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西夏何以选择范仲淹

第一篇：抗击西夏何以选择范仲淹

抗击西夏何以选择范仲淹

1040年，宋夏战争开始。在越州任知州的范仲淹被朝廷点名派往宋夏战争前线任职。众所周知，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不是军事“科班”出身，当时北宋的军队已达到100万人，朝廷为什么会选择范仲淹守卫边疆、抗击西夏？而范仲淹又为什么会欣然接受这个“分外”担子？阅读《宋史》和《范仲淹全集》，笔者找到了其中的答案。受命于“无将可用”之际

《宋史》记载，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然而，由于宋初确立的重文轻武“基本国策”经过近百年的“贯彻落实”，到宋夏战争前夕，北宋军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已是无将可用了。范仲淹之所以被选择，军队中无武将可用是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之所以实施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是宋太祖总结历史教训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的结果。五代时，武将专权，各自为政，泛然成灾。赵匡胤因为掌握了兵权，最终通过“陈桥兵变”，兵不血刃，“皇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不久，他便“杯酒释兵权”，把掌握军事大权的人一一削职。

然后，进而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宋代以前，宰相握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在建国之初，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通过新设的机构——政事堂、枢密院和三司，削弱宰相的权力。宋设“中书门下省”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设于内庭，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的地方)，是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为宰相，官衔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又另设副宰相“参知政事”，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使宰相不能专权。

宋初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对掌大政”，号称“二府”。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枢密副使。

同时，设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度支(掌财政收支和漕运)、盐铁(掌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户部(掌户籍、财赋和专卖)，掌管全国财政。长官是三司使，亦称“计相”。另设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专权。在民、军、财三权分立中，三者不相统属，分别向皇帝奏报，一切由皇帝裁决，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这样做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害怕大权特别是军事大权旁落。国家如此规定，皇上最担心武将夺权兵变，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谁再舞刀弄枪，逞强好胜，岂不是不识抬举。其结果就是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事有缓急，无将可用，兵败如山倒，也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无武将可用，只好在文臣里选择了，范仲淹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被选中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选择范仲淹是朝廷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已经被范仲淹在西北抗夏的实绩所证明。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范仲淹虽然没有从军的经历，但是他对军队的弊病的观察，对国防空虚的忧虑已经太久了。

天圣三年（1025）四月二十日，范仲淹担任大理寺丞，这是一个掌管刑狱的低级官员，范仲淹没有自轻自贱，而是不顾人微言轻，“欲倾臣节，以报国恩”，直接给摄政的皇太后及宋仁宗上《奏上时务书》，“所言皆圣朝当行之事而未之行者。”在这封上书中，范仲淹对国家日益显现出来的文学上的浮华、武备上的废弛、言路上的不畅等现象给予极大关注，特别在军事方面，他引经据典，结合古今实例，提出要加强武备，巩固边防，强化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选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防患于未然的主张。

他说，没有武备的危害，在历史上数不胜数，远的不说，就拿唐代和五代时期为例，“唐明皇之时，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五代的时候，平时高枕无忧，毫不设防，突然战事来临，部队仓促上阵，因为无将可选，只能在士卒中提拔，一时间“豺狼竞进，真伪交驰”。这封闪耀着范仲淹杰出军事思想的上书发生在西夏大举入侵宋朝的15年前。

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在母亲病逝在家守孝期间，又《上执政书》，在这封万言书里，范仲淹大胆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政”的思想，其中，“备戎狄”一项对边防问题做了详细而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备戎狄”的关键在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天才和深远的政治预见性。

范仲淹对军事的关注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期。早在他进士及第不久，在亳州担任推官期间，有了一趟河朔之行。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多属燕赵之地，自古多豪侠。身在其中，感同身受，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河朔吟》诗一首： 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

民得 褥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

在这首诗里，范仲淹提到了三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事人物：张良、李牧、严尤。这一年，自己三十岁。三十岁，而立之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范仲淹有感而发：有朝一日，一定要像张良那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要像李牧那样屯田戍边、保家卫国，像老将严尤那样爱护百姓，建功立业。

“敢话诗书为上将！”这不是毛头小子的轻狂之语，那是自己从政后第一次心灵的呼喊，是对三位军事前辈军事思想、军事人格和军事成就悉心研究后杀敌报国立功豪情满怀的宣言！

事实上，在范仲淹西北抗击西夏的军事实践中，他确实受到了三位军事前辈的影响。特别是李牧，其军事思想对范仲淹影响甚深，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青年时期范仲淹对李牧军事思想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这些都说明范仲淹已具备了一位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被委以军事大任，足见朝廷用人之明。

北宋用人策略的一个缩影

除了“无将可用”的大背景因素外，选择范仲淹赴边任职，还体现了北宋朝廷的用人策略。北宋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朝代，很少有大臣因为言论不当被杀。但是，说“错”了话，总还是要惩罚的。在被派往延安任职前，范仲淹因为上书言事，三次被贬。在饶州时，因为妻子去世，加上长期的奔波，范仲淹已经患上了眩晕症，到越州时身体更是大不如前了。

但是接到皇上的新任命，范仲淹还是十分高兴，因为，这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升职。更重要的是，范仲淹感受到了皇上并没有因为自己多次违背执政者的意愿，和当朝重臣关系也没有处好，给皇上找了不少麻烦，而弃之不用。所以范仲淹对此任命欣然接受。

对范仲淹的三次贬谪，不久又提拔任用，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正好体现了北宋统治者独特的用人之道：不能让大臣和皇上走得太近，但又不能太远。做得好好的，突然找个借口贬官，让被贬者“冷静”地思考一下；但这个时间不能太长，太长了会让被贬之人“心凉”，得让他们感受到皇上的温暖，所以贬官不久，或者诏回加以重用，或者迁往大郡重州，以示朝廷恩泽，说白了，就是打了人，再给个甜枣吃。这种用人策略在北宋被统治者反复应用，范仲淹的经历同样有这种因素在里面。

第二篇：日本金融机构何以能集体抗击金融海啸

日本金融机构何以能集体抗击金融海啸

2008年10月野村证券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果断收购了雷曼兄弟的欧洲、亚洲和中东业务，几乎同时，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与摩根士丹利宣布三菱日联已完成对摩根士丹利90亿美元的股本投资，从而获得了后者21%的所有权股份。日本为什么能够躲过美国金融危机对其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直接冲击？如果从深层次来考察，此次日本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地集体抗击美国金融海啸的来袭，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日本持续不断地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法制的完善、金融监管的强化。

我国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战。此次危机虽未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探讨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金融统合法立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为什么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和背景:首先，《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出台是日本金融法制改革的必然需要和必经阶段。

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如同一个三级跳：第一跳是2000年的《金融商品销售法》；第二跳是2006年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跳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日本版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存款、保险商品将真正纳入一部法律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

第二，近年来，出现了投资者购买了在法律真空中开发的新型基金和金融商品而利益受损害的案例，《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出台是规制各种新型基金和金融商品的需要。

第三，以2005年2月活力门公司收购日本放送公司为代表，近年来日本发生多个收购案例，都暴露出要约收购制度（TOB制度）以及伴随股份大量购买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相关报告制度的缺陷和问题。《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出台是为了规制日益频繁的上市公司收购活动。

第四，近年来在日本，通过《公司法》、《证券交易法》等的修改，实现了各种制度大规模的放松管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恶意滥用这些新制度的现象。《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制定也是对日本公司法证券法制等各种制度实施大规模的放松管制后的反思，强化对放松管制后滥用制度行为的管制，以达到保护投资者之根本目的。

第五，受到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发展趋势的影响。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主要内容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主要内容又可用“四个化”来形象概况：适用对象和业务范围的“横贯化”、规制内容的“灵活化”、信息披露的“公正化、透明化”、对违法行为处罚的“严格化”。其中，适用对象和业务范围的横向扩大化和规制内容的灵活化又是最主要的特点。而笔者更进一步地认为，《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虽然是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横贯化”特点、即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的趋势，是最根本的特点。

以下，以这四个化为中心加以介绍:

一、横贯化

与许多成文法国家相同，日本《证券交易法》对证券的定义较为狭窄，不包括很多投资产品。此次修法，日本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以适应近几年来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不断创新发展的现实环境，最大幅度地横向扩大了法律适用对象的范围。

另外，对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横贯化规制也延伸到了业务领域。该法明确了“金融商品交易从业者”的范围，要求其统一适用《金融商品交易法》从销售、劝诱到资产运用、投资建议的诸项规定。

第三，《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内容作出了规定。该法一方面将证券交易、投资信托、投资顾问、金融期货交易纳入了“金融商品交易业”的范畴；另一方面，根据业务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又将金融商品交易业细分为第一种金融商品交易业、第二种金融商品交易业、投资建议与代理业、投资运用业等四类业务。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促进金融创新，该法简化了行政程序，对金融商品交易业统一实行登记管理。

二、灵活化

该法按照投资者的知识、经验或者财力，把投资群体分为专业投资者和一般投资者。以及可变更的专业投资者或者一般投资者。其中，可变更的专业投资者可以向金融商品交易从业者申请将其确认为一般投资者；反之亦然，但确认程序更趋严格。对不同类别的投资者，《金融商品交易法》要求金融从业人员遵守不同的行为规则。

三、公正化透明化

《金融商品交易法》进一步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一是将季度报告法定化。二是引入内控报告书制度。《金融商品交易法》效法美国的《萨班斯法案》，要求企业对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作出说明，并由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为了确保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日本引入了经营者确认制度。三是增加要约收购交易的透明度。除了充实要约收购报告书等一般性要求外，《金融商品交易法》对目标公司课以就收购事项发表“意见说明报告 书”的义务。这既为目标公司提供了向收购人进行质询的机会，也能让投资者充分了解目标公司的意愿。四是修改大量持有报告制度。受“活力门”事件的影响，日本对大量持有报告制度作了修改，提高了报告的频率，让投资者充分掌握机构持股的变动情况。

四、严厉化

该法大幅提高了对市场违法行为的惩戒措施，维系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赖。日本对于内幕交易、不公平交易、谣言的传播、欺诈手段、操纵股价行为、提供在重要事项中有虚假内容的有价证券报告书、不提供有价证券的申报书等的处罚，明显加大了罚款、罚金以及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不能忽视对日韩金融法制的研究

我国向来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法制和金融监管研究甚多，而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的资本市场法制和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较少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反思，我们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的完善和实践不能“美国一边倒”、“欧盟一边倒”。近几年来，日本、韩国在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立法趋势、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和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本身就是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研究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的同时，自然就会借鉴吸收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据笔者了解，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笔者希望中国学术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等开始重视对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金融法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东）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