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监狱个案管理即高危类罪犯监管改造对策研究
浅谈监狱个案管理即高危类罪犯监管改造
对策研究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日益加剧,社会面临重大调整和转型,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公共危机不断出现,随时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成效。监狱,作为国家机器,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从一个国家对待越轨者的管理成果,尤其是对待监狱服刑罪犯的管理最能判断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教育水平的时候,监狱罪犯的管理成为了人们目光的焦点。监狱个案管理即高危类罪犯监管改造工作是监狱管理过程中的一道难题, 高危类罪犯监管改造成效如何,直接影响监狱安全,也反映监狱管理水平。
本文就是结合监狱管理实际，分析当下对高危类罪犯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笔者在监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针对高危类罪犯管理提出几点创新性对策。
关键词：高危类罪犯监管
监狱
对策
监狱作为国家的主要刑罚执行机关，肩负着维护安全稳定，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职能，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它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挑战。目前我国的监狱管理工作已趋于完善，并且将会一步步的走向科技化与人性化并行的进程管理，但在监狱部门的管理过程中，任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挑战，笔者拟针对监狱个案罪犯即高危类罪犯管理为基点，结合自身监狱工作管理实践谈谈自己对监狱工作的几点认识。
监狱个案罪犯既是高危类罪犯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部分高危类罪犯可能造成脱逃、挟制人质等突发事件时刻威胁着监狱的安全稳定；二是罪犯自杀、自伤、自残影响监管改造秩序的良好运行；三是部分罪犯之间的打架斗殴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疾病，是监狱信访案件的主要部分；四是监狱监管改造、劳动改造形势严峻，犯群中反改造现象依然存在。
上述的四种突出的个案情况，不仅威胁到监狱的安全稳定和良好的改造秩序，更干扰了监狱的正常执法。只有正确的认识上述个案罪犯存在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到狱情的复杂性、艰巨性，提高教育转化的重要性，才能做到对个案罪犯的正确认识，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
一、应当正视当前监狱工作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
首当其冲就是，改造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改造高危类罪犯、预防犯罪根本宗旨的冲突。在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奉行文明管理,大力推行文明执法和狱务公开,严禁干警体罚、变相体罚罪犯，严格规定了对罪犯使用警戒具的条件和程序等，这有效地防止了监狱干警任意违规执法情况的发生，保障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这符合世界行刑的基本原则和潮流。但与此同时，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却缺乏对高危类违规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出现了对罪犯权利保障要求的提升和对罪犯惩戒不够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无法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在现行的《罪犯计分考核细则》、《罪犯分级处遇管理规定》、《罪犯严管禁闭管理规定》等狱政管理制度中，对于严重违纪但不构成犯罪的罪犯，最为严厉的惩罚是降为严管级并进行禁闭，最多15天。严管级（高危类罪犯多为严管级）的待遇较其他级别的最大差异仅限于提请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在待遇上的重大差异。工作在一线的干警都知道，常习性、高危性的违规罪犯多是那些亲情观念淡薄或家中已无至亲、刑期相对较短或较长，价值观念严重扭曲的罪犯，这类罪犯多存在高危类行为，对这部分罪犯即使实施上述最为严厉的惩戒，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在管理和教育罪犯的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
其次，部分监狱对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的教条化理解也事实上造成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弱化和负面效应。如对非正常死亡率标准的把握，有的监狱为了实现对此的严格控制，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假如哪个监区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如罪犯自杀），从监狱领导到分监区值班的民警都要追究责任。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应“一刀切”，而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真正推行“过错责任原则”，要切实调查清楚罪犯的死亡与干警的管理疏漏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若干警有能力（以其他普通干警在此情况下的能力和认知可能为标准）并有可能予以制止而没有采取应有措施，或者是干警的不当管理导致，自当难逃其咎；倘若没有必然联系，也就失去追究责任的因由（例如罪犯因无法忍受病痛自杀，或者多次申诉失败后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意外事件，特别是在干警进行正当批评教育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干警也采取了相应管控措施，落实了巡查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罪犯死亡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则不应当追究责任。这也是《评审细则》中规定非正常死亡率幅度的题中之义，倘若教条的理解这一标准，必然会错误追究责任，亦必在干警中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更要注意的是，当罪犯以自杀等方式来要挟干警或达到特殊目的时，更不应当过多追究干警不当责任，否则必将在干警中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对类似的罪犯管理时必然会追求“罪犯不出事就万事大吉”的功利价值，而忽视对罪犯管理教育的终极价值——改造罪犯、预防其再次犯罪，这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背道而驰的。
最后，从监狱民警队伍自身来讲，监狱警察担负着对服刑人员的惩罚和改造的任务，狱警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着监狱的稳定，以及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和高危类罪犯的转变数量，因此加强狱警队伍的建设使其能公正执法、规范执法、提高执法水平是必须的，也是解决问题的“催化剂”，但在实际的监狱工作中，由于罪犯成分多元化，基层一线工作单调乏味、环境艰苦，监狱一线民警危险多、风险大，警力紧张、人员偏少等客观原因的存在，造成了极少数民警淡忘了自身作为执法者的身份，丧失应有的原则和立场，出现警囚不分，执法犯法甚至以罚代法，以惩代教等情况的产生，这是造成高危类服刑罪犯出现的一个可控因素，因此大力提升狱警队伍素质建设也是刻不容缓，是加强新时期监狱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几点对策
笔者拙见，对于监狱个案罪犯的管理教育，预防高危类罪犯的出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日常管理采用“放风筝”似管理模式。放风筝是日常生活中一项看似简单，却需要精巧掌控力的技术活，要想把风筝放上高空，而且稳稳掌控，首先要握好线，然后切实把握风向力度，最重要是控制好手中的线，太紧易断，太松会坠落。换言之，当我们把“放风筝”的操作技巧套入到监狱管理模式，那么监狱民警就是掌控者，服刑人员就是风筝，所有的管理措施和方式方法就是风筝线。我们怎么来把这个线用好，让风筝平稳随风飘扬，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调查摸底。对于个案罪犯的管理，民警必须进行全面的了解，所谓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熟悉了解情况，才能够有效地掌控。在实际工作中，监狱管理部门可通过多渠道进行了解：一是从监区上下每一位民警入手，深入了结个案罪犯在监区的具体表现情况，以便对个案进行客观的评价。二是对个案的日常改造行为进行调查，以便掌握该犯与同改之间的关系及兴趣爱好。三是认真查阅罪犯档案，从档案中切实掌握其犯罪事实、经过、案件审理及判决情况，通过档案材料，初步掌握个案的性质、恶劣态度以及入监改造全过程；四是通过教育改造指导中心对个案进行COPA测试，准确掌握心理状态等等。
——个案原因分析。通过摸底，监狱部门可对个案罪犯发生高危类行为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个案罪犯形成的原因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家庭因素、成长经历、身体健康、心理因素、劳动改造、犯罪历史等，只有把原因分析透彻，才能有效地制定转化的实施方案，进而采取行动。
——实事求是，宽严相济。个案罪犯大多数在犯群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性格突出，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示范性，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差不多就是难管难教育的典型代表人物。而这些高危类罪犯通常又性格偏执，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思维，日常管理中面对这些人，民警必须坚持原则立场和底线，对于出现的原则性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通融和让步，让其感受到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威严不可侵犯。具体可体现在：一是建立动态分级管理体系，扩充分级处遇的内涵，建立分级管理与分类管理的互动联系。增加罪犯分级级层，将各级的待遇差异从会见、亲情电话、购物等扩充到饮食、居住、看电视、参加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参观及帮教等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邻居韩国在《罪犯分类待遇规则》中曾具体要求：每月或者是每季度考核道德操行、劳动情况、学习状况等情况，然后进行相应的晋级或降级，使罪犯的改造表现、危险程度直接与其待遇相关，如对C、D类罪犯实行高度戒备，较多限制自由，待遇远低于A类和B类罪犯，体现罪犯改造表现的实际情况，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大部分监狱也主要以罪犯现实改造表现为依据，对罪犯在关押方式、活动范围、会见、通讯、消费、购物等方面实行不同待遇。我狱面前调研试行对罪犯实行三级处遇，即：开放式处遇、限制级处遇、暂停处遇。从犯群的反响和实际管理效果来看，这既切合实际，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值得推广。二是建立专门分类和分级的评估机构，由监狱狱政科牵头，管教五科连同各监区作为日常评估小组，强化思想考核内容，增强评估和分级的准确性。三是建立严管监区，同时各监区成立监区集训队，扩大严管范围、实行严格的差别待遇等多种方式强化改造手段。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罪犯，倘若采取严管禁闭等手段仍不能达到教育效果，其分级管理序列又处于C、D类的，经过综合评估后，则可以将此类罪犯调入监区集训队甚至严管监区，进行高度戒备，严格限制其活动自由，在饮食等生活待遇上低于一般罪犯水平，并优先把体力训练作为主要的改造手段。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监区集训队需配备综合素质较高，教育转化能力、管理能力比较强的民警队伍，集中对罪犯进行提升素质的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刑罚执行的强度，追加违规违纪成本，产生减少转化高危类罪犯量的效应；另一方面有助于集中力量强化对此类罪犯的教育；此外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有效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现象的发生。当然，在监狱工作管理过程中，也应具体事情结合实际对待，“放风筝”要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各民警要“从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充分体现因人施教。但这种灵活，并不是像对小孩子一般的迁就，或者一味的投其所好，而是要公平公正的，讲制度、讲规矩，灵活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战术。把握好以上几点，具体操作过程中用好度、放好量，笔者坚信，各民警方能放好个类罪犯这个“风筝“。
（二）把握核心问题，注重对症下药。俗语“打蛇打七寸，对症下猛药”，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对事对物都要抓住关键点，切中要害。就像人生病了，本来中等剂量的药物刚刚好把病治好，但是偏偏给的是微小剂量，结果呈现的结果就是痊愈差一点点，又必须不断地吃药，最终结果是身体被药物像蜻蜓点水一般，不间断的弱刺激，病没治好，还让身体产生了耐药性，以后如果再治疗就可能需要更大的药剂量，进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物力。
个案罪犯即高危类罪犯作为监狱管理的重点关注对象，民警在日常管理中亦将其作为重心，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某个个案罪犯出现点问题，上至监狱各级领导，下至监区管理民警都会关注相关情况，个别谈话、教育疏导、批评指正等等都会不间断、多人次的进行，但对于当事人来讲，这一定能解决问题吗？未必！民警通过讲道理、讲法律、讲德行进行教育，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对于当事罪犯可能感受就不一样，同样的道理讲一次两次，个犯可能听得进去，但如果让耳朵听起了茧，那么可能抵触和逆反心理就会油然而生，进而迸发。就如教育学中关于孩子教育的“三七”定理——三分教：是指教诲要适量。说教过多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适得其反。七分等：是指教育者要尊重孩子的天赋秉性、成长步调、敏感期等，对孩子要用耐心，让孩子去尝试、去体验、去失败、去成功，这个道理亦可放在监狱管理当中。盲目说教可能造成当事罪犯将走向两个极端：
一、产生膨胀心理，过高看重自己，认为自己成为了“风云人物”，监狱那么多民警关注，进而进行炫耀（当然是负能量的），成为反改造的典型。就像一个小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本来不会哭，看到大人过去宝贝长，宝贝短，反而会痛哭流涕，而且越哭越厉害。
二、越来越自卑，丧失改造信心，走入焦虑抑郁极端状态。在此，举一个笔者在管理罪犯中发生的真实案例：服刑人员夏某，双目失明，父母亡，家中独子一人，性格孤僻固执，与他犯关系紧张。服刑之前入赘妻子家庭，其妻轻微智障，后该犯和岳父岳母妻弟一同贩毒，案发被捕服刑，家中只有智障妻子和八十岁的外婆，刚好妻子怀孕待产，可以说一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即将面临支离破碎。夏某入监以来，没有家中任何音讯，自己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加上自己本身就是残疾人，所有一切，如大山一般压在他的身上，此时的他，看不到一丝生活的希望，一心想一死了之。监狱高度重视此情况，对该犯日常指定专人护理，同时安排包夹暗控人员确保24小时不落空，可是哀莫大于心死，对于该犯的管控，监狱各级可谓是竭心尽力，伤透脑筋。民警无数次的劝导、教育、甚至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疏导都无济于事，该犯就是一天想着寻死觅活，同时无视监规纪律（该出监舍集合不集合，该报数不报数，差不多监狱的日常制度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和意义）。直到有一次，一个民警反其道而行之，在夏某绝食时对其破口大骂：“你以为不怕死就是英雄吗？我看，实际上你是真正的懦夫，不是男人！你担心家里妻子孩子无人照顾难以生存，自己爱莫能助，难道你死了家里人就有人照顾吗？你只是一种逃避，一种无能的体现。曾经你去贩毒，初衷也是想赚钱养家，让家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充分证明你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你现在是想死了一了百了还是想自私的寻求解脱？你是解脱了，但是你想没想过家人的感受？虽然你妻子智力不佳，但是以前至少她知道你是依靠，是孩子的父亲，这个家有你就不担心，即便是你服刑了，依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现在，你想过没有，要是你自己轻生了，你妻子孩子连最后一点念想都没有了，看来你是想自己走不归路，顺便把她们也带上见阎王爷吧！你有没有好好想想，你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没有任何担当，妄为男人？同样作为男人，我以你为耻!”那一刻，夏某陷入了深深地沉思，失明的双眼分明浸慢泪水，可能，这次民警不同于以往温言相劝的直言责难，反而给了该犯深深的触动。那天以后，夏某痛定思痛，日常改造竟然有了明显的改变，基本步入正轨。与此同时，监狱组织相关了民警对其进行亲情关怀行动，派民警到夏某家中了解情况，得知其妻子顺利分娩生了一个健康男孩，看到其家中拮据的状况，民警送上了监狱准备的大米，粮油、肉食等慰问品和慰问金，然后不顾自身舟车劳顿，又马不停蹄的赶往地方政府，涵接相关情况后为其妻子办理了低保手续，最后，民警将低保落实情况转告给夏某妻子，并录制了视频影像资料。当慰问民警将所有情况带回，夏某知道家中安好，自己还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得知监狱为其家中的帮助，该犯当即跪在了民警目前，边磕头边哭着说：“警官们，感谢你们，你们对我，对我的家就是再造之恩，我就是做牛做马都难以报答你们的恩情！如果我以后再不好好改造，给你们添堵，给监狱添麻烦，我就真的不是人！”从此以后，夏某的服刑之路算得上真正步入正轨，没有出现以前的问题。夏某的例子充分证明，对有的个案罪犯的监管改造，就是要切中其要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树立民警榜样作用，凸显人格魅力，找准基点对个案罪犯进行破冰。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同样的话，出自于不同人之口，同样的事，出自于不同人之手，呈现的状态、达到的效果可能天壤之别。对于个案罪犯，大多数人都比较有个性，有棱角，这就造成了虽然民警是管理者，代表制度的执行，但是，他们从内心深处不一定认可和服从，在日常改造中不一定是看规章制度，而是看具体是哪个人，呈现所谓“对人不对事”状态。这个民警安排做什么，或者批评教育甚至处理，当事罪犯不一定信服并欣然接受，但是如果换成罪犯认可的民警，不管怎样，他都会心悦诚服，毫无怨言。
同样一个真实案例：监狱重点个犯胡某，是一个反改造的典型罪犯，五次入监。性格偏执，固执己见，虚荣心强，面子观念重，经常有违规违纪，特别突出体现在喜欢与民警较劲。某次，该犯在民警集中教育时在队列中大声喧哗，鉴于其恶劣情形，当事民警叫其出列到队列前面，并呵斥其蹲下。该犯不仅不蹲下，还昂着头，握着双拳，叫嚣着：“我就是不蹲，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当时，另外一位民警陈某看到这个情况，及时上前制止该犯，并教育其：“你是罪犯，必须服从民警的管理，自己违规违纪还嚣张，先蹲下，后面再根据监狱规章制度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犯看到是这位民警，大气都不出了，立马规规矩矩蹲下，再后来，服服帖帖接受处罚。直接原因就是，这位民警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平时在管理罪犯过程中，公正、公平，在犯群中享有很高威信，同时，这位民警曾经做过一件让胡某感激涕零的事。胡某是家中独子且独身一人，家中只有七十岁的老母亲，母亲年岁大基本很少出门。该犯虽然比较冥顽，但是对其母亲却很孝顺。大年三十上午，该犯得到通知有亲属会见，他自己都很茫然，谁会来接见自己，当民警带其到会见室，看到是自己的老母亲，该犯一下子蒙了。交谈过程中，该犯得知从省城奔波几百公里的母亲能够来会见，可谓是几经周折。老母亲不识字，一路打听，加上大年三十，仅剩两趟客运车，好不容易到车站，在来监狱的路上又被黑车司机狠狠地宰客。想到老母亲为了见自己遭的罪，胡某眼泪吧啦吧啦直流，但是，该犯更担心母亲回家怎么办？当时刚好是民警陈某和另外一名民警组织会见，等会见结束，民警陈某安排另外民警将罪犯带回监区，同时向值班领导汇报了相关情况，然后自己亲自开车送该犯老母亲到车站，并帮助购买了返程车票，送上车直到顺利出发。晚上，民警组织罪犯胡某拨打亲情电话，确认母亲行踪。胡某得知其母亲安全回家，是民警为其母亲所做的事，该犯当即向民警陈某深深地鞠躬，然后一字一句的说到：“陈警官，你的恩情我记一辈子，从今以后，你一句话，我赴汤蹈火，绝不含糊。如有食言，天打雷劈！
”
民警陈某在犯群中本来就很有公信力，再加上这些刺头个案罪犯的推崇，产生聚众效应，其在犯群中的威望就越来越高，日常管理中，罪犯对于他满是敬畏和顺从。犯群流传关于民警陈某的话:“不只因为他是民警就尊敬他，是因为他让我们尊敬我们才尊敬他！”
民警陈某的事迹如是，当我们的监管民警通过自身素质和涵养影响到个案罪犯，对其产生的教育意义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身教重于言传”这是值得推崇和学习的。我们的监管民警应该充分利用帮教，用德行、用温情唤回浪子心。“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于个案罪犯，他们的心封闭得更严实，或者说更坚硬，难以融化，可是，再自私自利、古怪偏执、冥顽不灵的人，心里都有一块柔软的地方。监狱应该利用社会帮教和亲情帮教，让罪犯信服的人对其教育引导，正身示范，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传，更为重要的是，不管罪犯在监狱服刑改造表现如何，哪怕是极度糟糕的人，只要是会见老父亲老母亲和孩子，说话语气那就是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几近绝迹的善良，温顺、温柔、恭良一一呈现，管理者就应该及时借助时机和血浓于水的亲情起到对高危类罪犯的破冰作用。笔者认为监狱应当多组织以下活动，如：邀请社会知名人士特别是服过刑的成功人士，现身传递正能量；邀请司法机关和法律工作者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邀请对罪犯有较大影响力的亲戚朋友进行社会帮教；节假日组织大型亲情帮教；节假日组织在同一个监狱不在同一个监区，平时见不到的罪犯亲朋好友进行特殊会见；开展高墙一线牵活动，让同在服刑的夫妻通电话，有条件的监狱可以进行视频通话等等。
（四）应落实互监互助制度。作为一项监管改造制度，互监互助小组是狱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旨在规范罪犯间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互相学习、互相控制等行为，确保监管安全。监狱《互监互助小组管理办法》第四条 规定： 编制罪犯互监互助小组要坚持属地、属人、属时的原则。一是坚持属地原则：应把同一互监互助小组罪犯编在同一地域（点）劳动、学习、生活等。二是坚持属人原则：应把改造积极、改造一般和改造落后的罪犯互相搭配编在同一互监互助小组。积极（A）、一般（B）、落后（C）、抗改或危险及重点人头罪犯（D）的罪犯编制模式为：五人一组采取AABBD、AABBC、ABBBC、AABCC等模式；六人一组采取AABBCC、AABBCD、AAABCD、AAAADD等模式。三是坚持属时原则：应把同一互监互助小组罪犯编在同一时间段劳动、学习、生活等。笔者认为其中应该特别注重属人原则，以改造积极的罪犯引领同化落后分子，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
（五）强化民警队伍建设，明确监狱监察职能。监狱可对现职在编的民警进行职能分工，这种分工可使民警研究、探讨某一个单项工作的方法、步骤及策略，使监狱管理工作划分更详细，管理人员实际工作做得更精细，这样既能保证工作的高效完成，又能保证民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相关理论知识，提升自身业务素质，保障以后的管理工作能够更科学、专业化、高水准的完成。
同时还必须加强民警政治素质，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能讲得多，做得少，要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一切从监狱实际出发，从改造罪犯实际出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让每一位狱警都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监狱民警是高风险职业，是国家暴力机器的操作者，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具体政策，切实有效的提高民警的政治待遇，让每一位民警拥有职业的神圣感、自豪感。如新闻媒体多宣传民警的优秀事迹，让社会了解监狱，理解监狱警察。
最后，笔者在这里，想呼吁各级领导部门，应该至上而下，结合实际深入调研，然后制定行之有效的工作管理机制和保障体制，让直接从事一线管理的民警能够不畏首畏尾、束手束脚，能够大胆去管理罪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无后顾之忧。
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谈法律和道德：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总之，“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监狱管理就是做人的工作，而人心又是最敏感且善变的。我们只有严格执行法律，落实相关规章制度；同时秉承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坚持理论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监管安全这个核心，推进监狱事业的不断前行。
第二篇：监狱管理研究之 狱内罪犯脱逃的可能方式及防范对策
监狱管理研究之
狱内罪犯脱逃的可能方式及防范对策
一、狱内罪犯脱逃的原因: 狱内罪犯脱逃案件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罪犯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和罪犯能够逃脱成功的客观条件.1, 罪犯实施逃脱的主观原因:(1),不认罪不服法,企图以逃跑的方式逃避惩罚.(2),仇恨原告或办案人员,图谋报复.(3),好逸恶劳,企图逃跑抗拒劳动改造.(4),向往“自由”,不甘心身陷牢狱,希望摆脱监禁.(5),改造表现差,减刑无望,干脆破釜沉舟,孤注一掷.(6),思乡念亲,家庭变故,心理发生了变化,走“捷径”.2,罪犯脱逃客观方面的因素和能够成功逃脱的客观条件.(3),受狱内牢头狱霸欺压,打击,使罪犯不堪忍受.(1),干警管理管教方法不当,处理问题不公,引起罪犯不满,抵触情绪.(2),罪犯家中发生重大变故,如亲人病危,死亡,配偶离婚等.(3),受其他押犯的引诱及唆使等.(4),管理不严,控制不力,监管工作中严重存在漏洞,给罪犯脱逃带来可 乘之机.二、狱内罪犯脱逃的可能方式
由于监狱的特殊戒备环境,罪犯实施脱逃的方式和手段受限,想脱逃 怎么逃 如何才能逃得脱,这是每一个企图脱逃的罪犯都认真思考,积极预谋和准备的问题.笔者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分析认为目前监狱实施高强度警戒,要实施脱逃,可能有如下两种情形5种方式: 1, 秘密隐蔽型.(1),越围墙,挖地道老鼠猫狗式;具体表现在通过秘密地从地下向大围墙外挖通道或攀越围墙实施脱逃.(2),混车辆,冒警察混门岗瞒天过海式;主要以通过隐藏在外来车辆混出监门或盗抢警服,便服(尤其是雨衣)伪装监狱干警职工,趁夜间视线不清检查不周实施脱逃.(3),借零散劳动,会见,外出治疗,押解途中的警力不足,监管不紧,管理不严的“走为上”式;主要以借大围墙外零散劳动,外出就诊治疗或会见时的便利机会,趁警力足,管理不紧实施脱逃或强行脱逃.2,公开挑战或强行脱逃型.(1),冲门岗,千里走单骑式;主要以门岗管理不善,门禁故障,警力不足,借助个人体力,强行脱离监管.(2),挟持人质,武力威胁式;通过挟持人质(尤其是女干警,师傅,外来嘉宾),武力威胁,暴力强行脱逃.三,预防罪犯脱逃事件的预防对策和措施
1, 被动的防范对策和措施,主要解决“跑不了”的问题.(1),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监狱布局,着力解决影响监狱安全“硬件隐患”.当前,由于历史原因,布局不合理,狱政设施落后陈旧,监管科技水平低,效能差,更新换代迟缓,警力不足等等,哪个环节出差错,都可能给罪犯脱逃有可乘之机.要全面一概解决这些问题似乎不现实,因此,监狱可以以监狱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的契机,制订构建科学的监管安全长效管理机制,有步骤有计划实施监狱的“硬件”建设,比如我监正在筹建大围墙,因地制宜增加全方位,多角度的视频监控等,着力解决影响监管安全的关键问题.(2),健全有效的技防,物防管理机制.加强落实狱政设施管理,维护和维修制度,保持各种设施的完好率的有效性.通过监狱布局调整,在搬迁,新建,扩建和改建中按适应现代行刑要求,适合现代法制,人道,人权与效率精神建设监狱,运用现代科技(如信息技术,远程监控,计算机应用技术等)装备监狱技术防范设施,增加增强监狱“硬件”设备,健全完善管理使用制度,做到隐患不放过,问题不过夜,保证狱政管理设施防范和技术防范准确有效,条件允许还可以配备警备直升机,警犬等,这样,就能及时准确,有效地阻止和发现犯罪,罪犯就是想动也不敢动,逃也逃不掉.(3),构建和完善人防管理体系.制定,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如门卫制度,半小时清仓点名制度,会见制度,一日管理规范,“六必谈”制度等等),消除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和盲点,着重解决干警执法合法性,罪犯奖评公平公正等,充分运用监管,教育,生产劳动的评价手段,实现“惩罚与改造相合,以教育人为宗旨”,预防和减少狱内犯罪,从根本上实现监管安全的长效性.(4),完善“三共”建设,共同实现监管安全.监狱要把和驻监武警的“三共”建设作为确保监狱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切入点常抓不懈,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联席会议,学习交流主动通报监管安全形势,达到互通情况目的,改善驻监武警的工作环境,促使其积极协助监狱做好安全工作,还可以携手进行防暴防逃的演练,提高监狱自身处置突发事件能力.2,主动的防范对策和措施.主要解决罪犯“不想跑”的问题.(1),从思想上进行进攻性防范.要确保监狱的安全,实现罪犯“0”脱逃案,归根结底必须依靠强在力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治本”工作,提高教育改造工作功能,细化各阶段教育成效,针对新形势下押犯的不同特点,加强罪犯思想教育,激发其产生负罪感,认罪悔罪,从而服从管教,自觉接受改造;因人施教,重点突破,从思想上消除不安定因素,让每一位服刑人员在希望中改造,“有奔头”;坚决打掉牢头狱霸,净化改造环境,培养良好的罪犯改造群体;关心罪犯的生活,帮助解决罪犯的实际困难,促使其安心改造,放弃逃跑的念头;积极探索罪犯改过自新,做一个遵法守法公民的“改造好”刑罚目标,从罪犯思想源头上解决罪犯“不想跑”的问题.(2),依靠制度保安全,科学地构建人防安全体系.从制度上落实控制防范措施,在新的监管形势下,要建章立制与督促检查相结合,力求细化,严密,全面和讲究可操作性完善各项监管制度.(比如在监仓门禁岗位上,有的同志认为:年纪大了,就去门卫值班,图个轻松,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在这个关键部位上,在监管的最后一道屏障上,更需要有能力,身强力壮有责任心的干警担任).着重抓好犯情分析,顽危重点犯的夹控,事务犯的管理,清监检查,现场管理,会见等制度的落实等,一级抓一级,明确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包干”措施,及时发现消灭监管漏洞和清除监管“死角”,完善防范工作的纵横网络,组建一个全天候,全方位,全员性防范体系.(3),加强狱内侦查和心理矫治.可根据罪犯的刑期长短,罪情轻重,危险程度和个性心理特点以及在狱内的改造表现等,从入监的第一天起,建立罪犯改造信息档案,采取主动的动态分析和研究,制订相应的防范措施,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一要拓宽罪犯情况动态信息搜集渠道,更新狱内侦查技术,完善狱内信息网络,采用公开与隐蔽,实与虚相结合的办法,形成敌动我知;二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对已经表露出和隐藏倾向性犯罪主体进行动态的跟踪分析和研究,借助心理矫治技术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三要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侦查手段,严密控制罪犯的一举一动,如录映机,摄像枪,红外线和微波感应技术,借助计算机信息分析处理系统,对反映出的蛛丝马迹进行技术性的分析,提供犯罪证据,及时发现,挖掘和揭露打击犯罪,有效的控制和震慑犯罪.(4),建立和完善狱内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监狱,监区,分监区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预测犯情动态,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狱内突发案件预警处置系统,制订各种控制罪犯脱逃预案,不定期进行有目的的演练,增强队伍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罪犯脱逃案件的能力.罪犯脱逃的危害性远不能只从罪犯逃避惩罚上简单理解,他们或许疯狂报复社会,或许伤害原告或办案人员,或许为逃避追捕不顾一切¨¨¨我们不能单纯依靠某件设施牢靠,某种制度的落实或某个人力量就可以有效地防范罪犯脱逃,而应从整个社会安全和综合治理高度重视,群策群力,认真落实“狱内无小事”齐抓共管,不放过在日常教育管理中的每一个细节,不错过任何监管漏洞,不给罪犯任何可乘之机,这样,防范罪犯脱逃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三篇：与对策浅谈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罪犯管理教育中的几种价值冲突
浅谈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罪犯管理教育中的几种价值冲突与对策
浅谈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罪犯管理教育中的几种价值冲突与对策 作者
深圳监狱 覃 春 [内容提要] 本文从管理教育罪犯的实践出发，着重探析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管理教育罪犯的新难题以及由此所凸现出的几种价值冲突：
1、罪犯良好待遇与我国现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平衡；
2、管理教育罪犯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实现改造罪犯宗旨的矛盾；
3、现行的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不足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
4、现行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背离。针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笔者结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从制度层面等角度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应对方法。
“为了全面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展示我国监狱的现代、文明的形象，不断提高监狱管理水平和改造质量”①，1995年，司法部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并在全国监狱系统掀起了“创建风暴”，使理性、文明之光在大墙内闪耀，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监狱事业发展，使我国监狱开始向规范化、文明化、效率化、科技化的方向前进。但是，在社会犯罪恶性化趋势日趋严重、押犯构成恶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罪犯的心理呈现出心理需求趋向畸形，改造动机趋向功利，服刑意识趋向淡化，价值观念趋向扭曲，反社会意识趋向增长的特点；罪犯的行为也将表现出交往关系趋向庸俗，改造行为趋向狡诈，狱内消费趋向超前，改造过程趋向曲折，非正式群体的活动趋向活跃等特点”②，这也为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现实的物质条件、现行的种种管理教育制度和手段还不能完全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真正要求，从而引发了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的一些价值冲突，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初浅探析，借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几种价值冲突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比较先进、完善的监狱设施和健全、有效的改造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 1
理和教育改造，具有较高改造质量的场所。为了便于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量化评价，司法部制定了《考核评审细则》，列出系列的考评标准，然而，部分考评标准却与现实物质条件、现行教育管理罪犯的制度和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和背离：
（一）罪犯普遍的良好待遇（或称人道待遇）与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水准的对比失衡，导致对社会公正性和改造效果的质疑。
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监狱要建立完善的生活卫生制度，配备相应的生活设施，保证罪犯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如罪犯饮食实施实物量标准（具体到鱼、肉、蛋等的具体数量）、罪犯人均建筑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等、对有病的罪犯及时治疗等，此外还要对罪犯采用科学的教育手段（如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电化教学等），创造有益于罪犯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改造环境和氛围（如建立图书阅览室等）等；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对罪犯给予人道待遇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更应看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还比较贫困，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生活水准，在中国还有数十万失学儿童这样的现实物质条件下，对所有的罪犯都实行这样的标准，只能让人们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危害社会的罪犯待遇在很多方面要优于为社会纳税的守法公民。退一步来看，即使是按照“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经济发达地区来按此标准实行，如在深圳，这样的标准确实低于深圳居民平均水准，但仍不能否认的是：和罪犯犯罪前同一生活层次的人群（如普通的打工者）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的看到，在深圳监狱的在押罪犯中，95%以上是非深圳籍罪犯且大部分来自于偏远农村，他们以前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通过罪犯自身的前后对比，也亦产生社会的不公正——犯罪比守法的某些待遇要好；同时这也必将要影响到对罪犯的改造效果，当罪犯刑释后再次长期面临生活的困境时，他就有可能去选择犯罪，因为它的犯罪收益要大于其犯罪成本（特别是在只有20%——50%的破案率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条件下），事实上，有部分“多进宫”罪犯或着老病弱罪犯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意识（甚至是行动），这也是其他监狱已经碰到过的改造难题。
当然，罪犯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良好待遇不能绝对地证明其总体待遇高于普通守法公民，罪犯还要经受被剥夺自由的痛苦，但是，在物质文化需求没有普遍得到基本满足及其罪犯服刑意识逐步淡化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种不公正性和负面效果性的客观存在。
（二）、改造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根本宗旨的冲突
在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奉行文明管理，大力推行文明执法和狱务公开，严禁干警体罚、变相体罚罪犯，严格规定了对罪犯使用警戒具的条件和程序等，这有效地防止了监狱干警任意违规执法情况的发生，保障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这符合世界行刑的基本原则和潮流；与此同时，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却缺乏对违规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这就出现了对罪犯权利保障要求的提升和对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在现行的《罪犯考核奖罚规定》和《罪犯分级管理规定》中，对于严重违纪（不构成犯罪）的罪犯最为严厉的惩罚是降为严管级并进行禁闭（最多14天），严管级的待遇较其他级别的最大差异仅限于不得提请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在待遇上的重大差异。工作在一线的干警都知道，常习性的违规罪犯多是那些亲情观念淡薄或家中已无至亲、刑期相对较短（5年以下）或者刑期相对较长（15年以上）、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如为逃避劳动而自伤自残）的罪犯，对这部分罪犯即使实施上述最为严厉的惩戒，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在管理和教育罪犯的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的教条化理解也事实上造成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弱化和负面效应，如对非正常死亡率标准的把握，有的监狱为了实现对此的严格控制，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如哪个分监区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如罪犯自杀），从监狱领导到分监区值班的干警都要追究责任，其实，对此问题不应“一刀切”，而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真正推行“过错责任原则”，要切实调查清楚罪犯的死亡与干警的管理疏漏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若干警有能力并有可能（以其他普通干警在此情况下的能力和认知可能为标准）予以制止而没有采取应有措施或者是干警的不当管理导致，自当难逃其咎；倘若没有必然联系，也就失去追究责任的因由，如罪犯因无法忍受病痛自杀或者多次申诉失败后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意外事件，特别是在干警进行正当批评教育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干警也采取了夹控措施，落实了巡仓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罪犯死亡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则不应当追究责任，这也是《评审细则》中规定非正常死亡率幅度的题中之义。倘若教条的理解这一标准，必然会错误追究责任，必在干警中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更要注意的是，当罪犯以自杀等方式来要挟干警或达到特殊目的时，更不应当过多追究干警不当责任（不构成犯罪），否则必将在干警中产生“多一事不 3
如少一事”的心理，对类似的罪犯管理时必然会追求“罪犯不出事”的功利价值，而忽视对罪犯管理教育的终极价值——改造罪犯，预防其再次犯罪，这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背道而驰的。
（三）、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欠缺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
在现行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在评价罪犯改造表现时常用的标准是：遵规守纪情况、劳动产量、“三课”学习成绩、特长贡献等，这都是对罪犯表现的客观评价，而对罪犯思想改造（内心的悔罪意识、危险倾向及再犯罪的可能性）的评价近乎是空白（即使是对认罪服法态度的评价，也因涉及到认罪服法率等量化指标的限制，往往以罪犯自我表述为据，很大一部分都是“真实的谎言”，考评流于形式化），容易导致对罪犯改造表现评价的表面化和简单量化，不能准确的评价罪犯的改造表现，滋生“假积极”、“在监狱里走新生路，回归社会后走老路”等虚假改造现象，难以确保改造质量，这种评价体系和方法可以在操作上带来一定的便利和高效，但这既是与预防犯罪的终极价值是相左的，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改造质量的要求相背离的。
（四）、现行的分类管理、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的僵化标准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冲突。
现行的分类分押标准仅是按照犯罪的性质进行划分，是一种按照已然情况进行的静态分类，不能体现罪犯现实的改造情况和危险性，而且由于犯罪类型的本身构成限制（如暴力型、财产型占80%以上，淫欲型不到10%）和监区生产的压力，使得分监区的分押纯度难以达到较高程度，这与分类教育要达到100%的覆盖面又形成了突出的操作性矛盾，同时容易导致罪犯淡化羞耻感，强化罪犯的认同感和纠合性，给教育改造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种现行的分类标准缺乏科学性，不符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科学管理要求。
此外，现行的分级管理和分级处遇也过于简单，不能体现罪犯改造情况的差异，不能充分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现行分级管理主要是依据罪犯的服刑时间长短和粗略的改造表现来定级，服刑时间达到要求，没有重大违纪、能完成劳动任务，就予以晋级，而且，四个级别的处遇差距仅在于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的差异；这样就难于体现同一级罪犯的改造表现差异和待遇差异，缺乏公平性、科学性。
二、解决相关冲突的对策
针对以上种种冲突，在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监狱工作的经验基础上，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和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参照有关犯罪学理论，笔者提出如下解决问题的对策，试做探讨：
（一）进行分类管理标准的改革，从“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应以现实改造表现和刑释后等进行动态分类，强化对罪犯思想改造的考核，准确的评估罪犯的改造表现，并建立与分级管理和待遇的互动联系，体现科学性，增强罪犯改造意识，达到预防减少犯罪目的。
1、重置分类标准，按现实表现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将罪犯分为三类：（1）A类，没有危险性，再犯罪可能性低，易改造。这些人有较强的羞耻感，监狱这样的特殊环境和经历对这类罪犯达到了教育改造目的；（2）B类，有一定的危险性，予以一定的教育和劳动能够转化，这也是罪犯中主体，因此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是有较大的帮助作用的；（3）C类：危险性较高，重新犯罪可能性极大，难以改造。这样既可以使分押率达到较高纯度，又可以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采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教育措施。
2、建立动态分级管理体系，扩充分级待遇的内涵，建立分级管理与分类管理的互动联系。
增加罪犯分级级层，将各级的待遇差异扩充到饮食、居住、看电视、电影、参加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参观等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韩国《罪犯分类待遇规则》（1999年6月实行）），并与每月（或者是每季度）的考核（道德操行、劳动情况、学习状况）相挂钩，进行相应的晋级或降级，使罪犯的改造表现、危险程度直接与其待遇相关（如对C类罪犯实行高度戒备，较多限制自由，待遇远低于A类和B类罪犯）体现罪犯改造表现的实际情况，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
3、建立专门分类和分级的评估机构，强化思想考核内容，增强评估和分级的准确性。
（二）通过建立严管监区（分监区）、扩大严管范围、实行严格的差别待遇等多种方式强化改造手段。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罪犯倘若采取禁闭等手段仍不能达到教育效果，其分级管理序列又处于C类的，经过综合评估后，则可以将此类罪犯调入严管监区（分监区），进行高度戒备，严格限制其活动自由，在饮食等生活待遇上低于一般罪犯水平，并先把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的改造手段，具备足够的劳动体验后，配备综合素质（突出说教能力、管理能力）比较强的干警队伍（待遇从优），集中对罪犯进行自身素质（突出技能素质）的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刑罚执行的强度，追加犯罪成本，产生减少犯罪量的效应③ ；另一方面有助于集中力量强化对此类罪犯的教育，此外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有效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现象的发生。
（三）联合公安机关，建立对C类罪犯（危险性大，再犯罪可能性大）的全面跟踪管理体系。此类罪犯刑满释放 5
时，监狱应将该犯的有关信息（指纹、性格特点、社会关系、再犯罪可能性等）告知其户籍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此信息输入其个人简况中，通过互联网、IC卡式身份证等信息技术和载体传递到其流动地（或暂住地）公安机关，列入重点管理，一旦其进行再犯罪活动，就使其难逃法网。这样通过增加其再犯罪的定罪概率，打消罪犯作案的侥幸心理，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罪量的目的④；这同时也对罪犯形成心理威慑，促使其主动端正改造态度，减少“混刑期”等消极改造现象，提高改造质量。
（四）注重实践问题的调查研究，建立监狱改造成果的科学衡量体系，侧重对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考察，取消一些不科学的指标限制，防止为了追求管理的稳定性而忽视、牺牲对罪犯教育改造功能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创建要真正的按照“量力而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因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和软件要求必然高于现行的普遍水平，它所代表的是对监狱未来工作方向的一种指引，是现代化社会下监狱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因此要根据各地区、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分步进行，否则，人为地强行建立一种超越现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净土式”监狱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否则必然会不利于监狱自身的发展，也会给罪犯的管理教育工作带来监狱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五）继续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罪犯的生活条件基本与外界持平，降低予以罪犯良好生活待遇带来的负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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