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火真相调查--城市消防能力面临的拷问

第一篇：上海大火真相调查--城市消防能力面临的拷问

2010年11月19日的上海，天气阴沉，4天之前的11月15日，一场致使58人罹难的高层建筑大火，让这座黄浦江畔的特大型城市，笼罩在一片肃穆之中。

从火灾发生的11月15日上溯一周，上海市刚刚举行了一场多兵种全方位的高层建筑应急灭火演习。然而，就在7天之后，当静安区胶州路728弄胶州路教师公寓大火已致58人遇难——这一天，仅仅是上海世界博览会闭幕后的第15天。

巨资采购的高层灭火装备、“演练纯熟”的大火救援方案，却并未能逆转“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命运，一场大火所暴露出的城市应急指挥能力、消防基础设施配备以及工程建设的施工监管的纰漏与缺失，均无法回避。而这恐怕也不只是上海一个特大型城市，将要面对的诘问。

夺命4小时：城市安全应急答卷

只有一支高压水枪开始把水柱射向通体燃烧的教师公寓1号楼，而此时，这座28层的建筑，已经燃烧了1小时15分钟——这是发生在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现场的一个场景。

这里是静安区胶州路728弄，是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的现场。与这条街道一街之隔的胶州路397号，是上海静安消防支队的驻地所在，然而，即便如此，直到火警之后的第18分钟，方才有消防车辆出现在火灾现场进行救援。

截至11月19日，“11·15”特大火灾事故已经造成58人罹难。而就在一周之前，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还通过一场多兵种的高层建筑灭火救援演练，向外界昭示了自己面对高层大火灭火与救援时的足够信心。

上海交出的城市公共安全答卷成绩几何？

市民质疑：18分钟消防车才赶到

11月15日下午2点15分，与胶州路728弄3幢教师公寓只隔一条余姚路的上海恋家房地产经纪事务所员工童杰刚走出屋外，就发现对面1号教师楼中部已经开始燃起熊熊大火。

童杰意识到发生火灾了，立即拨打119报警。而报警后，他特意看了下手机通话记录，当时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15日14时16分，这与火灾发生后上海消防部门公布的“15日14时16分”接到火警的时间十分吻合。

童杰报完警后迅速用手机拍摄了一组照片，这组照片分别记录了大火先从1号楼中部着起，之后迅速往下蔓延，最后直至烧到大楼底部。“从大楼中部烧到一楼前后大概就15分钟，在我报警前，火已经在大楼中部烧了有两三分钟，最初的着火面积大概只有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桌面那么大。”童杰说。

据他介绍，在大火发生至少有十七八分钟后，才有消防车赶到现场，“最开始来了两辆，一辆停在余姚路上，一辆停在胶州路和余姚路路口，再过七八分钟才有近10辆消防车赶到”。

在童杰拍摄的这组照片里，最后一张清晰记录下了第一辆消防车抵达余姚路后消防员展开扑火的场景。而据胶州路和余姚路附近多位居民说，最开始来的两辆消防车人手根本就不够，消防员只顾扑火，而无暇去楼里面救人，并且消防车只能喷水到五六楼，再高楼层根本就喷不上去。

《中国经营报》记者也在失火1号楼看到，位于大楼西北方向的1~4楼几处楼层被火烧过的痕迹不是很明显，几处房屋的玻璃还保持完整。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是因为最先抵达的消防车在这里展开了扑救，所以较低的几个楼层火扑灭得早。

包括童杰在内的周围很多群众质疑，为什么在火灾发生近十七八分钟后消防车才赶到，如果能早点赶到的话，大火也许就不会从大楼西北面再烧向其他方向。

根据记者调查了解到，距离失火地点胶州路728弄最近的地方有三个消防单位：位于普陀区宜昌路216号的宜昌消防中队，位于静安区愚园路350号的静安消防中队，位于静安区胶州路397号阳光科技大厦的静安消防支队。

16日下午2点前后，记者分别从宜昌路216号的宜昌消防中队门口和愚园路350号的静安消防中队门口打车前往失火大楼地点，前者费时5分钟，行车里程1.6公里；后者费时6分钟，行车里程2公里。而这些时间包括出租车等待红灯的时间和胶州路交通管制而堵车的时间。如果这两个消防中队出警迅速，在路面管制的情况下，10分钟之内是完全可以抵达火灾现场的。而据消防系统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接到出警的通知后，停在车库里的消防车必须在1分钟后立即出库。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宜昌消防中队和静安消防中队战备车库里面都各停放了3辆消防车，唯独胶州路397号的静安消防支队没有消防车。而据阳光科技大厦的物业称，这里只是静安消防支队领导机关的办公场所，所以没有停放消防车。记者看到，静安消防支队所在胶州路397号与失火地点胶州路728弄1号楼只隔一条马路。

因此，也有不少居民质疑，如果离失火地点最近的这两个中队6部消防车全部投入，并迅速展开扑救的话，火势是能够得到一定控制的。

在16日下午举行的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上海消防局局长陈飞也重点提到静安、宜昌这两个中队在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但他并没有透露消防车是何时到达失火现场的。据他介绍，消防局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集静安、宜昌等45个中队，各类消防车122辆，官兵1300多人赶赴现场扑救，但当首批消防力量到达火场时，该高层建筑已处于立体燃烧状态。

1小时15分钟： 市民称高层灭火装备迟到

当地一位经过昌平路的居民也用相机记录下了火灾发生近一个小时后的情景。据他描述，15点31分，起火1个小时15分钟后，失火大楼的东南面才有了一根高压水枪，一直到16点20分，这个方向都只有这一根。直到16点29分，这个方向终于有了三支水枪射向高层。同时，旁边一栋楼的顶楼也有两支水柱射向失火大楼楼顶，但这时已经无法阻止火势的蔓延。

一位长期在地铁7号线常德路站拉客的摩的师傅向记者反映，高架云梯和高层水枪是在当日下午3点30左右才达到的。

11月9日，也就是距离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前一个星期，上海消防部门举行了一场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型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当日的演习上，出动救援人员1000余人，抢险救援车辆超过100辆，高层建筑救人灭火、化工装置爆炸事故处置、地震灾害救助、大流量水炮车远距离射水、直升机快速空降实施救助等科目依次进行了实战演练。据官方称，这是上海首次整合资源，动员全市各类专业队伍共同举行的一次演练。

然而，就是在这一次“10年来规模最大一次”演习不到一个星期，上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次火灾就发生了。

11月9日，上海消防演习时还展示了最先进的设备压缩消防车，能处置300米高空的火情。在这次胶州路特大火灾中起火大楼仅高85米，该设备是否使用？为何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据陈飞在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上海消防装备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常规的主战车现在普遍采用的是压缩空气泡沫车，压缩空气泡沫车和常规的水管车不一样，使用的是压缩空气。从消防部门多次的演练和实战演练抽查的情况来看，可以单车攻到300米以上，这次火灾扑灭也当中使用了。火灾发生的这幢高楼没有到达300米以上的高层，是一般高层，85米。这次的火灾，消防车到现场以后，大楼已经形成了立体性的全面的燃烧，但是消防官兵还是进行了内攻和外攻相结合灭火救援的方式和方法。

有附近居民质疑，当时最开始失火部位在整个大楼的中部，这里只有40米左右的高度，如果这些先进设备及时赶到，并且能及早加入扑火，火势是能得到一定控制的。

据记者了解，事发当日，消防部门共出动了14台云梯车，但90米高的云梯车仅有一台，其余高度为57米、63米、67米不等。由于失火大楼有28层高，90米的云梯车要居高临下压制火势很吃力，其余云梯车更是显得力不从心。

记者了解到，在救援过程中，90米的云梯灭火时较为吃力，射压严重不足。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水枪的充实水柱，在甲、乙类厂房、层数超过6 层的公共建筑和层数超过4 层的厂房(仓库)，不应小于10米；高层厂房、体育馆、车站、机场建筑等，不应小于13米；其他建筑，不宜小于7米。比照这个规定，事发地的水压应该在13米左右，不过，据现场人员及其拍摄到的图片反映，“当时水压很可能没达到，因为即便经过消防车的增压，也只喷到了六七层高。”

4小时：低效的先进设备

根据上海消防部门的说法，火势是在当日下午15时22分控制的，18时30分基本扑灭，然后进入消灭残火和搜索遇难人员阶段，至此大火已整整燃烧了四个半小时。

缘何一幢仅28层高的大楼，灭火时间要如此之长？

对此，陈飞表示，高层建筑灭火是国际性的消防难题，一旦发生火灾，很容易产生烟囱效应，扩大灾情；消防力量到场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猛烈的火势；居民家庭中易燃物较多，管道燃气关闭后还有一定余量；起火的建筑为塔式建筑，体量大，火灾控制难度大；起火建筑的东侧、南侧都没有消防登高面，云梯车、举高车无法靠近实战。

据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朱力平介绍，消防官兵到火灾现场后，立即在起火建筑旁边布置水枪阵地，有效堵截和扑灭了快要烧到东侧相邻建筑的火势，“否则旁边两幢建筑里的数百名居民也将遭受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

但不少民众对消防出警速度仍存疑虑，特别是对高层消防设备姗姗来迟表示不满。就消防车首次到达时间以及高层灭火装备到达时间，上海消防部门均未接受记者采访。

据了解，上海消防部门的消防设备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根据官方报道，2006年，上海消防花费2亿元从美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定制了包括二点三米一七式低平消防车两辆、坦克式陆虎六O高压灭火雪炮车两辆、奔驰城郊消防车两辆、美国大力大型A类泡沫车两辆、美国大力小型A类泡沫车两辆、ATV单人摩托消防车一辆和ATV三人消防摩托车一辆，申城消防部门的装备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世博会前期，上海消防部门又采购了大批先进设备。

可这些先进设备，在闹市区一栋并非最高的建筑面前居然“失灵”了。

本报记者在事故火灾现场调查发现，一些地面消防设备也存在隐患。

距离火场不到30米的百货店一位店主向记者表示，事故发生时，消防车就近连接地上的消防栓，发现水压不足，即便经过消防车增压，也只能喷射到六七层楼的位置，水柱当时呈现抛物线形状，完全达不到预定高度，那些消防员只能眼看着整座大楼被大火烧毁。“那些地上的消防栓完全没有起到作用。”百货店店主说。

据记者了解，在上海，市政工程配套局负责消防栓的安保，公安消防机构负责对消防栓进行定期检查和维修，而自来水公司负责检查水压、水质。而截止到2006年，上海静安区共有消防栓392个，此前曾存在老化等问题，不过在2006年曾被静安区市政工程配套局进行过大规模的整改。

11月17日，记者围绕事故小区四周寻找消防栓，共发现7个。为了解当日消防双使用情况，记者多次联系该区消防部门，均被拒绝接受采访。11月18日，记者来到静安区市政工程配套局，一位宣传部门负责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表示不清楚情况，“你去找消防局”。

据了解，世博会结束后，世博的消防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告一段落，但整个上海世博会安保在世博结束后，并没有松懈。根据上海公安消防内部一位人士介绍，世博会结束后，整个公安系统的安保状态并没有解除，一直要把世博期间的安保状态延续到11月15日，之所以延续半个月就是怕世博会之后出意外。而11月15日安保解除后，市区层面上还要再延续到广州亚运会才能结束。“其实只要再隔一天，大家都可以轻松了，但没有想到15日，却发生了这样重大火灾。”上述公安系统内部人士说。

“惑”起分包：谁主佳艺？

距离“11·15”特大火灾事发之地仅百米之遥，便是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的办公地址，这家位于常德路618弄21号的公司，是此次着火大楼的工程分包商，当它于2010年9月从静安区交建委拿下这个工程之时，或许不会料想到11月15之后的命运。

火灾发生两天之后，国务院调查组确认，这项工程曾出现层层分包行为。而《中国经营报》记者也了解到，就在这起事故发生的前一个月内，该工程曾出现安全隐患，遭到监理公司的警告，但并没有引起施工单位足够重视。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骆琳11月17日表示，“11·15”火灾发生时，上海胶州路728号大楼正在实施今年的静安区政府节能综合整治项目。静安区建交委2010年9月通过招投标，确定工程总包方为上海市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分包方为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2010年11月，静安区建交委选择上海市静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监理工作，上海静安置业设计有限公司承担项目设计工作。

此外，该项工程部分作业分包情况为：脚手架搭设作业分包给上海迪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施工，搭设方案经公司总部和监理单位审核，并得到批准；节能工程、保温工程和铝窗作业，通过政府采购程序分别选择正捷节能工程有限公司和中航铝门窗有限公司进行施工。

佳艺是谁？

11月16日下午5时许，本报记者来到位于常德路618弄21号的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该公司设在一个偏僻的弄堂深处，共上下三层，一层为一间狭小的仓库，三层为阁楼，只有第二层为办公场所，共有3间办公室。记者到达时，虽然办公室亮着灯，但已人去楼空。而记者在晚上7时再进去时，里面共有5人，此时一位负责人表示不清楚情况，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据记者了解，在2002年到2010年间，上海佳艺分别在青浦区和卢湾区设立了两个分公司，在静安区的余姚路和长寿路设立了两个装潢部，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却不知为何在过去的几年中被陆续注销。

资料显示，上海佳艺成立于1987年，最初的注册资金24万元，而此后业务增长迅速，在2007年至2010年9月拿下了60多个工程项目，其中主要为政府工程，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静安区，仅教育领域就达到了29个，而且发包方均为静安区教育局基建校产管理站，这些工程有教育局大楼大修工程、爱国中学装修、华山幼儿园大修工程等。

而上海佳艺一路疯狂拿项目之时，其公司在2006年被列入了“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建筑企业名单”。此次事发项目的发包方静安区建总在2008年也被列入了“2008年度未按规定开展年度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的名单。

而记者了解到，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为上海佳艺的全资股东，是由静安区建交委出资5000万元全资持股的一家国企，持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事故发生后，静安建设总公司极力回避与上海佳艺的关系，16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公司采访时，其工会主席应庸吉称，总公司通过招投标获得项目后，再通过“正常合法”的招投标分包给了上海佳艺，对于各项材料和各个项目的操作，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分包公司是否完全按照设计走，是否将工程再层层分包，尚不可知。

记者查阅上海佳艺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上海佳艺最开始注册资本金24万元，属于国有性质，由静安建交委前身静安区城市规划建设办公室批准成立，最后不断通过增资扩股，到2010年才由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增资扩股到500万元。上海佳艺主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资质为施工二级，与装饰工程范围内相配套的建筑和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等。董事长为黄佩信。

根据该公司近三年的年检报告显示，2007年，上海佳艺销售收入就已经达到3990万元，2008年是5100万元，2009年更是达到了1.1亿元，比2008年翻了一番，但利润2007年仅有13万元，2008年增长到29万元，而2009年全年利润也只有43万元。

而据沪上多家装饰公司介绍，装饰公司中，做家庭装饰的公司利润一般都在5%左右，但做大型工程项目的公司特别承接政府工程的企业利润更高，可以达到8%。

政府工程“大户”

上海佳艺也在早年的年检报告里承认，该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利润就有10%，而在1992年前，上海佳艺已经将经营范围从利润较低的建筑五金、大楼清洗、屋面地下室防水维修工程扩展到利润更高的与装饰工程范围配套的建筑和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等。资质由建筑装饰施工三级升级为二级企业。

经营范围扩展后，上海佳艺在上海建筑装饰领域就已经小有名气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佳艺就承建装潢了大型百货商店、电影院、银行等大型建筑，近些年，在静安区旧城改造中，上海佳艺就一直活跃在政府的旧城改造中，其中标项目主要集中于学校、政府及事业单位。

而静安区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栏资料也显示，自2007年6月至2010年9月，上海佳艺在静安区政府对外招标的装修工程中中标共36项，其中35项附有中标价，合同总金额为2800多万元。

火灾发生当晚，上海佳艺施工现场的一位工人称，胶州路教师公寓工程10月曾被监理单位指出问题并被要求改进，他们的包工头曾向佳艺公司董事长黄佩信请示，但黄指示他们继续施工，其他问题由他去解决，目前，黄正在接受上海警方调查。

今年8月4日，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表彰了一批“迎世博建筑整治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总共124名先进个人中，佳艺公司董事长黄佩信赫然在列。

据了解，胶州教师公寓工程的监理单位是静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据该网站消息，10月15日技术顾问室巡查了教师公寓外墙外保温工程时发现，脚手架已搭至7层左右，但脚手架专项方案尚未报审，且其他安全施工专项方案也未送审，工地存在部分安全隐患，针对以上问题，技术顾问室巡查组要求监理人员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

11月9日，该网站曾再次发布消息称，将在下星期一对工地的所有设施、环境进行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发现问题要求施工方整改，并再次进行复查，直至整改完毕。消息中的“下星期一”就是11月15日，即火灾发生的当天。而在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的记录中，上海佳艺因不具备安全条件的问题被两度“点名”。

该到反思的时候了

上海世博会的烟花未冷，15日静安区4全多小时的无情大火却让50多人罹难、七十多人入院治疗，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让世博会的入园人数、环球金融中心的高度，在一场大火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一个星期前，上海市还举行了一场“神兵天降伏火魔”的消防演习，无一例外地取得了圆满成功。然而，面对真实的大火，这栋不足一百米高的28层建筑，消防救援力量似乎并没有演习中那般给力。事后，上海市消防局有关领导表示，在这次火灾扑救中，无论是内攻救人还是外攻灭火，都已经投入了目前最先进的装备和最精干的力量。然而现场目击者称，水枪多数只能到六七层高楼处，仅看见一架云梯可以喷到20楼以上，其余的云梯最多能喷到十几楼，而大火就是从十层左右开始燃烧的。欲雄心勃勃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可以修建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却无力救援不足一百米的高楼火灾。

世博会的烟火、林立的摩天大楼、节节攀升的GDP，向来是上海的荣耀，也是展示城市经济实力，炫耀城市形象和政绩的绝佳标杆，但城市安全仍是最基本命题。

当发达国家因为城市安全的原因，在逐渐拆除摩天大楼时，各地方政府却在痴迷于超高楼层的建设。上海早在几年前就豪情万丈地宣称，到2010年，上海将成为全球摩天大楼最多的城市。不知这场大火，能否浇息这股攀高的热潮？

关于失火的原因，官方的调查结果归咎于无证电焊工违规操作、工程层层分包、使用大量易燃材料、管理混乱、监管不力等种种原因，无一例外地集中于生产安全层面的问责，并未有更深层次的反思，遑论对城市安全的完善。

不仅如此，有关当局还火速抓捕了8名焊工，与央视大火抓捕运送烟花的民工，如出一辙，仿佛迅速抓捕到替罪羊，就可以平息民愤。殊不知，缺乏深层次的问责，那些在脚手架上挥汗劳作的农民工，他们的肩膀，不足以扛起上海大火几十个人死亡的职责。

美国是拥有摩天大楼最多的国家。

1911年3月25日，美国纽约市华盛顿广场三角内衣工厂高楼发生火灾，造成141人死亡。这场火灾引发了一系列改革，纽约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相关法律，并被看做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这场火灾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并嬗变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之一：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五级国家威胁预警系统，2003年组建了超级危机管理机构——国土安全部，休斯顿应急管理中心也成为全美现代化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应急中心之一。

实际上，早在2001年年初，上海市就启动了《上海市灾害事故紧急处置总体预案》编制工作，这是省级政府中最早编制应对灾害事故的预案。2006年1月，上海市政府发布正式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从应急体系到制度建设，上海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从救援速度到问责处理，与一周前花拳绣腿的消防演习一样，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形式主义。

是时候反思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安全了！中国的城市急剧膨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大楼越修越高，城市建设、公共设施、政府服务、行政管理却捉襟见肘，各种安全隐患正越来越成为特大城市的心头之患。我们的政府部门，与其紧盯着摩天大楼，执著于冰冷的GDP数据，不如切实地完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与其急匆匆灭舆论之火，不如加强训练，提高消防救援的实战能力。

城市安全才是城市繁荣的基石，唯有安全的城市，才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特约评论员 唐黎明

索命保温层

目前，多方证据显示保温材料为此次火灾的罪魁祸首。

这个原本让人们的住宅变得更节能、更环保的材料却成为此次火灾最为致命的物品，瞬间夺去58个居民的生命。

11月17日，上海“11·15”特大火灾中央调查组成员、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朱力平对外表示，大楼火灾存在多种致灾因素：一是楼房四周搭得满满的全是脚手架，将整幢楼完全包围；二是外面还包裹着尼龙织网；三是脚手架上都是毛竹片做的踏板；四是楼房外立面上有大量的聚氨酯泡沫保温材料。

“而这些尼龙织网、毛竹片、聚氨酯泡沫都是易燃物，特别是聚氨酯泡沫，一旦燃烧就会产生含有剧毒氰化氢的气体，人如果吸入一口就会中毒死亡。”朱力平称，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聚氨酯泡沫燃烧速度非常快，在不到一分钟以内，整幢高楼都将被浓烟包围，瞬间就会形成一个大面积、立体式的火场。

三家保温材料供应商

《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详细调查获悉，在此次节能环保工程中，施工方共采用了三个公司的建筑节能保温材料，可能涉及材料不合格。

它们分别是由上海亮迪化工科技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亮迪”)生产的“LD—R型抗裂无机保温材料”和聚氨酯(PU)材料，上海大道包装隔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道包装”)生产的聚苯乙烯泡沫(也俗称聚苯板，EPS)，日本聚氨酯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多苯基多亚甲基多异氰酸酯(PAP，也属于PU——编者注)。

而这三种材料除了“LD—R型抗裂无机保温材料”为不燃材料之外，其余皆为易燃材料，其中PU的燃点仅在130度左右，与普通纸张相同，而EPS的燃点是346℃，仅比木料燃点高一点儿，而PAP的燃点为218℃，以上三种材料均为易燃物品，为此次“11·15”大火迅速蔓延，短时间造成多人伤亡之导火索。

据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建波表示，失事大楼的外墙保温采用的是硬泡聚氨酯喷涂薄抹灰结合EPS板薄抹灰保温系统，其中硬泡聚氨酯喷涂薄抹灰主要用于大楼主体，EPS板薄抹灰用于建筑阳角和窗口部位。

从相关新闻报道得知，大楼硬泡聚氨酯喷涂保温工程只是施工到12层左右，其中10层以下已经进行了砂浆找平。

这也是为何大火从10层开始燃烧之原因所在。

官方公布信息显示，分包此次节能保暖工程的为上海正捷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正捷”)，按照分包原则，该企业需包工包料，即以上三家公司保温材料均为上海正捷采购，而后用在施工中。一位了解案情的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原料采购均为上海正捷直接采购，“而后要把试用材料名称报给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看，不过这也只是走过场。”

工商资料显示，上海正捷成立于2010年3月25日，注册资金为200万元，经营范围为节能保温工程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施工、防水堵漏工程施工、五金机电、家用电器等，注册地为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开发区大叶公路2826号。

11月17日上午，本报记者沿大叶公路一路来回寻找，均无该公司踪影，对周边居民进行了大量走访，应者茫然，均无人知晓。为此记者进入当地派出所询问民警，一位该地区片警告诉记者，他在此地任职数年，均未听说过此公司名称，“很有可能注册地址在民房，这一片大规模拆迁，门牌号码也就乱了，没法查。”

一位在上海从事节能保温行业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他也从未听说过上海正捷，对于静安区将如此重要的工程分包给这样一个小公司感到惊讶。

记者获悉，目前该案件焦点在于这些节能保暖材料是否为劣质材料或不合格产品。一位行业人士对记者透露，目前调查组已对供应商进行调查，部分企业负责人已被问话并令做出详细解释，而此也在上海节能、保暖材料业内引起一阵恐慌。对此，这几日，本报记者连续三天欲采访设于常德路上的火灾调查、指挥中心，均被告知，“不接受任何采访。”

据本报记者了解，此次工程供应商之一的上海亮迪此前曾拿下上海多个保温工程大单，其中包括上海万里城、同济科技园科技大楼、中远两湾城、锦绣华城6期B地块EPS外保温、大华阳城花园等多个工程，此外其业务也涉及到江苏、浙江、山东等多个省份。

该公司网站显示，其成立于1995年，占地逾50亩，前身为上海亮迪涂料有限公司，不过，记者查的工商资料显示，上海亮迪成立于2005年8月18日，注册资金200万元。11月18日，记者拨通该公司总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领导都“放假了”，好几天都没出现在公司了。

而另一个供应商上海大道包装为中外合资企业，发起人为上海浦东新区曹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新加坡大道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册资本为525万美元。11月17日、11月18日，记者多次联系该公司负责人，11月18日下午，该公司一位名为魏红的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施工方确实从我们这里买了一点儿材料，不过是用于非保暖项目的，不过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日本聚氨酯工业(株)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角田正平向记者承认，现场发现的包装确实是他们公司生产的液体聚氨酯，这种原料既可以做成板材也可以直接喷涂在建筑物外表面。

据他介绍，该公司每年在中国销售40万吨的聚氨酯，但作为原料供应商，他们一般卖给下游经销商，再由经销商卖给施工单位，所以他们公司的产品一般不直接卖给施工单位，在现场发现的他们公司生产的聚氨酯并不是他们直接销售的。

危险的保温材料

在近年来多起重大火灾事故中，聚氨酯泡沫等易燃保温材料已经成为致人死命的罪魁祸首。

2008年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乐部“9·20”火灾中，由于大量使用聚氨酯材料装修，表演人员使用道具枪引燃顶棚聚氨酯材料，现场监控录像显示，火灾发生后仅46秒，有毒浓烟就笼罩了整个大厅，造成44人死亡。

此外，包括央视新址大楼火灾，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两次失火，哈尔滨“经纬360度”双子星大厦火灾中，跟外墙保温材料有关的也不在少数。而央视大火后国家出台相关规定要求提高保温材料的耐火性，但聚氨酯等并未被禁用。

据火灾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灭火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的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朱力平表示，不仅是这次火灾，从更多火灾来看，聚氨酯泡沫等易燃装修材料已经成为当前火灾亡人的罪魁祸首。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规定，建筑工地脚手架必须用难燃和不燃材料搭建，杜绝聚氨酯泡沫用于外墙保温和室内装修，必须用难燃的物质代替。

不过，角田正平则认为作为保温材料，聚氨酯是最好的，建筑物外表面只有使用聚氨酯才能起到节能的效果，是建筑保温的发展趋势，而如果换成水泥的话，根本就起不到保温节能的作用。

现在生产的聚氨酯有阻燃性的，有易燃性的，但聚氨酯作为有机物其特性决定它有一定的易燃性，所以在施工过程中安全防范措施一定要做好，要注意杜绝明火。

上海这次失火大楼这么快就燃烧起来，对此，角田正平也觉得不可理解，他表示，中国国内有很多这样的手工作坊，质量也不一定能达标，因此他怀疑这次失火大楼施工单位使用的聚氨酯是易燃的或者使用的是阻燃性能不强的产品，像聚苯乙烯泡沫(EPS)。

据了解，由于涉及严重的火灾隐患，美国早已禁止使用EPS;在英国，18米以上建筑不允许使用EPS板薄抹灰外墙保温系统；德国则规定22米以上的建筑不允许使用该系统。

角田正平指出，国外很多化工医药巨头像巴斯夫、拜耳、陶氏等生产的聚氨酯一般阻燃效果比较好，但价格也贵，价格一般每吨在2万元，今年因为原材料涨价，价格涨至每吨2.5万元，而国内生产的每吨一般都在1.7万~1.8万元左右，所以不排除施工单位为了降低成本使用没有达到规格的聚氨酯产品。

据记者了解，目前的保温材料分为B1(难燃)、B2(可燃)、B3(易燃)三个等级，共有两大类，一为无机保温材料，其特性是不燃，但保温效果差，只有20%左右的市场份额，另一个为有机保温材料，占据80%的市场，特性是保温效果好，但易燃烧，为此，就需要在材料中添加一定量的阻燃剂，使其阻燃性能达标，而阻燃剂价格昂贵，其中以EPS中的添加的溴系阻燃剂价格就按种类不同在2万元/吨到3万元/吨之间，而据一位上海本地从事节能材料生产的企业人士透露，如今的情况是，很多厂商为了节省成本，少加阻燃剂，或者干脆不加。“这可能是导致这场惨剧的元凶。”

“目前，保温材料是最为混乱的市场。”上述人士告诉记者。资料显示，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建筑材料燃烧登记标准8624—1997》中，EPS和PU是符合标准的，而后在2006年推出的《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登记标准8624——2006》中，则提高了保温材料的阻燃等级，按照新标准EPS和PU是不合标准的，不过，国家又为此设立了一个新老过渡期，让老材料仍然可以使用，“不过四年过去了，过渡期仍没有过去。”

2009年9月25日，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制定《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

规定指出，非幕墙类居住建筑，高度大于等于100米，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高度大于等于60米小于100米，保温材料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2级。如果使用B2级材料，每层必须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业内人士指出，上海失火大楼高28层，属60米以上100米以下范围，而其使用的PU板为B2级。如果不存在偷工减料或者以次充好，保温材料防火等级上不存在问题。

据记者了解，现在市场上唯一保温好又阻燃的就是酚醛，不过价格高昂，在3000元/立方米，PU则在1500元/立方米，而EPS等只有500元/立方米，由此酚醛基本很少使用。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在央视大火之后，国家出台了46号令规定，大型公共场所必须使用难燃或不燃的保温材料，而高层住宅并没有被纳入到这个范围中来。“这是个严重失误。”

上述人士对记者说，除了这两年刚修建的机场、火车站等大型公共项目使用的是酚醛之外，大多都是用的廉价的EPS或PU等材料，这将是个巨大的风险。“目前的保温材料市场还被外资巨头控制着，他们把国外很少用的或已不用的PU或EPS等落后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售到中国赚取高额利润。”

目前尚无法核实，此次节能工程所使用的节能材料是否为劣质或者不合格产品，不过即便这些材料为合格产品，而按它们的产品特性也蕴藏着巨大风险，这场灾难从9月23日，施工队进入胶州教师公寓一刻起就悄然埋下。

最终在11月15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这堆危险的材料被焊枪火花所点燃，它以一种夸张的速度瞬间吞噬了整座高楼，让人们逃无可逃、躲无可躲，这一天，整个城市被定格为黑色。

第二篇：上海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调查及对策研究

上海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调查及对策研究

【摘要】 随着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不断壮大，他们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农民工问题也成了社会热点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本文在对上海城市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农民工 养老保险 问题 问卷调查

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11月18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其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4.77%，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城市时代。

从十八大以来中央方方面面的会议，都非常重视“推进城镇化”，我们站在又一个历史节点上，作为城乡之间的纽带、推进城镇化最重要动力元素之一的农民工是问题的关键，而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使他们安心地在城市工作，不但是促进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案，也是推进城镇化的一剂对症良药，解决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迫在眉睫。

一、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情况问卷调查

我们这次的问卷采取实地调研，主要选取了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上海火车站以及上海南站这两个地方，共发放问卷180份，回收有效问卷140份，回收率达到77.78 %，获得了大量的真实数据。

在140位被访问者中，大部分农民工来自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南省、东北三省及安徽省等地。其中，男性人数占到84.29%，在总数上男性大于女性。他们的年龄以20岁―30岁的人数最多，占到总数的45.71%，30岁以下的人数占总数的50.71%，30―40岁的占总数19.29%，40―50岁占到14.29%，50岁以上的同为14.29%。从统计出的数字来看，目前，城市农民工中，青年人是主体，这次调查中，95%的农民工都来自外省，而其中56.43%的人为已婚，42.86%的人未婚，因此，现在到城市务工人员虽然以年轻人居多，但很多都是已婚的青年农民工，他们不但要解决自身在城市生存的问题，还要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而我们调查得出他们的月平均工资，75.53%的人在1000―3000元左右，5.11%的人还在1000元以下，15.57%的月平均工资在3000―4000元，只有3.79%的人在5000元以上，而且，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这部分人往往从事的是高危险的行业，例如：驾驶土方机、高楼修缮、清洁等工作。

从受教育程度上，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仅为整体的12.5%，大专以上的仅为4.42%，一般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小学毕业的占总数的45.78%，初中毕业的占27.31%，没上过学的占8.99%。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城市务工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的农民工识字很少，更别说要其与企业主、工地老板去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当其权益受到侵害时去维权，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极为陌生又难以操作的事情。

在本次调查中，85%的务工人员选择来城市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能赚到钱，57.75%的农民工在农忙时要回去处理农务，有时需要回去的为23.34%，基本不需要回去的为17.04%。而且75.67%的农民工表示，他们在城市工作15年的可能性较小，15.26%的人表示不可能在城市连续工作15年。由此可见，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都是以打短工为主，他们工作的时间既有季节性又有不稳定性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工作的高流动性。农民工们由于不长时间待在一个城市、经常要换工作地点，所以他们更多的人选择回乡参保。参保情况见图1。

当问到未来哪种养老方式可靠时，60.77%的人都选择了靠自己，10.54%的人选择了靠家人，只有15.41%的人才觉得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可靠。面对是否认为社会养老保险能否对老年生活起到保障时，70.47%的人都选择了“不好说”，20.23%的人认为基本能保障，而认为完全能保障的人仅为1%。而当问起“国家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个人养老问题持什么态度”时，只有7%的人有很高期望，20.1%的人有较高期望，将近72.9%的人有较低期望和不抱期望。采访中的73.21%的人都不愿意或者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采取“不好说”的态度，只有26.79%的人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而面对“养儿防老”的说法大家似乎都比较认同，这说明以前农村的老观念、旧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

当涉及到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工资多少比例时，农民工们都觉得占的比例越少越好，因为他们平时的生活负担已经太重了，承受不起高额的额外支出，更多人宁愿选择不交养老保险。具体见图2。

当问到养老保险金的缴费年限时，多数农民工都表示年限越少越好，其中48.76%的人选择缴费年限在10年以下，20.44%的人选择缴费年限在15年以下，17.23%的人选择缴费年限在20年以下，12.89%的人选择缴费年限在25年以下。

当涉及到愿意选择在哪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时，80.13%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回乡参保，选择在工作所在城市参保的仅为10.56%，选择暂时不愿参保的为6.47%，可见农民工们对企业主、老板、社保部门极度的不信任，宁愿回乡参保，也不愿在城市“浪费”这一部分的钱。这就造成了城市农民工尽管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但最后还是被区别对待，甚至回乡养老的尴尬局面。

这次问卷调查中，有一个问题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题目是“如果单位和您个人每月各出一部分资金，并将此两项金额的合计数以类似银行储蓄存单的形式发放到您手中，作为你的个人财产，由您自己保管和携带，专门用于您将来的养老保障，您愿意接受这种做法吗？”对此，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并且大家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管理上，以后应该多多采取这样的方式。如图3。

最后是我们关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中最大困难的探讨，多数的原因就是因为收入不够高，平时的月收入只够解决日常的温饱问题，甚至还不够用，对农民工来说又怎么愿意从本身低水平的工资中再拿出一部分用于缴纳养老保险呢？见图4。

二、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查阅和通过对140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方面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各地农民工养老保险规定的口径不统一，差异巨大

据调查：农民工能够稳定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为2年左右，在一年内换工作的比例超过50%。许多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不高，在频繁的换工作、换工作地点的同时还要去了解学习每个地区不同且繁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这对于他们来说难度巨大。另外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立法现状是全国性立法滞后，地方性立法差异大、立法层次低。这些使得近3亿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覆盖率很低。

2、农民工参保率低、退保率高

正如问卷调查显示，由于大多数农民工自身的文化不高，自身收入水平比较低，再加上许多私营企业的业主社会责任感不强，一般不会主动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

另外，农民工退保现象长时间以来就存在，近年来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一方面农民工社保问题得不到充分解决，这必然会损害农民工自身利益；也正是因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打击了企业以及农民工缴纳保费的积极性。同时，制度本身也不能为农民工参保提供便利条件。这些都是农民工退保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3、转移衔接机制不完善

由于我国农民工流动性强，他们有着在不同城市参加过养老保险的特点。转移接续机制尚不完备，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民工很难合并其他各地已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新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规定了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可以进行转移接续，但目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成熟的制度，新制度与农保的接续也就无从谈起。另外按有关规定，农民工可以选择：一是，只在一个城镇参保，随后就一直在这里，积累缴费至规定年限。二是，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转移到社会养老保险机构统一接收农民工在其他城市缴纳的个人账户余额。三是，农民工将已缴纳的个人账户余额转入其户口所在地。这几种方法看似容易，但在实际操作中执行起来却不尽人意。

4、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过长、资金过高

按现有的政策规定，和城镇居民享受养老保险的年纪一样，男性达到60周岁，女性达到55周岁，并且持续缴费达15年以上。由于农民工基本上从事的都是餐饮业、服务业、建筑、搬运、工厂流水线等技术含量低的行业，流动频繁，他们最多在一个地方持续干上5、6年，一般纯体力的农民工大概为2―3年。这就导致许多农民工在同一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很难达到累计缴费15年。而农民工大多数从事的是低报酬的工作，所以15年的缴费年限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经济压力。

5、缺乏对用人企业应负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处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际运行时，必然有一些企业会千方百计不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不缴、欠缴、缓缴、瞒报参保人数、缴费工资、不办理养老保险登记、不提供有关资料等行为都可能出现，现在还没有制定严格的监督和惩罚办法，来遏止以上行为的发生，这势必会使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和权益受到损害。

三、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1、加强培训，提高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认识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18%的农民工表示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21.5%的农民工表示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两项相加的比例高达39.3%，这说明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自我保障意识薄弱，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养老保险上的需求。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急需加强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可借助网络、新闻媒体、讲座等渠道，向农民工宣传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及其相关知识，从而帮助他们转变观念，提高参保积极性。另外，要对村里和城镇企业中的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让他们的社会养老保险有更强的法律保障。

2、加强立法，出台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只有被法律形式明确后，实施起来才有合法依据。因此，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应尽快出台一部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律，把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作为每个用人单位应尽的法定义务；将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进行专项管理，确保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同时还要用强制手段对农民工保险进行约束，明确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措施，依法惩处虚报用工人数、逃避缴纳保险责任等现象，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鉴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本文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分类、分层的方法，分步骤地解决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我国农民工群体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完全市民化的农民工，这一类农民工相对固定，易于管理而且大部分已是熟练工人；二是市民化程度较高、流动性也较强的农民工，这类农民工具有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工作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且偏低等特点；三是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即间断性在城镇务工和回乡务农，以农业为主，以务工为辅。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应纳入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与城市职工相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企业缴费比例由各地方政府确定。第二类农民工建立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农民工可以凭借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在务工城市的社会保险机构办理个人账户，并能够随时查询。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就等于每年都为其账户注入资金，在其老年时就可积累一部分资金，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对于第三类农民工，进城务工只是他们的短期行为，他们的“根”仍在农村，本质上还是纯粹的农民。因此，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把他们纳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可行。

3、加强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监管力度

近年来，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许多文件、法案，对农民工养老问题有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各个地方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可见，在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问题上，光有办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各个地方政府、企业实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过程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地方政府只注重本地的招商引资，而对于一些不规范的企业不给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金采取了默示态度，建议成立相关的协会组织，专门监督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情况。这一组织独立于政府部门，但有权在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上监督政府、监督企业，并且对于这类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组织，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引导。这样，就能更有力地确保从中央到地方关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各项法案、规定的执行效率不断提升。

4、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目前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容易人为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管理上的不便。可以说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阻碍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农民工进了城，在城市工作，但他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仍然在农村，因此改革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势在必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战略任务，“第一就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5、加大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提高养老保险金管理效率

农民工养老保险存在“两难”，一是用工企业或单位缴费难征收到位；二是保费转移、接续难。这严重挫伤了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也给农民工下一步的续保造成了困难。另外，转移手续繁琐和办理手续所涉及的部门多，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根本无法办理，或者去办理浪费了大量精力，因此，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实行信息化和网络化管理，这样既能够提高管理效率，又更加准确。

【参考文献】

[1] 陈桐、林婷婷：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及完善对策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2（6）.[2] 张转玲：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际运行中的困境及出路[J].深圳大学学报，2012（7）.[3] 范琛：构建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J].农业经济，2012（3）.[4] 沙治慧、罗静：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制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2（2）.[5] 李志良、雷晓康：基本养老保险者权益记账制度研究――基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转移接续的视角[M].经济研究参考，2011.（责任编辑：张瑶瑶）

第三篇：调查称北京上海等城市中产家庭处于伪幸福状态

调查称北京上海等城市中产家庭处于伪幸福状态2010年03月18日

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于近日发布，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深圳幸福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份《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是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7万余名20岁~40岁中产收入人群发放关于“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的问卷统计结果所得，选择中产家庭的标准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

调查发现，从收入看，家庭年收入在11万~20万的人群幸福感最强；从年龄看，30岁~35岁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强；从地区看，生活在二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幸福感较一线城市强。

调查结果显示，广东居民的幸福感虽然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深圳等一线大城市的幸福平均指数却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该《白皮书》分析，健康、情商、财商、家庭责任以及社会环境被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家人之间的沟通也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并且与其他四个重要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也成为一线城市中产家庭低幸福感的原因。

记者了解到，深圳等城市之所以幸福感指数低下，是由于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尤其是高昂沉重的房价负担，加上工作竞争激烈、交通拥挤、子女教育成本高等因素。

房贷、子女教育压“闷”中产家庭

冯珞和左诚仁夫妇二人，在深圳安家四年了，有车有房有孩子，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拼搏在这座竞争异常激烈的移民城市也让这对夫妇感到压力。“在深圳钱是赚不完的，有那么多标杆人物在那儿，很多大学同学已经自己创业小有成就。”左诚仁说。然而沉重的房贷、孩子日后的教育经费以及父辈养老问题让他们觉得难以松懈。

妻子冯珞告诉记者，他们2007年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小高层，目前还欠银行近80万元。她给记者算了每月的支出，儿子上幼儿园要2500元，养车在2000元左右，房贷每个月4500元，再加上日常开销大概3000元，如果请客吃饭聚会一次动辄千元。“我们还是想尽早将房贷还完，这样算下来每个月所剩真的不多。”

他们的忧虑除了现实问题，还有将来的长远负担。由于他们所买的房子附近学校不是重点小学，将来孩子读小学可能还要交一笔高昂的择校费。

此外，两人均来自农村家庭，双方父母医保都比较低，老人年事已高，一笔用于将来抵御疾病风险的钱也需要存下来。冯珞说：“父亲年纪大了，有高血压。婆婆身体也比较弱，最怕的就是他们生病。”

专家——

不要将工作当做生命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认为，这项调查结果符合实际，深圳确实存在住房、工作以及缺少与家人相处的问题，难以拥有幸福感。

他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富而求贵”的状态，开始从注重工作，逐渐过渡到需要提升生活质量、注重亲情。他建议，不要将工作当做生命，本末倒置，进入这样的状态，很容易不幸福。另外他还表示，要加强自我能力的提升和修炼，一般而言能力强，思维更活，做起事情游刃有余的话，就不用太拼命，这样幸福感更容易获得。

从社会层面而言，不幸福更多是社会公平感的缺乏，这需要社会和政府营造一个宽松有温情的环境。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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