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法官检察官离职现象调查 趋向年轻化高学历

第一篇：云南法官检察官离职现象调查 趋向年轻化高学历

今年4月前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王珏和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媛，先后辞职加入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在当地司法系统引起了广泛关注。

专业人才流失，触动社会神经

事实上，一些基层单位司法专业人才流失问题由来已久。2014年，仅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人民法院就有3名法官调动到其他单位。

来自云南省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怒江州两级法院则共有27名法官调离法院或考到外地；昭通市两级法院2009年至2014年六年间共流失法官122人。

来自云南昭通的一项调研发现，法官流失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流失人才趋向年轻化、高学历，而且是审判业务骨干，流失的法官中，44岁以下的占85%；本科以上学历的占93%；流失前在司法岗位、审判一线者占90.33%。

二是流失法官多为外地人员，非昭通户籍约占58.2%。

三是流失法官多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部分比例为51.64%，占流失到市外法官人数的94.03%。从流失方向上看，流向律师、高薪企业的占7%，流向党政机关的占51%，流向公安、检察机关和市外法院系统约占30%。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调入天外天律师事务所的王珏，曾在云南省检察院工作10年，并获得“全国优秀公诉人”称号，参与过“10·5”湄公河血案、“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重大案件办理。天外天律所主任罗坷告诉记者：“我们非常愿意网罗这样的人才，因为她们的法律专业素养高、对办案流程熟悉、具有人脉资源，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工资收入低？工作压力大？

王珏虽然是业务骨干，但离职前受政策限制仅是正科级助理检察员，年收入约5万元。“离职是各种综合因素的考量。”王珏说，比如工作压力很大。记得2012年因晋宁张永明系列杀人案、糯康案等，自己从3月到12月底一直没有周末、没有正常的假期生活。“律师也有压力，但比法官好多了，收入也高一些。”王珏说。

曾任昆明市中院刑一庭审判长的杨捷则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爱好离职：“我喜欢瑜伽，已练至专业级别。2012年离职是考虑到个人爱好、业余时间和工资收入等因素。”

昭通中院课题组对法官流失的调查发现，法官流失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地域差异。发达地区的交通、文化、教育等环境比较优越，公务员的办公条件、经济收入较高。如2012年昭通市中院有5位法官调到昆明市司法部门，其中一位科员法官调动后的月工资达四五千元，与昭通市中院的厅级干部差不多，比昭通中院资历相同的法官高出两千多元。

二是发展前景。基层法院一些法官工作二三十年还是科员，有的甚至到了退休也解决不了副主任科员。而在党委、人大、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只要工作满三年都能正常解决副主任科员。昭通市两级法院有959名公务员，但正科级以上(不含正科)的只有52人。

三是工作压力与收入比。案件多、人手少的现象长期存在。如昭通中院2012年案件突破2632件，不少一线法官只利用节假日、双休日加班加点工作。但一些本科毕业的法官工作10多年，月工资仅3000元左右。

昭通中院有一位法官通过司法考试后辞职当了律师，五六年时间就在昭通、昆明购置了房产，开着几十万元的车，这给仍在一线工作的法官带来不小的诱惑。

终身负责制，带来新挑战

在采访中，一些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认为，随着司法改革中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的实施，“两官”工作压力进一步增大。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则认为，应该正确看待法官、检察官流失现象，既不能无视，也不能夸大。“如果另有所图，用压、关、管、控的方式留人是不妥当的。”他说，比如有人觉得收入低要走，强行留他们反而会引发其他问题。

就司法改革而言，田成有认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即将实行的员额制意味着有两成的人当不了法官，在员额制实施过程中，能不能打破论资排辈，过去不办案的“领导”会不会挤压员额空间十分重要，要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和出路，他们才能留下来。

田成有指出，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意味着法官的风险和压力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办案等职业保障能否真正建立起来，也影响着法官的信心。此外，待遇与压力能否成正比，将决定许多人的去留。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一些人离开了法官、检察官队伍，但大部分人还是坚守岗位。这说明法官、检察官的职业还是有吸引力的，年轻人留下来不仅是因为待遇，还有理想信念。

“司法改革给法官、检察官队伍带来了重组的契机。年轻人在这场改革中要学会等待、迎接挑战。届时我们将会有一支更加优秀的司法队伍。”田成有如是说。(记者 王研)

辉煌岁月 http://www.xiexiebang.com/hhsy/

第二篇：中国干部犯罪明显趋向高学历、年轻化

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双进向媒体介绍了当前职务犯罪的三大趋势，其中之一就是贪官的层次向高学历、年轻化发展。

此前，广东、山东以及辽宁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职务犯罪高学历、低龄化现象已日趋明显，由以前的“59岁现象”到现在的“39岁现象”、“35岁现象”，甚至“26岁现象”，屡见不鲜。编辑。

中新网7月31日电，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敬大力告诉记者，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7331人，占全年38022人的19.28%；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2820人，占全年9677人的29.14%.今年1至5月的统计中，这两个比例依然居高不下。

青年干部犯罪呈四大特点

不少专家谈到青年干部职务犯罪问题时都深感痛心：这些违法犯罪的青年干部大多35岁到40多岁，正是事业稳定并渐入佳境，有的刚刚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是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才，他们的犯罪，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

2000年9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侦查员出现在陈波面前时，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陈波是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副局级，尽管只有39岁，但他自1995年便成了“长空”最年轻的副总经理，因此已有好几年副局级“官龄”了。这个公认的“有前途、有能力”的年轻干部被抓捕时，引来一片叹息声。

据广州市检察院统计资料显示，该院1997年以来已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到了20%.2000年广东省曾在全国范围挑选了5名年轻的厅局级干部，准备送到国外学习，重点培养。正当他们接受英语培训时，其中3人被检察机关起诉。一年后，这3人都进了监狱。他们是原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李向雷、省公路局局长胡俊杰和普宁市市委书记丁伟彬。被捕时仅37岁的李向雷，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不到33岁即担任广东省公路局局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公路局局长。这位从担任局长职务第二年便开始收受贿赂的年轻干部，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介绍，在去年查处的一起职务犯罪窝案、串案中，犯罪嫌疑人年纪轻、学历高。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34岁。这些嫌疑人的学历除一人系大专学历外，其余人的学历均是全日制本科以上。都是业务骨干，处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受贿数额大、受贿方式多样化，一次性受贿数额越来越大。以前受贿人受贿的对象以现金和购物卡居多，而现在发展到信用卡、银行借记卡、房产、股份等多种方式，受贿数额也从一次几百元、几千元上升到一次上万元甚至是十万元。

敬大力介绍说，从全国的情况看，近年来年轻干部职务犯罪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首先是涉案金额数目巨大，不计后果。北京海淀区检察院近年查处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中，最高数额达7100万元。

其次是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高。1997年至今年3月，广州地区35岁以下青年职务犯罪总人数364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29人，占62.9%，其中研究生17人，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的犯罪比例。36岁的孙永和是硕士研究生，在担任广东省电力局第一工程局副局长期间，受贿45万元。曾任广东省邮电管理局顾问兼副总经济师的刘钊是博士后，犯案时只有30多岁。他私自挪用公款共计3800万元，并获取非法利益248万多元。

第三，主要集中在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两个罪名。

第四，国企、行政管理、金融三部门是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北京市检察院统计显示，国有企业是“26岁现象”高发区。

制度因素和监督缺失不容忽视

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敬大力在分析青年干部职务犯罪深层原因时，强调指出制度因素不容忽视。从查处的犯罪案件情况看，第一是管理制度存在漏洞。主要表现在：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风，民主推选少，领导任命多，公开竞争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质差、政治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的人占据了领导岗位；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环节上存在漏洞；财务管理制度不严格，会计审核马马虎虎，审计走过场。上述漏洞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大量机会。

第二是监督制约制度不得力。目前的监督制度监督种类不少，然而实效甚微。人大监督、纪委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都存在不到位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督机关或个人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财、物受制约于部分被监督者，监督权难以全面实施。而一些地方治党不严、治政不严、治吏不严，对领导干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更为职务犯罪留下了通道。

第三是惩罚制度不严密。一个国家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加大惩罚力度将会降低腐败行为。中国腐败高发的事实，表明对腐败惩罚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着重大问题。

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正处在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市场培育、调控手段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不足，使职务犯罪的诱发力增大。在转轨期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它们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叠加在一起，给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同时也为一些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一些公职人员趁转轨时期存在的某些缺陷和矛盾，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和侵吞国家的资财。比如，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针对国企“一把手”贪官频入法网的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机构改革中新旧机构间的财物交接以及企业改制中股权变更是当前犯罪分子钻改革空子作案的主要环节。在机构改革过程中，由于一些机构撤销合并、领导更换、人员分流，出现人心不稳、工作交接不细、缺乏监督检查的现象，都成为犯罪的隐患。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社会分配制度中亦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干部年轻化的要求，使得有些地方提拔干部以年轻与学历为“硬件”，是否政治坚定、心系百姓、工作踏实、作风民主、敢于碰硬、清正廉洁则一概成为“软件”。不少专家呼吁，在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时，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用人标准，在积极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同时，不简单地搞“年龄划线”，年龄层层递减。要以科学的眼光看待领导干部的政绩，对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作秀”干部要坚决予以揭露，绝不能提拔和重用。另一方面，社会分配制度的缺陷，是诱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催化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收入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尤其是个体、私营企业和承包经营者迅速富裕起来，强烈刺激一些自认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年轻干部，少数人便产生“用权换钱”的心理，一旦有合适时机，便贪污受贿。

以完善的制度和立法预防犯罪

“合理的用人制度、工资制度和惩罚制度，应当是治理青年干部职务犯罪的三剂良药。”敬大力认为。

第三篇：乌蒙山里的诗象——云南鲁甸文学现象的调查

乌蒙山里的诗象

——对云南鲁甸文学现象的调查

刘绍清

历届昭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密切关注昭通文学发展。今年5月12日，昭通市委书记刘建华在星火文学会颁奖大会上提出了“昭通文学发展道路”。为掌握全市各地贯彻实践昭通文学发展道路的情况，星火文学会将对各县区的文学现象进行调查摸底。鲁甸县由于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地势和经济文化发展上素有“昭鲁一体”之称，因此也有“鲁甸是昭通的后花园”之说。为掌握和了解鲁甸的文学发展情况，笔者于近日对央视网曾以《小地方人的“国宝”》为题进行过报道的鲁甸县文联专职副主席、诗人云鹏进行了专访。

文学种子冒新芽

鲁甸文学现象起步较早。上世纪八十年代，云鹏、彭光群、铁发平、石涧、杨睿、狄秋、饶彬、费荣彬、雷文武等人就热衷于文学创作。九十年代以后，斯蒙、沈沉、徐兴正、曾颢、唐健、邵发志、路均、温连华、李兴德、刘绍清、丁世新、刘关勇、丁永曜、石军华、刘静涛等人开始活跃，“孤军深入”的农民作家万国超及其女儿万曦天更是这片贫瘠土地上的文学另类„„相继诞生过《新簧》《百草园》《雪苑诗报》《文化群》《荒火》《红土地》《起点》《小地方》等文学刊物，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营造了浓厚的文学氛围。这些文学 1

荒原上的点点星火，迅速成为燎原之势，为地方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鲁甸县委、县政府对文学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县委书记江先奎、县长保剑等领导多次专题听取过关于文学发展的情况汇报，并作出相应指示。2006年12月23日，鲁甸县作家协会正式成立，在县文联领导下开展工作，时有会员45人，现有会员61人。徐兴正担任第一任主席，鲁甸教育局曾颢、鲁甸人行唐健、农民作家万国超等人担任副主席；由于工作变动，徐兴正中途调往昆明工作，曾颢接过了鲁甸作协主席的担子，继续团结带领全县广大文学爱好者，创作出许许多多具有一定思想性和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

健全发展体制

鲁甸县作家协会自成立以来，严格按照章程认真开展工作，积极带领会员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提倡题材、体裁、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加强与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合作，发挥文学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加强文学理论研究，努力培养高素质写作者，不断壮大地方文学队伍。努力加强和发展同县外文学组织和作家的联系，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活动，活跃了文学气氛，为地方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工作中，适时修改完善协会章程、活动规则、管理办法、奖励制度以及工作台帐等；做好会员和文学作品发表情况登记工作；建立了组织管理档案和会员电子文档作品库并整理入网，入网率达90%；理事会职责分明，理事会成员分工明确，实行班子成员与会员挂钩联系制度。班子成员每人挂钩联系几名会员，负责向挂钩联系会

员征集稿件、催稿、约稿、推荐作品，负责通知会员参会、参加活动、领取刊物，负责发现、推荐和吸收新会员等任务。

突出文学创作

自鲁甸县作协成立以来，会员共创作中短篇小说255篇60余万字，散文397篇80余万字，诗歌1300余首，文艺评论27篇。分别在《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中国作家网》《中国文学网》《青年文学》《民族文学》《山花》《星星诗刊》《边疆文学》《滇池》《回族文学》《云南文艺》《六盘山》《云南日报》《云南经济日报》《春城晚报》《昭通文学》《昭通日报》《昭通新闻网》《昭通文艺网》等各级媒体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7件。云鹏出版诗集《临风涓滴的情愫》和《2000个指纹》；杨睿出版诗集《透明屏障与落网的飞尘》；万国超相继出版历史题材小说《九山演义》和《神珠演义》；徐兴正的文学评论《故乡何谓》获2006年边疆文学奖；唐健的散文《照壁山纪事》获第七届滇池文学奖；沈沉的组诗《马鹿沟纪事》先后获第二届边疆文学奖和2012年滇东北文学奖；徐兴正的短篇小说《水塔记》获滇池文学入围奖、中篇小说《红》获昭通市第三届文学艺术奖；曾颢的散文《红枫》、温连华的散文《奶奶的柿树》、邵发志的散文《家乡》获云南省中小学教师优秀文学作品奖；刘清希的组诗《风筝的自由》、唐明悦的小说《金巴的故事》、曾擎天的散文《山高人为峰》荣获云南省中小学生优秀文学作品奖；万曦天的《心爱中国》在《昭通90后作家专号》发表，引发了全国各地作家专家研讨；多名会员的作品入选《昭通作家精品集》。

狠抓书刊编辑

鲁甸县的纯文学期刊《朱提山》和文艺画刊《看鲁甸》，由鲁甸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县作协积极协助这两份期刊的编辑工作，《朱提山》已出版14期、发表各类作品150余万字；编辑了《鲁甸文学作品选》，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选编了大部分生活在鲁甸和走出鲁甸的文学爱好者们早期和近期作品，共发表小说 12篇、散文70篇、诗歌89首。《鲁甸文学作品选》的编辑出版，为鲁甸文学爱好者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找到了精神的家园、搭建了相互交流学习、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的平台，也为全县文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还帮助和支持鲁甸县职业高级技术中学策划和编辑乡土教材，组织本土作者的文学稿件50余件。会员刘绍清到昭通工作后，牵头创办了昭通市星火文学学会，编辑出版会刊《星火》7期，发表作品300余万字，开通学会网站和博客等网络平台，成功组织了《星火》首发仪式和“星火杯”颁奖大会，得到市委、市政府充分肯定，中国作协会员、市委书记刘建华等领导曾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两次出席学会活动，学会工作受到国家和省市各级媒体关注和宣传报道。

拓展活动造氛围

鲁甸文艺活动丰富多彩，与昭通系列文学活动遥相呼应。曾邀请昭通名家举办文学创作座谈会，先后邀请了著名作家夏天敏、杨昭、沈洋、刘平勇、斯蒙、王勇等与会员座谈，认真探讨当前文学创作的方向、题材、技巧等，使会员的创作水平得到了提高；邀请作家采风团到鲁甸接地气，昭通作家采风团走进鲁甸县火德红镇，看新农村集镇建设、赏万亩洋芋花开、进天然氧吧、泡红石岩珍珠温泉、观30公里核桃长廊、走访深山农家，采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多形式开展采风创作，针对小寨新农村建设和整乡推进工作，组织会员深入小

寨、龙树、新街、江底等乡镇进行采风，撰写了一大批反映乡镇发展变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文学作品，在《朱提山》上作为专稿集中刊发；向全体会员征集喜迎国庆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的专题稿件。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全县各族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新成就、新变化；安排骨干会员组成评委组，为团县委、县纪委、组织部、财政局、人劳局、老龄委等单位评选征文稿件，激发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写作激情和活力。

尾 声

“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在全国都比较有名气，鲁甸是昭通的“后花园”，弥散着乌蒙山里的文韵和诗象。笔者问到，鲁甸有作家群体么？得到的答案非常肯定，都说“有”。当问及“在这个群体中，哪些人比较有代表性？能谈一下他们的成绩，以及发展优势和劣势么？”回答则普遍含糊不清，甚至词不达意，概括起来不外是：谈优势或许可以，但谈及劣势务必格外谨慎。这让人隐隐感觉到，在鲁甸文学事业繁荣和热闹的背后，还有很多需要努力和拓展的空间，同时也还有很多需要摒弃和打破的桎梏，鲁甸文学现象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作者系云南昭通市星火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