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权起诉公司要求分红(附最高法院典型判例)法客帝国

第一篇：股东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权起诉公司要求分红(附最高法院典型判例)法客帝国

股东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权起诉公司要求分红(附最高法院典

型判例)法客帝国

??最高院法官:判决夫妻一方承担债务的,如何执行其配偶名下其他财产?|法客帝国??注意了!身份证被借用冒名当股东和法人后果很严重,如何解决?(附6个典型案例)?? 【收藏】与借贷纠纷有关的35部法律法规和重要法律问题汇总(2017.1.24版)?? 重磅!与公司印章证照控制权纠纷案件有关25个典型判例及裁判规则汇总(2017)?? 最高法院: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对外担保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017典型判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完整全文,为什么还不公布??? 中央关于民企产权保护和涉财产冤案司法政策汇编(2017第4版)300页|全文免费下载阅读提示：我们推出的百案评析系列即将集结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我们将陆续推出的100篇针对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典型案例的分析解读，从败诉方角度深度剖析败诉原因，从他人的败诉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者希望通过系列败诉案例的解读，帮助企业家、公司股东、高管和公司法律顾问，从他人的血泪教训中不断总结与提高，避免掉进相同的“坑”里面。延伸??要小心!最高院:即使有真实代持关系,当投资不合法时,法院也不支持其股东资格??最高法院:隐名股东也可以直接从公司分红!(附:超出你想象的条款设计方案)?? 重磅!与公司印章证照控制权纠纷案件有关25个典型判例及裁判规则汇总(2017)?? 最高法院: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对外担保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017典型判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完整全文,为什么还不公布? 阅读提示关于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权利是现实的权利，公司有盈利且符合法定分配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分配盈余的判决；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权利为期待权，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权利，该事项属于公司的自益权，人民法院不能代替公司作出经营判断和选择，没有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人民法院不能判决分配利润。最高法院认为，公司是否分配利润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职权,在公司没有作出决议前,不宜直接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是否分配利润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职权,在公司没有作出决议前,不宜直接作出判决裁判要旨公司实际分配股利与否，除了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可资分配的利润外，还取决于公司的意思。只有当公司治理机构宣布分配股利时，股东的具体股利分配请求权才得以产生。

案情简介

一、1998年4月29日，胡克、王卫平、李立、李欣作为发起人各出资75万元，成立了思维公司，胡克为董事长。公司章程载明：第八条，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二十八条，公司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

二、思维公司2004年度企业财务会计报表载明，截止2004年12月底思维公司未分配利润（历年）期末数为103812679.64元，资本公积金期末数为34803668.26元，盈余公积金期末数为65351871.29元。

三、2005年3月3日，胡克以思维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拒不向股东分红、损害股东利益为由，向河南高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思维公司向其分红4000万元，一审支持了胡克的诉讼请求。思维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胡克的起诉。最高法院判决撤销原判，驳回胡克的诉讼请求。

败诉原因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由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决议之前，公司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法院不予支持。败诉教训、经验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最高法院审判意见认为：公司是否分配利润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职权，在公司没有作出决议前，不宜直接作出判决。审判实务中的关键问题是公司不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如果司法不介入，公司中的中小股东的利益很难受到保护。结合最高法院的审判意见，在遇到此类案件时，应根据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1）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不是每年必须召开，对没有召开股东会的，公司章程有具体分配方案、公司盈余符合分配方案，且方案合法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以通知的方式征求公司其他股东的意见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根据多数意见作出是否根据公司章程进行分红的判决；

（2）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因《公司法》规定每年要召开股东大会，所以如果没有股东大会决议或决议不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当会驳回股东的诉讼。

（以上意见载《加强调查研究，探索解决之道——就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

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法》第三十四条 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第三十七条 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第四十六条 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以下为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阶段的“本院认为”关于此部分的论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2005年10月27日修订前公司法（以下简称修订前公司法）的规定。根据修订前公司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由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公司法亦保留了上述内容。据此，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决议之前，公司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本案中在思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作出决议之前，胡克以股东身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公司利润，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策权范畴，原审判决认定思维公司有巨额利润而长期拒不向股东分配损害了占股比例较小的股东的利益，并据此迳行判决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不符合公司利润分配的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案件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上诉案》[（2006）民二终字第110号]。

延伸阅读笔者通过检索，梳理出5个法院判决，一致认为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要求有股东身份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否则不予支持。

案例1：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长益资源路桥有限公司与武汉华益路桥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辖裁定书[（2015）民四终字第4号]认为，“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请求分配公司盈余的，应以公司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以及公司的权力机关决定分配股利为前提。只有当分配股利的决议形成时，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才转化为实在的债权，方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本案中不具备可供分配的利润，公司董事会也未制订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更未进行审议批准。据此，长益公司直接起诉主张利润分配不合法，违反了公司自治原则，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案例2：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璞与新疆福寿陵园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乌中民二初字第125号]认为，“股东请求分配公司利润，行使盈余分配请求权，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东应当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股东应提供证据证明：自身具备合格的股东身份、公司持续盈利且存有可以用于分配的利润、公司存在长期不分配股东利润的事实、控股股东存在欺压或不公平分配的行为、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股东穷尽了内部救济途径。1.如陵园公司已经通过内部自治，依照公司法的要求提取法定公积金、弥补亏损后，对利润分配事项召开了股东大会，作出了利润分配方案或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应当分配公司利润，但没有向股东王璞进行分配或损害了王璞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在此情形下，王璞主张分配公司利润，如可以确定陵园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则对王璞分配利润请求权应当予以支持。王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陵园公司已经通过内部自治方式审议了利润分配方案或对陵园公司其他股东进行了利润分配，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陵园公司有利润可供分配的情形下，主张分配公司利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王璞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陵园公司股东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控股股东存在欺压或不公平分配的行为及陵园公司有依法可供分配的公司利润，故王璞主张对陵园公司利润进行分配，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王璞系陵园公司的股东，其可以先向陵园公司提出盈余分配请求，陵园公司对股东提出的盈余分配请求应当进行答复。综合上述分析，王璞对其该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同时，本着司法尊重公司内部意思自治原则，王璞诉讼请求对陵园公司利润进行分配，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陆某某与上海虹口日杂花席总店民事其他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86号]认为，“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有权依据其持有的股权获得利润，股东行使公司盈余分配请求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公司必须有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

2、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得到股东会通过。本案中，虹口日杂店对于公司的盈利状况提供了《损益表》及《资产负债表》，表明截至2012年年底虹口日杂店并无可用于分配的利润。对此，陆某某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虹口花席店具备可供分配的企业盈余，也无证据显示该店召开过合法的股东会会议并对于分配方案及每股份红红利作出过有效的审议和批准。陆某某亦无法明确表述其要求分配的是以虹口花席店哪一个或哪几个年度收益为基准的每股盈余分配金额及计算依据。综上，陆某某要求虹口日杂店分配利润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案例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刘国强诉上海齐爱进出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9374号]认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分为抽象的请求权和具体的请求权，两者之间的界限在于公司是否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公司未作出决议之前，股东享有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包括提请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按投资比例分取利润，是一种概括的、抽象的权利，尚未确定是否给付、更未确定给付金额。公司作出决议之后，股东就享有要求公司支付一定金额红利的权利。就本案而言，齐爱公司提供的两份股东领款清单及庭审陈述，说明2011年该公司进行过两次公司盈余分配，刘国强作为股东应获得的红利金额共计43,400元，但齐爱公司实际未向刘国强交付。虽然齐爱公司称刘国强在担任董事长期间，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违法、违规等行为，但齐爱公司不得以此为由而拒绝向刘国强支付其作为股东应获得的、公司已作出分配决议的红利。齐爱公司认为刘国强任董事长期间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可另行主张。除了上述两次盈余分配外，刘国强未能提供齐爱公司其他已经形成具体利润分配的决议。齐爱公司亦称自2012年起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不再分配。综上，齐爱公司应支付刘国强2011年已经通过决议的两次公司盈余分配相应的红利。对于其他期间的公司资产收益，刘国强可另行提请公司股东会决议分配。”

案例5：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泰州市五星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与江苏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苏12民终2109号]认为，“公司利润分配是将企业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国家财务制度规定的分配形式和分配顺序，在企业和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利润分配应综合考虑公司职工、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本案海阳银行章程规定股东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本行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而计提呆账准备金属于上述海阳银行章程规定的内容之一，因此是否计提坏账准备是股东代表大会行使职权的范围，且海阳银行净资产确认书利润分配的决策和实施由海阳银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对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现五星公司要求将计提的坏账准备金作为盈利分配给股东，因该请求未经海阳银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亦不予支持。”著作权声明：转载需在文章首部醒目方式注明：作者+单位名称+来源于公众号公司法权威解读。否则侵权必究。作者简介

第二篇：最高法院与“借名买房”效力有关典型判例及8个重要裁判规则汇总(2017)法客帝国

最高法院与＇借名买房＇效力有关典型判例及8个重要裁判

规则汇总(2017)法客帝国

【最高法院权威判例】“借名买房”的借名人可根据借名协议确认房屋所有权

版权声明&法客帝国按作者|唐青林 李舒 李元元(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来源|作者赐稿并授权法客帝国刊发 转载须在文首醒目注明作者和来源延伸阅读：

最高院判例01:仅有转账凭证而无书面代持协议,不能认定股权代持

最高院判例02:为规避行政审批签订不同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

最高院判例:合作开发房地产约定出资未全部到位时,应按实际出资分配利润

最高院判例:股份禁售期内约定禁售期满后办理转让手续的,转让协议有效

最高院判例:大股东虚构股东会单方形成的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最高院判例:对股权可类推适用《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详细梳理全文版)最高法院判决:政府出具的《承诺函》不属于法律上有效的保证担保(很典型)最高院判例:企业与地方政府订立权利义务不确定的'意向书'无法律约束力(判决全文)最高院判例:大股东虚构股东会单方形成的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90%控股也不行)阅读提示：借名买房存在极大的交易风险，建议慎之又慎。根据《物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房屋等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当事人如要在诉讼中推翻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证明标准极高。所以，虽然本案中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原告赢得了诉讼，但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各种证据，这些证据不仅要证明存在合意借名买房的事实，而且要证明实际支付房款的事实，承担的巨大的举证责任，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败诉，导致房财两空。[法 客 帝 国(Empirelawyers)出品]裁判要旨 双方存在“借名买房”协议，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诉争房产首期房款、按揭款以及其他相关款项等实际由借名人支付的，则可认定登记在出名人名下的房屋属于代持有性质，房屋所有权不归出名人所有，而应归借名人所有。

案情简介

一、1999年6月1日，雷广志代表广志财务投资公司（下称广志公司）与深圳市海龙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海龙王公司）签订《购买楼宇协议书》，约定购买由海龙公司开发的公寓一栋，其中包括位于第28层的涉案房产。同年8月13日，案外人以雷广志的名义向海龙公司支付首期款100万元。

二、2000年8月17日，广志公司与谭万兴签订《协议书》，约定广志公司以谭万兴的名义购买涉案房产，房屋首期款及按揭款由广志公司支付，所有权归广志公司所有。2000年8月30日，谭万兴与海龙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以谭万兴的名义向银行办理了按揭贷款。2003年9月11日，涉案房产被核准登记至谭万兴名下。

三、2002年2月，深圳市京达旅业有限公司（下称京达旅业）与雷广志签订协议，约定共同投资购买涉案房产，约定该房产雷广志占30%的份额，京达旅业占70%的份额。至2007年4月，京达旅业支付完毕所有剩余购房款。

四、广志公司于2006年12月26日出具两份证明，证明涉案房屋实际是雷广志以该公司名义签订的，由其个人出资购买，该公司已将上述交易房产全部交还雷广志所有并行使权利。

五、2007年8月30日，雷广志、京达旅业向深圳中院起诉，要求确认涉案房屋为两原告共同所有，深圳中院一审判决支持两原告诉讼请求。谭万兴不服，上诉至广东高院，广东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六、谭万兴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再审申请，涉案房屋归雷广志、京达旅业共同所有。相关法律规定

本案中谭万兴的败诉原因在于，雷广志、京达旅业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广志公司与谭万兴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涉案房屋为谭万兴代广志公司购买，且雷广志、京达旅业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故最高院据此认定涉案房产登记于谭万兴名下属于代持有性质有事实依据，谭万兴仅依据房屋登记主张其为房屋所有权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最终判定涉案房屋归实际出资人雷广志、京达旅业所有。败诉教训、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借名买房存在极大的交易风险，建议慎之又慎。根据《物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房屋等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当事人如要在诉讼中推翻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证明标准极高。所以，虽然本案中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原告赢得了诉讼，但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各种证据，这些证据不仅要证明存在合意借名买房的事实，而且要证明实际支付房款的事实，承担的巨大的举证责任，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败诉，导致房财两空。

2、鉴于当前房屋价值巨大，不是万不得已不要借名买房。不论借谁的名义购买房屋，都建议委托专业的律师起草借名买房协议，约定清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保存全流程的证据原件，包括但不限于首付款汇款单、按揭还款单、完税证明、登记费用缴纳证明等。如首付款是以出名人的名义缴纳的，在向出名人汇款时，一定要备注汇款用途“代本人（借名人）支付购房首付款”。

3、借名人符合过户登记条件时，应及时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预防不必要的纠纷发生。在房屋符合交付使用条件时，应及时占有使用该房屋。相关法律规定 《物权法》 第九条第一款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第十九条第一款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第三十三条 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以下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关于确认两原告所有权的论述：

根据本案一审、二审及本院再审审查认定的事实，再审申请人谭万兴虽然与海龙王公司于2000年8月30日签订了《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且讼争房产经相关房产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在谭万兴名下，但广志公司此前于1999年6月1日与海龙王公司签订的《购买公寓楼协议书》所购买房产中涵盖了本案讼争的房产，再审申请人谭万兴亦曾于2000年8月17日与广志公司订立《协议书》明确约定：“广志公司以谭万兴的名义购买涉案房产、房屋的首期款及按揭款均由广志公司支付、房屋的产权归广志公司所有”、“以乙方（谭万兴）的姓名所购买的房屋所有权归广志公司所有，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广志公司）或海龙王公司主张该房屋的所有权”。此外，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讼争房产的首期房款、按揭款以及其他相关款项等实际上由再审被申请人雷广志、京达旅业或者案外人广志公司支付，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讼争房产登记于再审申请人谭万兴名下属于代持有性质有事实依据。再审申请人谭万兴虽对再审被申请人拥有讼争房产持有异议，但其无法否认代持有的事实，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讼争房产的房款及其他相关款项由其本人支付，故本案讼争房产不应认定属于再审申请人谭万兴所有。案件来源

谭万兴与雷广志、深圳市京达旅业有限公司房屋确权纠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61号】 延伸阅读

借名买房有风险的断言绝非危言耸听，关于此问题各地裁判观点并不统一，自由裁量的空间极大，且证据在此类案件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相关判决，有的直接支持确认借名人的所有权，也有的判决认为借名人仅享有向出名人请求转移登记房屋所有权的债权，也有的判决认为违反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的协议应予“解除”或不支持借名人过户登记请求的。鉴于北京等地限购政策较为严苛，且购房需求旺盛，我们重点选取了北京高院关于借名买房的几个案件进行分析梳理，以期尽可能全面的展现借名买房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而且我们注意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相关规定对借名买房事宜做出了相关规定。

北京高院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借名人依据合同约定要求登记人（出名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可予支持。但是，该房屋因登记人的债权人查封或其他原因依法不能办理转移登记，或者涉及善意交易第三人利益的除外。当事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房屋的购买确实存在出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其主张确认房屋归其所有或要求登记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不予支持；其向登记人另行主张出资债权的，应当根据出资的性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一、法院判决支持确认借名人所有权（三个案例）

案例一：戴崴与游丽秋房屋确权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370号】最高院认为：“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的购房合同、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等购房及按揭贷款手续，均系游丽秋以戴崴名义签订、办理。……通过2000年9月22日与游丽秋签订协议书以及2009年11月5日致函诉争房屋承租人等方式，多次表明其售房的实际交易对象为游丽秋。从购房款的支付情况看，游丽秋对其交付购房款的事实提供了银行存、取款记录证明，西安中大建筑饰业工程有限公司及凯爱公司对游丽秋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情况予以了确认。……从戴崴在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看，亦不能证明案涉30万美元被游丽秋提前解押转走以及诉争房屋的购房首付款并非由游丽秋支付的事实。……从房屋按揭贷款及使用情况看，游丽秋向汇鹏公司账户存入120万元，戴崴虽称该120万元系汇鹏公司在银行办理的贷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二审判决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情况下，认定游丽秋是诉争房屋实际购买人，符合法律规定。”

案例二：宋献国所有权确认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申字第02924号】该院认为：“经复查，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购房款是由联营公司支付，证据充分。涉案房屋宋献国从未使用过，结合《房屋买卖契约》、房款发票等购房资料以及房产证原件也均由联营公司持有，涉案房屋由联营公司购买并一直占有使用的事实，原审法院推定借名买房的事实成立，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认定涉案243号房屋属联营公司所有正确。现联营公司已清算吊销，联营公司及其所有股东一致同意由农垦公司获得243号房屋所有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案例三：周伟所有权确认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申字第00789号】该院认为：“本案中，为证明涉案房屋权属问题，实创公司提供了交纳首付款、房屋贷款、相关手续费的支票存根、发票、对账单等材料，且上述材料为原件，并盖有银行部门或其他收费部门的公章，原审法院基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正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诉争房屋的首付款、房屋贷款及相关手续费均由实创公司支付，且房屋交付后，由实创公司使用、出租、并交纳水电、物业费。基于上述事实查明，原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为实创公司，证据充分，实创公司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于法有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法院判决未支持确认借名人所有权（五个案例）案例四：郑小玲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申字第02387号】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郑小玲、许小军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对房屋的购买确实存在出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其与许烁、朱萌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因此，一、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郑小玲、许小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郑小玲、许小军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五：张艳丽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5）二中民终字第04919号】该院认为：“因张艳丽一方提供证据仅能证明其对房屋购买存在出资关系，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名登记约定，故其请求确认诉争房屋为其所有，并要求孙海昌将诉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对于其对购买诉争房屋的出资，其可另行主张权利。”

案例六：曾迪清所有权确认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申507号】该院认为：“曾迪清主张其与曾宏图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协议，要求曾宏图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曾宏图对此予以认可。因涉案房屋的过户可能涉及国家税费征收，也可能涉及曾宏图妻子的利益等问题，对于曾迪清、曾宏图所述的借名买房一节应当深入审查。曾迪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首付款的支付及贷款偿还的具体情况，亦未能举证证明所有款项均系由其支付，二审法院难以确信曾迪清与曾宏图之间确实有借名买房关系，并驳回曾迪清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曾迪清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本案是在双方当事人明确承认存在借名买房事实的情况下，否定了原告方请求确认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诉请。案例七：徐桂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申字第2882号】该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可以确定徐桂云与朱春婷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徐桂云要求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基于限购政策，徐桂云无购房资格，笔者注）。两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妥。徐桂云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该判决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直接以借名人因限购政策而无在北京购房的资格为由否定了借名人要求转移登记的诉请。

案例八：丁国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申字第1534号】该院认为：“丁国彬与余本伟在签订涉案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时，有关住房限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颁布实施，双方明知由于受住房限购政策的限制，丁国彬不具备购房资格，所以约定丁国彬作为购房人属于明显违反住房限购政策的规定。虽然丁国彬与余本伟还约定，在丁国彬无法购买时，丁国彬可另行出售。但根据丁国彬指定的购房人胡光的陈述，胡光同意涉诉房屋过户给自己，但认可涉诉房屋实际为丁国彬所有。所以此种约定的实质属于规避住房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行为，双方之间的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应予以解除。两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妥。丁国彬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判决颇为匪夷所思，原因在于：一方面认定借名买房是规避限购政策行为，另一方面又判令解除借名买房协议，但从判决中无从探知北京高院具体是依据《合同法》哪一条判令解除该协议的。

阅读提示

（一）本公号解读的判决文书案件事实纷繁复杂和证据较多、往往涉及多个法律焦点。为了写作和理解方便，我们可能仅选取某个具体角度、某个焦点问题进行解读和评析，难免挂一漏万。需要完整了解某个案件，请通过法院官方网站或其他渠道获取判决书原文进行研读。

（二）与此同时，有些案件事实似乎相同的案件，却出现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案件事实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存在某些细微但关键的差别，也可能是最高法院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调整裁判规则和思路，甚至可能是法律法规本身出现了变化。判决书一旦做出就固化了，但是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

（三）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否则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并不具有指导另案判决的法律效力。著作权声明：转载需在文章首部醒目方式注明：作者 单位名称 来源于公众号民商事裁判规则。否则侵权必究。

第三篇：公司盈利股东是否即可要求分红？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股东可否起诉附10个真实案例

公司盈利股东是否即可要求分红？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股东可否起诉附10个真实案例

作者：唐青林 李舒 张德荣单位：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转载须在文首醒目注明作者和来源(侵权必究)编者按：我们将陆续推出100篇针对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公司法诉讼案例的分析解读。从败诉方角度深度剖析败诉原因，从他人的败诉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者希望通过系列败诉案例的解读，帮助公司股东、高管和公司法律顾问，从他人的血泪教训中不断总结与提高，避免掉进相同的“坑”里面。本公众号推出的百案评析系列即将集结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

一、关于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股东可否请求分红的立法现状

《公司法》对于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情况下股东可否请求分红的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利润的，由董事会制定分配方案（《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由股东会负责审批（《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从《公司法》的上述规定来看，公司利润分配应最终由股东会作出决定，并没有明确赋予股东、董监高等作为个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的权利。

最高法院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注：该司法解释尚未正式颁布和实施）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股东起诉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除外。”

二、关于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股东可否请求分红的裁判观点综述 本书作者检索和梳理了10个最高法院及各省高院的案例，均认为公司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属于公司自治事项。在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的情况下，股东无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分配利润。案例1：上诉人陈卯、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因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2014）民二终字第157号]最高法院认为：“轻工联社是否应按相应比例向陈卯支付投资收益。陈卯主张轻工联社应向其支付其享有股权比例下的投资收益，证据为东华公司年检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等显示东华公司有可供分配的股利和利润，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东华公司实际对股东进行了分红，且东华公司在1999年11月4日已经明确告知山东省建行，因公司一直处于基建阶段，资金投入较大，未进行过利润分配，故陈卯关于分配投资收益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2：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上诉案 [（2006）民二终字第110号]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修订前公司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由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公司法亦保留了上述内容。据此，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决议之前，公司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本案中在思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作出决议之前，胡克以股东身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公司利润，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策权范畴，原审判决认定思维公司有巨额利润而长期拒不向股东分配损害了占股比例较小的股东的利益，并据此迳行判决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不符合公司利润分配的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案例3：再审申请人刘建林、雷淑敏、刘东东与被申请人河南电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洛阳龙羽宜电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洛阳龙羽山川钼业有限公司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2014）民申字第1166号]最高法院认为：“公司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属于公司自治事项。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但却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情形，《公司法》仅赋予股东请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回购股份的救济权利。而本案中，龙羽山川公司章程虽然约定股东会有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职权，但并未约定股东会在公司盈利时必须每年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并分配利润，该公司股东之间亦无相应约定。该公司虽然连续四年盈利，但在第五年即2010年底为亏损，在此情形下，龙羽山川公司股东会作出以前的利润弥补亏损，并不分配利润的决议并未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约定，电力实业公司参加股东会并对在表决时予以同意也未违反法律规定或者相关合同的约定。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东梁公司暂时不具备实现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条件以及电力实业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并未损害刘建林、雷淑敏、刘东东的权利并无不当。” 案例4：上诉人苑青松因与被上诉人张志宏、无棣县秩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秩安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孙新山、王海燕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2011）鲁商终字第107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六）规定，股东会有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公司是否分配红利，应由股东会决定，上诉人主张通过审计查明公司盈利，径行判决公司分配红利，没有法律依据。” 案例5：沁阳沁澳铝业有限公司与被甘肃冶金兰澳进出口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知情权纠纷一案[（2011）豫法民一终字第26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沁澳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具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公司运行执行的是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公司股利分配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公司的盈余分配虽然是股东的本质权利，但是公司应否分配利润是公司的商业行为，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对于公司长期有可支配利润而不分配，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的规定，已经对小股东提供了救济途径。” 案例6：上诉人厉军、余汉平、马海运、余滢、兰州义乌商贸有限公司、青海南洋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首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祁崇实、原审第三人西宁义乌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2013）甘民二终字第152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厉军应分配利润的主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西宁义乌公司曾经向股东分配过利润，或西宁义乌公司股东会形成过分配利润的决议，故对于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7：凌国良与浙江杭州湾电工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6）浙民申195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于公司股东会决策范畴。股东虽基于投资关系取得利润分配的期待权，但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以及股东会是否依法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等多项条件。故在股东会作出决议之前，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杭州湾公司虽未设立股东会，但章程明确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定。凌国良在一、二审中均未能举证证明杭州湾公司已经就公司盈余分配形成利润分配方案，并经过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故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案例8：黄劲松与安徽玄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6）皖民终760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于公司股东会议决事项。股东基于投资关系取得公司利润分配的期待权，但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以及股东会是否依法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等多项条件。在股东会就利润分配的具体方案作出决议之前，股东并不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继而不具有相应的诉权。现黄劲松主张其为玄凯公司股东，但其并未举证证明玄凯公司股东会已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形成决议或玄凯公司章程包含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故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玄凯公司分配利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例9：金隆国际有限公司与无锡百和织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上诉案（2010）[苏商外终字第0015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四款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该款是对公司利润分配权的限制性规定，并非强制公司必须对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进行分配。即是否对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进行分配由公司根据其经营状况自行决定，法律一般并不进行强制干预。《公司法》只是在第七十五条规定，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百合公司《关于2008年利润分配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决定，对于2008年的利润，不进行分配，也不转增股本。该行为是百和公司对其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是其行使自主经营权的表现，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因此，金隆公司请求确认《关于2008年利润分配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10：刘瑾与衢州市衢江区银兴水电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6）浙民申1190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以及银兴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是否分配盈余，应当由股东会通过决议。本案刘瑾作为公司股东，并未提供相关股东会决议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而是通过2012及之前分配利润以及银兴公司提交了审计报告等行为，推断公司有分配利润的决定，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作者简介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实践经验丰富。专业论文曾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及《法学研究》等。曾代理多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并成功获得胜诉，参与办理的各类案件总金额累计达百亿元。领衔的专业律师团队专门办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团队“十大金刚”最低学位为硕士学位，全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均取得法学专业博士或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出版《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等法律专业著作十余部。团队深度耕耘的业务领域：公司法（含公司并购及公司控制权）、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欢迎就文章所讨论的法律问题与我们联系深度探讨或咨询个案问题电话：010-59449968邮箱：***@163.com手机：186-0190-0636（唐青林律师）185-0132-8341（李舒律师）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3号楼9层（来访请提前预约，否则恐无时间安排接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研究中心常年面向全国征集疑难法律问题

为了丰富研究素材，有效解决相关问题，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研究中心常年征集疑难复杂案件，我们作为选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在取得研究素材的同时，协助您解决棘手的问题。（1）要求提供的案件问题新颖、前沿或者案件系某个行业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2）必须是面临纠纷或诉讼的真实案件。可以由当事个人或企业提供，也可以由代理律师提供。（3）专业领域： 公司法（公司并购重组、公司控制权争夺）、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4）相关问题请发至：***@163.com（5）我们承诺对征集到的疑难案件问题进行保密。延伸阅读：最高法院:公司以股东注册资金偿还所欠股东债务,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未足额出资的股东对外转让全部股权,就可以不再承担对公司的出资责任了吗?最高法院:公司章程未记载注册资本、股东姓名、出资额,公司章程是否无效？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冒充高官、虚构公司项目骗取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可撤销从“真功夫”股东内斗看关联交易合法有效的三要素:信息披露、程序合法、对价公允身份证别外借,被冒名登记为股东后果很严重|附六个相关案例公司设立无效,股东是否仍需承担责任？如何确认公司设立无效？隐名股东、名义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谁能提起公司决议效力诉讼？股东100年后出资,公司债权人可否要求提前出资|裁判观点并不统一,股东及债权人均应注意最高法院: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显名股东的股权,实际出资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能否得到支持？最高法院:股东是否可不经董事会、监事会,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最高法院: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可否限制其股东权利?应履行何种程序与持股90%的大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并实际投资,最终竟未取得股东资格|切记关键环节,缺一不可!母公司股东能否代表子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完全不同的两种裁判观点最高法院:认定抽逃出资应从实质判断股东是否将出资非法转出规避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五种招数之四:虚张声势转让房地产公司100%股权竟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房地产公司重点刑事风险防范!最高法院: 转让房地产公司100%股权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尽管已被中级法院终审构成非法倒卖土地罪)最高法院:针对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股东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救济;公司已起诉的,股东不可再诉最高法院: 公司为逃避债务向关联公司转移资产,关联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出资不实的股东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否受影响?分红时按认缴比例还是实缴比例分配？最高法院: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通知应在多长时间内发出？解除异议应在何时提出最高法院:股东会任命的工商登记与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时,如何认定真身?谁有权代表公司?内外不同,效力有别!最高法院: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权应在何时行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多数股东决定公司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红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变相分红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最高法院:未经证监会豁免要约批准即收购上市公司30%以上股权的合同是否有效最高法院: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但未工商变更登记,原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合同是否有效两份公司章程对股东表决权作出不同规定,应以哪份为准|吐槽律师在公司章程备案中遇到的那些囧事最高法院: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未付到期款项达总款五分之一,转让方可否单方解除合同最高院法官:公司违反内部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应如何判断? 作者声明

（一）本公号解读的判决文书案件事实纷繁复杂和证据较多、往往涉及多个法律焦点。为了写作和理解方便，我们可能仅选取某个具体角度、某个焦点问题进行解读和评析，难免挂一漏万。需要完整了解某个案件，请通过法院官方网站或其他渠道获取判决书原文进行研读。

（二）与此同时，有些案件事实似乎相同的案件，却出现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案件事实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存在某些细微但关键的差别，也可能是最高法院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调整裁判规则和思路，甚至可能是法律法规本身出现了变化。判决书一旦做出就固化了，但是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

（三）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否则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并不具有指导另案判决的法律效力。关注我们 我们只专注公司法领域疑难复杂案件和公司法领域的权威判例及深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