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涛：我们从来没有信仰又何来危

第一篇：元涛：我们从来没有信仰又何来危

元涛：我们从来没有信仰又何来危机 2015-03-31 王元涛 金天心理

文/王元涛

你得承认，眼下的中国人，活得是有些慌张。

想一想，吃得比以前好了，穿得比以前漂亮了，住得也比以前宽敞了，不少人还有机会到巴黎香榭里大街上响亮地吐痰了，可我们就是不安，总感觉凄惶，心里不落底儿。为什么会这样？有所谓的专家学者站出来说：我们陷入了信仰危机。

我曾经想。我既不信佛也不信基督教，也不迷信，也没有革命理想，也不属于什么主义者，可是觉得自己还是有信仰的，我把它称为自然与道德，到现在可以加一条坚强和理性。我觉得，这又是一句人云亦云的废话。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信仰危机这回事，因为原本就没有什么信仰，何来危机？

对了，你要提什么主义，可是，说实话，这主义那主义的，曾经是你的信仰吗？如果说你是周文雍，是陈铁军，或者是江姐，我信你。可事实上你不是。你我一样，都是些普通小老百姓，怕死，惜命，没等老虎凳辣椒水招呼上身呢，准保乖乖地当了叛徒。

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主义那主义的，从来就不是什么信仰。只不过，主义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是被牢牢控制着的。年轻人可以回家问问父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怎么过来的。

狠斗灵魂深处私字一闪念，结婚离婚都要单位同意，不自由啊。但是，当时人却活得有组织有纪律。你想什么，你说什么，你做什么；你不能想什么，你不能说什么，你不能做什么，这都有清晰的界线。你敢消沉，你敢悲观，组织是要找你谈话的。直到八十年代初，流行歌曲里唱“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还遭到了《人民日报》的批判呢：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你怎么敢落寞惆怅呢？

现在好，控制放松了，你有一定的自由了，自己的大部分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了，却突然不会活了，莫明其妙的六神无主。尤其是，眼看着邻居阿猫阿狗起高楼了，我们更是不知道该如何安妥自己那颗羡慕嫉妒恨的小心眼儿了。于是开始胡思乱想，胡作非为。这算哪门子的信仰危机？

学者金唢呐先生讲过一个小故事，说到西藏旅游，汉人不理解藏族同胞对藏传佛教的执着（尤其是五体投地式的磕长头），认为那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表现。这样的话说多了，领队的藏族导游忍不住开始反驳了，他喃喃地说：“你们汉人其实比我们的信仰更执着。”有人就好奇了，追问他汉人的信仰是什么，那藏族汉子轻轻地吐出了四个字：“权力、金钱。” 怎么样，你心里头微微一震吧？

是啊，权力，你永远都会嫌自己的权力不够大。是啊，金钱，你永远都会嫌自己的钱不如别人多。这危机，根本就无药可治。那怎么办？我听到你心下嘀咕了：要不，咱也信点啥？说实话，不容易。咱们这块土地，千百年来就不产宗教。一块萝卜田，你非种荷兰豆，最后能长成什么爷爷奶奶样，还真不好说。要知道，当年的洪秀全，就是以基督教为号召的，他说他是耶稣的亲弟弟。结果，这个耶稣弟弟，带来的是战乱和杀戮，最终导致国家残破，生灵涂炭。实际比起来，他还不如一个地产的土皇帝，人家一心一意完成改朝换代之后，还知道给老百姓几年休养生息。

说起基督教，我一直比较接受两种信法。一种，是在我的老家，乡亲们基本上把耶稣当菩萨信了。他们说，洋枪洋炮洋电话洋电脑都很厉害，洋菩萨当然就更灵了。所以，在他们眼里，耶稣什么都管，保平安，助发财，去病痛，甚至，还治不孕不育，连送子观音的工作也一肩挑了。对我的乡亲来说，基督教还是一个互助组织，谁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教友都会跑来帮忙，那种无私热诚，绝对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尤其是老年人，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让他们感觉非常贴心。死，谁不怕啊，可一想到自己死后会有这样一群善心人帮你料理，你就不慌了。

另外一种可接受的，是王怡的信法。一度，难以理解他的转向，一个才华横溢的自由派，何以像个村妇一样一头扎进宗教的泥潭不能自拔？后来突然明白了，他是真信仰。这是他的福分。他并不是没有功利心，他的功利心在于，扎扎实实地身体力行，普及信仰，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成为了模范信徒，自律，自治，有敬畏，有公心，那么，很多社会难题将会更容易得到解决，社会动荡也可以被压缩到最小。在我看来，他的选择，恰恰证明了他的悲观。他未必指望这一切在他手上发生，但他把自己投放到这样一队努力者当中去，一点一滴地累积，就已经达到他自己的成了。这就是信仰的终极力量。

而我比较担心的一种信法则是，试图直接利用宗教去改造政治。其最大的危险在于，很可能改造不成，反倒令宗教本身受害。另外还有一种，不少人看到了人家的宗教后果，尤其是读了马克斯·韦伯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好像找到了开启财富之门的钥匙，开始急吼吼地要用人家的基督教信仰来给自己换财富了。有空读读《五月花号》，你就会知道，美国人的先祖，当初离开英国和荷兰，投向生死难料的北美不毛之地，就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因而，鼓舞他们在印第安人刀箭下生存下来的精神力量，是宗教信仰。宗教意识流淌在美国人的血液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不是向人炫耀的时髦，甚至不是安慰心灵的治疗剂，而是关乎生死的人生终极目的。你只有功利追求，人家却是以命相搏，你能理解两者之间的不同吗？

当然，就算理解了，也不等于我们就能有美国人一样的信仰。说实话，领受过这么多年彻底的无神论教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丧失了信仰宗教的灵性，我们注定要在无神的世界里挣扎了。

因此，我最想知道的是，不需要那些宗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活出人样来？做个老派的知书达礼人，会不会是我们的现实出路？信仰这东西，是个西方概念。我们的祖辈没有过信仰，照样活得健康快乐，滋味悠长。向善，爱，宽恕，这些都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不一定非到基督教文化里去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键时刻扶危救困不含糊，我们的先辈也都曾做到过。这时候，你千万别相信鲁迅的“吃人”说。他在《狂人日记》里写道，翻开历史书页，发现夹缝里写满了“吃人”，对吧？可是你没事儿翻那些历史书干嘛？你不找病嘛。历史书从来都是给大人物写的，里边的主角也都是大人物，他们互相吃来吃去，与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何干？ 真正的历史，在田野，在民间，在你家泛黄的相册里，在你爷爷奶奶讲的故事里。其中有温情，有爱，有扯心扯肺的血脉相传。它们的热度，已经积成厚土，供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生生不息。

因此，我们眼下的不舒服，根本就不是什么信仰的危机，而是我们弄丢了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信仰能平复你那颗欲望蓬勃的心？

那么，像孔子一样提倡各安其位有什么不对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天然命定的。生理构造不一样，能力就不同；出身不一样，起点就不同。随后，见识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赢得财富的机会也就不同。

但是，这种不平等，不能影响我们追求基本公正。以高考为例，你生在北京，你生在教授家庭，那么，甘肃张掖一个小村子里的孩子就没法跟你找平等。但是，你们面对的高考题目应该是一样的，评分标准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只要你苦读，就还有机会，这就叫做基本公正。现在却有人要搞什么大学自主招生，让乡村少年大老远跑去和城里孩子比见识，比修养，你们还想不想给苦孩子一条生路了？

我们可以没有信仰，但我们必须有底线。弱者也要有活路，各安其位才有可能，安贫乐道不慌张才有可能。这不是什么从外部输入的信仰，这是本来就融在我们血液中的生存哲学。有这个，也就够了。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１９０５年８月生。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１９０４年３月生。１９２４年秋，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于１９２６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起义失败后的广州，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重建党的组织，恢复革命斗争。周文雍被任命，陈铁军假扮其妻子共同执行任务。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这是共产党员周文雍被捕后在监狱墙壁上写的一首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周文雍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情的陈铁军一起，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由他们事迹改编的电影，中文名：《刑场上的婚礼》 外文名:《The execution ground on a wed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