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与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借款合

第一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与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借款合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与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借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当事人签订民事合同具有复杂的动机、目的和作用，合同除确定具体的交易关系外，还可以具有规范和指引作用，即当事人通过合同对以后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范和指引；合同还可以具有确认和评价的作用，即当事人通过合同对双方既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目的和作用加以确认、补充、完善和评价。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民二终字第1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

负责人：李月瑾，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徐猛，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成炜，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文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聂西京，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晰，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

负责人：冯涛，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金政，该支行职员。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西安办事处)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华山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曲江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琼民一初(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钱晓晨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刘敏、杨征宇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袁红霞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3年10月8日，信达西安办事处以华山公司为被告，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一、华山公司归还借款本金6225．61万元(利息计算至2003年6月20日)，及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

二、华山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根据华山公司的申请，追加建行曲江支行为该案第三人。该院经审理认为，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存在合作开发合同关系，该合作关系未解除，亦未清算；该案涉及的贷款资金为履行合作开发协议的项目资金，因合作开发合同履行地在海南省海口市，且合作开发合同所涉的不动产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故将该案件移送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05年2月4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琼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驳回信达西安办事处的诉讼请求。信达西安办事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05年12月21日，本院以(2005)民二终字第 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发回重审。2008年4月30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琼民一初(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查明：1992年11月14日，华山公司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陕西省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陕建信托)签订《经济合作合同书》。约定：

1、合作方式：双方各投资200万元，作为共同进行项目开发建设的合作基金。合作目的：共同投资并筹措资金在海南特区及其他地区选择可行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共享投资项目的收益。合作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997年12月31日止。

3、合作基金实行单独管理，双方各派两名成员，另聘一名顾问共同组成合作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以下事项：选定投资项目，任命工程指挥部主要负责人，通过工程预算，决定施工单位，组织工程验收，审定工程决算，确定销售价格，决定利润分配方式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管理委员会决定项目后，即成立该项目工程指挥部，向管理委员会负责并按照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具体负责工程的各项管理工作。

5、合作基金为项目所筹措的各种资金，按资金的不同来源确定其不同利率，所有利息一律计入工程成本。

6、合作基金所确定的工程项目完工后，所有收入按下列顺序分配：工程未付款、税款、银行贷款本息、工程其他本息，纯收益按3％提取项目专项基金，其他收益双方按华山公司六，陕建信托四的比例分配。

7、双方责任和义务：华山公司及时选择合适项目向管理委员会推荐，项目确定后应督促和协助工程指挥部进行立项、报建、设计、招标等工作。陕建信托积极筹措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确保工程项目用款，为合作项目提供 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年息15％，尽量满足合作项目的资金需要。

9、本合同经双方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具有法律效力。1993年1月9日和19日，双方分别签订《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合同书》和《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两份合同同为格式合同，除项目名称不同、地址不同、建筑面积不同等外，约定：

一、经“合作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意，双方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和“石山度假村”项目。

二、合作原则：项目由双方共同选定，合作兴建，建设费用双方共同承担，建成后的房屋归双方共有。双方保证密切合作，项目获利按规定双方共享，如有风险双方共同承担。

三、管理委员会从合作基金中各拨款200万元，分别用于两个项目。“华山新村”项目资金需求：自1993年3月至1994年1月需五笔贷款共4500万元；“石山度假村”项目第一期工程资金需求： 自1993年3月至 1994年2月需五笔贷款共1800万元。以上贷款预计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归还，还款来源为各项目的房屋销售款，据分析6个月内可全部还完。

四、双方同意并派员正式成立两个项目的两个工程指挥部，直属管理委员会领导；项目设立专用账户，所有资金一律从该专用账户走账。

五、双方责任：华山公司保证陕建信托为项目合作所出的建设资金专款专用，负责督促工程指挥部完成工程建设。陕建信托保证按合同用款计划按时贷款给华山公司，具体贷款手续：工程指挥部以华山公司名义准备所需文件向陕建信托申请贷款，工程指挥部按时支付贷款利息。

六、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两个项目所有房屋销售完毕，利润分配结束后，本合同自动失效。

华山公司与陕建信托根据上述合作合同的约定，于1992年5月-1993年11月，分别签订了(92)第4、5、8、10号和(93)第 1、12号共6份《借款合同》，借款分别为 2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400万元和两个1000万元，合计3400万元。1995年 12月29日，双方又签订第10号《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元，此笔款项，华山公司称是由上述3400万元的利息转为贷款(以下简称息转贷)，信达西安办事处和建行曲江支行在原审庭前质证和庭审中均予以认可。陕建信托于1996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的陕银复(1996)20号批复改建为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第二直属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二支行)。1998年12月 31日，华山公司与建行二支行签订98026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4400万元，归还原贷款4400万元(原贷款用于石山开发)，将原借款转贷。

1999年11月5日，建行二支行向华山公司发出《债权数额核对单》，要求核对截止于同年9月20日的借款本金5400万元，利息余额4 647 764．50元。同月20日，华山公司在《债权数额核对回执》上确认：经核对属实，无异议；并附：《经济合作合同书》、《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合同书》、《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关于债权数额说明》四份附件，还手写备注：以上附件与债权数额核对单是因果联系，具有不可分离的特性，具有同样法律效力。其中，附件《关于债权数额说明》载明：“

一、核对单所列本息5865万元为华山公司与建行二支行合作项目的贷款本息，待合作项目结束双方一并清算。

二、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书的规定：双方共同成立工程指挥部，工程指挥部以华山公司名义向陕建信托申请贷款，存入双方合作项目专户。鉴于双方合作项目目前原因，我司认为今后若继续为双方合作项目贷款代盖章已有不妥，将造成该专项贷款债权债务不清，带来不必要的司法纠纷。

三、由于该核对单中所列本息与双方合作项目有不可分离的特性，贵行在将该合作项目中的债权转让给信达西安办事处的同时，亦将合作项目主体一并转让，以便该项目继续合作开发或清算。”

1999年12月1日，建行二支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信达西安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借款人华山公司截止于1999年9月20日的借款债权本金5400万元，应收利息3 224 558．5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甲方保证对转让的债权及其从权利是真实、合法的，不会出现第三人对该债权的权属争议，保证所移交的法律文书的真实、合法、有效。如甲方未能履行上述保证，债权转让行为无效。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就转让行为通知到借款人和担保人，并负责收回回执。该协议没有转让合作合同及合作项目的内容。协议签订后，建行二支行通知了华山公司。华山公司在《债权转让通知回执》上亦附有：《经济合作合同书》、《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合同书》、《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和《关于债权数额说明》附件。此后，信达西安办事处向华山公司进行了催收。

另查明：1993年，华山公司、陕建信托和海南省商业储运公司等筹建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山股份公司)。陕建信托认购华山股份公司1100万股，并取得代码为01135的持股证明。1996年11月13日，建行二支行向华山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载明：“我行已与华山股份公司签订1100万元认股协议，现委托华山公司将我行原已认购的1100万元转入华山股份公司作为股本金。”1997年4月2日，华山股份公司委托海南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了《验资报告》，该报告所附的《验资事项说明》第三条第2项载明：“陕建信托以原对华山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等转作对华山股份公司的股本投入，由华山公司代投股金。”建行二支行1997年5月30日在其《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中载明：“认购1100万元的法人股我行没有新的投入，是用华山公司合作投资开发项目而贷款3400万元其中的1100万元购买的土地以实物入股。”

1999年建行二支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的西银复(1999)157号批复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市东大街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东大街支行)。2007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办公室批准，建行东大街支行由陕西省西安市南大街15号迁至雁塔南路2号，并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即前述建行曲江支行。

原审法院认为，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的前身陕建信托签订的《经济合作合同书》、《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合同书》和《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等约定，华山公司与陕建信托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而共同投资设立合作基金和管理机构；双方对确定的开发项目共同投资并筹资，共同开发，共享项目的收益，具体为共同成立工程指挥部进行管理，实行费用共担、房屋共有、获利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对具体贷款手续约定，工程指挥部以华山公司名义准备所需文件向陕建信托申请贷款，工程指挥部按时支付贷款利息，归还贷款的资金为各项目的房屋销售款。为此，虽然陕建信托与华山公司签订了7份《借款合同》，及陕建信托改建为建行二支行后与华山公司为转贷而签订了《借款合同》，但上述借款合同的借贷双方同时又是合作开发合同的合作双方，陕建信托提供贷款是其履行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的义务，贷款使用人和归还义务人均是合作的双方而并非华山公司一方。同时，双方也没有约定以《借款合同》解除或变更合作合同或合作关系。华山公司在此后给建行二支行的《债权数额核对回执》和《债权转让通知回执》上，均以附件的方式明确提示双方尚存在的合作合同关系，建行二支行并未作否认答复，表明其认可双方合作合同关系尚未解除、终止及清算。故华山公司提出其与建行曲江支行形成的是合作开发关系的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

建行曲江支行在明知提供贷款是其履行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的义务，贷款使用人和归还义务人均是合作的双方而并非华山公司一方，且合作项目尚未清算，归还贷款的责任尚未确定以及华山公司已有明确提示的情况下，单方将归还贷款本息的全部责任作为华山公司一方的债务即自己一方的债权向信达西安办事处转让，违反了合作合同关于风险共担的约定，也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信达西安办事处起诉的借款债权，是依据其与建行曲江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所受让的债权，其基于与建行曲江支行的债权转让而以借款关系为基础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华山公司归还借款本息。经该院释明，信达西安办事处不同意就建行曲江支行与华山公司的合作关系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华山公司不同意就合作关系提起反诉，建行曲江支行也没有就合作关系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

综上，信达西安办事处以其所受让的系建行曲江支行的债权为由请求华山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尽管华山公司主张其与建行曲江支行间系合作关系，但鉴于信达西安办事处不同意就建行曲江支行与华山公司的合作关系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华山公司不同意就合作关系提出反诉，建行曲江支行亦未就合作关系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故依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该院对此不作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信达西安办事处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0 630元，由信达西安办事处负担。

信达西安办事处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与合作开发有关，与事实不符。三份合作合同分别于1992年 11月14日、1993年1月9日、1993年1月19日签订。合同约定了贷款用途、贷款期限、贷入账户、贷款利率等。本案六笔贷款均为普通贷款，其贷款时间分别为1992年5月18日，1992年6月17日，1992年 8月18日，1992年10月20日，1993年2月26日，1993年11月18日，放款期限分别为十二个月和六个月，用途包括华业别墅项目(该项目与合作项目无关)用款、购地用款、流动资金用款等，总计4400万元人民币。这些贷款与合作协议中所述的华山新村项目、石山度假村项目所需贷款不同，证明这些贷款并非合作协议项下的贷款。

二、一审判决认定建行曲江支行系用普通贷款中的1100万元出资认购华山股份法人股，与事实不符。华山股份公司1994年设立时，陕建信托认购了1100万法人股，并为此向华山公司另行支付了1200万元(其中100万是手续费)，该笔资金与前段所述的普通贷款没有任何关联。一审认定1100万元与普通贷款有关的依据是建行二支行1997年5月30日的《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复印件。建行曲江支行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据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诉讼证据规则。

三、一审判决混淆了合作关系与借贷关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将借贷关系和合作关系混为一体有违事实。信达西安办事处从未否认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信达西安办事处之所以起诉借款，是因为借款与合作关系没有关系，两者是各自独立的。本案所诉债务并不是合作项下的债务，而是华山公司单独的债务，不能由双方共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华山公司归还借款本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信达西安办事处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华山公司答辩称：

一、信达西安办事处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借款合同部分虽存在时间上早于合作合同的状况，但在当时海南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的情况下，决定借款真正使用目的的，不是时间，而是借款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的真实用途是履行合作合同所约定的贷款。信达西安办事处在一审举证的1995年的010号《借款合同》证明：原贷款3400万元，和将3400万元贷款的未付利息转贷为本金1000万元，贷款本金合计为4400万元。在1998年 98026号《借款合同》申明确约定为：借款 4400万元，归还原贷款4400万元(原贷款用于石山开发)。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通过上述两合同已经确认原签订合同的借款都已经作为合作合同项目的借款。2．关于1100万元股份款问题。建行曲江支行出具的《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委托书》和《验资报告》所附的《验资事项说明》等证据证明：陕建信托已委托华山公司，将其向华山公司提供的合作项目贷款中的1100万元，转作其购买华山股份公司的股金款。陕建信托无论是以土地折价入股，或是以资金入股，均是其合作贷款的资金或贷款所购土地形成的资产。

二、信达西安办事处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并未混淆合作关系与借款关系，混淆两者关系的是信达西安办事处。综上，信达西安办事处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建行曲江支行陈述同意信达西安办事处的上诉意见。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陕建信托认购华山股份公司1100万股”的事实不予认定。另，本案二审中就1999年11月5日建行二支行向华山公司发出的《债权数额核对单》进行质证。信达西安办事处提供一份载有“以上附件与债权数额核对单是因果联系，具有不可分离的特性，具有同样法律效力。”手写内容的证据复印件；华山公司提供一份载有同样内容打印文字的证据原件；建行曲江支行提供一份没有上述内容的证据原件。鉴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不一致，本院对于《债权数额核对单》是否载有上述内容不予认定。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均承认相互之间存在合作合同、借款合同的事实，主要争议焦点是信达西安办事处起诉要求华山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借款合同与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签订的合作合同是否有关联的问题。

华山公司与陕建信托在原已签订的《经济合作合同书》基础上，又签订了《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等合同。上述合同均表明双方在石山度假村等房地产开发项目上存在分工明确的合作关系，其中华山公司具体负责房地产开发工作，陕建信托负责房地产开发所需的资金筹措工作。双方对于以华山公司名义向陕建信托所借资金问题作出了偿还资金来源、顺序等明确约定，体现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原则。信达西安办事处主张本案借款合同与合作合同之间没有关联性，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但其起诉要求华山公司返还借款的重要证据即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签订的98026号借款合同中明确记载“原贷款用于石山开发”。该合同系双方将本案所涉的原4400万元贷款汇总进行转贷，可以证明建行曲江支行明确认可其向华山公司所发放的本案贷款确实用于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合同中所指向的开发项目。华山公司在建行曲江支行向信达西安办事处转让债权及催款过程中，多次明确提出双方系合作合同关系，信达西安办事处和建行曲江支行至诉前对此未提出异议。上述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合同与合作合同之间联系紧密，信达西安办事处关于本案借款合同与合作合同不具有关联性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信达西安办事处主张本案大部分借款合同签订在前，而合作合同签订在后，从时间的顺序上否认两者具有关联关系。当事人签订民事合同具有复杂的动机、目的和作用，该合同可以具有规范和指引的作用，即当事人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规范和指引以后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也可以具有确认和评价的作用，即双方通过合同方式将双方既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目的和作用做出评价，进行确认、补充和完善。本案当事人正是通过签订合作合同和转贷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对先前发生的借款合同的性质、内容和作用进行了确认。信达西安办事处以借款合同发生在前、合作合同签订在后为由否认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信达西安办事处在诉讼中还提供了建行曲江支行与华山公司之间有其他借款的证据材料，主张这部分借款是属于合作合同项下借款，从而排除本案借款属于合作合同项下借款的可能。但上述证据材料多是银行内部记账凭证，华山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信达西安办事处没有提供借款合同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这些资金是与合作合同有关的借款。并且，即使信达西安办事处能够证明这部分借款是属于合作合同项下借款，也不能直接得出本案借款不属于合作合同项下借款的结论，上述借款可以在合作合同项下并存而不必然排斥。当事人举证质证应当围绕本案所涉借款是否与合作合同有关这一焦点问题，而在本案诉讼中信达西安办事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是独立于合作合同之外的其他借款，其关于华山公司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借款而不受合作合同影响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信达西安办事处以借款合同为由要求华山公司返还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陕建信托所认购的华山股份公司的1100万股出资的款项来源问题查明与否，均不会影响本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但上述事实的认定可能会影响当事人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原审法院在本案民事判决中对此部分有争议的事实予以认定不妥，本院不予确认。

信达西安办事处是债权转移的受让人，不是合作合同的当事人，其在本案诉讼中仅主张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没有提出有关合作合同的诉讼请求。建行曲江支行与华山公司系合作合同当事人，双方在本案借款纠纷诉讼中未提出有关合作合同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能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判决，有关当事人因签订和履行债权转让合同、合作合同而引起的民事责任问题可另案解决。

本案中借款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是合作合同履行内容的一部分。根据合作合同约定的内容，合作双方对合作项目应当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且双方在合作合同中对资金分配顺序做出了明确规定。现信达西安办事处将借款合同与合作合同割裂开来，独立请求华山公司承担贷款本息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驳回信达西安办事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76 540．25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晓晨 代理审判员 刘 敏 代理审判员 杨征宇 二00九年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袁红霞

第二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与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与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6)民二终字第1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住xxx。

负责人：陈新树，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于学会，北京市必浩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建民，北京市必浩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xxx。

法定代表人：王登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兰州办)为与被上诉人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盛集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甘民二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贾纬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沙玲，苑多然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袁红霞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1990年至1997年间，甘肃省盐锅峡化工总厂(以下简称盐化总厂)与中国建设银行盐锅峡办事处(以下简称建行办事处)先后签订了六份借款合同。盐化总厂与建行办事处经核对，至1999年9月20日，盐化总厂共欠建行办事处借款本金19 450 000元、利息6 999 112.94元，合计26 449 112.94元。1999年，建行办事处将以上债权全部转让给信达兰州办，并于同年11月11日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盐化总厂，盐化总厂在通知回执上盖章确认。

1999年7月16日，亚盛集团与盐化总厂签订兼并协议，亚盛集团采用承担债务方式兼并盐化总厂;兼并范围为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兼并的生效日期为签订协议之日。2000年11月20日，盐化总厂、亚盛集团、信达兰州办三方签订《债务重组协议》约定：信达兰州办附条件地减免盐化总厂债务，减免后的数额为1600万元，减免的条件是盐化总厂如期归还，亚盛集团对原债权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如盐化总厂没有或延迟履行任何一期还款义务，协议约定的债务减免作废，应全额偿还，并有权要求亚盛集团偿还尚未偿还的原债权金额及与原债权金额本金部分相应的罚息;原债权金额为28 520 212.94元，其中本金 19 450 000元，计算至2000年9月20日的利息为9 070 212.94元;亚盛集团作为协议的保证人对原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该协议生效之日起直至新还款计划最后一期款全部还清为止;亚盛集团的保证责任不得擅自变更或终止，履行连带责任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并经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总公司)批准后生效。协议签订后，信达总公司于同年12月15日批复同意。亚盛集团于同年12月11日和2001年12月30日分别付款200万元。

2002年12月26日，盐化总厂、亚盛集团、信达兰州办三方签订《债务重组补充协议》，确认在原债务重组协议签订后，起初盐化总厂、亚盛集团依约执行了协议，于 2000年12

月、2001年12月分别归还200万元，共计400万元的债务。后因盐化总厂生产经营情况不好等原因造成盐化总厂、亚盛集团未能如期执行协议，三方协商约定：按照三方债务重组协议，到2002年12月25日，盐化总厂欠信达兰州办到期债务共1200万元：信达兰州办同意附条件地保持原债务重组协议的继续有效，仍然减免原债权金额，减免后的债务金额1200万元，盐化总厂、亚盛集团同意以现金和上市公司法人股权偿还债务;2002年12月28日前归还现金200万元，剩余的1000万元用亚盛集团拥有的上市公司国有法人股抵顶，争取在12个月内将抵债的股票过户到信达兰州办名下;减免的前提是如期归还约定的现金和如期办理股票的过户;如延迟履行，协议约定的债务减免作废，盐化总厂、亚盛集团应全额偿还原债权金额，执行原债务重组协议中的有关保证条款;如抵债股票不能如期过户，视做不能执行，协商不成，按照原债务重组协议执行现金还款计划;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并经信达总公司批准后生效。协议签订后，亚盛集团于同年12月30日向信达兰州办付款200万元，其他义务均未履行。

2003年12月，信达兰州办与亚盛集团签订《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亚盛集团同意收购信达兰州办拥有的对盐化总厂的全部债权，共计2852.01万元;自双方签订正式合同生效之口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从权利，包括担保权、抵押权也同时转移，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有关手续的，应办理有关手续，费用由亚盛集团承担;转让价格整体作价1120万元;扣除2003年 12月29日前已支付的800万元，余款320万元在协议签署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数汇到信达兰州办账户;协议经双方签字和盖章并经信达总公司批准后生效。协议签订后，亚盛集团向信达兰州办付款200万元，该200万元包含在已支付的800万元之内，但双方对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均未履行。

2004年4月8日，亚盛集团与信达兰州办经座谈，又签署了内容与《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相同的《会谈纪要》。

另查明，盐化总厂与信达兰州办于 2003年12月25日签订了一份《债务重组财产抵押合同》，约定盐化总厂将有关财产抵押给信达兰州办，并在60日内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2004年1月8日，盐化总厂被永靖县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还债，双方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为追索欠款，信达兰州办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亚盛集团立即偿还借款 20 520 212.94元及延期还款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庭审中，信达兰州办针对亚盛集团的答辩理由提出，《债务重组协议》经信达总公司批准，是三份协议中唯一生效的。此后签订的《债务重组补充协议》、《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信达兰州办减免100万元以上的债务，必须经信达总公司批准，《债务重组补充协议》和《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未被批准，因此未生效，双方均未实际履行，亚盛集团不能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信达兰州办与盐化总厂约定的抵押财产属应当办理抵押登记的财产，双方约定在60日内办理登记手续，但10日后盐化总厂向甘肃省永靖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信达兰州办从建行办事处受让债权后，于 2000年11月20日和亚盛集团、盐化总厂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是当事人意思的真实表示，且经信达总公司批准，满足了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为有效合同。亚盛集团亦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部分义务。以后，信达兰州办考虑盐化总厂“因生产经营情况不好等原因造成未能如期执行协议”，经协商，三方于2002年12月26日签订了《债务重组补充协议》，同时约定由信达兰州办上级部门批准后作为协议的生效条件。亚盛集团按此协议向信达兰州办支付了200万元。2004年1月，因盐化总厂被宣告破产，亚盛集团和盐化总厂债务重组失败，信达兰州办又与亚盛集团于2003年12月签订了《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转让价

格整体作价1120万元，扣除 2003年12月29日前已支付的800万元，余款在协议签署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全数汇到信达兰州办账户。协议仍约定须经信达总公司批准后生效。协议签订后，亚盛集团于同年12月30日向信达兰州办付款 200万元。但约定的其他义务双方均未履行。2004年4月8日的《会谈纪要》对上述协议进一步予以明确。

综观本案的事实，除2000年三方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经约定的信达总公司批准生效外，2002年签订的《债务重组补充协议》、2003年签订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确无证据证明业经信达总公司批准，客观上形成了效力待定的合同。信达兰州办关于《债务重组补充协议》、《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的理由成立。但现仅以生效的《债务重组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支持信达兰州办的主张，显然对亚盛集团有失公正。效力待定的合同中，负有促成合同生效的主体应积极履行义务，而不应在已取得合同利益后以合同效力待定再予以抗辩，否则将构成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其次，信达总公司对《债务重组协议》批复同意的证据证明，协议约定上报批准的义务应当由信达兰州办履行，信达兰州办无证据证明其上报未被批准的事实，也无证据证明其告知过亚盛集团合同不生效，导致协议不生效的责任不能归咎于亚盛集团;第三，从亚盛集团对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其在三份协议签订后均履行了部分义务，该付款行为证明亚盛集团相信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可能成就;第四，亚盛集团按“未生效”的协议履行了部分义务，信达兰州办事实上也实现了部分债权，再依据《债务重组协议》由亚盛集团承担责任有失公允。因此，信达兰州办以《债务重组补充协议》和《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未生效，应按照《债务重组协议》要求亚盛集团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信达兰州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 6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1 300元，由信达兰州办负担。

信达兰州办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00年11月 20日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是附条件生效的协议，也是附条件减免债务的债务重组协议，同时也是亚盛集团书面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协议。协议中约定了债务减免条件，同时也约定了在违反债务减免条件后的处理方式。在亚盛集团未按约定偿还欠款，违反了协议约定的债务减免条件后并不会导致重组协议失效，而仅是导致债务重组协议中的减免条款作废，亚盛集团依旧应当按照协议确定的保证条款履行保证责任。

2.2002年12月26日签订的《债务重组补充协议》并不废止原债务重组协议。3.2003年12月信达兰州办与亚盛集团签订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仅为一份意向性草签协议，从2004年4月8日的《会谈纪要》中双方仍在就该协议进行协商洽谈就可以看出，亚盛集团也未依照该协议履行任何付款义务。4.根据财政部2000年11月8日公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的规定：“涉及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损失(按单个债务人全部债务合并计算，下同)的资产处置方案，必须经公司资产处置专门审核机构审查通过后，由公司总裁批准”，信达兰廾1办与亚盛集团签订的协议须经信达总公司批准后生效，因此信达兰州办与亚盛集团在草拟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中第七、八条明确约定：“亚盛集团应在协议签署 10日内向信达兰州办支付320万元，如本合同因故未能执行，已付款作为甘肃省盐锅峡化工总厂支付的还款由甲方(信达兰州办)收取。”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亚盛集团同信达兰州办之间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中约定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予以确认。保证责任期限中约定的“保证期间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直至本协议规定的新还款计划最后一期款全部还清为止”，依据《担保法》的规定应视为约定不明确，该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因此，亚盛集团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应当为《债务重组协议》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即 2003年12月20日至2005年12月

20日。亚盛集团应当依照该协议履行连带保证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判令亚盛集团偿还信达兰州办借款20 520 212.94元及延期还款的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亚盛集团答辩称：《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信达兰州办怠于履行该债权所涉及的从权利。信达兰州办与盐化总厂债务重组财产抵押合同中的抵押权，由于信达兰州办拒绝履行，使该从权利没有转移至亚盛集团名下。亚盛集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拒绝履行自己剩余款项的支付义务。现盐化总厂已经破产，该部分抵押资产已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处理，致使亚盛集团所应当享有的抵押权已无实现的可能，信达兰州办的行为构成违约。《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具备了合同生效的全部条件，且当事人已经开始履行，信达兰州办也接受了亚盛集团的履行。该合同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应为有效合同。信达兰州办没有履行《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的报批义务，亦未告知亚盛集团该合同未获批准，即使该份合同未生效，信达兰州办也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本案所涉三份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一致的基础上对相关协议进行变更而达成的新协议。新协议生效后前一份协议的效力被新协议所代替，双方应以《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内容来履行各自权利、义务。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院二审查明，2000年《债务重组协议》、2002年《债务重组补充协议》、2003年《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信达总公司批准了《债务重组协议》，后两份协议未获信达总公司的批准。2000年11月8日，财政部以财金[2000]122号通知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布的《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涉及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损失(按单个债务人全部债务合并计算，下同)的资产处置方案，必须经公司资产处置专门审核机构审查通过后，由公司总裁批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债务重组协议》、《债务重组补充协议》和《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以及亚盛集团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亚盛集团本案应承担的债务源自其与盐化总厂签订的承担债务方式的兼并协议，由于盐化总厂已经破产，信达兰州办只能向亚盛集团主张债权。2000年11月20日，信达兰州办与盐化总厂、亚盛集团三方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主要约定，将盐化总厂全部债务减免为1600万元，分期在 2003年12月20日以前还清，亚盛集团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并经信达总公司批准后生效。同年12月15日，信达总公司批复同意。2000年12月和2001年12月，亚盛集团分别向信达兰州办各付200万元，部分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根据以上事实，《债务重组协议》经当事人协商达成，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并已经信达总公司批准，满足了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双方已部分履行了协议，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因盐化总厂生产经营情况等原因，信达兰州办只实现了400万元债权，尚欠 1200万元到期债权，三方在2002年12月签订了《债务重组补充协议》，进一步确认《债务重组协议》的内容。约定由盐化总厂、亚盛集团在当月28日前归还现金200万元，剩余1000万元以亚盛集团拥有的上市公司国有法人股抵顶，如抵债股票不能如期过户，则仍以现金还款。协议签订后，亚盛集团当月30日向信达兰州办付款200万元，其他义务均未履行。因《债务重组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是对《债务重组协议》的确认和补充，尽管信达总公司对《债务重组补充协议》未履行批准手续，但约定内容没有超出已经信达总公司批准并生效的《债务重组协议》范围，故《债务重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由于盐化总厂进入破产程序，2003年 12月信达兰州办又与亚盛集团在《债务重组协议》和《债务重组补充协议》的基础上，签订了《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亚盛集团以1120万元收购信达兰州办对盐化总厂的全部债权;扣除支付的800万元，剩余320万元由亚盛集团10内一次付清;信达兰州办将其对盐化总厂抵押担保权利转移给亚盛集团。协议

签订后，亚盛集团向信达兰州办又付款200万元，使得其偿还信达兰州办债务总额达到800万元，但其余320万元债务尚未履行。由于，第一、《债务重组协议》是在《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发布之后签订的，信达总公司对《债务重组协议》的批准行为，应当是根据《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作出的。信达总公司的批准行为，赋予了信达兰州办处置盐化总厂债务的权利。第二、信达兰州办不是独立的法人而是信达总公司的分支机构，负责处置信达总公司在甘肃省境内的不良资产。在信达总公司批准《债务重组协议》以后，信达兰州办获得了处置盐化总厂债务的概括性授权，凡是信达兰州办以自己名义签订与处置盐化总厂债务相关的协议没有超出概括性授权范围。第三、《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虽然将盐化总厂的债务从已经批准的《债务重组协议》确定的1600万元减少到1120万元，所降幅度达到了《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规定的100万元报批额度，但因该《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是财政部对资产管理公司作出的部门规章，而非对市场经济中所有主体作出的规定，也非法律禁止性的规定，故不能仅以该规定而当然确认《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未生效，还必须以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履行了内部审批手续或者应当履行审批程序而认定。第四、《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虽约定了信达总公司批准后生效的条件，但因批准协议是信达总公司与其分支机构信达兰州办内部的审批程序，且合同约定了信达兰州办单方促使合同生效的义务，故信达兰州办不得违反约定拖延报批甚至不报批来对抗合同的相对方，以使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一方既未履行合同义务又以内部程序使得效力待定的合同未生效，而获得合同未生效后的更大利益，这将使得尤其是本案信达兰州办已经取得对盐化总厂债务处置的概括性授权以后，在《债务重组协议》和《债务重组补充协议》的基础上，当盐化总厂进入破产程序后才与亚盛集团签订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故信达兰州办应积极向信达总公司提出申请，即使信达总公司没有批准，也应当及时通知亚盛集团。但是，从2003年 12月签订协议到2005年10月提起诉讼长达近两年的时间，信达兰州办是否向信达总公司报批、是否获得批准均没有通知亚盛集团。第五、《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是经过双方协商签订的，约定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并且亚盛集团为此又支付了200万元，部分履行了该协议。综上，合同约定以一方内部因素为生效条件的，负有促使协议生效义务的一方未履行约定义务，在合同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损害他人利益并经双方签字盖章成立，且已部分履行的前提下，信达兰州办关于《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仅为一份意向性草签协议且未经过信达总公司批准，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诉主张，因与事实和其应承担的义务要求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信达兰州办认为《债务重组补充协议》、《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没有经过信达总公司批准，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其依据《债务重组协议》起诉亚盛集团，诉请判决亚盛集团偿还扣除已经支付800万元的原盐化总厂全部债务20 522012.94元及利息。虽然信达兰州办的诉讼请求不是依据《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提出的，但其请求包括了亚盛集团所应承担的债务，故本案依据《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审理信达兰州办与亚盛集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超出信达兰州办的诉讼请求范围。亚盛集团答辩称《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具备了合同生效的全部条件，本院予以支持。盐化总厂破产导致《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抵押资产未能转移至信达兰州办名下，从而未能实现向亚盛集团转移抵押担保权利的合同目的。因该事实不以信达兰州办意志所决定，也因《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中提示了亚盛集团所购债权存在的风险，故亚盛集团不能以未实现抵押担保权利而对抗其根据《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所应承担的义务。故本院对亚盛集团关于其不承担剩余债务和维持原审判决的答辩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债务重组补充协议》和《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未生效不当，判决驳回信达兰州办的诉讼请求错误，本院子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甘民二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

二、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偿还32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自2004年 1月1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息标准计付)。

上述给付款项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之内给付。逾期给付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收到本判决书后六个月。一审案件受理费67 600元，诉前保全费51 300元，共计118 900元，由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23 780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负担95 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67 600元，由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3 520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承担54 0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纬

代理审判员 沙玲

代理审判员 苑多然

二00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袁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