社会的善良风俗，造成公众利益的损害[10]。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对公开审判的度的要求方面，三大诉讼法只对案件范围作了限制，而对开放形式方面未明确规定，只能在实践中灵活把握。笔者以为，审判公开应该注意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尊重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这是最基本的诉讼原则，审判公开亦不例外。

第二，尊重当事人对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通过默示协议的方式要求不公开审判原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国家在法律上确立公开审判原则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因为国家通过公开审判可以起法制的宣传教育功能，同时还可以保障公民对司法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公开审判中内含有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公开审判是当事人的公正程序请求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属于私权利的范畴，所以应当尊重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享有程序选择权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但应由法院审查决定。

第三，庭审中的调解是否必须公开？从本质上说，法院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活动，法院不过是居中说合，帮助当事人双方交换意见，或者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案供当事人双方选择，从而促使双方达成合意。这就决定了调解与审判的不同，审判的公开并不意味着由法院主持的调解也要公开。而且，一般来说，调解需要有一种和谐的气氛，而在有公众旁听的公开的法庭上，当事人双方往往是碍于情面，难以达成调解协议，所以调解不太适宜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所以在庭审过程中，由法官主持调解时，公开也应有度。在进行调解时，法官可以视情况命令所有的旁听人员包括新闻记者均应退出法庭。当然，调解需案外人协助进行时，协助调解的人员不应退出法庭；如有必要，法官也可以决定将法庭转移到适宜调解的地方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愿意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调解，则应在法庭上进行调解。

注释：

[1] 胡锦涛同志2005年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提出,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 参见〔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3] 参见〔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4] 《中外宪法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5]《人权：国际文件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号C.83lV，第8-11页。

[6] 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12页。

[7] 参见张柏峰主编《审判方式改革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8] 参见常贻《公开审判》，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第84页。

[9] 参见陈桂明著《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页。

[10] 参见樊宇义主编《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507-508页。

来源：中国法院网

第二篇：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之比较

和谐社会构建与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创新

陈金明 李卫群

（三峡大学政法学院 湖北宜昌 443002）

[摘 要] 任何一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各有其利弊得失。因此，在创新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把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作为移民安置的出发点，树立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新理念，摈弃“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牺牲部分群体利益为代价”的旧观念，变行政驱动移民安置为利益驱动移民安置，变传统农业安置为入股分红安置，形成“在安置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安置”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 和谐社会； 非自愿移民； 安置模式； 利益驱动； 入股分红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CHEN Jin-ming LI weiqun(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443002,China)

Abstract: Any kind of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is not perfect, each having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must insist on the rule of people oriented in establishing the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always pu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gration at the first place, set up the new idea of sharing frui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discard the old concepts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is bound to sacrifice some groups’ interests”, change the resettlement by administrative drive into by interests drive, change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resettlement into the resettlement by buying a share, form the virtuous circle that “it develops in setting, and it realizes sustainable setting in developing”, so a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Key words: the harmonious society;involuntary migration;resettlement model;interests drive； buy a share

基金名称：本文是湖北省社科基金课题“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创新研究”（[2009]09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差异与和谐：三峡外迁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社会关系发展研究”（2008d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非自愿移民一般是指因公共工程建设或公共利益需要而被动员或被强制迁移的群体。中国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了大量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人口迁移活动，产生了5000多万非自愿移民。[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这种趋势还将继续扩大。非自愿移民已对我国社会变迁与社会重构产生重大影响，其安置模式也成为一个关乎社会和谐的复杂性难题，并牵涉到一系列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如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利益冲突、生 1

态环境尤其是群体性事件等。因此，站在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深入比较各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优劣利弊，以期更加理性地权衡和选择新的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一

以辩证的思维来审视，和谐社会既追求稳定又强调发展；既体现公平又促进效率；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个不断推进的社会历史过程。按照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理念，在创新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时，理应表达以下价值诉求。

1、彰显民主法治精神 首先，确保非自愿移民的公众参与。非自愿移民不仅是移民安置的对象和客体，也是公众参与的主体，这就意味着要尊重非自愿移民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十分重视非自愿移民的公众参与。只有在非自愿移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其安置模式才可能得到广泛认同并有效实施。其次，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确立也要与法治相结合，并服从法制的权威，在公平、公正的社会规范体系的支撑下，依法保障移民在搬迁安置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用法律来规范移民安置活动，做到移民安置有法可依，确保非自愿移民迁出地与安置地和谐稳定。

2、恪守公平正义原则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应着力恪守公平正义原则，规避“强势利益集团获利，弱势群体受损，政府买单”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根据公平正义原则，非自愿移民没有理由接受这种生存空间的再安排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风险，因为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有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对其进行强制剥夺。因此，只要存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导致次生贫困化的风险，就应该对这种模式进行重新选择，确保给非自愿移民提供公平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以使发展带来的损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趋平等，并有效保护非自愿移民享有的经济权利和人格尊严。

3、弘扬诚信友爱美德

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土壤。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倡导诚信友爱，就必须以道德作支撑，以制度作保障，促使非自愿移民与政府之间诚实守信、非自愿移民相互之间以及非自愿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从非自愿移民安置实践来看，社会诚信缺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建立社会诚信，政府必须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通过法律的执行、制度的建立，对全社会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让非自愿移民感受到政府强大的公信力。否则，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将引发非自愿移民安置过程中的分配失衡或利益冲突。此外，在非自愿移民安置实践中，应大力倡导互助友爱的新风尚，建立融洽和睦的新型人际关系，搞好社会救助，帮助弱势群体，使非自愿移民跟上社会发展的新步伐，共

享社会发展的新成果。

4、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由于非自愿移民安置造成了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需要重建新的家园。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新的社会重构与发展，需要进行新的社会整合。[3]在这一过程中，因涉及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文化、心理等诸多领域，稍有不慎，极易引发非自愿移民与政府或开发商之间、非自愿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以及非自愿移民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在确立移民安置模式时，要把安定有序作为移民安置工作的重要目标，逐步建立起非自愿移民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移民安置过程中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力求避免非自愿移民集体上访、闹事甚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5、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选择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时，也会面临如何应对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后靠移民安置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在确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时，不仅应考虑到人的需要，还要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容量，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移民安置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

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对现有各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进行理性反思，无疑有助于科学合理地选择新的移民安置模式。

现有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因分类标准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别。按补偿方式划分，可分为补偿性移民安置与开发性移民安置；按安置产业划分，可分为农业安置和非农业安置；按安置地距离划分，可分为后靠移民安置和外迁移民安置；按安置规模划分，可分为集中建制安置和分散“插花”安置。这些移民安置模式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也相当明显。

1、补偿性移民安置与开发性移民安置

补偿性移民安置，即由政府根据相关政策，对非自愿移民的生产生活资料损失以实物或货币方式进行一次性补偿，以后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则完全自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驱动移民安置模式，非自愿移民完全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

这种移民安置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重工程项目建设，轻移民安置稳定。二是重生活补偿与救济，轻移民就业与发展。[4] 三是重项目的狭义成本收益评估，轻项目的生态成本与环境效益核算。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补偿性移民安置模式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为了克服补偿性移民安置模式的弊端，国际移民机构和我国政府提出了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强调把移民安置作为移民发展的一次难得机会，通过为移民创造生产条件和开辟多种就业途径，恢复和改善移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开发性

移民安置模式是一个历史性进步。

但开发性移民安置也充满各种风险。其一，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在实际执行中，仍是由政府以行政方式对移民的全过程进行规划、组织、安排，移民安置的动力主要不是比较利益而是服从安排的行政驱动，移民安置行为仍是一种非自愿性的被动迁移，移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二，移民作为弱势群体，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较差，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他们仍然可能陷入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境地。

2、后靠移民安置与外迁移民安置

后靠安置往往是非自愿移民首选的安置模式。这种安置模式使得移民不必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而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并且这种安置模式相对简单易行，成本较低，尤其对政府而言，后靠移民安置是所有移民安置模式中最经济的一种。但这种移民安置模式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一，因毁林开荒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第二，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第三，生产条件差，移民难以脱贫致富，往往导致二次外迁。

而外迁移民安置则有可能克服后靠移民安置的弊端，并能减轻迁出地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缓解迁出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可使非自愿移民改善生产条件，获得安稳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当然，外迁移民安置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打破了非自愿移民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造成其在生产开发和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打破了移民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对安置地和谐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三是打破了非自愿移民原有的文化样式，造成移民与安置地居民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均可能产生较大差异，从而出现矛盾冲突。四是可能导致移民返迁的恶果，而返迁又将给国家和移民个人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返迁意味着外迁移民安置的最终失败。

3、集中建制安置与分散“插花”安置

移民安置一般遵循就地安置的原则，但如果当地自然环境恶劣，根本不适宜移民居住或者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时，就得本着对移民负责的态度，考虑将整个村组的移民搬迁到新的安置区进行集中建制安置或分散“插花”安置。

采用集中建制安置模式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降低安置成本，有利于农村城镇化建设，而且能够顺应大多数移民要求，使得移民固有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等可以继续保持，移民传统的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可以部分留存，移民在心理上也容易产生一种归属感、亲切感和安全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整合的预期效果。集中建制安置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利于自然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移民迅速融入当地社会。

为了克服集中建制安置的弊端，政府往往采取分散“插花”安置的措施，即在一个小的安置点安置一户或几户移民。这种安置模式使安置地不会感到压力太大，也能使移民更容易得到安置地居民的同情和理解，这样有利于外迁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

但分散“插花”安置模式也有其弊端。一是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移民与当地居民在土地、基础实施使用等方面存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二是在现实生活中，少数移民因各种原因容易成为安置区中的“孤独群体”，社会交往少，心理压力大，很难融入安置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

4、农业安置与非农业安置

移民安置的产业模式无外乎二类，即农业安置与非农业安置。所谓农业安置，是指依靠土地资源，以农业生产为出发点，每个移民有一份土地作为维持基本生活的依托。在此基础上，移民可以发展多种经营，或亦工亦农，可进可退。但由于广大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要重新调整土地特别是大规模调整土地有一定难度，所以对非自愿移民进行农业安置也遇到较大阻力。

非农产业安置是通过行政驱动使移民摆脱土地的束缚，有了更多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对适应能力强、社会关系网广的移民来说，这种安置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有利于提高移民综合素质，改善移民生活质量。但是，非农产业安置模式要受到移民文化水平、就业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农村移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劳动技能相对较差，这就给移民进行非农产业安置带来了困难。安置在非农产业的部分移民，因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又要求重新安置，有的移民甚至聚众闹事，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三

综上所述，任何一种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各有其利弊得失。因此，在确立新的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第一，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移民安置之路，既立足于移民安置的客观实际，又着眼移民安置的长远发展；既考虑到国家和集体利益，又高度重视移民的个人利益；既关心移民生存的需要，又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综合权衡移民安置目标、环境容量及人力资源等因素，遵循多种安置模式并举和风险最小等原则，避免简单化、单一化的移民安置模式，促进移民与移民之间、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和谐发展。

第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随着非自愿移民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的成长，移民安置模式也必然需要改革创新，由行政驱动移民安置向利益驱动移民安置转变；把移民安置尽可能建立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变移民被动服从安置为主动自愿安置，形成“在安置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安置”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非自愿移民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再分配问题。创新移民安置模式，必须始终把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移民安置作为移民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树立利益均衡、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新理念，摈弃“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牺牲部分群体利益为代价”的旧观念，确保移民损失得到合理回报，以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利益驱动移民安置和入股分红移民安置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两大创新选择。

1、利益驱动安置模式

利益驱动移民安置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创新选择之一。确立这一新的移民安置模式的重要理论依据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在城市存在失业率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仍然会作出主动、自愿移入城市的选择，而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力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异。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如何做到主动移民、自愿移民、科学移民和开发移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利益驱动移民安置模式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综合开发，不是将移民劳动力进行简单的复制性安置，而是从传统农业向大农业及二、三产业转移；移民劳动力的工作区域主要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同时，由于移民安置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个家庭的主劳动力，而是整个家庭成员，所以政府在肯定移民劳动力为决策主体的前提下，对劳动力流向进行引导和协调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利益驱动移民安置模式是一种有行政协调的主动、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它与各种传统的行政驱动移民安置模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指导思想符合比较利益原则，包括现实的利益和预期的利益,能让移民看到更大的利益所在。当然，利益驱动移民安置模式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条件，那就是：工业化不断发展，社会保障更加健全，劳动力市场全面开放，移民劳动者素质进一步提高。

从长远来看，利益驱动移民安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其一，各种传统的行政驱动移民安置模式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必须通过利益驱动来调动移民在安置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非自愿移民的自愿化。其二，利益驱动移民安置也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需要。因为现代农业的前提之一就是适度规模经营，只有达到适度的规模，才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获得最佳和最为经济的使用，实现土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目前我国农村的现状是有限的土地所承载的劳动力过多，且分散经营，难以形成规模，广大农民也难以致富。因此，需要通过利益驱动，使部分农村移民自愿主动离开土地，在新的领域从事新的工作，使他们所获得的收入也比务农种地高出许多，这样既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也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包括农村移民的收入。其三，有利于农村城镇化建设。通过利益驱动将农村移民相对集中在城镇安置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其四，从现实和发展来看，完全依靠土地谋生的移民越来越少，绝大多数移民在利益驱动之下从事二、三产业。今后，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利益驱动移民安置将会大力推广。

2、入股分红安置模式

入股分红安置模式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创新选择之二。国家为适应

移民安置发展的需要，近几年出台了相关政策提倡和支持这种模式。早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首次提出“入股分红”的安置模式，随后国土资源部又颁布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对“入股分红”安置作了进一步细化。这种模式对移民安置不再采取以土地换土地等传统的农业安置方式，而是将被征用的农地、林地等有形资产使用权的市场价值转化为对企业的投资，移民则成为企业的股东之一，与工程业主和其他投资者通过资本这条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这种以土地换资本进行入股分红的安置模式，移民由过去的土地使用者变成企业所有者，股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成为移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移民的就业不再采用传统的以土地安置为主的方式，而是自主择业。有关政府部门的主要责任也由安置移民转变为如何开发移民的人力资源，为移民创造自主择业的环境和条件。

入股分红安置模式是建立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符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股权多样化、分散化的趋势，顺应农村土地资本化经营的方向。这种安置模式将经济激励机制引入移民安置，变一次性补偿为长期补偿并且动态调整，为解决移民长期稳定与致富问题提供了一种途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时代要求，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大规模移民安置所产生的贫困风险，并从制度上保障移民的基本收入来源和分享工程效益，有利于实现安置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移民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重建，对逐步恢复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将无疑发挥重要作用。[5]

同时，入股分红安置模式能够克服传统农业安置模式的缺点，不需要大规模开荒造田，基本上保持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相对平衡。此外，移民一般可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或通过居民点集中进行安置，原来的社会关系得以继续维系，避免大规模外迁给移民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保持移民安置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当然，由于入股分红安置模式涉及到相关工程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工程业主、政府和移民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定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保证这种新的模式在实施中具有可行性和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施国庆.非自愿移民：冲突与和谐[J].江苏社会科学,2005(5):22-25.[2]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 黎昕.社会学视野下的工程移民问题研究[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9):74-77.[4] 段跃芳.开发性移民政策:概念框架、应用及发展[J].江汉论坛,2007(7):131-134.[5]段跃芳、赵彪、黄廷政.投资型补偿与安置模式:概念、制度创新及应用前景[J].湖南社会科学，2009(1)：64-67.作者简介

陈金明(1966-),男,湖北京山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电话：***，邮箱：chjm@hqu.edu.cn 李卫群（1986-），女，湖北长阳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联系电话：***，邮箱：weiqunli_1986@126.com

第三篇：生活教育理论视野下小学作文教学之再认识

生活教育理论视野下小学作文教学之再认识

俞 翔

一、人的教育，即是“人”的作文教学，而非“物”的作文教学

教育之可悲，莫过于目中无“人”。学生被异化为知识的容器和能力的测量仪。如此，在小学作文教学中显现的鄙端尤甚。既有让学生背诵几篇“范文”，改头换面、对号入座的“废纸篓教学”（假如也算一种教学的话）这样的极端案例；也有假“模仿借鉴”之名，行“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实的“复写纸教学”（自然没有复印机的效果）；还有一堆词语一摞空格，一棵青苗一个坑的“插秧机教学”，比如一个文章开头，就需要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个不落交待清楚，还美其名曰“开门见山”，似乎缺了一个所谓的“要素”，就会造成“山不是那个山”的“恶果”。不一而足，作文教学之恶，可见一斑。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申明：我们这里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并且要和戴东原先生的哲学联合起来。

（戴东原即戴震，代表清朝中叶学术高峰的人物，也就是那个指证“理教杀人”的著名学者。宋朝的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被后世不断阐释和发挥，才变得那么“恐怖”。戴东原认为，所谓的“天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固有的、抽象的、身外的“天理”。他提出“理存乎欲”，模糊了“理”“欲”的界分，反对“理”“欲”对立的观点。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表。）

陶先生所谓的“情”，是指情绪、情感、情怀等人之常情；其所谓“欲”，自然指想法、欲望、理想等身心追求。陶先生的观点明确地告诉我们：教育面对的首先是“人”，其次且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没有心跳没有温度没有人情味的器物。落实到作文教学层面上，我们同样必须牢记这两层含义。1．目中有“人”

学生是“人”，不能当作可操纵的机器或其它物件。学生具有与生俱来的主观能动。他(她)除了接受他人的引导、教诲之外，更多时候是在主动地接触世界、认识社会、感受生活，并主动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道德标准。诚然，这一体系也许不完备，这一标准也许不恰当，也就需要“教育”来参与建构。也就是说，“教育”在具有主体性的“人”面前，充其量就起到一个辅助作用而已。也就是陶先生说的：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

《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写作的基本理念是：写作是运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概念，即人的主体存在性。假如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也就不成其为

“写作”了。作文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乃至不把学生当“人”，自然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

作文教学中活生生的学生，既不是等待摆放家具的空房间，也不是仅供涂抹的白纸张，而是有着丰富情感和诸多认识的“人”。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要做的，首先是发现并尊重学生，其次是依据学生在作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挫折，给予适度的指导和帮助，仅此而已。任何借着各种或正当或无奈的“理由”，而“满怀热情”以至“拼了性命”代替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所谓的作文教学，都是“美丽的谎言”和“恶意的骗局”。2．人有“情”“欲”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现代科技证明，即便是草木鸟兽，也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更何况自居于万物之灵长的人呢？古往今来，个体生命也罢，人类群体也好，既有“逝者如斯乎”的浩然喟叹，也有“长歌当哭”的悲凉情怀，既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遗世独立，也有“慨当以慷”的激越高蹈。所谓文字，所谓文学，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表达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以及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具体事物的认识。

学生是人，自然也有其与人共通又极具个性化的情感世界；学生无时不刻生活在社会里，当然随时随地在认识和体验之中。学生作文，无非是用略显稚嫩的笔触表达自己的情感，阐述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的认识有几分，就写几分，他的体验有多深，就写多深，或者笔力不逮、力不能及，有所欠缺。教育之力，大致就是弥补这欠缺的部分而已。忽视学生的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而“赐予”一个“世界”或一种“情感”，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可笑的；以为教育全能，越俎代庖，整个儿包办代替，同样是可鄙的。

作文教学，就是在学生已有的认知体验和表述能力的基础上，给予一个适度的引导，达到“以我口说我心”，可谓善莫大焉；正视学生的基本状态，确定一个可达成的理想高度，使之和谐共生并逐步发展，已然功德无量。

由此可见，作文教学的前提是“发现”人，“尊重”人。

二、儿童的教育，即是“儿童”的作文教学，而非“成人”的作文教学 儿童教育之所以失败，完全可归罪于以成人的视角规划儿童的生活，有的是颐指气使的指手画脚，有的是唾沫横飞的陈词滥调，就是看不到簇新如叶芽、娇嫩似花苞的儿童。家长把孩子当作实现自我理想的“替代品”，君不闻“爸爸（妈妈）当年生活条件差，想读也读不到书，你现在条件好了，一定要替爸爸争口气”？老师把学生看作体现自我价值的“试验品”，没听说“你给我好好做，我就不信多做几遍还不会”？成人主宰的社会呢？直接把孩童看作社会大厦的一段材料，如雷贯耳的不是“明日社会栋梁之材”吗？唯独不见——“儿童”。显现在作文教学中，就是儿童习作成人化，装腔作势，拿腔捏调，把肉麻当有趣。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强调：我们主张生活即教育，要是儿童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

陶先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是儿童的生活，才有儿童的教育，儿童的生活被漠视、被消解，那就不是儿童的教育了；之所以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罪魁祸首是谁？就是残酷的成人以及成人的残酷！联系到作文教学，他指明一个道理：没有儿童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儿童的作文教学。现实庶几近之。面对当下作文教学中的荒腔走板，我们必须做好以下两点: 1．解放儿童

儿童的被禁锢，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儿童被禁锢在课本里，儿童被禁锢在教室里，儿童被禁锢在成人的视线里。更可惶恐的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儿童，像慢火炖青蛙的“青蛙”一样，已经逐渐适应了被“消亡”的命运。而成人看着一手铸造的“铁屋子”还意犹未尽、层层设防。殊不知，缚人者亦自缚，吃人者亦被吃。

个体生命空间如此逼仄，又怎么来“留心周围事物”，“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个体生命体验完全被消解，又怎么来“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又哪有什么“个人的独特感受”呢？

若要学生“表述自己的意思”，必须先解放学生。陶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指出：“解放学生的头脑，使他们思想；解放学生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学生的嘴巴，使他们能问；解放学生的空间，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扩大知识和眼界，获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学生的时间，使他们有时间学一点他们渴望要学的知识，干一点他们高兴干的事情。”

解放了学生，才有了自我生命成长体验的可能，才有表达“真情实感”的可能。

2．还原童真

解放了的儿童，还会面临“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困境。此刻唯一的出路是：还原童真。童真是与生俱来的，却是被成人剥夺了。从教师的角度而言，必须警惕成人化，并努力戒除成人化倾向的教学。

在作文教学中，老师要戒除成人化的视角。眼界决定认识。那就蹲下身来，以儿童的视角打量世界。也许不能完全重叠，也不需要完全重叠，需要的是挨近；保留适当的高度——孩子可以想望、努力起跳就可触摸到的高度，并给予孩子切实需要的帮助。引导学生描述自己眼里的社会万象，大到宇宙大观，小到蝼蚁尘埃。沈复在《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记述道：“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他看到蚊虫，视为“仙鹤”，“为之怡然称快”；“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

为壑”，则“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此皆幼时闲情也”——这才是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快乐。

在作文教学中，老师要戒除成人化的思考。急功近利是成人世界的痼疾之一，儿童的浑朴，保持了心灵的净土。努力贴近孩子的心灵，以孩子的方式接近并思考孩子的生活。必要的时候（也许是更多时候），就像龙应台女士那样，“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无限温情地对他说：“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此时，任何高远的理想、严苛的目标、僵死的程序，统统可以弃之不顾。此刻，还有什么比得上“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来得重要？

在作文教学中，老师要戒除成人化的语言。儿童的言语密码与成人的言语符号并不完全吻合。儿童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套只属于他们的话语系统，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套话语系统独特而富有情趣，词汇虽然不丰富但很生动，不够规范但有创意，表达不精确但足以描述他们的生活。老师在作文教学中要做的，其实仅仅是唤醒和呼应。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教师问学生：“花儿为什么会开?”第一个学生说：“她睡醒了，想看看太阳。”第二个学生说：“她一伸懒腰，就把花骨朵顶开了。”第三个学生说：“她想和小朋友比比，看谁穿得漂亮。”突然，有个学生问：“老师，您说呢?”老师想了想，说：“花儿特别懂事，她知道小朋友都喜欢她，就仰起脸，笑了。”其实，教师课前准备的答案是：花儿开了，因为春天来了。诚如作家王旭峰说的：“儿童写的东西，可以说是天使在说话。”老师不能扼杀“天使”。

综上所述，作文教学的基础是“解放”儿童，“还原”儿童。唯有如此，才能建构起真正意义的作文教学。

第四篇：生活教育理论视野下的小学作文教学之再认识

生活教育理论视野下小学作文教学之再认识

浙江省桐乡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振东小学

俞 翔

邮政编码：314500 工作电话：0573-88117720 电子邮箱：jx.yx@163.com

一、人的教育，即是“人”的作文教学，而非“物”的作文教学

教育之可悲，莫过于目中无“人”。学生被异化为知识的容器和能力的测量仪。在小学作文教学中显现的鄙端尤甚。既有让学生背诵几篇“范文”，改头换面、对号入座的“废纸篓教学”；也有假“模仿借鉴”之名，行“画虎不成反类犬”之实的“复写纸教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文教学之恶，可见一斑。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申明：我们这里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并且要和戴东原1先生的哲学联合起来。

陶先生所谓的“情”，是指情绪、情感、情怀等人之常情；其所谓“欲”，自然指想法、欲望、理想等身心追求。陶先生的观点明确地告诉我们：教育面对的首先是“人”，其次且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没有心跳没有温度没有人情味的器物。落实到作文教学层面上，我们同样必须牢记这两层含义。1．目中有“人”

学生是“人”，不能当作可操纵的机器或其它物件。学生具有与生俱来的主观能动。他(她)除了接受他人的引导、教诲之外，更多时候是在主动地接触世界、认识社会、感受生活，并主动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道德标准。诚然，这一体系也许不完备，这一标准也许不恰当，也就需要“教育”来参与建构。也就是说，“教育”在具有主体性的“人”面前，充其量就起到一个辅助作用而已。也就是陶先生说的：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

《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写作的基本理念是：写作是运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概念，即人的主体存在性。假如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也就不成其为“写作”了。作文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乃至不把学生当“人”，自然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

作文教学中活生生的学生，既不是等待摆放家具的空房间，也不是仅供涂抹的白纸张，而是有着丰富情感和诸多认识的“人”。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要做的，首先是发现并尊重学生，其次是依据学生在作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挫折，给予适度的指导和帮助，仅此而已。任何借着各种或正当或无奈的“理由”，而“满怀热情”以至“拼了性命”代替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所谓的作文教学，都是“美丽的谎言”和“恶意的骗局”。2．人有“情”“欲”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现代科技证明，即便是草木鸟兽，也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更何况自居于万物之灵长的人呢？古往今来，个体生命也罢，人类群体也好，既有“逝者如斯乎”的浩然喟叹，也有“长歌当哭”的悲凉情怀，既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遗世独立，也有“慨当以慷”的激越高蹈。所谓文字，所谓文学，都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具体事物的认识，以及表达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

1戴东原即戴震，代表清朝中叶学术高峰的人物，也就是那个指证“理教杀人”的著名学者。宋朝的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被后世不断阐释和发挥，才变得那么“恐怖”。戴东原认为，所谓的“天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固有的、抽象的、身外的“天理”。他提出“理存乎欲”，模糊了“理”“欲”的界分，反对“理”“欲”对立的观点。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表。学生是人，自然也有其与人共通又极具个性化的情感世界；学生无时不刻生活在社会里，当然随时随地在认识和体验之中。学生作文，无非是用略显稚嫩的笔触表达自己的情感，阐述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的认识有几分，就写几分；他的体验有多深，就写多深。或者笔力不逮、力不能及，有所欠缺，教育之力，大致就是弥补这欠缺的部分而已。忽视学生的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而“赐予”一个“世界”或一种“情感”，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可笑的；以为教育全能，越俎代庖，整个儿包办代替，更是可鄙的。

作文教学，就是在学生已有的认知体验和表述能力的基础上，给予一个适度的引导，达到“以我口说我心”，可谓善莫大焉；正视学生的基本状态，确定一个可达成的理想高度，使之和谐共生并逐步发展，已然功德无量。

由此可见，作文教学的前提是“发现”人，“尊重”人。

二、儿童的教育，即是“儿童”的作文教学，而非“成人”的作文教学

儿童教育之所以失败，完全可归罪于以成人的视角规划儿童的生活。家长把孩子当作实现自我理想的“替代品”，社会把孩童看作大厦的一段“材料”，如雷贯耳的不是“明日社会栋梁之材”吗？唯独不见——“儿童”。显现在作文教学中，就是儿童习作成人化，装腔作势，拿腔捏调，把肉麻当有趣。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强调：我们主张生活即教育，要是儿童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

陶先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是儿童的生活，才有儿童的教育。儿童生活被漠视、被消解，那就不是儿童的教育了。之所以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罪魁祸首是谁？就是残酷的成人以及成人的残酷！联系到作文教学，他指明一个道理：没有儿童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儿童的作文教学。现实庶几近之。面对当下作文教学中的荒腔走板，我们必须做好以下两点: 1．解放儿童

儿童的被禁锢，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儿童被禁锢在课本里，儿童被禁锢在教室里，儿童被禁锢在成人的视线里。更可惶恐的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儿童，像慢火炖青蛙的“青蛙”一样，已经逐渐适应了被“消亡”的命运。而成人看着一手铸造的“铁屋子”还意犹未尽、层层设防。殊不知，缚人者亦自缚，吃人者亦被吃。

个体生命空间如此逼仄，又怎么来“留心周围事物”，“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个体生命体验完全被消解，又怎么来“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又哪有什么“个人的独特感受”呢？

若要学生“表述自己的意思”，必须先解放学生。陶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指出：“解放学生的头脑，使他们思想；解放学生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学生的嘴巴，使他们能问；解放学生的空间，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扩大知识和眼界，获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学生的时间，使他们有时间学一点他们渴望要学的知识，干一点他们高兴干的事情。”

解放了学生，才有了自我生命成长体验的可能，才有表达“真情实感”的可能。2．还原童真

解放了的儿童，还会面临“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困境。此刻唯一的出路是：还原童真。童真是与生俱来的，却是被成人剥夺了。从教师的角度而言，必须警惕成人化，并努力戒除成人化倾向的教学。

在作文教学中，老师要戒除成人化的视角。眼界决定认识。那就蹲下身来，以儿童的视角打量世界。也许不能完全重叠，也不需要完全重叠，需要的是挨近；保留适当的高度——孩子可以想望、努力起跳就可触摸到的高度，并给予孩子切实需要的帮助。引导学生描述自己眼里的社会万象，大到宇宙大观，小到蝼蚁尘埃。沈复在《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记述道：“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他看到蚊虫，视为“仙鹤”，“为之怡然称快”；“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则“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此皆幼时闲情也”——这才是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快乐。

在作文教学中，老师要戒除成人化的思考。急功近利是成人世界的痼疾之一，儿童的浑朴，保持了心灵的净土。努力贴近孩子的心灵，以孩子的方式接近并思考孩子的生活。必要的时候（也许是更多时候），就像龙应台女士那样，“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无限温情地对他说：“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此时，任何高远的理想、严苛的目标、僵死的程序，统统可以弃之不顾。此刻，还有什么比得上“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来得重要？

在作文教学中，老师要戒除成人化的语言。儿童的言语密码与成人的言语符号并不完全吻合。儿童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套只属于他们的话语系统，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套话语系统独特而富有情趣，词汇虽然不丰富但很生动，不够规范但有创意，表达不精确但足以描述他们的生活。老师在作文教学中要做的，其实仅仅是唤醒和呼应。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教师问学生：“花儿为什么会开?”第一个学生说：“她睡醒了，想看看太阳。”第二个学生说：“她一伸懒腰，就把花骨朵顶开了。”第三个学生说：“她想和小朋友比比，看谁穿得漂亮。”突然，有个学生问：“老师，您说呢?”老师想了想，说：“花儿特别懂事，她知道小朋友都喜欢她，就仰起脸，笑了。”其实，教师课前准备的答案是：花儿开了，因为春天来了。诚如作家王旭峰说的：“儿童写的东西，可以说是天使在说话。”老师不能扼杀“天使”。

综上所述，作文教学的基础是“解放”儿童，“还原”儿童。唯有如此，才能建构起真正意义的作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