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_省略_的检视与思考_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第一篇：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_省略_的检视与思考_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一、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检视在这次的地震报道中,中国媒体无疑发挥了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但与以往的媒体议程设置相比,我们也能够发现不少变化。例如,政治议程已不能完全主导媒介议程,网络、手机等“非主流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议程能力,“媒介间的议程设置”成为一种新的传播现象。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国外媒介的议程设置也影响着国内媒体的议程设置。

(一)地震报道议程设置不仅影响公众“想什么”,也影响其“怎么想”媒介的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1]246麦克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和肖(Ｓｈａｗ)发现了媒体具有的“议程设置能力”。媒体通过议题的设定,能够影响公众对于“什么问题是重要”的判断。媒体的议程设置不但能够影响公众“想什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怎么想”。在这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几乎主导了公众对于什么问题是重要的判断。5.12之后,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报道地震,几乎倾注了全部的时段和版面。地震的话题也迅速成为公众谈论和关注的焦点

随着媒体报道量的加大,公众的情绪与关注度也日益高涨。到5月19日至5月21日这三天的哀悼日时到达顶点。①这之后,随着抢救的“生命周期”的渐行渐远,关于废墟救人的生命奇迹的报道日渐减少,媒体更多地转向灾区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灾后的重建事宜。公众的注意力也由“救人”转向灾后重建。与此同时,媒体加大了对抗震救灾中“感人事迹”和“英雄人物”的报道比重,正面宣传开始突显。这从以下这些为数众多的电视新闻特写的标题中可以看出来:《为了71个学生》、《清平乡610人空中大转移》、《勇敢的女孩康洁》、《15位空降兵》、《向倩:永远年轻的老师》、《他一定还活着》、《金河路57号》、《80后的志愿者》、《穿越死亡谷的领航员》、《逝者安息》、《国家救援队》、《川籍突击队》、《空中生命钱》、《临时身份证》、《孩子,别哭》、《心理援助 志愿团体的力量》等。尽管笔者缺少实证资料,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媒体关于地震的报道量与公众的关注程度是成正比的。除此之外,媒体关于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怎么想”。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研究示“98.8%的受访者认为报道集中展现政府、部队、社会

各界及民间力量齐心协力、共同赈灾体现军民鱼水情,促进军民团结;98.4%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有效提高中华民族自信心;98.72%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提高社会凝聚力,提升软实力;97.85%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体现政府的强大应急救援能力。”[2]受众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和新闻媒体的议题设置和“报道框架”分不开的。麦库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认为议程设置在两个层面上起作用———客体层面(ＯｂｊｅｃｔＬｅｖｅｌ)和属性层面(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Ｌｅｖｅｌ)。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集中在客体层面上,评价媒介报道如何影响人们对客体(如议题、候选人、事件和问题)的优先次序的安排,在这样做的时候,媒介告诉我们“想什么”。但媒介也通过影响“属性议程”(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ｇｅｎｄａｓ)来达到我们对某些客体“怎么想”。媒体告诉我们哪个客体的哪些属性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样,议程设置理论就和“框架理论”结合起来了。麦克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的结合将有助于澄清框架理论中的一些概念。他主张“阐明一个更概括的理论结构,来描述对传播过程很重要的框架和属性”。[3]的确,新闻信息的呈现总是体现在特定的“新闻框架”中。根据安特曼(Ｅｎｔｍａｎ,1993)的看法,框架包括选择和凸显。他将框架的主要层面归纳为:框架阐述了问题、分析了原因、进行了道德判断、提出了解决之道。[4]“所谓框架设定,是一种对孤立的事实赋予某种解释的方式。记者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这样去做,而如此一来,也就偏离了纯粹的`客观性',从而造成了某些偏见。当信息是由消息源提供给新闻媒体的时候,这是带着某种内在框架到达媒体的,该框架要满足消息源的某种目的,很难做到完全客观。”[5]292在汶川地震灾难的报道中,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遵循了典型的叙事模式和呈现框架。策略性的框架压倒了冲突性的框架。②电视画面中出现最多的镜头就是“人民军队救人民”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灾区的犯罪与混乱的场景则较少进入新闻的视野。这是一种典型的“叙述策略”。格伯纳和格罗斯指出:“电视大规模地生产讯息和形象,这一重复性的活动构成了主流的象征性(符号)环境,这一环境培养了大多数人关于现实的共同看法。我们生活在我们所讲的故事之中———这些故事的内容是:存在什么事物,这些事物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电视通过新闻、电视剧和广告向大多数人讲述着这些故事。”[6]显然,大多数地震报道要传达的是“和谐”与“共助”,而不是“冲突”。这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贝尔(Ｂｅｌｌ,1991)吸引了梵迪克的新闻分析框架后认为:“一个新闻文本通常包括一个抽象概念,一个事件归因和一个合理的故事„ „一个报道由一个或多个情节组成,而各个情节是由一个或多个事件所组成。事件必须包括角色和行动,通常也要表达出场景,而且也可能具有清楚的事件因果逻辑„ „除了上述这些呈现出中心行动的要素,我们还可以指出构成一个事件的其他三种要素:后续发展、评论与背景。”[7]综合绝大多数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在地震报道的新闻文本中“情节”、“故事”以及“事件归因”等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所有这些都服务于一个“抽象概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灾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是击不倒的。③

(二)地震报道中的议程设置和议程构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复杂与多元性增加纵观这次地震报道,可以发现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重大灾难事件报道中的媒介议程设置完全从属于政治议程。如30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报道、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的报道、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7.8级地震的报道等,尽管死伤惨重,但媒体的报道廖廖数语,媒体几乎没有独立的议程。传统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模式呈现出一种“回字形”模式(如下页图1)。而汶川地震报道中的媒体议程设置则呈现出“三角形模式”: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和外国媒体的三足鼎立(如下页图2)。在新技术条件下,任何力量都无法完全主导媒体的议程设置,任何单一媒体也无法主导全部议题。媒介议程设置的“三角模型”比之于“回字模型”是个巨大的进步。“回字模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媒介成为政府的喉舌,新闻完全从属于政治。突发灾难事件报不报,如何报完全取决于政治形势与政策方针,而不是取决于灾难本身。“三角模型”中出现了三个支点,任何一个支点都无法垄断议题设置,单一的议题设置有可能变得多元化,从而使新闻价值(而不是政治价值)得以突显。在“三角模型”中,传统的媒介议程由于受到路径依赖的约束,依然受到政治议程的设定与操控,坚持“政治挂帅”是其主要特征。而新兴媒介(或称非主流媒体)的议程却很难为政治议程所控制。非主流媒体如网络论坛、博客、播客及手机媒体等不但具有了一定的独立设置议题的12能力,而且对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和电视等受到较强监管的“主流媒体”议程设置构成了某种巅覆和挑战。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音”大多是网络媒体首先发出的。如校舍中出现的豆腐渣工程、最牛官腔、绵阳市委书记谭力的“笑脸门”事件、成都小区惊现救灾帐蓬等一系列与“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不相协调的新闻议题都是由网络媒体设定的,传统媒体后来不得不跟进。这种不同媒体间的议题设置相互影响可称之为“媒介间议程设置(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丹尼利恩和瑞斯(Ｄａｎｉｅｌｉａｎ＆Ｒｅｅｓｅ,1989)的研究表明,影响媒介议程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来自其他媒介的内容。由于影响力的不

一,媒介之间可能互设议程、相互炒作。[8]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十分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网络媒体的议程不断地主导着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这是新技术条件下,中国媒介议程设置表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特征。在以往的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体如报纸或电视是最重要的传播载体,公众的关注对象与关注程度基本上由报纸的议程来设定。而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几乎相反,报纸的议程设置能力减弱,公众的议程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反过来设定了报纸的议程。清华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本次抗灾赈灾过程中不同类型媒体发挥的重要作用依次为互联网、电视、报纸、广播、手机、杂志。互联网排在首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电话、手机的普及,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渠道更加多元。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在公众信息来源和意见来源中的权重降低,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传播学上的传播Ｊ形曲线表明:当一项事件几乎为每一个人所知的时候,有相当高的比例(超过半数)的人是通过亲身接触的渠道而得知的。当得知事件的人数比例逐渐下降时,其源于亲身接触的比例也开始下降,而发源于媒介消息来源的比例则增加。[5]382这次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清华大学的调查表明:43%的受访者选择互联网和即时通讯工具作为自己发表意见的主要途径。ＱＱ、ＭＳＮ等即时通讯软件在本次灾难中成为汶川地震的意见主动传播渠道,其次是网络论坛。手机和固定电话仅占10%和1%。一些相关信息口口相传的比例依然达20%。[2]正是由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获取信息和意见的空间增加,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下降,新兴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提高。换句话说,传统政治力量对媒体议程设置的权力开始为公众力量(新兴媒体)所分享。此外,在中国加入了ＷＴＯ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正努力通过奥运会融入世界的“焦点时刻”,国际媒介在中国抗震救灾的报道中也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国际媒介几乎完全不遵从国内政治议程的设定,在网络技术推平了地域障碍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媒体的议程设置直接会影响到国内媒体的议程设置。国内主流媒体完全按照国内政治的逻辑进行议程设置而无视国际媒介在议程争夺中的作用与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国际媒介成为中国媒介议程设置中发挥影响作用的“第三种力量”。按照塞波斯塔(Ｓｅｐｓｔｒｕｐ)的研究,媒介国际化的作用主要有三种路线: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的。“国家的”模式是以进口为基础运作,属于一种国家媒介体系通过“借用内容”的方式进行国际化的过程。后两种是通过“周边的流动”实现的媒介跨国接触。[9]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媒体都对中国的地震进行了详略不等的报道。如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从5月13日起,以每天两三篇文章的频率和与四川、北京、上海、香港记者联动的形式进行报道,内容涉及救援现场进展、中国政府媒体开放、志愿者和民间救援力量、解放军英勇表现、中国全国哀悼等各个方面。[10]据统计,5月1312日-16日的短短三天时间内,境外媒体就中国四川发生强烈地震发布的英文报道累计达5 458篇。[11]尽管传播国际化的主要形态“媒介频道或完整的刊物从一个国家直接传送或发行到另一个国家阅听人的手上”[5]183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但网络的出现和国际交往的频繁一定程度上推平了国与国之间的地理障碍,使得新闻的国际化流通成为事实。因此,网络的成长刺激了多重的多边流动。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再无法忽略国际媒体的影响和作用。可见,政府、公众和国际力量成为中国媒介在重大突发灾难事件中影响媒介议程设置的三种主要力量。这三种力量的博弈过程也即是媒介“议程构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过程。库尔特·兰(ＫｕｒｔＬａｎｇ)和格拉迪斯·兰(ＧｌａｄｙｓＬａｎｇ)提出的“议程构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概念非常适合描述汶川地震报道中的中国媒介的议程设置过程。库尔特·兰(ＫｕｒｔＬａｎｇ)和格拉迪斯·兰(ＧｌａｄｙｓＬａｎｇ)的“议程构建”指“在公共领域中媒介、政府和公民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全部过程”。[12]观察中国媒体关于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可以看出:在议程建设的过程中,尽管政府的主导权非常明显,但另外两方“公众”和“国际力量”已逐渐渗透进来,发挥了对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检视

“沉默的螺旋”可以被看作是议程设置理论的一种形式,但更关注宏观层面而非微观层面的效果研究。[13]311沉默的螺旋理论是伊丽莎白·诺尔纽曼(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Ｎｏｌｌｅ-Ｎｅｕ-ｍａｎｎ)在德国社会的政治竞选中发现的一种传播现象,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西方社会中舆论的形成和消长过程。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媒介的同质性(同为党的喉舌)高,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背景下,媒体更容易步调一致地行事,因此,沉默的螺旋也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此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沉默的螺旋我们到处可以发现。(一)主导议题使被遮弊的议题保持沉默 由于“议题设置”是一种零和博弈,当某一议题得到突显时,另一个议题就自然被遮弊了。例如,在地震期间发生的几次矿难事故,就被地震议题轻而易举地覆盖了。在这次的地震报道中,只有第一次8.0级的大地地震受到了关注,而另外数千次的余震被一笔带过,尽管余震的威力与破坏力及造成的危害可能不亚于第一次地震,但由于议题设置的零和博弈的性质,这些地震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举凡这一地震时期的其他议题,在地震面前,都保持了一种“沉默”。在国难纪念日的三天里,全国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地方电视台全程、全时段转播中央电视台的“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的直播节目,地方广播电台也全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撤下所有电视娱乐、广告和其他节目。所有报纸、网站也一律撤下广告,黑白底色编排,整版报道灾情。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种“媒介奇观”,在让人对中国媒体的良知充满敬意的同时,也让人不得不叹服促使媒体如此地步调一致行事的背后力量的强大。很明显,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场”面前,任何“异端”的声音与做法都只能沉默,如果不沉默,那么只有消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重庆《旅游新报》的被停刊整顿。2008年5月19日出版的第60期《旅游新报》在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由于“步调不一致”,被市新闻出版局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停刊整顿的行政处罚。与此同时,《旅游新报》的主管单位重庆出版集团公司对《旅游新报》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免去该报社社长职务,撤销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职务,并对相关直接责任人予以除名。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声讨《旅游新报》“违背社会公德”的“伤风败俗”行为。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旅游新报》不得不发表致歉信。致歉信表示,尽管该期周刊系提前编印,但报道“严重违背社会公德,亵渎了神圣的民族尊严,伤害了崇高的民族情感,在全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报社以最沉痛的心情和最真挚的诚意,向全社会公开道歉”。[14]任何对这份报纸的同情、原谅与支持的声音与做法只能保持沉默。这正是“沉默的螺旋”所致。“媒体传播了公众舆论,向受众指明了哪些观点是占主导地位的。个人是否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主要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反过来,媒体只关注那些公开表达的观点,这样的螺旋会一直持续下去。”[15]因此,尽管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报道信息量大,平面媒体、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一齐上阵,以文字、图片、视频、博客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报道抗震救灾。有反映震情灾情、死亡人数的即时消息,有反映抗震救灾感人场面的通讯、特写,有报道抗震防震、卫生防疫基本知识的介绍,有现场采访,有连线访谈,有重点新闻节目,也有全频道整体直播。如此全面的、立体式的报道,在我国突发新闻报道史上肯定是前所未有的。[11]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主导性的舆论,遮弊了许多其他的议题。特别是与主流报道框架不相协调的议题。媒体不可能为那些“消极的”、“质疑的”、“丑陋的”现象和意见提供版面与空间。因此,如果说在中国媒介语境下“沉默的螺旋”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什么样的观点能够表达,什么样的观点不能够表达不仅受制于“舆论场”的作用,更受制于媒体调控的力量。在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我们的确看到,不只是公众,媒体也同样选择性地报道事实,表达观点,这不仅是因为舆论的制约,更是因为受到政治导向的约束所致。(二)激情甚于理性的报道使少数派保持沉默

“沉默的螺旋理论”创始人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是这样解释这一传播学理论的:“在某个语境(大众媒介)中得出的观察结果会传递到另一个语境中,鼓励人们要么声明自己的观点,要么把话咽回去保持沉默,直到经过一个`螺旋'的过程,某种观点在公开场所占领统治地位,其他观点因其追随者的沉默不语而在公共意识中消失。这一过程被称作`沉默的螺旋'。”[16]可见,沉默的螺旋揭示了这样一个传播学规律: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人们由于怕被周围的人孤立或疏远,所以当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派时,就不表明自己的态度。由于种种原因,媒介也会倾向于报14道事件的一面,而排斥事件的其他方面。这就进一步促使好些持少数派意见者保持沉默,从而使媒介更难揭示和记录反面意见。伊莱休·卡茨(1983)更加详尽地总结了纽曼的思想:(1)个体的人具有自己的观点;(2)由于害怕被孤立,当个人发现自己的观点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时,就不把这种观点表达出来;(3)人们通过准统计学的判断力来观察周围环境,寻找支持的迹象;(4)大众媒介构成关于舆论的分布和支持/反对趋势的参考信息的主要来源;(5)其他用来参考的团体„ „;(6)媒介倾向于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几乎是垄断性的;(7)媒介倾向于歪曲社会舆论的分布情况,根据记者的观点„ „而有所偏向;(8)由个体组成的某个群体———有时这个群体可能是大多数人———感到自己的观点不受支持时,会失去信心,从公众辩论中退出,从而实现“沉默的螺旋”,加速他们的退让行为。他们可能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是可能会放弃说服其他人加入自己观点的阵营,放弃辩论;(9)社会因此被操纵,变得贫乏。[13]313在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我们发现,这一规律起着重要作用。《旅游新报》的道歉等都是“沉默的螺旋”的例子。此外,大凡与举国救灾不那么合时宜的“言论”、“行为”都可能因为“害怕被孤立”而保持沉默。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道德”高于一切。因此,大凡占领了道德至高点,将抗震救灾提升到“民族大义”、“民族复兴”层面的言行总会成为强势的“舆论场”,与此相反,偏离这一道义立场或处于“道德洼地”的言行很容易成为受到舆论攻击的“少数派”。万科老总王石的“捐款十元”的言论受到舆论的强烈批评,最终王石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论出来道歉。许多外国企业因为捐款太少也被指责为“为富不仁”。最典型的例子是“范跑跑事件”,由于在道德层面上处于下风,范跑跑的行为被指为“无耻”。尽管声称自己没有错,范跑跑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行道歉。范跑跑以自己的“被开除”的下场最终被迫保持了“沉默”。可以看出,在“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的主流舆论面前,少数派保持了沉默。我们可以从民众对参与各类媒体抗震救灾报道的综合评价中看到主流的舆论是如何报道抗震救灾的。清华大学的调查问卷通过15项指标对媒体在赈灾、抗灾过程中的总体表现进行了综合考察,结果发现:对“报道感染力强,能够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救灾”的满意度最高,占受访对象总数的98.3%。其次是“报道积极向上,给人希望”满意度列第二,占受访对象总数的98.1%。97.6%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有效提高民族凝聚力。97.24%的受访者特别肯定媒体报道中“对受灾群众的安危、情感和尊严比较重视,体现人文关怀”。97.6%的受访者认为报道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2]我们从这些受众调查的结果中可以反推出来:在地震报道中,媒体的主要舆论焦点在于“动员”,在于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众志成城”的抗灾图景。“中国加油”、“汶川挺住”的声音不时见诸眼前,现诸耳边,但对于灾难的反思,对于具体而微的灾后重建工作,媒体似乎后劲不足。情绪的渲染代替不了实际问题的解决,相反,过量的情绪性的报道(接近于“煽情报道”)容易使人厌烦,而失去对实际问题的关心。

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地震疲劳症已经过早地显现。地震一月有余正是各种工作正式开展的时候,而媒体和受众的关注度明显下降。2008年7月7日起,广电总局已放开了娱乐节目的播放。可以想见,娱乐的回潮、奥运的召开将使“地震议题”由热门话题转而成为一个“沉默的话题”。

三、传播免疫理论与受众理论的检视

在这次地震报道中,媒体的作用可圈可点。但我们也看到,媒体的报道是在和“谣言”的竞争与赛跑中进行的。新技术如网络和手机的出现既加快了资讯的流动速度,也加快了“谣言”的传播速度。如何面对突发灾难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如何增强受众对谣言的抵抗能力?这需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传播理论,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既有的受众观。(一)传播免疫原理:适量接触谣言有利于免疫力的增加我们常说,“谣言止于真相”。其背后的传播学原理就是,如果让受众同时接触到谣言和真相,最终真相将会战胜谣言。受众会对谣言产生足够的抵制能力。适度的谣言不仅不会对真相构成威胁,反而会增加受众对谣言的免疫力。正如“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生活谚语中所包含的免疫学原理一样,④信息的传播也存在着“免疫规律”。麦圭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Ｇｕｉｒｅ)和帕帕乔吉斯(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ｓ)的“预防接种理论”(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其实就是一种“传播的免疫理论”。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大部分人持有许多未经挑战的信念然而这些信念在受到攻击时经常轻易地就被动摇了,因为人们不习惯于保卫他们。这种情况类似于医学上的情况,如果一个人是在无菌的环境中长大的,突然被暴露于细菌环境中,这个人的身体便很容易感染,因为这个人未获得任何的抵抗力(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这种人要获得抵抗力,可以靠滋养(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但也可以经过一种预防接种(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即有计划地接触处于微弱状态下的细菌环境,从而刺激个体抵抗力的发展。麦圭尔和帕帕乔吉斯采用了一些实验证实了传播中的“预防接种理论”,他们发现,没有免疫力的输入,原有信念是非常软弱的,很容易遭到攻击。相反,反驳性捍卫比持性捍卫更有效地维持了原有信念。而且当人们接收对基本信仰的攻击和对这些攻击的反驳后,可以发展一种“普遍化的免疫力”。他们认为,面对“谣言”的攻击将发展出一种普遍性的抵抗力,使基本的信念即使遭受到不同方式的攻击,也不可能改变。其原因大致有二:(1)有了第一次攻击被反驳的经验,便会降低后来攻击的可信度;(2)事先将攻击暴露出来,可以使人们知道他们所持的信念的确有弱点,从而推动他们去发展更多的支持观点。[17]可见,要使原有的信念坚定,光靠“清除信息杂质”无济于事,相反,适度地让这些信念受到一定的攻击,反而有15利于受众坚持原有的信念。长期以来,我们党的喉舌媒体致力于要媒体提供“没有杂质”的信息,这实际上是将受众置于一个无菌环境下,使民众丧失信息免疫功能。结果适得其反:民众宁可相信谣言也不相信新闻报道和官方的信息。因此,突发事件报道是增进受众的信息免疫功能的绝好机会。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民众对任何信息都有免疫功能,我们要培养这种免疫功能。任何时候要求过滤信息杂质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允许媒体报道的“缺点”,因为正是有了这种缺点,公众的信息辨别能力才会提高。与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一样,这次地震中同样出现了许多谣言的传播。但对于这些谣言,我们没有加以打压和隐瞒,而是让真相与谣言同时呈现,通过这种对事实的澄清与检验,受众反而没有恐慌。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谣言即出,北京当晚将发生余震的短信在市民手机中迅速传播,重庆网上传言晚上会有余震,上海也谣传沪浙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当地地震局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进行了辟谣。5月14日,中国地震局驳斥瞒报地震预测结果的说法,称所谓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而瞒报地震预测结果的推测“是没有道理的”。该局进一步解释到,三大因素决定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第一是地球的不可入性,第二是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是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5月14日,中国环境保护部指出,互联网上流传的“都江堰市一化工厂发生危险化学品泄露,污染成都市饮用水源”之说属谣传。成都市环境监测站连续两天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市民饮用水质没有异常。5月14日,救援部队有关负责人指出,“网上流传的空降汶川伞兵死亡4人、失踪10人纯属谣言!”权威部门及时的信息发布使谣言无处藏身,受众在一次又一次的“谣言袭击”中学会了如何分辨谣言和真相。实际上,在中国的媒介语境下,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缺乏。被过滤掉的信息太多使受众产生了不信任感。2003年非典事件中的隐瞒疫情的不良记录使政府的公信力和媒体的公信力都受到损伤,民众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对媒体的报道将信将疑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传播学理论看来,恐慌发生的相关条件恰恰是忧虑、恐惧和不确定性。除此之外,使恐慌发生的因素似乎还有不完全与不正确的信息,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人们通过人际的渠道迫切地寻求信息,因此也促成原始信息的进一步流通。[18]因此,适度处置而不是一味打压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传播”可能未尝不是一件明智的事。一方面,来自于民间的“谣言”可能包含着正确的内容;另一方面,“谣言”的攻破使真相的威信更加突出,使受众的免疫功能大为增强。

(二)“积极的受众”:突发灾难报道中应树立的受众观灾难报道中应该“以人为本”。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是灾难报道要尊重生命,一切以生命救助为中心。二是灾难报道要尊重受众,一切以受众的需求为中心。然而长期以来,不论是在常规报道还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媒体更加注重的是媒体的“宣传”功能。“宣传”媒体表面上看起来是以“群众为中心”,但实际上恰恰否定了“受众”的主导地位。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媒介宣传背后的逻辑支撑就是传播学上的“魔弹理论”。“宣传家”们坚信,只要通过媒介进行正面的宣传和引导,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社会稳定,人心统一。这一理论暗含了对受众的不信任和“消极受众”的观点。完全将受众看作是“一击就倒”的靶子,预设了受众会完全按照媒体的报道框架去行事。麦奎尔在论及苏联的共产主义媒介理论时将其概括为一种“积极的”媒介理论,[5]129指出了其一个重要特点,即“宣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在中国的媒介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重大性的突发事件中,媒体宣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似乎特别明显。而这背后的理论逻辑即“强大效果论”或说“魔弹论”,即认为只要媒体积极引导,受众就会接

受媒体的宣传。在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这种“宣传逻辑”再次成为主流媒体的主导性的报道框架。以《人民日报》几则新闻标题为例:《没有路,肩膀就是通道》(2008年5月14日)、《那一刻,他张开双臂护住4个学生》(5月15日)、《“赶快救人!”》(5月15日)、《孩子别哭,我们在一起》(5月16日)、《搜寻每一丝生命气息》(5月16日)、《不抛弃,不放弃》(5月17日)、《“喊”回来的一条生命》(5月18日)、《柴刀劈出生命路》(5月18)、《生命挺过150小时》(5月19日)、《一心想着村民的羌族书记》(5月20日)以及《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写在中国人民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之际》、长篇通讯《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献给顽强奋战在抗震救灾最前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等,这些新闻颇有感染力,但其中的宣传逻辑明白无误。在我们看来,今天的受众已不是当年的“群众”。“使用与满足理论”才是符合受众为逻辑的基本假设。在突发空难事件的报道中也是一样,今天的受众已不会是等待灌输的“容器”,而是一个个“积极的人”,他们会积极地寻找特定的媒体和特定的内容,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也能够对媒体做出甄别和评估以达到某个目标。建立在战争年代的“魔弹理论”基础上的宣传与灌输模式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技术条件下已经部分地失去了效用。在突发灾难事件报道中,政府和媒体应当在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现有的报道模式和媒体管理模式。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能够意识到源于个人(个别)和社会(共同)环境的媒介相关需求,而且能够依据动机来表达这些需求。卡茨、梅里维奇和赫斯(Ｈａａｓ,1973)将大众传播媒介视为个人用以联系(或不联系)他人的工具。他们从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及心理功能的文献上,选出了受众的35种需求,并将其分成5类:(1)认知的需要(获得信息、知识和理解);(2)情感的需要(情结的、愉悦的或美感的体验);(3)个人整合的需要(加强可信度、信心、16稳固性和身份地位);(4)社会整合的需要(加强与家人、朋友等的接触);(5)舒解压力的需要(逃避和转移注意力)。[1]324这些需要中没有一种等同于“等待灌输的需要”。Ｋａｔｚ等人也认为:媒介选择过程和下列因素有关:(1)社会心理起源(2)产生需求(3)期望(4)大众媒介或其他来源导致(5)不同的揭示(或从事其他活动),因而造成(6)需求满足和(7)其他结果„ „[19]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不研究受众,只一厢情愿地认为媒体的报道一定具有“强大效果”,延续几十年前的报道框架与管理方式无疑是不合时宜的。陈旧的报道模式其结果是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与“政治冷漠”,最终的媒体报道也只能沦为一种“仪式性”的工作。两个多月来,关于地震报道可以用“来得快,去得也快”来形容,截止到本文的写作这一刻,电视媒体上已看不到多少关于地震的报道,在奥运会营造的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人们的一个错觉是仿佛这场灾难压根没有发生过。清华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公众对地震报道还有相当的不满,实际上越到后期,这种不满越发普遍和严重。“不满”的产生固然有多种原因,媒体陈旧的报道框架难脱干系。著名的传播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讨论媒介的功能时特别提到了媒介的一个负功能即“麻醉性的功能障碍”(Ｎａｒｃｏｔｉｚｉｎｇ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两位学者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普通读者和听众持续刺激的另一个后果是“麻醉”,传播泛滥的结果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关心,这种表面化的关心可能掩盖了大众的冷漠。逐渐增大剂量的麻醉可以将我们的精力从主动参与转为被动获知。[20]我们因此可以说,脱离受众需求的地震报道实际上对受众起到的是一种“麻醉效果”,不但不能有效地激发受众的参与积极性,反而抑制了这种积极性。这是我们的媒体报道所要检讨和反思的。综上所述,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不论从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还是受众理论,我们都应该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和受众理论等较之以往,较之西方社会,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笔者认为,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对“谣言传播”的压制以及单一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益于公共利益。正如麦奎尔所指出的,媒介多样性是“达成其他益处的手段”。但显然,在中国语境下媒介报道的多样性有赖于传播自由的实现。而传播自由则依赖于一些麦奎尔所讲的“结构性的要素”:一是结构条件,尤其是传送与出版的法律规定的自由;二是运作条件(真正独立于经济、政治压力和媒介组织内部记者和其他传播者的相对自主);三是社会中的各种声音有获得接近使用媒介渠道的机会等。[5]140《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汶川地震报道得以公开透明的重要条件之一,但仅凭这一条文,我们显然还无法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做得尽善尽美。

第二篇：在家乡与他乡之间：汶川地震的一种媒体视角——以台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TTV-1)相关报道为例

在家乡与他乡之间：汶川地震的一种媒体视角——以台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TTV-1)相关

报道为例

关键词： 汶川地震 台州

城市电视台也有“答案”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灾难时刻，信息如何传播？多难兴邦，媒体如何担当？中国电视媒体的相关报道给出了里程碑似的“答案”。这份“答案”对于我们国家、政府以及民众而言，都有着不言而喻的建构作用，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在其间留下重彩笔墨的主要是以央视新闻频道等为代表的国家电视台，以四川卫视、东方卫视等为代表的省级卫视和以凤凰卫视为代表的境外电视机构。也是在这份“答案”中，更广大也更基层的城市电视台认真而踏实地书写下了自己的媒介职责与人文关怀。虽然城市电视台的视野、实力与资源，相比国家电视台、省级卫视以及境外电视机构，都处于下风；虽然城市台记者可能去不了灾区一线、画面素材可能难以采集且质量不佳。但是，难以达成的地理环境接近性，并不会扼杀新闻报道接近性。那么，如何达成这种接近性？怎样的媒体视角是恰切的？——近一个月来，笔者带着这两个问题，在台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TTV－1，下文中提及该频道皆使用此简称）汶川地震相关报道中，“在家乡与他乡之间”找到一种可能性与平衡点。诚然，这其中或许并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人物与事件，但是，却有着切切实实的支持与关怀。

TTV－1，将作为既有城市电视台普遍特质，也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案例，成为笔者在本文中分析的重点。而“在家乡与他乡之间”的视角是什么？并如何可能？又怎样呈现？该频道《台州新闻》、《新闻广场》节目中的相关报道将一一例证。

台州人、四川人的家乡与他乡

在四川，有超过十万的台州商人；而在台州，四川务工者的数量则更为庞大。地震灾害，让在家乡的台州民众关心他乡的台州商人；也让在他乡的四川务工者心忧家乡的父老乡亲。台州人的家乡是四川人的他乡；四川人的家乡是台州人的他乡——因此，“在家乡与他乡之间”的视角可以大致分为“台州人在家乡（台州）与他乡（四川）之间”与“四川人在家乡（四川）与他乡（台州）之间”两个面向；也因此，四川与台州成为了具有双重地理/心理意义的区域角色。

当“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汶川人”的国家关怀通过媒体广泛传播的时候，我们把这种自发的国家意识形态具体化为家乡－他乡意识，其目的不是为了强调家乡与他乡的区隔，而是为了在家乡与他乡之间做一务实的勾连。这种勾连，在台州这个城市里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因为除了上文提到的在川台州商人与在台川籍务工者数量皆可观之外，还有一个“对口城市”的概念：自1997年起，广元市成为台州市的对口帮扶城市。而广元市，正是这次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那么，站在台州本土媒体的角度，从“每一个台州人都是四川人”、到“每一个台州人都是广元人”也成为了更为清晰的传播姿态。

在这样的心理意义、城市交往背景的引导下，TTV－1的报道开始了各种接近“在家乡与他乡之间”的尝试。

“你们电话是第一个”

自5月12日傍晚《台州新闻》、晚间《新闻广场》节目采访台州市地震局相关人士并综合相关汶川地震信息的第一批稿子播出开始（《新闻广场》更是在头条播出了《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 台州有轻微震感》），宣告TTV－1汶川地震相关报道的开始。

5月13日上午，当《新闻广场》的记者在坚持拨打了N次之后，终于接通了成都台州商会钟副会长的电话，他在介绍了地震相关情况和台州商人情况之后，特别说到了“你们的电话是第一个，比市政府的电话还要早”——家乡与他乡的勾连，在当晚播出的《在地震灾区的十万台州人，你们还好吗？》这条稿子中得以充分展现。

当然，这种勾连不能仅仅在台州人的家乡与他乡之间进行，因为大批老家在地震灾区的“新台州人”也时刻关注着家乡的情况，所以，紧接着的一条稿子《老家发生地震，四川籍务工者忧心忡忡》让四川人的家乡与他乡之间勾连了起来。在采访地点的选择上，也特别安排在极有代表性的川菜馆“川香馆”中进行。而随着地震灾情的发展，TTV－1的报道重点也逐渐确立在了以下四点：

一、密切关注台州在川企业、在川人员的情况；

二、密切关注在台四川籍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情况；

三、充分报道台州社会各界关爱灾区人民、支援灾区抗震救灾的情况；

四、及时采制有关防震避震的知识，提高市民的防震意识和避震自救能力。

以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第一、二条报道重点就落在“家乡与他乡之间”；而第三、四则为“每一个台州人都是四川人”的支持与自省。

把握“间距”不冒进

当笔者在汶川地震报道开始时与一位TTV－1资深编辑交流时，她很坚定而又自然地说道“在这个时候，新闻工作者总是想去往第一线的”；当强势国家电视台、省级卫视、境外电视机构以及实力雄厚的纸媒、网媒汇集在地震灾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发回的珍贵而震撼的报道，但也逐渐发现“一些记者缺乏人文关怀意识的问题也暴露出来，除了强求采访对象回忆痛苦经历，缺乏同情心外，还发布了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悲惨照片”[1]，我们更加要开始思考报道“间距”的问题。的确，作为客观理性的社会公器，媒体以及相关业者更多地去思考“能做什么”比仅仅思考“想做什么”要重要的多。而且从媒体硬/软件实力、受众群、职责范围等角度综合考虑，笔者认为，作为城市电视台，在此时切不可为了收视率与影响力而冒进。“家乡与他乡之间”的“间距”如何拿捏？这既是报道内容层面的问题，也需在报道形态上审慎考量——量力而行，方能行之有效。

因此，在积极跟进抗震救灾动态消息报道的同时，TTV－1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电话连线”上，及时将

地震灾区的最新情况和台州援川各支队伍的最新情况报告给台州人民（当然，其中还包括着大量来自灾区的“新台州人”），这不但丰富了报道内容，而且进一步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同时，这种传播形态在报道“间距”的把握上较为恰切，易于操作且到达面广，成都台州商会、台州在川旅游团、台州援川医疗服务队，台州援川架桥突击队、台州援川卫生防疫队等都成为我们连线的对象。

从他乡到家乡的旅程

汶川地震牵动万千乡情、亲情。TTV－1在报道中把握“间距”，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需要往来家乡－他乡、他乡－家乡之间民众的支持，毕竟这一举措多多少少减少了公路、食品、物品、水等方面较紧缺资源的占用。

媒体要知道，有更多的民众更需要这些资源，特别是从在从他乡到家乡的旅途中——《新闻广场》13日、14日连续关注川籍务工者返乡，《四川籍务工人员纷纷返乡探望亲友 四川台州客运暂时未受影响》、《四川籍务工人员回乡探亲增加》两条稿子主要交待了从台州到四川的回乡情况。

相应的，从四川到台州的回乡情况也是TTV－1的关注重点，《新闻广场》15日的一条稿子《惊魂四十小时 华夏旅行社赴川旅游团队安全返回台州》，让台州广大观众，特别是这些旅行者的家人放心了许多。而接下来几天，诸如《连线旅游团：滞留四川部分台州游客今天返乡》等稿子传递的信息，也让更多的台州民众放下心来。

此外，《新闻广场》16日的一篇稿子做的是14日回乡大巴上几名川籍务工者回乡后通过电话传回的内容，《四川籍务工人员回乡探亲 安全抵达》也同样令人放心了不少。而接下来几天《台州新闻》、《新闻广场》中类似《温岭汽车站开启绿色通道 免费送地震重灾区朋友回乡》的稿子体现出了从台州到灾区的回乡之途充满了社会关怀。

以媒体力量支援“对口城市”

正如前文所述，汶川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四川广元市是台州市的“对口城市”。TTV－1在布置相关报道时，深化了“每一个台州人都是广元人”的传播意识。频道主动与广元电视台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在每天的新闻节目中电话连线广元电视台主持人黄旭东，请他及时报道广元灾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台州援助广元抗震救灾各项工作落实和进展情况。

随着合作的深入，除了电话连线这一报道形态的使用之外，TTV－1还努力克服传输上的困难，灵活运用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来自广元市的图片、影像素材——诚然，只有对广元的报道越具体、越真切，给予“对口城市”的支援帮助才会越加“对口”。

与此同时，媒体报道的支援，既是对他乡政府、民众的支援，也是为在他乡的家乡人鼓气，为他们在家乡的亲人减压。比如5月15 日《新闻广场》的稿子《四川广元台州籍老乡互相帮助 共渡难关》通过与在广元的台州商人沈先生连线，并使用他从网络上传回来的广元照片来尽可能、尽快地告知台州民众广元的受灾状况以及台州商人的安危情况。

而在新闻报道之外，TTV－1也特别担负起了对广元电视台的“对口”支援：频道员工募集善款直接汇给广元电视台，接续，在当地广电设施、设备的重建恢复上也将有所动作——这种支持的力量，虽然不能立即、直接在报道中得以体现，但对更长时期灾区重建中的电视新闻传播工作会有切实的长效。

需要帐篷的他乡

地震来袭，房屋损毁、家园失所。在重建工作完善之前，帐篷成为灾区民众所急需的遮风挡雨的临时居所。一切的生活、生产将从帐篷以及活动板房中得以恢复，包括“六一”、端午、高考、中考，包括学校、邮局、银行、医院。这也正是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提供足够的救灾帐篷已成为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2]。

TTV－1在汶川地震后第一天，即5月13日的新闻报道中就地抓住了这一报道要点，在得知台州某家帐篷生产企业将要捐赠原本要出口到欧盟国家的帐篷时，《新闻广场》节目中的一条稿子《2000多顶凉篷 今天紧急运往灾区》作了充分而及时的报道反应，同时对于该企业中一对来自北川的夫妻务工者的采访也让这条稿子更有细节与人情味。

自5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到浙江湖州视察，对救灾帐篷生产提出要求之后，5月23日，TTV－1立即组织采访播出了两篇相关报道《台州帐篷生产企业总动员 一切为了灾区群众》、《三门亚达科技：第一批救灾帐篷成品将于明天下线》。

5月25日星期天，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落实支援灾区帐篷和过渡安置房援建工作，《台州新闻》栏目也于当天晚上及时播出了这条消息。

此后，TTV－1进一步加大了关注力度，对“需要帐篷的他乡”与“运往他乡的帐篷”的报道一直延续至今。接下来，“他乡亦家乡”

《伸出你的手》，这是一首由台州本土音乐人创制、由TTV－1四位主播演绎的抗震救灾公益MV，这首MV将“家乡与他乡之间”的感性表达与诉求推上了最高峰。但作为媒体人，一个清晰的认识是：随着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深入，相关报道理应更趋于理性与建设性，这也正如钱钢先生所言，“一句话，心要热，头须冷。一切大话空言，华而不实的积习，对上负责的表面文章，为电视镜头准备的表演，此时，请统统走开！”[3]。是的，灾后重建，是一个抹去泪水，付出汗水的艰难过程。所谓的“他乡亦家乡”，这其中有两层涵义：其一，在川以及其他灾区的台州商人，他们身上具有被鲁迅称之为“台州人的硬气”的那种精神，据笔者的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以他乡为家乡”，以自身的人、财、物力，投入到当地重建工作中去。那么，他们的情况怎样？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还有什么难处？；其二，已从家乡回到台州的四川务工者，陆续转到台州的伤病员、学生，以及特别是即将从四川青川成规模迁到台州的灾区移民，他们在台州新的生活是否习惯 ？新的工作是否顺利？台州，是否能成为他们心底的“第二家乡”？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成为TTV－1接下来汶川地震相关报道的重点。而本文以上的论述，择要地以TTV－1为例，将城市电视台之前的地震相关报道，从“家乡与他乡之间”这一视角切入做了分析。关于报道的分析可能并不全面，但因为亲身参与报道的缘故，所以笔者可以很负责的说：城市电视台的影响力、经营力、受众面以及内容资源虽然不及国家电视台、省级卫视以及境外电视机构，但面对重大国家、社会事件，其肩上一份应有的媒介担当绝没有缺失。在全国媒体“众志成城”之时，城市电视台提供的“一砖一瓦”也是其牢固的基石。

[注释]

[1]陈力丹 瓮巍巍：《深度展现人性——论汶川抗震救灾报道的特点》，传媒学术网“汶川地震：政府、媒介与公众”专题，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699。

[2]《胡锦涛湖州考察帐篷生产情况：开足马力加紧生产》，新华网“四川汶川地震”专题，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2/content_8230180．htm。

[3]钱钢：《救灾指挥：心要热，头须冷！》，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6日，A02版。

作者：佚名 本文来源于网络

第三篇：网络环境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实践与思考———以嘉兴学院为例

网络环境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实践与思考

———以嘉兴学院为例

彭 巍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赣州，341000）

【摘 要】互联网强有力地推动社会转型和经济格局变革,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也提出新的要求。在深入研究网络环境下嘉兴乃至浙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明确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的总体思路,并结合嘉兴学院实际提出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方案。

【关键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建设 培养模式网络环境下浙江、嘉兴地区地方经济发展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21世纪,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社会深刻转型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经济呈现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趋势,这一切无疑强烈影响社会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的需求。近年来,浙江省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方针指引下,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优先发展软件产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打造“数字浙江”,实施“信息强省”,把浙江电子信息产业推进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007年浙江省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达在全国各省、自治区中位居首位。以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城市信息化为重点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企业管理信息化已从财务管理软件或制造资源计划(MRPII)转向实施企业资源计划(ERP)阶段。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网络统一平台建成,门户网站建设整体水平居于全国先进行列。电子商务及现代物流业发展迅速,拥有阿里巴巴等知名商务网站,2007年网上交易额超过5000亿元。嘉兴地处长三角的中心,特别是在上海和杭州之间,上海打造中国现代服务业中心,杭州打造中国电子商务之都,嘉兴也把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作为目标。嘉兴地区的中小企业众多,而这一地区中小企业信息化程度、企业利用网络从事电子商务的认识程度和使用程度都远远高于国内的其他地区,更重要的是嘉兴地区利用网络个人创业、开设网店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一切都为嘉兴学院这所浙北地区唯一的综合性高校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为信息管理与信息专业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与发展空间。最近几年嘉兴学院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在95%以上。同时网络环境下浙江、嘉兴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对信*本文为2009年嘉兴学院重点教学改革项目“嘉兴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70109053)成果之一。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进行研究,提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正因为如此嘉兴学院一直在探讨网络环境下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的总体思路立足地方,面向经济,以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导向,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要,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以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定位为基础,以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为重点,通过完善教学科研体系,合理设置课程,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与教材建设等手段,大力改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人才,最终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专业建设成一个厚基础、宽口径、懂管理、重应用、特色鲜明、注重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在省内具有一定优势和影响的特色鲜明的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方案

3·1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定位嘉兴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目标应立足地方,浙江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现代管理学、经济学、信息管理等知识与理论,具有计算机及互联网实际应用能力,掌握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和维护的方法和技术,能在国家行政机构、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教育教学机构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开发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人才。特别是为浙江、嘉兴地区中小企业培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围绕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坚持走基于信息的管理思维与计算机技能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向,要求学生具有很强的信息意识和服务意识,扎实的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系统设计与开发能力,以适应企业对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工作的要求。在明确了专业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在培养方案中明确了对学生的基本素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业务要求等方面相应的要求。

3·2 确定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产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一直没有停止过研究,也得出一些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两种信息管理专业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一种侧重“通才”教育,强调基础教育,所培养的学生知识面较宽,各种背景知识扎实,另一种则侧重“专才”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信息管理专业教学,非常重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强调基础教育,要求专业本科生要大量修读经济、管理方面的基础课程,凭借扎实的经济管理基础,学生在毕业时有广阔的就业前景和发展方向。卡内基·梅隆大学则侧重“专才”培养,非常重视对学生信息系统专业方面的培养与训练,要求学生选修专业核心课程和与信息系统相关的课程,毕业生往往能在各行业的信息部门和各类型的计算机公司找到理想的就业岗位。在国内各高校中也主要以这两种人才培养模式为主。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都各有利弊。侧重于通才教育的,学生的综合素质较高,学生的视野广阔,就业口径宽,发展前景宽广,但专业功底相对薄弱;而侧重专才教育的,学生的专业功底扎实,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得心应手,竞争力比较强,但这类学生基础知识或技能不够全面,视野狭隘,发展空间受到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国内学者又提出了专才模式、应用模式、复合模式、创新模式。现在已经提出的各种模式都有各自的缺点不足。笔者认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确定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网络环境、知识经济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的需要;第二,地方经济发展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需要;第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性质、学科定位;第四,每个学校自身的教学、科研情况以及学生特点。在全面考虑以上因素,并综合分析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嘉兴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原则是:以浙江省为依托,面向嘉兴,服务全国,明确培养目标,以“厚基础、宽口径、懂管理、重应用”为指导思想,优化课程体系,构建“平台+特色模块”的课程体系结构形态,突出模块特色,强调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在专业培养过程中,力争在以下方面取得好的效果:第一,注意培养学生两个意识,即信息意识、服务意识;第二,打好三个基础,即管理科学基础、经济学基础、计算机基础;第三,培养、锻炼四个能力,即信息能力、交流表达能力、外语能力、实践能力。在人才培养上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紧密结合,真正培养出具有强烈信息意识、服务意识,宽厚的知识基础,懂管理的具有较强的应用能力的复合应用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

3·3 构建科学合理、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1)在制订教学计划中,本专业以“厚基础、宽口径、懂管理、重应用”为指导思想,优化课程体系。(2)构建“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结构形态通过“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结构,将那些服21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务面较宽、体现学科基础的课程用平台结构组织,以保障科学文化知识和素质要求,将服务面较窄的课程用模块结构组织,用于柔化具有差别的个性发展和专业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具体设置两个专业模块:一是信息系统模块,主要包括Web程序设计、高级数据库应用、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企业资源计划(ERP)、信息分析与预测等课程;二是电子商务模块,主要包括Web物流与供应链、网络营销、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电子商务系统建设与管理等课程。(3)构建五条课程主线在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基础上构建五条教育主线:一是数学教育线: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运筹学等;二是英语教育线:大学英语———电子商务概论(双语)———面象对象程序设计(双语)———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双语);三是计算机技术教育线:计算机应用基础———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Java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Web程序设计———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等;四是信息管理理论与实践教育线:信息管理学———信息存储与检索———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分析与预测———企业资源计划———信息安全———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等;五是电子商务理论与实践教育线:电子商务概论———网络营销———物流与供应链———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电子商务系统建设与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

3·4 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配合理论教学,实现实践教学体系的有序进行,逐步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教学基地体系。以短学期教学为平台,建立“课程实验、课程设计、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的实践教学体系。每门课程的实验分成验证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两部分,并随着年级的升高,设计性实验的比率将逐步提高。在完善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上体现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3·5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创新能力在素质教育同时强调创新教育,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行导师制,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组建学生信息协会、计算机网络协会,并制定关于学生创新活动的计划与措施。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竞赛(电子商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浙江省程序设计大赛、大学生英语演讲竞赛),在本科生中实行导师制,开辟第二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在培养计划中规定一部分的学生必读书目等。

3·6 完善教学体系结合学科发展和市场人才需要,明确培养目标,制订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办出专业特色,不断完善教学体系,使人才培养过程符合专业培

养目标,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使人才培养的各项要求能在教学过程中具体落实。在执行过程中,重视教学计划的权威性,制定并完善各种教学规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大纲、实验大纲、课程设计大纲和实验指导书由课程建设小组集体讨论,并由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定通过;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由基础课教研室负责讨论落实。各任课教师按教学大纲认真备课、精心组织教学;严格执行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坚持每学期分院领导和学科负责人、老师听课制度;严把考试质量关;坚持试卷审核制度;严格考试纪律;严把教学质量关,规定每位青年教师新开课前均要进行试讲;在期中教学检查中均安排教师听课并及时反馈意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采用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专题研究、网上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拉近理论教学与实际的距离;对于部分核心课程,创造条件,开展双语教学;不定期到信息技术开发公司以及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参观实习,邀请这些单位的有关领导和技术人员给学生做报告、讲课,走开门办学之路。结束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信息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富生命力的专业,网络环境下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等都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提供了巨大的机遇,特别在金融危机发展背景下更体现出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生利用网络自主创业的优势。为了更好适应网络社会发展需要,所有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有关的政府、企业、学校领域内专家、学者、工作人员与师生应该共同努力研究探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建设问题。

参考文献钱洁,宋萍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面向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中国管理信息化,2008(7)龚花萍,沈玖玖·中外信息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比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5)阳向军·西部地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基于广西师范大学的实例分析·现代情报,2008(1)王学东·面向现代信息技术的信息服务人才培养研究·情报学报,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