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高利贷调查：银行资金违规入市抢食高利息
浙江高利贷调查：银行资金违规入市抢食高利息
花姐脱掉破了小洞的黑色长筒丝袜，将它像一截蛇皮一般扔到垃圾筒上。
“你想问什么？我投钱的方向，还是月息、年息？”8月24日，在温州五马路一家银行门口，民间借贷业者花姐对本报记者说。最近货币政策持续收紧，每个月底资金都非常紧张，30万以内的小单子，她都推掉不做了。
这位鼎盛时期放贷高达4个多亿的温州女人抱怨称，“大银行违规放贷，搞坏了民间金融的市场环境”。
“钱荒”危机
浙江鹿邦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松海苦笑不已。由于银根收紧，急需扩大生产规模的他告贷无门，欲哭无泪。
“现在银行卡得很紧，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来垫资还款的现象快速蔓延。”中国工商银行台州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经理冯新宇说，该行要求对个人放贷一般不超过200万元，而对一些中小企业借贷规模在紧缩，放贷前要严格审核。现在到期贷款客户最关心的不是贷款价格，而是什么时候能转贷下来。
“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比2008年还复杂，最突出的就是‘钱荒’危机。”浙江富润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指出，与去年同期相比，除基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外，利率普遍提高10%~20%，对中小企业上浮幅度达40%~50%，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骤增。
“缺钱”，在浙江民企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据浙江省统计局调查，在全省230多万家大中小企业中，仅有20余万家获得了银行贷款，覆盖率不足10%。
而全国工商联刚刚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大调研结果显示，过去三年中，有90%以上的受访民营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小型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高达67.8%，中型企业为48.3%。
“金融危机之后，浙江省民间借贷规模总量逐渐扩大”。浙江省民间融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超过1.5万亿元。而2008年到2010年，浙江省一个地级市非法集资案件就发生61起，涉案金额18.3亿元。
正规渠道的告借无门，导致民间借贷的畸形繁荣。7月21日，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7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水平为24.4%，月息为4%至6%，年化收益最低可达48%，扣除资金闲置、坏账和成本，此回报率仍远远高于大多数实业企业。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调查，温州典当行3个月以上的长期借贷月利率从去年的2.2分（约合年利率26%）涨到3分（36%），而短期借贷已普遍超过8分（96%）。
“高利贷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周德文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食利“蚁族”
“我越做胆子越小！”花姐对本报记者说，两年前上亿的钱放出去，她手上都很少有借条，如今超过10万都必须收抵押了。
花姐早年靠印刷作业本起家，后来在南方某地注册了表链厂、汽配厂和外贸公司等实体企业。经过多年经营，结交了5家银行营业部经理，“投资”业务鼎盛时期每年的银行授信超过三千万元。而通过转按揭、二次抵押等一系列操作，其高利贷总量可以做到4个亿。
而作为回报，除佣金及节庆礼金外，花姐必须协助银行揽储和转贷业务。但有些银行业务员自己也做“投资”，这种“恶性竞争”影响到了花姐的“正常经营”。
最近，花姐就碰到了一起“恶意骗贷”事件。今年6月份，公务员许某带着一套排屋的房产三证来借钱，用于支付转按揭贷款，该房产已有600万的银行贷款，但按照贷款银行评估报告其价格为1100万元。花姐认为这套房的“净资产”有500万元，就决定借130万元，借期30天、日息3‰。扣除利息11.7万元，许某获得了118.3万元现金。
花姐说，按照行规，民间借贷人放款都以个人名义订立借据，走个人账户或现金交易，而且利息会提前扣除。这样不仅可以避税，也有利于在纠纷中占据主动地位。
就在一个月后，许某表示无力还钱。花姐赶去实地调查发现，这套排屋因严重质量问题，市价只有750万元，远远低于银行评估的1100万元。如果处理房产，她首先要还上银行的600万贷款，若再加各类交易税费，这笔买卖必亏无疑。无奈之下，花姐将对方告上了法院。
“我敢肯定，那家做评估的银行跟许某串通一气，‘黑’了我的钱！”花姐很气愤。当然，花姐也有自己的“金主”。去年，她曾为邻省一家内衣厂老板马先生牵线，以一套住宅抵押获得某银行70万元贷款。银行事先将抵押房产按9折评估，再按7折放贷款，谁料到期后还是成了“死单”。“这个单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收了马先生几万元劳务费。”花姐说，因为担心“死单”影响她跟银行往来，她被迫为马先生垫资8天，后通过当地某夜总会大哥成功追债。
类似民间借贷债务纠纷，充斥包括个人、民企、租赁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及担保公司在内的各个环节。
温州市中院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总标的额高达9.3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金融领域案件律师林达认为，大多案例背后都搅合着银行资金。尤其案件标的超过1000万的案例，基本不会例外。
问责“黑金通道”
在高利贷金字塔的顶端，那些违规入市的银行资金闪耀着冰冷的光芒。
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对本报透露，他有一位做农业高科技的朋友，从银行获得3个亿的授信，但是眼下并不需要这么多资金。这位老板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
“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净赚息差1900万。”这位老板表示。
而温州永嘉某鞋革生产商同样没闲着。他牵头多家当地企业设立某担保公司，各股东单位从银行获得贷款，向担保公司注资规模超过10亿元。这个“现金池”不仅向股东及关联企业借款，也对外放贷。
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工业监测企业景气调查显示，二季度资金周转状况指数35.72，较上季大幅回落9.52个百分点；银行货款回笼能力指数30.96，较上季回落4.76个百分点；企业应收账款与销售产值的比重，同比提高10.8个百分点。
“这表明销售收入并未转变为当前的现金流，企业资金周转速度趋于放慢。”人行人士分析认为，企业的经营意愿在降低。
有迹象表明，浙江民间借贷市场还有较多变通操作手法和“合法”收入来源。例如，银行从中小企业贷款中所获得的不仅是上浮的利息收入。在一些地方，如果企业贷款500万元，银行会“扣押”100万元作为“存款”，还会向贷款企业搭售基金、收取咨询费等。因此，一年期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普遍达12.3%左右，高的甚至超过15%。而在绍兴，则出现了一种类似传销的“转贷”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走村串巷，以2%的额外收益揽储，再经过2.5%~4%的价格层层转卖到最上层的大庄家，汇总存放至温州、台州等地的指定银行。
知情者介绍，存款人的资金存到异地正规银行，没有任何风险；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获得授信套出资金再放贷；而资金中介也能获得大致1%的收益。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是主流。”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坦言，因为银行资金便宜，国家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利差，在利益驱动之下，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
而放贷者勾结银行员工的案件也不鲜见。
今年7月22日，一起由“高息揽储”引发的特大诈骗案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据了解，一个叫李阳的中间人勾结光大银行内部人员，将多名储户的4000多万巨额存款骗入地下高利贷市场。
据了解，在李阳之前同案的9名被告人（其中有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和另两名在银行上过班的被告人）已被法院认定诈骗罪，并判刑。
无独有偶，8月初，中信银行乐清柳市支行一位姓高的客户经理神秘失踪，她被曝挪借客户7000万左右放高利贷。
“民间借贷已累藏着巨大的风险，应引起政府高度的关注。”被誉为温州民企守夜人的周德文认为，温州经济不会崩盘，但民间资金投向值得重视。他建议中央应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建立民间借贷法规制度，让民间借贷走向规范化。（21世纪经济报道）
银行资金借道国企流入高利贷 担保公司就地坐
庄
2011年08月12日22:58华夏时报吴丽华 林晓我要评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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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东营市河口区的一位银行业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当地正在开展抵制高利转贷违法行为的相关工作。
所谓高利转贷，是指企业从银行贷出资金后，由于未能立即投入使用而使其成为闲置资金，为了减少利息损失并获取一定利益，这些企业将贷款所得资金借予他人，并收取高额利息。
货币政策一紧再紧之下，民间借贷成本不断提高，达到年率40%、50%甚至超过100%。与此同时，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利率只有6.31%。高额利差之下，企业贷款投资远不如高利贷市场回报率高。
该区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许多地区都存在高利转贷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信用好，容易得到贷款，而且成本也低，这些贷款他们用不了，就可能转贷出去。
最近一份在业内流传但未经确认的银行业监管高层的讲话稿显示，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这种违法行为。
这份讲话稿明确提出，由于信贷需求旺盛，一些地区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是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
高利贷利益链
在民间借贷市场发达的浙江，很容易找到银行资金流入高利贷行业的例证。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在当地的民间借贷市场，确实存在担保公司或者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以更高的利息转借给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
记者了解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则是，一家农业高科技企业资信状况良好，从银行获得3个亿的授信，但是企业眼下并不需要这么多资金。
于是企业的老板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光利息我就赚了1900万。”这位老板表示。
事实上，不少融资能力强的企业确实就是这么干的。周德文则表示，在浙江的民营企业中这应该不是主流，因为民营企业本身很难得到贷款，他们更愿意投资实业，而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普遍的情况是，民营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方式高价获得国有企业从银行借来的低成本贷款。
在商业银行、国有企业、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链条中，市场的谴责都直指国有企业和咨询、担保公司。
变味的担保公司
一边是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边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这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涨。
“银根收紧的时候，银行贷款首先满足政府的项目需求和大企业需求，被挤压的是小企业，这是肯定的。因为政府的项目是压不下来的，而贷给大企业的成本和风险都远比中小企业的低。”温州市金融办的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担保公司做担保，担保公司从中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这个链条看起来很正常，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很多担保公司看中的不是一点服务费，而是直接取代银行放起了贷款，不同的是一些担保公司放的根本就是高利贷。
记者以借款名义联系了北京的多家担保公司，服务人员无一例外地建议记者直接向担保公司借款。北京某担保公司员工甚至直接表示，其实公司变相地放高利贷。
按照国家相关行业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而此类担保公司放贷利率为银行的十倍，甚至几十倍。
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占春说，在高额利益的驱动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担保公司经常出现违规操作的情况，收取高额的利息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很多中小企业需要短时间内周转资金，也是迫于无奈，担保公司已经不是金融媒介，而是高利贷者。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但是接受采访的不少人士认为，民间资本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民间借贷资金是从银行流出来的。而利用银行的管理漏洞和虚构项目是银行资金流入民间高利贷市场的主要渠道。
“几乎所有稍成规模的担保公司都有银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银行不介入，这一切无法做到。”浙江一位担保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江浙一带甚至出现了代办担保公司营业执照的业务。注册资金1000万的担保公司，一个月就可以办下来，手续费只要10万元。业内人士则告诉记者，这些违规办下来的担保公司，根本不接普通的担保业务，而是私下通过在银行的人脉关系及社会资源，低息向银行拿钱，再高息放给资金需求者，也就是金融市场 里搬运资金的“二道贩子”。
谁制造了高利贷
民间借贷利息不断提高，浙江一些地区年利率达到180%甚至更高。按照价值规律，供求决定价格，更通俗地讲，什么贵一般什么东西一定缺。
但是在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看来，实际上银行的钱并不贵，一年期贷款利率只有6.31%，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钱也不贵，最高也就是25%。民间的钱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现在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对于民间借贷活动的满足程度很低，需要的人得不到这些钱，所以就要付出更高的价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则表示，这实际上是借贷双方都有一个官方系统的利率扭曲的问题。
扭曲的结果则是占有更多资源、规模更大的国有企业和具有更多关系和运作手段的担保公司能够更容易获得银行的低息贷款，而真正缺钱的中小企业只能以更高的成本获得资金。
一位监管高层就曾经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存在着内外有别、政府与企业有别、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有别、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有别、大小企业有别，这就存在一定的“信用配额”。政府都把资金分配给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国有银行把大量贷款给了央企。但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者信贷方面的行政收缩，只是极大地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于是，在中小企融资难极大加剧之时，手握资金的体制内企业高利转贷便很好理解。本报记者拿到的一份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调查报告就显示，企业存在“贷而未用”现象，潜藏一定风险，值得密切关注。报告显示，2009年全年，长春市10家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企业贷款比上年增加479亿元，增长54.6%。其中贷而未用贷款比上年增加126.3亿元，增长了836.4%。占当年累计发放企业贷款的10.4%。2010年1-2月份，贷而未用贷款20.1亿元，占当年累计发放企业贷款的9%以上。“贷而未用”贷款中大中型企业最多，在规模上属于大型企业的占67%，中型企业的占7%，国有银行“贷而未用”贷款最多占86%。
“国有大型企业信贷资金闲置，中小企业嗷嗷待哺，而相对于银行存款利息，民间借贷资金高出好几倍，这些闲置资金借给中小企业一些，不但盘活了资金，而且拯救了中小企业，国有大型企业还可以从中获取不菲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一位证券公司的人士这样调侃地说。
张燕生表示，实际上在中国经济中并不缺钱，缺的是分配到最有效、最合理地方的市场、机构和产品，说到底就是目前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的发展存在问题，严重扭曲。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张汉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指出，其实他更倾向于加息而不是提高存款准备金来紧缩货币，因为提存造成资金紧缺，实际上已经变相提高了市场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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