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法公布4个指导性案例 中国式“判例” 头炮有点闷
最高法公布4个指导性案例 中国式“判例” 头
炮有点闷
摘要:
民告官案，一个也没有；热点案件，还没出现；入选案例，适用范围有点小，甚至有些“多余”。学界公众期待很高，法官亟需鲜活经验，最高法院“慎之又慎”。
已决的公正判例，将开始发挥效力。
2011年12月20日，最高法院在出台相关规定一年以后，谨慎低调地公布了第一批4个指导性案例。
这意味着，法官在裁决案件时，除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有先例判决作为裁判依据。
人们是否会等来渴盼已久的“同案同判”？这些年法官在拆迁、名誉权等领域摸索出来的裁判规则，是否能够得到普遍确认？最高法此举给社会各界带来诸多期待。
该指导的还没指导
2010年11月26日，最高法院公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后，迟至一年，首批指导性案例才得以出炉。
最高法院研究室案例指导处处长吴光侠介绍，遴选过程“慎之又慎”。他们从各级法院报上来一百多个案例中，提出备选案例，然后征求业务部门和学者的意见，再报主管院长，最后经审委会讨论，同意后才公之于众。
“数量少了点，不解渴。”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说。他设想的理想状态是：规定出台后，每三个月出台一次，每次七八个案例，一年就有几十个。“这样才能对普遍的同案不同判问题，起到立竿见影的解决效果。”
广东省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长唐文感到有点遗憾：4个指导性案例，两个民事案、两个刑事案，没有一个行政案。民告官案件被认为是“最难啃的骨头”，法官们亟需先例判决的指导。
4个案例中，一号案例涉及房屋买卖中的“跳单”纠纷，二号涉及民事诉讼中二审和解协议效力问题，三号案例涉及新型受贿的认定，四号案例涉及婚恋纠纷中的杀人罪免死问题。
“总体来说，对社会热点回应度不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李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发现，这几年几个引起社会关注的案例都没有选上，比如许霆利用ATM机故障取款案、辽宁张剑杀死拆迁者被判正当防卫案等。李轩曾和最高法院副院长苏泽林合作研究案例指导制度。
2011年5月，最高法院表示，已通知各省高院将按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的第一、二起案件上报，最高院将在审查后发布醉驾指导性案例作为审判醉驾的参照。此前，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最高法院院长张军的一句“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激起巨大争议。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高法院本意是想选醉驾案入指导性案例，但公安和检察机关有不同意见，理论界对此也有分歧，谨慎起见，最终未选。
广东省高院有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该省上报了20个案例，包括许霆案，全部落选。一位学者指出，许霆案是由于舆论监督引起法院重视才改判的，在类似案件中是否应该遵循许霆案，司法实务界仍有分歧。
有学者评价这次案例遴选：慎重有余，效率不高。
最高法院的慎重也不无道理。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2011年7月在《人民法院报》撰文说，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备选案例不符合指导性案例的要求，或者不具有指导价值，或者有较大的瑕疵与争议。
按照2010年规定中的相关条件，胡云腾解释说，“社会广泛关注的”
是指实实在在的利益争执，不是公众一时的热议或者媒体的炒作；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人身损害的也属于工伤，就符合“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没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不论多么典型、疑难或者新颖，都不能作为指导性案例。
指导性案例指导性不足
即使是已经公布的4个案例，在学界和实务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受访学者和法官中，三号案例获得的好评最多，法院通过一个职务犯罪案例，就将4种新类型的受贿情节界定清楚。该案主人公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潘玉梅、办事处主任陈宁，与请托人合办公司，未出资，不参与经营管理，但获取“利润”；收了钱但还没“为他人谋取利益”；从房地产公司买低价房；相关人员被查处后赶紧退赃等，这些行为均被认定为受贿。
对其他3个指导案例，仍有一些不同意见。
一号案例被认为适用范围过小。买方与一家中介签了买房确认书，但最终对比多家中介公开的同一房源信息后，选择和报价最低的一家中介签约，此案例明确认定，房主并未违约。但这类“跳单”并不是最普遍的现象，大量的纠纷是买家跳过中介直接和房主签约，此类纠纷明显属于违约，无须“指导”。“虽然法院判决合理，推理过程清晰，但指导性意义的普适性何在？”一位受访专家反问。
二号案例则被疑是否“多余”。民事诉讼二审时，双方签了和解协议，一方忽然翻脸了，要求执行一审判决，此类情况法院是否支持？指导性案例的答案是支持。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对和解协议效力的问题，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太多争议，所以指导意义不大。
争议最大的是四号案例。该案中的男青年王志才因和女友结婚不成，愤而杀人，最终被判死缓。案例的指导性意义在于：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发引发的故意杀人案，本应判处死刑的，可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判处被告人死缓。
“婚姻家庭等案慎用死刑”是现行刑事政策的原则之一，有学者猜
测，此案是对2011年8月云南省高院重审李昌奎杀人案的“辩解”，重申法院在死刑政策上的立场。
云南农民李昌奎杀死昔日恋人及其三岁幼弟，受害者家属要求严惩，一审被判死刑；由于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云南省高院改判李昌奎死缓，完全符合四号案例的裁判要点。
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最高法院决定由云南高院重审此案，李昌奎最终被判死刑，一个月内完成核准和执行程序。
无论对4个指导性案例有多少争议，学者们仍感到欣慰。首批案例的推出，意味着中国式判例制度终于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判例指导法官：不能“依葫芦画瓢”
法院希望指导性案例有“准强制执行力”，如违背，可构成撤销原判理由
法官应完整参照案例，除了方法论，更要用“心”去领会案例背后的法律精神
不是法律但有约束
2010年11月定型的案例指导制度，即仅有10个条文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限制为“应当参照”。
这已离最初设计相差甚远。由最高法院副院长苏泽林领衔的课题组所做的专家建议稿，曾规定，上级法院在审理二审、再审案件时，发现下级法院裁判与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违背的，应予以改判。（参见本报2009年9月2日《“同案同判”是一个神话？》）
自案例指导制度2005年明确列入司法改革二五纲要，到2010年11月最高法院的规定出台，围绕这一制度的最大争议在于，如何避免僭越
立法权问题。根据现行法律，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则被赋予对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司法解释权。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定调是，指导性案例是“不是造法而是释法”。
世界两大法系，普通法国家如英国、美国的法律渊源是法官的先例判决，即法律规则是由法官在判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作为成文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是先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官不能“造法”。研究判例制度二十年之久的广州大学副校长董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最高法院最初搞研究就避开“判例”这个敏感词的原因。
“近年来两大法系都在相互借鉴，中国也这么做了。”最高法院研究室案例指导处处长吴光侠语气轻松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剩下的就是好好实施这个制度。
《法制日报》报道说，为了明确“如何参照”这一问题，目前最高法正在起草具体的操作规范。
此次首批4个案例发布，最高法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表述可概括为，“应当参照”意味着法官判案时应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说理依据引用，但不能成为判案的法律依据。
“我认为现在的指导性案例是‘准强制执行力’，次于法律的‘强制执行’。或者说，是‘事实上的拘束力’，而又不是‘法律上的拘束力’。”广东省高院审委会委员、审管办主任廖万春说。
虽然对判例法的借鉴打了折扣，但从法院的角度而言，案例指导制度被期待具有强制约束力。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认为，“应当就是必须”。当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参照指导性而未参照，必须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参照某个指导性案例的要求，法官应当回应并说明理由。
“最高法院审委会通过了，也就是说各级法院审理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案件时必须适用，如果违背指导性案例，那就可以构成撤销原判的理由。”胡云腾说。
自1985年起，最高法院创办《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陆续发布一些典型案例供各级法院参考，这些案例在未重新公布前，不被视为指导性
案例。
为了保证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最高法院还要求，各高级法院只能发布参考性案例，且不能再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称谓。
不只是方法论
与普通法国家法官通过判例探索法律规则相似，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中国式的判例制度，有填补法律漏洞以及解决法律滞后等目标，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司法不公，特别是“同案不同判”现象引发的司法公信力危机。
2006年广州青年许霆从ATM机取走不属于自己的17.5万元，一审被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经上诉后，改判有期徒刑5年。
因许霆案，曾从ATM机上取出借记卡上无端多出42.9万的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学生何鹏，命运出现了转机。2009年，经云南省高院重申，已在狱中度过5年的何鹏，由无期徒刑被改判8年零6个月。
案例指导制度，有望弥补法律和司法解释不足，以更直白的方式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近几年，先行先试的一些地方取得良好效果。2002年8月，郑州“王海”刘政军知假买假的行为在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被确认为消费行为，刘获得双倍赔偿，当第二起类似案件发生后，法院援引“先例判决”，仅用二十分钟就宣告结案。
最高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还“着重指出”，参照主要指参照指导性案例明确的裁判规则、阐释的法理、说明的事理，不是依葫芦画瓢参照具体的裁判结果。
对于机械追求“同判”的担心并非多余。近几年，“彭宇”成为扶老人被告案的代名词，实际上，几起案件的案情存在差异，并不都适合简单以“彭宇”套用。法官不仅应理解指导性案例的方法论，更应充分理解案例背后的价值观和法律思维。
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长唐文说，依据先例判决判案，最关键的问题是
对海量的案件相似、不相似的地方进行甄别，这在判例法国家叫做“区别技术”。而中国大量的法官还不具备这样的素质，近些年的培训也不够，对指导性案例制度的适应还有些难度。有学者担心，如果过分强调案例指导，还可能挫伤法官独立判案积极性。
相比“许霆案”或“彭宇案”，小贩刺死城管是故意伤害或合法自卫，批评官员被跨省追捕以诽谤等罪名入刑，贪官似乎级别越高惩罚力度越小，这些案件还反映了“同案不同判”以及其他司法不公现象之所以突出，除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过于随意，还夹杂法院内外的各种利益和权力因素。
在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看来，指导性案例制度最大的效用是树立司法权威，客观上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功能。
除了法律条款的援引，行政干预往往是法官判案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倘若法官有来自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撑腰”，无疑增加了法官独立办案的心理筹码。（参见本报2010年8月18日《中国式判例制度实验在即》）
“指导性案例有了强制性规定，今后法官绝可能等闲视之。”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长唐文认为，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也会改变法官审案时先找法条，然后层层请示领导的习惯性做法。
第二篇：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指导案例5号：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江苏省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
关键词： 行政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规章参照盐业管理
裁判要点：1.盐业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的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新的行政许可。
2.盐业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3.地方政府规章违反法律规定设定许可、处罚的，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不予适用。
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
基本案情：原告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简称鲁潍公司）诉称：被告江苏省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简称苏州盐务局）根据《江苏省〈盐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简称《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规定，认定鲁潍公司未经批准购买、运输工业盐违法，并对鲁潍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其具体行政行为执法主体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苏州盐务局无权管理工业盐，也无相应执法权。根据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关于改进工业盐供销和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等规定，国家取消了工业盐准运证和准运章制度，工业盐也不属于国家限制买卖的物品。《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与上述规定精神不符，不仅违反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而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简称《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属于违反上位法设定行政许可和处罚，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苏州盐务局作出的（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被告苏州盐务局辩称：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苏州盐务局有作出盐务行政处罚的相应职权。《江苏盐业实施办法》是根据《盐业管理条例》的授权制定的，属于法规授权制定，整体合法有效。苏州盐务局根据《江苏盐业实施办法》设立准运证制度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均在《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之后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仍然应当适用。鲁潍公司未经省盐业公司或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购买工业盐的行为，违反了《盐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苏州
盐务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规、规范性文件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鲁潍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12日，鲁潍公司从江西等地购进360吨工业盐。苏州盐务局认为鲁潍公司进行工业盐购销和运输时，应当按照《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工业盐准运证，鲁潍公司未办理工业盐准运证即从省外购进工业盐涉嫌违法。2009年2月26日，苏州盐务局经听证、集体讨论后认为，鲁潍公司未经江苏省盐业公司调拨或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省外购进盐产品的行为，违反了《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并根据《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鲁潍公司作出了（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鲁潍公司违法购进的精制工业盐121.7吨、粉盐93.1吨，并处罚款122363元。鲁潍公司不服该决定，于2月27日向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苏州市人民政府于4月24日作出了[2009]苏行复第8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苏州盐务局作出的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9日以（2009）金行初字第00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苏州盐务局（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书。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苏州盐务局系苏州市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有权对苏州市范围内包括工业盐在内的盐业经营活动进行行政管理，具有合法执法主体资格。
苏州盐务局对盐业违法案件进行查处时，应适用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苏州盐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应依照《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实施。法不溯及既往是指法律的规定仅适用于法律生效以后的事件和行为，对于法律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适用。《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苏州盐务局有关法不溯及既往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不能设定新的行政许可。法律及《盐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行政许可，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制度。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已经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内作出具体规定，《盐业管理条例》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苏州盐务局在依职权对鲁潍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时，虽然适用了《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但是未遵循《立法法》第七十九条关于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定，未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指导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处罚没收较大数额财产听证程序
裁判要点：行政机关作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时，未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或者未依法举行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基本案情：原告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称：被告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金堂工商局）行政处罚行为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返还电脑主机33台。被告金堂工商局辩称：原告违法经营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所扣留的电脑主机是32台而非33台。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12月20日，四川省金堂县图书馆与原告何伯琼之夫黄泽富联办多媒体电子阅览室。经双方协商，由黄泽富出资金和场地，每年向金堂县图书馆缴管理费2400元。2004年4月2日，黄泽富以其子何熠的名义开通了ADSL84992722（期限到2005年6月30日），在金堂县赵镇桔园路一门面房挂牌开业。4月中旬，金堂县文体广电局市场科以整顿网吧为由要求其停办。经金堂县图书馆与黄泽富协商，金堂县图书馆于5月中旬退还黄泽富2400元管理费，摘除了“金堂县图书馆多媒体电子阅览室”的牌子。2005年6月2日，金堂工商局会同金堂县文体广电局、金堂县公安局对原告金堂县赵镇桔园路门面房进行检查时发现，金堂实验中学初一学生叶某、杨某、郑某和数名成年人在上网游戏。原告未能出示《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金堂工商局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的规定，以成工商金堂扣字(2005)第02747号《扣留财物通知书》决定扣留原告的32台电脑主机。何伯琼对该扣押行为及扣押电脑主机数量有异议遂诉至法院，认为实际扣押了其33台电脑主机，并请求撤销该《扣留财物通知书》。2005年10月8日金堂县人民法院作出（2005）金堂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成工商金堂扣字(2005)第02747号《扣留财物通知书》，但同时确认金堂工商局扣押了何伯琼33台电脑主机。同年10月12日，金堂工商局以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了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在何伯琼商业楼扣留的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电脑主机32台”。
裁判结果：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25日作出（2006)金堂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一、撤销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金堂工商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金堂工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超期扣留原告黄泽富、何伯琼、何熠的电脑主机33台所应履行的法定职责。宣判后，金堂工商局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28日以同样的事实作出（2006）成行终字第228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第三项，对其他判项予以维持。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虽然该条规定没有明确列举“没收财产”，但是该条中的“等”系不完全列举，应当包括与明文列举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类似的其他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较大影响的行政处罚。为了保证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保障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对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也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适用听证程序。关于没收较大数额的财产标准，应比照《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较大数额的罚款，是指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中对罚款数额的规定。因此，金堂工商局没收黄泽富等三人32台电脑主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属没收较大数额的财产，对黄泽富等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金堂工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被处罚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本案中，金堂工商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只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告知黄泽富等三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而没有告知听证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
第三篇：最高法公布10大食品药品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目 录
1.广西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2.陶昌醒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3.徐丙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4.黄宁、曾荣芬、刘旭旺销售伪劣产品案
5.谢天、李华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6.赵榜河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7.刘希强等人生产、销售伪劣（香油）产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8.吐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9.桑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10.姚扬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1.麻秀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2.邱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3.张益祥、张庆裕、农秀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4.张佳章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一、广西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23日,叶润军在广西华联综合超市(以下简称华联超市)购买了7罐2013年11月20日生产的，保质期为18个月的事农茶花菇预包装食品，每罐73元，共花费511元。后叶润军发现其所购茶花菇菇体布满死昆虫和活虫，叶润军多次与华联超市交涉协商，要求华联超市退回货款及赔偿，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叶润军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华联超市返还购货款511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5110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润军在华联超市购买了7罐事农茶花菇预包装食品，双方之间买卖关系成立，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条关于“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是有关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的相关规定。食品销售者，不仅应当审查食品的资质证明、合格证明，还应确保食品安全。
本案中，凭肉眼可观察到华联超市销售的茶花菇菇体上布有死昆虫及活虫，包装瓶瓶底亦有死昆虫，因此，华联超市销售的茶花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华联超市以其出售的茶花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且华联超市不存在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销售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故叶润军要求华联超市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十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三）典型意义
依照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销售者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及时清理下架。本案中，华联超市销售长虫的茶花菇未能及时清理下架，系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同时主张赔偿损失和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也可以只主张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叶润军要求华联超市退还货款并支付售价十倍的赔偿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判决后，华联超市未上诉。
二、陶昌醒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以来，被告人周明忠、李雄梅、文绍明（另案处理）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无经营资格且未经卫生检验检疫部门检疫的情况下，从南宁市周边县镇收购死因不明的或病死的猪，其中，周明忠、李雄梅在南宁市兴宁区人民路北一里431号房内对上述收购来的猪进行切分并销售。被告人姚寿林、唐玉奎则在南宁市兴宁区人民路北一里247号帮助文绍明，将文绍明收购来的死因不明或病死猪进行切分并销售。
2014年1月17日，工商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在南宁市兴宁区人民路北一里431号房内查获周明忠、李雄梅收购的并在切分的疑似病死猪的猪肉1932斤，在南宁市兴宁区人民路北一里247号房内查获文绍明收购的并由姚寿林、唐玉奎切分的疑似病死猪的猪肉1218斤。并抓获被告人周明忠、李雄梅、姚寿林、唐玉奎。经鉴定，从两处查获的猪肉中检出伪狂犬病毒、猪繁殖和呼吸综合症（蓝耳病）病毒核酸、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核酸及猪圆环病毒呈阳性。
另查明，2011年12月起，被告人陶昌醒、黄燕玲、陶国炎为牟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肥英”、周明忠、文绍明处购买切分好的死因不明或病死猪的猪肉，由被告人陶国炎驾驶车辆将猪肉运回南宁市兴宁区燕子岭上六巷23号陶昌醒等人租住的房屋内，三人共同将购回的猪肉加工制作成叉烧后销售至南宁市内的石户桂林米粉店。经核算，仅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销售给石户米粉店的叉烧达6702斤，金额为125735元。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陶昌醒、周明忠、黄燕玲、陶国炎、李雄梅、姚寿林、唐玉奎购买死因不明或病、死猪进行加工，制作成食品对外销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故本案七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据此，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陶昌醒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陶国炎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黄燕玲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周明忠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李雄梅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姚寿林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唐玉奎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社会影响广泛、涉及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案件。南宁市石户桂林米粉店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地知名米粉品牌，米粉也是深受本地人民群众喜爱的食品。在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仍有不法分子为谋取不法利益，不顾国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政策，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不合格原料或者掺入不法添加剂，赚昧心钱。人民法院综合考虑陶昌醒、陶国炎、黄燕玲、周明忠、李雄梅、姚寿林、唐玉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对七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至二十万元不等的刑罚，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
三、徐丙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丙华经营管理南宁市石户桂林米粉店并负责食材的采购，徐丙华在采购食材时未要求陶昌醒等人提供工商执照、食品流通证、健康证等相关证件，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2011年底开始长期低价从陶昌醒处订购使用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猪肉制作的叉烧用于叉烧粉的制作及销售，将叉烧粉提供给顾客食用。经鉴定，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南宁市石户桂林米粉店向陶昌醒处订购叉烧达6702斤，价值达125735元。被告人徐丙华指示员工农永青在制作石户米粉
店的《餐饮单位食品原料进货验收台帐》中填写虚假信息，以备南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抽检。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丙华购买死因不明或病死猪肉制作的叉烧用于叉烧粉的制作，销售给顾客食用，并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据此，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徐丙华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社会影响广泛、涉及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案件。南宁市石户桂林米粉店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地知名米粉品牌，米粉也是深受本地人民群众喜爱的食品。在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仍有不法分子为谋取不法利益，不顾国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政策，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不合格原料或者掺入不法添加剂，赚昧心钱。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徐丙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对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
四、黄宁、曾荣芬、刘旭旺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宁系柳州市大鹏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主要经营农药、种子、化肥等。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系夫妻关系，2009年，夫妻二人在象州县马坪镇马坪新街5号注资成立象州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业主为曾荣芬，经营范围为农药、化肥及种子。平时由刘旭旺负责进货，由曾荣芬负责销售。2012年12月份，被告人黄宁从郑州万安特农化产品有限公司购进“长制?”2%吡虫啉农药，在明知该农药适用于防治黄瓜蚜虫的情况下，其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宣传该农药适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并以每件370元的价格销售了202件的“长制?”2%吡虫啉农药给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销售额74740元。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的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从柳州大鹏农资公司购进了202件的“长制?”2%吡虫啉农药后，其二人主观上均明知该农药的真实性能即防治黄瓜的蚜虫，但其为了增加销售量，将该农药销售给农户时宣传为适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致使马坪镇大槽屯的秦某某等农户在购买该农药施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但甘蔗的害虫没有被杀死，造成蔗农损失。经查，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共销售了1512包，每包的售价是55元，总销售额83160元。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农药鉴定所鉴定，“长制?”2%吡虫啉农药系不合格产品。
（二）裁判结果
象州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宁、曾荣芬、刘旭旺明知“长制?”2%吡虫啉农药适用于黄瓜蚜虫的防治，但为了牟利，将该产品大肆
宣传为防治甘蔗的害虫，并销售给蔗农用于喷杀甘蔗的害虫，其行为属于以假充真，且销售金额均达五万元以上，均已触犯刑律，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黄宁作为自然人投资的柳州市大鹏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对该公司的销售金额负责。而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在销售伪劣产品中，一人负责进货，一人负责销售，相互配合，属共同犯罪，且均为主犯，均应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黄宁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销售伪劣产品的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归案后也能如实供述其销售伪劣产品的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均可对其从轻处罚。此外，案发后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能退给蔗农农药款，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对此二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故判决被告人黄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曾荣芬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刘旭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三）典型意义
民生案件与公民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家庭的基本利益密切相关，我国司法机关历来十分重视涉及民生案件的宣判及执行。本案中，黄宁、曾荣芬、刘旭旺明知“长制?”2%吡虫啉农药适用于黄瓜蚜虫的防治，但为了牟利，仍将该产品大肆宣传为防治甘蔗的害虫，并销售给蔗农用于喷杀甘蔗的害虫，最终影响甘蔗生长，给蔗农造成巨大损失，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宣判，给广大农药商予以法律震慑，鲜活的案例告诫其切不可为了一己私利，让农民遭受损失，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五、谢天、李华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底至12月间，谢天、李华春受他人（另案处理）雇请，多次用货车从广东省化州市收购、运输死猪回玉林市玉州区仁东镇旺卢村的肉类加工场，由他人进行加工销售。2013年12月23日，李华春、谢天驾驶一辆货车到广东省化州市合江镇合江桥，收购了一批死因不明且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的死猪。次日6时许，二人运输该批死猪（共5.57吨）返回玉林，途经玉林市玉州区秀水路时被公安民警查获。经检验，涉案死猪含伪狂犬病病毒和猪圆环病毒。
（二）裁判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谢天、李华春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谢天、李华春共同故意犯罪，属共同犯罪；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共同犯罪中，谢天、李华春均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谢天、李华春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原审法院依照相关法律判决：
一、被告人李华春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
二、被告人谢天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
谢天上诉提出，在本案中其是受他人雇佣收购、运输死猪，是从犯，且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宽处罚。二审玉林市中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天、原审被告人李华春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谢天、李华春共同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共同犯罪中，谢天、李华春均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谢天、李华春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原审法院根据谢天、李华春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谢天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予以驳回。遂于2015年6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药品安全水平是决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生活在一个能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的环境里，是人民群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也是整个社会的底线。然而，近年来我国相继出现的地沟油、毒胶囊等事件，一次次地以各种方式挑战社会的底线，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影响国家形象，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
判职能作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从严惩处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了食品药品安全。
六、赵榜河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赵榜河在苍梧县京南镇木播村枧尾组经营小作坊生产腐竹，将禁止添加到食品的非食品添加剂硼砂添加到生产的腐竹中，并予以销售。2014年4月25日，公安人员查获该小作坊并扣押了生产的腐竹及原料豆浆。经检验，所扣押的腐竹以及原料豆浆均检出硼砂成分。
（二）裁判结果
苍梧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榜河违反国家食品管理法规，在生产的腐竹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硼砂，并予以销售，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赵榜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三）典型意义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此前对该类案件入刑标准很严格，主要看有没有造成食物中毒等较严重的后果才构成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加重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处罚，只要有
生产、销售有害食品行为便构罪，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案中，仅管被告人添加的禁用食品添加剂的用量很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食品生产者必须保障食品安全，避免悲剧发生。同时，作为广大消费者，要擦亮双眼，善于识别危害性食品，多了解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及有关法律规定，对于食品危害行为要敢于说“不”，共同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七、刘希强等人生产、销售伪劣（香油）产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被告人刘希强、郭秀波共同出资成立哈尔滨希强调味品有限公司。二人为降低生产成本，谋取非法利益，从被告人薛现民处购入香油香精和粗制棉籽油后，指使被告人唐长友等人将香油香精、粗制棉籽油与色拉油勾兑成伪劣香油，或在香油中按一定比例掺入伪劣香油，经灌装、包装后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1千余万元。2012年8月，刘希强在蜂蜜中掺入购买的麦芽糖浆，制成伪劣蜂蜜进行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20余万元。刘希强为向天手公司二厂、天手公司饺子厂销售其生产的伪劣香油，指使他人按照销售数量向天手公司二厂采购员曹研、天手公司饺子厂厂长于光（另案处理）行贿4万余元，（二）裁判结果
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希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被告人薛现民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被告人唐长友、郭秀波以生产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刑罚。宣判后，刘希强、薛现民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案件。四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生产香油和蜂蜜过程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将伪劣产品进行销售，涉案金额巨大，严重侵犯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刘希强为谋取竞争优势，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又侵犯了企业正常业务活动和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企业产品质量诚信造成严重侵害，有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评价，必须依法严惩。
八、吐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月起，被告人吐某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在泽普县泽普镇古勒巴格乡路口开设了《佳吾海尔快餐》，从事煮（烤）鸡肉销售生意。7月25日，其存放在冰箱里的15只生鸡肉变质坏掉（腐烂）。
被告人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规定，明知这坏掉的15只生鸡肉和冰箱里的其他鸡肉已变质（腐烂），还是把这些鸡肉煮（卤）（烤）好后销售给顾客。7月25日早晨至7月26日18时，先后有53名顾客分别购买了变质腐烂的烤鸡 57只，造成古某等193人食用后中毒，并造成古某和阿某2人中毒死亡。
经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鉴定，认为死者古某和阿某因生前食用被伤寒沙门氏菌污染的食品（鸡肉），出现全身中毒症状，最终以水电解质紊乱，急性呼吸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经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检测，检查出被告人吐某和被害人中的托某、艾某等人体内都有伤寒沙门氏菌。
（二）裁判结果
泽普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吐某无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在明知自己销售的烤鸡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变质鸡肉，但仍然煮（卤）（烤）后进行销售，结果导致两人严重食物中毒死亡、193人不同程度中毒的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应依法严惩，但被告人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已达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亦取得了被害方的谅解，并且有深刻的悔罪表现，因此在考虑这些方面的基础上，对被告人在法定刑范围内，可以适当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能够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并且可以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吐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2 年。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近年来，我国一些重大、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接连不断，瘦肉精、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问题胶囊、病死猪肉等系列案件相继出现，显现出当前社会的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面对这种形势，人民法院始终努力履行职能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活动出重手、下重拳，坚决打掉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增强民生保障的责任感，彰显社会主义司法的震慑力和威慑力，弘扬社会正气。
九、桑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下旬，被告人许某从昌吉市吉丰公司职员芦艳花处先后购进其声称是“303”的油葵种子。2008年春季，由徐某（因犯销售伪劣种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布尔津县阔斯特克乡杰特阿尕什村销售该油葵种子，该村村民及邻村村民高某等21户被害人以直接或转让的方式，共在许某处购买其声称是“303”的油葵种子1683公斤。21户被害人共种植2630亩油葵，支付种子款99，885元。高某等被害农户在油葵生长期发现油葵发叉现象十分严重，遂联名向布尔津县种子站申
请对其所种植的油葵种子进行鉴定。2008年9月6日，经专家鉴定，认定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种子是假种子。2008年9月25日，被害农户又申请专家进行田间实地估产鉴定，经专家鉴定，高某等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产量损失337，000公斤，共价值人民币1，213，200元。2009年5月21日，经新疆农林业司法鉴定所鉴定，高某等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产量损失339，700公斤，油葵单价为3.10元，共计价值人民币1，053，070元。其中，被告人桑某（徐某之妻）在该案中与徐某共同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445公斤，销售金额达25，070元，涉及被害农户因绝收、减产而遭受经济损失达344，437.35元。
另查明，19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已获得赔偿款516，000元，其中被告人许某赔偿100，000元，罪犯徐某赔偿16000元。
（二）裁判结果
布尔津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和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许某与罪犯徐某共同销售无标识的假冒“303”油葵种子，致使被害农户因减产而遭受1，044，700元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严重破坏了国家对种子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其行为直接危害了农业生产，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许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人桑某与许某共同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被告人桑某参与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致使被害农户因减产而遭受344，437.35元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桑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许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许某在公安机关尚未发现其犯罪事实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自首，可从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许某系自首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许某已赔偿被害人损失10万元，具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桑某在销售伪劣种子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桑某主动赔偿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具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本案被告人桑某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对其可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许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98，885.00元。被告人桑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5，070元。假冒“303”油葵种子封样品予以没收。被告人许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489，64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桑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上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油葵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许某、桑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19人鉴定费5000元、诉讼费7787.40元、交通费3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农业种子的质量好坏事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更关系到农粮生产安全。现在社会上出现少数不法之徒销售假冒伪劣种子的恶劣犯罪行径对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伤害极大，更有甚者造成农民家庭倾家荡产，影响恶劣。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行为一直以来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对实施此类犯罪的人员绝不姑息、采取高压态势形成震慑效应，做到除恶务尽，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十、姚扬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6月份起，被告人姚扬业在灵山县新圩镇元屋村委会细王坡村9号，开设了一个猪皮、鱿鱼的非法加工点。被告人姚扬业从市场上收购回猪皮、鱿鱼作为生产原料，然后由其雇请的工人檀雪梅、梁思梦，在加工猪皮、鱿鱼的过程中，使用非食品原料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进行浸泡，加工完成后，被告人姚扬业再将猪皮、鱿鱼销售给顾客。2014年10月15日上午，灵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查处了该猪皮、鱿鱼非法加工点，执法人员从现场查获干鱿鱼147千克；半成品猪皮126千克；成品猪皮41千克；一桶过氧化氢H2O2/27.5%的可疑溶液22.5千克；一桶食用消毒剂（过氧化氢）35%的可疑溶液27千克。经对被缴的可疑溶液抽样送到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检出过氧化氢成份分别为34.5%和44.2%（检测依据：GB/T23499-2009）。
2014年10月17日，灵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案件移交灵山县公安局处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于2014年10月23日电话通知被告人姚扬业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被告人姚扬业按时到达，到案后如实交待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要犯罪事实。当日，被告人姚扬业被灵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另查明，被告人姚扬业经营的猪皮、鱿鱼加工点没有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被告人姚扬业用于浸泡猪皮、鱿鱼的过氧化氢是从南宁市大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玉林市分公司购进。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姚扬业为牟利，在生产、销售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持续时间较长，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公诉机关指控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被告人姚扬业的刑事责任成立。被告人姚扬业在其犯罪行为已被公安机关发觉，但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按照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调查，可视为自动投案，到案后直至庭审过程中均如实供述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要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以对被告人姚扬业从轻或减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姚扬业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姚扬业犯罪情节轻微，被查获时已停止生产是犯罪中止，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姚扬业适用免予刑事
处罚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姚扬业从2013年6月份起开始从事食品加工，至案发已有一年多，持续时间较长，销售的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被告人姚扬业被抓当天不生产不能构成犯罪中止。因此，对被告人姚扬业及其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姚扬业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本院决定对被告人姚扬业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但在缓刑期限内禁止其从事食品生产。依照法律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姚扬业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禁止被告人姚扬业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宣判后，被告人姚扬业没有上诉，公诉人没有抗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一件事。鱿鱼、猪皮都是人民群众最为常吃的食品，这些常用食品的不合格对人身及家庭容易造成巨大精神伤害与痛苦，在社会上易引发恐慌情绪，危害极大，更是从严惩治的重点。在本案中，被告人姚扬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也没有大面积暴发，对其可以从轻处罚。其有自首情节，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十一、麻秀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起，被告人麻秀龙从广西百色市、宾阳县收购废弃固体牛油，销售给重庆邦明食品有限公司。为进一步精炼提高售价，2013年3月某日，被告人麻秀龙委托广西莫老爷食品有限公司加工提炼牛油。同年4月中旬，麻秀龙雇车将150吨的牛油运至广西莫老爷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厂进行加工。2013年5月24日，办案民警从麻秀龙租用的仓库缴获牛油57.9吨，从广西莫老爷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厂缴获牛油约126吨。经检验，查获的牛油不符合《食用动物油脂卫生标准》。
（二）裁判结果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麻秀龙利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并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麻秀龙在利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过程中尚未加工完成即被公安机关查处，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麻秀龙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麻秀龙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典型意义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犯罪行为作出了严厉的规定，且在“史上最严厉食品安全法”出台实施的大背景下，犯罪行为依然屡禁不止。除了有犯罪分子牟取暴利、投机取巧的心理，更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处罚力度较轻等有关。本案对被告人麻秀龙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的处罚，彰显了我国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遏制一切形式危害人们舌尖上的安全的决心。
十二、邱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至今，被告人邱某某在昭平县昭平综合市场3幢7号门面经营“小美”面包店。2015年6月25日，昭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该店生产、销售的面包、馒头进行抽检。同年7月2日，昭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将面包、馒头含铝的鉴定结论明确告知了邱某某(由邱某某母亲吴桂群签字)，并对其送达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调整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2014年第8号)(由邱某某母亲签字)。2015年7月3日，邱某某在明知告知事由后继续使用含铝的食品添加剂“泡打粉”生产包子，违反了国家卫计委等5部门公告中“膨化食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小麦粉及其制品生产中不得使用硫酸铝钾”的规定，危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二）裁判结果
广西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邱某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成立。被告人邱某某辩解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为打击刑事犯罪，维护
社会秩序，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项之规定，被告人邱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三）典型意义
长期以来，“泡打粉”是生产面包的必用食品添加剂，而且使用广泛。《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调整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规定，自2014年7月1日起，“膨化食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小麦粉及其制品生产中不得使用硫酸铝钾”。“泡打粉”就是含铝的食品添加剂。国家禁止使用“泡打粉”生产包子，如果再继续使用，就是犯罪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十三、张益祥、张庆裕、农秀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以来，被告人张益祥、张庆裕、农秀勤三人在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景华路东145号左侧自建房内使用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加工牛百叶、牛肚等食品，加工好后由被告人张益祥销售至广西柳州、贺州等地及贵州省。2013年5月15日公安人员从张益祥的加工点内查获到白色成品牛黄喉1074.4公斤、白色半成品牛黄喉334公斤、白色半成品牛百叶243.1公斤、白色成品牛百叶215.1公斤、白色成品牛肚583公斤、白色半成品牛肚321公斤、黑色成品牛百叶218.7公斤、黑色半成品牛百叶206.4公斤、原料牛百叶150公斤、工业烧碱20斤及记账本（两本）等物品。经广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从被告人张益祥加工点提取的食品及加工用原料进行过氧化氢含量分析，其中编号G13-002652的牛百叶浸泡水、编号G13-002654的牛黄喉浸泡水不符合GB2760-2011要求，从编号G13-002744不明液体中检出过氧化氢。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益祥、张庆裕、农秀勤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张益祥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被告人张庆裕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被告人农秀勤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2014年1月9日，该院对本案当庭作出判决，目前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双氧水学名过氧化氢，是一种化学药品，也是被禁食品添加剂之一。食品经过双氧水浸泡后，原有营养成分被破坏。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有害，可损伤胃黏膜，甚至致癌。被告人使用对人体有害并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工业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与氢氧化钠（俗称“烧碱”）浸
泡加工牛百叶、牛肚、黄喉等食物，并销售到广西区内各个市县的超市、餐馆以及烧烤、夜宵摊位。经过公开审理，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与经过质证的证据，最终案件的被告人的行为被认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力地保障和维护了广大百姓的食品安全。
十四、张佳章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的一天，被告人张佳章为谋取利益，在卖猪肉回家途中的江边捡了一头死因不明的母猪，并将该死猪运输到浦北县张黄镇世聪广场卖给一不知名男人，得款100元。
2012年8月9日11时许，被告人张佳章为谋取利益，在浦北县龙门镇岭岗湖路口桥底下捡了一头死因不明的小猪，将死猪运输到浦北县张黄镇贩卖，在运输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广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从查获的死猪中检出猪瘟病毒（一类动物疫病）、猪繁殖和呼吸综合征（蓝耳病）病毒核酸（二类动物疫病）。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佳章为谋取利益，销售死因不明的畜类动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应当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佳章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张佳章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张佳章对一审判决服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时有发生案件。本案的发生反映出一些人因收入低，存在贪图小便宜、漠视食品安全、法律观念淡薄的心理，自我管理水平也不高，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处理方式方法不当，对非法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本案的依法审理，对于提高公民食品安全意识及遵纪守法意识，依法经营等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篇：最高法公布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例
最高法公布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例
发布时间：2014-04-25 点击次数：58 大 中 小
1、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与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简称锐邦公司)作为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合并称为强生公司)医用缝线、吻合器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经销商，与强生公司已有15年的经销合作关系。2008年1月，强生公司与锐邦公司签订《经销合同》及附件，约定锐邦公司不得以低于强生公司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2008年3月，锐邦公司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的强生医用缝线销售招标中以最低报价中标。2008年7月，强生公司以锐邦公司私自降价为由取消锐邦公司在阜外医院、整形医院的经销权。2008年8月15日后，强生公司不再接受锐邦公司医用缝线产品订单，2008年9月完全停止了缝线产品、吻合器产品的供货。2009年，强生公司不再与锐邦公司续签经销合同。锐邦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强生公司在经销合同中约定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条款，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诉请法院判令强生公司赔偿因执行该垄断协议对锐邦公司低价竞标行为进行“处罚”而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1439.93万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相关市场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医用缝线产品市场，该市场竞争不充分，强生公司在此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本案所涉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在本案相关市场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同时并不存在明显、足够的促进竞争效果，应认定构成垄断协议。强生公司对锐邦公司所采取的取消部分医院经销资格、停止缝线产品供货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行为，强生公司应赔偿上述垄断行为给锐邦公司造成的2008年缝线产品正常利润损失。据此判决强生公司赔偿锐邦公司经济损失53万元。
【创新意义】本案是国内首例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件，也是全国首例原告终审判决胜诉的垄断纠纷案件，在我国反垄断审判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案涉及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进行反垄断分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二审判决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法律评价原则、举证责任分配、分析评价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其分析方法与结论对推进我国反垄断案件审判和反垄断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该案的判决，充分体现和发挥了人民法院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作用。
2、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公司与黄孟炜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黄孟炜于2012年5月入职礼来(中国)研发公司(简称礼来中国公司)，双方签订了《保密协议》。2013年1月，黄孟炜从礼来中国公司的服务器上下载了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公司(合并称为礼来公司)48个所拥有的文件(礼来公司宣称其中21个为其核心机密商业文件)，并将上述文件私自存储至黄孟炜所拥有的设备中。经交涉，黄孟炜签署同意函，承认下载了33个属于公司的保密文件，并承诺允许礼来公司指定的人员检查和删除上述文件。此后，礼来公司曾数次派员联系黄孟炜，但黄孟炜拒绝履行同意函约定的事项。礼来公司于2013年2月27日致信黄孟炜宣布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013年7月，礼来公司以黄孟炜侵害技术秘密为由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提出行为保全的申请，请求法院责令被申请人黄孟炜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从申请人处盗取的21个商业秘密文件。为此，礼来公司向法院提供了涉案21个商业秘密文件的名称及内容、承诺书等证据材料，并就上述申请还提供了担保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被申请人获取并掌握了申请人的商业秘密文件，由于被申请人未履行允许检查和删除上述文件的承诺，致使申请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存在被披露、使用或者外泄的危险，可能对申请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符合行为保全的条件。2013年7月31日，该院作出民事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黄孟炜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申请人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公司主张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21个文件。2013年12月25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黄孟炜的行为构成对礼来公司商业秘密的侵犯，应予停止，但由于礼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失，法院仅判决赔偿其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12万元。该案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创新意义】新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行为保全制度，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全部民事案件领域。行为保全措施是权利人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其权利的有效手段。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积极合理采取知识产权保全措施，可以充分利用保全制度的时效性，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对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具有重要促进意义。本案系我国首例依据新民事诉讼法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适用行为保全措施的案件，凸显了人民法院顺应社会需求，依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实践努力。
3、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奇虎公司)和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奇智公司)是360安全卫士的经营者。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百度网讯公司)和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百度在线公司)是百度网(www.xiexiebang.com)网页上嵌入百度搜索框，通过修改百度网在其搜索框上向用户提供的下拉提示词，引导用户访问本不在相关关键字搜索结果中靠前位置的、甚至与用户搜索目的完全不同的奇虎公司经营的影视、游戏等页面。百度网讯公司和百度在线公司一审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一审认为360安全卫士在搜索结果页面插标的行为和修改搜索框提示词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判决其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40万元和诉讼合理支出5万元。奇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互联网产品或服务之间原则上不得相互干扰。确实出于保护网络用户等社会公众的利益的需要，网络服务经营者在特定情况下不经网络用户知情并主动选择以及其他互联网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同意，也可干扰他人互联网产品或服务的运行，但是，应当确保并证明干扰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上述原则简称为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奇虎公司并未证明360安全卫士对搜索结果网页进行插标和修改搜索框提示词的行为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违反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因此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创新意义】近年来，互联网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纠纷频频发生，很多纠纷都是因为互联网产品或者服务之间的相互干扰而产生。在对此类纠纷进行裁判的同时，如何通过判决规范互联网经营者的竞争秩序，维护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自由公平竞争秩序，是知识产权审判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案二审判决强调，互联网产品或服务应当和平共处，自由竞争。是否使用某种互联网产品或者服务，应当取决于网络用户的自愿选择。互联网产品或服务之间原则上不得相互干扰，如果为了保护公共利益采取干扰措施，也应当确保干扰的必要性。本案二审判决确立的互联网产品或服务在竞争中应当遵守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对规范互联网经营者的竞争秩序进行了有创新的探索，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4、谷歌公司与王莘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笔名为棉棉的王莘是《盐酸情人》一书(简称涉案作品)的作者。2009年10月，王莘的委托代理人登录北京谷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谷翔公司)经营的域名为http：//www.xiexiebang.com网站(简称谷歌中国网站)，进入其中图书搜索栏目页面，在搜索框中键入“棉棉”进行搜索，发现第一个搜索结果即为涉案作品。点击该搜索结果进入下一页面，显示有涉案作品的概述、作品片段、常用术语和短语、作品版权信息等内容。在该页面中，使用关键词搜索，可以看到涉案作品包含有该关键词的相关作品片段。王莘以谷歌公司电子化扫描涉案作品、谷翔公司在谷歌中国网站上显示涉案作品片段的行为构成侵权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谷翔公司提供涉案作品片段的行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但该行为构成合理使用;谷歌公司的全文扫描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谷歌公司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和诉讼合理支出1000元。王莘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主张谷歌公司的复制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具体情形外认定合理使用，应当从严掌握认定标准。除非使用人充分证明其使用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否则应当推定使用行为构成侵权。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一般应当考虑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性质、所使用部分的质量及其在整个作品中的比例和使用行为对作品现实和潜在市场及价值的影响等因素。上述考虑因素中涉及到的事实问题，应当由使用者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谷歌公司仅提交证据证明中国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并未就复制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提交证据，因此其主张复制行为构成合理使用，证据不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还认为，虽然未经许可的复制行为原则上构成侵权，但专门为了合理使用行为而进行的复制，应当与后续使用行为结合起来看待，同样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创新意义】如何具体认定合理使用，是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常见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一、二审判决都对合理使用的具体认定规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本案二审判决认为，只要实施了《著作权法》规定的应当由著作权人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当认定构成侵权，除非使用者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该行为符合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如果使用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专门为了该使用行为而进行的复制行为应当与使用行为结合起来看待，在使用行为构成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该复制行为也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二审判决对合理使用具体认定规则的探索，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对在网络著作权纠纷中规范和发展合理使用认定规则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5、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终字第194号、(2012)苏知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2000年11月10日,北方杂交粳稻工程技术中心(简称北方杂粳中心)、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徐州农科所)共同培育的9优418水稻品种，经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9优418水稻品种来源母本9201A、父本C418。北方杂粳中心与辽宁省稻作研究所(简称辽宁稻作所)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主管部门均为辽宁省农业科学院。2003年12月30日，辽宁稻作所向国家农业部提出C418水稻品种植物新品种权申请，2007年5月1日获得授权。2007年5月1日,辽宁稻作所与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隆公司)签订了《独占实施许可合同》，辽宁稻作所授权天隆公司独占(辽宁省除外)实施C418植物新品种权。2003年9月25日，徐州农科所就其选育的徐9201A水稻品种向国家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2007年1月1日获得授权。2006年4月3日，徐州农科所水稻室与天隆公司订立《关于“徐9201A”引种使用协议》，约定：“徐9201A已申请国家品种权保护，外单位引用仅可用于测交配组，不得用于商业开发，并保证不向第三方扩散;使用期间未经同意不得自行繁殖，否则追究侵权责任。”2008年1月3日，徐州农科所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徐农公司)订立《技术转让合同书》，徐州农科所将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许可徐农公司以独占方式实施。天隆公司、徐农公司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对方当事人侵犯其独占享有的父本C418、母本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法院查明，双方当事人在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时均使用相同的父本C418和母本徐9201A。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综合分析两案查明的事实，天隆公司、徐农公司在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时相互指控对方侵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基于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就9优418品种的合作渊源及合作目的，以及双方各自生产9优418面临的法律障碍，又鉴于父本与母本在配组生产9优418过程中地位及作用至少基本相当，法院判令合作双方及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有权使用对方获得授权的亲本繁殖材料，而且应当相互免除许可使用费，但仅限于生产和销售9优418这一水稻品种，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目的。同时，法院亦注意到，徐农公司二审中主张为推广9优418品种，其付出了许多商业努力并进行种植技术攻关，天隆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由于天隆公司在9优418品种已获得市场广泛认可的情况下进入该生产领域，其明显减少了推广该品种的市场成本，故天隆公司给予徐农公司一定的经济补偿具有公平合理性。同时亦需要指出，双方当事人各自生产9优418，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市场竞争和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诚实经营，有序竞争，尤其应当清晰标注各自的商业标识，防止发生新的争议和纠纷。
【创新意义】本案就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提出的裁判思路具有探索和创新意义。该案裁判思路的创新点在于，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知识产权的运用价值，借鉴强制许可制度，在平衡双方父本与母本对于涉案品种生产具有相同价值的基础上，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直接判令双方当事人相互授权许可且互免许可费，促使涉案已广为推广种植的优良杂交水稻品种9优418得以继续生产。该案二审裁判后，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履行生效裁判，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6、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与湖北童霸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成公司)系名称为“前轮定位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即本案专利)的专利权人。2008年4月，隆成公司曾以湖北童霸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童霸公司)侵犯本案专利为由提起诉讼。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童霸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童霸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制作了民事调解书，其主要内容为:童霸公司保证不再侵犯隆成公司的专利权，如发现一起侵犯隆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的行为，自愿赔偿隆成公司人民币100万元。后隆成公司发现童霸公司仍在从事侵害本案专利权的经营行为，遂于2011年5月再次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童霸公司赔偿隆成公司100万元。一审庭审中，经法院释明，隆成公司明确表示本案依据专利侵权起诉，不选择合同违约之诉，但请求法院对侵权赔偿数额按双方约定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隆成公司明确选择提起侵权之诉，就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确定赔偿数额。若赔偿标准以前案民事调解书的约定为准，则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相冲突。因隆成公司主张侵权之诉，导致童霸公司不能就违约之诉的违约事实及违约金是否过高提出抗辩，违约之诉无法纳入法庭调查和辩论的范围。隆成公司未主张违约之诉，法院无须对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作出判断，故不宜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赔偿金。一审法院遂适用法定赔偿判决童霸公司赔偿隆成公司14万元。隆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侵权行为成立与否是本案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不能适用于本案，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隆成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3年12月7日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判令童霸公司赔偿隆成公司100万元。
【创新意义】在侵害知识产权案件中，权利人往往难以证明其损失及侵权人的获利，导致其赔偿损失的诉请不能全部得到法院的支持。赔偿数额低与举证困难，是制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裁侵权行为的重要因素。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判决明确了以下三点认识：
一、权利人与侵权人就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作出的事先约定合法有效，这种约定的法律属性，是双方就未来发生侵权时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预先达成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和确定方法;
二、前述关于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约定，不构成权利人与侵权人之间的交易合同，故侵权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仅为侵权责任，不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情形;
三、法院可直接以权利人与侵权人的事先约定作为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本案的审理对于探索采取各种合法有效措施，适当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完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7、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与上海淮海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
【案情摘要】上海淮海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鸭王公司)的前身上海淮海全聚德烤鸭店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全聚德)于2002年1月29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申请注册“鸭王”文字商标(即本案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服务项目为第43类餐馆等服务。商标局以被异议商标仅直接表示了服务的内容、特点为由予以驳回。上海全聚德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被异议商标可以初步审定公告。在初审公告异议期内，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鸭王公司)于2005年5月31日提出异议。主要理由是：“鸭王”是北京鸭王公司的商号及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被异议商标的注册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不应予以核准。商标局裁定北京鸭王异议理由成立，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上海全聚德不服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07年6月18日作出裁定，核准被异议商标注册。北京鸭王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一审认为“鸭王”是北京鸭王公司商号的核心组成部分及其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上海全聚德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具有恶意，被异议商标不应核准注册。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上海全聚德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关于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的结论，另责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定。上海全聚德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10年12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高行再终字第53号行政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北京鸭王公司不服再次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其再审申请。
【创新意义】本案涉及对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理解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明确了该条所指的“不正当手段”是指在后的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该在先商标，而且具有从该商标声誉中获利的恶意。通常情况下，如果在先使用商标已经具有一定影响，而在后商标申请人明知或应知该商标而将其申请注册即可推定其具有占用他人商标声誉的意图，即二者一般是重合的。但不排除如本案中的特殊情况下，虽然在先商标已经具有一定影响，但在后的商标申请人并不具有恶意，从而不构成该条所称的“不正当手段”。
8、李隆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 【案情摘要】2005年6月8日，李隆丰在第36类的不动产出租、不动产管理、住所(公寓)等服务上注册了第4706493号“海棠湾”商标(即争议商标)。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会(简称海棠湾管委会)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十条规定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撤销上述争议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1〕第13255号《关于第4706493号“海棠湾”商标争议裁定书》(简称第13255号裁定)，裁定撤销上述“海棠湾”商标。李隆丰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13255号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海棠湾管委会不服，分别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第13255号裁定。李隆丰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2日裁定驳回李隆丰的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要考虑其是否属于欺骗手段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从商标法第四条规定的精神来看，民事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应该有使用的真实意图，以满足自己的商标使用需求为目的，其申请注册商标行为应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根据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李隆丰申请注册争议商标之前，“海棠湾”标志经过海南省相关政府机构的宣传推广，已经成为公众知晓的三亚市旅游度假区的地名和政府规划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的名称，其含义和指向明确。李隆丰作为个人，不仅在本案涉及的不动产出租、不动产管理等服务上申请注册了争议商标，还在第43类饭店、餐馆等服务以及其他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了“海棠湾”商标。此外，李隆丰在多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还注册了“香水湾”、“椰林湾”等30余件商标，其中不少与公众知晓的海南岛的地名、景点名称有关。李隆丰利用政府部门宣传推广海棠湾休闲度假区及其开发项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抢先申请注册多个“海棠湾”商标的行为，以及没有合理理由大量注册囤积其他商标的行为，并无真实使用意图，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情形，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创新意义】商标抢注是我国目前商标法实施中较为突出的一类现象，本案所反映出的没有真实使用意图、大量申请囤积商标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援引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指明了商标法关于申请商标注册的本意，并以此认定缺乏真实的使用意图、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不具有合理性或者正当性、大量囤积商标的行为属于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应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予以撤销，对于遏制商标抢注的相关法律适用具有指导作用。
9、卡比斯特制药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号行政裁定书】
【案情摘要】卡比斯特制药公司是名称为“抗生素的给药方法”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肖红针对该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13188号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主要理由为，没有证据表明对潜霉素不产生骨骼肌毒性的副作用的进一步认识能使权利要求1保护的制药用途区别于公开的已知制药用途;给药剂量、重复给药和时间间隔特征对药物本身不产生限定作用，不能使权利要求1的制药用途区别于公开的已知制药用途，本专利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卡比斯特制药公司不服第13188号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判决，维持无效决定。卡比斯特制药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主要理由为，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不产生骨骼肌毒性”特征对该用途权利要求具有限定作用。现有技术在潜霉素高剂量给药时产生骨骼肌毒性，这种严重的致命毒性反应致使案外人(美国)伊莱利利公司被迫中止、主动放弃了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临床试验。而本专利使得潜霉素在针对严重革兰氏阳性菌感染的治疗中具备了真正的用药安全性及工业实用性，进而具备了治疗用途和制药用途。本专利所涉药品首次具备了真正可进入人体的潜霉素药品的制药用途，不仅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亦对进口药品注射用达托霉素核发了证书(药品中文商品名为“克必信”)，“克必信”药品已取得商业成功。本专利权利要求1的给药方案所显示出的技术效果是无法从现有技术中预测出来的。本专利具备新颖性、创造性。最高人民法院以(2012)知行字第75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卡比斯特制药公司的再审申请。
【创新意义】在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的申请中，制药用途权利要求是一类特殊的权利要求。涉案专利是以瑞士型权利要求撰写的物质的医药用途的发明，这类权利要求在新颖性的判断和保护范围的界定方面存在长期的争议。尤其是当与已知的技术方案的唯一区别在于权利要求中与治疗相关的特征，如给药方案、给药途径、治疗对象时，如何区分用药行为中的特征还是制药用途的技术特征是判断具备新颖性的关键。本案明确了物质的医药用途发明属于方法类型，应从方法权利要求的角度来分析其技术特征。确定了何为专利法意义上的制药过程，区分了给药剂量与单位剂量，就给药特征对此类发明是否具有限定作用，以及权利要求限定的不产生特定毒副作用的特征是否对医药用途发明产生限定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于极度依赖于专利权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医药产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0、江西亿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沃德打印机设备有限公司、余志宏、罗石和、李影红、肖文娟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刑终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被告人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原系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珠海赛纳公司)员工，四人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接触并掌握珠海赛纳公司的品牌区、南美区、亚太区的客户资料以及2010年的销售量、销售金额及珠海赛纳公司产品的成本价、警戒价、销售价等经营性信息，并负有保守珠海赛纳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2011年初，余志宏与他人成立江西亿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西亿铂公司)，生产打印机用硒鼓等耗材产品，并成立中山沃德打印机设备有限公司(简称中山沃德公司)及Aster Graphic Company Ltd公司、Aster Graphic Inc、Aster Technology Holland Bv销售江西亿铂公司产品。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等人将各自因工作关系掌握的珠海赛纳公司的客户采购产品情况、销售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信息私自带入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以此制定了该二公司部分产品的美国价格体系、欧洲价格体系，并以低于珠海赛纳公司的价格向原属于珠海赛纳公司的部分客户销售相同型号的产品。经对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的财务资料和出口报关单审计，二公司共向原珠海赛纳公司的11个客户销售与珠海赛纳公司相同型号的产品金额共计7659235.72美元;按照珠海赛纳公司相同型号产品的平均销售毛利润率计算，给珠海赛纳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2705737.03元(2011年5月至12月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319749.58元;2012年1月至4月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385987.45元)。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判处江西亿铂公司罚金人民币2140万元;判处中山沃德公司罚金人民币1420万元;判处余志宏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判处罗石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李影红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肖文娟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创新意义】本案系全国最大一宗侵犯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刑事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处的罚金总额高达3700万元。该案是广东省法院系统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模式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成功范例，突出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充分体现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本案裁判无论是在罚金数额的计算还是自然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都体现了严厉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导向。(来源：ChinaLegalCareer)
第五篇：最高法公布十起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最高法公布十起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新《消法》实施一年多来，消费者维权呈现出六个新特点： 一是消费者维权案件数量增多。人民法院注重运用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倒置等制度，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宣传的制裁力度；正确适用新《消法》关于“退一赔三”和最低赔偿500元的规定，加大经营者违法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消费者权益。
二是消费者维权诉讼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广大农村仍是消费者维权的薄弱地带，“山寨食品”仍在泛滥，消费者维权意识亟待提高。
三是“职业打假”、“知假买假”纠纷较为普遍。各级人民法院依照食品药品纠纷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个人打假者具有消费者身份，加大了消费者维权的力度。
四是网络购物作为新兴的交易方式，对促进消费增长作用凸显，但是由于网购商品假货较多，严重影响质量安全，售后责任难以落实，网购纠纷明显上升。
五是消费者维权不足与过度维权并存，影响了维权效果。一方面由于消费者不熟悉法律，要求惩罚性赔偿不够，另一方面其诉求超过法律限度，譬如有的在合同纠纷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商品标识不全请求惩罚性赔偿等。
六是消费者维权难依然存在。由于买卖双方之间商品信息不对称，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商品质量检测费用高，以及鉴定难、举证难，依然困扰着消费者诉讼。人民法院将顺应新形势，营造良好司法环境，让消费者更有尊严和力量。目录
1.殷崇义诉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过期食品，属于明知食品不安全而销售的行为，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2．刘新诉陕西立新药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出售假冒其他批号的保健食品，属于出售明知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3．王辛诉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网上销售商品有价格欺诈行为，诱使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即使该商品质量合格，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退一赔三”和保底赔偿
4．李晓东诉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网购合同纠纷案
——电商作为销售者利用他人网络销售货物过程中有欺诈行为，交易后与消费者达成赔偿协议而不履行，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依照协议承担赔偿责任
5．杨波诉巴彦淖尔市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付迎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网购的货物在交付过程中被他人冒领，消费者主张销售者与送货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
6．范建武诉广东省文物总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以普通石榴玉石手镯冒充翡翠手镯出售，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向销售者退货，销售者向消费者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三倍赔偿
7．于奥泳诉毕丽萍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
——经营者对其保健用品作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构成商业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三倍的赔偿
8．王某诉北京伊露游婴儿用品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在使用预付卡消费过程中，因经营者不在原地址经营，导致消费卡无法使用，其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退还预付卡余额
9．吴军梅诉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依约安装其销售的空调机，安装过程中因其不慎发生安全隐患，造成消费者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王毅诉天津中进沛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已公告召回的汽车，构成商业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所购汽车，并由经营者退还购车款并赔偿一倍的购车款
一、殷崇义诉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过期食品，属于明知食品不安全而销售的行为，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3年6月17日，殷崇义向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以下简称汉福超市）支付251元，购买桃花姬阿胶糕一盒，食品外包装载明的生产日期为2012年8月7日，保质期为10个月。购买后殷崇义发现食品已过保质期，即向该超市要求退货无果，遂向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汉福超市退还货款251元，十倍赔偿货款2510元，支付交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殷崇义提供的购物发票可以证实其与汉福超市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殷崇义现持有已过期并据以提起诉讼的桃花姬阿胶糕是否就是当时汉福超市所销售的商品的认定。首先，殷崇义提供了商品实物及购物发票，完成了证明消费者购物的举证责任，且殷崇义于购买当日就向汉福超市反映情况要求退货，双方协商不成于同日就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分局进行了申诉，殷崇义反映产品质量问题很及时。汉福超市虽辩称殷崇义要求退货的过期桃花姬阿胶糕不是汉福超市卖场提供的，但未向法院提交同期进货的证据证实不是汉福超市卖场销售的，与殷崇义提供的桃花姬阿胶糕不是一批次产品。汉福超市不能提供完整的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出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据此，一审法院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汉福超市退还货款251元，十倍赔偿货款 2510元，赔偿殷崇义交通费500元。汉福超市以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为由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汉福超市主张本案所涉商品不是由其销售，但又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对殷崇义出具的购物发票没有异议，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汉福超市销售过期食品为法律所禁止，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对其不是故意销售过期食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维持原判。
二、刘新诉陕西立新药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出售假冒其他批号的保健食品，属于出售明知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19日，刘新向陕西立新药房（以下简称立新药房）支付280元购买4盒“快速瘦身减肥胶囊”，产品包装注明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2003）第0129号。刘新购买后未拆封、未食用。后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未找到该产品的相关信息。另根据产品包装上注明的批准文号卫食健字（2003）第0129号，查询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的该文号下的保健品名称为：“俏妹牌减肥胶囊”。刘新认为其所购的保健食品未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登记，应为不合格的假冒产品，遂向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立新药房退还货款280元，十倍赔偿购货价款2800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立新药房销售的“快速瘦身减肥胶囊”属于保健食品，该食品上标注的“食卫健字（2003）第0129号”批准文号，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中的同一批准文号的产品名称“俏妹牌减肥胶囊”不一致，立新药房也未能提供该产品相关准许生产的证明文件。《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凡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必须经卫生部审查确认”；该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要求，并标明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立新药房销售的保健食品“快速瘦身减肥胶囊”系冒用批准文号的商品，其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立新药房作为销售者，在进货时未审查相关批准证书，使该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其行为构成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依法退货退款并支付赔偿金。该院遂判决立新药房退还刘新货款280元，并向刘新赔偿十倍购物价款2800元。立新药房未上诉。
三、王辛诉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网上销售商品有价格欺诈行为，诱使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即使该商品质量合格，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退一赔三”和保底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8日，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广告显示：10400mAh移动电源，“米粉节”特价49元。当日，王辛在该网站上订购了以下两款移动电源：小米金属移动电源10400mAh银色69元，小米移动电源5200mAh银色39元。王辛提交订单后，于当日通过支付宝向小米公司付款108元。同月12日，王辛收到上述两个移动电源及配套的数据线。同月17日，王辛发现使用5200mAh移动电源的原配数据线不能给手机充满电，故与小米公司的客服联系，要求调换数据线。小米公司同意调换并已收到该数据线。此后，王辛以小米公司对其实施价格欺诈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网络购物合同，王辛退还小米公司两套涉案移动电源，并请求小米公司：1.赔偿王辛500元；2.退还王辛购货价款108元；3.支付王辛快递费15元；4.赔偿王辛交通费、打印费、复印费1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网络购物合同有效，小米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王辛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王辛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小米公司提前一周打出原价69元电源“米粉节”卖49元的广告，欺骗消费者进行排队抢购，销售当天广告还在，但商品却卖69元，小米公司为网购设定了定时抢购，抢购时间不到20分钟，其行为已构成价格欺诈。二审法院认为，涉案网购合同有效，消费者拥有公平交易权和商品知情权。由于小米公司网络抢购此种销售方式的特殊性，该广告与商品的抢购界面直接链接且消费者需在短时间内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王辛由于认同小米公司广告价格49元，故在“米粉节”当日作出抢购的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价格应为49元，但从小米网站订单详情可以看出，王辛于2014年4月8日14时30分下单，订单中10400mAh移动电源的价格却为69元而非49元。小米公司现认可小米商城活动界面显示错误，存在广告价格与实际结算价格不一致之情形，但其解释为电脑后台系统出现错误。由于小米公司事后就其后台出现错误问题并未在网络上向消费者作出声明，且其无证据证明“米粉节”当天其电脑后台出现故障，故二审法院认定小米公司对此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故意，王辛关于10400mAh移动电源存在欺诈请求撤销合同的请求合理，对另一电源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二审法院准许。据此，该院依法判决王辛退还小米公司上述两个移动电源，小米公司保底赔偿王辛500元，退还王辛货款108元，驳回王辛其他诉讼请求。
四、李晓东诉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网购合同纠纷案
——电商作为销售者利用他人网络销售货物过程中有欺诈行为，交易后与消费者达成赔偿协议而不履行，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依照协议承担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9日，李晓东在淘宝网购买了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仙公司）销售的白酒6瓶，网上商品页面描述为“白酒中国名牌52度五粮液（1618）500ml特价”，成交价为8349元。交易完成后李晓东查询上述网页发现，其购买的白酒在酒仙公司的淘宝店铺中标注的商品“特价和原价”相等，于是向北京市价格举报中心举报。之后，李晓东与酒仙公司达成《谅解协议书》，约定双方于协议签订后5日内完成退货、退款手续，酒仙公司赔偿李晓东8394元，如一方违约，承担总金额20%的违约金。因酒仙公司未履行该协议，李晓东诉至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请求酒仙公司赔偿8394元并承担违约金1678.8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真实信息，不得作虚假宣传。在本案网络交易过程中，酒仙公司以网上销售的是特价商品来误导消费者，其行为已构成欺诈，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李晓东在请求赔偿过程中与酒仙公司达成了谅解协议，因酒仙公司未能按照该协议约定义务履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李晓东要求酒仙公司按照协议履行赔偿义务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经受诉法院合法传唤，酒仙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抗辩权，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受诉法院判决酒仙公司给付李晓东赔偿款8394元，并承担违约金1678.8元，共计10072.8元。酒仙公司未上诉。
五、杨波诉巴彦淖尔市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付迎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网购的货物在交付过程中被他人冒领，消费者主张销售者与送货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9日，杨波以网购形式从付迎春开办的电子经营部购买价值15123元的电脑一台，下单后货款及邮寄费95元均已向付迎春付清。同日，付迎春委托巴彦淖尔市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以下简称速递公司）送货。该货物于同月24日到达交货地后被他人冒领。为此，杨波多次要求付迎春交货未果，遂诉至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速递公司、付迎春赔偿其电脑款15123元和邮寄费95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认为，杨波以网购形式从付迎春处购买商品，并向付迎春支付了货款和邮寄费，付迎春作为托运人委托速递公司将货物交付给杨波，分别形成网购合同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从当事人各自的权利义务来看，在网购合同中，杨波通过网上银行已经支付了货款和邮寄费，履行了消费者的付款义务，付迎春作为销售者依约负有向杨波交货的义务。虽然付迎春已将货物交给速递公司发运，但在运输过程中，速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送货时未验证对方身份信息擅自将货物交由他人签收，销售者付迎春尚未完成货物交付义务，构成违约，故对杨波请求付迎春赔偿已付的电脑款15123元、邮寄费95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只约束缔约双方当事人，速递公司将货物错交给他人，属于付迎春与速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关系。速递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故对杨波关于速递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受诉法院判决付迎春赔偿杨波已付的电脑款15123元及邮寄费95元。当事人均未上诉。
六、范建武诉广东省文物总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以普通石榴玉石手镯冒充翡翠手镯出售，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向销售者退货，销售者向消费者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三倍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17日，范建武在广东省文物总店（以下简称文物总店）花17100元购买了一只手镯，该商店向其开具了发票，发票载明的商品为“yqgda-0765玉镯”，金额为17100元。同月24日，范建武又到该商店要求换开发票，该商店遂收回原来开的发票，重新为范建武开具一张发票，发票载明的商品为“yqgda-0765翡翠手镯”。所购手镯经广东省地质科学研究所鉴定为“水钙铝榴石手镯”。后应该商店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广东省珠宝玉石及贵金属检测中心对手镯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结果为“石榴石质玉手镯”。范建武认为文物总店将普通的石榴石手镯冒充翡翠手镯出售，以假充真，对其构成欺诈，遂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文物总店向其退还货款17100元，并依法赔偿其513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文物总店开具给范建武的销售发票显示为“翡翠手镯”，但经鉴定实为“石榴石质玉手镯”。虽然该商店辩称其是经范建武一再恳求，才将第一次发票项目“玉镯”更改为“翡翠手镯”，但从范建武提供的录音证据来看，该商店主张其销售给范建武的手镯质地就是翡翠，并明确告知范建武购买的玉镯是翡翠制成。该商店作为经营者将“石榴石质玉手镯”冒充“翡翠手镯”销售给范建武，以假充真，能够认定为欺诈消费者。一审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范建武将所购手镯退还文物总店，该商店退还范建武货款17100元；文物总店向范建武赔偿手镯三倍价款51300元。文物总店不服，以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为由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文物总店开具的发票以及范建武提供的谈话录音，已充分证实其向范建武销售的是“翡翠手镯”，现该手镯经双方共同委托鉴定后被确定为“石榴石质玉手镯”，与文物总店在销售过程中所声称的商品品质存在显著差异，故原审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欺诈并无不当。文物总店以讼争的手镯具有文物价值为由，主张其行为不构成欺诈，范建武未遭受损失，理由均不成立。据此，该院判决维持原判。
七、于奥泳诉毕丽萍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
——经营者对其保健用品作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构成商业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三倍的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16日，于奥泳在毕丽萍处以14100元的价格购买双宁牌功能性保健床垫二套，规格为2米×1.5米×0.12米。经使用，该床垫并没有毕丽萍宣传的预防癌症发生、抑制癌细胞生长、治病防病等功能。为此，于奥泳向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毕丽萍的行为对其构成欺诈，请求判令毕丽萍退还货款28200元，并按购货价款三倍赔偿其84600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毕丽萍认可于奥泳所主张的事实，其行为构成了商业欺诈，并承认应按原告诉讼请求返还货款并支付货款三倍的赔偿。该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毕丽萍返还于奥泳货款28200元并赔偿于奥泳购货三倍的价款84600元。毕丽萍未上诉。
八、王某诉北京伊露游婴儿用品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在使用预付卡消费过程中，因经营者不在原地址经营，导致消费卡无法使用，其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退还预付卡余额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3日，婴儿王某在北京伊露游婴儿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露游公司）体验游泳一次，其母向伊露游公司交纳办理游泳卡押金100元。同月5日，其母向伊露游公司交纳办理40次游泳卡余款2498元（期限为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办卡后王某曾游泳一次，未出现哭闹的现象，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游泳时出现哭闹。二审中伊露游公司已不在原地址经营，王某的游泳卡已不能继续使用。王某以伊露游公司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王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与伊露游公司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款项，但遭拒绝，遂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伊露游公司返还其押金100元和游泳卡余额2387.55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与伊露游公司之间口头订立的服务合同有效。王某诉称的伊露游公司经营范围、地址与发票问题，与合同目的无关；所称伊露游公司违反相关管理条例及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约定，证据不足，无法证明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与伊露游公司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提起上诉称，伊露游公司有违约行为，合同应予解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本案二审过程中，伊露游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在其经营地及注册地经营，致王某购买的游泳卡无法继续使用，合同事实上已无法履行。王某要求解除合同的上诉主张，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据此，该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解除王某与伊露游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伊露游公司返还王某游泳卡费用2262.65元，押金100元。
九、吴军梅诉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依约安装其销售的空调机，安装过程中因其不慎发生安全隐患，造成消费者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08年4月30日，吴军梅向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购买大金牌空调机一台，总价款8051元。苏宁公司向吴军梅出具安装单，并依约于2008年5月11日派人到吴军梅家中安装空调机。2013年8月，吴军梅家中客厅及相邻房间的地板、墙面被水侵蚀。经大金空调售后人员检查确认，空调机排水管通过的墙洞处没有封堵，老鼠咬断墙洞处排水管漏水所致。吴军梅对受损地板、墙面及相关区域进行了维修，维修费用未获赔偿。吴军梅遂向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苏宁公司赔偿其损失14104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吴军梅与苏宁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空调机是一种安装规范要求较高的制冷设备，苏宁公司作为销售者，不仅应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机器设备，也应提供符合规范要求的安装服务。吴军梅购买的空调机不论实际是由生产厂家安装还是由销售者安装，都不能排除销售者作为合同相对方负有的确保空调正常使用，不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义务。苏宁公司未尽到合理谨慎注意义务，未能确保空调排水管通过的墙洞封堵，以致老鼠能够进入墙洞咬断排水管，造成漏水，引起屋内墙面、地面受损。其未妥善履行合同义务与受损结果有因果关系，对吴军梅因此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吴军梅作为消费者，要求苏宁公司赔偿修复地板、墙面产生的费用，该院予以支持。吴军梅主张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该院判决苏宁公司赔偿吴军梅实际修复费用12175元。苏宁公司未上诉。
十、王毅诉天津中进沛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已公告召回的汽车，构成商业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所购汽车，并由经营者退还购车款并赔偿一倍的购车款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8日，王毅向天津中进沛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汽车公司）购买欧蓝德JE3A2693的小型越野客车一辆，价款249800元。中进汽车公司为王毅代缴车辆购置税22700元、车船税225元、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险保险费1100元、机动车辆综合险保险费10752元，共计34777元，收取上牌费900元。2013年10月15日，中进汽车公司向王毅交付车辆。2014年2月7日，中进汽车公司通知王毅该车辆应当被召回。2013年6月4日，三菱汽车销售（中国）有限公司发布召回部分进口欧蓝德汽车公告，召回时间为2013年6月5日至2014年6月4日，召回车辆范围包括王毅所购车辆。缺陷情况系供应商制造原因，导致电动动力转向控制组件的监视内部微机电源的元件出现故障。可能出现电源监视线路错误启动等后果，存在安全隐患。维修措施为更换电动动力转向控制组件（EPS-ECU）。王毅遂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退还汽车，中进汽车公司返还购车款285477元，三倍赔偿购车款7494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生产者已经通过媒体发布公告的方式向公众告知了部分进口欧蓝德汽车存在产品缺陷应当召回的事实及需要召回的范围，因此诉争车辆属于应被召回车辆一事属于已向公众告知的事项，不存在隐瞒的情形。另外，根据生产者发布的召回公告，诉争车辆的缺陷可以通过更换改进工艺的电动动力转向控制组件（EPS-ECU）的方式予以消除，且事后中进汽车公司主动告知王毅诉争车辆尚未消除缺陷，需更换组件，故中进汽车公司对此不存在隐瞒的故意。综上，中进汽车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故判决驳回王毅的诉讼请求。王毅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进汽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对车辆是否属于被召回的范围应当知道，其抗辩对涉案车辆召回不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中进汽车公司隐瞒车辆瑕疵而销售，构成商业欺诈。本案车辆销售行为发生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前，故中进汽车公司应当承担“退一赔一”的法律责任。该院二审判决：撤销本案一审判决，王毅向中进汽车公司退车，中进汽车公司退还王毅购车款249800元，加倍赔偿王毅249800元，并赔偿王毅车辆购置税等共计356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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