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框架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框架
作者:徐延辉 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资本”及其实物形态的变化过程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到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企业家管理才能变成四要素,经济学关注的资本始终是可以量化分析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对于难以量化分析但对经济运行又确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经济学家却采用“假设其他情况不变”的方式将其排除在模型之外。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以及企业家的社会声望等非物质资本是企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拟从经济社会学入手,对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深入探讨。本文所使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基于个人品行即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
企业家伦理行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缺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或企业家精神属于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一般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探讨的范畴。但是,也有学者比如查尔斯·维尔伯等经济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吸收伦理学思想,因为伦理价值观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解决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即现实经济怎样运行以及应该怎样运行的问题(维尔伯曾详细地讨论了关于伦理学介入经济学的三种不同方式,见Wilber ,1998)。但是,自从20 世纪30 年代那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后,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价值观,伦理学与经济学逐步分离,使企业家精神这一影响企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变量从主流经济学分析中逐渐消失。
经济学为了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逐渐摆脱伦理学,这对经济学作为一门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是极其不利的。伦理学者道格拉斯·维克斯认为,由于排除了道德关怀,经济学正变得日趋贫瘠(Vickers ,1998 :1509104)。
企业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社会学与伦理学的融合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学所关注的企业家(及一切经济主体)是其行为的理性特征方面。“理性”是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当代经济社会学家斯维德伯格认为,在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当中,理性一般被当作一种变量来探讨,只有在经济学当中,理性才被当作一种前提假设、一种固定的行为特征而贯穿于一切经济模型之中(Swedberg , 1998 :135)。社会学对企业家行为的探讨超越了经济学的狭隘界限:它一方面肯定了企业家行为当中的理性因素,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企业家行为当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将企业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理论研究的典范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企业家(及一切经济主体)的行为做了宗教上和伦理上的分析,认为贪欲或赚钱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为贪欲是一切社会一切主体的共有特征,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而在于经济主体尤其是企业家群体所奉行的伦理准则。韦伯在书中,曾大段摘录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认为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财致富之道,而且是“一种奇特的伦理”。比如,富兰克林认为,信用就是金钱,善于准时偿付借款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要尽力避免。除了勤奋和节俭之外,与他人交往守时公正并奉行诚信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韦伯,1987 :3358)。企业的社会网络是指企业在产品的产购销过程中与其他贸易伙伴所发生的一些长期性和重复性的社会联系。社会网络对企业生产函数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种效应:一是网络规模越大,能为企业提供的信息、资金等稀缺资源就越多;二是网络密度越高即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越频繁,为企业提供的社会资本的质量就越高。对于第一种即网络规模效应,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对于第二种即网络密度效应,目前还存有争议。（注5）我们认为,网络密度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假设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论证。
其一,从社会互动角度来看,网络密度较高意味着网络成员之间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在联系密切的网络中,成员之间一般都保持较高的互惠性期望和较为明确的惩罚性规则,因而网络能为成员提供真实的收益(或成本)。其二,从经济学实证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提供许多经济交往的经验数据对此加以经验支持。比如,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贸易格局曾发生如下规律性变化:二战之前,世界贸易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二者之间的贸易数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50 %左右;而在20 世纪6034 %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数额跃居世界首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5 %256)。
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大要素,依其对企业生产函数的贡献率可以将其排序为:企业家个人品行、员工个人品行以及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
企业家(包括企业的决策群体)的个人品行位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三要素之首,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又是依靠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推动、建立和扩张的,因而企业家个人品行实际上变成企业社会资本之中最重要的变量。那么,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
笔者认为,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主要是指企业家的伦理道德行为,包括前文所述的各种行为。除此之外,还可以从社会互动角度,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个人道德水平的培养过程:一是从先赋资本角度来看,遗传及家庭(或家族)声望对个人品行具有重大影响,前者决定个人的可教育程度及可塑性大小,后者则是个人社会资本的先天占有量,它可以是正数(当家庭声望较高时),也可以是负数(当家庭声望较低时)。二是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及工作经历都可以塑造个人气质,较高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增加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儒商”即被引申为品格高尚的、胆识才能俱备的、言行一致的儒雅之士(马涛,2000)。工作经历是个人实现社会交往或与他人发生互动的主要形式,库利曾把人的生命归因于两个因素即遗传和社会,认为“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 “人类本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库利,1989 :
8、21),正是社会交往不断地改变和塑造着个人的品行特征。
员工个人品行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员工的敬业精神方面。员工的工作成效只要符合企业工作标准就应视其为合格职工,但经验研究表明,在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当中,职工的努力水平常常超过企业要求其达到的努力水平,效率工资理论对此给出了较好的解释。但是,阿克罗夫(George A.Akerlof)认为,职工并非根据正规的、制度化的工作标准来工作,而是根据非正规的努力准则来工作的,这些努力准则并不是个人拥有而是集体所共有的、源于职工之间的情感比如友谊、或者出于职工对企业的情感比如忠诚而产生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职工按照这些标准工作,其劳动成果超出企业标准的余额相当于职工送给企业的礼物。作为对员工超常努力及其高昂士气的一种奖励,企业回赠给员工以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即效率工资,这样,在企业及其员工之间就实现了“礼物交换”(袁志刚,1997 :142)。从阿克罗夫的礼物交换模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规范(social norm)对员工及对企业双方的内在影响,具有互惠性质的社会规范内化于员工及企业家的伦理道德之中,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第三个变量是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也即通常所说的“品牌效应”。产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凝结,本身没有思辨能力或行为能力,从表面上看与本文所采用的以“信任”为核心思想的社会资本概念似乎相去甚远。但是,笔者认为,产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形态反映了其生产者的价值理念,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并流向市场,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伦理思想就会通过这一媒介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如果说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个人品行是“静止的”社会资本,那么其产品则是“流动的”社会资本,它会无声地传递企业的价值理念,为企业带来巨额物质资本。关于产品信誉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信息经济学奠基人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曾有简短而精彩的描述,他说“商誉”这个概念,可以定义为“顾客无须不断搜寻(即只须偶尔核实一下)就会不断光顾”(施蒂格勒,1996 :82)。信誉可以保证消费者对于某种品牌产品的信心,节约消费者的搜寻成本,有助于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经济福利。
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意义
有关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影响的话题国内学术界讨论颇多,见张其仔(1997;2001)和李惠斌、杨雪冬(2000)等。在本文中,我们将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即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引入企业的社会资本变量之中,又将社会资本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之中。那么,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具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将其归纳为两种效应。
第一是内生增长效应。
本文认为,在企业的生产函数当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产出增长的“硬件”,社会资本则是经济增长的“软件”, “软件”与“硬件”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借助于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物质资本而提高企业全部资本的生产效率。虽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化于经济主体的伦理道德是无形的,但是其载体却是有形的,在本文中这些载体就是企业家及其员工。本文的分析表明,具有勤俭敬业、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质的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伦理行为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一定时点上企业家及员工作为一个整体其行为方式又受过去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定时点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要受过去人们行为方式的直接影响,并对现在及未来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个人品行对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效应。
第二是向外溢出效应,它有两层涵义。
首先,由于企业家及企业产品良好的社会形象会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模仿行为,从而使良好的个人品行具有扩散效应。经济学家阿克罗夫和曼斯基(Charles F.Manski)等人曾经分别对社会互动中的个体行为做过深入研究,结果发现“身份”(identity)具有激励作用,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理想的身份并按理想的标准去行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也对人的“社会自我”意识做过心理分析,认为荣誉感是一个人最基本、最真实的自我, “生命对荣誉的追求在人类行为中绝不是一种浪漫的需要,而是真正达到人性水平的标志,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库利,1989 :153-154)。进入更高级的群体、受到更多的人尊重,这种动机遍及一切人类,它会促使人们遏制自己的不良行为,按照理想中的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去行动。
其次,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程度越高、信任范围越广,社会资本的质量就越高。良好的个人品行首先是互动之中他人信任的基础,同时也意味着主体对他人的信任,也即主体对彼此诚实的作风、互惠合作意向具有确定性的预期。只有诚信扩展为社会交往的普遍原则,信任超越了亲情和人情的狭隘界限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一个国家才是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之国。（注6）
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只有当社会信任遍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只有当法律法规等“硬性制度”仅仅作为他律用以约束少数人的行为、当社会信任成为“看不见的手”作为自律自发地约束多数人的行为,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认为社会交换已经接近“帕累托最优”即最有效率的交换状态,我们孜孜以求的市场经济才不仅具有形似而且具有神似:因为只有社会信任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灵魂。
注释：
注1：布罗代尔在其《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商品交换是一方无峰无丘、削平了的地盘,这是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布罗代尔,1997 :22)。
注2：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效率工资理论”,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索洛、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等人于20 世纪80 年代正式提出。虽然该理论的分析工具比较前沿即使用信息经济学关于雇主和雇员拥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方法来论证高工资与高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从结论上看,社会学家韦伯早在20 世纪之初(写出本文的时间为190461)。
注5：边燕杰等人在讨论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时,提出社会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呈负相关的假设(边燕杰、李煜,2000 :7)。
注6：杜恂诚在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时发现,近代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采取家族式的组织方式,中国企业家第一相信亲属,第二相信同乡。在上海等通商大埠中,做生意的人都以同乡关系结帮:广东人在一起结成“广东帮”,宁波人在一起结成“宁波帮”„„诸如此类的还有“苏州帮”、“无锡帮”等等。不仅企业家结帮,而且企业中的工人也以同乡关系结帮,工人传授技术也只在帮内进行(杜恂诚,1993 :1331905 年)即已提出了效率工资思想,这不能不令当代经济学家汗颜。
注3：熊彼特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可以从真实资本概念中引申出来,但仅仅作为私人资本加总才有意义。除此之外,资本作为支付手段只有在私人手里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因而讨论社会资本是没有意义的(熊彼特,1997 :137)。
注4：张其仔曾将社会资本的定义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指社会网络,第二种是指社会规则,第三种是指规则、网络与信任,第四种是指蕴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张其仔,2001 :59134)。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的当代版本,例如在北京的“浙江村”等等(见项飚,2000;刘林平,2001)。
参考文献：
彼得·布劳,1988 ,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利》,华夏出版社。
边燕杰、丘海雄,2000 , 《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中国社会科学》第2 期。
边燕杰、李煜,2000 ,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清华社会学评论》(2),鹭江出版社。
布罗代尔,1997 , 《资本主义的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查尔斯·霍顿·库利,1989 ,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
杜恂诚,1993 , 《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凡勃伦,1997 , 《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
哈耶克,1989 ,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加里·S.贝克尔,1995 ,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李惠斌、杨雪冬,2000 ,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林平,2001 ,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 《中国社会科学》第5 期。
马克斯·韦伯,1987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马涛,2000 , 《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马歇尔,1997 , 《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马林诺斯基,1999 , 《科学的文化理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迈克尔·迪屈奇,1999 , 《交易成本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施蒂格勒,1996 ,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
万俊人,2000 , 《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项飚,2000 , 《从“浙江村”到中关村》, 《新华文摘》第7 期。阎云翔,2000 , 《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姚曾荫,1987 , 《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袁志刚,1997 , 《失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约翰·密尔,1982 , 《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约瑟夫·熊彼特,1997 , 《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张其仔,1997 , 《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朱国宏,1999 , 《经济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Akerlof , George A.& Rechel E.Kranton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CXV , August.Manski , Charles F.2000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Vol.14 , Number 3.Swedberg , Richard 1998 ,“Economic Sociology.”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ed.)by John B.Davis , Edwar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Tisdell , Clem 1996 ,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Evolution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Vallentyne , Peter 1998 ,“Economics and Ethic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stitutions and Polic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Vol.36 ,September.Vickers , Douglas 1998 , “Economics and Eth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Vol.36 , September.Wilber , Charles K.1998 , Economics , Ethics and Policy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Inc.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经济学博士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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