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重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

第一篇：断裂与重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

断裂与重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

——以上海市J区为例

井世洁

 2013-01-07 14:34:17

来源：《社会科学》(沪)2012年9期

【内容提要】作为以充分利用个人社会支持网络为主旨的非监禁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应该对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和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通过对上海市J区的问卷调查发现，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求职就业和精神需求满足三个方面得到了来自家人的极大支持，但来自社区居民、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却远未如社区矫正体系所设计的那样充分发挥作用。基于此，应建立由立法支持、政策支持、社区支持和专业技术支持等四项构成的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以期为矫正青少年提供有效资源供给，也有助于矫正青少年的增能与复健。

【关 键 词】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断裂/重构

一、研究缘起

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持续转型，剧烈变革所带来的深层次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与原有的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导致许多问题呈加速度、大范围爆发，特别是利益分化所造成的矛盾冲突迭出，使得各种类型犯罪都呈上升态势，其中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相关调查显示，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①，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青少年犯罪人自身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改造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关键。

社区矫正在帮助青少年犯罪人矫正行为恶习、避免监狱内的交叉感染、节约司法成本、犯罪预防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从社区矫正的发展史来看，最早的缓刑和社区矫正均是从青少年犯罪，尤其是未成年犯开始，而当前国际司法界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方式也以社区矫正为主。我国在借鉴国外先进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改造经验的基础上，于2003年开始尝试改变传统的行刑体制，将已满14周岁、不满25周岁(以公安机关对青少年犯罪的统计口径)青少年犯中属于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放在社区中，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

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主旨是“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执法部门、家庭、社区、志愿人员及其他社会机构，“以便促进他们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②。而“充分调动所有可能资源”的本质即是利用青少年犯罪者的社会支持网络。而事实上，由于多方面的条件限制，“可能的资源”远未如原初所设想的那样被“充分”调动起来，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还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这直接影响到对青少年犯罪者的充权和顺利回归社会。

为深入探究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笔者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对上海市J区正在接受矫正的231名犯罪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合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特征及其修复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框架。

二、理念与现实的张力：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分析

每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从这一层面上讲，社会支持就是个体(被支持者)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的他人(支持者)通过交往活动(支持性活动)所获得的各种帮助。在由被支持者、支持者和支持性活动所构成的系统中，能够使个体从中获得各种资源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支持网络，通常来说，社会支持网络中既有正式社会支持也有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包括来自于各级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组织；非正式社会支持主要是来自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同事、邻里、朋友等出于自愿，且不寻求经济回报的支持与帮助。作为进入社区矫正项目中服刑的犯罪青少年，其原有社会支持网络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和断裂，当他们回到原生环境中接受监管和矫治，除了要面临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的问题外，回归社会的新需求以及“犯罪人”身份所带来的新问题会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压力，对社会支持网络的要求更高，同时也会面对更为严峻的社会支持危机。这里主要从经济支持、求职支持和精神支持三个角度加以论述。

(一)经济支持

经济支持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保证，它不仅直接影响着矫正青少年的一般生活质量，而且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因素。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在231名受访者中有111名没有工作和工资来源，占总人数的48.1%。在报告目前有工作的120名受访者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4.3%，月收入在500-999元的占17.2%，月收入在1000-1499元的占61.2%，在1500-1999元的占12.1%，在2000-2499元之间的占3.4%，2500元以上的仅占1.7%。约有82.8%的矫正青少年的收入在1500元以下，这与上海市最新公布的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896元的标准相比显然具有巨大差距。对于在物价指数和消费水平都比较高的上海，几乎所有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物质生活都显得较为困难。

当面对经济困难时必然要发出求助行为，从所获得的经济支持的来源上看，社区矫正青少年报告自己在遇到经济困难时得到的帮助来源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或恋人)、亲戚、同事、工作单位、街道及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由表1可见，社区矫正青少年在寻求经济支持时，求助次数最多的是以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代表的血缘关系，其次是来自包括配偶(或恋人)和亲戚的亲缘关系的支持，最后才是业缘关系。在血缘关系中，父母和兄弟姐妹是寻求经济支持时最重要的支持来源。来自工作单位的支持最少，其次是社会组织和各级政府组织，而这三个支持来源都是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所以说，矫正青少年的经济支持是以血缘和亲缘等非正式社会网络来源占主导为特征。这种经济支持结构使得社区矫正青少年难以摆脱较低经济状况的窘境，进而产生对经济收入水平(=2.97)和总体生活满意度(=3.04)的较低评价，滋生不公平感和被排斥心态。

(二)就业支持

就业对于社区矫正青少年来说是关乎生存和价值实现的重要事件，也是他们回归社会后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③。但回到社区接受矫治的犯罪青少年在求职过程中却会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已有研究表明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状况极不乐观，且通常体现为低技能岗位、工作待遇低和流动性大等特点④，而即使是这样的工作机会也主要来自于家庭成员的努力和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帮助。

当被问及就业过程中得到过哪些部门和个人的就业帮助(包括安排工作、介绍工作和提供就业信息)时，调查结果显示求职过程中的社会支持来源趋于多元化(详见表2)。来自非正式支持网络的支持是最首要支持，其中父母的支持高达87.2%，其次是来自配偶(恋人)的支持，为82.4%，来自兄弟姐妹的支持也较高，为67.8%。通常来说，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意愿较为强烈，但由于仅仅求助于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亲人，社会网络的平均规模较小且呈差序格局，网络信息和资源的交换极不充分，因此会失去获得就业机会更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以及获得这些机会的方法。社区矫正青少年还从社区和社会工作组织为代表的正式社会网络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来自居委会的就业支持为53.8%，来自社工站的支持为34.5%。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基本处于“被组织”状态，更多是依靠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工等外界力量帮助他们找工作。而社区和社会组织由于承担大量社会事务，相较于其他一些工作内容(低保对象、残疾人、下岗职工、老年人)而言，对社区矫正对象就业支持远没有做到常态化，也没能形成长效机制。亲戚、朋友和原工作单位对社区矫正青少年所提供的支持程度较低，仅为15.6%、12.1%和4.3%，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存在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偏见和歧视，同时也是社区矫正青少年主动脱离以前的交往圈、缩小交往范围的结果。就业支持网络的现状和社区矫正青少年的低教育程度、低技能等特征相叠加的结果必然使他们的求职之路充满艰辛和苦涩。

(三)精神支持

社区矫正强调不使犯罪人与社会隔离，充分利用社区生态环境中的各种资源，特别是来自家庭、社区居民、专业工作者、志愿者等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使他们消除精神的孤寂状态，尽快回归社会。而实际上，回归社区后，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社区矫正青少年会被贴上负面标签，遭受到来自公众的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当问及“遇到烦恼和困惑时，曾经得到谁的安慰和关心”时，以家庭为核心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力度最大，其中来自父母的支持高达94.7%，其次是配偶(或恋人)的支持为84.2%，来自兄弟姐妹的支持程度也较高，为81.3%，最后是来自亲戚的支持，为58.4%。来自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精神支持和安慰比重不高，各级政府和街道的支持度为27.9%，社会组织为21.1%。

在对生活满意度的各方面评价中，社区矫正青少年对于“社会接纳程度”的评价(=3.04)仅次于对“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满。因此，狭窄的人际交往圈子和来自社会的排斥与歧视使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交往需求和更为多元化的精神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进而使他们形成了倾诉无门、求助无望的消极心态和被动忍耐的行为方式，在被问及遇到烦恼时是否会倾诉时，11.1%的受访者表示从不向任何人倾诉，约58.3%向关系极为密切的1-2人倾诉，19.4%的受访者报告“如果朋友主动询问会讲”，只有11.1%的人主动倾诉自己的烦恼以获得理解和支持。在遇到困难时的求助模式上，10.3%的矫正青少年表示完全依靠自己，绝不向他人求助，表示很少求助的占24.2%，有时求助的占39.5%，经常求助的仅有26%。以抑郁和焦虑作为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的评定指标，本研究根据常用的X±1σ的统计学标准筛选出高焦虑型矫正青少年46人和高抑郁型矫正青少年34人，阳性检出率分别为20.4%和15.1%，这远远高于同龄大学生样本⑤。

综合而言，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求职就业和精神需求满足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来自家人的极大支持，但来自社区居民、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却远未如社区矫正体系所设计的那样发挥充分的作用，实际上，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处于非正式支持网络和正式支持网络之间联系断裂、作用失衡的状态之中，这不但不会促进犯罪青少年尽快回归社会，反而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纠错困境”。

三、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的系统建构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处于断裂的状态，这种社会网络的断裂持续积累和沉淀在矫正青少年身上，便会内化为他们指导自己认识世界、评判事物以及怎样行动的解释模式⑥，这就是布迪厄所言的“惯习”的形成过程，也是“场域”与“惯习”的互构过程。由于社会支持这一“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⑦，所以，有效的社会支持应该是“互构”性的，是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具体到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的系统建构方面，不但要使支持提供方以多种方式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资源进行有效供给，也要加强矫正青少年意识自觉与能动性培养，使他们能够具备主动寻求和开发社会支持的意愿与能力。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经济、就业和精神健康等方面的脆弱性显示了这一群体需求的多样性和突出的弱势群体特征，因此，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应该是一个群体、社区、政府等多重系统共同努力的过程，也即一个多主体合作的系统结构。

(一)立法支持：加快有关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

社区矫正青少年群体因社区矫正制度的诞生而出现，且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对他们的管理、教育及矫治工作主要由司法机关进行。随着社区矫正的深入进行，现行法律制度滞后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系统性构建，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明确加以界定，这样才能使对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社区中的监督管理、矫治服务等工作能够有序开展。

首先，社区矫正的实施不仅需要公、检、法、司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相互配合和制约，还需要依托专门的管理机构，形成一套常规工作机制。应尽快通过立法形式进一步对社区矫正工作刑事执行权予以明确，使目前正在从事相关工作的司法行政人员具有合法的工作身份，这有利于解决一直以来执法主体与管理主体分离的尴尬局面，使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监管与矫治、教育与帮助效果得以有效提升。其次，应设置适合犯罪青少年罪错类型、身心特点和社会系统特征的非监禁刑种和量刑、行刑措施，以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从西方的经验看，针对未成年人和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项目较为多元化，如美国伊利诺伊州就对犯罪青少年根据他们的危险性进行分类采用适当项目进行矫正。而我国现行法律中缺乏针对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专门规定，一些散见于相关法律中的法律条款过于原则化、缺乏程序保证，因此应该设立更多不同于成年人的矫正项目与管理制度，以确保他们得到适合的对待。第三，社区矫正作为开放性的行刑方式，需要刑事法律与相关法律及社会政策的配套建设，所以在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它与《未成年人保障法》及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扶贫减困政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等的衔接。

(二)政策支持：变“全能”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

从权力角度而言，刑罚权是国家动用刑罚处罚罪犯的权力，应属于公权的范畴。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重刑主义”依然是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国家，尽管社区矫正作为新型的刑罚方式已经开始广泛推广并深入开展，但政府依然在其中发挥着统治性作用，这与作为社区矫正核心理念的注重“公众参与”之间形成了巨大冲突，这也是社区矫正制度虽在，但工作效果却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社区矫正青少年由于社会排斥和自身缺乏交换资源，其社会支持来源以家人、亲友等人际互动网络为主，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小、同质性强，而本应发挥作用的正式组织却不能发挥有效支持作用正是这一冲突的重要体现。而这一冲突的妥善解决有赖于政府从传统的一元化权力格局的“政府本位”向鼓励并扩大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本位”转变。

政府转变职能，变全能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的意蕴首先体现在政府应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调整配置资源，如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就业促进等，满足社区矫正青少年的基本生存需要，并进一步向满足其发展需求扩展，这无疑会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复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社会政策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主要社会支持手段，其效果十分明显”⑧。同时，加大各级政府针对社区矫正青少年就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以使各项行动能够顺利开展起来。社区矫正的实现客观上要求政府部门实现从原来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转变为具有公共精神的服务政府，通过鼓励社团自主运作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使专业化、科学化的力量得以真正投入到罪犯矫治中来，不但使社会工作机构成为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有效社会支持来源，走出以往政府主管的“行政化”怪圈，还使政府从繁琐的社会事务中抽身而出，把精力放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转变职能不仅体现为政府适度放权，它更应该体现在政府对公民社会的积极培育上。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点，是连接家庭和社会的纽带，它的支持直接关系着社区矫正青少年能否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迫切需要社区居民能够拥有对矫正对象持平等和接纳的态度。政府应鼓励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支持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和社区居民的自治。

(三)社区支持：社区社会资本的积极培育

我国民众的社会网络以“缘”、“情”、“伦”构成的三位一体的人际关系为主⑨，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天然地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不能选择的网络之中⑩，而且我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性社区”，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冷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差，这显然不能形成对社区矫正青少年提供有效支持的社会网络，因此，提升以情感为黏合剂的关系网络和社区居民之间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和身份认同等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应该积极开展社区活动，把社区居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进而形成社区内的自治组织；要健全、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积极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建立起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有效机制，还要通过宣传教育，加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知感，使居民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提高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和行动能力。“当人们不作为陌生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朋友共同参与社会事务，采取合作方式来互相联系时，会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11)，基于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为前提的社区矫正的帮扶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开展。

还要认清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与在社区服刑的矫正青少年接触并提供帮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参与，由于民众的重刑思想较严重，对服刑人员存在较强的戒备和对立感，会给他们参与社区矫正带来主观上的障碍，这都需要在社区中开展社区矫正理念、社区矫正发展现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矫正的意义及参与社区矫正的方法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社区居民具有了对社区矫正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行动，能够为社区矫正青少年提供社会资源的制度化关系网络才能够最终形成，这有助于增进矫正青少年参与社会生活的信心，使他们通过正面的经验感受自身力量并激发内在动力；同时社区社会资本还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连接其他社区的资源，为矫正青少年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支持的功能，这不但具有物质保障意义，更对精神健康的促进具有重要价值。

(四)专业技术支持：社区矫正青少年的“能力”建设

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断裂会造成他们自身社会功能的受损，这对于他们顺利回归主流社会极为不利，而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技术平台，也为社区矫正青少年各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技术指导和专业服务支持，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的中坚力量。

社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帮助人们在其一生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承担自己的责任”，对社区矫正青少年来说，社工的任务一方面是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弥合他们因生理—心理—社会系统的紊乱所造成的适应不良，以“授人以渔”方式提升其适应能力，促使其能力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帮助他们找出自己的优势或整合各方面资源，改善他们对可用资源的利用能力。这两方面的契合方可使社区矫正青少年改变因长期遭受歧视和排斥形成的消极心态和被动忍耐的行为方式，更为积极主动地寻求社会支持以应对困境。本文发现社区矫正青少年在面临各种困境时更多依靠自己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向社会工作者求助的意愿和行动较少，究其原因在于上海从事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司法社工机构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内生性”方式自发生成，而是以“问题导向，增量嵌入”方式由政府主导而成(12)，这导致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效能普遍较低，因此，当务之急在于系统地搭建社会工作机构介入社区矫正青少年群体问题的制度性运作模式和操作平台，通过职业制度建设改变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差、专业认同度低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为社区矫正青少年提供专业、稳定而持久的服务，从而使社会工作者成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要力量。

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发展是一个时代命题，这对于青少年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以系统影响理论为指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多个环节入手，完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使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不断成长、相互配合，这不但为矫正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供给，也有助于矫正青少年自身能力的增强，使他们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形成一种个人—组织—国家—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网络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真正实现社区矫正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http://.③曾守锤：《服务对象眼中的社区矫正社工及其服务：以上海为案例的调查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④骆群：《社区矫正对象在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对上海市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2008年第5期；莫瑞丽、金国华：《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分析》，《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⑤马莹华、金钰、唐一源：《工科大学生焦虑及中介系统的结构方程建模》，《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年第11期。

⑥井世洁：《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及其与精神健康的关系：基于上海市J区的实证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⑦[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172页。

⑧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弱势群体与社会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⑨翟学伟：《中国人人际关系模式——人情、面子和权力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⑩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社会》2009年第1期。

(11)[美]诺曼•厄普霍夫：《理解社会资本：学习参与分析及参与经验》，载《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12)张昱：《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第二篇：浅析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

青少年社会工作期中作业

论文题目：

浅析 青 少年 社 区 矫正 工作

班级：社会工作142班

姓名：

学号：

指导老师： 2016年11月11

日浅析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维护其合法权益，全社会都应该予以高度关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青少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处于边缘地位和边缘状态。因此青少年问题至关重要。青少年社区矫正就是通过关注青少年中一部分更加弱势的犯罪人群，改善其处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的一种措施。

一、青少年社区矫正

青少年社区矫正是对已满 14周岁，不满25周岁，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监外执行的青少年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完成再社会化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针对青少年而开展的社区矫正在我国是一种刑罚化执行方式，充分体现了我国青少年犯罪再预防的刑事政策，也符合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二、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1）、青少年犯罪的严重性

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犯罪已被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可见，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足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青少年犯罪案发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青少年作案类型多样化、作案手段残忍化和作案后果严重化的特征尤为突出。

（2）、青少年的心理特征更适于社区矫正

青少年在个性特征、认识特征、情感特征、意志特征等心理特征、行为特征方面有不同于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时多具有偶然性，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具有易矫正性。这些特征一方面决定了对青少年罪犯实施社区矫正的重要性，相对于成年犯罪人而言，青少年罪犯更有采取社区 矫正的必要。

（3）、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意义

通过青少年社区矫正，使犯罪青少年在正常社会条件下完成再社会化，减轻因其长期监禁与社会隔离，导致的各种社会不适应症，从而避免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犯罪青少年也是社会的成员，社会成员有责任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自我，进而融入社会；帮助这部分青少年群体是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社区矫正是对我国刑法制度的丰富和发展，针对犯罪青少年，不是一味的予以法律上的惩罚和制裁，而是更加人性化、社会化的社区矫正，将犯罪青少年融入社区，鼓励他们以社区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社区活动，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为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从而促进青少年群体的健康成长。

三、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模式

从2003年7月《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颁布以来，社区矫正工作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已初具理论特色和实践特色。目前，我国青少年社区 矫正主要有三种模式：

（1）、司法社工模式

司法社工模式主要是指挂靠于当地司法局的一种服务模式，以上海为主要试点地区。上海在推动社区矫正的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服务模式的矫正对象主要包括：处于“犯 罪边缘”的青少年，以预防其踏入犯罪的境地；有犯罪纪录的青少年，以预防其再次犯罪；还有专门针对社区中失学、失业、失管青少年的矫正工作。这种模式从表面上看，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的社区矫正服务，但从长远看，则有利于推动民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相结合的模式

社会工作者是秉持“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感受困难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物质、心理上的支持与帮助，挖掘他们的潜 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专业人士。社会工作的三 大方法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社区工作者则是指在社区工作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实现社区社工和志愿者的有效结合，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社会扩散力，从而大力推动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一模式是以社区为整个社区矫正的工作基地，实现专业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的全面对接。在服务对象上，以社区中的全体青少年作为矫正对象，尤其关注“边缘状态”的青少年，减少犯罪率，推动整个社区的和谐发展。

（3）、司法管理模式 司法管理模式是指以司法系统为主导，实行垂直管理，将社区矫正纳入司法管理体系中。这一模式带有鲜明的政府行政色彩，与目前我国政府职能 转变的趋势相悖。政府应该注重社会公共行政职能的发挥，尊重市民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真正做到还政于民。这一模式的服务对象范围狭小，主要是针对有犯罪纪录的青少年开展社区矫正，不注重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理念的运用，因此带有强制性色彩，从长远看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四、结语

我国人口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将面临青少年犯罪高峰期，青少年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矫正社会工作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矫正社会工作不仅遏制了罪犯的新生，而且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利于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工作开 展的时间已有百余年，发展已较为成熟，矫正社会 工作特别是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经验丰富。学习掌握他国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实际情况，才能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青少年犯罪矫正工作的方式方法。当前建立“以人为本，科学发 展”为指导思想的和谐社会，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 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指导下，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入到青少年社会工作中去。要深刻理解以人为本，充分认识青少年成长 成才的基本需求，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权益要优先考虑。通过专业化、人性化的介入服务，为青少年犯早日回归社会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第三篇：社会工作青少年社区矫正某案例

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蔡某，男，1989年4月7日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现在厦门市交通职业中专就读。2004年10月22日下午，蔡某与王某、施某、谢某四人在本市秀德大厦附近，殴打在校生陈某并抢走一部诺基亚6820型手机（价值人民币2377元）及在校生黄某的人民币10元。2004年10月31日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思明区人民法院审判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元。同时，共同退赔被害人黄某人民币十元，退赔被害人陈某人民币二千三百七十七元。

二、特点分析

1.突发性。由于青少年各项生理基能正在发育之中，身体增长的速度快，但是心里发育却相对滞后，自我控制力不强，因此在某种偶然的诱导和刺激下，容易遇事起意，突然实施犯罪，脑子一热，说做就做，不计后果。本案中蔡某及其同犯就是出于对金钱的渴望，在好奇和刺激的心理作用下实施了抢劫。事实上蔡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和同伴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后果会如此严重。（2.团伙化。由于青少年年纪尚轻，心理承受能力也有限，势单力薄的心理使得他们容易结伙作案，通过结伙成群，互相壮胆，互相煽动，互相利用，互相依存，增强安全感。因此，多是三五成群、七八成伙的共同作案。本案中蔡某以及其他五名被告均是纠集成伙共同犯罪。（3.低龄化。近年来 ,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14-16岁少年犯罪的比例日渐增大，并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本案中，共有6名被告，均未满18周岁，其中蔡某及其同案犯王某还未满16周岁。（4.反复性。青少年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且心理素质不稳定，容易收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如不注意隔离他们与不良习气接触，不注意对他们不良行为的及时纠正和和控制，他们也容易受到坏人坏事的熏染而重新犯罪，具有很强的反复性。本案中，蔡某的其中两名同案犯就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实施了抢劫。（三、原因分析（在对于本案蔡某的犯罪原因的分析中，除了自身因素以外，有三个环境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1.家庭因素。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任教师，正确的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极其重要的。而蔡某恰恰缺乏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主要表现在：

一是家庭的贫困。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激烈竞争和贫富差距。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好奇和攀比的心理容易产生对物质生活的极端追求和滩涂享受。蔡某家庭贫困，父母双双下岗，母亲还是残疾人，家里每月的收入仅来自三百多元的低保金，所以蔡某对物质方面的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加之父母平时缺少对其在金钱和物质方面的正确引导，导致其最终在好奇和寻求刺激的心理作用下实施了抢劫，并将近一半的赃款与同案犯挥霍消费。二是父母文化不高。蔡某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在对蔡某的教育上具有一定困难，对其的管教也较为松懈。蔡某曾有一次殴打其同案犯王某，但是其父母只是代替蔡某承担了王某的医药费，并未意识到该不良行为严重性，没有及时对其不良行为进行纠正，使得蔡某的不良行为进一步升级成为犯罪。甚至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初始，工作人员与其父母联络时，其父母还认为是政府给其孩子判了刑，是政府影响孩子前途，而并未意识到蔡某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父母法律意识的浅薄直接削弱了家庭力量对蔡某的矫正。

三是父母的过分溺爱。父母对视独生子女往往视为掌上明珠，重视物质方面的满足，而忽视了思想品德的教养，娇生惯养，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助长子女任性和放纵的性格。本案中蔡某的情况便是如此，由于是家中独子，蔡某深得父母宠爱。父母对其的管教极为松懈，蔡某幼时表现尚可，乐于助人，但初中阶段开始迷恋网吧，成绩下滑，不听劝告，逐步蜕变，在这其中，其父母对蔡某的变化并未引起关注和加强管教，甚至在社区矫正阶段初始时期，其父母还对蔡某的行踪进行隐瞒。父母的过度溺爱滋长了蔡某的任性和放纵的性格，对其不良行为的放任，也最终使得蔡某发展走上犯罪道路。

2.学校因素。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使得学校在教育上，注重学生文化知识的教育，而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较为忽视，对法制宣传也较为忽视，学生对法律常识知之甚少，法制观念十分薄弱。蔡某所在的职业技术学校也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问题。工作人员曾询问过蔡某谁是现任班主任，蔡某竟回答已经连续换了几个班主任，现在已经不知道是谁了，班上的同学关系也很淡漠。本案中，与蔡某共同犯罪有四人都是蔡某的同校同学，其中一名同案犯王某案发时入校才刚刚两个月，对此，学校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的纠正，可见，学校在对学生的管理和引导学生遵纪守法上是存在一定漏洞的。（3.社会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媒体和文化发展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而与此同时，文化市场管理的不规范，法制教育的相对滞后，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使得一些不良的文化逐渐侵蚀了是非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网吧、游戏厅、卡拉OK等娱乐场所的管理不严，暴力、色情和恐怖的音像制品和书籍的打击不力，青少年活动场所的严重不足，使得青少年本应纯净的蓝天受到污染。社会上的消极因素成为了青少年犯罪的催化剂。本案中蔡某的性格转折点也是从沉迷网吧开始的，也是因为在网吧结识了一些风气不良的青年，才最终被引入歧途。（四、矫正措施（1.配备精干的矫正小组。青少年的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必须依托社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吸纳社区志愿者、专家学者、政法干部、教师、高校学生、法律界人士等人才和矫正对象家长、老师和亲朋好友等进入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共同参与到工作中来，形成一支活跃的生力军。因此，中华司法所特地邀请了长年从事青少年审判工作，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富有经验的薛法官和当初为蔡某进行法律援助的许律师加入了矫正小组。同时，也把蔡某的父亲列入了矫正小组，并与其签订了社区矫正监护协议，强调家庭在矫正工作中的作用和责任。（2.强调思想和心理矫正。青少年情绪易波动 ,思想也较为幼稚的特点，通过心理疏导和思想沟通，引导其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教育活动 ,加强思想矫正是十分重要的。青少年普遍具有可塑性，因此只要能够抓住其心理特点，耐心疏导和深入沟通，从心理逐渐矫正，就能帮助其彻底告别过去的不良思想和不良行为。因此，在平时的矫正过程中，矫正工作人员特别注意与蔡某的沟通，通过每周一次的电话汇报和每月的公益劳动和教育学习的机会，争取和其深入交谈，了解其心理历程和心理变化，并适时对症下药，予以耐心帮助。薛法官和许律师平时工作较为繁重，因此主要是通过电话与蔡某进行沟通，并及时与司法所交流，根据蔡某的心理变化适时调整矫正工作的重点。在安排公益劳动时，司法所也较为注重安排蔡某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街道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加强其社会责任感。蔡某18岁生日之时正值清明节来临之际，司法所便在英雄纪念碑前并为其举办成人宣誓仪式，通过庄严、肃穆的宣誓活动，进一步加深其的爱国主义情感，进一步加强其的宪法意识和责任意识，收到良好效果。（3.严格对待日常管理。根据青少年服刑意识淡薄、认知偏差及服刑表现不稳定的特点，司法所在日常管理上不但并未因为蔡某年龄小而给予任何的放松和特殊对待，而是更加强化了对其的严格要求。由于其家教不严，学校管理也比较松懈，长期以来形成了其自由散漫、自控力差的缺点，加上之前公安机关在矫正工作方面管理较为松散，其对社区矫正认识不到位，并未意识到矫正的真正意义，组织纪律性较弱。所以，司法所通过日常管理的严格要求，严格地执行社区矫正的各项管理制度，按时报到、按时思想汇报、按时参加公益劳动，注重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来增强其的组织纪律性，并通过辅导其学习社区矫正的相关制度和规定，加强其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从而自觉遵守矫正纪律，自觉接受社区矫正。

4.加强人文关怀。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处于 “ 判逆期 ”，具有较强的逆反心理。因此，矫正工作人员在与蔡某沟通交流中，特别注意细节，尊重其情感，对其的进步和优点予以及时肯定和表扬，在矫正和教育之外不忘帮助其树立信心，乐观处事。蔡某十八岁生日当天，司法所赠送给其一张生日卡片，写上了生日贺词，矫正小组的每一个成员也都在卡片上签名祝福，使蔡某深深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和爱心。事实证明，适当的给予青少年矫正对象以人文关怀，有助于稳定其思想，化解叛逆心理，使之顺利度过矫正期。(5.帮助文化学习和技能培训。根据有关调查，在青少年犯罪中，闲散青少年的犯罪比例是最高的，因此帮助青少年矫正对象学习文化知识和进行相关的就业技能培训是十分重要的。蔡某目前仍在市交通职业管理学校就读，目前即将毕业，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对此，司法所一直十分注意掌握蔡某的学习和实习情况，了解到蔡某有继续升学的意向后，积极鼓励其参加成人自学考试，并且鼓励其认真参加实习，扎扎实实学习劳动技能，以便将来能顺利就业。司法所也已经联系了街道劳动保障所，在蔡某毕业就业之时，给予其一定的就业指导或者组织蔡某参加提供相关劳动技能的培训，尽力帮助其完成回归社会的“软着陆”。(http://

第四篇：青少年行为塑造与矫正

青少年行为塑造与矫正

中学生问题行为就是指中学生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适应不良的行为，这种适应不良包括学习问题行为、品德问题行为、人际问题行为和身心问题行为，中学生问题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中学生的问题行为出现了低龄化、群体化、外显化、严重化的特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和多元文化的渗透，一些西方腐朽思想和没落的生活方式乘隙而入，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各种不良信息的大量泛滥，不仅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也极大的毒害着青少年的心灵，因此矫正中学生的问题行为，不仅直接关系到全体中学生良好品德和个性的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发展。本文拟就中学生问题行为的心理特点、形成原因及其教育对策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中学生问题行为的心理偏差

1、需求失衡。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人总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进而产生需求。少数学生不顾客观实际，心理上产生不满足于原有的需求状态。这首先表现在物质上，如在吃饭、穿衣、娱乐等方面产生不切实际的需求。其次在精神生活上，少数同学由于受一些黄色书刊或录像、色情网站的影响，或受社会流氓团伙的引诱，产生性开放等病理心态。

2、意志薄弱。这类学生大多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禁不起种种诱惑，追求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认为人活在世界上只有吃喝玩乐才是幸福。他们意志薄弱，其坏习惯难以改正。

3、理智缺乏。这类学生道德无知，是非模糊，狭隘、自私，缺乏强烈的求知欲，一旦自尊心受损，就会自暴自弃。

4、道德情感不健全。从一些有不良行动的学生的材料中看到，中学生的某些不道德行为常常是由于“道德上的无知”和情绪冲动造成的。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个人欲望，而没有形成社会道德规范所要求的正确的道德情感和行为习惯。

二、中学生问题行为的心理特点。

1、自尊心自卑感并存的矛盾心理

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指出：自尊需要是人最高层次需要之一。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哪个人不要尊严？从表面上看，许多问题学生似乎既无荣誉感又元羞耻心，批评起来脸不红心不跳，经常被一些老师斥之为“脸比城墙厚”。实际上，他们也有自尊心，具有强烈的自尊需要，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给予他们的大都是批评、指责、处罚，却很少有表扬、鼓励、肯定。种种的岐视和冷遇，使他们的自尊心得不到满足甚至反而受到伤害，于是他们用一种极端的形式——自卑感表现出来。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学生对进步丧失信心，对班集体、对荣誉、对老师的教育表现冷淡，有的更以对抗的形式向变态方向发展，如故意与老师唱对台戏，当面顶撞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等等。

2、渴望理解与疑惧抵触并存的矛盾心理

实验证明：越是问题行为的学生，越是渴望别人的理解。由于这些同学以前经常受到人们的批评、指责和嘲笑，此因他们对老师、同学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怀有戒心、敌意，存在疑惧心理，总感到别人与他们故意过不去，主观地认为老师轻视自己，讨厌自己，对老师同学的做法总是从坏的方面去推断。比如，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老师没有及时表扬，就认为“我们这种人累死了也白搭”；要是做了一件错事，老师批评了又认为“老师眼睛就盯着我，别人做错了就不会这样”。他们把老师的关心看成是“监视”，把同学的夸奖说成是“讥笑”。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师生之间产生感情隔阂，老师的教诲难以入耳入脑，甚至被曲解，从而对老师产生对立情绪，加剧问题行为的发展。

3、有改过愿望与管不住自己并存的矛盾心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心想变坏的人恐怕没有。即使存在严重问题行为的学生，他们的内心深处也都有一个改过自新、做大家喜欢的人的美好愿望。但我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保证书、检讨书写了一次又一次，在老师面前信誓旦旦，但行动上总是改不过来，即所谓“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或者有改过行为，但没过多久又“旧病复发”。出现这些现象，并不是学生不愿改过，主要是自己管不住自己，有点身不由已，其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道德意志薄弱，自制力差，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不良行为；二是已形成的不良习惯后，就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想改变它需要付出很大的意志力。这就如一个有偷摸习性的人，看见别人的东西就眼红，不偷就手痒一样。

三、中学生的问题行为的原因剖析

（一）客观原因

1、社会的不良影响。社会一些不良场所、文化市场及一些不轨行为的影响，如凶杀电影、淫乱的录像、黄色小说，色情网站、OK厅、迪吧等等，对学生心灵的腐蚀；还有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的猖狂犯罪活动，社会上的某些腐败现象，以及一部分人的唯利是图、吃喝玩乐的影响，致使少数学生形成不良思想。

2、家庭的不良教育和不良的小环境的影响，①有的家风不正，如家庭成员赌博、生活腐化等，往往把子女引入歧途。②有的家庭缺乏正确管教子女的原则和方法；有的是父母双方对子女教育的要求不一，有严有松，使学生感到无所适从，或感到有机可乘；有的对子女养而不教，放任不管，出了问题手足无措，于是训斥、打骂、禁闭、捆绑、饿饭、驱赶„„或姑息迁就，要啥给啥，其结果适得其反。③有的家长对学生要求不高，督促不严，甚至溺爱、袒护。他们视子女（特别是独生子女）为掌上明珠，爱不够，疼不够，捏在手是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学生有了行为偏差，家长不重视、不及时管教，以致孩子问题行为不能及时改正，反而越来越重。④有的家庭结构受到破坏，家庭环境突变。如父母双亡或父母居住外地，或父母离婚、再婚，或于由某段时间工作关系无暇教育子女，对子女的教育无力，或放任不管，以致学生在精神上受到打击，又受犯罪分子的勾引。⑤由于父母夫妻生活不检点，给孩子带来了不良影响。

3、学校教育工作上的缺点，由于教育观点或教育方法上的不当，也可能给学生问题行为的蔓延造成了机会和条件。①不能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忽视了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工作。②对问题行为学生不能一分为二，看不到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对优、差生不能一视同仁，对差生冷淡、歧视和不适当的批评、指责。讲课不照顾学生的水平，有的学生学习跟不上，失去了信心，得不到及时的关心和帮助，反而使缺点和错误有所发展。③校领导和教师德育意识差，不负责任。把问题行为学生看成是“害群之马”，在处理他们时，感情用事，简单粗暴，达到不教育目的。或采取息事宁人，姑息适就的态度。或者采取惩办主义，任意停课，甚至赶出教室，使学生产生对产情绪，或失去了自尊心和自信心。④学校与家庭教育脱节，各行其是，互不配合，削弱了教育的力量。

（二）、主观原因

1、问题行为学生对于很多道德观念存在表面性和片面性的认识，甚至有错误的见解。他们不善于把道德认识和道德行动联系起来，还有言行脱节现象。4-

不端的行为动机，形成正确的动机。根据正确的行为标准来选择一定的行为方式。

2、锻炼和增强意志力，避免不良环境的干扰。意志是人们有意识地支配、调节行动，经过克服困难，以实现预期目的心理过程。因此，为了使问题行为学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就必须通过必要的锻炼来增强他们的意志力。例如，指导学生在自己的收桌上、文盒里、房间墙壁等处贴上一些警示自己的格言警句，用以提醒鞭策自己；自己规定若做了一件坏事，实行自我处罚，或罚做一项重体力劳动，或罚帮别人做一件好事；个性强、脾气躁的同学若与别人争吵发怒时就作深呼吸，或低声唱歌以转移注意力，以平抑激动心理，避免不理智行为。可以让犯过偷窃错误的学生收管班费，让爱打架的学生去担负维护纪律的执勤任务等，实践对他们的考验，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责任感和尊严感。在考验中，新的高尚的动机战胜了旧的不良动机，从而达到提高他们意志力的目的。同时对问题行为的心理矫正，必须消除不利于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净化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在矫正问题行为的过程中，还需对不良环境进行隔离，排除诱因，并选派思想作风正派，教育经验丰富、热爱中学生教育工作的同志来负责对他们的教育。在改造问题行为习惯的初期，引起中学生问题行为的一些诱因会给矫正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要特别加以防范。教育经验表明，在教育初期，让他们更换环境，暂时避开那些诱因是有益处的。

3、消除焦躁和疑惧的逆反心理。有问题行为的中学生由于担心受到或曾经受到人们的来历指责与嘲笑，往往比较“心虚”、“敏感”、“有戒心”、“有敌意”，常常主观地认为教育者也是轻视自己、厌弃自己、甚至会“迫害”自己的人，误认为社会对他们是“不管的”、“抛弃的”，甚至误认为是“监管”他们的。因此对真正关心他们的教育者也不愿接近，采取回避、沉默、甚至对抗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者应当真诚地关心他们，过用一些感人肺腑的事迹，启发他们的觉悟，从而打动他们的心，激起他们上进的愿望。在再教育过程中，应针对实际，依靠自身的教育艺术，消除他们的心理障碍。

4、给予鼓励和信任，树立他们的信心，有问题行为的中学生一般有较强的自卑心理，缺乏鼓励与信任。因此，教育者应帮助他们自己树立信心，抱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教育者必须在教育过程中抓住任何中学生不甘落后、希望认可的普遍心理，运用鼓励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满足、感情上的愉快。马卡边柯说过：“得不到别人尊重的人，往往有强烈的自尊心。你信任他、任用他，赋予他更多的责任，往往正是调动他积极性的最好手段。”信任考验法就是大胆信任学生，放手让学生活动中接受考验，从而矫正问题行为。马卡-5-

连柯曾经叫一名工学团的学生（少年盗窃犯）去银行取一笔巨款，当这个学生取回款后，马卡连柯原封不动地锁入抽屉，这个学生惊讶的说：“老师，您数一数。”马卡连柯说：“不用数，我相信你。”老师的信任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个少年不但改正了偷盗的错误，后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成为了一名战斗英雄。

5、全面提高心理素质。青少年的问题行为由于年龄、个性以及事情的性质与严重程度不同，其行动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为了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应在全面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而多样的教育措施与矫正方法。如对活泼好动的学生要引导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在集体活动中既能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又能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对沉默内向的学生则要给予更多的关怀，在取得他们的信任后再做朋友，然后施加教育影响等。

第五篇：以社区矫正的模式探讨社区青少年犯罪

以社区矫正的模式探讨社区青少年犯罪

目前，青少年犯罪在我国社区不断增加，而且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对社区的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出了当前我们社会中对于青少年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问题。随着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欲望也随之而膨胀，因而很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对于社区的青少年更是如此。他们自幼就容易深受各种观念包括不健康或歪曲的思想影响，对于事物总是缺乏一种正确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家庭和社会的正确教导和引导，他们就会误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的不归之道路。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一幕幕青少年犯罪悲剧，大部分都发生在与我们生活密切的社区，它们往往是由于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共同造成的。每当悲剧发生之后人们才真正引起注意，才开始反省和后悔，可是已经迟了；而且，事后人们也没有真正引起重视，去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子女的身心健康，结果导致悲剧不断的重演，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由于青少年犯罪现在呈现普遍化，在此我选择较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个案案例来进行分析，从社区矫正的模式来探讨社区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从而就如何矫正问题少年的不良行为提出自我的看法和建议，希望能够解除他们的心理阴影，使他们真正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一、问题描述

李某，女，17岁，上海市宝山区人，初中毕业，家住本市某花园某号某室。长期生活在问题家庭当中，性格叛逆偏激，易冲动，有异性癖。案主生父在案主4岁时与其母亲离婚，而后母亲改嫁现在的继父，其继父又在其7岁时犯罪入狱7年，2004年其继父出狱后与其母亲又因诈骗罪一起入狱被判刑，分别被叛7年与4年。案主在母亲没有入狱前，非常宠爱她，且一直由母亲和外公外婆照顾，还有一个母亲的“男朋友”也经常会来看望案主，给案主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是，一直承受着被父亲抛弃与被人瞧不起的巨大的精神压力。现在，其与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但是二老年事已高，平时生活全靠二老的退休工资，生活拮据。但是，案主喜欢上网，为不让其出去闯祸，家庭要承受高昂的宽带费，结果是其还要每天出去与社会上的朋友混，出门前总是问外公外婆索要20到30元不等的交通费。自称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出去“混”了。

案主由于长期生活在问题家庭当中，性格叛逆偏激，易冲动。由于从前母亲和自己被生父抛弃，又遇到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继父，所以在思想上认为，女人是弱者，女人一旦被抛弃或者遇到不负责任的男人就会很惨，不要做女人。行为上，从小喜欢和男生一起玩，初中开始就完全穿男生的衣服，并且给自己取了男性的名字，在外人面前以男人自居，为了证明自己像个男人，还经常参与打架，夜不归宿，和其他的女生谈恋爱等。在家庭方面，一方面由于母亲的入狱，激化了情绪上，思想上与行为上的反常行为，另外其反常的行为愈加突出，和外公外婆的矛盾日趋激化，家庭问题严重，根本不能与外祖父母沟通，甚至有时还会大打出手。

导致案主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家庭变故。案主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偏差和其家庭功能的失调密切相关。并且，案主又处于青春期，长期的家庭问题及不是很健全的家庭支持系统，使得其在心理上产生障碍，非常不利于其心理与生理的成长。在其幼年期就被父亲抛弃，在童年又得不到真正的父爱，心理发展本身不够完整的情况下，母亲则是溺爱居多，没有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其已经渐渐扭曲的性心理和人生观。

进入青春期以后，家庭生活的不快乐使她心理变得更叛逆，再加上经济条件有限与学习成绩跟不上，自尊心受到多重打击，使其在初中毕业后，彻底将长发剪掉，因其身材比较高，行为也像一个男孩，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就以一个男孩自居，其如此颠覆自己的行为，是案主对现在生活不满的真实写照，也是自我保护，渴望做强者的外在表现。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用社区矫正模式的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策略，使她尽快走出心理的阴影，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二、工作者介入目标

(一)任务目标

通过服务案主，使得案主感受到社区关爱的温暖，增强其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其摆脱心理阴影，走出人生的误区，从而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

（二）过程目标

1、通过联系居委干部，案主的外围朋友和亲人，了解案主的情况。再与案主面谈，建立初步工作关系。

2、社工在与案主初步面谈、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案主的问题与案主的环境进行沟通，建立专业的工作关系。

3、协助案主指定恰当的工作计划，通过推动专门的服务计划来帮助案主参与互动消除其阴影和隔阂，增强其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4、推动案主执行计划，持续地鼓励案主，并协助案主根据情况修改计划。

5、评估及跟进服务。对所作的各种努力进行总体的绩效评估，认识到工作中的不足，以随时跟踪服务进度，并尽可能的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

三、社区工作者角色

1、中介者的角色。社区工作者作为一个中介，通过与居委会、案主的亲朋好友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有效的同案主进行沟通，协助他们共同来矫正案主。

2、教育者的角色。社区工作者经常同案主保持联系，对其进行心理开导，对她进行关于犯罪的相关知识教育，提高她对社会生活真伪的认识和辨别能力，使她走出心理误区。

3、倡议者角色。社区工作者以倡议者的身份在社区内倡导开展一系列活动如文化义演、心理健康讲座、邻里互助友爱等来树立良好的社区氛围，给案主以外在的心理温暖；同时，积极倡导和鼓励社区一切力量来尽可能的帮助案主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

4、服务计划提供者。在社区内，为案主尽可能的提供参与社区互动的机会，使得其产生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进社区居民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5、使能者角色。协助社区居民团结一致，通过有组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作为社区工作者，就在于善于组合和调动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增进社区整合，和谐社区环境，从而为进行社区矫正提高一个良好的氛围。

四、介入和行动策略及服务提供

1、行动策略：第一节：通过第一次面谈，初步了解案主的生活状况与基本情况。切也使案主对社工工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第二节：通过进一步的认识，使案主接纳社工，通过交换QQ号，游戏帐号等方式，为与其进一步交流做好准备。

第三节：了解案主退学原因及所在学校期间的表现，为其办理“阳光展翅”的所需材料而与校方联系。

第四节：从案主外公那里得知，案主已放弃“阳光展翅”班的学习，而去了解情况，与案主面谈，并劝其复学，未果。

第五节：深入了解案主的活动情况及内心世界。通过在网上与多次数的带着问题的面谈。比如，流行音乐，明星，游戏，爱好，小时侯相同的回忆，交流恋爱的共同感受，挑战案主的个人观点等。

第六节：协助案主处理个人感情危机。以案主出现的危机，作为个案工作进展的契机，使其对我产生充分的信任。

第七节：由于和案主很好的建立起了信任关系，开始听社工话了，协助其在现实情况下建立合理的情感关系，稳定情绪，将正确的观念输入给案主。

第八节：巩固其正确的思想，鼓励与表扬其正确的行为和思想。

第九节：带其参加社工点组织的健康活动，以健康的活动与思想感染她。

2、服务提供：协助案主处理个人感情危机，在案主与“女朋友”的关系受到对方家长的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两人以异乎寻常的信念要在一起，要见面。对方父母在无奈的情况下找到了我们社工。从心理上讲，在这个年龄段的叛逆心理是非常强烈的，越是不让他们在一起，他们越是抱得紧，出于友谊，出于感情，出于江湖义气的天真想法，都不会让他们有分开的想法。如果顺其发展，也不见得有什么结果，毕竟案主是这样的情况，对方在性心理方面也没什么问题，一夜之间就会改变。

所以，在社工的协调下，安排了一次给孩子与父母同等地位的机会，为“见面”而进行了一次双方谈判，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将双方都能接受的条目记录下来，并制作了“见面”合同，对方家长和两个孩子都签字，一式两份。案主对我的其中协调表示肯定和满意。

五、绩效评估

1、社区矫正的作用：社区矫治的作用在于隔绝罪犯群体的相互交往,减少其可能受到的负面刺激；减少罪犯与社会的隔阂,破除罪犯悔改的心里障碍,重新塑造罪犯的社会人格,增强重新做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可以缓解罪犯与社会的对立情绪,在罪犯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

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案主现在不出去打架，不逃夜了，知道并清楚的认识到打架不是男人的象征，而是责任，知道自己对现在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现在在母亲新认识的“男朋友”公司里打工，每个月都会主动给社工打一到两个电话，问个好，报个平安。和外祖父母的关系也融洽了。

2、不足与反思：虽然此个案比较成功，但是觉得还不够彻底，比如她的性别观念无法改变，对将来的案主来说，必然是个隐患。还有在利用家庭支持系统上的困难，家长如何信任社工的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控制，在突发情况的及时反馈问题上，总是比较滞后，等到家长想到要和社工说的时候，已错过最佳介入期。由于缺乏社区矫治的实际参与经验，我们无法预计在社区矫治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与困难。在本案例中只提出了李某的例子而对她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不能做到以点带面。因而，在实际生活中社区矫治会是一个十分有效但是也有一定局限性的社区工作方法，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