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将党员干部违规干预工程建设细化为9方面39种具体行为进行惩处[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中纪委将党员干部违规干预工程建设细化为9方面39种具体行为进行惩处

中纪委将党员干部违规干预工程建设细化为9方面39种具体行为进行惩处

2010年05月17日16:06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人民日报评论员：深入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工作

人民网北京5月17日电（记者姜洁）为惩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规范工程建设秩序，确保工程建设项目安全、廉洁、高效运行，2010年5月7日，中央纪委印发了《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解释》共15条，3000余字，对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的具体违纪行为及其适用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条款作出了明确规定。

《解释》将适用对象规定为党和国家机关中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

《解释》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是指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性规定或者议事规则，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部门、单位或者有关人员以指定、授意、暗示等方式提出要求，影响工程建设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的行为。

《解释》将党员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并谋取私利的行为细化为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与矿业权审批出让、城乡规划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管理等九个方面，三十九种具体行为表现形式，并明确了给予党纪处分所应当适用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条款。同时，《解释》还对党员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或者未造成较大损失，但给本地区、本单位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明确了党纪处分依据。

《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央纪委、监察部2004年2月3日发布的《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同时废止。

《解释》适用于哪些人员？

党和国家机关中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

什么是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的行为？

本解释所称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是指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性规定或者议事规则，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部门、单位或者有关人员以指定、要求、授意、暗示等方式，影响工程建设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的行为。

《解释》的主要内容:对9方面39种具体行为进行惩处

党员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并谋取私利的九个方面 惩处标准

（一）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决策 查看具体行为

本人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变相收受他人财物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二）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查看具体行为

（三）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 查看具

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体行为

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的，追究该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

（五）违反规定插手干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活动 查看具体行为

处理

（六）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查看具体行为

未谋取私利，但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依

（七）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安全生产 查看具体行为

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

（八）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工作 查看具体行为

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四）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城乡规划管理活动 查看具体行为

未谋取私利，也未造成较大损失，但给本地区、本单位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九）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管理 查看具体行为

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妨碍有关部门对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浙江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处的近百起腐败案显示

七成以上受贿干部热衷插手工程

近年来，随着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因重点工程或重要工程专门设立的“领导小组”、“指挥部”等临时机构越来越多。据浙江省检察院初步统计，2003年至2009年，全省检察机关直接以工程建设指挥部、领导小组人员身份立案的职务犯罪案件达89件98人之多，还不包括一批领导干部借道临时机构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

2008年，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受贿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主角——杭州市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兼任西湖区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一期)指挥部规划工程部副主任和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二期)指挥部总师办副主任。据说为了西溪湿地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吴少雯吃住在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里。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他单独或伙同他人共同收受多名包工头钱财988.4万元，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把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当做受贿主要场所的贪官不在少数。在2003年至2009年，浙江省检察机关以指挥部、领导小组人员身份立案查处的76名贪污贿赂犯罪人员中，80%有在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钱的“嗜好”。“这与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对隐秘不无关系，到办公室借谈工作之名送钱，方便，也更有效，一手交钱一手办事。”一位行贿者案发后对检察官坦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浙江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受贿案件中，有七成以上的人乐于插手工程建设，或直接担任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工程指挥部指挥，或借道指挥部，以向指挥部人员打招呼等方式进行权钱交易。

义乌市委原常委、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延虎(因犯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利用担任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指挥部总指挥，主持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全面工作和所有的工程招标等工作的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2万元。

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更是通过工程指挥部捞钱的“高手”。杭州萧山机场项目曾经被赵詹奇视为政绩之一。萧山机场一期总投资28.78亿元，1997年工程正式上马。机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建设指挥部，由时任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赵詹奇出任常务副总指挥。法院审理查明，赵詹奇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投标、工程建设等工作中，多次单独或者通过其子和情妇汪某，共计受贿折合人民币620余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赵詹奇担任指挥部副总指挥名义实现的。检察机关在侦查赵詹奇案过程中，同时破获萧山机场系列腐败大案，案件涉及6名指挥部官员，其中4人为正处级，总案值超过240万元。

“领导干部担任工程指挥部指挥，或关心指挥部，一方面表明领导重视工程建设，有利于工程建设的开展，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工程项目，直接染指具体项目的工程招投标、项目审批等，显然是别有用心。”浙江检察院一位资深检察官一针见血地指出。

浙江前十月600多官员在工程建设领域“落马”

2009年11月26日13:35 来源：《钱江晚报》

昨天上午，浙江省检察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浙江省检察机关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情况。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新闻发言人刘建国称，今年前十个月，浙江省检察机关已立案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543件640人，与2008年相比增长了36%，其中大案429件，查办案件数与大案比例均居全国检察系统前列。

刘建国还向社会通报了近年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以及案件特点，以及今年查处工程建设领域的八大典型案例。一批厅、处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也被集中曝光。

工程建设领域贿赂案高发 涉案金额逐年上升

工程建设领域涉及面广，一直以来是政府投资、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但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也成为了商业贿赂高发、易发的领域。

从统计情况看，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普遍较大，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2005年以来全省共查办工程建设领域大案1108件，其中50万元以上的有144件，占7.9%。

如今年11月判决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受贿案，戴国森利用职务之便，为开发区企业负责人诸某、李某等人在征地、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和索取贿赂共计人民币128万元。

247名处以上干部涉案 “一把手”犯罪现象突出

从统计情况看，近年来涉及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人员中，处级以上干部247人，占案件总数的11.86%，其中处级干部221人，厅级干部26人。不少涉案人为所在地区、单位的正职负责人。

如近年来查办的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原行长刘毓钧、浙江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白同平、平阳县县长黄安波、宁波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何心展、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邬明德等等。这些“一把手”自身不廉，诱发部门、行业贪污贿赂犯罪，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收干股、低价购房 行贿受贿手段日渐“高明”

据检察机关介绍，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犯罪形式更趋复杂，犯罪手段更趋隐蔽，因此查处这类案件的难度更大。

例如，有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入股等貌似合法的经济行为来掩盖犯罪事实；有的犯罪嫌疑人通过特定关系人等第三人出面以各种名义迂回收受贿赂；有的犯罪嫌疑人为对抗侦查又千方百计地毁灭罪证、内外勾结订立攻守同盟、伪造证据；还有的事后为掩盖犯罪事实而多次退还赃款，或将赃款分散转移至他人处。

如今年11月份判决的平湖市政协主席郭跃荣、水利局长全保华受贿窝案，郭、全二人采用多种形式的手段收受贿赂，除了传统的直接收受现金贿赂的方式外，还采用“收受干股”、“低价购房”等新型受贿的方式；此外全保华还与行贿人约定，在离职后收受100万元的贿赂，二人累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000多万元。(范跃红 薛建国)反腐新视野：工程指挥部咋成腐败“易发部”

2010年04月27日10:37 来源：《检察日报》

张浩 画

近年来，随着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因重点工程或重要工程专门设立的“领导小组”或“指挥部”等临时机构越来越多。这些临时机构对工程建设的有序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据初步统计，2003年至2009年，浙江省检察机关直接在各类工程建设指挥部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多达89件98人。

1、一个县级市6年倒下10个工程指挥

4月7日，浙江省温岭市市区商业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蒋宗明开始在监狱服刑。几天前，台州市中级法院二审认定，蒋宗明在担任温岭市市区商业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贿赂共计20万元，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

蒋宗明是温岭市九龙汇商业街建设临时机构贿赂串案窝案被告人中最后一个服刑的。此前，这起贿赂串案窝案中的其他6人，包括该市城建指挥部原副指挥林福生、蔡云华，城建指挥部园林绿化科原科长赵根春，该部聘用人员潘信鸿、郑明及市区商业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林晓清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不等的刑罚。

温岭市九龙汇商业街位于温岭市区，2002年开始建设，是一个多功能的现代化商业区，整个商业街总投资近3亿元，分为中区和北区，分别由温岭市城建指挥部和市区商业街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建设，列入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据办案人员介绍，这项工程从立项招标开始，就不断有群众举报部分管理人员的腐败行为。温岭市检察院通过对商业街及市区其他公共建设项目线索的排查，2008年上半年锁定突破口，从一工程承包人处打开缺口，侦破了这起贿赂串案窝案。

2009年下半年，温岭市检察院检察长虞彪带头开展了一项有关该市工程建设指挥部等临时机构职务犯罪调研，结果让温岭市委领导深感震惊:2003年至2008年，温岭市检察院相继在该市原钓浜渔港工程指挥部、海塘建设指挥部、城市建设指挥部等十多个工程指挥部查处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3件23人，占该院立案总数的22%，占被查处总人数的20%，其中担任工程指挥或副指挥的有10人，有的兼任多个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指挥，有的是重点职能部门的中层干部或负责工程技术质量的工程师。2009年，温岭市检察院又立案查处市区商业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蒋宗明等商业贿赂案件4件4人。

“工程建设指挥部已成为职务犯罪的易发、高发领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虞彪忧心忡忡地说。

事实上，以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等面目出现的临时机构，职务犯罪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早在2001年，浙江省检察院就对包括工程建设指挥部在内的临时机构职务犯罪突出的情况进行过专题调研，并有重点地开展了职务犯罪预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临时机构职务犯罪的发生率。但是，随着国家基础建设力度的持续加大，工程建设指挥部等临时机构的职务犯罪又呈上升势头。据浙江省检察院初步统计，2003年至2009年，全省检察机关直接以工程建设指挥部、领导小组人员身份立案的职务犯罪案件达89件98人之多，其中以涉嫌贪污、受贿等立案的案件68件76人，以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立案的达21件22人，还不包括一批领导干部借道临时机构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

2、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成了受贿主要场所

“窝案串案并发，一个工程建设指挥部往往全军覆没;指挥部办公室成了受贿的主要场所;受贿数额越来越大。”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有关人员分析说。

杭州市上城区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是杭州市安置房建设重点工程，也是上城区规模最大的安置房建设项目。不少搞工程的人都希望能从那里分到一杯羹。身兼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近江小区建设工程指挥部两个副总指挥的张启超正是那个有分配权、手握工程生杀大权的人。

检察机关查明，张启超受贿明目张胆，指挥部办公室成了他受贿的主要场所，甚至大年初一他还在办公室“加班”等着人来上供。2001年至2008年，张启超在近江地区场地平整、废土外运和房屋拆除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为来某提供帮助，先后5次收受来某贿送的人民币20万元、美金2万元、港币10万元。其中，在2003年、2004年、2006年和2008年大年初一，张启超既不走亲访友，也不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而是守在指挥部办公室收受来某贿赂。

2009年11月30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审理认定，张启超从2001年至2009年在担任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近江小区建设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期间，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27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张启超的“模范作用”带坏了工程指挥部的其他人，近江小区建设工程指挥部原总指挥助理吴晓镇等两个指挥部的其他5个人均因犯受贿罪被判刑，其中吴晓镇受贿数额达186万元。这些人多半也是毫不避讳地在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收受包工头的贿赂。

2008年，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受贿案的主角———杭州市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兼任西湖区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一期)指挥部规划工程部副主任和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二期)指挥部总师办副主任。据说为了西溪湿地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吴少雯吃住在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里。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与同伙策划着收钱，甚至也公然在办公室收钱。

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底至2008年2月，吴少雯利用担任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指挥部的相关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共同收受多名包工头钱财988.4万元。他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把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当做受贿主要场所的贪官不在少数。在2003年至2009年，浙江省检察机关以指挥部、领导小组人员身份立案查处的76名贪污贿赂犯罪人员中，80%有在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钱的“嗜好”。“这与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对隐秘不无关系，到办公室借谈工作之名送钱，方便，也更有效，一手交钱一手办事。”一位行贿者案发后对检察官坦承。

3、还是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的“桥头堡”

今年2月24日，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温州市龙湾区政协原主席诸松华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办案人员证实，诸松华涉嫌职务犯罪主要是在他担任龙湾区常务副区长期间，以兼任瓯海大道龙湾段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为重要敛财途径，滥用职权造成国家重大损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浙江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受贿案件中，有七成以上的人都乐于插手工程建设，或直接担任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工程指挥部指挥，或借道指挥部，以向指挥部人员打招呼等方式进行权钱交易。

义乌市委原常委、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延虎(因犯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利用担任中国小商品城福田市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指挥部总指挥、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指挥部总指挥，主持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全面工作和所有的工程招标等工作的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2万元。此外，杨延虎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国有土地使用权90平方米(折合房产面积72平方米)，价值200余万元。

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更是通过工程指挥部捞钱的“高手”。杭州萧山机场项目曾经被赵詹奇视为政绩之一。萧山机场一期总投资28.78亿元，1997年工程正式上马。机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建设指挥部，由时任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赵詹奇出任常务副总指挥。法院审理查明，赵詹奇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投标、工程建设等工作中，多次单独或者通过其子和情妇汪某，共计受贿折合人民币620余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赵詹奇担任指挥部副总指挥名义实现的。检察机关在侦查赵詹奇案过程中，同时破获萧山机场系列腐败大案，案件涉及6名指挥部官员，其中4人为正处级，总案值超过240万元。

同样，被人称为“创意书记”的宁波市江北区委原书记周学锋(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的“落马”也与他在担任天台县委书记时直接“染指”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渔利不无关系。在天台县行政中心工程项目中，周学锋直接给大楼建设指挥部指挥打招呼，使他的两个同学不经招投标就分别拿到了弱电、空调安装、消防、音响、绿化等工程，一转手，赚到了“业务费”将近300万元。事后，周学锋得到“报酬”90万元。

“领导干部担任工程指挥部指挥，或关心指挥部，一方面表明领导重视工程建设，有利于工程建设的开展，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工程项目，直接染指具体项目的工程招投标、项目审批等，显然是别有用心。”浙江省检察院一位资深检察官一针见血地指出。

4、工程建设临时机构职务犯罪预防路径

温岭市检察院检察长虞彪等人对该市2003年至2008年23件工程建设指挥部等临时机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详细剖析，指出除了临时机构人员个人存在着“放松学习”的麻木心理、“拜金主义”的贪婪心理、“心态失衡”的补偿心理、“以权谋私”的交易心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等主观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工程建设指挥部存在制度的缺陷等外在因素。

虞彪等人认为，工程建设指挥部首先在人事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缺陷。工程建设指挥部往往是为了解决阶段性的一些重点工程项目而设立，其临时性和短期性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是运作机制上缺乏规范化。不少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日常运作主要靠的是一些内部守则和行业规则调整，工作随意性大，缺乏规范化，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和“盲区”。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强调抓工程进度，而忽视了廉政建设。二是人事关系混乱化。指挥部工作人员一般是从相关职能部门及镇(街道)抽调的，甚至出现任用交叉、一人兼管多个指挥部工地的现象，甚至还有曾出现经济问题的人员“带病上岗”的情况。受指挥部的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人员缺的影响，也有一些不具备工程建设方面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的人员被安排在指挥部的领导岗位上。而在一线担任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技术人员，往往是从社会上临时聘用的，纪律相对松散，管理弱化。三是组织生活欠缺正常化。指挥部工作人员的组织关系均留在原单位，处于原单位管不着、临时单位不愿管的状况，有的指挥部甚至没有建立党组织。

“加上工程指挥部权力过大，缺少有效监督制约，以及现行招投标制度不够完善等，使得某些原本就缺少自律的临时机构工作人员难抵金钱诱惑，进而走上犯罪道路，而且很容易诱发‘群蛀’现象，导致指挥部全军覆没。”虞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针对工程建设指挥部等临时机构职务犯罪易发高发的原因、现状，检察官开出了预防药方——

建立健全以人为本、完善有效的教育防范机制，开展对指挥部的重点预防。坚持“谁用人、谁管理”的人事制度，将工程建设指挥部等临时机构的工作纳入行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加强教育。在大力宣传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的同时，要经常组织工程管理、监理、施工人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采取“以案释法”、“现身说法”等方式进行法制教育，从而增强他们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观念。同时，指挥部要建立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定期不定期地对所属人员行使权力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把理想信念、职业道德、艰苦创业、勤政廉政教育纳入到工程建设指挥部等临时机构的日常工作中去，从而提高其政治觉悟，慎用权力、摆正心态。要注重抓好上岗前的行政政策培训、经常性的廉政教育，认真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责任制，制定和实施内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措施，切实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和廉政建设责任制，同其他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落实。另外，要通过建章立制，强化监督，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通过公开、透明的运作，规范指挥部等临时机构工作人员用权，尤其要通过制度限制领导干部通过指挥部直接插手工程建设的项目审批、招投标等重点环节，封堵权钱交易的空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03年以来，浙江省检察院会同省监察、审计等部门，先后在该省重点工程——“五大百亿”工程、“三个千亿”工程中开展了职务违纪违法预防活动，尤其是强化了对这些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重点预防，明确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引入工程招投标环节，有效制约和规范了指挥部人员在招投标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取得了明显的预防实效。数据显示，在总投资近4000亿元的“五大百亿”工程中的职务犯罪发生率，远低于同期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发生率，其中指挥部人员涉及职务犯罪的更是微乎其微。

“在工程建设中全面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有效拦截、阻却贿赂犯罪对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侵蚀，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探索预防工程建设指挥部职务犯罪的新路径。在国家持续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的大背景下，工程建设项目越来越多，工程建设指挥部理应成为工程建设全面的指挥系统，包括工程的廉政建设。结合正在开展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强对工程建设指挥部等临时机构的治理，势在必行。”虞彪说。（范跃红 李鹏伟 鼠窝）

浙江丽水“藏宝局长”靠管建设工程发财 被判12年

半

2009年11月03日09:20

邹建新的“藏宝室”

邹建新在法庭上受审

工程建设领域资金投入巨大，利益关系复杂，是职务犯罪的易发高发领域。9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投入为期两年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深入查办工程建设领域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集中力量查办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切实加强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推动健全完善防治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本期我们报道的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受贿案就是一起工程建设领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典型案例。我们希望这则案例反映出的一些特点，对各级检察机关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能有所帮助。

前不久，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因受贿50.59万余元，被浙江省缙云县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全部赃款予以上缴国库。

这位现年57岁的副局长因案发而多了个雅号———“藏宝局长”。据了解，早在1992年，邹建新在担任浙江省龙泉市委常委时，分工联系龙泉市青瓷研究所。喜好收藏青瓷、石雕、根雕等工艺美术品的邹建新经常和青瓷界的一些省级、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打交道，不但耳濡目染懂得了一些青瓷知识，且颇为懂行。几年来，他利用职权收受一些建筑商和房地产老板贿送的高雅“礼品”20余件，价值达17万余元。为了收藏这些藏品，邹建新专门在自家一楼的客厅底下挖了一个高约2米、面积40余平方米的藏宝密室。当丽水市检察院办案人员搜查该藏室时，里面琳琅满目的收藏俨然是个“宝库”，井然有序地藏放了400余件瓷器、石雕和根雕。在一楼的天井里，邹建新为护养数十盆价值不菲的兰花，精心制作了一个花房，而其中大部分兰花是其“收礼”所得。作为回馈，邹建新利用职务便利，为建筑商或房产企业在工程招投标、平时监管、预售证发放、资质等级评审以及工程验收、质量评比等环节给予关照。

1.自称“没收过钱，但收点小礼品是有的”

在任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期间，邹建新是当地江滨区块旧城改造拆迁的主要负责人，主管多项重点工程，素以“清廉干部”自诩，直至“被请进”检察机关，获知自己的藏宝密室已被搜查，才改口说“自己没有收过人家的钱，但收点小礼品是有的”。

孙某是浙江一家建工集团公司丽水分公司经理，多年来一直在丽水从事建筑工程。当他得知邹建新担任丽水市建筑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后，便想方设法与其套近乎。2004年上半年和2005年上半年，孙某趁陪同邹建新到绍兴兰亭和杭州机场路的花卉市场观看兰花展之机，花费3000元买下几盆兰花送给了邹建新。打这之后，邹建新和孙某的关系就亲密起来。2007年三四月的一天，孙某邀请邹建新一起去龙泉市看青瓷，邹建新在一工艺美术大师家里看中了一个青瓷三环瓶，拿在手上爱不释手，孙某便大方地以1.5万元买下这个三环瓶送给了他。

想得到邹建新关照的建筑商不仅是孙某。2006年下半年，丽水市一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某在一个开古玩店朋友的陪同下，在金华市古玩市场花1万多元买了个三脚香炉青瓷，然后来到邹建新家里“请领导鉴赏一下”。邹建新拿放大镜仔细查看了一番后，认定这个香炉是元代的。马某趁机说:“这个香炉就送给你了。”邹建新稍作推辞就收下了。

对石雕、根雕也有着浓厚兴趣的邹建新，一有机会就想从人家那里收受点这类“小礼品”。浙江省青田县的山口镇有个石雕城，2004年上半年的一天，邹建新在青田开会，浙江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得知后便陪他去石雕城看石雕。邹建新在王某朋友的店里看到一件黄色石雕很有特色，便拿在手上看了又看。王某见邹建新喜欢，花1.1万元买下这个石雕送给了邹建新。2.收了“小礼品”就对企业给予关照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都是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肥水”行业，一些企业老板为了追名逐利，想方设法拉关系，利用领导干部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正如一位多次向邹建新行贿的企业老板所说:“我知道邹建新对兰花、青瓷、石雕比较喜欢，而且爱好这些东西的时间也比较长，送藏品给他，这样他好接受些。”

丽水一家房屋开发公司董事长得知邹建新喜爱青瓷、石雕和根雕，特意买来这些小玩意放在自己办公室，以“请领导鉴赏”为名盛情邀请邹建新前来观赏。当邹建新说这件东西不错时，对方马上就说:“你喜欢就送给你!”如此这般，邹建新不仅收下了一件又一件价值几千元的“小礼品”，还收受了价值几万元的古董青瓷，前后共计20余件，价值17万余元。

收下了人家的“小礼品”，邹建新就为他们的建筑或房地产企业在工程招投标、平时监管、预售证发放、资质等级评审以及工程验收、质量评比等环节给予关照。浙江一家建工集团公司丽水分公司承建了某医院门诊大楼工程，当时该工程验收资料还不齐全，按照规定不能进行验收，但是“九龙杯”、“钱江杯”(分别为丽水市、浙江省建设工程优质工程奖杯)的评比时间又快到了，该公司经理孙某便找到邹建新，邹建新跟有关人员打了招呼，在验收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对这个工程进行验收，使其按时参加了“九龙杯”、“钱江杯”评比。

3.权钱交易使邹建新快速发家致富

在贪欲驱使下，收受“小礼品”的邹建新对金钱和其他物品也照收不误。2004年、2007年，浙江一家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蒋某与浙江某集团的陈某，为了感谢邹建新对他们企业在资质审批等事项上给予的关照，以资助邹建新女儿在国外读书为由，分别送给邹建新1000欧元。

2005年前后，丽水市店面房行情走高，不少人因此发了财，邹建新也想买两间店面房赚一把。这时，丽水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为感谢邹建新对公司发展的照顾，将面积50平方米的门面房以低于市场价10万元的价格卖给邹建新。

2006年下半年，邹建新在杭州买了一套面积140多平方米的新房，叫正在杭州做装修工程的孙某帮忙简单装修一下。房子装修好后，邹建新问:“这套房子装修花了多少钱?”孙某说:“就4万元，没关系的，你不用管了。”此后，邹建新再也没提过这4万元装修款的事情。在他看来，这次免费装修只是孙某还了他一个人情而已。

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浙江某建筑公司丽水分公司经理吕某，为了一个施工安全事故能得到从轻处理，送给邹建新一张1万元的购物卡。于是，邹建新在该事故处理中给予了“关照”。

丽水市检察院查明，1997年至2000年，邹建新在担任丽水地区(2000年改为丽水市)水电工程处处长兼党委书记时，非法收受丽水玉溪电站二期工程、景宁县白鹤电站大坝工程承包人为感谢其在工程承包方面给予的关照送的现金5.2万元。在任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的几年中，邹建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以接受现金、购物卡、收藏品、免费装修及采用低价购房等形式，非法收受孙某等17人的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45.39万余元。这条“快速致富”的路子，使邹建新拥有了明显高于实际收入的生活水平，但他也因此将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4.一己之好成了他腐化堕落的催化剂

从一个县级水利局的一般工作人员到乡镇领导干部再到地级市建设局任副局长，邹建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最后，他却站在了被告人席上。邹建新说:“我在这里接受审判，主要原因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学习不够，对法律界线与自己喜好认识模糊，一直以为不收钱就不是受贿，收点小礼品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对我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喜欢收藏，爱好石雕或青瓷，本是一种生活雅趣，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对领导干部的爱好特别关注并乘机利用。从邹建新的受贿过程看，这一己之好恰恰成了他借机生财的挡箭牌、腐化堕落的催化剂。丽水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周宏伟总结说:“认为礼物‘小’而收受，那只是邹建新一厢情愿的说法。纵观该案，邹建新走上犯罪道路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邹建新喜欢兰花、青瓷、石雕，有求于他的建筑商和房地产老板就投其所好，拉其下水。邹建新辩解这些兰花、青瓷、石雕是小礼物，是人情和礼尚往来，这种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正常的人情往来，是我们平常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基于亲情友情的互相馈赠。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对于收受小礼物与受贿的界定，我们一般从双方的关系、数额大小、送礼的原因去考量。联系到本案，双方的关系是房地产商、建筑商与建设局领导之间的关系，送礼的原因是基于帮忙、感谢，送礼的数额是有着高附加值的‘小礼物’。邹建新收受的所谓‘小礼物’，实际上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兰花、青瓷、石雕之类。邹建新潜心研究多年，非常清楚这些物品的价值，开发商也竭力投其所好，邹建新也明白行贿人为什么要送，因此，所谓的‘小礼物’的辩解也只是他本人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收受这种所谓的‘小礼物’同样也是受贿，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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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呈现五个特点

今年以来，丽水市两级检察机关查处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占所立案件总数的六成多。这些案件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发案环节多。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多发于工程前期招投标、工程施工管理监督、工程验收、工程款结算等环节，如工程前期招投标环节的“疏通关系”，工程施工中安全事故的“妥善处理”，工程款结算中的“感谢费”、“奖金”等。涉案人员多为工程管理者、工程承包方、发包方、代管方等，其中较多见的是工程管理者。二是贿赂手段多样。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名目繁多，如邹建新受贿案中，工程承包人应某因顺利结得工程款，以“奖金”等名目实施行贿，以“劳动所得”掩盖其非法性。丽水市建设局另一位原副局长季某，则采用低价购车、接受承包商提供的免费装修等形式收受财物。在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中，还存在涉案人员入“干股”等新型受贿形式。三是涉案数额大。工程建设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僧多粥少”，加上施工企业不同于工业型企业，不仅客户少，而且施工周期长，只要能承接一两项大型工程，就能满足企业全年甚至几年的生产任务，所以企业舍得重金打点关系，涉案金额多达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四是涉案人员学历高，作案隐蔽性强。从“落马”干部来看，多为本科以上学历，且多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大多数都是一对一的私下交易行为，且贿赂行为中多精明地采取有第三者在场不收、不是熟人不收、物品无发票不收。五是窝串案情况普遍。在查处的案件中，往往会出现查处一案带出多案、查处一人带出多人、查处一般干部带出领导干部。究其发案原因，主要是工程建设领域权力集中、监管不力、机制不健全，涉案人员“耐腐”意识不足，难过“人情关”、“初次关”、“年节关”，致使前腐后继现象突出。

9月14日，高检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为检察机关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明确了主攻方向和办案重点。丽水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市两级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这次会议精神，集中力量查办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同时进一步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共同推进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和防治腐败长效机制建设，确保此次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李俭轩)重庆：半年多29位县处以上干部落马 工程腐败严

重

2010年05月11日08:17 来源：《重庆日报》

北碚区副区长赵文锐、开县常务副县长徐长春、涪陵中心医院院长刘川„„在全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中，一些重量级人物纷纷落马。昨日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自去年9月以来，全市共立案查办涉及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26件137人，其中贪污贿赂类犯罪案件占到九成左右，涉及国家公务人员72人，涉案金额超过2000万元。

据了解，工程建设领域由于涉及资金多、人员广，腐败问题严重，去年9月起我市对该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就整体情况而言，建筑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金额较大。”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梁田介绍，2000万元的贪污金额中，涉及金额5万元以上大案89件，大案率为87.3％，高于普通贪污贿赂案件；涉案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13件，占大案总数的14.6%。

此外，该领域犯罪还有4大特点。梁田称，一是工程建设领域已经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的重点领域。从我市立案情况看，去年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已经占到同期立案总人数的18.9％，今年1至3月该比例攀升至23%，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二是发案环节相对集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招投标、资金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工程预算变更等主要环节，查办人数占立案总人数的62.8%。其中尤以招投标环节为甚，共查办14人，占总人数的10.2%；

三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突出，涉案人员级别高。涉案的党政机关、规划建设、国土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33人，占立案总人数的24.1%；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人（其中厅级1人），占立案总人数的21.2%，也高于一般职务犯罪案件要案比例。

四是窝案、串案占立案总数的一成，比例高；涉案人员具有连带性，多头受贿、多头行贿现象明显，常常是查处一个、带出一窝、牵出一串。

下一步，我市将围绕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活动、区县园区建设尤其是土地、规划、整治、拆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建设，进行专项查处。重点查办八类职务犯罪

如何抑制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高发趋势？梁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项目决策、规划审批、土地出让、招标投标等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市检察机关将重点查办八类职务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干预土地出让、矿产开发、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案件。

在工程项目规划、立项审批中违反决策程序，未批先建、违规审批、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渎职犯罪案件。

工程项目严重超概算，资金管理混乱，大肆贪污、挪用、私分国有建设资金的职务犯罪案件。

项目层层转包，施工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低劣，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

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非法审批出让土地、矿业权，违规征地拆迁，改变城乡规划、用地性质，调整容积率，严重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渎职犯罪案件及其背后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犯罪案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项目审批、环评审查、日常监管等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渎职犯罪案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过程中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职务犯罪案件。落马的官员

原合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案发时任北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副厅级）赵文锐受贿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00年至2009年初，赵文锐在担任合川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合川市建委主任、合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北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期间，在合川市、北碚区的相关建设工程项目以及其主管的工业园区工作中，通过帮助他人承包工程、减免配套费用、审批规划方案等手段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10.5万元、1万美元。

原开县县委常委、开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党组副书记、开县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徐长春（正处级）受贿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02年至2009年，徐长春在开县中学房建工程、开县水务集团管网工程、开县新城建设开发公司人行道硬化工程的发包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贿赂51万元。

原涪陵中心医院院长刘川（正处级）受贿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2004年至2009年，刘川在任涪陵中心医院副院长、院长期间，在涪陵中心医院基建工程、外科病房大楼工程以及门诊大楼维修、改造工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为承建方在工程发包、施工、支付工程款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承建方贿赂41.6万元

大楼建起来贪官倒下去 不能让代建制沦为“遮羞

布” 投资近3亿元的江苏省老年公寓项目在代建中曾因官员腐败遭到“串标”

2010年02月02日09:40 来源：《检察日报》

大楼未建成，干部先倒下张浩/漫画

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南京市“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希望检察机关能加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力度，有效杜绝“大楼建起来，干部倒下去”，甚至“大楼还没建起来，干部就倒下去了”现象的一再发生。而“干部倒在大楼建起来之前”是有所特指的，那就是投资近3亿元的江苏省老年公寓项目。

江苏省老年公寓项目，是江苏省政府确定的十大社会事业项目之一。然而一直到现在，这一项目都没有完工。该项目2003年立项后不久就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两个先后负责该项目的江苏省民政厅干部和“跟踪者”沆瀣一气，共同谋划的涉及多个环节、多种身份参与者参加的串通招投标把戏开始上演。从违规确定投标人、串通修改招投标文件、代建单位的选择，到串通确定评委，最后到招标人、投标人和评委串通确定招标总代理，一连串的非法运作让人触目惊心。本应该依法、公平、公正进行的工程建设招投标过程，成了这些人私下操纵、恣意妄为的舞台。

1、项目一立项，就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

2005年，投资近3亿元的江苏省老年公寓项目(以下简称老年公寓项目)启动。该项目最初由江苏省民政厅老龄委原副主任王凤亭负责，后改由老龄委办公室原副主任郑际明负责。

章铎是江苏省镇江市一家装饰公司经理，早在2003年就认识了王凤亭和郑际明，他与这两个人的“缘分”，就是从老年公寓项目开始的。

在老年公寓项目立项之初，王凤亭在镇江的朋友刘丽英就知道了他负责该项目的事。“刘丽英得知这是一个大项目后，就想介绍人参与这一工程。她的一个朋友认识我，就把我介绍给了她。几天后，我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说王凤亭要来镇江，让我安排一下接待的事。”章铎回忆说。

在那次接待王凤亭的饭桌上，章铎看出刘丽英与王凤亭的关系非常不一般。他认为，只要刘丽英出面，他拿下老年公寓项目就有很大的把握。从那以后，王凤亭每次到镇江，章铎都全程接待。逢年过节，章铎还会给王凤亭奉上价值不菲的礼物。2007年老年公寓项目开工后，为了感谢王凤亭的帮忙，章铎先后送给刘丽英7万元。

该项目改由郑际明负责后，王凤亭将章铎介绍给了郑际明。于是，在章铎接待的人中，又多了一个郑际明。章铎向郑际明承诺，若得到老年公寓项目的装修工程，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业务转给郑际明的女儿承接。章铎的豪爽和“懂事”让郑际明很高兴。

有了章铎的尽心尽力，老年公寓项目前后两个负责人王凤亭和郑际明也都心甘情愿地为他的事“操心”了。

2、为分一杯羹，一干人联合大串通

2005年，得到老年公寓项目启动的消息后，章铎找到江苏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专家刘少华，请他帮助策划，并承诺如果取得该项目的建设工程，可将其中的项目审计、评估和监理业务交给刘少华来做。由于章铎所在的公司没有土建工程资质和业绩，因此他又找到熟人——江苏省南通市某建筑公司的盛明，让该公司出面承接土建工程，条件是全力支持他承接装修工程。

2007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对老年公寓项目的监管，有关方面决定对该项目确定实行“代建制”。“代建制”是指政府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企业作为代建单位。在合同委托范围内，代建单位独立开展勘查、设计、施工、材料及设备采购的招标工作，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

章铎通过郑际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刘少华商量对策。刘少华向章铎提出，找一个能够控制的单位做代建招标代理，再由这个单位行使业主权，操作工程后续的代建单位及土建工程、装修工程招标就方便了。刘少华还将以前的同事、时任江苏某咨询公司经理的徐新推荐给了章铎和盛明。

要想让江苏某咨询公司成为招标代理单位，关键在项目负责人郑际明身上。章铎和盛明找到郑际明说明意思后，郑际明答应了。他首先以公开从网上征集的名义，提出了包括江苏某咨询公司在内的5家代理招标意向单位。在上级有关部门对5家意向单位进行考察时，郑际明利用自己是考察组成员的便利条件，多次向考察组组长介绍江苏某咨询公司的优势，积极主张由该公司作为项目代理招标单位。2007年5月，江苏某咨询公司顺利成为老年公寓项目代理招标公司。

随后，一连串的串标、围标违法行为在郑际明的直接参与下开始上演:在代建单位邀请招标的过程中，代理招标公司经郑际明默许，违规将参与竞标的公司名单提供给竞标单位之一的南通某建筑公司。同时，郑际明不仅将正在草拟的代建招标文件提供给该建筑公司，还在以推荐方式决定招标评委时，将刘少华放入评委名单，而且由刘少华推荐了3名他熟悉的专家进入评委名单。结果，南通这家建筑公司顺利地成为老年公寓项目的代建单位。在此期间，该公司先后送给郑际明5万元，送给王凤亭10万元。

按照代建原则，代建单位不得在其代建的项目中承担施工、监理和重要设备、材料供应等工作。但是，南通这家建筑公司却在招标中串通有关公司，欲取得土建标。2008年4月，在开标前两天，南京市建设纪工委接到代建单位违规的举报后，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查处，土建招标中的串通投票行为才未能得逞。在调查过程中，南京市建设纪工委发现了郑际明、王凤亭受贿的问题。

对章铎来说，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花了大把金钱还没有等到他希望得到的老年公寓装修项目，王凤亭和郑际明就“出事”了。

3、从串标围标，彻查两官员犯罪事实

2008年5月，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依法立案侦查此案。秦淮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王晓华介绍说:“办案前期，我们就感到，要将郑际明和王凤亭的犯罪事实查清楚，必须彻底揭开老年公寓串标、围标的事实，从外围找到郑际明、王凤亭等人的犯罪证据。”

于是，章铎、盛明等与此案有关的人，都成了重点侦查对象。同时，另一名重要行贿人徐荣也浮出水面。徐荣是江苏某桩基公司经理，经人介绍认识郑际明之后，几年时间里，他也成了郑际明吃喝玩乐的“取款机”。

2008年6月，就在侦查人员查到徐荣向郑际明行贿的线索后，徐荣“失踪”了。侦查人员调查得知，徐荣的家庭观念比较强，应该不会在离家太远的地方躲藏。于是，王晓华带领侦查人员到徐荣的家和公司附近布控。“没想到，这一守候竟然就是将近一个月。”王晓华说。

徐荣到案后，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交代了向郑际明等人行贿的事实。据查，在老年公寓项目桩基工程的招投标中，经郑际明的照顾，徐荣得到了桩基工程项目。为此，徐荣送给郑际明12万元。

2009年，法院先后以受贿罪分别判处王凤亭有期徒刑十一年、郑际明有期徒刑十年。值得一提的是，刘丽英被以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的身份以同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4、完善“代建制”，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

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并不区分投资、建设和运营，建设过程往往由临时抽调人员组成的“指挥部”或“基建办”完成。这种临时拼凑起来的机构，一般不具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工作中容易出现疏漏，往往造成项目超投资、超规模、超标准，甚至滋生腐败。于是，“代建制”出现了，就是由自己建变成花钱请人建，俗称“交钥匙工程”。

在2004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可以找到关于“代建制”的表述:“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

“‘代建制’总的来说是科学合理的，但如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走了样，同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2010年1月28日，秦淮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翟云峰在剖析此案时说。他认为，王凤亭、郑际明受贿案很具有代表性。“一个实行了代建制的政府投资重点工程项目，包括业主单位的具体负责人、代理招标公司、代建单位、评标专家等几乎所有该项目的主要环节和主要参与者，均能互相串通且肆无忌惮地进行幕后操控，让我们感到工程建设领域内不正之风已泛滥到十分猖獗的地步。”翟云峰告诉记者。

“要防止‘代建制’成为工程建设领域违规行为的遮羞布。”一位长期在建筑行业从业的人直言不讳地说，“谁来代建，需要招投标;确定代建单位后的项目施工过程中，仍然需要招投标，这里面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代建单位必须与业主单位搞好关系，否则谁找你代建?谁来给你钱?什么时候给你钱?给你多少钱?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有了好的机制和模式，还必须有完善的实施办法，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翟云峰认为，对于“代建制”，当务之急是要以合同管理的形式约定代建各方的责任，特别是业主单位的责任，坚决杜绝业主单位越权干预项目代建单位行为的发生，并严格要求其按工程进度及时、全额拨付应支付的工程款项。

为了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尤其是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在反腐败职能部门的推动下，国家积极推进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积极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2010年1月7日，国务院法制办就《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四十条规定:“采用直接投资方式的非经营性投资项目，一般应当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项目的建设实施，建成后移交项目使用单位。”这一条虽然没有“代建制”的明确字眼，但“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被保留了下来。并且，《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了投资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法律责任，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法律责任，以及项目管理单位的责任。但是对“代建制”实施中违规行为的处置，并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我们希望南京的这起典型案件，能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在立法时充分考虑到项目代建中存在的各种‘潜规则’，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和防范之策，通过完善‘代建制’，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代建制’实施中的各种腐败行为。”翟云峰指出。

1月中旬召开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将“着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作为一项明确任务提了出来。会议强调要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而“代建制”作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领域的一项新制度，如何完善，值得思考!（崔洁 肖水金 雒呈瑞）

安徽最牛“土地爷”受贿1700多万 两大焦点引激辩

2009年12月14日08:39 来源：《法制日报》

“他什么都收，在什么时候都敢收，在什么地方都敢收。”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国土局原局长王海风特大受贿案调查结束后，办案人员发出了如此感叹。

因在土地买卖、办证等方面涉嫌受贿1700多万元，王海风创下安徽土地系统受贿案的惊人纪录。

近日，王海风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鉴于案情重大，法庭将择期宣判。

据了解，2009年年初，马鞍山这位曾经的“土地爷”被逮捕后，在坊间的“点击率”便扶摇直上，而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此人索贿手段之“高超”以及受贿胆量之“超群”„„

地产“红人”

单笔最高受贿330万余元

紧邻江苏南京的马鞍山民营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但是有一样资源却是极其匮乏的，那就是土地。

1997年1月，王海风由马鞍山花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提拔为区长，2001年调任至马鞍山国土局任局长。

作为前任“区长”和现任“土地爷”，王海风渐渐成为众人眼中的“财神”。

1998年，马鞍山春天房地产公司经理任敖根取得了马鞍山市王家山八亩塘旧城改造项目。1999年3月，王海风帮亲属仅以2万元的价格从任敖根处购得价值6.1万余元的商品房一套；2003年春节前，任敖根送上现金5万元；

2001年底，王海风“请”任敖根帮其亲人解决住房问题，任敖根随即为王海风的亲人办理了一套价值13.4万元的商品房的产权证；

2004年下半年，任敖根的公司开发了雨山区鹊桥小区二期工程。任敖根为表感谢，于2005年送给王海风一套500平方米左右的门面房。但“谨慎”的王海风认为要门面房太显眼，于是，任敖根便将该门面房变现后的250万元交到王海风手上；

2004年年底至2005年，任敖根共计送出50万元给王海风；

2004年，任敖根以王海风女儿在国外上学需要用钱为名，送给人民币10万元；2003年至2007年间，任敖根以王海风搬家、小孩见面礼等名义送给王海风人民币共1万元„„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王海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物累计折合人民币达1700多万元，时间横跨10年之久。其中，王海风仅接受来自马鞍山春天房地产公司经理任敖根的钱款就达人民币333.5万元。

激辩之一

没有借条的借款是“借”还是“要”

自从调任马鞍山国土局局长后，王海风不但掌握着整个城市土地资源的命运，而且还对矿业有着监督权限。因此，不少矿主也都千方百计地接近他。久而久之，王海风也渐渐感到手中权力的“含金量”———只要“技术高超”，就可日进斗金。

从王海风受贿的形态看，他经常以女儿出国读书缺钱为由向地产商和矿主借钱，如果不借，王海风就会在项目审批上找茬故意刁难。表面上是借，但从来不开具借条。其实这些商人也知道，王海风说“借”，实际上就是向他们要好处费。因为在送出钱后，自己所承包的工程就会很“顺利”。

然而，这其中的一项“借款”，却让当天的庭审有了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

2007年年底，王海风以在内蒙古投资矿产资金困难为由，找某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鲁本昭借钱。鲁本昭将200万元现金交给了王海风，要求打个借条，但遭到拒绝，至此以后鲁本昭再没有见过这200万元的踪影。

面对这200万元的来历，庭审时王海风辩称，自己和鲁本昭是部队战友，又住在一起，关系很好，这完全属于朋友间的借款。

“王海风在内蒙古投资了三个矿，缺钱，想让鲁本昭投资，但他不愿意，于是问王海风缺多少钱，不久鲁本昭借给王海风200万。因为钱一直在投资，所以就没还。而且，现实中，没有借条的借贷关系普遍存在。”王海风的辩护律师表示。

“王海风并没有合理、正当的借款事由。”对于这样的说辞，公诉机关针锋相对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作为公务员的王海风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其供述将该款投资矿业，本身就不符合规定，而且王海风借鲁本昭200万，没有书面手续。鲁本昭两次让王海风打借条，王海风拒不出具书面手续，“200万不是小数字，如是借贷关系应该有手续”。

王海风的辩护律师以“借款人”的职业作起了文章：贿赂的本质是权钱交易，鲁本昭作为一个小矿主，与王海风所在的国土资源局没有多大利害关系，两人之间不存在权钱交易。

对此，公诉人指出，作为国土局长的王海风，对矿业有监督管理权限，鲁本昭从事矿业，两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除此之外，鲁本昭还以各种理由送给王海风3.3万美元。

公诉人还当庭“公布”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鲁本昭“借”给王海风200万元中，有60万元是鲁本昭向自己的家人借来的。

对于“借钱”这件事，作为当事人的鲁本昭在法庭上这样说道：“不给不行啊，怕以后在工作上为难我们。”

同时，公诉人指出，在王海风案发后，安徽省纪委于2009年1月5日从王海风的住处仅现金就收缴212万元，足以说明王海风有能力归还而拒不归还。激辩之二

房屋增值是不当得利还是受贿

看着当地水涨船高的房价，耳濡目染着房地产商通过从他手中批出去的土地，各个赚得盆满钵满，王海风渐渐不满足于被动“收钱”，他决定正式“下海”———自己倒腾房子“赚钱”。

不久，“机会”便降临了。

2003年至2004年期间，海外海房产公司曾应王海风的要求，为其预留一套住房。至2006年初，王海风认为此时“出手”该套住房必然有利可图。在自己还未付款的情况下，就将该房转让给第三者姚某，在房款到账后，再以2003年时的房价向售楼公司付款。就这样，“空手套白狼”，王海风赚到了36万元。

据了解，海外海公司在马鞍山投资项目较多，多数项目在拆迁上遇到难题后，都是经王海风帮助协调解决。同时，海外海公司也出具情况说明证实：公司领导考虑王海风为国土局领导，今后公司的发展需要其支持，因此同意将该房屋预留给王海风。海外海公司通过姚某之手，变相将36万元给了王海风。

围绕这笔款项，法庭之上，公诉人与被告人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激辩。

王海风的辩护律师认为，行贿的主体不一样，公诉机关指控的行贿对象是海外海房产公司，而给王海风钱的是姚某。此外，这36万元是房屋上涨后的差价，应该是不当得利。

公诉机关则表示，该套住房是海外海公司为王海风预留的，交易双方的目的指向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权便利实施房屋交易获取超过正常交易的利益，交易形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交易结果使国家工作人员获取较大利益，交易双方的关系是权钱交易关系。海外海公司通过姚某之手将36万行贿给了王海风，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

36万元的争论还未平息，公诉机关又提出了另一项指控：2006年，王海风以张某的名义，低价购买了某公司开发的一间商铺。某公司考虑到公司的发展需要王海风的支持，便给了王海风56万元的优惠。

面对这项指控，王海风也是“有话要说”：这是开发商主动优惠的，自己一直没有拿到房子。同时，他的辩护律师认为，该套门面房只有40.58平方米，而同排面积相当的门面房的销售价格则没有达到56万，因此不可能有优惠56万元之说。

不过，海外海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却给了王海风当头一棒。这份说明这样写道：公司领导考虑到王海风为马鞍山国土局领导，公司发展需要得到其支持，经过董事会研究，同意该房屋优惠56万元。

公诉机关还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属于受贿；虽然商品房销售市场存在以折扣优惠销售的通行做法，但大大超出同期该公司优惠限额。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王海风说自己在案发后积极退赃，在纪委审查他时，他就已经开始退还赃款了，并出具了一份证据，证明他已退出现金、房产、投资股份等合计约1500万元。他希望，他的积极退赃能换来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案意

近年来，国土部门因为负责的土地、矿产管理领域，涉及利益巨大，成为腐败的高发区。在今年初召开的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土地管理、矿产资源开采管理领域的腐败问题被列为今年需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领域”。今年8月份，中央出台《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准备用两年时间坚决查办建设领域的腐败案件，表明了中央严惩腐败的决心。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开玉认为，由于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在行使权力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有关部门对其权力监管的力度也相对较弱，可谓“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就给以权谋私留下了空间。

检察官谈海口规划局腐败窝案：

不送不批 送了乱批

2009年09月01日09:21 来源：《检察日报》

规划审批是工程建设的一道必经关口，也是工程建设领域易发多发腐败的环节。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的发生证明了这一点。

8月19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意见》多处提到规划审批。“一些部门违法违规决策上马项目和审批规划”，是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进一步推进决策和规划管理工作公开透明，确保规划和项目审批依法实施”，是这次专项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自查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包括“项目决策、城乡规划审批、项目核准”。《意见》明确的监管重点之一是“着重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和实施监管，严格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今后深化体制改革、创新机制制度的方向之一是“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意见》提出，“坚决查处在工程项目规划、立项审批中因违反决策程序或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案件”。

我们今天刊发的办案检察官对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的剖析，也许可以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规划审批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发生原因，为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特别是规划审批环节的突出问题提供决策参考标本。

7月16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对该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张仕武、姚继韵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至此，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四名被告人均被法院定罪判刑，标志着这起震惊椰城的腐败窝案尘埃落定。但办案检察官的心情却不能平静，因为此案造成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案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都远远超过了案件本身。

是什么原因导致规划系统出现腐败窝案?如何防止规划审批中的职务犯罪?8月28日，记者采访了负责查办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的办案检察官。

1、一起腐败窝案四名班子成员落马

去年春节刚过，海南省检察院在侦查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住房金融个人信贷部原总经理程某受贿案时，程某交代了收受海南金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贿赂的犯罪事实。这一线索让敏锐的办案检察官意识到，与房地产行业直接打交道的国土、规划等相关单位的人员，极有可能也存在受贿问题。

为此，海南省检察院反贪局统一组织协调，调集全省反贪队伍的精兵强将展开调查。历经半年多的时间，成功侦破了四名涉案人员均为副处级领导干部的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这四人分别是海口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陈立奇、姚继韵、张仕武，该局原总规划师王小山(相关个案本报曾作报道)。海口市规划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干部不无感慨地说:“海口市规划局就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陈立奇案是由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查办的，王小山案是由儋州市检察院查办的，姚继韵、张仕武案则是由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查办的。今年4月3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陈立奇有期徒刑十一年，同日儋州市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小山有期徒刑十年;7月16日，海口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姚继韵、张仕武有期徒刑七年和十三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立奇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取11家单位所送财物共计130万元;王小山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房地产开发商王德等33人送给的好处费人民币73.5万元、美金8000元;姚继韵多次受贿共计90.1万元;张仕武收受15家单位及个人的贿赂人民币255.5万元、美金5000元。

2、制度成为摆设缺乏监督是主因

四人都是规划系统的有功之臣，也都是专业人才，他们的相继落马让人们在感到震惊和痛心之余，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把权力当成为自己谋私的工具，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吴善麟，儋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是王小山案的办案检察官。他认为，海口市规划局之所以发生腐败窝案，根本原因是制度成了摆设，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虽然规划系统各部门都有相关的制度及实施细则，但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海口市规划局制度不执行的情况十分突出，各部门的管理工作存在不少漏洞。另外，海口市规划局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职业道德教育和干部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对领导干部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他举例说，海口市复兴城存在业主擅自加建、改变用途、违章设计等违法行为，作为直接负责人的海口市规划局建筑科科长王小山，不但没有受到严肃处理，还被提拔为规划局党组成员、总规划师。

“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暴露出该局各业务部门开展工作依据的制度存在一些明显漏洞，部门领导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查办张仕武、姚继韵案的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检察长韩学元分析说，如对已出让土地的规划，缺乏明确刚性的规定，为通过调整规划条件获取利益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城市规划工作严重滞后，造成工程项目审批的随意性较大，为权钱交易提供了空间。

被查处的海口市规划局四名领导干部的反思也印证了韩学元的分析。“在审批工程项目中没有法定的技术规定作为参照依照，指标有弹性，很容易导致规划腐败。”他们坦言，虽然制度上对规划审批期限有明确规定，但过去各单位对退档审批的期限和次数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就利用退档、停止计时等方式将上报的项目退回，然后以各种理由压着不批，等着开发商送钱。

海口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周力则认为，行政审批和许可的透明度不高，存在暗箱操作，使中间人和黑掮客浑水摸鱼，是导致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发生的一个原因。据了解，在海口市规划局，审批程序是行政地位高的人说了算，以前许多项目报到主管副局长那里后就压住了，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去催。正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暗箱操作和腐败行为有机可乘。

“规划系统存在的‘潜规则’和打击惩处力度不够，使一些人心存侥幸，也是原因之一。”这是参与办理此案的海南省检察院检察员刘亚铭的观点。他们在办案时发现，房地产开发商们普遍认为，在项目报建工作中存在“不送不批，送了乱批”的现象，因此将行贿数额列入房地产开发成本已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潜规则”。可以说，规划系统腐败窝案反映出“行业性腐败”的特征，房地产开发的诸多环节存在着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过程就有多长。另外，由于对规划乃至城建系统职务犯罪打击力度还不够，目前被发现和查处的只是一小部分，使有些人抱有侥幸心理，以致问题越积越多。

3、检察院调查报告促成海南省政府规范性文件出台

针对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暴露出的问题，海南省检察院在对去年以来查办的全省城市建设规划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初向海南省政府送交了一份《海南省城市建设领域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情况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海南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按照省领导的批示及省政府办公厅的要求，结合省检察院调查报告提出的对策建议，海南省法制办牵头相关单位，研究制定了在城乡规划综合调控中防止审批腐败、加强城市规划管理的具体规定和相应措施。4月12日，海南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城建规划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该《通知》从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实现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积极规范城乡规划管理程序，提高规划审批效率;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坚决查处违法违纪行为，一旦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将移送纪检监察、检察等部门追究违法违纪责任等10个方面，规范了城建、国土、规划部门工作人员的行为。

文件下发后，在全省城建领域引起积极反响。5月20日，海口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海口市规划局将通过6个方面的环节“设计”，全力缩短规划审批流程，把13项审批事项调整合并为4项，优化审批流程，提高规划审批效能，审批时限也由20天缩短至9天。三亚市规定凡是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报建，必须由三亚市纪委监察局监督审批。

海南房地产开发商们对省政府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文件的出台表示欢迎。他们高兴地说:“这个文件不但规范了国土、规划部门人员的行为，还实行阳光审批，我们再也不用为工程项目报建审批久拖不决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而发愁了。”

4、办案检察官六点建议助推规划审批权阳光运行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海口市规划局腐败窝案曝光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成调研组，开展了专题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大规模建设的今天，城市规划部门，特别是部门领导，都可能面对多种诱惑，如果放松警惕，丧失起码的防腐意识，就会导致违规乃至犯罪行为发生。这方面，海口市规划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如何防止规划系统再出现大面积的官员腐败现象?办案检察官提出了六点建议: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发现领导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迹象，就要通过诫勉谈话、巡视等形式及时进行教育提醒。

———规范权力运行。规划部门要严格遵循“先规划后建设”的法律原则，积极推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必须以地方人大立法通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制约和限定行政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加强制度建设。各级政府要最大限度实现行政许可审批条件、依据标准化和法定化，减少行政许可中审批无标准或随意性，减少和杜绝审批人员利用拖延办事时间来收受贿赂的机会。同时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尤其要加大查处违反制度行为的力度。

———政务公开，阳光审批。规划系统各部门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将每个审批项目的审批权限、条件、标准、程序、时限等在政务中心审批系统或中心网站上公开。规划系统各部门之间也应加强沟通和协作，建立联动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和资源整合。

———强化监督。建立规划系统各部门内部权力制约监督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健全对重要业务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项目审批后的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不能只是罚款了事，可以引入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机制。

———加大打击力度，实行领导责任倒查追究制。对于相关单位和纪检监察部门来说，选拔任用干部和处理干部违纪问题，一定要做到选人要准、用人失察要追究。建议地方党委对发生职务犯罪窝案、串案的单位，实行责任倒查追究制，追查主要领导的责任。检察机关要加大查办案件力度，打消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另外，对影响恶劣的行贿人要坚决予以惩治。

最高检反腐瞄准工程建设领域 重点查8类职务犯

罪案

2009年09月15日09:10 来源：《法制日报》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各级检察机关在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将集中办案力量，重点查办八类职务犯罪案件。

这八类案件是：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干预土地出让、矿产开发、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案件；在工程项目规划、立项审批中违反决策程序，未批先建、违规审批、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渎职犯罪案件；工程项目严重超概算，资金管理混乱，大肆贪污、挪用、私分国有建设资金的职务犯罪案件；项目层层转包，施工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低劣，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非法审批出让土地、矿业权，违规征地拆迁，改变城乡规划、用地性质，调整容积率，严重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渎职犯罪案件及其背后的权钱交易、索贿受贿犯罪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项目审批、环评审查、日常监管等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渎职犯罪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过程中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职务犯罪案件。

据了解，各级检察机关将围绕以上八类办案重点，突出查办党委政府关注、群众反映强烈、舆论媒体监督、社会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大案要案，既要坚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又要严肃查办渎职犯罪；既要坚决查办受贿犯罪，又要依法惩治行贿犯罪。（记者赵阳 见习记者林燕）

最高检披露：工程建设领域渎职犯罪呈现五大特点

2009年08月26日09:18 来源：《法制日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从今年前7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建设工程领域渎职犯罪案件来看，这一领域犯罪呈现出5大特点。

违规乱上“形象工程”

工程建设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违反决策程序，盲目决策，未批先建，违规审批，乱上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一些领导干部超越权限、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城镇规划审批，在招投标时以权谋私，虚假招标、评标不公的渎职犯罪较为突出。

非法征用占用工地

土地使用权审批和出让方面，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征用、占用土地。违法违规审批立项，虚假“招拍挂”，非法低价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方法粗暴，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擅自改变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管理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违反规定权限和程序，擅自改变城乡规划，改变用途以及在房地产开发中，违规调整容积率，给人民群众造成严重损失。

工程项目监管薄弱

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管理方面，负有监管职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程项目监管薄弱，不认真执行安全管理法规制度，不真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导致重大工程建设质量问题出现。

资金管理使用混乱

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管理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项目物资采购中玩忽职守，签订、履行合同被骗。因监管薄弱，资金管理使用混乱，造成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等项目建设资金重大损失的玩忽职守案时有出现。在工程建设重要设备、材料采购实行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中以权谋私现象较为突出。者 赵阳）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