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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促进科学发展的人品官德

作者:毛军发布时间: 2009年05月02日 01:15 换个心情更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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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知行统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品官德体现着领导干部的实践意志，决定着其是否能够做到“知行统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做到“知行统一”。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人品官德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符合不适应，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培养良好的人品官德，是关系到确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入、取得实效的重要问题。

科学发展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是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触及深层次矛盾、遇到各种发展难题。如果没有立党为公的境界、没有敢于为民请命的精神、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没有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气节，一句话，没有良好的人品官德作保证，科学发展就不容易深入推进。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在推动科学发展中不作为或乱作为，像那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做法，那种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的做法，那种畸轻畸重、忽视协调的做法，那种好大喜功、脱离实际的做法等，都是人品官德不纯的表现，都是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的目标格格不入的。良好的人品官德，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些单位和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效果不好，不是领导干部能力才干不行，而恰恰是在人品官德上出了问题。所以，进一步提高科学发展水平，领导干部既要注重提高能力素质，更要注重培养良好的人品官德。

培养促进科学发展的人品官德，就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工作出发点。为谁服务、为什么当干部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领导干部的人品官德怎么样，第一位的是看其立志为谁当官、为谁服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当成为领导干部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同时也应该是第一位的道德追求。只有自觉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为官从政的根本目的，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推动科学发展对领导干部的重要要求就是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实实在在地创造业绩。任何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行为，都是与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培养与科学发展相适应的人品官德，就要始终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发扬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作风，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多干打基础、管长远的事，使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良好的人品官德，需要在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与修养中培养。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主观世界改造，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要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还要在全社会形成不断砥砺人品官德的良好氛围，畅通民主渠道，健全人品官德评价与监督机制。

责任编辑:李继

来源:《西藏日报》/中国西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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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多地考核干部官德新招频出被指不讲究实际

中国多地考核干部官德新招频出被指不讲究实际

“官德”考评新招频出能否规范官员品行

对干部道德考核方法进行创新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做法很多都是“花架子、不讲究实际的做法”。

目前的尝试中一个大的问题是混淆了价值判断

和行为判断。

公务员的评价，无论是绩效评价还是品行评价，皆应致力于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依法展开

□ 视点关注

法制日报记者任雪

干部提拔需要出具家庭道德鉴定书，这是湖南省邵阳县最近新出台的干部考核标准。此前，很多地方也针对考核干部德行出台“新招”，令人目不暇接。

早在今年4月，四川省郫县县委组织部制定出台了《郫县干部“三圈联考联评”实施办法》，其中除对干部工作和学习的考核外，还增加了对其8小时之外生活圈的考评，干部的品德表现、居家表现、邻里关系以及生活作风都成为考核内容。也就是说，在干部提拔前，小区门卫、社区干部、邻居和家人都将成为考察机关的访谈对象。

江苏省沭阳县也有“创新之举”——对96名乡科级“一把手”进行年中考核，首次将“忠于配偶”等个人品德情况列入其中。一些地区也快步跟上将“是否孝敬父母”的道德指标纳入了干部考核体系。

„„

考核新招可谓五花八门，更有网友评论“地方考核干部德行新招频出，有的令人哭笑不得”。虽然如此，在探“奇”之余，这种现象的涌现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看了这些新的探索措施之后心情非常复杂，这些尝试反过来说明了“我国个别干部的道德沦丧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因此，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喜可贺的。但也有人认为，“我国的干部道德考核标准缺失，对于长期重视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我国来说是一个痛处”。

考评“新招”被指“花架子”

“从没有夜不归宿现象，晚上在单位加班也经常打电话告诉我。对我很关心体贴„„”这是湖南省邵阳县商务局原副局长邓笑天拟提拔公示期间，妻子唐亚玲向县委组织部出具的家庭道德鉴定书。

邵阳县日前出台新规，干部提拔公示期间，家长和配偶要分别介绍其家庭道德表现情况，出具家庭道德鉴定书，给予优秀、合格、不合格的等级评价。9月初，邓笑天等13名领导干部，成为该项新规定的首批“践行者”。

但是当邓笑天的家庭道德鉴定书被媒体公布后，却遭到了“作秀”的质疑。

“一个商务局副局长从来不夜不归宿？他不用出差、加班么？”一名主管人事的刘姓公务员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这不太可能，这份家庭鉴定书有夸大其词的成分。

“这种考查方式太简单直接，没有技术含量。”这名“老”公务员说。

更有网友指出，这种考察方式“或许另有深意”，一张由家庭成员出具的道德书“本质上是把考察组成员的判定权部分让渡给了拟提拔官员的配偶，可以证明考察组没有虚假报告，即使万一证明错了，那也是家庭成员的证明，不是考察组的结论”。

翻阅相关报道，不难发现，考察干部德行的种种“创新”如今已不鲜见，近年来，各地纷纷干部考核的重点放在了“德”上，由以前的政治品德、职业道德，逐渐向家庭美德、家人德评指标延伸。可以说，我国目前干部队伍中一些违德行为已经受到了普遍重视。“现在出现很多缺乏道德的干部，很多地方政府也是没法子，绞尽脑汁希望净化干部队伍，但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接受记者采访的那名刘姓公务员说。

尽管“不简单”，但各地仍然在矢志不渝地探索。与道德书这种简单直接的测评方式不同，很多地方请专家制定“干部道德评价体系”。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浙江宁波江北区，官员德行已被量化：测评指标加起来共有22个之多，包括要接受所在单位干部职工的测评，还要接受所住社区居民的测评，测评不合格的不得提拔。

在制定者看来，这样的考核评价体系把“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在另一些地区，干部道德考评以“民意否决制”的方式实施。

据了解，吉林省白城市对拟提拔领导干部的考察人选，在全面考察前，由群众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民意测评，赞成票在50%以下的人员，取消拟提拔资格；干部试用期满一年的，再一次实行“民意否决”，群众满意率达不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免去其试任职务。

对此，杨建顺认为，对干部道德考核方法进行创新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做法很多都是“花架子、不讲究实际的做法”，“这些新的尝试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将小区门卫、社区干部、邻居和家人都被发展成了访谈对象的话，那么很多城市居民都可能不合格。因为其跟小区门卫、社区干部等都不熟，这些访谈就失去了意义，入户调查还存在侵犯了个人的私人空间之虞，须有法律的相关授权。尤其是把干部考察权重的百分之二十放在这里是很不合理的”。

“制作评价指标体系意义非常重大，但是这种指标须有很大的科学含量，不是拍脑袋或者随意请几个专家弄个几十条几百条的就能作为一个评价体系。”杨建顺说。

除了上述各地探索之外，在甘肃灵台县，“是否孝顺”也被作为一项考评标准写入了干部考核办法中。

杨建顺认为，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需要“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已具备这两点，还要用“是否孝顺”、“生活圈调查”等来做“一票否决”，显失科学性。

“官德”考察机制尚不完善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从目前各地对于干部道德考核的探索来看，道德考核与以往干部政审内容有所重叠。

据介绍，干部政审一般是派思想品德好、威望高的党员前去调查，也可以发函请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协助调查。对于干部选拔和特殊任命的政审工作，由于情况特殊，也可以由上级党组织负责进行。政审的内容和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但主要还是考察和核审政治思想和个人品行方面的内容。

既然政审内容已包括了对公务员道德品质的考察，为什么各地又频出对公务员进行家庭道德考核的“新招”？

“政审相关范围和内容并未完全覆盖家庭道德考核，这也是出现各地纷纷出台新的干部道德考核机制的一个原因，它反映了我国在目前国家层面干部任用规定方面的确遇到的一些难题。”杨建顺不无担忧地说。

此前，为了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办法，不断提高做好干部工作的水平，中央组织部于2006年印发实施《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考察、领导班子成员个别提拔任职考察中的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等方法步骤的基本作用、内容和要求，相关人士表示此规定并未具体到干部道德考核的具体标准。

“对干部道德标准这一块的考察确实存在缺失，这从目前的尝试中不难看出。”有专家认为，目前的尝试中一个大的问题是混淆了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

杨建顺的看法是：“价值判断一定要和行为判断区分开来。换言之，某些人在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可以作为人们对其生活层面的是非对错作出判断的参照基准，但是，绝不可以将这种判断结果直接适用于公务员领域中的所谓‘官德’评价。公务员的评价，无论是绩效评价还是品行评价，皆应致力于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依法展开。”

道德考核应符合法律精神

据了解，公务员法要求干部除了规定工作能力、文化程度等条件，还特别强调了“具有良好的品行”。但是，如何对“良好的品行”进行考评？公务员法上并无更详细的规定。

此前，一些地方对干部道德考评采取入户调查、重点场所访谈等做法，有人认为这些创新缺乏法律依据。因为，《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将公务员资格要件的依据从公务员法上的“有法律规定”拓展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这意味着对公务员进行考评的相关尝试须有法律依据。

“接下来应当有法规对‘良好的品行’进行具体的规范，但一定要尊重个人的私人空间，公权不要过度介入。”杨建顺说，良好的品行需要全面的考察、综合的分析、科学的结论，而不是感情用事。需要建立一个专门考察公务员道德的行政评价机制，这个指标需要大力推进，但必须是科学、合理的指标，而不能太随意、不规范。

这个考察公务员道德的评价机制如何建立？杨建顺认为，“官德”界定需要紧密结合公务员法，由于道德的规范比较空，如何判定，需要制定一套统一的衡量判断规范。“应该建立一个在专家论证、标准细化、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之上的评价机制，同时要强调分类研究、分别适用，指标不能一刀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近日，不少网站都刊出《多地方考核干部德行新招频出，被指不讲究实际》一文，认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做法很多都是“花架子、不讲究实际的做法”。对此文我反复进行阅读，不甚赞同作者的观点。

当然，我承认在现行干部德行的考核不太完善，个别地方在考核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能认为这些考核德行的新招都是花架子，完全否认这些创新性做法，一棍子打死。因为，一是这些他们所谓的“花架子”需要时间的检验，也需要实践的检验。不尝试怎么

能证明做法是否能够行得通，不实践怎么能证明这些做法有成效呢！二是这些创新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突破口。李源潮同志指出，把干部的德考准考实，既是干部工作的重点，也是干部工作的难点。我禁不住为干部德行考核新招叫好！为他们的创新性做法喝彩！我认为，干部德行考核就要敢于尝试新招。一要营造一种宽容失误的氛围。每一项改革的新举措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工作实践中的一时失当，这是在所难免的。摸着石头过河，磕磕碰碰必不可少。二要对群众的批评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群众对干部德的考核创新性做法的批评戳中了我们的“痛处”，这也说明我们的工作存在失误，群众的批评是让我们少走弯路，从这方面说，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批评，以批评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内容，真正把干部的德考准考实，推动组织工作健康有序发展。三要对德的考核只能加强而不能弱化。德的考核结果是异常敏感的，如果过程中处理不当，极易导致干部情绪的激化，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当前，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群众对一些干部不满意，也主要是对他们的德不满意。因此，干部考核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

第三篇：干部学习讲稿：“三严三实”对中国官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干部学习讲稿：“三严三实”对中国官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课程前言

同志们好，今天呢我们对”三严三实”教育专题讲座做一分讲。这一讲的题目呢是“三严三实”对中国官德文化的传承创新。可以说呢“三严三实”既是对党员干部加强党的建设、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同时也是对当代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新要求。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简称叫干部的政德建设。为政之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叫为官之德，简称官德。几千年来，官德建设有其自有的自成体系的官德文化。官德文化的核心是当官的基本的为政遵循。那么中国传统官德文化，最主要的从政遵循是什么呢？它又和今天的“三严三实”有什么内在的逻辑上的联系呢？又有什么几千年的文明的血脉相承呢？这是我们本讲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一、中国传统官德文化和“三严三实”的关系

中国传统官德文化一个基本要求叫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当官的内心，要有孔圣人、孔夫子要求的修养和道德情怀，这叫内圣。外王，要有周文王般的一统天下的政绩，这是外王。这种官德文化的遵循，其实讲的是两个基本问题。内圣是修养和道德情操建设，外王是要一统天下的政绩建设、政绩要求。所以内圣外王反映的是为官者要把政德修养、官德建设和政绩要求实现历史的统一。讲官德，必须有外王一统天下的政绩做丰碑，讲事业，必须有孔圣人要求的道德情怀做根基，这是内圣外王二者历史统一的要求。那跟我们“三严三实”啥关系？首先，“三严三实”展示了中国传统官德文化的历史统一。“三严”是修养，是道德情操，是基本从政规范的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是修养，是道德，是品行，是规范的基本要求。“三实”是政绩要求。谋事要实，是指的领导干部谋划伟大事业，谋划现代化事业，谋划本地区、本。

。中央治国理政遵循着是内圣外王的基本要求，强调施仁政，苛政猛于虎。那么西汉对于东西南北的边疆地区，对于内地各方面的不稳定，不团结，不和谐，及其刘氏同姓诸侯王的叛乱，胜利的实现了内外的一统天下，结束了西汉初年的诸侯谋反的局面，诸侯割据的局面。可以说，内圣外王实现了西汉的历史辉煌，也证明了内圣外王这个要求，是官德文化的两个支撑点，做政绩，做政德，使政绩以政德为根基，使政德以政绩为丰碑。

那么第二次辉煌呢，仍然是把内圣外王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古代官员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创造了唐朝盛唐的辉煌，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历史复兴，实现了唐朝的开元盛世和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辉煌。那么他对内圣外王的要求，内圣方面，在隋朝科举考试的基础上，唐朝使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定型，使大量的基层人才，使很多的普通人家的儿女，通过考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儒家学问的认真学习研究，使他们走到了从政的舞台。在唐代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内圣使儒家学问走到了新阶段，外王创造了唐朝的盛世辉煌。所以呢，内圣外王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发挥了巨大的文化推动作用。

四、内圣外王的衰落

那么内圣外王什么时候发生演变的呢？是在北宋和南宋时期。北宋时期，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崛起，对外王一统天下的要求，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宋朝北宋南宋时期，在东北地区起来的第一个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萧太后指挥人马兵临中原，与北宋发生了激战。辽刚结束，金在东北兴起，金兀术率领人马打过了黄河，逼近长江。那么辽和金在和北宋政府的博弈中，当年有澶渊之战，北宋打赢了签订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上，北宋政府在赢了的条件下认输，在条约上写清，中央与地方改变叔侄称呼，以前是地方管中央叫二叔，这个条约规定，中央管地方叫二叔，改变叔侄称呼。以前是对方每年向诸侯，向中央进贡。这次是中央打赢了以后每年给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每年给人家送多少两白银，这样一来，人家吃到甜头，没钱花就打你，打你你就得赔，你赢了也赔，你输了也赔。

北方辽和金的崛起，使北宋从开封被打到杭州，历史上称为南宋，这个时候虽然西夏，它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主要靠的是东北地区，天然的粮仓，内蒙古高原的战马，加上东北人的彪悍的气质和性格，使得中央政府从开封迁到了浙江的杭州。这样一来，中国官场的学问，就逐渐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从程颐、程颢，当然他们俩之前是周敦颐，程颐、程颢到后来，宋代的朱熹，我们把它称为宋明理学，就儒家思想到这个时候，发展到了程朱理学，也叫宋明理学的阶段。啥变化呢？外王做不出来了，政绩做不出了，所以程朱理学就开始光注重内心修养，光注重道德建设。如果没有政绩跟着，你道德建设你也走不到底。我们国家的学问就是外王一不行，你的道德建设，你的官德建设，你的内圣要求，最终解决不了一个国家的政绩问题，国家的发展问题，所以宋明理学加强道德建设，道德修养，向着主观唯心主义转变，客观上，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一天比一天衰落。

在东北地区，现在的内蒙的阿尔山北部，黑龙江的上游鄂嫩河流域，起来了一支蒙古族，后来通过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内蒙古高原。他还是用的是东北的力量，最后把北宋，把南宋消灭，实现了元朝中央政府的治理。明朝的时代，中央政府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后来到满族的崛起，清朝的入关到一统天下。这中间，它告诉我们一个学问，内圣外王，如果外王政绩做不出来，治国理政没成绩，平定天下没业绩，齐家齐不了，那么内圣、道德修养也会走下坡路，也会偏航。

我们今天贯彻“三严三实”要求，“三严”，属于当代干部的官德建设、政德建设基本规范方面的要求。“三实”，属于政绩要求，我们不是封建社会的内圣外王，但是五千年文化的血脉相连，它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做事业，干事创业，得讲政德，得以政德为根基，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德做根基，事业也做不出来，也做不辉煌。那么没有政绩做丰碑，政德建设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我国封建社会就是从宋朝以后，外王一不行，政绩一不行，政德建设，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都失去了前进方向。在我国历史上是唐朝修塔，它唐朝开始佛教，佛学在中国的兴起，所以呢修塔，上面藏佛经，藏舍利子。宋朝修庙，大大小小的夫子庙，观音庙，佛教，寺院，道家的道关，土地老爷，财神爷，山神庙等等这些都是宋朝做的。想一想，当一个国家的政绩做不出来，仅仅靠道德修养，仅仅把心灵的寄托，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把事业握在自己的手上，那你这个事就麻烦。

五、“三严三实”对内圣外王的传承和创新我们今天贯彻“三严三实”，“三严”属于修养、品行、规范的要求，“三实”有这是政绩的要求。“三严”，严以修身，侧重的是三点。第一点，我们不是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追求它的内圣的儒家要求，我们既要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得需要创造性的吸收，传承和发扬。

另外呢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党性修养是啥？党性修养是党章的第一句话，对第一句话的追求是党性修养，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表现的是党的先进性，落在我们每个党员干部身上，共产党的先进性在咱们身上体现的怎么样，应当怎样体现，这就是党性修养，三个代表，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求我们的干部在发展方面的修养和先锋模范作用，在先进文化方面的修养和推动文化的作用，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修养。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还有一个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这个核心要求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当领导要有领导的表率作用，这个表率作用是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率作用，这是党性修养。

那第二呢是理想信念，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

第四篇：专访基督教慈善机构爱德基金会丘仲辉秘书长：服务社会促进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

专访基督教慈善机构爱德基金会丘仲辉秘书长：服务社会促进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福音时报－go...专访基督教慈善机构爱德基金会丘仲辉秘书长：服务社会促进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

核心提示：“作为基督教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只有紧密的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基督教通过社会服务，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发展当中更积极的参与进去，中国基督教就一定能够健康的发展。”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老师如是说。

（福音时报）编者按：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4月，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团体，致力于促进我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25年间，爱德募集资金超过10亿元，惠及31个省、市区1亿多人口。2010年8月16-18日，福音时报同工到访了爱德基金会南京总部，并有幸采访了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老师。

爱德在贵州省开展综合发展项目，丘仲辉老师在地方农民中了解需求（图：爱德基金会提供）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向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右）颁发中国消除贫困奖机构奖荣誉证书（图：爱德基金会提供）丘仲辉秘书长曾荣获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等称号。他是位忠心爱主，乐于奉献的人，他强调作为一名基督徒要作光作盐，践行主爱。在他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爱德基金会自2005年以来年均募集资金超亿元，跻身全国13家年筹款额超亿元的慈善公益机构行列。

通过兴办爱德面包坊，为残障人士提供了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通过建立儿童发展中心，为脑瘫儿童提供了早期康复场所等等。而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等特大自然灾害爆发时，他领导的爱德团队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展开救援行动，并坚守灾区，帮助灾区进行重建。福音时报：丘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您作为一名基督徒是如何看待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责任？

丘仲辉老师：做一名好基督徒，首先要做一名好公民。记得我出任秘书长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丁光训主教曾先后三次给我题词，而且，三次都是引用圣经中相同的一句话，就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这句话正体现了基督教的服务精神和我们基督徒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教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有人类开始就有宗教，只不过在原始社会中宗教还处于萌芽阶段。历史告诉我们，基督徒离不开社会，不可能与世俗社会隔离。教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考虑如何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人民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中国基督教的健康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我们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脱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基督教怎么能在中国发展？

那么，教会应该如何与社会相联系呢？这就需要教会能够深刻的了解社会和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教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基督教历来讲服务的精神，没有行动的信念是死的，这种精神需要用行动来见证和彰显。基督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宗教，基督教的处境化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未来，唯有为中国人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服务，才能体现中国基督徒博爱和服务的精神，也只有做好了服务，才能够很好的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基督教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不能够完全的隔离开来，只有紧密的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基督教通过社会服务，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发展当中更积极的参与进去，中国基督教就一定能够健康的发展。佛教实际上也是外来宗教，但老百姓很多人愿意接受它，甚至把它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有很多融合点。基督教同样如此，假如能把这个课题做好，把基督教的处境化做好了，基督教就必然会在中国健康和长期的发展，成为中国的基督教。事实上无论是哪里的基督徒，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但只有跟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老百姓紧密联系，教会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才会越来越大，才会为本国社会和本国人民所欢迎和喜爱。

福音时报：您能否介绍一下爱德基金会的缘起？

丘仲辉老师：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是由中国基督教徒发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组成的民间公益机构，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成立的NGO之一。爱德的建立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首先，我国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形成了思想解放热潮，为民间公益组织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其次，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存在着较多的贫困人口，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而中央和江苏省一些党政领导非常开明，希望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第三，中国教会领袖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博爱的胸怀，同时，国际上一些友好教会和组织愿意提供公益资源开展民间合作，所有这些因素最终促成爱德基金会的顺利诞生。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不会得到真正落实，更谈不上由教会领袖发起成立爱德基金会这样的一个民间公益机构。正是改革开放为爱德的孕育和产生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

同时，中国教会领袖的历史前瞻性为爱德的建立提供了主观条件。这种历史前瞻性源自于他们宽广的胸怀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正因为这样的博爱心，具有“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所以中国教会领袖十分重视社会服务事工，并试图通过社会服务事工，努力恢复与国际教会的关系，加强与国际教会的沟通与交流。爱德基金会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成立的。

福音时报：您能否谈谈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整体状况？丘仲辉老师：客观来讲，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一个成长阶段，尽管前面已经有二、三十年的铺垫，但从整体上看，大多数慈善机构刚刚起步，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是目前的一个主要特点。

当然，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意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经济领域曾有大量的公司出现，同时，也有大量的公司倒闭，这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所以，我相信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环境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任务。其中社会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建设方兴未艾，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和扶持，而如何确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更是当务之急。

社会建设涉及到很多利益群体，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敏感性，需要我们更加谨慎的推动。但是，若能把社会建设搞好，把公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公民社会真正得以发展，对加快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福音时报：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期，那么在这个期间还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的NGO主要面临哪些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更好的发展？

丘仲辉老师：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社会组织自身和三部门的协同。

以市场经济为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企业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正从过去的经济建设主体，慢慢的抽身而出，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制定游戏规则，发挥监督管理作用。但是，在社会发展中政府几乎仍然包揽一切，政府如何让渡空间给社会组织，培育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其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社会建设领域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转型期，一方面，政府要在社会建设中给社会组织让渡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和监管。如果只是退出没有培育发展和管理，社会就会出现真空，政府管理也会缺位。

在社会建设中，我觉得应该特别强调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三部门”加强联动、互相协同。因为第二部门是提供经济基础和资源的，如果没有资源支持，第三部门何以开展工作呢？当然，第三部门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政策的倡导、法律的保障以及对购买服务资金的支持。在三个部门的互动过程中，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社会组织自身工作做不好，既不能取得政府的信任，也不能争取到企业的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就会迟滞，社会建设的速度就会放缓。

爱德基金会作为一家有着25年历史的公益组织，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始终坚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坚持对项目进行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和精细管理，努力做到用好捐赠人的每一分钱。我们在基金会内部建立了严格的监控制度，只要违反了捐赠人意愿，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意见，都可以制止，任何一个负责人都不能自己说了算。例如，今年教会捐给玉树灾区的130万项目款，我们充分征求了教会的意见，并各各个教会说明这笔善款的具体用途，不仅是主动接受捐赠人的监督，同时也是加强与捐赠人的沟通、交流与互动。

上海市在去年提出 “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社会组织”，那么社会组织发展的优劣就决定了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爱德认识到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还应该与其它社会组织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达到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

福音时报：您觉得如何能够发挥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

丘仲辉老师：毫无疑问，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有其特殊作用。

第一，舆论监督作用。无论是对政府，对企业，还是对第三部门，媒体都具有特殊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在慈善事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不规范的慈善行为时有发生，各种慈善组织管理水平良莠不齐，如果媒体能够发挥监督作用的话，就会将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组织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第二，弘扬倡导作用。慈善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媒体自己也搞筹款做慈善。其实媒体直接做慈善本身存在一个很大误区。因为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来看，媒体不具有直接做慈善的主体资格。我认为，媒体在慈善事业中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直接去做慈善，而是体现在弘扬慈善文化上，通过政策的倡导，理念的倡导，价值观的倡导，形成良好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舆论氛围，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慈善意识，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如果媒体确有参与慈善事业的意愿，则可以选择与公益组织合作的方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第三，推动促进作用。媒体在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十分巨大。一个机构，一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仅是沧海一粟。然而，媒体的正确引导，却可以动员起千千万万个机构或个人，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爱德基金会仅有６０多名员工，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尽管每天都很忙碌，但却感到非常充实，因为我们对慈善事业都有一份热爱和追求，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共同的理解，但是，一个机构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们希望媒体能够对公益慈善事业进行多角度的发掘和宣传，一方面要宣传公益慈善事业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另一方面要倡导一种热爱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风气。我相信，不论是何种宗教信仰，不论有无宗教信仰，如果大家都有博爱在心中，定会感觉到生命的意义，珍惜生命，充分的享受生命的过程。基督教讲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不是完备的人，是半成品，所以，需要通过灵修和服务人群使自己一点点的向完备去努力，这样，才会有很丰盛的生命。我始终认为，公益事业是公众的事业，只有在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之下，公益慈善事业才能真正大踏步的发展起来，因而需要媒体坚持不懈的宣传和推动。

福音时报：是的，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发挥着舆论监督、弘扬倡导和推动促进的作用，媒体的作用不可忽视。那么您认为NGO如何通过跟政府之间加强合作从而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丘仲辉老师：任何一个国家NGO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爱德基金会在25年的发展中也十分注重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合作。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对爱德的评价应该说是相当积极和肯定的。我们于1999年和2009年先后两次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荣誉称号。很多不太了解中国国情的海外朋友对中国NGO和政府的关系常常不能理解。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非常强大，很多慈善机构、社会组织都是官办，NGO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困难。加上爱德基金会还有一个标签，是由基督教发起，具有基督教背景，发展起来更是难上加难。但是，爱德基金会由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不仅加强自身自律，增强综合能力，而且十分注重与政府的沟通和协同，通过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支持。这也是爱德基金会能够走到今天的成功经验之一。NGO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一要把握大局，二要主动沟通，三要讲究诚信。

把握大局，就是要明确合作的方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公益慈善工作是政府做不好或包办不了的工作，所以，作为社会组织就要研究和把握政府工作重点。1993年，爱德基金会就已经开始把项目的重点放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正因为站在了全局的高度，满足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当地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争取了大量海外资源，而且爱德本身也获得了发展。

主动沟通强调的是合作技巧。政府工作千头万绪，社会组织只有主动沟通，才能让政府知道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唯有通过沟通才能产生合作，经过合作才能增进理解，才会有更多的支持。爱德形成的“三心三力”机构文化，其中“三力”是指沟通力、合作力、创新力，沟通在前，合作在后，充分说明了沟通的重要。诚然，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NGO也要保持作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具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否则完全依附于政府，就无法实现机构本身的使命和目标了。

讲究诚信是NGO与政府合作的前提和原则。爱德的使命、目标都是公开的，这些我们都与政府主动沟通，取得理解，绝不说一套做一套。另一方面，诚信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诚信是社会组织公信力的保证。爱德人把诚信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把用好捐赠人的每一分钱作为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我们实施所有的项目都坚持到现场的项目管理要求，靠我们的腿和眼睛，确保项目质量和项目进度，靠管理制度确保项目资金不发生任何问题，正因如此，不仅赢得海外合作伙伴的尊重，也获得各级政府的信任。这次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爱德经过主动沟通获得到了甘肃省民政厅特许，成功的将七批救灾物资直接运进灾区，发放给受灾群众。福音时报：您认为中国的NGO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丘仲辉老师：一是要加强行业合作自律。目前，中国NGO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身发展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推动，也曾与全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共同发起了NGO行业自律行动，试图联合不同类型的机构，营造NGO发展的健康环境，塑造社会组织的良好形象。

二是要做到信息共享。最近NGO出现了一个新发展，就是建立了基金会中心网。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把本机构的一些财务和项目拿到网上晒一晒，在中心网上向公众披露，让大家在选择慈善机构时能够有一个比较，挑选合适的机构做合适的事情。

此外，我们也提倡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提倡开展不同方式的合作，以便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福音时报：您能否结合国外NGO的发展经验，以及结合中国的国情谈一谈中国的NGO如何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丘仲辉老师：前些年我参加NGO的会议时，大家坐下来就谈哪里去找钱，没钱怎么发展呢？但是，我认为，NGO不能光看有没有钱，更重要的是要看哪里有需要。

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社会组织的出现不是谁想让他出现就出现的，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为什么我们先是经济改革再来社会建设，因为经济的多元化，社会也出现了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有管道、有机构代表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次，因为有不同的社会需要，需要有不同的机构为它呼吁，为他提供服务。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适当、合理的满足，社会矛盾才能缓解，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使用行政手段遏止不同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只能在短时间奏效，不可能长期产生作用。

可见，满足不同社会需求，服务社会不同群体是NGO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所在。爱德25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家民间组织只有不断的发现社会需求，并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自我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对于爱德基金会来说，可持续发展也将是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近些年来，爱德在机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是公益资源的多元发展。爱德最早的资源百分之百来自海外，后来降至百分之九十多。近年，我们努力拓展香港特区和内地的资源，去年已将国外资源的比例降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下。通过国内资源的挖掘，不但年筹款总额提高了，而且规避了机构发展过分倚重海外资源的风险。去年，我会在中国大陆的筹款额第一次过千万，虽然跟很多官办的基金会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这1000万的捐款却来自于众多爱心人士，是众人拾柴的结果。我们算了一下网络捐款，大约平均每人十块钱，最少的只有几毛钱。其它来自企业的捐款也不多，中小企业几万块钱的捐款还有些，最多的捐款有一两百万。所以，能有这1000万捐款，我们的内心非常感动，充满了希望。因为这些捐赠者的捐赠不是来自于某种压力或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完全是自觉的行为，这些捐赠者必将成为我们国内资源的可靠提供者。

二是注重项目的开拓创新。根据国际经验，一般公益机构的企业捐款和个人捐款的比例基本上是四六开或三七开，个人捐款比例往往高于机构捐款。总体来看，个人捐款相对稳定，也是公益机构筹款工作的重点。经过几年国内筹款的摸索，我们深深感到，国内爱心人士数量巨大，要想争取他们的个人捐款，关键是需要公益机构进行项目创新，推出社会确实需要，又能让爱心人士感兴趣、有意义、效果好的项目。比如，前些年推出的重返校园项目，近年推出的孤儿助养项目，项目采取了一对一资助的方式，并在项目管理中吸引捐助人的全程参与，不仅向捐助人提供受助者的详细情况，让其自由选择，而且在捐助人和受助人之间搭起正常联系的桥梁，更定期组织捐助人对受助人进行探访，在网上公开探访结果，使项目完全公开和透明化，始终置于捐助人的严格监督下。尽管项目管理工作要求很高，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很大、很辛苦，但却在捐助者中间赢得了好口碑，吸引越来越多爱心人士的参与。

福音时报：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有的学者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公益慈善的正面社会压力，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在香港的公益日要买旗做公益，当满城买旗做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不买旗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通过形成正面的社会压力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您对这个观点是如何看待的？

丘仲辉老师：我觉得形成公益慈善社会压力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提法似乎不很恰当。因为通过第三部门实现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其本质应该是发自内心、完全出于自愿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是爱心的释放，善意的表达。对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积极倡导，而不应该是社会压力。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最柔软的一部分，那就是爱，我们应该多从正面去引导。虽然我也能理解这种观点的成因和目的，其本意是想要形成一种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但我个人还是更希望多提、多用倡导的方法。其实，公益旗在香港的购买也是完全自愿的，买的时候花钱不同会给你不同的标签，这仅是公益慈善的一种形式。总体上我的理解还是刚才讲到的，就是通过公益文化的推动，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大公益的概念。为什么我更多的用公益这个词呢？因为慈善这个词有很多的理解，慈善有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之分。传统慈善是施舍型和给予性的，施者居高临下，受者被动接受，这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代慈善提倡的是平等、参与和分享，强调助人自助，助人发展，把弱势群体看作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发展的主体，也视其为参与者。这跟基督教提倡的精神完全吻合。

我们在社会发展当中要坚持这一原则，在服务人群时要考虑让受益人群在服务过程中参与进来，能够有表达权、有选择权，有自主权，使其在项目过程中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爱德的很多项目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爱德要开展某一个项目，所在地老百姓都可以参与其中，讨论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是否为群众所需要，项目到底应该如何来做。这样他们就会慢慢了解项目从可行性调查、项目决策，到项目的实施、项目的评估的全过程，在完成了一个项目后，不仅使他们物质上得到了满足，而且能力也得到提高，精神得到满足。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在老百姓参与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老百姓朴实的秉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看到老百姓得到一点资助就会心怀感恩，我们也为能够参与到服务人群的工作中去而感恩，正如基督教说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大家只有一起合力推动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才会真正实现和谐。只有在现代慈善所提倡的平等理念之下，公益事业才会健康的发展。上一篇：泉州工商基督徒培灵会郑国治牧师分享福音遍传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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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的讲话(2012年6月18日)

在《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出版发行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

（2012年6月18日）

同志们：

最近，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社科院联合组织专家学者编著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是一项利用古今执政智慧、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重要研究成果。这套丛书既是一套学术著作，也是一套很好的学习教材，值得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编著这套丛书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心血，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委对参与丛书编撰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刚才，青纯同志介绍了这套丛书的编写情况。四位专家对丛书的出版作了深刻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发。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

中央高度重视干部的政德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这是我们党对干部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干部政策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德与才是辩证统一的。一个干部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最终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1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四个考验”、“四个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干部政德问题更加突出。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群众对有些干部不满意，也主要是对干部的德不满意。具体讲在政德问题上突出的反映是：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贪图安逸享受，有的仅仅为了升迁而做事，有的为一己私利而拉帮结派，有的不光明磊落、瞒上欺下、以权谋私，等等。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对干部政德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干部政德如何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和执政能力。因此，加强政德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加强政德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注重自己的政德，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特别是要结合践行“北京精神”，自觉加强思想政治修养，注重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时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建立起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组织上放心的干部选拔上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凝聚到干事创业上，把精力用到推动发展上，把功夫下到狠抓落实上，心无旁骛地推动首都科学发展。

二、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

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政德建设，任务很重。工作中要抓住四个重点，一是要教育党员干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时刻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共产党人的立

德之基。领导干部必须忠于党的事业，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要能够挺身而出、站得出来。二是要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领导干部的修德之本。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牢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自觉地把人生的追求融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办好事。三是要教育党员干部有一个好的作风，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领导干部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必须要发扬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的精神，遇到问题不是躲着、绕着，而是敢抓敢管，勇担重担，攻坚克难；并且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创造性地推动工作。四是要教育党员干部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特别是在社会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把握住自己，做到为政清廉、严格律己，自觉地抵制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从这四个方面自觉加强政德建设，自觉向政德好的同志学习，向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学习，树立好的形象，赢得好的群众口碑。

三、依靠自觉自律和制度管理提升领导干部的政德

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要加强教育引导、使党员干部严格自律，严于律己，自觉地以党的纪律、党性原则和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珍重自己的人格、声誉和形象，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同

时，又要加强制度建设，依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保证干部的政德。各级党组织都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格监督，认真执行党的各项纪律，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特别是要针对当前工作的实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力度，加强纠正不正之风工作的力度，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要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抓住规范权力运行这个关键，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权力结构科学化配置体系、权力运行规范化运行体系、廉政风险信息化防控体系，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做到防范在先、关口前移，形成早发现、早提醒、早报告、早解决的预警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保证权力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总之，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都要高度重视政德建设，切实加强政德建设，牢记党的宗旨，认真践行“北京精神”，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败思想文化侵蚀，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努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推动首都的科学发展，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就讲这几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