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筹架构典型规避手段及风险分析(规避10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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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红筹架构典型规避手段及风险分析(规避10号文)

资料分享:红筹架构典型规避手段及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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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来自一位红筹达人之手,为了更好的配合小兵研究和大家理解红筹结构废止的专题,小兵特与大家一起分享。

2、据说秦发模式中介机构曾被请去喝咖啡,因此其操作方式已经不具有可复制性。

3、《公司金融》曾经以十个专题的形式探讨过回避10号文的问题,案例非常详实,小兵苦于时间不充分尚未研究,如果有机会学习再与大家分享,也希望他人学习之后一起分享成果。

一、背景

自2006年9月8日《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令”)颁布实施以来,因其中明确规定了对关联并购和股权并购须经商务部审批,以及与此相关的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资上市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批(以下合称“境内审批”),一时间激起包括民营企业、境外投行、境外私募投资人、境内外律师等在内的各路人士对如何有效、合法地规避10号令上述境内审批的积极探讨,其中部分探讨方案随着新规定的出台和有关上市项目的成功落实得到了境内外监管机构明示或暗示的认可。也就是说:现在通过境内主体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境内并购需要商务部来审批,而现在商务部至今没有批过一家(中国远洋除外,是国务院批的),也就是间接地堵死了红筹模式境外上市的路径,因此探讨规避手段才具有明显的实务意义。

二、规避手段

(一)间接并购法 先由非关联境外投资人(以下简称“PE”)以其在境外设立的壳公司(以下简称“境外壳公司”)收购境内民营企业100%股权,将境内民营企业(以下简称“境内企业”)变更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以下简称“WFOE”),再由境内企业自然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下同,以下简称“境内自然人”)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以下简称“SPV”)受让前述PE所持壳公司全部股权,实现境内企业权益出境。还有人提出此方案的变通作法,即由SPV收购一家非关联的、于10号令生效之前设立的WFOE全部股权,再由该WFOE收购境内企业资产或股权。

该方案及其变通作法都是非常明显地以打“时间差”的方式规避10号令项下的境内审批,已经为业界普遍认为具有极大法律风险而鲜有采纳。

(二)控股并购法

先由PE通过境外壳公司收购境内企业超过50%股权,将境内公司变更为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JV”),境内企业自然人股东再通过SPV直接或间接取得境外壳公司控股股权,或者以期权形式获取上市后的境外壳公司控股权益,以实现将境内企业控股权益纳入境外上市公司的目的。

该方案只是在出境的境内权益比例上未达100%,但也达到了将控股权益出境的目的,实质上与前述“间接并购法”相同,故同样存在较大法律风险而不被接受。

(三)参股并购法

PE通过境外壳公司收购境内企业不少于25%股权,将境内公司变更为JV。依据商务部《外商投资准入管理指引手册》(2008年版)(以下简称“《管理手册》”)对10号令适用对象的限定,SPV再收购JV中外双方全部股权,将JV变更为WFOE,最终实现境内公司权益出境。

该方案是照搬附件提及的“忠旺模式”,但是,“忠旺模式”及类似模式之所以可行,其关键在于JV或WFOE架构搭建于10号令生效之前,不存在为规避境内审批而对境内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情形,因此,不论从现行有效的法规还是从实务操作看,“忠旺模式”均已有效回避法律风险,是为可行。而上述方案也是较为明显的以“时间差”规避境内审批,从目前了解情况看,有些境内律师对此持认可态度,而个人认为在履行下列政府部门确认手续并如实披露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方为可行:

1、取得JV股权变更的有权审批机关确认函,说明根据《管理手册》,该项股权变更不适用10号文,尽管JV是10号文生效后设立的,其有权审批并已按照内部流程将审批事项上报商务部备案;

2、律师实务所向商务部主管部门作一书面或电话访谈,确认商务部对上述股权变更审批无异议;

3、若未取得前条所述访谈确认,招股书应披露如下风险:说明尽管我们认为合法也取得了股权变更有权审批机关的确认函,但不保证商务部的理解和我们一致,也不保证不会出台新规定或进一步解释,与我们的理解不一致;若取得前条所述访谈确认,则可仅披露风险为不保证商务部不会出台新规定或进一步解释,与我们的理解不一致。

(四)VIE并购法

并非基于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限制,由SPV在境内新设WFOE,在WFOE与境内企业之间搭建VIE结构,实现WFOE对境内企业的实际控制以及境内企业利润向WFOE的转移,从财务角度最终实现境内权益出境。

该方案是参考附件“秦发模式”引申而来的,但与“秦发模式”不同的是,采取该方案并非出于境内企业从事的业务触及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有外方资质或控股比例方面的限制性规定,而无法采取外资并购的原因。从这一角度看,该方案也是明显规避10号令境内审批规定的,虽然不同于前面三个规避手段中的“并购”,但基于VIE结构本身的法律风险,可操作性也不明显。此外,需留意的是,“秦发模式”中的VIE结构下,WFOE的设立和VIE结构的搭建均在10号文生效之后。本所认为,如果WFOE或JV设立于10号令生效之前,VIE结构虽搭建在10号令生效之后,则不论是否有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限制,此时搭建VIE结构并按照如下思路披露10号令风险的前提下,仍是可行的:

1、VIE结构本身的法律风险披露,此处不再赘述; 2、10号令的风险,说明尽管我们认为VIE方式不构成10号令明文规定的外资并购,但不保证商务部是否就其构成“其他方式规避”境内审批出台新规定或进一步解释,与我们的理解不一致。

三、截至目前可行的重组模式

1、忠旺模式: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再无并购

10号令生效之前,已合法设立JV,且其中外方股权已经为境内自然人所控制的SPV合法拥有。SPV收购JV中方股权,将JV变更为WFOE,实现JV全部权益出境。关键点是JV设立于10号令生效之前,且境内自然人已在境外间接有JV股权。除该项目外,本所参与的“澳优乳业”亦采取相同模式。

中国忠旺的主要境内经营实体为辽宁忠旺,其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公民刘忠田。10号文生效之后,辽宁忠旺仍有60%的股权为境内公司所持有。为了完成上市重组,辽阳铝制品厂将其所持辽宁忠旺60%注册资本转让给ZCIL(HK)。对此,2008年3月17日,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即辽宁忠旺原审批机关)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批准该转让。整个收购过程,中国忠旺仅就外商投资企业辽宁忠旺的股权转让取得地方商务局的核准。

中国忠旺的中国法律顾问认为:基于辽宁忠旺于1993年成立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将内地及海外股东正式持有的全部权益转让至ZCIL(HK)的法律性质为转让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所以,ZCIL(HK)收购辽宁忠旺的全部权益,并不构成10号文所定义的“海外投资者收购一家内地企业”,因此无需获得商务部的批准。招股书“风险因素”章节也未作10号文有关的风险披露。2009年5月,中国忠旺在香港上市。

根据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指引手册》(2008年版)(“指引手册”),并购适用对象是“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股权或认购公司增资,或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运营。”并且,“上述外商投资企业应界定为:外国投资者及外商投资性公司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取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的企业,不论外资比例是否达到25%。”指引手册进一步明确“已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方向外方转让股权,不参照并购规定。不论中外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论外方是原有股东还是新进投资者。并购的标的公司只包括内资企业。”但是,指引手册并没有解释 “已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时间。业界通常认为其至少应当包括在10号文生效之前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因此,中国忠旺的中国法律顾问认为,中国忠旺不适用10号文。

辽宁忠旺为中外合资企业,且成立年份为1993年,远早于10号文生效的日期,且未作关联内资企业收购。故此,本案例不具直接参考意义。

2、天工国际模式:通过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收购关联内资企业

10号令生效之前已合法设立WFOE或JV并由境内自然人通过SPV实际控制,以该WFOE或JV再投资方式,收购境内企业股权,实现境内企业权益间接出境。关键点是由境内自然人控制的WFOE或JV设立于10号令生效之前。

2006年8月21日,天工国际经由其下属公司CTCL(BVI)完成对天工工具的收购。天工国际以已经被中国天工收购并转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天工工具作为收购主体,全资收购内资关联企业天吉包装。我们注意到,天工工具占上市公司的大部分业务和利润收入,而天吉包装的营业收入及利润仅占上市公司的很小比例。

天工国际的中国法律顾问认为:按照10号文第11条的规定,同属一个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公司,并购境内的关联公司时,需要报商务部审批。但是,天工工具并非境外企业,而且已经于2006年9月8日前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因而,其并购境内公司(包含关联公司),不需要按照10号文的规定报商务部审批,仅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的规定。招股书“风险因素”章节也未作10号文有关的风险披露。2007年7月,天工国际在香港上市。

3、瑞金矿业模式:通过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企业收购关联内资企业

瑞金矿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吴瑞林。于2006年10月,吴瑞林通过其持有的万华公司(内资公司)收购了骆驼场矿业。随后,于2007年5月,吴瑞林新设内资公司富邦铜业收购了南台子矿业和石人沟矿业。于2007年7月,吴瑞林再将骆驼场矿业从万华公司转让至富邦铜业。由此,三家矿业公司皆由吴瑞林控制的内资公司富邦铜业持有。重组过程中,吴瑞林于2007年8月21日通过其间接控制的外商投资企业安臣通讯(10号文生效之前设立,从第三方处受让取得)新设子公司赤峰富侨,并于2007年8月23日,赤峰富侨收购了富邦铜业所持有的三家金矿的资产。通过该收购,吴瑞林将三家金矿的资产,从由他直接控制的内资企业富邦铜业,转移至他间接控制的外商投资企业赤峰富侨。该收购完成后,三家金矿的资产完成了“从境内到境外的转移”。2009年2月,瑞金矿业在香港上市。本案中,赤峰富侨于2007年8月23日收购富邦铜业旗下三家金矿的行为,应当属于10号文规定的资产并购。瑞金矿业未根据10号文提请商务部审批,其中国法律顾问并未说明理由。招股书“风险因素”章节也未作10号文有关的风险披露。

我们注意到,本案与天工国际和三一国际案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区别在于本案中的并购主体为外商投资企业之再投资企业。此外,本案例关于境外重组的说明不甚清晰,实际控制人为吴瑞林何时从第三方处受让取得安臣通讯股权不明确。

4、兴发铝业模式: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租赁关联内资企业的资产

兴发铝业的实际控制人为罗苏等3人。于2006年4月,罗苏3人在新加坡设立“兴发SG”。2006年5月,兴发SG和广东兴发(内资企业)在境内合资成立“兴发铝业”。于2006年8月15日,广东兴发和兴发SG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广东兴发将其持有的兴发铝业60%股权转让给兴发SG,该转让于2006年8月31日获得佛山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批准。于2006年10月15日,兴发铝业与佛山兴发(2002年成为全外资公司)签订了合并协议,将佛山兴发并入兴发铝业后注销法人资格。此时,10号文已生效,罗苏等人拥有的广东兴发和兴发创新仍为内资企业。为此,兴发铝业租用广东兴发和兴发创新的所有固定资产设备,相关人员及业务合约也转移至兴发铝业;而广东兴发和兴发创则变为设备、物业出租商,不经营任何实际业务。对此,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认为:兴发铝业租用机器、设备、土地及物业并不属于10号文“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所涉范围,因此10号文规定并不适用。招股书在其“风险因素”章节中,针对公司计划分别于上市日期后六个月及九个月内完成收购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企业的机器与设备及三水厂房,作了10号文有关的风险披露,认为“10号文的诠释不明确,或会影响本集团的未来计划”。对此,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表示:“由于10号文仅适用于2006年9月8日后为收购境内公司/资产而成立的外资企业,故于上市前及上市后所进行有关收购均毋需遵守10号文。由于兴发铝业于并购规定在2006年9月8日生效前成立,而兴发铝业收购境内资产乃日常业务活动,故上市后进行的该项收购毋须遵守10号文。然而,由于收购三水厂房及机器与设备所涉资产金额及价值相对为大,而该等资产的卖方为本集团关联人士,故中国政府部门仍可能要求收购三水厂房和机器与设备须首先获得中国商务部批准。倘于上市后,中国政府部门最终认为收购三水厂房和机器与设备须受10号文约束,则该等收购或须先获中国商务部批准,而完成收购的时间可能较预期长,甚至不获批准进行。倘本集团无法根据发展计划购入厂房以及机器和设备,本集团会继续向控权股东租用该等厂房以及机器和设备,本集团的未来计划或未能按计划实行,亦会影响新股发行的所得款项净额拟定用途。”

我们理解,本案例中,公司之所以未以境内的兴发铝业为主体直接收购广东兴发及兴发创新,应是基于10号文第11条的考虑。故此,公司采用资产租赁的模式解决现金流和经营规模问题,但问题是租赁资产不能合并报表。此外,出租方须就租金收入缴纳5%的营业税和12%的房产税。根据兴发铝业的披露,生产机器租金为2000万元,土地及物业租金高达5900万元。所以,出租方纳税成本较高,且纳税基准可能需要采用实际价格,而非名义价格。对本项目而言,江苏公司应可以通过租赁深圳公司和东莞公司的厂房设备及物业,以实现业务和现金流转移入江苏公司。

5、秦发模式:VIE结构

在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限制领域,采取VIE结构实现境内企业纳入境外上市公司的目的。

中国秦发的实际控制人徐吉华,在境内和香港同时拥有两块经营性资产:中国秦发集团和香港秦发集团。2008年秦发启动了境外上市计划,此时,10号文已经生效。因而,中国秦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将境内的“中国秦发集团”的权益转移至境外且避免关联并购审批。中国秦发采用了协议控制模式,具体分两步完成:(1)2008年2月5日,香港秦发集团透过秦发贸易(香港),在国内出资设立了外商独资企业“秦发物流”;(2)2009年6月12日,秦发物流与中国秦发集团各经营公司及其持股股东,签订了控制协议,即委托协议和质押合同。通过该等协议控制,虽然秦发物流没有收购中国秦发集团各成员公司的股权,但中国秦发集团全体成员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业绩均合并入秦发物流财务报表。

根据招股书的披露,中国秦发的中国法律顾问认为:重整本集团及重组并不涉及收购于中国成立的任何公司的股本收益或资产,故此,概无重组步骤根据并购规定构成并购活动,本集团的上市毋需中国证监会批准。然而,彼等并不排除中国证监会可能于法律顾问提出法律意见当日后,以诠释或澄清并购规定或订下或以其他方式颁布的任何新规则、法规或指引,要求所有特殊目的公司于海外上市时须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招股书在其“风险因素”章节中并未作10号文有关的风险披露。2009年7月,中国秦发在香港上市。

6、恒盛地产模式:假戏真做

境内自然人取得境外永久居民或永久居留权身份,并且已不在中国境内长期居留。实际操作中,境内自然人取得境外身份的时间一般应该较长。

第二篇:企业风险分析与规避风险

技术风险分析与规避风险

1、技术、产品更新不及时的风险

风险:企业的长足发展不仅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还必须有不断创新的技术和产品。否则会被导致市场占有率下降和产品利润下滑。

规避:公司必须坚持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加强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并且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来不断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与规避

风险: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是公司能长期保持技术优势的保证。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石油化工等一些行业的迅猛发展,业内的人才竞争日益激烈,能否维持技术人员队伍的稳定,并不断吸引优秀技术人员加盟,关系到企业能否继续保持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和未来的行业竞争力。

规避:公司不仅要提高技术人员薪酬和奖励并且还要为其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并将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吸收为公司股东,实现了利益共享,并要为技术人员提供出去学习的机会,将知识融合达到更好的技术效果。

市场竞争分析

风险:在价格方面,传统的建筑材料的价格相对更加低廉,泡沫玻璃优势不足。与当今流行的同行业泡沫玻璃公司相比,两者同时掌握了泡沫玻璃的制成技术,部分厂商甚至更早进入该行业,对我公司来说,在市场竞争上处于劣势。

规避:需要从多方面来形成本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从价格上要形成竞争优势,质量上是要更高要求地做到精益求精,最重要的是要从产品更加人性化和注重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强企业间联合协作,建立企业合作联盟。

管理风险分析

决策风险:由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主客观原因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导致决策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并造成了一些损失。

质量风险:包括资产质量风险和产品质量风险。如果企业经营不佳,效益滑坡,必然会对资产造成损害,损失股东的利益;企业产品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若监督不到位造成质量问题,会导致在市场上产生不良的影响,动摇顾客对企业的信任,减少订单,质量问题会导致需求方的索赔,还会承担经济赔偿或是诉讼风险。

债务风险:为了防止企业资产负债,企业必须控制好负债比率。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规模或向银行借贷,最终导致企业资不抵债,陷入困境。

第三篇:中国外债风险分析及风险规避对策研究

一、中国 外债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 问题 及其成因 分析

(一)我国外债风险管理微观基础薄弱,外债 企业 风险管理滞后。

由于我国对外筹借中长期外债一直实行窗口制,主要由财政部和 金融 机构对外筹措,然后转贷给企业。这种模式容易弱化企业对外债的责任约束,防范风险的意识相对淡化。据2004年初的权威调查显示,外债企业风险管理状况分为三类:没有进行风险管理的占55%;进行了风险管理,但比例不大、方式单一的占27.5%;进行相对完善管理的占17.5%.本次调查中,约有12%的企业在举借外债时很少考虑外债风险问题;88%的企业在举债时考虑了外债风险,但仅有50%的企业设有专门部门和人员负责外债风险管理工作。其主要原因体现在:

1.企业对外债风险管理意识淡化、重视不够,没有把外债风险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 内容,对外债进行主动管理的意识不强,责任心差,对国际资本市场变化不够敏感。

2.外债风险管理的措施单一,缺乏统筹规划和系统、全面的管理。未能就汇率、利率、币种及外债与企业的外汇收益是否匹配等多个方面统筹考虑,不能达到优化外债结构的目的。

3.外债风险管理是一个专业性强、技术难度较大的工作,而且和国际金融市场走势密切相关,多数企业缺乏熟悉国际金融及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的人才,企业财务人员相关专业知识不足。

4.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计划 经济 下形成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目前 还没有根本转变,很多企业的财务管理尚停留在简单的资金往来、会计 处理上,对资金的使用效率及风险管理处于起步阶段。运用“借低还高”手段降低外债成本比较直观,较容易得到企业决策层的支持。但对诸如交叉货币掉期等外债保值避险工具的运用及效果就比较难于理解和评价。

(二)外债结构不合理,国际商业贷款比重偏大,债务成本高,客观上增加了偿还外债的潜在风险。

在我国借用外债的来源构成中,主要是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前两类贷款一般都具有援助性质,贷款的特点是利率比较优惠、使用期较长。而国际商业贷款属于一般的国际信贷,利息率由市场决定,通常较高,贷款期限也以中短期为主。因此,若国际商业贷款比重偏大,则势必增加债务成本,增大风险。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政府严格控制商业贷款的增长,但在我国外债中,外国政府贷款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大的增长变化,而国际商业贷款比重仍然占有主导地位。以2003年为例,国外政府贷款占约13.13%,而融资成本较高的国际商业贷款在50%以上(见表1)。

(三)外债使用效益欠佳,降低了潜在的外债偿还能力。

外债的有效、充分使用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增强其偿债能力。关于外债的利用效率,可以用外债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来衡量。如果gdp增长速度快于外债增长速度,则表明外债利用效率高,偿债能力增强。反之,如果gdp增长速度低于外债增长速度,则表明外债利用效率不高,偿债能力减弱。比较我国的外债与gdp的增长速度(见表2),在1990年至2003年的13年间(扣除2001年),外债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的年份有8年,低于gdp增长速度的年份有5年,这说明我国外债利用的总体效率不高,潜在的偿债能力较弱。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增加了我国外债潜在的市场风险。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和汇率等基础金融变量的波动会导致我国借用外债的单位面临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增加财务成本。这主要包括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外债的汇率风险是指对外举债因汇率波动而引起的损失。汇率风险是通过外债币种结构来传导的。由于外债从举债到偿债之间有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变化莫测,因而汇率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根据汇率风险 理论,外债币种结构单一的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较大。我国外债主要集中于美元和日元,债务负担的风险分散没有很好地体现多元化原则,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变化可能造成债务风险,增加我国的债务负担。尤其是日元债务,因其所占比重偏高,而在我国的出口结汇中比重偏低,近年来日元汇率起伏跌宕,不确定性增加,使我国外债承受了较大的汇率风险。例如,1990年至1992年的3年间,我国共偿还日本政府贷款161.7亿日元,若按日元对美元145:1 计算,折合1.1亿美元,比按借款时汇率折合的0.7亿美元多支付 0.4亿美元,债务负担增加了0.6倍。

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受到市场利率波动 影响,使借用外债单位增加财务成本或损失了盈利机会。对于借用外债的单位而言,如果在偿还债务时利率上涨,则浮动利率债务的利息成本相应上升,超出了借债时的成本预算;相反,若利率下跌,固定利率的债务无法享受到利率下跌所带来的利息减少的好处,损失了盈利机会。

(五)债务费金配置机制不合理,监督约束弱化,增大了偿债风险。

由于外债管理体制的多渠道和多部门管理,外债的立项、审批、引进、使用多头进行,各部门的权、责、利没有明确,加上各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和信息交换,外债资金使用和管理缺少应有的监督,形成了外债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混乱现象。首先是外债申报、审批部门只注重向上级分管部门报项目,跑批件,而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很少过问,从而也谈不上监督管理。其次是引进的外债项目,根据不同的部门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专业银行和职能部门的信托投资公司,对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资金使用方向不能进行统一管理和有效监督,有的地方对本地外资引进的数量和项目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更谈不上有效监督。再次是项目使用单位对外债资金建设性和非建设性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缺少监督,尤其是对外债资金采购设备的质量和价格缺少了解,也谈不上有效监督。

二、中国外债风险管理和规避的对策

从国外金融风险防范的实践来看,对外债的风险管理必须实行双层风险控制,即政府和外债企业协调配合,双管齐下,灵活的协调外债的借人、使用和偿还,达到“成本最低、适度规模,风险最小、效益最佳,按期归还、保持信用”的外债风险管理目标。

(一)强化外债企业风险监管,提高大中型企业的外债风险管理意识。

企业外债安全是国家整体外债安全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为确保对外偿还,对外筹借中长期外债一直实行窗口制,主要由财政部和金融机构对外筹措,然后转贷给企业。尽管对外债务人是财政部或金融机构,但事实上,真正的承贷和还贷主体是企业。在我国的中长期外债中,政府部门、中资金融机构、中资企业承担了80%以上。而政府部门、中资金融机构承担的债务中,除财政部对外发债和银行调整债务结构的少量外债以外,绝大部分转贷给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一旦企业出现偿债困难,将不可避免地转嫁给银行和财政,影响国家总体外债安全,因此,国有大中型企业外债风险管理是当前中国外债风险管理的重点。

第四篇:BOT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析及规避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BOT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析及规避

【摘要】: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是 20 世纪80 年代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利用国际私人资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殊投资方式。BOT 投资方式是由土耳其已故总理奥扎尔于 1984 年提出的,这一想法立刻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此后,这一方式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地应用。然而,由于BOT投资模式开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暂,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完善和不规范之处,本文通过对BOT投资存在的风险的分析,提出了一些BOT投资风险的管理措施。

【关键字】:BOT,风险分析,风险管理

一、BOT概述

(一)BOT概念

BOT一般是指国际BOT,是国际上近十几年来兴起的一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融资建设模式,是一种利用外资和民营资本兴建基础设施的新兴项目融资建设模式。BOT是Build(建设)、Operate(经营)和Transfer(转让)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代表着一个完整的项目融资建设过程。

BOT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一国财团或投资人作为项目的发起人,从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所属机构获得某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特许权,然后由其独立或联合其他方组建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融资、设计、建造和运营,整个特许期内项目公司通过项目的运营来获得利润,并用此利润来偿还债务。在特许期期满之时,整个项目由项目公司无偿或以极少的名义价格转交给东道国政府。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二)BOT模式的具体形式

世界银行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BOT至少有三种通常形式,即BOT、BOOT、BOO,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变通形式。

(1)BOT形式

一国政府在授予项目公司建设新项目的特许权协议时,通常采取此种方式。

(2)BOOT形式

BOOT是英文单词Build(建设)、Own(拥有)、Operate(运营)、Transfer(移交)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具体是指由私营部门融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建成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拥有项目的所有权并进行经营,经营期满后,将项目移交给政府部门的一种融资方式。BOOT与BOT的区别主要有二:一是所有权的区别。BOT方式的项目建成后,私人只拥有所建成项目的经营权,但BOOT方式在项目建成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既有经营权,又有所有权。二是时间上的差别。采用BOT方式,从项目建成到移交给政府的时间一般比采用BOOT方式短。

(3)BOO形式

BOO是英文单词Build(建设)、Own(拥有)、Operate(运营)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具体是指私营部门根据政府所赋予的特许权,建设并经营某项基础设施。但是,并不在一定时期后将该项目移交给政府部门。

(三)BOT的性质和特征

1.BOT 投资方式是新型的直接投资方式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BOT 方式是外国投资者出于为资本寻找出路并获得足够利润的目的,将资本直接投入另一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并直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承担风险,获取利润,可见,BOT 投资方式符合直接投资的本质,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是一种新型的直接投资方式。

2.BOT 投资方式是特许协议的一种

特许协议(concession)是指一个国家同外国投资者个人或法人在约定期间内,在指定地区,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权利,投资从事于公用事业建设或自然资源开发等特殊经济活动,基于一定程序,予以特别许可(special authorization or approval)的法律协议(legal instrument)。BOT 方式具备特许协议的基本法律特征与内涵。BOT 项目的特征之一是其承建的项目通常涉及东道国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的建设、经营,而这些项目的建设、经营一般具有政府垄断性,是专属于政府的权利。东道国政府允许外国的私人企业以 BOT 方式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实际上是通过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特许协议实现的,外国投资者的特许权是东道国政府授予的。

3.BOT 投资方式是一种国际融资

国际融资是不同国籍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融资活动,即资金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属于不同的国籍。BOT 的产生原因是由于东道国政府资金短缺,无法满足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而外国投资者则正为获取利润而想方设法为其剩余资本谋求出路,此时资金的融通则恰好使二者各取所需、互惠互利。所以,资金融通贯穿于 BOT的产生、运作到终止的全过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BOT 在本质上就是国际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融资。BOT 方式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证券化融资,即项目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筹集资金;一种是通过项目融资方式即项目贷款。由于通常情况下 BOT 项目所需资金数额巨大,项目公司一般不愿承担如此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项目公司通常采用项目融资的方式。

4.BOT 方式是利用私人资本建设经营公共基础设施

虽然通过 BOT 的方式使私人资本进入了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但这并不改变基础设施的公益、公用和公共的性质。在 BOT 项目中,政府也没有丧失管理公共设施的责任,政府仍将继续发挥监督和管理的作用。所以,BOT 方式在法律上形成以私人参与实现政府公共职能为基础的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新型法律关系,巧妙地解决了基础设施的公共安全性和私人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之间的矛盾。BOT 方式是东道国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互相依赖、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反映了政府与私人在实现公共职能方面的合作关系。

二、BOT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析

BOT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和经营周期长、一般要涉及到不同国家多个主体的共同分工合作,权利与义务关系复杂、所涉及的法律法规适用范围广泛,内容涉及面宽,加上竞争和技术进步的影响,风险很大。项目参与各方首先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风险问题,才能保证项目工程的顺利完成。因此,BOT这种投融资方式自产生以来,风险问题就一直是投资者、贷款者及东道国政府所共同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直接影响到BOT谈判时间长短和项目能否成功实施。对项目潜在风险的识别及部署是成功项目融资至关重要的因素。全面地了解、分析项目的风险,对项目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担,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与办法妥善的避免和减少风险,以及在风险发生后有妥善的办法加以解决,是使BOT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的一个关键。风险问题是BOT投融资方式的一个核心问题。

按照风险在BOT项目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BOT投融资方式的风险可以大致分为七种基本类型:

1、信用风险;

2、完工风险;

3、运营风险;

4、金融风险;

5、政治风险;

6、不可抗力风险;

7、环境保护风险。

1、信用风险

BOT投融资方式是一种有限追索融资,债权人只能从项目本身带来的现金流入或项目资产中得到偿付。它是依靠有效的信用保证结构建立起来的,组成信用保证结构的各个当事人是否有能力履行项目和融资合同,或者是否愿意履行有关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就构成了项目融资的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贯穿于BOT项目的各个阶段。一个BOT项目涉及的参与方很多,一旦有任何一方不能按时按质履行其义务,均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或至少导致项目时间上的延误、成本的超支或现金的短缺。

2、完工风险

项目完工风险存在于项目建设阶段和试生产阶段。其主要表现形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式为:一是成本超支。成本超支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未预测的不利施工条件,特别是隧道、高速公路、水利等工程,特别的地质构造可能使施工的成本和进度受到影响;另外施工用原料价格波动较大也会造成成本超支;二是延迟完工。项目工程拖延主要有资金没及时到位、工程技术力量不足、后勤支持不力、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原因;三是项目虽然建成投产,但达不到“商业完工”标准;四是在极端情况下,因为资金不足,项目技术发现有重大失误或宏观环境有极大变化导致项目中途完全停工放弃。

完工风险是项目融资的主要核心风险之一,因为如果项目不能按照预定计划建设投产,项目融资所赖以依存的基础就受到了根本的破坏。完工风险对项目造成综合性的负面影响是项目建设成本增加。项目贷款利息负担增加,项目现金流量不能按计划获得。

3、运营风险

运营风险存在于BOT项目的试运营和正式运营阶段。主要是项目建成投产后,在项目的运营和维护过程中,由于技术、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生产经营管理、劳动力状况以及市场等因素引起的风险的总称,是BOT投融资方式的另一个主要的核心风险。BOT融资项目的运营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

(1)运营环境风险:

对于依赖于某种自然资源、能源或原材料的项目,在项目的运营阶段有无足够的资源保证,能否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购买到原材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这类项目对于资源的稳定供应依赖性很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大,资源价格的波动和供应的可靠性成为影响项目经济强度的一个主 要因素。另外,交通、通讯以及其它公用设施等后勤条件是否能够保持长期持续便利也将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

(2)经营管理风险:

项目运营方对于所开发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是决定BOT项目的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BOT项目建成投产后的实际运营中,由于运营者业务素质或管理水平的问题,使项目应有的效益不能正常发挥,会出现低于设计能力的经营风险。

(3)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指存在于项目生产技术及生产运营过程中的风险事件,如技术工艺是否在项目建设期结束后依然能够保持先进、会不会被新技术所替代,项目配套设备是否适用,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与职业道德能否达到要求等等。此外,在项目中还可能为了克服建设工地上的一个地理或地质环境而须采用特别崭新及未经过实验的技术,或因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而需要付出没有预料到的技术开支。

(4)市场风险:

BOT项目投产运营后的效益取决于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情况及其它表现。该项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是否存在市场及市场的好坏,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是否能够产生预期的收益用以偿还债务、满足项目经营的所需费用,并使股本投资者收回投资,是影响项目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BOT投融资方式的市场风险主要有价格风险、竞争风险和需求风险。这三种风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很难分开。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4、金融风险

项目的金融风险表现在利率风险和外汇风险两个主要方面。利率风险是指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利率变动直接或间接地造成项目价值降低或收益受到损失。实际利率是项目借贷款人的机会成本的参照系数。如果投资方利用浮动利率融资,一旦市场利率下降便会造成机会成本的提高;而对于借款者而言,则反之。外汇风险涉及到东道国通货的自由兑换、经营收益的自由汇出以及汇率波动所造成的货币贬值问题。境外的项目发起人一般希望将项目产生的利润以本国货币或者硬通货汇往本国,以避免因为东道国的通货膨胀而蒙受损失。而资金投入与利润汇出两个时点上汇率的波动可能对项目发起方的投资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

5、政治风险

凡是投资者与投资项目不在同一个国家或者贷款银行与所贷款项目不在同一个国家的都有可能面临由于项目所在国的政治条件发生变化而导致项目失败、项目信用结构改变、项目债务偿还能力改变等方面的风险,这类风险统称为项目的政治风险。

一般而言,项目周期越长,项目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就越大。政治风险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政局的稳定性,当政权更迭时或东道国处于战争、混乱状态,项目建设所依赖的法规可能被废除,原政府的承诺可能会被取消,项目财产可能被征收国有等,这类风险往往导致项目根本性的终结;二是关于政策的稳定性,主要是与项目有关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关税政策和价格政策的稳定性;三是获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准风险,一个项目的开发和建设必须得到项目东道国政府的授权或许可,取得许可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政府的批准,就会是整个项目无法按计划进行,如果因此而导致投标失败,则会导致投标费用的损失;四是法律风险,东道国法律是否健全,但发生纠纷或违约行为时,是否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提供仲裁,是否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严格的法律执行体系执行仲裁结果,对BOT项目的正常建设与经营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6、不可抗力风险

不可抗力风险主要指由于火灾、台风、雷击、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洪水等不可抗拒的意外事故引起的风险。

7、环境保护风险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普遍开始关注工业项目对自然环境,对人类健康和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个总的发展趋势是对于工业项目的排放标准、废物、处理、噪音、能源使用效率、自然植被破坏等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变得越来越严格。毫无疑问,从长远看这些立法将有助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促进工业生产技术和科研水平的提高,然而,在短期内,作为项目投资者却有可能因为严格的环境保护立法而被迫降低项目生产效率,增加项目生产成本,或者增加新的资金投入改善项目的生产环境,更严重的甚至迫使项目无法继续生产下去。对于项目融资的贷款银行,环境保护风险不仅表现在由于增加生产成本或资本投入而造成项目经济强度降低甚至丧失原有的经济强度,而且表现在一旦项目投资者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无法偿还债务时,贷款银行取得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之后也必须承担同样的环境保护的压力和责任。更进一步说,由于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项目本身的价值降低了。因此,在项目融资期内有可能出现的任何环境保护方面的风险应该和上述其他风险一样得到充分重视。

三、BOT投资项目的风险规避

通过对BOT投融资方式中风险的表现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哪些风险在BOT项目建设或生产运营过程中无法避免而且必须承担,但是却可以进行管理和控制;哪些风险虽然项目参与各方都不能加以控制,但是可以通过保险或担保的途径进行规避或管理。对于不同性质和特点的风险,由于其产生的原因不同,相关的参与方和因动因素不同,我们应当寻求有效的手段或工具来对这些风险进行有针对性地管理,以降低项目的整体风险。

(一)BOT项目中信用风险的管理

对于BOT项目中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关键在于选择信用等级较高的合作方。为了降低项目的信用风险,可以利用各种渠道对项目当事人的资信状况、资金技术能力、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等重要指标进行调查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履约能力,并通过一系列合同与协议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以保障自身权利,降低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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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OT项目中完工风险的管理

在BOT投融资方式中,完工风险出现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根据已有的统计资料,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均有大量的项目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或者预算建成投产,导致项目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来自失败。对于完工风险,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控制:第一,选择信誉良好、经验丰富、技术可靠的承包者。第二,利用不同形式的“项目建设承包合同”。第三,签订设备、材料供应合同。第四,利用有关的资金协议。强化发起人支持,将成本超支后弥补资金缺口的责任分摊给以发起人为主的各方,是化解成本超支风险的有效手段。第五,项目贷款的分阶段控制。第六,项目建设阶段,承建上造成的财产损失的风险可以在为项目整体风险投保时考虑进去。万一承建上造成财产损失,则保险金的支付可用于弥补项目损失。第七,为了限制及转移项目的完工风险,债权人通常要求项目的发起人或项目公司等其它项目参与者提供项目能够按时完工的正式保证,即完工担保。

(三)BOT项目的政治风险管理

由于政治风险是个人和企业所无法控制的,所以,政治风险的防范只能依靠国际社会和国家的力量及相关法规,对国际直接投资者予以保护,以降低跨国投资的风险。BOT投融资方式中降低政治风险最简单的方法是回避,即选择政局稳定的国家进行项目建设,不参与政治风险大的项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BOT投融资方式的政治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风险进行管理:

第一,寻求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出一定的保证或承诺。政治风险主要是政府行为对项目造成的风险,因而政府对此风险负有较大的责任。对于获准风险和由于法律政策的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尽力寻求项目所在国政府、中央银行、税收部门或其它有关的政府机构的书面 保证或承诺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这里面包括取得由项目主办方或政府提供的安慰信,寻求免于征用和国有化,以及在发生这些情况时得到适当补偿的保证或承诺,政府对一些特许项目权力或许可证的有效性及可转移性的保证或承诺,对特殊税收结构的批准认可等一系列措施。

第二,项目国际化。项目国际化就是尽可能采用多边金融组织、多国出口信贷银行的贷款,或者使项目出资方来自众多国家,形成一个国际投资者和贷款方的集团,这样如果该项目设施被征收或国有化,将导致该国政府对一批国际贷款的违约,因而危及该国家的信用,使它陷入一种不能被国际社会接受和容忍的局面。

第三,为政治风险投保或寻求担保。对于一些项目,政府的保证或承诺是非常难得的,有时就只有向商业保险公司或官方机构投保政治风险或寻求担保。

(四)BOT项目的金融风险管理

对于利率风险,目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运用的是一种名为双货币贷款的品种,即贷款利息和本金的计算和支付采用两种不同的货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币。一般情况下,双货币贷款使用低利率货币作为计算利息的货币,使用相对高利率货币作为计算本金的货币,根据汇率的利率平价理论,相对高利率国家的货币远期贴水,相对低利率国家的货币远期升水。这样,当贷款未来到期时,可以取得汇率贴水的好处,尽管在利息支付时,计价货币可能会升水,但由于利息支付额相对于本金支付额较小,其损失可由本金的汇价收益得到补偿。对于汇率风险,汇率波动风险可以通过将所贷货币与收益的货币相吻合的方式来预防。具体地说就是如果项目公司能够从当地取得贷款,由于其项目收入也多以当地货币取得,那么项目公司偿还债务就不涉及货币的兑换,从而间接地减少了汇率波动给项目带来的风险。此外,还可以通过预先构造不同的合同结构使借贷的货币与项目的收入货币相匹配,也能够达到减少货币兑换的目的。

四、结论

BOT 是私人资本与公共项目相结合的一种模式,它通过东道国政府的授权,使私人投资者参与到基础设施或公共项目中去。它解决了政府投资建设这些项目的资金需要,缓解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力不从心,同时也打通了私人资本投资获益的新渠道,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新型投资方式。BOT 投融资方式在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几经变革,在传统的模式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多种模式,方便投资者针对不同的项目和政治法律环境分别采取不同的模式,这充分说明 BOT 模式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广泛的应用性。

陈华敏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00437/06100437 凡是投资必有风险,投资越大风险越大。由于 BOT 项目经历的时间长、存在的当事人多、相互的关系复杂,使得在这一过程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因此 BOT 项目存在着比一般国际投资项目更加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等各种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于项目运行的全过程。

通过上述对BOT项目的风险的分析,本文有针对性地总结了有关 BOT 风险防范的措施,从而使 BOT 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能够充分发挥其融资功能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并使之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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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防腐产品质量风险分析及规避对策最全面10

防腐产品质量风险分析及规避对策

防腐产品没有提供样品、保存图谱等环节,相应也无“造假”的嫌疑。防腐产品在2006、2007年的实际操作中,往往采取在初期供质量特别好的产品,随后逐步降低成本较低的办法。业界对这种情况的定性是:质量不稳定,品质降低。但只要满足技术要求,就没有麻烦。

防腐产品的风险在于:由于工期紧迫或旧有习惯,国内管道防腐企业往往不严格遵守设计规范,在抽样送检数据、工艺评定数据不完整的情况下就开工生产。等到发现个别指标不合格时,已经生产了大量成品,造成极大被动。如果监理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判定,就要报废全部成品管。假如是粒料送检指标不合格,我方就要承担全部责任;是成品管防腐层不合格,我方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出现上述情况,目前行业内普遍采用变通方法解决:重新检测,以取得合格报告为目的。这种变通的办法已成为行业潜规则,只要没有严重质量事故,一般还是能化解问题。但今年的“兰-郑-长”和明年的“西气东输二线”等中石油重点工程,质量管理空前严格,不能抱侥幸心里,必须扎扎实实作好工作,确保产品有高的合格率。

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加快大型混料设备的安装运行;强化原料品质管理,提升竞争性原料供应商设备、技术档次等等。产品检测方面,应在三地配齐电气强度、体积电阻率测试设备;最好还能配备DSC仪,以便随时监控OIT值。在明年的重点工程中,OIT值是一项经常检测的重点项目。

未来目标是:在准确掌握用户及工程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供货型号、色号;所有产品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满足用户检测要求,重点工程确保产品性能合格率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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