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及其典型意义

第一篇：001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及其典型意义

《中国文学研究》1996、2 p19

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及其典型意义

6862字

提要：本文论述《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符合汉代封建妇女道德的妇女形象。她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以死拒绝再嫁，既是合人性的情感追求，也是在善恶冲突中对女性道德规范的恪守，是“从夫”与“从父”两难道德冲突中合情合理的选择。而这种人生选择是汉代儒学经典所肯定和东汉时代风尚所倡导的。因此，刘兰芝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其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

关键词：刘兰芝；中国古代妇女道德

《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不是一般的受到封建家长的迫害的不幸的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的最高峰”①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并在如何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妇女道德问题上发表一孔之见。

(一)刘兰芝善良坚忍，她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但我们不可据此而将刘兰芝实践的道德规范仅仅框定在“劳动人民品德”的范畴内。在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男子因贫富的不同，有或耕或读之别;女子则无论贵贱，都理当“专心纺织，不好戏笑”(班昭《女诫》)。因为这不仅是劳动妇女的生产活动，也是所有古代妇女道德的重要内容。除汉代经史皆有明文规定和记载之外，举凡妇女题材的文学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有纺织之事或纺织品的叙述描写。汉乐府《相逢行》《长安有狭邪行》记“黄金为君门，白玉为高堂”之家，三子皆入仕途，也得“大妇织罗绮(一作‘织纻绮’)，中妇织流黄”即是明证。从焦家境况看，刘兰芝“夜夜勤作息”决非为生计所迫，由“大人故嫌迟”可知乃焦母有意折磨。刘兰芝独守闺户终日机杼，亦足见其“行无偏邪”。事实上，焦刘两家虽非高门巨户，也决非瓮牖绳枢之家。刘家“承籍有宦官”，焦仲卿身为“贵家子”而“仕宦于台阁”。房中“箱帘六七十”，被遣回家的车马相送，太守迎亲的繁华场面，虽不乏夸饰之辞，但都足以说明刘兰芝是一位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于一身的女子。同大多数古代妇女一样，刘兰芝的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所面临的是全社会任何妇女所共同的人生课题。而她的家世和经济条件.也使她比贫苦劳动人家的女子更多地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开篇的主人公自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读诗书。”以及篇中的刘母诉说，正是《礼记》“女子几十年不出”“妇人先嫁三月”这一长期教养和婚前训练的写照。其内容，无非诗书礼乐和“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如上所述，古代妇女的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妇女道德实际上即妇女的婚姻家庭道德。作品通过现实主义的叙述和描写，从女主人公是怎样处理自己同家庭诸成员的人际关系和她立身行事言谈举止两个方面展示了她的道德风范。

第一个方面，即在处理家庭人伦关系上，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②，未违“三从”之教。其表现有三：一曰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在丈夫身为府吏，“常见日常稀”的情况下，刘兰芝“守节情不移”，面对婆母的专横暴烈，她日夜纺织，奉养无差。可见夫妻之义重。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兰芝主动求遣，并非无情，而是对焦仲卿孝子角色的成全。被遣后虽明知“于今无会因”，一旦焦仲卿提出“还必相迎娶”，她马上以“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相劝慰。当丈夫以“誓天不相负”表明心迹时，刘兰芝无限感激，以“妾当作蒲苇”承诺于途中；以“府吏见丁咛”谢媒于娘家；以“勿违今日言”明志于诀别；以“举身赴清池”践约于“寂寂人定初”。二曰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当然，如果说她对刘母的忍隐柔顺是出于骨肉之情(如回家受责和含泪备嫁)不足以突出体现其礼义，那么，她怎样对待焦母的凌辱和逼迫，则主要是人伦礼义的束缚了。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③道德规范的遵循。三曰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落泪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嫂之誉己也。由此观之，我之臧否毁誉，一由叔妹。”④只可叹刘兰芝虽持为嫂之德，却难移焦母铁石心肠。

第二个方面，刘兰芝的言行举止，合乎“四德”要求，“敦礼则耳目手足起动作，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⑤其妇德既如前述，又体现于妇言妇容妇功之中。先闻其言：作品记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⑥“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⑦的突出体现。她对焦仲卿“盘石”“蒲苇”之誓，取譬于《诗·邶风·柏舟》，又足见其习于诗书之言的教养。次察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有二，一曰“不必颜色鲜丽”，二曰 “沐浴以时，身不含垢。”，⑧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貌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渭“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⑨末考其“妇工”：专心勤苦，则“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功效极高，则“三日断五疋”“朝成绣侠裙，晚成单罗衫。”连“织嫌日一匹，织素五尺余”(《上山采蘼芜》)的善织女子也难于企及。她身上所著之衣，房中的红罗帐、绿碧青丝绳等等用物，也正是其妇功妇德的物化形态。

从妇女道德的两个方面来看刘兰芝其人，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

(二)那么，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是否意味着同封建人伦礼法的彻底决裂，即背叛了她长期恪守的妇德规范呢?不错，刘兰芝之所以选择一死拒绝再婚，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割舍同丈夫的恩爱深情，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理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刘兰芝的这一人生选择是合乎那个时代妇女道德规范人格标准的选择。刘兰芝的死，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第一，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太平御览》引杜预《女记》叙汉代女子徐淑事，可与刘兰芝之举相互发明：徐淑丧夫，兄弟将嫁之。徐淑为书曰:“烈士有不移之志，贞女无回嫁之行。”并以“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反诘之。徐淑所为，深为当时及之后的舆论所赞许，合乎妇德规范。难道刘兰芝顺从刘兄之见，嫁太守家以求“足以荣与身”，反而合乎封建道德吗？从封建妇女道德的标准看来，刘兰芝的这一选择，既合夫妻恩爱之情，又合“女无回式之行”⑩的礼义。

第二，个体的道德实践，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而个体的道德信念，乃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兰芝以死殉情和道，正是汉代儒学经典所倡导的人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东汉尚气节这一时代风尚的产物。汉代儒学不仅依据先秦孔子之礼提出了一整套三纲五常的宗法制度，还依据孔子之“仁”，孟子之“义”以弘扬人格境界。同男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相呼应，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是“贤妃”“哲妇”“高士”“贞女”。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班婕杼（？）犯颜直谏以正成帝之失，孟光以天下无道，其夫开罪汉章帝而能与之安贫乐道弃君国而隐，举案齐眉，更是当朝的范例。尤其是东汉时期，由于各种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倡导砥砺名节，“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流风所及，妇人行丈夫之事，列女而兼烈士之风。西汉女子再嫁之事，于东汉则史载寥寥。孝而烈者，如舍身殉父的曹娥、叔先雄。义而烈者，如婆母盗而对案不食的乐羊子妻，手刃杀夫之贼的吴许升妻。贞而烈者，有皇甫规之妻拒董卓之夺自杀干乱军；荀爽之女抗父命而自尽于再醮夫家。○同以上之例者，以刘兰芝所处之建安间居多。她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未被儒学礼教所指责，反而为时风所激扬：或明载史书谱籍，名垂后世；成得官府，宗族嘉许，名播一时。曹娥、叔先雄有碑文旌表；广郡女子贡罗抗兄弟之命不再嫁，州刺史“高而许之”；临邛女子助陈守节，“宗族主其义”；广汉女子正流以

○沉水白主声名，太守五方“为之图像”。“百男何愦愦，不如一堤萦。”1

213“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是女亦胜男的赞美;“乌鹊双飞，不乐风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驱”更是妇女婚姻观念、贞节观念的反映。同后代诗歌相比较，汉之妇女题材诗歌绝无绮罗香泽之态，绸缪之度，正是这种时代精神道德情操在文学上的曲折反映。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以自己的生命和热血，维护自己的生活理想和道德人格，走完了她由淑女贤妻而贞女烈妇的人生历程。

第三，我们说刘兰芝以死相争之举是未违封建道德的规范的理由，还在于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而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汉代道德并不象宋明理学那样“灭人欲”而是“依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就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论之，焦母刘兄又何德之有?先看焦母，她身为家长已经当然也应该得到了子媳的孝顺奉养；也同时作为一个妇女却没有长者的仁德。按汉代之礼，她本当夫死从子，以“殷勤存后，存殁光荣。”○但由她的出媳，引出子媳分离；拒收兰芝(收回被出之妻不乏先例)逼得子媳自尽，结果是焦家绝嗣。仲卿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罪，焦母能辞其咎?在这点上，刘兰芝倒是没有责任的。又焦母确有令子出媳特权的，但《礼记·内则》明文是：“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焦母之于兰芝，一是横加罪名，所谓“吾意久怀忿”无异于“莫须有”；二是不教而诛，无情绝义。面对焦仲卿死前的苦苦哀求，她竟以“贵贱情何薄”拒绝，难道焦家之富超过正在娶刘家之女的太守?难道直到今日焦母方知焦刘两家门户不当?难道出媳的理由又变了?须知焦刘两家若是成婚配之后贫富分化，依汉代“三不去”之仪，焦母出媳也是违礼的。她以东家贤女诱焦仲卿去弃兰芝，所标榜的贤是什么?是“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取其貌而不言其德。凡此种种，皆是焦母之以寡德而凌兰芝的有德。拿汉代三从四德评之，孰善孰恶，个中优劣可以不言而喻了。更不用论刘兄夺妹之志，逼妹再嫁，乃是“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货”的“强中之嫁”；○以及太守的不择待字之女，垂诞被弃之妇和乘人之危，急不可耐地逼娶下属结发之妻了。《孔雀东一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枝叶交通，鸳鸯和鸣，是对刘兰芝生活理想和道德信念的由衷赞颂；行人驻足，寡妇仿徨，聆听的是抑恶扬善的道德训诫。

(三)毫无疑问，作品在成功地描写女主人公现实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同时，也充分地展示了女主人公的道德实践和道德意识，因而刘兰芝形象不仅概括了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妇女的命运，而且包含了汉代乃

1514至整个古代封建妇女道德的内涵。当然，在刘兰芝身上，渗透着作者对封建妇女道德完全肯定式的评价，但由于作品对生活的忠实态度，因而在客观上具有对封建妇女道德的批判意义。为什么一个合乎封建正统道德规范的女子仍然免不了被吞噬的命运?除了封建礼法政治的压迫，还在于封建妇女道德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表现为一方面完全否定女妇女的权利，要求妇女在家庭的长幼关系上听命于家长，在夫妻关系上听命于丈夫，成为善良的弱者；另一方面，又要求妇女身处卑弱以无尽的自我牺牲和奉献以利他人，利社会。具有弱者的善良，一句话，这个道德体系造就着无数善良的弱者，又同宗法制一道，无情地摧残着弱者的善良。妇女于少女期尚可得到骨肉之情的几分温暖，一旦婚嫁，则“战战兢兢，惧德不仇。”反映的正是道德权利和义务严重分离的心态。“情好初交接，恐忄栗 若探汤。”(《同声歌》)“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白头吟》)是结发之妻的焦虑；“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弃。”(《悲愤诗》)是再嫁之妇(即使名门闺秀如蔡文姬)常怀的隐忧。刘兰芝“君家妇难为”的叹息，“哪得自任专”的无奈，正是这种不平等道德压抑下的痛苦。

那么，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虽然封建妇女道德从总体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封建国家政治的。但是，第一，从根本上讲，仍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第二，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

17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人性内容。第三，更由于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之一，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均会对封建妇女道德体系加以吸取和容纳，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当着我们给予“男子对女子的绝对统治”○有了并将继续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批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割断同传统道德(包括曾经占过统治地位的道德)的联系吗?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东方的新的文明。这就是刘兰芝形象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

①苏联.克留科夫斯基《人是美的》国际文化出版社。

②③④⑥⑦⑧⑨⑩《女诫》

⑤《女学言行篡》 11赵翼《廿四史札记》

○12见《后汉书·列女传》

○13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4《史记·礼书》

○5《女论语》

1○16《潜夫论·断讼篇》

○17《汉书·食货志》 ○18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18

第二篇：文学典型形象的意义

我们读优秀的小说、戏剧文学、报告文学，都会感受文学典型的存在，它们开阔我们的眼界，给过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激发我们爱生命、爱生活的信念和热情。而成功的作品中典型的人物形象是不可或缺的，或许我们有必要认真探究一下文学典型形象的意义，见识文学典型园地里的深远景象、神奇风光。

典型形象的特点可以这样简要概括：它除了具有普通形象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更加深刻的思想性、更加普遍的社会意义和人类共同精神，具有更加充分的个性和更加丰富的审美价值。这些特点在普通的文学形象中是难得见到，或是所见不充分的。

典型形象展示了时代性、社会性和普遍人性。一个优秀的典型形象所包含的意义远远大于形象本身，它具有广泛的象征性、代表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此话高屋建瓴而言简意赅，道出了典型形象生成的核心秘密。

例如作为典型形象的阿Ｑ，我们从阿Ｑ身上看到当时雇农阶级、农村无产者的某些方面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甚至于言语方式，同时也看到当时社会上的人们某些恶劣习性的侧影。鲁迅介绍《阿Ｑ正传》的创作初衷时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这话里可以领会到作品的深刻性，体悟到阿Ｑ这个典型形象的广泛意义。小说刚连载时，茅盾就指出阿Ｑ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周立波指出阿Ｑ“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美国某教授说：“鲁迅塑造的阿Ｑ这个典型人物，不仅中国有，其实美国也有，全世界各处都有”。所以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小”，人们的行动范围和思想天地“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阿Ｑ的身上折射着全人类的某些共同特性。这种深刻、丰富的内涵，是普通形象所不具备的。

典型形象展示了鲜明独特的个性，作家笔下的形象个性是普遍见到的，但典型形象的个性要求更高，就像一束夺目的强光一样，吸引读者的注意，给读者留下永久的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该是如此。”这样的“单个人”的个性应该是立体的、透彻的、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单薄的，是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所说的：“所叙一百零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

再看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有奇特的名字,外表,语言，行为动作以及奇特的命运。可以说孔乙己的样样品行都独特，他的独特性使他成为真正的典型形象，这样的典型形象在世界文学人物画廊里找不到第二个。

典型形象在现代派作品是否可以见到？例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描写了一个奇怪的人物。尽管他作为人已经完全“虫化”、异化，但我们仍可以视他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小人物的代表，他的命运仍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谁也不能怀疑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形象具有典型性。那么虚幻的人物，如孙悟空算不算典型形象？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创造典型形象是作家们共同的愿望和毕生的追求，但不是每一个文学形象都是典型形象，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创造了典型形象，人物形象多如牛毛，典型形象稀如牛角。文学点习形象更像是社会的缩影，也正是通过它,作者才能用简洁的文字表达其丰富的思想感情；读者才能从精简的文字中获得更多启示。

第三篇：离骚主人公形象精神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

《离骚》主人公形象精神内涵解读和其现代意义浅探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全文第一部分总述己志，以劝其君。但是结果很明显——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并不为楚怀王认可，于是行文便很自然地转到了第二部分：极写自己不见容于君，不获知于世，上下求索，以悟其君。此时的主人公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一片赤诚不被认可，他的一腔热血无处喷发。举目望去“举世皆醉我独醒”，他的满腔的愤懑无处排遣。于是，在内心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和寻求精神上的宽慰的双重因素下，他只能去寻求传说中的极乐世界“仙境”，借用玄幻的神话世界来让自己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得以宽慰。

但是，即便他想用神话的华丽来让自己忘记眼前的忧愁，可心中那份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依然是他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是那么的脆弱而且无处不在，连神话也不例外。这一点从他“求女”的艰辛历程可以看出：他求宓妃求佚女求二姚，其结果都是“不可求”。可以说这也是他仕途不畅的写照，而求女实则是在求君。他渴望怀王能够迷途知返能够看到他的一片赤诚之心，希望他深深热爱着的楚国能够“美政大兴”，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够了。为什么？第三部分紧接着便含蓄的告诉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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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作者写经灵氛巫咸劝导，与去国远行而终不忍也。我们联系上一部分来做以分析。

从文章情节的发展上来说，主人公求女不成因此问吉凶于巫人企图通过“神力”来获知未来的凶吉。但是微妙的是尽管巫人都肯定地说“两美必合”却又都劝他“去国远行”，这是何故？因为“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当时的楚国真的已经“举世皆醉”了，“独醒”的主人公当然不能被容于其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辛苦培育的“芷兰”们一个个都堕入了世俗。看到这里，楚国哪里还有主人公继续走下去的路呢？于是，巫人劝其去国远行，他的确也动了心。可是他很快又从中跳了出来。因为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他的高尚的品格是源于先祖高贵的血统，前后呼应导出了他坚守不去的精神支柱。

于是，在残酷的现实和内心的愤懑之中他选择了坚守和以身殉国——“即莫足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纵览全文，我们由衷地为主人公的一身浩然正气而感慨，为他遭受诬陷不被容于世的不公待遇而愤懑。

至此，一个骨骼清瘦，汨罗江畔叹息流涕而独立的文人形象在我们的脑海中被勾勒出来。那么屈原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与他自己又有什么联系，这个主人公形象的精神内涵又是什么呢？

首先，联系屈原的遭遇我们几乎可以说《离骚》中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的化身。

第二，主人公的精神内涵是什么？ 1.他孤独并高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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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一个怀才而被放逐，空有一番文采和政治谋略却被奸佞诬陷。而且整个社会都已经“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愁苦。他一个人在坚守着自己理想的道德阵地。因此，他是孤独的。而正如复旦大学陈果教授说的那样“孤独和寂寞不是一回事，孤独是一种美丽的甚至罕见的高尚！”。屈原正是如此，他虽然于世不容，但是他有自己的为人原则，他有他精神上不可丢弃的一片圣地，这是他精神的最后支柱。因此，他可以以一种鄙夷的态度去摒弃同流合污。从这点来说，他孤独并高尚着。2.他坚守而守望着。

他的坚守不再多说，我们重点来探讨他的守望。有人说屈原最终投江而死，说明他希望的完全破灭。这点不能否认，但是也正是从这点我们更有把握地说他是守望着的。回顾全文，我们仔细想想就能知道为什么他能“举世皆醉我独醒”，为什么能在被放逐的情况下依然希望怀王回心转意以及后来的他不忍去国远行不都是因为他对怀王对他的国家怀有希望吗？

3.他是中国道德的标杆和文人风骨的楷模。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用自己的才能和风骨有利的驳斥着这句缪言。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文人已经将屈原作为他们道德神坛上的偶像，他当之无愧的是中国文人道德上的领袖。

现在，我们探讨了《离骚》主人公形象的精神内涵，现在我们再来联系现实来探讨这一精神内涵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当今社会的不良风气：拜金女，挟尸要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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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跑，芙蓉姐姐……一个个道德败坏的人物成为社会的公众人物并且以挑战国人的道德底线和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生活。我敢说，倘若屈原在世他早都投了十次江了！

最近一段时间，“小悦悦”事件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争论。我们不得不惭愧的将那块曾经让我们引以为豪的“礼仪之邦”的金字招牌拆下，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资本。

很多年前，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被市场经济带来的拜金主义唯物质主义所打倒再加上国人精神上“无信仰”，我们的国民已经处在一种不怕天不怕地的危险边缘。整个社会在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展现出一种群体精神上的“迷茫”“无知”和“浮躁”!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纽带正面临着断裂的危险！

因此，我觉得屈原形象的现实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我们的社会无论是商界政界还是学术界都呈现出明显的“浮躁倾向”，而这样的浮躁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必将引起国民群体性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和社会精神建筑的崩溃。所以，屈原精神内涵中的坚守正义和崇尚美德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第二，对于社会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国际化”。这似乎是好事，可是他也不可避免的在文化领域冲击着我们的道德标准。太多的明星，高官，富豪赶潮流似的移居海外或者加入他国国籍。在火车站，我们甚至随处可见关于移民的信息。这正强有力的说明我们爱国主义精神的缺失。另一方面，没有移民的群体也存在着

中国古代文学

不同程度的“反动”，最明显的是我们乐忠于听那些关于领导人的流言蜚语，一旦有那篇野稿曝出那位领导人的“佚事”我们不管真假如同抓住的什么把柄一般兴奋。曾经在大陆有一部关于周恩来总理的“佚事”的书引起过很大的反响，书的作者声称自己是周总理的私生女而且还曝出了许多关于毛主席的秘密。后来，戏剧化的结果是几位台湾的学者以严谨的反驳揭穿了这个作者的虚假面目。国人爱国情感的缺失从此可见一斑！

第三，屈原刚正不阿，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

如今，“识时务者为俊杰”越来越风靡，甚至更多的大学生开始认可“做人的圆滑，人脉比真才实学更有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缺少正义，缺少坚守。越来越多的人会用“傻”来形容“老实”，用“聪明”来形容“奸诈”，我们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正在一点点丧失殆尽！而这不正是我们该向屈原学习的坚守本心吗？

综上所述，《离骚》中主人公精神内涵不仅丰富而深刻，而且对于今世社会的进步，人民精神的充实和道德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

第四篇：分析哈姆莱特形象及其其典型意义

分析哈姆莱特形象及其其典型意义

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结合体

——哈姆莱特人物形象分析

四百多年前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如突兀异峰崛起于英国文坛。这位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以其深刻的思想、广泛的内容、优美丰富的语言、高超娴熟的艺术技巧，征服了当时和后世的众多读者。《哈姆莱特》作为莎士比亚的传世剧作，其主人翁哈姆莱特的经典形象，无疑是世人所关注的焦点。或许正如别林斯基所惊叹的那样，说不尽的哈姆莱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年轻朝气的形象，冲动犹豫的性格，善恶兼备的道德取向等等。哈姆莱特一生的经历折射出他内心的凄厉和壮烈，同时也体现了哈姆莱特的矛盾性——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二重结合。

一、成长中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哈姆莱特的出身是个王子，他高贵、优雅、勇敢、有学识，追求纯洁的爱情，属于上流社会的统治阶层。用哈姆莱特的情人奥菲利娅的话来说，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辨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1]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他对人报有美好的看法，高呼“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情、友谊也有自己的看法，希望以真诚相待的平等关系来代替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这时的他年青而乐观，对人对事充满幻想。可见，哈姆莱特应该是一个快乐的王子，拥有地位、名份、权利和爱情„„是父母的骄傲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摆在他面前的是鲜花着锦的前程和命运。然而，伴随着成长中遭遇的现实变故，他的理想宏图完全被破坏。开始由高贵的王子向凡夫俗子转变，品尝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堕入矛盾和苦难之中。

老国王之死，标志着哈姆莱特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逆转。父亲的死，使他陷入悲痛之中，失去了早先的欢乐。紧接着是母亲的迅速改嫁，自己的叔父转眼成了继父，王位被剥夺等一系列的变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哈姆莱特以沉重的打击。他用一身“墨黑的外套”抵抗着自己无法接受的现实，也包裹着他此刻痛苦而流离失所的内心。作为儿子，哈姆莱特丧失了原有的人伦秩序，家的存在随着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改嫁而瓦解。他的母亲不仅无法帮助他进行自我身份的认证，还突然间远离和抛弃了他。而作为王子，哈姆莱特理所当然的继承权也遭到了剥夺，新国王克劳狄斯以堂皇的言辞对王位世袭进行了质疑，现实的篡改意味着对于哈姆莱特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权利的剥夺。作为爱人，哈姆莱特怀疑奥菲利娅爱情的纯洁性，认为她是奸王派来的暗探，于是就绝然地斩断情丝。这时的哈姆莱特面临着一切常人都可能要面临的人生困境。家的解体，母亲的背弃，王位的丧失，爱情的失落。他不再是以前快乐的王子，而是象凡夫俗子一样背负着难以言说的各种人生苦恼。回顾后目睹的各种丑恶现象使他认识到现实并不如想象那样美好，坚贞的爱情、忠诚的友谊、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些曾被视为珍宝的生活理想，如今都已化为泡影。年轻的哈姆莱特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沉思着亲缘的关系，沉思着被否定的亲情，沉思着被篡夺的王位，沉思着被轻蔑的爱情。这一系列的沉思始终伴随着哈姆莱特走向未来的成长旅途之中，促使他变得忧郁和怀疑。当哈姆莱特从父亲的亡魂那里得知整个事件的真相时，更加深了他心中的疑惑，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复仇之路。

哈姆莱特命运的悲剧性逆转不仅使他看清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而且还进一步看清了把罪恶掩盖起来的伪善。他完成了由高高在上的王子向凡夫俗子的转变，开始了严肃、忧郁的沉思。

二、忧郁、沉思的性格

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求学时聪明机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父亲的不明猝死，母后的迅速改嫁，叔叔的篡位这三道冲击波，使一向无忧无虑的哈姆莱特变得忧郁、沉思起来。然而，忧郁、沉思并不是哈姆莱特的天性。

从表层上看哈姆莱特的忧郁来自父亲的死亡，来自母亲的背弃，来自爱情的失落。他从威登堡匆匆返回丹麦为父奔丧，流露忧伤的情绪是人之常情。儿子哀悼父亲的死亡，以至于产生郁结情绪，谁也不会惊异。也正体现了他作为凡夫俗子的一面，具有常人的正常情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忧伤之情会逐渐淡化。然而，哈姆莱特却并没有从忧伤中解脱出来。其母亲乔特鲁特认为活着的人都要死去，从生活踏入永久的安宁，她要求哈姆莱特把“高贵的父亲”的死当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抛开“阴郁的神气”。其叔父克劳狄斯却先从表面上肯定王子的“孝思不匮”是“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随后认为哈姆莱特“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2]要求哈姆莱特承认既在事实。而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认为，哈姆莱特的忧郁是由于向他女儿奥菲利娅求爱遭到拒绝。因此，他们认为，哈姆莱特的忧郁来自于父亲的死亡，爱情的失落。然而，哈姆莱特之所以忧郁不仅是因为克劳狄斯杀兄霸嫂、篡夺王位，而是他目光尖锐，从个别人的罪恶中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罪恶。他看到宫廷腐化堕落，阴谋重重，朝臣们阿谀奉承，阴险狡诈，国内民怨腾沸，社会动荡不安，邻邦挪威蠢蠢欲动。原先代表他高贵出生的丹麦王室，现在却成了“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3]。在哈姆莱特看来，克劳狄斯的罪行只是世界上存在的全部罪恶中的一桩，问题在于整个时代颠倒混乱，与理想相背，“原以为美好的大自然，只是一片荒岬，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原来理想的天神一般的人类，现在看来，不过是泥土塑成的生命。”[4]所以哈姆莱特意识到，他的责任不是单纯地为父报仇，杀死一个奸王那么简单，而是要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要把个人复仇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

哈姆莱特确定了为父复仇的使命，却又找不到恰当的方式，他期望改变现状，却又力不从心。为父复仇容易，重整乾坤却困难重重，哈姆莱特变得越来越忧郁，陷入了更深的沉思之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5]充分体现了他的内心沉思的思考：是干还是不干？哈姆莱特看出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的内心矛盾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冲突着。并且，这时哈姆莱特不只是考虑自身的生存与毁灭，而是联想到人类甚至整个宇宙的生存与毁灭，哈姆莱特超越了凡夫俗子对自身命运的思考，而是作为乾坤巨人的思想而存在。

三、身不由己的行动

现实要求哈姆莱特的是行动，但他却迟疑不决。从哈姆莱特的忧郁沉思性格我们可以找出他延拖复仇行动的理由。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他父亲的亡魂那里找到答案。哈姆莱特的主动行动很少，多半是受到父亲鬼魂的启发和驱使。两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哈姆莱特的复仇行动是身不由己的。

在哈姆莱特反复探索的过程中，他愈加感到现实的丑恶，理想的幻灭，从而否定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感叹“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许多是多么的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6]。从而陷入悲观厌世，郁郁寡欢的境地，导致哈姆莱特在行动之时踌躇不决，进退维谷。采取行动的倾向和逃避行动的倾向互相抗衡着。但由于有父亲鬼魂的命令，才促使着他的复仇行动的发展。当哈姆莱特通过导演戏中戏，验明元凶，但他仍然无法证实内心对成人世界的罪恶所作出的结论。于是突然放弃了他的复仇计划，这次被自我否定的背后袭击事件，它实际上显示了哈姆莱特此时对于复仇行动的质疑。具有完美倾向的哈姆莱特，他希望他的复仇不是以暴制暴，哈姆莱特面临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复仇实践，而是他相信一种存在于天地间的公理，而此刻他必须选择等待和忍耐。

哈姆莱特在为父报仇的行动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父亲被害时他不在现场，所有事实的真相由其父亲鬼魂转述，缺少直接证据。至于母亲与叔父的婚礼更是仓促，根本不容他反对。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之下，哈姆莱特拿出了“装疯”的杀手锏，来侦察事件的真相。但直到后来才真相大白，是他的叔父杀兄篡位。其叔父正站在权力的颠峰，对于整个世界公正与合法制秩序作出挑战，正是他扮演了哈姆莱特的对手。可他发现家庭中的不幸只是万恶之中的一件，现实与他想象中的更为残酷，他还需要不断地去了解他身边的人和社会，不敢轻举妄动。哈姆莱特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因此，此时的个人复仇任务变成了社会责任，这样的想法驱使着哈姆莱特的进一步行动，承担起艰巨而严酷的现实重负。由此，哈姆莱特在行动上体现了凡夫俗子和乾坤巨人矛盾结合。

四、对女性的误解

哈姆莱特在身不由己的行动过程中，感受到了周围世界的冷寂和孤独。母亲的改嫁使他怀疑亲情，朋友的背弃使他不信友情，情人的刺探使他远离爱情，严酷的现实遭遇让他变成了一个孤军奋战的斗士。这一切销蚀了哈姆莱特原有的对“人”的美好理想，给他以致命的打击。哈姆莱特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理想化倾向的理想主义者，他执着地把自己关于人、人生、以及善与美的理想，集中体现在女性身上。年轻的哈姆莱特本该享受到青春爱情的单纯美好，然而经过一系列的变故打击之后，却完全颠覆了他对女性的美好认识。

哈姆莱特对女性的偏见主要来自于母亲对他的伤害，年轻的哈姆莱特开始时对女性带有唯美的幻想色彩，贞洁、善良、真诚。由于母亲对家庭的背离，父亲刚死了两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嫁人。因此，“哈姆莱特以激烈的言辞表达着内心深处的无助和依恋，母亲背叛自己的这一决绝行为，让哈姆莱特在情感上极度震惊和痛苦，他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越是怀疑就越陷入困境，越是陷入困境就越以一种尖锐的方式祈望再次得到母亲的爱和关注。可是哈姆莱特却意识到，他的母亲作为女人，早已成为了生活中一种最为可疑的变数。”[7]哈姆莱特似乎绝望地洞悉了女人的全部秘密，意识到母亲是受情欲的摆布，“迫不及待地钻进乱伦的衾被”，成为“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让淫邪熏没的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的那个人，他发出了至今仍被一些人赞同的话语：“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8]这对于哈姆莱特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害，“可以说哈姆莱特在一瞬间丧失了童年记忆中所有的母亲形象，而获得对女性的重新评价”。[9]此时的哈姆莱特完全按他的理想和道德标准来要求其母亲，“对母亲的矛盾心理使得哈姆莱特对于女性既鄙视又亲近，既暴戾又哀伤。”[10]

可怜的奥菲莉娅，理所当然成为哈姆莱特对女性误解的祭品。别林斯基这样地评说过哈姆莱特：“他对于爱情的现实性，对于女性的尊严也不相信了；象个疯子一样，他把感情践踏在脚下，用无情的手撕毁了他和那纯洁、美丽的女子间的神圣关系，而那女子曾是全心全意地、天真地把一切交给了他，他呢，也曾深深地、温存地爱过她。他无情而粗暴地侮辱她这样一个柔顺、温和，象是稀薄的空气、光线和和谐的音乐所造成的女性，好象他要赶快抛弃世界上使他想起幸福和善良的一切。”[11]只因为奥菲利娅在王权斗争中无意之中被充当了权力之争的棋子，她轻易地被人利用了，充当了刺探。于是，奥菲利从哈姆莱特心中的女神，“那天仙化人的，我的灵魂的偶像，最艳丽的奥菲利娅”变成了另外一种可怕的形象，“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12]而他对女人的嘲弄更充满了真正的惨痛，“„„进尼姑庵去吧„„或者要是你必须嫁人的话，就嫁给一个傻瓜吧；因为聪明人都会明白你们会叫他们变成怎样的怪物，进尼姑庵去吧，去，越快越好。再会！”[13]哈姆莱特以偏执的立场，将纯洁女神奥菲利娅作为了嘲弄的对象，以狂暴的语言伤害她，间接导致了奥菲利娅的死亡。

哈姆莱特没有意识到她们也处在被杀戮和被损害的位置，都是权力争夺的牺牲品。他没能充分地理解他身边的女性，没有透彻地理解她们的爱和意志。哈姆莱特对女性的爱和恨，显得荒谬而又悲哀，一般女人的美质在她的观念中毁灭了。在这一点上，是哈姆莱特在乾坤巨人向凡夫俗子的倒退。

五、善恶兼备的道德取向

陷入忧郁、沉思的哈姆莱特戏要明确要不要复仇的问题，又要选择复仇的方式，是正大光明的复仇还是不择手段只求目的复仇？这就使得他的良心天平在善恶两极的道德法码上左右彷徨。“他既看到现实人类的天性的伟大、崇高，也看到了人的渺小，人性的恶劣、自私和狭隘。„„既把人誉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又把人贬为从‘泥土提炼出来的玩意儿’”。[14]他对叔父的篡位，母后的乱伦，情人被迫的背信弃义所表现出来的是极度的厌恶和反感，对流血复仇却又是本能的道德顾忌。因此，他犹豫，拖延复仇行动。哈姆莱特把周围发生的一切都置于他的道德显微镜之下，作为他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

哈姆莱特有其善和正义的一面，立誓重整乾坤，为父报仇，杀死篡位之王叔父是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行为。但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则暴露出恶的本性。他对于自己挚爱的奥菲利娅绝情的伤害和误刺其父亲波洛纽斯后的冷漠表现，以及为了给自己复仇扫清道路，把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送上死路。站在哈姆莱特的立场上，二人的确该死，因为二人是罪恶之首克劳狄斯的帮凶。但对于哈姆莱特对人性的追求以及自我求证，还有期待树立一个堂堂正正的未来的王形象而存在，就显得恶劣、自私和狭隘。

哈姆莱特为父复仇，重整乾坤，愤怒的喊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5]这是他道德取向善的一面，表明哈姆莱特的注意力已经从个人的不幸、家庭的问题转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罪恶，和克劳狄斯为首的统治丹麦的罪恶势力作斗争，以拯救人民大众为己任，把个人的苦难转化为人民大众的苦难，也是哈姆莱特作为乾坤巨人的证明。他斥责政客是“偷天换日的好手”；揭露律师的手段是“玩弄刀笔，颠倒黑白”；认为地主“比牲口聪明不了多少”；嘲笑罗森格兰兹这类弄臣是“吸收君王的恩宠、利禄和官爵的海绵”；讥刺波洛涅斯这类奸臣为“鱼贩子”、“水苍蝇”；他列举活在这种世上的痛苦有：“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小人的鄙视”。[16] 哈姆莱特对现实的批判，证明了他的美善同情及正义。

总之，哈姆莱特这一人物形象蕴含着无尽的意义，其一生都伴随着成长的痛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背离的亲情和无望的爱情，重整乾坤的责任与薄弱的意志等等，把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矛盾两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哈姆莱特始终没有满足于个人的复仇，以他那好问的头脑，在与社会邪恶和自身人性弱点的斗争中，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和自身人性的完美。最后，莎士比亚让他在比剑中结束他悲壮的一生，圆满的完成了他复杂而完整性格描绘的最后也是最悲壮的一笔。但哈姆莱特没有白白的倒下，身后留下了一个如何不与罪恶妥协的榜样。从此，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结合体——哈姆莱特，在不同的读者心中获得新的生命！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

（2）《性格悲剧·崇高·人》，（《外国文学研究》，1985.3）

（3）《世界文学中悲剧性格的两极和两座高峰》，（《外国文学研究》，1991.1）

(4)《关注人的命运·探索人的奥秘》，（《莎士比亚研究》）

（5）《向上帝要回思想的巨人》，（《外国文学研究》，1996.3）

第五篇：刘兰芝爱情悲剧原因探究(教学设计)江小艳

刘兰芝爱情悲剧原因探究（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

同学们，听着这哀婉动人的古典乐曲，我们走进今天的课堂。大家都能听出这首乐曲是什么吧？（《梁祝》）那大家知道《梁祝》讲的是谁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啊，《梁祝》讲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悲剧故事还有很多，今天我们就走进另一个悲剧——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看看刘兰芝的爱情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此时，大屏幕上展示有《孔雀东南飞》的图片和“刘兰芝爱情悲剧原因探究”的字样，还播放着《梁祝》音乐的最后一部分。)【确定课题】

学习了《孔雀东南飞》之后，同学们议论纷纷：刘兰芝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真善良、知书达理，却落了个爱情悲剧，实在令人痛心。而对这一出婚姻悲剧，历史上所持有的态度颇为复杂：惋惜者有之，责备者有之，礼赞者亦有之……在刘兰芝身上，有人看到的是处世不善、“礼义未至”，是“未闻孝道”；有人看到的是“情深”，而且赞美她“贞烈”；有人看到的是人格的尊严和不可侮，是对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反抗！所有这些，也许正是这首长诗千百年来感人肺腑、历传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深入剖析造成这一悲剧的各项因素，对深刻认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精神，正确理解《孔雀东南飞》的主题，准确评价刘兰芝的艺术形象及其社会意义，都是很有必要的！为此，我们确定了研究课题：(指大屏幕)刘兰芝爱情悲剧原因探究。

课题确定之后，我们召集各学习小组组长开会，讨论并安排了各自的探究途径。（大屏幕显示）

探究途径与分工安排

一、从课文本身探究 1.注意显性信息 2.注意隐性信息

二、从课文之外探究 1.查找有关资料 2.上网查询

(安排如下：第一方面的第一点由1、2组负责，第二点由3、4组负责；第二方面的第一点由5、6组负责，第二点由7、8组负责。)各个小组经过了认真准备，并确定了各自的发言人。下面我们就安排班内交流，展示你们的研究成果。【组织交流】 一、二组代表发言： 原因

一、是兰芝“自请遣归”。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意思是，我既然担当不了你家使唤，白白地留着也没有什么用。你可以去禀告婆婆，很快给我送回娘家算了。这很显然是自请遣归嘛。原因

二、是焦仲卿软弱。

他虽然很爱兰芝，但又要求得对焦母的“孝道”，所以总冀望能以委曲求全来缓解焦母与兰芝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向焦母“长跪”请求不要驱遣兰芝，但遭到焦母“槌床”“大怒”、“不相从许”的情况下，他一再安慰兰芝放“下心意”“暂还家”，而不敢作进一步的抗争。原因三：刘兄的逼迫

在刘兰芝回到娘家之后，刘兄逼迫刘兰芝出嫁，而刘兰芝又不想违背与焦仲卿的约定，所以就只有选择以死来维护他们的誓言。三、四组代表发言： 原因

一、是焦母刁难。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知正是焦母的刁难、虐待，才使兰芝不得不自请遣归。原因

二、是兰芝、焦母两人性格不合。

在焦母看来，“孝曰无违”是封建家庭关系的铁律，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都得服从家长的意志，不能违逆。如果有谁敢于触犯这一“规矩”，就是弃“失恩义”，她也要维护封建家长的绝对威权。

刘兰芝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则是它的坚强不屈、百折不挠。应知在封建社会里，已婚妇女被夫家遗弃——遣归是一件十分不幸的“奇耻大辱”之事。而兰芝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宁可自己要求被遣送归家，也决不被焦母赶回家，没有表现出半点乞求怜悯的可怜相。相反，当她离开夫家时，却雍容大方，严装整齐，谈吐自若，不失礼仪，体现了强烈的自尊和凛然的人格。

所以焦母认为兰芝“无礼节”。按兰芝的性格，她决不会低声下气地听从蛮横无理的焦母的颐指气使，两人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是必然的。五、六组代表发言： 原因

一、门当户对

焦仲卿是“大家子”，且“仕宦于台阁”，有地位和身份，而刘兰芝不过是“生小出野里 ”的村姑，与焦仲卿贵贱差别很大。因此“两人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门户不当，脸上无光”，因而焦母就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便发生了双双殉情的悲剧。原因

二、恋子情结 根据《礼记内则》中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说法，刘兰芝的不为焦母所容，是由于焦仲卿“甚宜其妻”，把以前对母亲的感情转移到了妻子身上，因而引起了焦母的失落感、不满情绪。七、八组代表发言： 原因

一、无后说

刘兰芝嫁到焦家两三年，没有为焦家生下一男半女，引起了宗族意识非常强的焦母的极其不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就是“无后”，断了宗族的“香火”。难怪焦母要那样凶狠地虐待、驱使刘兰芝了。原因

二、社会说

焦、刘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度。

刘兰芝生活于“汉末建安中”，这是封建社会从形成走向发展、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建立得到巩固加强的时代。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而建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把“三纲五常”作为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

在这种等级森严、尊卑殊异的“人伦纲常”里，妇女的地位是最低下的。“三纲五常”便引而为“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谨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封建礼教还规定了压迫妇女的“七出”条文：“妇有七去（即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可见妇女不但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而且在家庭中也是被奴役、被驱使的对象；只有听从、孝顺的义务，容不得有丝毫的逆拂，更不要说有自主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了。

这种封建礼教，反映在家庭关系上，则是家长宗法制。家长独断专横，掌握着一家的生杀予夺大权，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和执行者。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和刘兄正是这样的角色。封建制度规定了他们在家庭内的绝对统治权；而兰芝、仲卿，则是他们屠刀下的牺牲者。

总结：刚才各组代表各抒己见，提出了多种不同见解，并且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这很好!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探究，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