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泰斗江平：审委会弊大于利,是时候取消了

第一篇：法学泰斗江平：审委会弊大于利,是时候取消了

法学泰斗江平：审委会弊大于利，是时候取消了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北京摄影报道 2014-08-27 06:41:00 来源：中国网

福建念斌投毒案宣判念斌无罪 曾4次被判死刑

如何不再出现念斌案？ 如何留住优秀法官？ 如何实现审判权独立？

背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9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成都商报陆续推出“聚焦依法治国”之“记者观察”和“高端访谈”，深度解析并探讨“依法治国”的一些关键问题。

专业

至少两种人不适合做法官：非法学党政人员和非法学专业军人

“员额制”应根据实际情况定比例，考虑法官办案量，留足学习时间 法官待遇重点考虑业务因素，而不是行政级别因素

还权

人财物省级统管，不等于审判权统管

合议庭审完案子及时并单独合议，是可以减少干预的 目前审委会、检委会已是弊大于利，是时候考虑取消了

追责

冤假错案追责难的根源，在于行政审签制度

司法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裁判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高端访谈

不久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备受期待。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框架意见的出炉，一段时间以来，“依法治国”成了老百姓谈论的热点话题。

“依法治国”内容体系庞大，专业性强，牵一发动全身，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未来。为了让读者能对这一重大主题有全面系统的理解，成都商报陆续推出“聚焦依法治国”之

“记者观察”和“高端访谈”，深度解析并探讨“依法治国”的一些关键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成都商报记者向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深度求解。

/ 员额制

“深化人事改革”：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上海法官、检察官只保留33%的比例。

因行政职务而被任命的不适合做法官

成都商报：为什么要实行“员额制”？

江平：在法院、检察院，要真正凸显法官、检察官的地位，必须要区别身份，就像医院必须要区分医生、护士和护工人员一样，法院也需要区分法官、法官助理和司法辅助人员。只有分工明确，才能更有利地开展工作。

成都商报：“员额制”多少比例合适？

江平：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确定。我认为大致在1/3到1/2之间比较科学合理。具体的比例，根据各个法院每年的案件总量除以每个法官一年审案定额的标准，就能计算出法官的人数，当然也需要留出一定的机动名额。还应当考虑每个法官一年的正常审案数量，不能让他们成为办案的机器。要留足法官、检察官的学习充电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案件质量。

成都商报：“员额制”后的法官、检察官应具备怎样的素质？ 江平：对于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条件，应该严格按照《法官法》《检察官法》执行，让法学功底深厚的大学生、研究生更有机会进入法官、检察官序列，这对提高司法人员素质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至少两类人员不适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一种是那些号称法官、检察官的党政工作人员，没有法学功底，因行政职务而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实际上并不具有审案水平；另一种则是部分不具备专业法学知识的转业军人。

法官辞职/ 目前，法官辞职现象成为社会热点。公开报道显示，江苏省在4年内有988名法官辞职，广东省在5年内离职1600多名法官，而这些辞职的法官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务骨干。

法官待遇应当高出普通公务员一大截 成都商报：辞职根本原因是什么？

江平：法官辞职的问题关键在于优秀法官的流失。目前法官待遇很低，很多法官都要为生活奔波发愁。法官的待遇不能和一般公务员一样对待，应当高出普通公务员一大截，让他们不再为生活发愁，以保证法官职业的尊严和成就感。

成都商报：法官上升通道如何打通？

江平：法官的升职空间，不能理解为法官走仕途当行政领导才是一种升迁，按照法官级别从低级别法官成长为一级法官、资深的大法官也是一种升迁，而且后者更应该成为今后改革的一个方向。当然这离不开工资制度的改革，打破按照行政级别涨工资的模式，按照业务级别涨工资，做一辈子法官也有经济保障和职业成就感。

成都商报：如何通过改革吸引社会优秀法律人才的加入？

江平：此轮司法改革提出从优秀学者和律师中选拔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但面临的现实是，可能优秀的社会法律人才不愿进入司法队伍，而想来的却不一定优秀。要想改变这种现实，只能等到法官、检察官制度真正改革完善之后，法官、检察官的待遇和职业化程度真正高上去了，才能真正刺激律师、学者等社会优秀法律人才进入这个队伍。

/ 念斌被判无罪

此次司法改革提出要健全错案防止、纠正和责任追究机制。福建念斌案被宣告无罪，这起案件最终被纠错。

行政审签制导致冤假错案难追责

成都商报：张辉、张高平叔侄案暴露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江平：张氏叔侄案暴露出了错案追究制的最大漏洞，就是行政签字审批制。一个刑事案子被办成错案、冤案，背后有层层领导的签字审批，最后发现出事了，究竟该追究谁的责任？追办案人员的责任，这不公平，因为不是他个人决定的；追究每一级签字领导的责任？这也不现实，牵扯的面太广了。正是在这种行政审签制度，导致冤假错案责任最终无法追究。

成都商报：本月22日，福建念斌案被宣告无罪，您怎么评价这起案件？ 江平：办案人员盲目追求结案率，就难免出现错案。发现错了，能够比较及时地纠正，这是应该肯定的。反映在司法理念上，主要是在司法实践中要真正坚持“疑罪从无”，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审委会存废/ 此次改革的核心就是还权给法官、检察官，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合议庭独立办案制，能实现审判权独立

成都商报：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江平：去行政化的主要因素是，法官、检察官不应该有行政因素，司法人员办案只服从法律。而要根本实现这一改革，就要确立合议庭独立办案制，对于一般案件，合议庭在开庭审理结束后，直接进入封闭式的合议办公室，马上合议，合议完之后立即作出裁判，虽然裁判文书不一定马上能写出来，但裁判结果已经出来了，这样就可以减少院里行政领导和社会因素的干扰，也能做到审理者自己裁判。其实这项制度建立起来也不难，只要建立起了这项合议制度，自然可以减少司法干预，真正实现审判权独立。

成都商报：您如何看待审委会、检委会制度？

江平：审委会、检委会制度在审判初期法律基础差、审判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审委会、检委会制度已经是弊大于利，审委会、检委会是完全依照行政权力而组成的机构，组成人员有不懂法学知识的行政领导，一个案件上了审委会、检委会，裁判结果可能就被变成了行政领导的决定，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现在是时候考虑取消审委会、检委会制度了。

成都商报：取消审委会、检委会，法官遇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该怎么办？

江平：我觉得可以适时考虑成立专家委员会代替审委会。专家委员会完全由法学专业的专家人员组成，在合议庭无法做出准确裁判时，提供专业的法律参考，仅仅是业务参考，而不是裁判结论。

法学泰斗江平：审委会检委会弊大于利 是时候取消了（2）

《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相继被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废，在5月艺人黄海波嫖娼事件中引起热议。

《收容教育制度》应该废止了

成都商报：您如何看待《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废？

江平：上海的几名法官因为嫖娼而被处15日行政拘留，而黄海波因嫖娼不仅被处行政拘留，还被警方收容教育半年，这显然不公平。《收容教育制度》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应该废止了。

成都商报：废止的阻力有哪些？

江平：阻力的关键在于人们观念的保守，认为嫖娼问题“罪大恶极”，必须要用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处罚。事实上，对于卖淫嫖娼这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历史上，都没有以剥夺人权的方式来进行处罚的规定，道德层面的问题，就应该用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来处理。

成都商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进展如何？

江平：具体进展还不清楚。对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处理，也不只是简单的废止，还应该考虑替代的办法。

去地方化改革/ 此次司法改革明确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人财物由省级统管，能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去地方化。

人财物省级统管，不等于审判权统管 成都商报：您如何看待这一制度？

江平：将省级以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收归省一级统一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减少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预，但能不能从根本上减少省级行政部门的干预却不好说。

最理想的办法是实现全国统一管理，但全国法院、检察院系统太大太复杂，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因此从目前来看要实现全国统筹统管根本不现实。

成都商报：实行省级统管，会不会增加司法机关内部的行政化色彩？

江平：的确不排除这种可能，司法行政权的省级统管，并不等于审判权的省级统管，两者属于不同的体系，改革中需要把握好这两个体系的关系，不能因此而影响下级法院的裁判和两审终审制度。尽管人财物实行了统筹管理，但上下级法院之间仍然是独立的，而不是领导关系，每一级法院的裁判都是独立的裁判。

成都商报：实行省级统筹后，地方可能会把一些情况复杂、需要地方配合化解的矛盾大量推给法院、检察院，怎么办？

江平：一直以来，我都不太赞同以往的这种“联合办案”“共同处理”的办案模式，法院判案就依据法律，地方政府所做的决定，可以作为法院审判的参考因素，而不能成为左右裁判的证据。如果法院在审理中，需要地方政府的意见，可以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让政府拿出处理意见，法院与地方行政机关相互独立，不能“共同处理”。

/ 律师制度

完善律师制度被写入此次司法改革。但一直以来，律师执业环境差，辩护人权利保障很不够。

应减少各种行政审批和管理

成都商报：如何看待律师的执业环境？

江平：越来越多的律师都不愿意担任刑事辩护人，这与律师的执业环境差、权利得不到保障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刑事辩护中，公权力机关的强势，从而让辩护人的意见很难得

到采纳。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会出现“死磕”律师。

成都商报：近日17名律师向司法部申请撤销对律师的年度考核和备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江平：律师的生存环境差与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行业的管理过严密不可分。各种审批制度、管理制度，越来越严格地管理和束缚着律师行业的发展，限制着律师的自由。在司法改革中，应该减少各种行政审批和管理，让律师职业更自由化。律师兴是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法治兴的基本要求。

司法腐败/ 此次改革提出，要同步研究健全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机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全面推进办案工作全程录音录像、生效裁判文书上网。

公开裁判文书，促使法官自觉抵制腐败

成都商报：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司法腐败现状？

江平：司法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不预防和杜绝其腐败，其后果将很可怕。

成都商报：如何才能更好地预防司法腐败？

江平：司法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而司法公开的关键在于裁判文书的公开，裁判文书中将有完整的证据内容、判决理由和裁判流程的记载，一旦公开，将受到全社会的监督。对于完全暴露在公众眼皮下的判决，任何法官都会有压力，都会自觉拒绝和抵制腐败。

成都商报：在完全公开的状态下，司法机关如何平衡依法办案与民意的关系？

江平：民意是什么？任何一个判决有人满意就必然有人不满意，对法官来说，我始终认为尊重法律是前提，依法判案是原则，不能将舆论作为判案依据。目前的确存在舆论干扰司法的问题，我始终主张一种观点，就是任何一个案子在没有法院判决之前都是无罪的，对于判决前就搞什么“展览”之类的行为，我是反对的。

/ 成都司法创新

成都全面构建诉讼服务体系，在每一个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设立诉讼服务中心（服务点），此举成为全国法院亮点。

成都建诉讼服务中心，很便民

成都商报：对于成都法院系统的这项探索，您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江平：目前在很多法院立案很麻烦，流程复杂，手续繁多，导致许多当事人不能立案。成都法院系统建立的诉讼服务中心（服务点）帮助当事人简单、快速、便捷地办理立案手续，从便民的角度讲，具有很积极的意义。建议完善当事人反馈信息的机制，对于法官的

分类与当事人之间出现分歧时，当事人能有申诉机制和救济途径。

成都商报：今年以来，成都中院在全国首创了“6+1审判信息互联网一体化公开模式”。在法院网上公开立案排期、庭审现场、裁判文书、主要证据、执行信息、鉴定拍卖6类信息，您有何评价？

江平：这项改革比我想象的还要公开一些，对于这种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大司法公开的改革应高度肯定。

专家谈念斌案：对申诉不止的案件 一定要重新审查

2014-08-25 09:28:19

著名刑诉法教授陈光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实习生 高培蕾摄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念斌无罪。这个判决，引来举国关注。

2006年7月，邻家两名儿童中毒身亡，念斌被警方视为有重大嫌疑。此后8年，念斌被4次判处死刑，其中，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核准念斌死刑，发回重审。

8月22日，福建高院新闻发言人称，本案除了上诉人念斌的有罪供述外，原判认定被害人中毒原因依据不足，投毒方式依据不确实，毒物来源依据不充分，与上诉人的有罪供述不能相互印证，相关证据矛盾和疑点无法合理解释、排除，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得出系上诉人念斌作案的唯一结论。

这不是第一起引发举国关注的冤案。从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到浙江张氏叔侄案，冤案不断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引发人们对冤案何以发生的追问。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84岁高龄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剖析冤案生长的土壤和纠正之道。

陈光中教授曾于1993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带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的专家学者，进行国内外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并全程参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

陈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在念斌案无罪判决作出后第三天，8月24日，欣然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多数冤案源自“疑罪从轻”

中国青年报：从浙江叔侄案到福建念斌案，近几年来，屡屡有重大的冤错案件被纠正。在您看来，冤错案件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陈光中：这些年来暴露了一些冤案，也公开纠正了一些。冤案产生总的原因，在于理念上的偏差，就是“重打击，轻保护”。“重打击”，就是一旦发现刑事案件，就急于破案。过去还提“限期破案”、“命案必破”。“轻保护”，是在刑事案件里不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在办案过程中，不重视程序正义，不重视权利保护。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程序有横向三道关：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竖的三道：一审、二审，如果是死刑案件，还有死刑复核。现实是，横的不重制约，重配合，竖的不注意真正地按程序把关。总的来说，是理念的偏差。

中国青年报：这种理念的偏差，在办案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陈光中：冤案的原因，比较重要的，在我们国家有三大点。一是侦查阶段，搞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念斌案中，报道里张燕生律师就说，警方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可以这么说，95%以上冤案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警方再根据逼供的结果找证据，找来的证据半真半假。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除非极个别可能亲友之间存在顶替，否则，无罪的人不会无缘无故承认有罪。

第二个重大原因，是对有罪证据的认定，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刑事诉讼法》要求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出被告人有罪的关键事实结论，应该达到唯一性。这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言人关于念斌案的发言就提到了，案件没有排除合理怀疑，关键证据上没有达到标准。

再讲第三条原因，就是没有重视辩护意见。有些司法人员总觉得，辩护人是给被告人说好话、找理由的。有些明显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摆出来也不去核实。

中国青年报：如果说刑讯逼供可能是出于公安部门的破案压力，那么，对于证据的认定，为什么会成为冤案发生的第二大原因？

陈光中：因为过去特别怕放纵犯罪，这使得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司法机关实行一种潜规则，即“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就是这个案件有一些证据，但综合起来看，证据还存在矛盾，没达到唯一性，定罪证据不够。这种情况下，怕放了犯罪嫌疑人，造成放纵犯罪，就还是判，但量刑上会轻一些。按照案情，该判死刑的，不判死刑，怕杀错了，没法纠正。佘祥林案是这样，浙江张氏叔侄也是这样。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疑案从无”的原则，但实践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疑罪从轻”的，这实际上是对法律规定的变相歪曲。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案件实际上带有重大冤枉的风险。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害怕宣告无罪，对社会、对被害人没法交代。社会上盯着你，如果不是你，那真凶是谁，被害人和家属盯着。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按“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了。

枉法渎职才追究司法人员责任

中国青年报：不少冤错案件都历时多年，几经上下，有的得到了纠正，有的还没有，冤案纠正难的原因是什么？

陈光中：实际上，在冤案中，念斌案8年还不算特别长，河南李怀亮案也是几上几下12年。我认为，念斌这类案件还不是冤案里最难纠正的。因为该案几上几下，始终没有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你总要对这个案子给一个结论。

冤案是个底线，现在对新的案件，防得更严。新的环境氛围下，有利于作出无罪判决。难的是判决生效的案子，判决一生效，就意味着定案了。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么说？ 陈光中：已生效的案件被纠正的，绝大多数是发现真凶，或者发现被害人活着回来了。典型的是佘祥林和赵作海案件。有的确实破案，真凶抓到了。这类情况占大多数，因为明摆着办错了，必须纠正。

至于已经生效、但没有抓到真凶的案子，改判非常难。一旦改判，就涉及到责任问题，公安机关侦查，有没有违法，有没有刑讯？检察机关有没有失职？法院有没有把关不严？另外，还有社会舆论和被害人方面。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判，被害人家属就领着一群人，到法院施压。

所以，对于那些已在服刑、但申诉不止的犯罪嫌疑人，他们的案件要重新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难度非常之大。

中国青年报：害怕被追究责任，是否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有关部门不愿意去纠正案件？

陈光中：现在中央也规定要终身追责，总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要具体分析，否则会造成另外一方面的副作用。打击办案人员积极性，造成纠正更难。

我认为，不管公检法哪家，你现在的办案技术条件是有限的，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完善的机制会让错案大大减少，但想完全避免，很困难。我们可以要求零错误、零冤案，但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很难做到。

我认为，只有两种情况，办案人员应该被追责。一种是故意制造冤案，这是枉法。另一种，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这是属于渎职。都是主观上有过错，要追究。

至于说案件摆在那儿，经过反复研究，出于认知上有偏差，或者后来发现新的情况，就不应该追责。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说起来是明确的，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每个人的掌握是不同的。

中国青年报：过去一些重大案件的定罪判决，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而不是主审法官或合议庭的决定，这是否给纠正和追责带来难度？

陈光中：原来这种重大案件，有争议判重刑的，都是经过各级法院审委会定的。有时

候，法官本人并不主张定罪，但合议庭要服从审委会意见。一般来说，只要法官向审委会实事求是汇报，没有掩盖真相，法官本人是不负责任的。

纠正错案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如何正常化。既要配合，又要真正制约，不要搞成联合办案。一参加联合办案就“一锅粥”，一错到底。有时候，公检法三家还联合对付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里就有一条，法院不再参加公安机关、检察院联合办案。

适当降低申诉立案门槛

中国青年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觉得如何更好地去纠正冤错案件？ 陈光中：在严防冤案方面，现在做得还算比较好。坚持防止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坚决不提“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也强调要正常运行。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平反，过去“留有余地”被判刑的案件，申诉不止的，有一定数量存在。

这里面包含了放纵犯罪的风险，但不平反，更大的可能是冤枉无辜。有的案子，公安机关不去努力，张氏叔侄是被害人的指甲里发现DNA，发现不对劲了。这种案件有那么多吗？有的确实是无头案没有找到真凶。这种案件，严格按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去审判，不够标准就要纠错，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中国青年报：实际操作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去推动冤案的平反？

陈光中：各级法院、检察院应正视这个问题，对申诉不止的案件，一定要重新审查。已生效裁判的申诉立案标准，可以稍微放宽一些。按《刑事诉讼法》的标准，是确有错误的案件，才可以立案。我觉得，条件是不是可以放宽到：有相当大的错误可能性。程序上有严重问题的，也可以启动重新审查。不主动审查，就发现真凶，这毕竟是极少数的情况。

至少在申诉这块，启动的程序标准应适当放宽些。有些冤案，相关部门瞒着遮着，法律程序启动以后，经过审查，才能知道有没有问题。启动也有震动，毕竟，对一个人的冤枉是天大的，更不要说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